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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教育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道格拉斯·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神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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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6月05日 11:20 广东

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先行者和倡导人之一。
他出生于1953年。1958年,他随家庭搬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 MD),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他的父亲吉姆·威尔森(Jim Wilson)是一名基督教的全职传道人,积极参与基督教文学事工,这对威尔森后来的神学和文化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威尔森青年时期在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就读,期间遇到了妻子南希(Nancy),并于1975年结婚。此后,他开始在爱达荷州莫斯科(Moscow, Idaho)地区的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担任牧师,至今已经有超过40年的牧会生涯。
这一时期,他开始形成对现代教育体系的批判观点。威尔森认为西方的公立学校被世俗主义和自由左派主导,越来越与基督教价值观相悖,他受到很多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倡导者启发(如多萝西·赛耶斯(Dorothy Sayers)等),为后来推动古典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1年,威尔森在爱达荷州莫斯科创立了罗格斯学校(Logos School),这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的起点。罗格斯学校以中世纪三艺(Trivium:文法、逻辑、修辞)为基础,结合基督教世界观,旨在培养学生的智识和信仰。
这一时期,威尔森受到多萝西·塞耶斯1947年的文章《失落的学艺》(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的启发,主张恢复古典教育模式,将儿童发展阶段与三艺结合,分别对应“鹦鹉学舌”(Poll-parrot)、“争辩”(Pert)和“诗意”(Poetic)阶段。
1991年,威尔森出版了《恢复失落的学艺》(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一书,详细阐述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理念,对现代公立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该书倡导以基督教世界观为核心的古典教育模式。这本书立即成为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的经典作品,激发了全美国范围内古典学校的兴起。
基督教古典教育理念也迅速传播。一系列协会组织在威尔斯的倡导下建立起来。
1993-1994年:基督教古典学校协会(ACCS)创立。总部就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旨在推广、建立和支持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基础的古典教育学校,提供认证和培训服务。
ACCS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的发展。截至2023年,ACCS旗下已拥有475所成员学校,覆盖美国各地,成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重要实践平台。
ACCS通过年度会议和教师培训,强化威尔森对教育界的影响力,然而期间也因争议性观点(如威尔森对奴隶制和性别角色的看法)引发讨论。
1996年,威尔森在莫斯科创立了新圣安德鲁学院(New Saint Andrews College),这是一所遵循基督教古典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培养具有基督教世界观和古典学术素养的大学生。
该学院强调西方文明传统和圣经权威,提供基于大书(Great Books)和三艺的教育。
2003年,威尔森出版了《基督教古典教育案例》(The Case for 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必要性和实施方式,强调教育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塑造心灵、想象力和对上帝的敬畏。
这本书巩固了威尔森本人在基督教古典教育领域的领袖角色,深化了他对现代教育体系的批判。
在2000年代,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在美国迅速扩展,数百所学校采用威尔森的模式。ACCS的成员学校数量持续增长。威尔森通过博客(Blog & Mablog)、播客(The Plodcast)和Canon Press的出版物不断推广其理念。
威尔森还通过基督教会、Logos学校和新圣安德鲁学院,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紧密的基督教社区,实践其古典教育和“文化战争”理论,试图在地方层面打造以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在威尔森对古典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文化战争”理论。
“文化战争”理论的观点:文化是信仰的战场,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工具。他创立的Logos学校、ACCS和新圣安德鲁学院,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教育培养能够对抗世俗文化的基督徒。
这些机构不仅注重学术严谨性,更强调基督教世界观的建造,与世俗人文主义、相对主义和现代性别理论、进步运动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
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理论植根于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特别是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与“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是两种不同的基督教神学末世论(对末日和未来的神学理解)。
“后千禧年主义”神学:强调基督通过教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段),然后基督才会再来,施行末日大审判。在等待基督再临的期间,教会有责任使得世界发展越来越好,最终福音胜利,社会文化更新变化。
而前千禧年理论的看法则完全与此截然相反——在基督再临之前并没有什么和平繁荣的千禧年,世界只会越来越坏,道德沦丧,灾难加剧,直到基督再来,才能建立新的时代。
因此,后千禧年主义者认为:教会有责任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通过传福音、改革社会制度、推动法律正义,实现“地如天国”的预兆。
他们更倾向于:积极介入政治与文化(如基督教国家理念、基督教法治);
推动教育、法律、媒体等领域的“基督教化”;
对抗所谓“敌基督”的文化趋势。
相比起来,前千禧年主义的“末世快来、我们忍耐就好”,则显得更加消极无为。
以威尔森为代表的“文化战争”理论者认为,基督徒有责任通过传播福音和塑造文化来实现上帝的国度在世上的扩展。这种信念促使他将文化视为信仰实践的重要战场,而非仅仅是个人的灵性领域。
“文化战争”的定义:威尔森将“文化战争”视为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世俗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认为,世俗主义(secularism)、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性别理论、自由主义道德观等正在侵蚀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根基。他的理论旨在号召基督徒通过教育、家庭、教会和公共领域积极对抗这些趋势。
威尔森的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美国文化战争的背景下,这一时期,诸如堕胎、同性婚姻、宗教自由、性别认同等议题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他受到新加尔文主义(New Calvinism)和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的影响,尤其是R.J. Rushdoony的著作,主张法律和社会应基于圣经原则。
“文化战争”的核心观点:文化的主权归属威尔森认为,文化不是中立的,而是反映了某种终极的信仰承诺(ultimate commitment)。他主张,世俗文化表面上宣称中立,实际上是在推广一种反基督教的世界观。因此,基督徒必须以明确的基督教世界观参与文化,争夺文化的主导权。
家庭与教育的核心角色家庭:威尔森强调家庭是文化战争的首要阵地。他提倡父母应以圣经为基础教育子女,抵制世俗文化的渗透。他是家庭学校教育(homeschooling)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公立教育往往被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主导。
教育:威尔森通过创立新圣安德鲁学院(New Saint Andrews College)和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强调通过古典教育(拉丁文、逻辑、修辞等)培养具有基督教世界观的学生,以对抗现代教育的世俗化倾向。
教会与公共领域的责任:威尔森认为,教会不仅是崇拜的场所,也是文化变革的中心。他鼓励教会积极参与公共讨论,挑战世俗文化的道德和哲学基础。他主张基督徒应在政治、法律、媒体等领域发挥影响力,通过立法、写作和公共演讲等方式捍卫基督教价值观。
对现代性的批判:威尔森对现代性的一些核心理念持批判态度,包括:个人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和社区的凝聚力。
相对主义:他反对道德相对主义,主张圣经提供了绝对的道德标准。
性别与性议题:威尔森强烈反对同性婚姻、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的一些形式,认为这些违背了圣经中关于性别角色和婚姻的教导。
“文化战争”理论的实践方法:文化生产威尔森鼓励基督徒通过写作、艺术、音乐、电影等形式创造基于基督教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他认为,文化战争不仅是防御性的(抵制世俗文化),也是进攻性的(生产替代性的基督教文化)。
社区建设他倡导建立基于基督教原则的社区,如他在爱达荷州莫斯科(Moscow, Idaho)建立的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社区。这个社区通过教会、学校和出版机构(如Canon Press)推动其文化理念。
政治参与威尔森支持基督徒积极参与政治,主张通过投票、游说和公开辩论来影响政策。他尤其关注宗教自由、婚姻定义和教育政策等领域。
教育改革威尔森的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旨在通过恢复传统教育方法(如三艺:文法、逻辑、修辞)来对抗现代教育的世俗化。他认为,这种教育方式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基督教世界观,使他们在文化战争中更有竞争力。
威尔森理论的影响:基督教保守派运动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理论在美国基督教保守派中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家庭学校运动中。他的著作和演讲激励了许多基督徒积极参与文化和政治领域。如今川普总统所实行的各项文化、教育政策(如对DEI和变性人的打击,对哈佛等左派大学发动的战斗等等),也是基督教保守运动结出的硕果之一。
古典基督教教育威尔森推动的古典基督教教育运动在美国迅速发展,目前有数百所学校采用这一模式。这种教育方式被视为对抗世俗教育的重要工具。
文化与媒体通过Canon Press和Blog & Mablog,威尔森的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他的书籍,如《The Case for 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和《Future Men》,成为许多保守派基督徒家庭的参考资料。
国际影响虽然威尔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美国,但他的著作和在线内容也吸引了全球基督教保守派读者的关注,在中国,古典教育也兴起了一波方兴未艾的浪潮。
评价:古典教育常被误解为一种脱离现实的学术追求,仿佛是象牙塔里与世隔绝的精英游戏。然而,在道格拉斯·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理论框架下,古典教育不仅不是与现实脱节的书斋学问,反而是基督徒在现代文化战场上的一把利剑,是对抗世俗主义、重建基督教文化根基的实践工具。威尔森认为,文化从来不是中立的,它要么承载上帝的真理,要么被世俗的意识形态所主导。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古典教育不仅是培养智识的手段,更是塑造世界观、捍卫信仰的战略高地。
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的世俗主义、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正在侵蚀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根基。公立教育体系常常成为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灌输与圣经原则相悖的价值观。古典教育则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它通过三艺——文法、逻辑、修辞——训练学生掌握语言、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让他们在面对世俗文化的挑战时,不仅能辨别谬误,还能以清晰有力的方式捍卫真理。这种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躲进书本,而是要装备他们走入世界,成为文化塑造者。
以威尔森的视角看,古典教育的核心在于其以基督教世界观为根基。学生在学习拉丁文、研读荷马或柏拉图时,不是为了炫耀学术资本,而是为了理解人类思想的源流,洞察真理与谬误的交锋。古典教育强调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智慧的养成。它教导学生如何思考,而非被动的接受灌输。这种能力在文化战争中至关重要,因为现代社会的争战往往不是刀枪的较量,而是观念的碰撞。威尔森相信,一个受过古典教育的基督徒,能够在公共广场上以逻辑和修辞的力量,挑战世俗文化的虚假叙事。
更重要的是,古典教育拒绝将学习与生活割裂。它不是象牙塔里的消遣,而是家庭、教会和社区的延伸。威尔森提倡的古典基督教教育,鼓励父母以圣经为蓝本教育子女,教会则成为文化复兴的中心。这种教育模式将学生置于一个更大的使命之中:他们不是为了个人成就而学习,而是为了在上帝的国度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无论是通过写作、演讲,还是在政治、艺术等领域施加影响,古典教育的毕业生被期望成为文化的“进攻者”,而非被动的旁观者。
批评者可能认为,古典教育过于传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但威尔森会反驳,这种教育恰恰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解药。在一个信息爆炸、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古典教育提供的是一种定锚于永恒真理的智识框架。它教导学生分辨信息的真伪,抵制流行文化的肤浅诱惑。这种教育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直面现实的武器。
威尔森的“文化战争”理论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象牙塔式的学术层面,古典教育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是基督徒在文化战场上的训练营。它培养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有勇气、有智慧在公共领域为信仰发声的战士。正如威尔森所说,文化要么属于基督,要么被敌人夺去。在这场战争中,古典教育不是退守的堡垒,而是进攻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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