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本地化的问题与历史
谭立铸
天主教的本地化问题
“本地化”是天主教的一个传教学词语，指在某种特定文化中运用适宜的宣传天主教的方式。源自18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礼仪之争”暗含着“本地化”概念，在那场持续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中，在华耶稣会士们尝试推行一种具有中国本地特征的天主教礼仪和名称。
“本地化”一词在天主教官方文件中的出现，最早见于若望·保禄二世1979年10月16日发布的宗座劝谕《教理传授》，该劝谕要人们按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将福音喜讯根植于各种文化内。在上世纪70年代的亚洲主教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地方教会应降生在人民中间，成为一个本地化的教会，与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宗教进行谦虚的对话。真正使“本地化”这个词语流行的，则是发于1990年的《救主使命》通谕。该通谕的第52条详细地谈及“本地化”的问题，在开头即指出：“当教会在万国中执行传教活动，教会要面对不同的文化，而置身于本土化的进程。这种投入参与的必要，刻画出教会在历史中的旅程，然而今日此事尤其迫切。教会融入民族文化的进程是漫长的。它不是纯粹外在适应的问题，因为本土化‘是谓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整合到基督教义内，及基督教义渗入各种人类文化中，而有深切的改变’。”
“本地化”一词尽管出现得很晚，但本地化的精神早已有之。最明显的例子当是耶稣门徒保禄。他在雅典广场面对希腊的哲人与爱好哲学的人的演讲，可视为基督福音 “本地化”的最初努力。在他的书信中，他亦明确地表明：“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
翻开天主教的传教史，将天主教教义的宣讲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绵延不绝。在爱尔兰有帕特里克，在斯拉夫的人民当中有基里尔和麦道德，在巴西的土著人中间有若瑟，在印度的南部有罗伯尔多，在中国有利玛窦，在越南有亚历山大等等。
上世纪60年代召开的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本地化”一词，但它开启的向世界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开放的心态，无疑为天主教会“本地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和思想基础。“梵二会议”本地化最丰硕的成果，无疑是教会礼仪本地化的决定，它首次使延续了数百年的罗马弥撒可以用地方性语言举行，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重大的步伐。
中国教会史中的本地化努力
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久远而发达的政治文化，天主教信仰从进入中华大地的那一刻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本地化的问题和思考中。唐贞观年间（635年），景教进入中国，对它而言，当务之急自然是将福音经典译为汉语。在这方面，它的成果可谓卓著，译述凡计30余种，是最早用汉语表达基督宗教信仰的文献。这些译述最大的特征，是沿用当时的佛家词汇来表达基督信仰的教义，而且，这种佛教化愈演愈烈，使得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最初进入中国的景教是一种宗教混合主义。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唐会昌年间灭佛时（845年），景教受到波及，在中原地区迅速衰落了。此外，景教尽管在经文翻译上依附佛教，但在作为教会中坚力量的神职人员中，却基本没有中国人的影子，这也是它最终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朝时期，罗马天主教一度随欧洲和罗马教廷的使节和商人入华。其中，由罗马教廷派遣来华的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于1294年抵达大都，开始新一轮的传教活动。孟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最终成为汗八里的大主教，据他说有6000人领洗入教。但是，除了将某些圣经经文译为本地语言外，孟高维诺并没有更好地推动教会的本地化。加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主要在蒙古人中间，随着元朝统治的终结，孟高维诺等开创的教会事业也没落了。
带着欧洲文艺复兴的气息，利玛窦等一批优秀耶稣会士来到了中国，由此，天主教得以重新接触中国，中国也得以接触西方的文明。从耶稣会教育传统中走来的利玛窦，很快便认识到知识以及士大夫在中华帝国政治与社会中的地位。他认为，只要吸引到中国的文人，就能吸引整个中华民族。于是，利玛窦自觉地走一条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道路，为后世教会的本地化树立了一座丰碑。概括地说，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传教士，他们的本地化努力主要有几个方面：1、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怀着一种尊重的心；2、将圣经与中国的典籍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国的文化中发现福音的种子；3、允许中国的基督徒保持自己的一些传统礼俗，突出基督信仰的精神而非字面的意义；4、尊重中国的执政者，出入清廷，服务当时的统治者，并将之视为自己传教事业的一部分；5、发挥中国基督徒的作用，与当时的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合作，大大提升了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肇始于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中止了利玛窦所开创的传教规矩，使天主教的中国本地化工作发生了严重倒退。
1922年，罗马教廷委派刚恒毅枢机为驻华代表，重新推动天主教的中国化。这位枢机并不认为天主教的传播必先对所在国进行欧洲化，同时也不认为当地信徒会由于信教而弱化自己的祖国意识。他说：“传教士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并没有这样的职务，要把欧洲的文化移植到传教地区去；他却应该使那些民族，有时也许有数千年光荣文化的，准备并且合适于接受基督生活的习惯和因素，并加以吸收。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当地的天主教徒应该是天主家庭里的成员，是它神国里的人民；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祖国，却仍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刚恒毅在中国教会内大大地推进了本地化的进程：神职人员本地化，即由中国的主教和神父来管理中国的教会；成立中国人自己的修会组织，兴办地方修院；提倡教堂建筑和教会艺术中国化；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培养中国教会的文化人才等等。
在刚恒毅之后，若要谈论中国教会的本地化问题，雷鸣远不得不提。这位遣使会的会士更多是在情感的层面上站在中国人民一方，他著名的口号是“中国归中国人”，且在自己一生的传教事业中实践这一口号。他极力主张的教会本地化事业，与当时国人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相配合，更有甚者，他自愿放弃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及相关特权，加入中国籍，并与某些中国基督徒，如马相伯、英敛之等一道参加中国人的救国运动。在抗战时期，雷鸣远神父甚至亲赴前线，做了许多为中国人民所称道的事情。
在中国教会史中，积极投身教会以及神学本地化的人和事还有许多，这里只提到一些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初步弄清中国教会本地化的“昨天”，以便思考当今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问题与意义。
（本文转载自：专题-宗教周刊-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1年12月6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