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洞奇：走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简史（评游斌的《基督教史纲》）
总有一些很“具体”的条件在不断地告诫着那些过分开朗的“西学之士”们：真正的好西学还离我们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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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史纲（插图本）》 游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
西学在中国的地位，向来都有几分尴尬。浮沉于余绪难绝的“师夷长技”情结之中，国中的多数学人从不缺乏“放眼看世界”的美好愿望；浸淫在“大国崛起”气象之中，恭谨善良的学人们也很难推诿理解与研究西方文化的责任。然而，总有一些很“具体”的条件在不断地告诫着那些过分开朗的“西学之士”们：真正的好西学还离我们远着呢。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中，主要由西方哲学、欧美历史与西方文学等学科构成的西学，的确也称得上初具规模了。不过，依笔者拙见，要想早日迎来真正的好西学，这边的“西学之士”们就要先努力关注一下眼前的“外患”与“内忧”。
“外患”之语不过是一种修辞，指的就是当下盛行于高校之中的以“量”为主的体制。它重表面而轻学问，追求毛糙的产量而忽视研究条件的建设。其实，与其终日沉迷在“数数字”的游戏之中自寻烦恼，还不如脚踏实地地改善一下具体的研究条件（主要是文献），为开展下一步扎实研究打好基础。决不能过分高看文科生的本事，甚至以为他们可以练成“从虚无中创造”的神奇功夫，挥舞着“独孤凝思剑”与“玄妙顿悟刀”而伏魔斩妖了。
但“外因”向来都不构成最主要的矛盾。之所以要谈“内忧”，只是希望某些“西学之士”将宝贵的智慧从神游九霄的“思想”神坛上走下来，以更加谦卑的心态来为我们共同的殿堂夯实眼前的一砖一瓦。靠着谦卑的毅力，虔诚的西方基督徒们曾运用中世纪的技术而建成了巍峨的教堂；不靠点滴的进步，再聪明的“西学之士”也很难凭借舌灿莲花的本事来变出实在的成果。
在笔者看来，在当下制约着西学成长的瓶颈中，以下三者是较为明显的。首先，在各个具体的领域中，达到精深程度的研究依然很少，这就导致整体性的论述只能堆砌在名为“泛泛而谈”的浮沙上。其次是缺乏基本的外文参考文献，甚至各学科方向最基本的工具书。与各大名校纷纷投巨资、添仪器、引“海鸥”的喧哗景象相比，文科生（尤其是西学生）就经常需要在跋山涉水的辛劳与“土法炼钢”的急智之间进行两难抉择了。其三是缺乏适用的中文教材与参考书。无论是对于初窥门径的西学新丁，还是仅以西学课程为通识的外专业学生，基本达到信、达、雅程度的中文参考书都必不可少。反过来说，如果不可能使较为可靠、应时的西学知识走向更广大的受众，西学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价值也就颇为可疑了。正因为如此，笔者就不得不抱着屡败屡战的态度来不断地搜寻更新、更好的参考书。
坦率地说，一眼看来，游斌先生的新著并没有给笔者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一方面，所谓的“插图”是指“插在书刊中的图画”（据《汉语大词典》2.0版光碟“插图”条，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因此，《××史（插图本）》这样的书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比较通俗的“基督教史话”。或许只是笔者个人的偏见，一般来说，除了艺术史之类的书籍很有作品欣赏的需要，学术性较强的历史著作是很少将“插图”作为卖点的；“插图本”的优势，常常在于通俗、直观，甚至只是对青少年读者的较强吸引力。另一方面，当下的读书人已经见惯了那些“文笔生动”而内容空洞的文章，是以该书封面上的“广告词”（“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它征服罗马、征服欧洲、征服全球的历史，是圣灵改造世界的历史；但也是它被犹太人厌恶、被罗马人压迫、被欧洲人冷待、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是圣灵被世界驱逐的历史。”），同样会带来一种比较“史话”的印象。
在随手翻阅了其中的几张“插图”之后，笔者却感到，“插图本”的称谓有些“名不副实”。随即，在“前言”中（名为“圣灵旅行记：基督教的全球传播史”，同样很文学化），笔者看到了游斌先生对“插图本”之涵义的解说：是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包弼德教授的“知性刺激”下，“本书运用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80幅基督教历史地图来配合主文的历史叙事与分析”，从而“将基督教的历史变迁放在一个个或宏观或微观的地理空间之内”（第3－4页）。
原来，游斌先生意中的“插图本历史”，其实就是英语所谓的“Illustrated History”（见封面英译）。不过，在笔者看来，“地图”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用于欣赏的“图画”，所谓“插图本”的称呼，只会给读者带来误导性的期待；为了表达所谓的“Illustrated”的意思，著者还不如单刀直入些，将书名定为《基督教史纲》（附历史地图）。
逐一看来，该书所包含的八十幅“插图”，不仅无一是装饰性的“图画”，还幅幅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地图”。它们不但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与绘制，还配有精当的文字说明。例如，为了解释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该书就配有十幅历史地图，其中呈现宏观空间者如图18“罗马帝国大迫害”、图21“古代教父的空间分布图”、图26“罗马帝国晚期的教会政制”，而微观者如图17“宗教与古罗马城市的公共生活：以弗所城”、图19“伊格纳修殉道路线图”（伊氏为殉教的早期教会领袖）、图24“至公元6世纪罗马城的教会分布图”，等等。
虽然历史地图对读者大有裨益，但其绘制向来不易：除了给作者增添巨大的劳动，还很难完全避免各式各样的疏漏（如在罗马晚期，北非地区[例不含埃及]已有三四百个主教区，而图26仅仅标出了其中的迦太基与希坡，同时却并未明示这只是一幅省略极多的简图）。游斌先生及其绘图工作室不计成本、精心绘制大批高质量历史地图以飨读者的认真态度，称得上是为这个充满燥热风气的学术环境带来了一缕清新。
最令笔者注意的是，作为一位毕业于哲学系（北大）、执教于哲学系（中央民族大学），以希伯来圣经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其代表作为《希伯来圣经：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见该书封二），游斌先生同样在历史编纂方面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的严谨态度。
如果说佛教在中国史上举足轻重，那么基督教更是理解三世纪以降之西方历史的重中之重。缺乏对基督教之“特有品质”（游斌用语，第2页）的“同情默应”（引汤用彤语，第5页），我们就无法理解“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个从古典到中世纪的大过渡时代的内在逻辑，无法理解中世纪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意向，无法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生发动力，也无法“以人为镜”，在比较视野中反思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个性。
基督教的历史是容不得轻描淡写的，但基督教的历史也是十分难写的。作为一种以高度精神性的信仰贯穿始终的宗教，基督教的制度与行动始终都是以一种具有高度自洽性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因此，唯有真“懂”基督教的学者才能阐明其历史的“内在理路”并使其纲举目张，而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只能使读者处在云里雾里，进而使大半部的西方历史变为某种不可理喻、令人生厌的怪物。
其次，虽然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放弃对公正客观、如实直书的追求，但基督教的历史偏偏是一个充满信仰因素与意识形态的领域。现代的科学主义者很难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中世纪基督徒写下的文本，充满宗教情怀甚或教派偏见的教会历史学家也必须时刻警醒，努力在个人的情感与史家的批判精神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正是在如何保持公正严谨的叙史态度上，游斌先生的新著颇有可取之处。由于基督教传统本身的鲜活性，即便是相当主流的西方教会史著作，也很容易在主观立场的强烈干扰下，有意无意地对史实中的另一面视而不见，从而根据自己的教派偏见，刻意塑造出“高大全”式的“圣人”形象，同时在字里行间渲染其对立面的保守与落后。以布鲁斯·雪莱的作品为例（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1982， 刘平中译本称《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马丁·路德仍然只被呈现为一位受正面讴歌的伟人，他的“个人缺点并没有对他崇高的成就造成任何影响”（刘译第274页），而在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一方中，力挽狂澜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实质上属于中世纪，只有愤怒是新的”（刘译第314－315页）。
与此相比，游著一方面肯定路德为“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同时又指出：他发动的改革带来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卷入”，“宗教改革的轨迹远非路德所能左右”；在各方势力的纷争中，路德的晚年“并不愉快”（第239页）。游著注重结合欧洲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明路德宗改革的展开过程（第46章）。遗憾的是，它未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清楚地指出路德的社会伦理过分地强调了对世俗统治者的服从，从而使路德宗教会走上了由国家主导的道路，难以在道义上找到反抗暴政的理由（参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0页）。
在论及中世纪盛期的教皇（教宗）制度时，游著也注意勾勒其历史语境，没有以煽情的手法过分地渲染出一幅教皇权势滔天、皇权与王权黯然失色的戏剧性画面（例见前引《基督教会史》，第199－201页、第204－206页）。相形之下，更有历史感的论述是，在封建化现实对教会的侵蚀下，教皇权威的提高反映了维护基督教理想的愿望（第150－151页）；1077年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当时尚未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在卡诺莎的悔罪虽然极具戏剧性，实际上却不宜被视为集中反映中世纪政教关系之常态的标志性事件（第164－169页）；即便标志着教皇实际权威之顶点的英诺森三世，主要也只是一位精神领袖，必须利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第195－197页）。
与其相对公正严谨的叙史态度相一致，游著也比较注重引入较新的学术观点，从而避免了对某些陈旧论点的老调重弹。举例来说，游著明确指出，早期基督教并非一场以社会中下层群众为主的运动（第43－45页）；早期教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曾与犹太教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第46－48页、第60－62页）；罗马帝国对早期教会的迫害是多种原因的结果，其中罗马宗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张力是根本原因（第52－56页）；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大力支持，“并非只是单纯地利用基督教来强化政治统治”，应当看到他可能对基督教具有“相当的个人情感”（第80－82页），诸如此类。
无论如何，基督教悠长而复杂的两千年历史，并不是个人的学力所能全面驾驭的。在笔者看来，游著依然以比较老套的观点来论述十一世纪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及其与克吕尼派的关系（可比较该书第三十一章与彭小瑜文《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4－127页），依然没有注意到所谓的“Inquisition”（在游著中被不准确地译为“异端裁判所”）曾是一种在法制史上发挥过一定正面作用的司法程序（可比较该书第三十六章与彭小瑜的《教会法研究》，第47－5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依然因循陈说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定位为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潮（第224页），未能说明当时的“人文主义”的焦点其实是“如何获得和表达观念”，而不是“一套单一的哲学或政治思想”（麦格拉斯语，见《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3章），等等。
此外，虽然游著先后提到了数十位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但对于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最有标志性意义的神学巨擘的介绍，都显得过于惜字如金。还有，对于肉体、女性和婚姻的观念，都集中体现了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深刻影响，游著在这些方面的省略也比较遗憾。
以上种种是不必讳言的薄弱环节。尽管如此，通篇读来，仍不难感到《史纲》确是一部有慎重思考、有持中论断、有个性特色的基督教史。笔者相信，如此一部既能保持清楚的条理，又能不时地在局部呈现出丰富历史面相的基督教简史，既适于在世界历史与宗教学的教学中充当基本的教材，又能帮助一般的读者对基督教乃至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比较而言，此书称得上是同类中之佼佼者，也的确为初建的西学殿堂提供了若干有质量的砖与瓦。■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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