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宗教自由奖”得主范亚峰：心灵的自由

admin 发表于 2020-6-19 22:07:21

<blockquote type="cite"><div><div> </div></div></blockquote>                                                                  ——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为范亚峰博士颁发2009年宗教自由奖——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维权人士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荣获2009年度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美东时间4月14日下午4点30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颁奖仪式。 （现场录音片段）美南浸信会伦理及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博士发表特别讲话，表彰范亚峰在中国组织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主持家庭教会维权行动和组织中国公民维权联盟等方面的杰出奉献。   ——当局不允许范亚峰离境，美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代领奖，现场与范Skype连线—— 因中国当局不允许范亚峰先生离境，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代他领奖，会上播放范亚峰博士十分钟录像讲话，现场通过Skype与在北京的范亚峰博士视频连线。 （范亚峰视频讲话片段：“我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1989年的六四学生运动一代的知识分子，从学生运动失败起，一个个如我一般苦闷的灵魂开始寻找新的灵粮，但是知识已经无法喂养我们内在的渴望。同时，在一个古老帝国走向现代性的阵痛中，在集权体制的制度化控制之下，我们的生命无法转身，都在艰难喘息，直到受到灵命的感召，进入中国的家庭教会。。。。”） 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组织，成员有两千五百万基督徒。约翰.李兰德于十七世纪向全世界倡导宗教自由，美南浸信会每年以他的名义授奖给一名为宗教自由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没有经济奖励，得主不分国界。2006年该奖得主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获奖。   ——代领奖者傅希秋牧师：范亚峰博士未能站在这领奖席上，显明中国人权和自由状况—— 在颁奖典礼上代范亚峰先生领奖的傅希秋牧师接受我的采访。 主持人：“您代范亚峰博士领奖是什么心情？” 傅希秋：“作为他的好朋友、主内弟兄，我心里当然非常激动，非常为他高兴。不仅为他，也为他所代表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工作者高兴。 范亚峰先生本来应该站在这个领奖席上，他不能出席本身，也显明中国现在人权和自由状况。说明至少他没有基本的出国旅行自由。 2006年我们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中国宗教自由高峰会议，那时范亚峰博士，包括高智晟律师，还有张星水律师，他们跟后来的参加者同是被邀请者，当时中国官方禁止他出国，使他和被禁止出国者没有机会参加那次与布什总统会见。”   ——傅希秋牧师：第一位在中国大陆者获此奖，是对中国千千万万争取信仰自由者的鼓励—— 傅希秋牧师说：“范亚峰博士这次获奖，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的人士获此奖项。我想这不仅仅是对他过去为中国信仰自由和维权事业所作努力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整个维权团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对所有因信仰不自由而受苦难、受捆绑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极大的鼓励和表彰。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 主持人：“您对目前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怎样看？“ 傅希秋：“按照国际通行的对宗教自由概念的诠释，宗教自由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信仰的自由，二是实践其信仰、并且是公开或秘密实践信仰的自由。如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是有限度的思想上信仰的自由，但却没有实践信仰的自由。 所谓‘有限度的’，就是在一些群体中，比如‘法轮功’，基本上被剥夺。。。连思想良心上的信仰自由都没有。从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至少有三千多‘法轮功’信仰团体的人士被折磨死亡。 通常所说‘五大宗教’里，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如果你加入‘爱国会’（官方掌握）的组织，有部分思想上信仰的自由。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布道、传教，都没有实践信仰的自由。在过去六十年，有千千万万包括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尤其是新疆维族穆斯林，基本被剥夺了实践独立信仰的自由。”   ——傅希秋牧师：我所认识的范亚峰博士—— 傅希秋：“我最初认识范亚峰博士在2005年，北京发生了蔡卓华案，被称为家庭教会第一个大教案。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也是我早期在北京时的教会同工，因他印刷圣经、免费分发圣经被捕。那次范亚峰博士担当起一个很重的责任，组织起阵容强大的维权律师团，包括滕彪博士、张星水律师、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先生、王怡、陈永苗先生和范亚峰博士本人，积极介入维权辩护。 在2002年一个大教案发生时，我找不到基督徒维权律师，2005年我感到范亚峰博士是他们之中一位领袖人物。 2005年下半年，我们邀请第一个维权律师团访问美国，与范亚峰博士有了近距离接触。他是个在信仰上很执着真诚、对有一个怜悯公义的中国有非常博大胸怀和远像的人。他是个异象家，也是个实干家。 从他在社科院开始从法律角度维权，一直到积极参与维权事工，在蔡卓华案和后来许多个案上，不仅组织律师团，还以牧者心肠关怀牧养律师和维权工作者。从2006年之后，很多维权个案都有他实际参与和身影。像圣经里所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例如萧山教会被拆之后，他不遗余力去杭州，安慰被抓基督徒的家人，亲自组织律师团辩护。 又如他感同身受地经历2009年山西临汾教案，几乎夜不能寝，对临汾教会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受迫害展现的那种关怀。。。为此付上很大代价，自己经常经历危险。 记得2006年他为了给郭飞雄先生送一张邀请信，在广州机场被当场扣押。。。许多事情他自己也没有对媒体讲过。 许多教会维权的个例，还有为维权者维权，都有他的身影，像高智晟、胡佳、许志永。。。维权者受到伤害的时候，范博士会挺身而出。我能看出他不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而且站在牧者的角度看待处理、呼吁帮助，很具体化，有些事例在这里不方便讲出来。 去年他因着维权事工而失去中国社科院的工作。   ——范亚峰博士：童年水乡，父亲受传统文化儒家很强影响—— 2009年度宗教自由奖颁奖仪式前夕，获奖者范亚峰博士在北京家中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 范亚峰博士生于1969年，他说：“我出生在江苏泗洪，洪泽湖边苏北水乡，七岁去皖北读小学。 七岁前，那时的苏北乡村没有电，非常安静。水乡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小朋友捉迷藏等很多记忆，优美的山水和淳朴的风土人情，使我离自然很近，月光流水，老槐树。。。这些在我生命里有非常美好的记忆。现在我仍然认为，童年的七年，对我自己内心的安静。。。或者说就本性而言，是一个哲学的、寻求内在沉思的心灵，童年时的记忆至关重要。   我父亲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在皖中滁州地区。。。离南京很近，读完了滁州师范到淮北支教的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儒家的影响。祖上传说是四川客家人的后代，迁到安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非常强的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的情感。”    主持人：“您的父亲去‘支教’，您出生在教师家庭？” 范亚峰：“对，我母亲也是老师，后来我自己也读中师和师大，我教过小学、初中、中专、大专、本科，基本上说，对中国教育体系有完整的了解。”   ——范亚峰博士：家中七口人死于大饥荒，父亲对毛、周持批判看法深刻影响了我——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早年的经历，七岁之后离开水乡。” 范亚峰博士回忆：“七岁到淮北去读小学，是另外一种经历。我父亲深受孟子思想影响，为人清廉正直，刚正不阿，是个基层小官员。他酷爱读书、人文和思考。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对很多人事。。。例如毛泽东、周恩来都持批判性看法。我从七、八岁就和父亲讨论问题，他是很有才华、有独立见解的人，但一生郁郁不得志，所以经常和儿子一起讨论问题，父亲的许多观点对我构成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的祖父、祖母、大爷等家里七口人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中饿死。我父亲1959到1960年回老家去寻找我的大爷，要把他带到皖北使他不至于饿死，途中我父亲被冻僵在雪地中，幸亏被人发现，父亲免于一死。对这个故事的记忆和我父亲观点的思考，让我思想和心灵成为早熟的孩子，记得大概十二岁小学毕业的时候，对很多事物已经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无论对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包括鲁迅，都持批判性态度，而不是简单认同态度。 我非常感激父亲，在我童年至青年时代给我这样深刻的影响。”   ——范亚峰博士：我生命中充满张力和冲突——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的想法已经和社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有些出入，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矛盾？这时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有什么选择？” 范亚峰：“对我来说，有个特点，就像我在父亲生命中发现的很有‘张力’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生活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烙印是有感情的，但他又对那个时代很多作法持批判性态度。 我自己也是如此，长期处于充满‘张力’的状态。对一些问题少年时就有独立看法，另一方面，又很热衷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传播的，像勤俭节约、作高尚的人。。。这样一些倾向，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在小学时曾经是‘学雷锋小组’的组长，少先队的副大队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那种近似清教徒的精神对我很有吸引力，这种张力自己当时并没有很清楚地发现。 正是这种张力，对我的生命和信仰经历埋下了以后很多年艰苦探索的种子。 这种艰苦的探索和冲突一直持续到1989年之后直到1996年我信主。乃至信主之后，这种冲突、张力仍存在，因此我生命里充满矛盾张力和冲突。” 主持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对您有吸引力的东西，您也愿意身体力行，那您说的‘张力’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范亚峰：“刚才已经提到，就是我家庭的经历、父亲独立思考的品质，我对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有理性认识。这种充满张力的两个方面，是理解我自己人格、思想、心灵历程的非常重要的线索。”   ——范亚峰博士：呼吸到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空气，十五到十八岁人生突变——  主持人：“这种张力持续了多久？到什么时候出现不对称？” 范亚峰：“十五到十八岁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突变。十五岁之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完全挣脱。十五到十八岁时是1984到1987年，是我初中之后因为家庭困难，去读中等师范。读中师期间，正是1984到1987年之间高校里和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影响到我们那个小县城。透过在县城读中师期间那些书籍、影视等等也呼吸到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空气。所以那三年对我构成很大的影响，到十八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整体而言基本已经抛弃。 当时好像蚕脱茧一样，旧的壳，那个思想躯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还不能脱去，我的青春期、青年早期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也构成了我性格的重要突变。到1987年，性格经历了一个内在的巨大冲击和变化。”   ——范亚峰博士：车祸死里逃生，感受生命、生死，宗教信仰情感的酝酿和预备—— 主持人：“198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范亚峰：“发生了一场车祸，对我是死里逃生的经历。这种对生命、生与死的感受和经历，对我后来的奋斗和成长增加了很大厚度。 1987，1988年准备工作，在乡村中学任教，对社会的接触以及自己准备通过自学考大学，对我又构成一个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契机。 在这当中，记得1988年春天一个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周六回家，好像有一种感动，想像着自己是一个牧师，向许多人布道。自己也在田野的路上大声模仿这种布道，感觉很好。我想对我来讲是一种宗教性情感，信仰情感，在十八岁前后实际就有这样一种酝酿和预备。 ” 主持人：“那时候有什么特别事情触发您有这样一种想法吗？还是莫名的就有这样的想法？” 范亚峰：“总的来讲，是这种生命内在的张力到1987年透过那场车祸，对死生，对生命的体验和经历有一种内在升华。 1987-1988年前后，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喜欢文学，八零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其实是文学。对我一个少年人，那场车祸后，1988年春天，在田野上，就好象有一种召唤。”   ——范亚峰博士：1989年的巨大冲击，探索告别罪恶和苦难的新道路—— 主持人：“那时候还没接触到基督信仰？” 范亚峰：“没有。农村当时基督徒很少，我没有接触到基督徒。但是宗教情感、生命感触。。。童年少年经历，都是一种预备。 1988年到安徽师大读本科，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参与，以及在学运中耳闻目睹的事件，对我生命构成巨大冲击。‘八九’学运中，一段时间我是安徽师大的学生领袖，‘六四’惨案发生后，包括后来‘苏东巨变’发生，使我不断地把这样的惨剧和自己家庭‘大饥荒’中的灾难，以及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独立思考，这些关联起来，整体讲形成心灵深处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告别旧的罪恶和苦难根源的一条新道路。所以，自己当时对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 大学期间，几乎每年圣诞节都会和一些朋友去教堂。 应该说，1989年是我人生在政治、法律理念上接受自由民主、在精神心灵思想方面接受基督信仰最为关键的转折。也可以说，1989年‘六四’之后，我和许许多多‘八九’一代青年一样，向福音完全敞开。 从1989年到1996年，我盼望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我就去信主。但是一直没出现，我被迫要维持再多探索很久。现在看来这是我必须要经历，。也是后面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必要经历。   ——范亚峰博士：对我影响深刻的老师—— 主持人：“具体说，您探索了些什么？“ 范亚峰：“1989至1996年，我探索过很多思潮，包括青年马克思、尼采、卢梭、儒家、道家、佛教等等，自己最深的关于‘意义’和‘痛苦’的危机让我不能自拔。尤其是从1993到1996年，是我寻求意义、信仰、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三年。在艰难的寻求中，渐渐受到一些师友非常好的影响。 例如1993至1995年，我认识了刘军宁先生。他介绍的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1995年之后对我构成了决定性思想转折。从那之后，我在政治法律观念上告别了混乱状态。在这点上讲，刘军宁先生是我政治法律思想上精神思想启蒙的导师。 另外，1995年我向许良英先生请教，从1995年到现在，许先生对我在政治判断力以及信主前后精神思想上的安慰和支持，都构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这两位老师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  包括您九十年代对许良英先生的访问，我印象最深的是您对许良英的访谈录，我大概是九九年看到的，在海外网站上。许先生的经历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那时候我才三十岁。”   主持人：“那是1999年春天作的访谈，您现在还记得，我很高兴。”   ——范亚峰博士：同学王志勇（现牧师）约我谈，去聚会，1996年决志归信耶稣基督—— 主持人：“从您的学历、知识结构上看，您从师大教育系转到法学专业，后获得法学博士，同时在信仰上有追求，这些教育的预备、专业的兴趣和信仰的探求，您怎样描述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转变和过渡？” 范亚峰：“我自己一生有三次想进入哲学系都没有成功。1995年本来想报考中国哲学博士，是最后一次想去学哲学的努力。想学哲学，是我自己对意义、精神寻求的体现。但真正关键的转折是1996至1997年归信主耶稣基督。 1996年底，我在北大的同学王志勇，现在的王志勇牧师。当时他是律师，原来他信印度教。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最近信主了，约我去聊聊。 记得很清楚，1996年底一个周六的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和同事一起去参加聚会。第一次就给我很深印象，因为我看到那些非常普通的人。。。比如卖保险的、在美容院工作的。。。脸上很有喜乐，内心很有平安，而且非常有激情，彼此有爱，对生活充满了盼望。。。这些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我自己从1989之后，尤其是1993年到1996年处于巨大的迷茫当中。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而活着，这种巨大的痛苦是我们‘八九’一代青年很多人具有共性的心灵经历。所以，在普通人身上我看到这种自信和喜乐平安，让我很疑惑。我为什么很少喜乐，多是忧愁？这让我继续去探索，后来坚持参加聚会。 1997年春节我回到安徽皖北家里，经常带着圣经到河边散步，看见河边的青草和嫩芽，踩在草地上，看见阳光洒在大地上，自己内心忧郁很久、沉郁很久的内心幽暗渐渐远去。一种感受，人生的光明即将来临。此后不久回到北京，1997年3月，我决志信主。”   ——范亚峰博士：认罪悔改的经历，靠耶稣不断洁净，生命更加充实—— 范亚峰博士回顾受洗前后内心经历：“不久，王志勇弟兄和几位姊妹带我一起去河北任丘传福音，晚上披着月光和星光，我们从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去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向人传福音。就想到小敏姊妹的《迦南诗选》里的诗歌‘要给那黑暗的茅屋，点燃一盏新灯，给那五十六个民族带去光明。。。’自己从这两天的短宣中受到很大激励，并且是我再度接触社会底层的重要经历。 1997年5月我受洗，这是我至今四十多年中最重要的经历，从此以后整个生命告别了混乱状态，以基督信仰为中心、重新整合各样观念思想，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充实，更有信心、盼望、喜乐，更谦卑，也更有智慧和爱心。”   主持人：“这过程中还有些什么比较重要的内心经历？” 范亚峰：“1997年受洗前后几个月，有很深的认罪悔改的经历，深刻体会到自己生命中的败坏和罪恶，以及自己整个家族过去所受的混乱的影响，包括历代拜偶像的罪、共产主义思潮的混乱影响，也包括自己行为上的像谎言等罪恶。 1997 年前后，对我来讲就是信主蒙恩的经历、认罪悔改的经历。后来直到现在，毫无疑问，每次的提升都是不断洁净的过程。前面讲到，我接触的思潮是非常混乱的，像对共产主义思潮、传统文化都有比较深入的研读，也正因为这样，内心的征战非常强烈。这么多年靠主耶稣不断洁净。”   ——范亚峰博士：在基督信仰和宪政专业间建立平衡—— 范亚峰博士说：“总的讲，过去十几年，可以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圣经《箴言》4：18）这是我非常真实的体会。而且我相信未来虽然还有很多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会有平安。只要行在正路之上，经历艰难困苦，人生一定会不断获得有意义和更加充实。”   主持人：“您后来怎么和家庭教会发生联系，怎样走上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路上去？” 范亚峰：“1997年信主前后，我自己在专业上做了调整，从原来对哲学感兴趣，准备专门学习哲学调整为以对哲学的兴趣去研究中国宪政之道。这样一个转换，恰好使我在基督信仰和宪政专业之间建立了一个平衡，促使我开始热爱宪法和宪政专业，所以1997年准备报考博士。 从1997年信主到2001年，是初步预备。从2001年，我在教会里开始讲道，是个新的起点。2001年到2005年是三、四年的预备，使我在真理、生命上更加扎根。2001年受王志勇牧师影响，开始研读改革宗神学、清教徒神学。加尔文、路德以及奥古斯丁神学，对我构成决定性影响。”   ——傅希秋博士：进入教会维权领域，人格成长是外在事工的根本—— 范亚峰博士回顾他介入教会维权：“2003年，维权运动开始兴起，我逐渐介入到维权行动中，到2004、2005年开始比较深入介入一些重大维权事件。其中较有转折意义的是2005年蔡卓华案（因印刷圣经和基督教读物获罪）。我们八、九位律师和学者组成律师团：高智晟、滕彪、许志永、张星水、陈永苗、王怡、郭飞雄和我，律师团运作过程大家合作非常好，同心协力。蔡卓华案毫无疑问是教会维权乃至维权运动中一个重大事件。从那之后，我有一个很深体会，就是自己在专业上的预备和教会中以及灵修生命上预备等，都是在为从事教会维权作各样准备。 我自己还会在三个方面继续探索——学术研究、依法维权、教会服事，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人格的成长。我看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谦卑降服于神的意志，二是属灵的知识，三是圣洁与恩典的情感。对我来讲，毕生的追求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他在十字架上的柔和与谦卑。 我自己目前在洁净、饶恕、爱心、圣洁与恩典的情感方面，都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对未来，我的理解，外在的一切事工都以内在的人格成长和提升为根本。这也是我过去多年最为核心的经历。”   ——范亚峰博士：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水，我们的团队、同工和各地教会，—— 范亚峰博士认为：“未来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政治法律方面的民主化，文化的基督化，这两者之间，我曾用过一个命题‘恩典中国与自由中国的双生子’。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不会是民主化的工具，也不是一种所谓的‘政治势力’。而我服事教会，从事教会维权，也没有任何把教会当作政治势力来利用的想法。我认为，服事教会和依法维权能切实祝福家庭教会，为此面对不计其数的侮辱诽谤、谩骂造谣，我想起以前在北大教授龚祥瑞先生的一句话‘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走遍天涯海角，去把邪恶踏平’。 未来，恩典中国是为自由中国奠基，所以教会不会被政治化，但是中国人的灵魂和心灵、中国文化的山穷水尽确实需要福音，需要耶稣基督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水，使中国人仰望圣山，有新的盼望。” 主持人：“在您获奖时刻，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范亚峰：“在争取宗教自由的过程中，我的同工吴成莲姊妹、代金波弟兄、以前的同工曹志弟兄、我的妻子吴玲玲姊妹。。。非常感谢我们圣山团队的同工、这个团队，还有我的妻子和我这么多年，共同经历属灵的征战和得胜，我非常感激他们！ 同时，中国家庭教会不计其数的弟兄姊妹持守信仰，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着了信心的激励、持守真理的榜样，以及生命成长的养分。我也非常感谢他们！近些年持守信仰最为让人钦佩的像萧山教会、河南教会的许多大中小团队、以及山西临汾教会。。。毫无疑问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系统或地方。”   ——范亚峰博士：心灵危机是许多危机背后最深刻的危机，追求宗教自由，追求心灵自由—— 主持人：“您获得2009年度宗教自由奖，对宗教自由与国家进步、社会和谐关系等，以及其它方面，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范亚峰：“我非常钦佩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先生所讲的‘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 以我自己的说法，在中国，宗教自由是属于天空的领域，属于人心灵的领域。宗教自由如果受到打压和遏制，人的心灵、精神和灵魂必然会萎缩，我们的心灵陷入危机。而没有自由的心灵，不能够建立一种自由心灵的秩序，必然会带来全面危机。 事实上，我们看到也是如此。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经济、物质上有很大的丰富，但我们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看到许多行尸走肉。。。许多危机背后，精神心灵的危机最为深刻的危机。 因此，对宗教自由的追求，是人心灵当中追求自由的最为根本的一种愿望。 正因为这个原因，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紧密相关。所以我相信，对中国而言，关乎到新‘天命’的开启，关乎到中国社会正气的恢复，关乎到整个民族道德和精神的重建。 我自己也是本着这样理解，对小布什先生这样一个命题的赞同，而投身到争取宗教自由之中。也像我多次表述的，我自己事实上不过是中国无数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和无数有其它宗教信仰的人们争取宗教自由者中的一个，我很荣幸获得这样一个奖项。但我相信更有资格的。。。或者说这个奖项是授给中国为宗教自由、持守宗教自由的每一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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