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共的观察与应对
在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共的观察与应对（1927-1936）── 以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
⊙ 杨卫华
从1927年国共分手到1936年中共政策转变的十年中，随著中共转入乡村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展开，传教士与中共在乡村频繁相遇，他们成为了此期与中共接触较多的外国人。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中共的挑战和压力，作为一种流行的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竞争力量，以及人们藉以反对基督教的思想资源；而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中共，不仅对基督教毫无好感，而且以实际行动破毁著基督教事工，对传教士的政策尤为严厉。这激起了传教士对中共的正视，并迫使他们去应对这种挑战，中共逐渐成为了传教士话语中的关键字。因而，在传教士的主流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1中开始频繁出现有关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记录。传教士除从宏观上将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解剖观察，以基督信仰为参照，排比评说后者，努力将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正与误」、「精华与糟粕」分离开来外2，也寻求具体的应对策略，其中劳工、乡村、青年是传教士应对中共的重点场域，他们也精心地观察民众对中共的反应，相关的讨论占据著其言说的中心。
一 中国青年：传教士应对中共的焦点
中国青年是传教士寻求皈依的重中之重，既有基督教学校的熏陶与培养，又有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吸引与蓬勃，运用演讲、体育、娱乐、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附与涵化青年，使他们走向基督。有组织的青年运动，实自传教士始。他们很早就看到了中国青年在中国社会中的功用，1901年出版的《北美青年事业50周年纪念专册》中说：「中国的命运，端赖它的许多青年......老年人是随处被传统思想及责任所束缚的，青年人则不然，他有勇气脱离过去的关系，为中国造成一个新命运。基督教青年会以一团体的资格，自然有机会去转移中国优秀青年的思想与生活。我们希望这样的机会不致错过，而在责任方面又能尽力应付」。3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著民族主义的蓬勃与各种西方新兴学说的引入，一部分青年开始走上非基督教并热情拥抱各种新兴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杂糅并济的学说都找到了它们大批的追随者，他们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因素分享著福音的受众，正如徐宝谦所言：「现在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改革，整个的，都不是基于上帝的信仰。没有一种竞争性的体系──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它们把人类分成繁多的阵营──是基于上帝观念的」。4对于中国青年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是当他们相互结合的时候。因而，共产主义与青年的关系就成为了传教士关注的重点，他们敏锐的察觉到了前者带来的冲击。
青年们处在一个思想尚未成熟而激情澎湃的年龄，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激进，正如亨廷顿所言「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5，共产主义的激进很适合他们的胃口。在1927年前中共尚为年幼的年月，尽管中共在组织上吸纳青年甚为有限，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却已走进许多年轻人的心，非基运动中青年反教话语充斥著浓烈的马列主义味道即为明证。传教士对青年的激进心理以及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有充分认知，1933年5月的社论中指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国民党企图对古老的资本主义做出一些修正，而共产党则企图完全建立一个新秩序，「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学生大体上对社会秩序的激烈变革比任何即定秩序的修正更感兴趣」。6同期江文汉的文章也指出「共产主义在学生中暗流汹涌」。7在对日本共产主义的观察中，传教士也看到「学生最易受影响」，「共产主义公开的批判现存社会秩序，并通过阶级冲突而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对青年的心理很有号召力」8。正因为传教士看到了共产主义对青年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共产主义与青年」成为诸多传教士大会的主题，1930年夏天，传教士聚集在北戴河，讨论的主题是「重新估量目前的形势，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激起中国青年的热情，而教会却不能。我们可以采取甚么样的计划来吸引并持有年轻人？」91933年夏传教士在牯岭集会，讨论的议题是「目前基督教如何对青年像共产主义那样有吸引力？」10这种强烈的关注表明传教士甚为重视共产主义在青年中激起的热情，在羡慕的同时也在寻求著应对策略，对青年的争夺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竞争的重点。
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教会也在寻找著青年走向共产主义的原因。一篇文章指出在青年中「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竞争对手」，「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激进、冒险的性质，有准备的实验，它明晰的目标和确定的计划，它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公开的支持』」。11 遥克也认为「现在许多年轻人，选择共产主义反对基督教，就是因为共产主义为他们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实践的回答，它正在运用的过程中」。12有些学生接受这样的观念：「目的证明手段是公正的」，「变成共产主义者是更快的出路，基督教在政治上没有甚么成功的表现」。13对学生走向共产主义原因做了仔细分析的是1933年5月江文汉所写的〈中国学生现状〉一文，他归结原因如下：1.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和宗教信仰相比较的信仰。他们著迷于阶级斗争、经济决定论、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辨证法等，他们相信世界将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将不得不给社会主义让道。专制不得不向民主让道。鉴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清晰的划分，实行一个社会变革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是由谁来主导和通过甚么方式来实施变革。答案当然是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因为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剥削阶级会自己驱除自己的优势地位，革命是必须的，并且要迅速的由暴力来完成。我们看到：共产主义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的作用类似一个宗教。尽管它否认所有的神，但是它创造了一个无神的上帝。学生以一种宗教热情、纯洁、单纯走向它；2.共产党和共产党宣传组成了一种对学生很有效的号召；3.共产主义在苏联引人注目的成功使人们确信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出路；4.人们对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不满和不相信。腐败丛生，内部斗争激烈。共产主义成为一种绝望中的建议。作者最后总结说「因为以上四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向我们挑战的是社会秩序的根本重建」，「学生不再满足于缓和的方式，而希望一个巨大的社会激变」，「通过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学生迅速意识到了社会根本重建的必要，开始以一种宗教热诚致力于共产主义乌托邦事业。」14以上的文字基本上含括了共产主义对青年学生强烈吸引的原由，共产主义本身的吸引力、共产党宣传的成功、以及国民党的腐败都把学生推向共产主义。
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一部分青年走向中共只是真实的一个面向。在思想庞杂、现实混乱的年代，青年的追寻也处于一种多元情状，在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仿徨、苦闷，找寻著最佳的出路。而且，青年的思想也随著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年轻只是个短暂而不稳定的阶段。张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学生正处在一个思想的十字路口。对于政治，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对政府事务的兴趣正在冷却。一年前那种对国民政府的希望已破灭；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在增长。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组织仍在向他们召唤。但是当一切可以利用达到目的的方式在真正的实践中得到实施时，他们也认识到伴随而来的残酷性，而他们的热情已经冷却了。许多学生已经对政治领导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感到迷茫。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事业却仅仅发现他们被不同的政党所利用」。151934年11月的社论也指出：「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国学生的思想也显示出不同的趋向。他们曾经专心致力于指导中国政治。以后，我们又被渐渐告知，他们对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困境的出路而深感兴趣。目前则这两种兴趣都没有统治他们的思想。当局的压制已经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上移开。对于共产主义，在某些地方，学校当局认为学生在其中的兴趣是趋于沉默的，如果说不是完全缺席」。16在繁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广大青年不知所措，他们因对现实的失望而苦闷，因无路可寻而仿徨。
同样，对于此期部分青年与共产主义疏离的原由，传教士也有自己的解释。1930年1月的社论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都不能赢得中国最好的青年；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威胁社会的基础，而基督教是因为它被认为──十分错误的──对社会黑暗冷漠」。17 Carleton Lacy从基督的立场出发反观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能有效的持有青年的原因在于：1.「阶级斗争的呼吁不是那么有效，因为阶级区分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是相当新的，界限分野也不是那么深。但是，人道主义诉求、集体利益是很真诚并广泛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条古训……要激起人们普遍的将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来憎恨是很困难的」……共产主义展示的是一种获得而不是给予的主义，「它不是一种爱的宗教而是一种恨的宗教，不是一项建设性的事业而是一股破坏性的飓风」；2. 共产主义不能持有青年人的忠诚的一个更深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解决冲突和调节整个现实的王国中的不足」，「共产主义开始好像提供了一种青年人认可的哲学。它好像也提供了一项能够激起最大热诚的事业。它之所以不能满足有思想的追随者的哲学和宗教需求，毫无疑问部分应归咎于它的不稳定性。它没有得到一个在国家展示其价值的机会。它本身频繁遭受冲突和不安全的困扰。尽管如此，更基本的是它不能为青年的生活提供一种内在的动力，它内在的缺乏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来使为生活提供说服力（来影响生活）。作为一种哲学，它代表一种呼吁智慧的系统观念，但是作为一种宗教，它不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组织，也不能为生活的目的提供最终的价值」。18南茜部分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更多是一种基督教的理解，目的在为耶稣走进青年张本。
我们所描画的这幅图画是相当庞杂的，杂志观感似乎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这正是不同面相的复杂呈现。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拥有所有青年的心灵，他们的思想取向必定是多元的，共产主义自不例外──靠近与疏离同时存在。当然，传教士的终极关怀并不在青年对共产主义的亲密与疏离，他们关怀的核心在耶稣与青年的关系，对前者的关注只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而拉近青年与基督的距离。1935年一篇来自成都的报导指出，成都两年来「青年与宗教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我们基督教组织中发展一种比共产主义更周到且更有生命力的重要的基督教信念」。19上面提到的1930年的北戴河会议建议教会应根据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对立，「直接挑战共产主义哲学的位置。从国外邀请杰出的演讲者来应对共产党的宣传不是很好吗？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针对工人和农民的计划，这将赢得有思想的人的尊敬。通过大众教育，农业实验，遵循社会风俗的娱乐、社区振兴和改造，教会必须满足『穷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将对这种建设性的努力的召唤中积极回应」，「共产主义通过宣传已经在中国取得了进展，教会可以很好的模仿共产党的方式」，「共产主义在使用印刷品上特别成功。基督教必须在这个领域同样强有力」，应该多创造新的作品并大量翻译西方的相关著作。20无疑这些都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并且对于共产主义的拿手好戏，传教士也积极的模仿，为我所用以至最终超越对手，而捕捉并保持青年对基督的好感与忠诚。
顺带说明的是，在1927年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年月，由于国民党的打压，学生走向共产主义的代价骤增，「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很强大，政府摧毁了所有的学生组织。仅仅一个留了下来。就是我们的（教会学校的──笔者）」2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身也暗淡不明，尽管仍有许多学生对共产主义保有热情，但整体受挫。后来，随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从1935年始中共的政策逐渐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中共扛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尽管反帝一直是他们的旗子，但是日本的直接入侵增添了它的份量，中国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民族主义为中共带来了新生，也成为中共吸引青年学生以至国人的武器。南茜在1939年观察到「几年来，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呼吁已经赢得了中国青年的兴趣和较大程度的忠诚」22。美北长老会罗伊（Andrew T. Roy）也在1940年指出：「许多学生去了西北抗日大学。学生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包裹著爱国主义的因素，真诚的渴求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并感激八路军的成就。这种独一无二的成就不在于军事成功和生产努力，而在于它已经创造的精神。」23中共在民族主义的旗子下确实赢得了广大青年的好感与忠诚，在国难当头的年月，民族主义似乎比共产主义更有号召力与吸附力，青年因爱国而走向中共。在1937年国共再次握手前，当中共开始举起民族主义大旗时，国民党却在裁减它。除了与日本的一再妥协外，对于学生的抗日爱国游行，国民党恐惧其与共产党的牵连而压制，1936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区，国民党到处搜寻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学生，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学生中的传播，北平和天津学校的员工被要求一致谴责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观察到「学生们发现怎样爱国很难。他们需要某种方式来表达爱国主义来替代一再用来反对他们的压制」，「学生运动的反日情绪转弱而以反政府情感所代替」。24无疑国民党在民族主义的把握上输给了共产党，这给它自己带来了被动，为其毁灭埋下了遥远的伏笔。民族主义无疑是近代中国最为有力的旗子──尽管在不同的时段强弱有异，正如许纪霖所言：「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25。实际上人们一直存在这样的追问：「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联系多，还是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多？」26我认为这种两难的回答都不是答案，中共的英明之处在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在传教士的话语中，在论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时，大多数时候它总和民族主义站在一起。
二 劳工与农民：传教士应对中共的关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同样如此。在1919-1927年间，工人运动在中国有过短暂的青春，但随著国民党的压制和共产党转入乡村，工人运动陷于沉寂，随著毛泽东的崛起，中共革命逐渐远离劳工而与农夫起舞。史华慈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大致是正确的：「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的真实环境说明了城市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工人阶级──无论它的同情心是甚么──消极的等待农民队伍占领城市」，中共革命是与工人阶级相分离的。27传教士也随著中共重心的转移而转移──起初，共产党注重劳工运动，传教士也倾注于工人问题的思考与应对。后来，共产党转入乡村，传教士就转而注重农村建设了。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现实是传教士行动的航标，早在中国工人运动初起的1919年，传教士就呼吁要有基督教的工业计划,关注工人的生存。28此后，工人一直是传教士关注的对象。在北伐前后，传教士在工人运动的勃兴中感受到了压力，教会成为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北伐所到之处，许多教堂、医院、学校等教会事业在工人罢工中毁坏或关闭，传教士的仆人选择离开，医院中的工人被组织起来准备行动，「中学和大学的关闭主要归结为罢工者」。29 1928年Eleanor.M.Hinder在一篇名为《中国劳工运动中的某些事实与面相》的长文中分析了中国的劳工运动，他认为劳工运动是伴随著政治革命的一种社会革命，1919年的反日运动是中国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大约在1922-1925年国民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国民党首先看到「劳工运动可以作为国民革命的一种力量」，看到了劳工在达到政治目的上的价值，罢工被政治家用做一种武器，政党提供资金和人员来组织工人，工人联盟的领导一般不是来自于工人阶级。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与西方最大不同点在于易被其他的力量所利用。在谈到其与共产党的关系时说，工人也许不是很理解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与其他经济理论的差别，而且也并不真正的忠于它们，但是正如已经展现的那样，他们已经在志愿的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和原则了。作者还引用陈独秀的话说：「如果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实用于中国……真正的力量将寓居在劳工联盟和农民协会中。」作者也看到了其与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关联，「苏联的兴趣和帮助是显著的，尽管这种帮助达到多大的程度，很难判断」，「也将会看到的一个面相是中国的劳工组织会向第三国际和它的思想倾斜」。30可见，在传教士看来，工人运动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其与共产主义的关联也很密切，尽管工人本身也许并不自觉，「要清晰的澄清日益增长的劳工罢工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是不可能的」。31但是工人会成为共产党的潜在力量，美国圣经会的南茜认为因为基督教不能改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道德无能，致使许多工人对基督教冷漠。而「在产业工人中间，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已经被宣布为一种宗教。32共产主义和宗教有著亲和力，劳工党逐渐成为共产党的代名词，所以基督教很注重对工人服务，以避免工人走向中共。如重庆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劳工服务组织，帮助劳工，办夜校、图书馆、卫生等活动，「anti-red」即为目的之一。331931年2月，各界在上海召开会议，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劳工问题，与会者对劳工的生存现状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尤其忧虑的是「没有受教育的工人，容易落入劳工政治家和共产党之手」，会议呼吁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劳工问题，包括教育、生活条件改善、家庭生活、福利等各个方面。34
农民问题是传教士应对中共的又一重点，而其策略在基督教乡村建设。基督教乡建早已有之，《教务杂志》1921年就有《基督教会和乡村重建》一文，呼吁教会注意乡村问题，认为「教会对乡村重建倾注特别的注意是明智的」35。沃德（H•F•Ward）1925年的一篇文字也以俄国农民为参照，认为中国的农民为中国各种组织提供了最大的服务机会，并呼吁教会要首先抓住这个可以拓展的空间。36但无疑中共对乡村的冲击更加固了传教士的注意，其在乡村的成功与烦扰加强了传教士应对的迫切性，正如刘家峰博士所言：「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使基督教在乡村建设方面更清楚的认识到它的责任，并促成与共产主义一决高低的实验」。37在传教士后来的检讨中，也把共产主义作为基督教乡村运动的一个大的障碍。38
随著中共在乡村掀起的波澜，共产党与乡村的关联成为传教士关注的中心之一。传教士把乡村问题作为中国的关键问题，而乡村的破损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直到1936年1月社论还写到：「中国的政治统一仍然面临著较大的威胁。它的农村破产。共产主义，不管它的意义是甚么，也没有销声匿迹」39。英长老会道格拉斯（T.W.Douglas）在《共产主义与农会》一文中提到Jerusalem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教会与农民问题的关系，会后形成了一个报告，报告提醒教会人员要注意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农会的增长以及它们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关系」。文章主要谈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作者提到当他们的真正意图还不是非常明朗的时候，甚至有牧师和教徒加入农会。基督教的岭南大学编有一本《广东农民运动》，翻译成英文由教会出版，彭湃在书中被描绘为人民的救星。但是后来教会转变了。作者认为农会可能对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农业劳力有利，但与耶稣的教诲是相违背的。农会的方式是革命性的、非法的，它处于两个俄国顾问的指导之下，它的方式是暴力的，公开的进行阶级斗争，并保卫自己免于地主、军队、警员的反对。作者最后评价到「我们不必详细的述说彭湃领导的苏维埃的恐怖。说它是一种恐怖的统治已经足够，统治的目地好像是人口的迅速滑落，随之发生的是对乡村整个阶级的剥夺」。可见，作者对中共在乡村的行动方式有所保留并保持著警惕，认为其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当然作者也评论到「教会可能会发现它自己可能会同情共产主义的目的，尽管它们使用的方式有巨大的差异」。因而传教士应该拿出自己的法子：尽管现在农会被国民政府禁止了，但是并不是说教会就没有必要调查使农会兴起的土壤以及那些仍然在影响乡村观念的宣传了。毫无疑问，农村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教会应该考虑的是她自己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办法。40
1936年12月名为《农村教会的需要》的社论认为整个中国教会最高的需要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帮助建立农村教会。作者谈到「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辞汇──『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毫无疑问，俄国在改善农民上的成功对中国的改革者和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些年轻的学生被共产党的计划所吸引，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情况有巨大的兴趣。「因此，为了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基督教社团必须保证它的计划比共产党更有活力……如果要把中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在这个领域，教会必须更积极的实施一个有力的计划来满足人们的需要」。41可见，中共在乡村的冲击确实给传教士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反向动力，唤起了他们服务乡村、建设乡村的意识以及行动的迫切性，而他们应对的方法，则在基督教乡建，包括与政府积极合作的乡建。正如吴利明所言：「进入三十年代后，农村建设的工作开始加剧，同时也成为南京政府的一大关怀。农村建设被认为是建设中国和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最有效工具」。42从此，乡建成为教会事工的重心之一。43
三 「民众」对中共的反应：传教士的观察
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种基督教的竞争性力量而呈现的，她分享并争夺著基督教的会众。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的革命活动给城镇尤其乡村的生活以及传教事工带来很大的冲击与烦扰，因此，传教士十分注重「人们」对中共的态度。
在传教士的话语中，民众对中共的反应不一，这一定程度上是民众本身的身份不一所致，对某些人而言，中共的到来就意味著既得利益的丧失（包括一些并非上流社会的人），而对于某些人，则意味著解放。一些人走向中共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表示冷漠或抵制。另外，当时的中共只是一种弱小的反政府力量，胜负、存在的稳定性不定，大多数人不会冒「秋后算帐」的危险而追随中共，再说人们对中共的真实观念、政策也缺乏理解。也许许多民众对中共的印象还储存在由谣言、怀疑包裹的想象中。
中共的进入乡村，确实是给乡村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因素。在1930年代前后，农民的困苦──地租、赋税、自然灾害──确实给中共的宣传留下了很多机会，中共成功的宣传与实际行动也在捕捉著人们的心灵。福建曾经是中共活动的重点，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中共的脚印，在被迫长征之前，中共在福建省呆了6年（1928─1934年）。1935年留美博士林天兰在对中共在福建6年的观察中看到：「干旱和洪水使农民趋于极端贫困，使他们成为了红军的准备工具。但通过这些因素，农民意识到了他们没有被社会或国家公平的对待。这为共产主义的萌芽和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在福建同安，尽管经济繁荣，但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很大。驻地的军队是野蛮的和压制的；官员贪婪的允吸农民和劳工的血汗。后者最终被驱向极端。他们呼吁纠正而没有得到回音。结果他们自愿回应共产党的宣传。」在沙县，有繁重的正式税收和非正式捐献，而后者超过前者好几倍。例如在红军到来前的1934年1月，就有23种强迫的捐献。而「红军允诺只要他们进入城镇，就废除它们。所以大众准备接受新的统治」。44可见，许多处于生活困境中的民众在沉重的赋税、军队、官僚迫压下走向中共，他们从中共的到来中看到了希望，中共在乡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这远远不是画面的全部。更多人的心灵为对中共的怀疑、恐惧、甚至愤恨所占据，特别是那些处于上层阶级的人。由于对中共缺乏了解，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每当中共到来之时，逃亡成为了人们的选择，不仅有上层阶级，也有普通人，在传教士的笔下，逃亡也是人们对中共的一种反应。当然，一方面是逃避战争，一方面是逃避中共。在1931年的福建Yenping，当中共到来，「成千上万的人为躲避他们而几乎空手离开了家园」。45许多上层阶级的人逃往上海或香港。在中共占领江西黎川的一年多，「在好几个村庄，留下来的人不超过20─30％」。46逃亡可以作为对中共的一种反应，许多人因对中共怀疑而躲避。当然，在战争到来之际，人们逃亡是正常的现象。除了逃亡之外，传教士也观察到人们对中共的暴力活动充满恐惧，在1927年的长沙，「人们非常害怕共产党制造麻烦。最近不时有人扔炸弹，气氛很紧张」。47同样1928年4月来自长沙的一篇报导指出「人们的普遍态度是害怕。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在各地已经制造或正在造成诸多混乱，他们好像能够充分而恰到好处利用他们的机会──不管怎样这来自于他们的观念。不管在甚么地方，只要可能，他们通过杀人和处罚使乡村变得恐怖」。48甚至在湖南整体局势好转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地区存有骚乱，传教士总结说「这些事情引起了不安，使人越来越害怕共产党的袭击，对政府的未来也不确定。」49革命的暴力活动自然是对安定生活的一种烦扰，这引起人们的恐惧。传教士也注重对民心所向的观察，在红军被迫长征之后，1935年一篇来自江西的报导中指出：「有人评论说人民反对蒋将军而赞成共产党。这在两年前我认为有一点真实，但是现在我认为人民完全厌烦共产党。他们允诺辉煌的希望，但是没有一个实现。政府军不总是有纪律的，他们有时抢劫。但是这最近已经很大的减少，而共产党总是做这些事情。」50
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从江西、福建等扎根较深的地区撤出，传教士又回到了这些地区。在传教士的观察中，在这些中共曾经盘绕的重点区域，红军并未留下很深的印记，除了破坏以外。1937年的一篇报导指出，前苏维埃首都瑞金，已经从破坏中恢复过来，「教会又回到了人们的心中，而共产主义，因为它自身的残忍而不为人们所信念，在人们心中没有激起同情，有的只是悲伤的记忆」。51传教士在对江西黎川的观察中也看到「红军一年的占领所留下的唯一永久的影响就是痛苦的回忆和对好日子的希望」。除了这种宏观的印象外，传教士也分析其中的缘由，他们认为在黎川，「除了红军占领引起的混乱之外，受现代因素的影响很少」，老的家庭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个时候村庄开始建立，「宗族精神强烈，仇恨不和很少」。传教士进而认为「这种保守主义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甚么红军广泛的宣传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少。在他们到来之前，黎川是相对繁荣和和平的县之一。除了红军的暴力活动和引起的压力外，红军的思想没有打下很深的印记。在一切事情上，民众很容易恢复对中央政府的忠诚，特别是对政府的重建计划」。52
对红军在乡村的失败做过更深入细致探究的是林天兰1935年的《共产主义在福建》一文。他以红军在福建的6年为观察物件，认为共产主义不仅仅只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演，「它唤醒了普通人为生存权而斗争的自我意识。如果共产党领导人缓解了他们强烈的苦难，世界没有甚么东西能把他们从这个新的体系中分离出来。但是共产党悲哀的失败了。他们的统治比旧的官伸体制不是更好，且甚至更坏。让我们看看他们怎样违背他们公开的目的，而把人民踢回国民政府一边」。接著作者分5点详细谈论了共产主义在乡村未能成功的原因：1.共产党把最坏的乡村因素──土匪和流氓──吸收进其系统。这些老百姓最怕和最恨的人成为了他们的导师和统治者。对他们的不信任导致了老百姓对共产党整体的不信任；2.共产党用过多的组织来控制人民。各种苏维埃组织建立起来，有青年团、儿童团、妇女会、教育会、文化委员会、司法机构等等。人们被迫加入各种组织。他们忙于保卫苏维埃和促进它而没有时间张罗自己的生活；3.在红军的统治下，土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相反，通过不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不人道的对待使情况变得更糟。按口分地，但是各个地区村庄地与人口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不同地区的人们得到不同数量的土地。这种不平等使那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农民不信任他们；4.红军大规模的向农民征丁征粮，使乡村人口剧减，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男人上前线，妇女和孩子在后方支持。许多人在战场上战死，或因逃亡被红军枪毙。大量的征粮使农民遭遇饥饿的威胁。人们贫病不堪；5.红军狂热的驱除了古老的道德和社会习俗，但是没有在人民的心理种植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风俗观念。他们没收和毁坏了成千上万的财产，却没有为人民提供任何新的谋生方式。他们屠杀了大量所谓的反动派，但是却因为他们的野蛮和残忍而被人民判为反动派。他们叫孩子杀害其他人并诅咒他们的父母；他们要求妇女抛弃所有的规范观念；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妇女和孩子变得不能控制以致威胁到他们的原则。最后作者总结说：「总之，他们的统治是一种欺骗、怀疑、厌恶和野蛮」，「这些都是共产党统治自我毁灭的种子」。最后在政府军的压力下，红军的统治不能维持而倒塌。53
杂志的观察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其对症结的分析也在某些方面触摸到问题的核心，这与当前学术界的一些前沿探索相契合。54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简单的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天然力量，过分拔高农民的革命热情与阶级意识，而漠视其中的复杂性。实际上，农民一方面有革命的渴求，但由于受著传统宗族观念的束缚以及实际利益的缠绕，有冷淡甚至抗拒革命的一面。再加上在1927─1934年中共革命的艰难年月，中共的政策路线都在摸索中，面对紧张而复杂的内外局势，中共的政策难免有不少不成熟、过火、盲动、左倾之处，这极大地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为革命的进展带来了困扰。尽管如此，必须说明的是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所接触的「人民」是有限的，与他们接近的人可能多为与教会有一定关联的人，因而，他们观察到的人民眼中的中共只是捕捉到了中共与民众关联中的某些面相，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的印记。
结 语
同在一片土地上，不时还有「亲密」的接触，使传教士得以相对近距离的观察中共，这就使传教士对共产主义的认知不再只是一种彼岸的想象，而有了事实的经验基础。在基督教全球应对共产主义的背景之下，传教士与中共的相遇不失为一个标准的个案，为认知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联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事实经验背景。在传教士应对和超越中共的过程中，青年、工人、农民成为重点应对场域。这些本为传教士的传统事工领域，但中共对三者的成功更加固了传教士的努力。在中共的参照下，传教士更清晰的知晓了自己对三者的社会责任，他们从它的对手那里学到很多，反思自我，在以往忽略的领域必须重新点起燃烧的火炬，他们现在所强调的部分正是中共所著意宣扬的内容。正如波普尔在1940年代所言：「如果说基督教今天走向了一条它30年前追寻过的不同的道路，那么，它应该把许多都归功于马克思的影响」。55当然，他们不会停留在模仿的基点，他们的目的在超越，在于做得更好，他们也深信基督教的优越，要以基督教的方式取代中共的方式。此外，传教士也很注重于民众对中共反应的观察──民众对中共追随与疏离同在，民众的选择有著繁杂的原因。传教士所记录的民众体验，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它捕捉到了中共与民众关联中的某些面相。不过，尽管此期中共革命暴力、盲动、左倾之处繁多，对民众的感情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要中共为所有的破坏与混乱负全责有点冤枉，将土匪和中共完全分清显然不易，前者往往乘火打劫，而外在的舆论习惯性的将其与中共联结。这一点杂志也有所悟，司徒雷登写道：「谈到那些倾向于扰乱既定秩序的所有活动，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方便的标签」。56林天兰在谈及共产党在福建时也说：「福建几乎不可能指出一个单个的地区没有被共产党或土匪占据过，后者常常借前者的名义」。57因此，中共可能背负了许多本不应该由它背负的东西。另外，本文也适当采摘华人信徒的言论，之所以有这种关注，不是对二者差别的忽视，而是作为一种参照，而且，华人信徒在《教务杂志》上的文字，也是传教士认知建构的参考资源。
注释
1 The Chinese Recorder (下称CR)，俗称《教务杂志》，1867年创刊，基本延续至1941年，英文月刊，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出版，名称数变，主编频繁易手，杂志栏目、风格、内容、供稿者也随时代演变而变化。杂志是传教士内部交流刊物，也是传教士在华最重要的主流刊物，作者以传教士为主，间有中国教会人员的文字，读者以中国教会以及欧美母国教会及平信徒为主，最高发行量达3000份。国内史学界利用较少。
2 关于传教士对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态度，可参见拙文《传教士话语中的共产主义──以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三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20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革命与改良的相遇：传教士话语中的中国共产党（1927-1936）──以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3期。另外的成果有Fox. Butterfield, A Missionary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Kwang-Ching Liu,ed, American and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该文主要是对1936年中共政策转变后传教士对中共态度的考察；Milo Lancaster Thornber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 Study of Views Expressed b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aries 1921-1941,（Thesis (Ph.D.)──Boston University,1974），该论文主要探讨了卫理公会传教士在1921-1941年间与中共的关系及对中共的看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332）以简略的文字记叙述了传教士与国民党的靠近，而对共产党的仇视；代表中国基督教两会立场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罗冠宗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也有对传教士对中共态度详细的事实论列与评价。
3 来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见赵晓阳整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初期史料选》，《近代史资料》总109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4 P•C•Hsu,Christian youth and the modern world as seen through the message of 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CR (May.1931),p.277
5 〔美〕撒母耳•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6 Edtorial,the present situation,CR (May.1933),p.267-268.
7 Kiang Wen-han,student situation in china,CR (May.1933),p.304.
8 Work and workers,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Japan,CR (Jun.1934),p.405-406.
9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
10 P•C•Hsu,Lessons from the Lichwan experiment,CR (Nov.1937),p.677.
11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
12 Jesse B.Yaukey,religious education and Communism,CR (Jun.1934),p.350.
13 Edtorial,Communism in china,CR (Sep.1932),p.535.
14 Kiang Wen-han,student situation in china,CR (May.1933),p.305-307.
15 Neander Chang,what of the student? ,CR (July.1928),p.440-441.
16 Edtorial,the Chinese student mind today,CR (Nov.1934),p.671.
17 Edtorial,adventurous living,CR (Jan.1930),p.5.
18 Carleton Lacy,Jesus for Chinese youth,CR (Feb.1939),p.73-74.
19 The present situation,Eddy student meetings in Chengtu ,CR (Jan.1935),p.66.
20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797.
21 Toyohiko Kagawa,the city problem,CR (May.1931),p.395.
22 Carleton Lacy,Jesus for Chinese youth,CR (Jan.1939),p.6-7.
23 Andrew T. Roy,social ferment in west china,CR (Jun.1940),p.364.
24 course of events in china,CR (May.1936),p.310.
25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一），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页。
26 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郭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274页。
27 〔美〕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28 Edtorial,Christian industrial program,CR (Dec.1919),p.794.
29 The present situation, Yale-in-china, Changsha,CR (Apr.1927),p.295；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chriatian work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Canton，CR (Jun.1926),p.444.
30 Eleanor.M.Hinder,Some facts and factors in the labour movement in china,CR (Jan.1928),p.27-34.
31 Edtorial, what are the causes?,CR (Feb.1925),p.73.传教士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零星分析，与近来一些前沿研究不谋而合，见〔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32 Carleton Lacy,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religious conviction,CR (Nov.1929),p.694.
33 On the field,the Y.M.C.A In Chungking,Szechwan,CR (Jun.1928),p.397.
34 Gideon Chen,Christians confer on peoples livelihood,CR (Apr.1931),p.245-246.
35 Tai Ping heng,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CR (Oct.1921),p.696.
36 Harry F·Ward,the peasant in Russia,CR (Sep.1925),p.579.
37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年，第53页。本书是目前研究基督教乡建最完备的著作。
38 James A.Hunter,rural social service as an aid to the evangelistic work of the church,CR (Dec.1940),p.740.作者为American Board Mission 成员，1914年来华，自从1921年起对乡村工作感兴趣。
39 Edtorial,some legacies of 1935 to 1936,CR (Jan.1936),p.2.
40 T.W.Douglas.James,Communism and the agriculutural unions,CR (Aug.1929),p.516-519.
41 Edtorial,the rural church－the need,CR (Dec.1940),p.734.
42 吴利明：《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2-203页。
43 关于基督教乡建，可参见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年；吴利明《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变迁》第4章。
44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 (May.1935),p.273. 林天兰（1887－1969），留美博士，著名翻译家，基督徒，曾为浙江大学教授、福建永安中学校长（1938－1939）、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1947-1949）。
45 Work and workers,among bandits and Communists,CR (Apr.1932),p.258.
46 The present situation,a Christian venture in rebuilding life,CR (Dec.1934),p.789.
47 The present situation,news from Changsha,CR (Jan.1928),p.57.
48 The present situation,word from Changsha,CR (Apr.1928),p.263.
49 Work and workers,today in Hunan,CR (Nov.1928),p.737.
50 Work and workers,attitude to Communism,CR (Aug.1935),p.507.
51 Work and workers,Communist passes ,the church remains,CR (Apr.1937),p.252.
52 The present situation,a Christian venture in rebuilding life,CR (Dec.1934),p.790.
53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 (May.1935),p.274－275.
54 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第48页。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131、147－148页。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124－132页；《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38－46页。曾飞：《中央苏区税收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中国税务》2006年第2期，第45－46页。
55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
56 J•leighton Stuart,the crisis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CR(Oco.1928),p.641.
57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May.1935),p.272.
转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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