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慈信：舒解误会，欣赏宝藏﹕初论改革宗信仰与华人教会
笔者是华人福音派信徒，居住北美四十二年，生长在基要派、敬虔爱主、韦斯利派、凯锡克派、和时代论的圈子中。三十五年来，我接受了，并公开承认改革宗的福音派《圣经》信仰。那么，我是谁呢？是否已经变成华人教会中的怪人，一个不合群的独行侠？一个过时的「老古董」传道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传讲的信息是否不切实际、无关痛痒？我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不面对现实与教会群众，躲在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我的立场是否「太狭窄」（一部分同工的评语）？ 抑或改革宗信仰的确有些亟需贡献给华人教会的宝藏？
今天，改革宗信仰（the Reformed faith,或称「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也称「归正神学」，意同）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日增，令人注目，特别是非改革宗人士中。有时候，改革宗人士被称为「超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s,意即﹕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被认为是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是不传福音的信徒。改革宗人士是否需要澄清一下真相？是否可以除去一些关于改革宗的传说，消除在我们主内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些误会？
改革宗若真有宝藏要推荐、贡献给华人教会，那么我们应如何推介？ 「十字军心态」与其批评者
三十二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在华人教会中宣讲上帝的话（从改革宗信仰的角度）。当时华人信徒中多是查经班的领袖；大部分从台湾（有些从香港）到北美来，不少受聚会所神学的影响。在那个年代，从事改革宗信仰的传播事工，华人中间，首推赵中辉牧师的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我承认，当时的确抱着一种「十字军心态」，是一个新近接受加尔文主义的归信者；因此对改革宗信仰的积极推介，往往令人反感。有时会听到这种回应﹕「谈神学干嘛？这不重要！那么学术性的东西，既抽象，又不实际。重要的是追求属灵！退修会不是神学院。谈神学的人缺乏祷告，爱心，谦卑，传福音，和敬虔。」直到2000年还听到这种说法，用以响应我推动《圣经》无误的努力（更不用说改革宗信仰了）！这些批判，自然增加了我与华人教会部分人士的距离。
三十年来，可能是响应这些批评吧，我努力寻找一条有效介绍改革宗信仰的路，好使敬虔的华人弟兄姐妹能够理解改革宗信仰。1991年八月，在一个家庭退修营，我经历了一个新发现﹕原来这些操普通话（国语），敬虔的华人信徒中，不少人整天追求、谈论「属灵」，但很多在心底里并没有深深经历过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他们并不一定经历过赦罪，得救的确据；并不体会上帝将称义，作祂儿女的恩典刻印在他们的心版上。福音事工是参与了，多少同工忙于奔波卖命，干劲十足，不断推广宣教上的「合作」，「合一」，「伙伴关系」。大型聚会必到。可是那种紧张、没有安宁的神情，是否说明内心缺乏恩典的印记？
我心中向主立志，要教导「蒙恩得救的确据」的真理（参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作为帮助华人信徒理解改革宗《圣经》信仰的切入点。1990年代，我曾走过一段充满挣扎与痛苦的路，最后深深体会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圣诗《奇异恩典》有一句说﹕「上主曾向我应许恩惠」(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从那时开始我到处宣讲﹕基督里的大爱，就是罪得赦免，称义，成圣的恩典，是可以经历到的！上帝必定守约，祂恩典的应许是可信的，祂的信实广大。上主向我应许的，是美好的恩惠！ 新时代，改革宗成了新时尚？
今天的处境，与1970年代大不相同。台湾，香港，东南亚与北美的华人的教会，深受教会增长理论（即﹕市场学）与灵恩神学的影响，新福音派信仰(neo-evangelicalism)与后现代的当代神学学术在各地华人神学院的影响力方兴未艾。信主加入教会的，最多是中国大陆群体。我仍旧传讲上帝的话，推荐改革宗信仰，也看到一些正面的响应﹕一些基督徒饥渴慕道，竭力在真理上追求成熟。他们往往分布在不同教会，是隐形的少数民族。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们在安静中发现，原来改革宗所宣讲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事情本应该如此」(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很多弟兄姐妹透过阅读，或听广播得此结论，影响他们的计有史鲍尔(R.C. Sproul)，麦阿瑟(Jon MacArthur)，派博（John Piper），和巴刻(J.I. Packer)等。感谢主！
又有不少华人信徒，受唐崇荣牧师等领袖的信息影响，或参与归正学院，或阅读《动力》杂志，或收听广播或录音，或看网络、录像。中国教会正在蜕变，都市化；而「改革宗」，「归正」在某些圈子已经成为时尚！ 这些现象，一点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与安排。而成为「时尚」有什么价值！与得到基督比较，不过是粪土（腓三8-10）？ 隐忧露面﹕改革宗圈子的一些复杂因素
进入21世纪，有些因素使事情弄得复杂。有些改革宗神学学术中心，正在挣扎保存纯正、正统的信仰。（这个现象，在非改革宗圈子也同时在发生。）一些神学家不再坚持《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至少「默示」对他们的解经没有关系。《圣经》的权威在释经学圈子里不受尊重。（校园出版的《21世纪旧约导论》，是一些旧约系转型、走样的典型例子。关于最近的发展，见2006-2007年，D.A. Carson和Richard Pratt对Peter Enns的回应与批判。）
学者与信徒的信仰从纯正、正统偏离，在教会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唯靠主的恩典，与祂话语的能力，才能保守我们的信仰。教会极需要上帝的保护！而在改革宗圈子以外的神学蜕变，就更令人担心了。今天美国福音派的教会与神学院，正在失去其纯正、正统的信仰，而这趋势直接反映在华人神学界！（这题目超越本文的主旨。）这使我的「十字军心态」更加温和﹕我已不再如乐意「无条件」地推介某一间改革宗的神学院，虽然我推介改革宗信仰的热诚没有减少。
在这种新的处境，如何教导改革宗信仰？下面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套整全的真理﹕不仅是预定「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宗的信仰系统，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多德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浸信会的《1689伦敦信仰告白》，与贺治(Charles Hodge)，伯克富(Louis Berkhof)，慕理(John Murray)，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等神学家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真理系统，归纳了《圣经》所教导的。因此我们必须说明，「预定的教义」（包括「无条件的拣选」），虽然非常重要，可是并不是改革宗信仰的全部！我们必须整全地介绍改革宗信仰，介绍整个系统。 笔者在教学中，很少以预定「论」作为介绍改革宗信仰的切入点，也不用预定，拣选的教义作为改革宗神学的焦点。我会努力的介绍上帝立约、守约的信实，上帝是盟约的主…等真理（见John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第一章；和Palmer Robertson, Christ of the Covenants），同时不断宣讲上帝赦罪、救赎的确据，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见Sinclair Ferguson, The Christian Life: A Doctrinal Introduction,我们已将中译本出版﹕《盘石之上》，可网上免费下载﹕www.ccim.org图书馆）。因主的带领，最近几年没有太多机会直接开「系统神学」的科目，因此我开始在「恩典的约」（旧约《圣经》神学），「上帝的国」（新约《圣经》神学），和保罗的《圣经》神学等科目上作一些编译，准备。这方面的作者包括﹕霍志恒(Geerhardus Vos)，Herman Ridderbos， 克爱蒙（Edmund P. Clowney，著作中译有《天命与你》），Palmer O. Robertson，葛理齐(Richard B. Gaffin, Jr.﹕《圣灵降临剖析》的作者)等。我深深感受到清教徒的敬虔神学是多么的成熟，里面藏着多少的智慧；因此也到处推介。亚当斯的《圣经》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切入点。换言之，我看见，推介改革宗神学，并不一定需要同时推介其标签（品牌），特别不必常常将「预定」挂在嘴边（这里并没有误导非改革宗人士的用意）。我的学生，听众往往听到一些以前领受不同的东西；因此会自动提出预定「论」的问题。在问题解答时，我会扼要地解释。 2008年一月，我开了「神学学习入门」的课程，首先讨论的几个题目是﹕ 什么是敬虔？--必须建立在恩典，称义，成圣的基础上；如何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目标，动机，与准则必须以上帝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当我们奉献自己终生为主所用的时候，上帝如何塑造我们？讨论这些题目之后，才处理﹕神学是什么？神学教育分几种？普遍启示、《圣经》论等。 除了「恩典之约」的教义、上帝的信实、恩典的确据以外，改革宗的教会论，和以文化使命来响应平信徒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都是有效的切入点。一百年前，荷兰首相与神学家凯伯尔宣称﹕「世界没有一方寸地土，耶稣不说﹕『是我的！』」 敬虔，恩典，教会生活
第二，我们必须坚持，《圣经》教导的真理（即教义）是为了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反过来说，真正的敬虔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有敬虔，谦卑，和温柔的馨香，即圣约神学院强调的「恩典取向」（近年易名「恩典基础」）。这原则在某些圈子中尤其重要。有些被改宗信仰吸引的弟兄（特别是弟兄），被激情的改革宗信息和宣讲改变了，自然就会效法某些类型的讲道法，可是在个人成熟，恩典，待人处事，和内在能力方面，却不一定有相称的长进。就像我以前「十字军心态」时期一样。
结果往往是，为地方教会带来争吵，破坏和睦。我们改革宗人士，在同工们看来是傲慢的，只会批评的，不关心人的。
我们必须在讲道和教导中强调恩典，也以恩典从事《圣经》辅导；我们必须在传福音时坚持宣讲古旧的「恩典的古音」；可是必须同时高举上帝的律法﹕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高举上帝的圣洁与圣洁的标准。在我读神学的时代，薛华(Francis Schaeffer)和他的师母（在中国出生），和米勒教授(C. John Miller)与他的师母实践了彻底的「开放家庭」事奉道路，让许多人感受到改革宗信仰是有血有肉的（参《回来吧，巴芭拉》Come Back, Barbara
一书）。若能教导清教徒的敬虔，必定对推介改革宗信仰的实际，与经验层面有很大的帮助。 「恩典」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更彻底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必须在上帝面前更加坦诚。我曾分享自己在1990年代面对所谓「自卑」的问题。我发现，很少改革宗男性愿意这样作。其实，不论神学立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揭露自己的挣扎﹕这是否因为惧怕自己会失去人前作领袖的「形象」（上一代称为「面子」）？
在上帝面前的坦诚，与其带来的在人前的透明（当然，如何表达透明需要智慧）﹕这就是我在威敏斯特神学院从米勒教授所学到的。米勒着有《悔改与21世纪人》一书(Repentance and 21st Century Man,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等书籍多种。另外，《圣经》辅导运动也带来一些好书，如﹕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参﹕ www.ccef.org；中译本在编辑中），帮助我们理解﹕很多时候我们惧怕别人怎么看自己，而胜过这方面的束缚，必须先面对上帝，敬畏上帝。这是否是改革宗人士在目前和未来的年日需要遵循的道路？
第三﹕我们必须努力教导，并实践改革宗的「教会论」(doctrine of the church)。华人教会往往看不到改革宗教会的好榜样。究竟一间改革宗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不敢用人为的方法，特别用市场学和操纵人心的技巧来使教会在人数上增长；不过，近年来的确有改革宗教会生活的书籍面世，注重﹕一间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参﹕Harry Reeder, From Embers to a Flame和Donald MacNair的多本着作。） 属灵权柄
第四，与上述数点有关的是，我们必须忍耐，用耐心教导改革宗信仰，脚踏实地，与地方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分享。上帝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会扎根，结出果子。笔者认为这样作，让圣灵改变一位、一位同工，生命，比吹起号角，「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改革宗的，更为有效。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的效果，我们的影响力，与上帝的话如何在我们的受众生命中成长，是成正比例的。
在这方面我发现，缓慢的，耐心的，以地方教会为本的长期教导，用十年、或几十年的工夫建立影响力，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做法。今天所看见的现象，让自己想起以前充满着干劲从事组织，「动员」，计划，统筹等事工的阶段。人声充满着兴奋，盼望，活力。事情过后，大型聚会结束了，尘埃定下来时，究竟什么最重要？上帝话语的功效，与圣灵深层的动工最重要。而上帝话语和圣灵的工作，主要在地方教会中进行、持续、开花、结果。 谁是家人？
第五，在我接受神学训练的年代，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的教授们很少对话。这一切都改变了。其实，我求学的当年，在院长克爱蒙(Edmund P. Clowney)的带领下，傅兰姆(John M. Frame)，米勒(C. John Miller)，简河培（Harvie M. Conn，着有《现代神学论评》）都致力在福音派大家庭中建立彼此了解的桥梁（这些教授，只剩下傅兰姆今天仍然健在）。克爱蒙院长曾在IVCF的尔班拿学生宣教大会传信息，19,000与会者起立鼓掌以示谢意。后来Vern Poythress教授探望达拉斯神学院，和时代论神学家有友善的对话；也有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在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典礼上作讲员。
今天我承认，所有相信、承认《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当然包括时代论者，浸信会（和其它宗派），阿米念主义者（尤其是韦斯利派的，很多不过反对预定「论」而已，不是真正经典的阿米念主义者）。
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在阿米念（韦斯利派），圣洁派（凯锡克主义），和时代论的圈子长大，即1950与1960年代的香港教会。我曾经历改革宗的教导，度过「十字军心态」时期。可是，今天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是异端（虽然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这样宣称）。当然，我会提出正确解释《圣经》的方法与结论，可是这是在「家里」进行的，是一种贡献。不是「打仗」。 值得关注的趋向
可是有很多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华人教会中有些神学家自称改革宗，却深受新正统神学（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的影响；他们热爱存在主义（如﹕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近年来有人推崇莫特曼 （Jurgen Moltmann）等。上文已经提到，不少福音派《圣经》学者的解经原则，差不多完全不理会《圣经》的默示。他们若自称是「改革宗」，是什么意思？「改革宗」这个标签，是否指「任何不喜欢非改革宗、反改革宗神学的人」？像有人认为，「福音派」就是指「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 无论如何，我坚持《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圣经》的完备性和清晰性（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九十年代，我和一位时代论的神学教授，在《今日华人教会》有一段辩论式的对话；感谢主，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若对于如何从改革宗长老会的角度来推动教会合一，参﹕傅兰姆John M. Frame, Evangelical Reunion，不幸已绝版。网络上可取阅：http://www.frame-poythress.org/frame_books/Evangelical_Reunion/Preface.html）这种坚持，使我在华人神学工作者中成为少数民族，或「怪物」。
第六，在二十一世纪有效地教导改革宗教义，兴起改革宗的牧师、开拓教会的宣教士、长老、和教师，是否可以不透过现成的神学院制度？（笔者是以一位正规神学院的毕业生和目前的教授的身份提问的。）在中国大陆，这种另类的装备，绝对是可能的。正在国内进行的训练事工如雨后春笋；将来必定更多。海外华人教会呢？一些尝过改革宗宝藏的智能的平信徒，会不会对现有的教会讲台与神学院失望，甚至绝望？我们改革宗的圈子会不会越来越闭门造车，越来越傲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是一个「群众运动」(people movement)，就一群影响社会、群众的牧师和教会﹕而不仅是一队自鸣清高的「十字军」。如何达到这目标？当然，只能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作什么，应作什么？应鼓励一些圣灵兴起的领袖，为他们提供装备﹕一套符合现实教会与生活的装备过程。（参﹕Harvie M. Conn, 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最后几章；Harvie M. Conn等, The Urban Face of Mission. 关于非学院式的神学训练，参﹕Robert J. Clinton的著作﹕The Making of a Leader, Leadership Training Models,
和Leadership Emergence Theory。）
本人在华人神学生中间的有限经验暗示﹕有决心、热心装备的信徒，大有人在。我愿意继续致力寻求最有效，最适切的方法来鼓励，推动，强调恩典，敬虔，教会生活，和领袖的塑造﹕愿上帝话语的大能开花结果。
同时，愿我们这个改革宗的大家庭﹕信徒，传道，会众，不断靠主的恩典长进，迈向成熟。
Redondo Beach, CaliforniaJanuary 2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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