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门坎苗族历史的变迁浅析其皈依基督的原因
李德虎
[内容摘要] 威宁石门坎现象,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100年前由柏格里引发的苗民短时间内大规模皈依基督的史实,一直是西方宗教界和文化界不衰的研究课题,也是近年来国内人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石门坎苗族大规模皈依基督,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今天,历史的原因更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关键词:石门坎；苗族；迁徙；皈依；历史必然性
柏格里(Samuel Pollard)已渐行渐远,然而一本《在未知的中国》,又将我们拉回到100年前,在这本书上,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在石门坎取得的辉煌：柏格里从1904年8月到威宁黑土河主持第一场苗族礼拜,1905年3月在石门坎建立第一座教堂开始,至1915年9月染病去世,短短的10年,“就有1万人可以视为基督教徒,有5千多人正在经受洗礼前的考察。新建或改建成的小教堂或学校70多座。”214从柏格里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10年间,石门坎地区绝大多数苗族皈依了基督；石门坎的社会发展因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里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1,被海外基督教人士誉为的“海外天国”1,其影响还辐射到与之相邻的云南和四川。
石门坎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直是西方宗教界人士和人文科学家不衰的研究课题,近几年来,国内研究的学者也不少,他们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这里,笔者只想通过对石门坎苗族历史变迁的考察,探讨其皈依基督的原因。
一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而聪明睿智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苦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伟大民族。苗族被称为东方吉普赛人,频繁地迁徙,可以说是苗族发展史上重要的特征。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之战”中被“炎黄”集团彻底打败后,余部南渡黄河退入长江中下游一带,日后逐渐形成“三苗”集团。夏商周时期,由于不断遭到尧、舜、禹的进攻,“三苗”又一次被迫大迁徒,一部分长途跋涉去西北(即古书上记载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另一部分进入了洞庭湖以南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南蛮”。
贵州东与湖南接壤,北部与四川相连,历史上是“弹道所经”之地,在战祸中,苗族先民被迫扶老携幼迁徒,逃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区。汉代,贵州苗族主要聚居在舞水等地。由于西北高原生存条件恶劣,三国时期,那部分西迁入“三危”的苗民又自陕甘一带陆续南迁,到了今川、滇、黔边区,石门坎苗族就属于这一支中的一部分。到了唐宋时期,贵州已逐步形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明清时期,又有为数不多的苗族先民由贵州腹地西迁到云南东南部及贵州西部。
苗族先民的迁徒十分频繁而又无比艰难,这种艰难深深地印在广大苗族同胞的心里,在苗族大量的传说和古歌中有明确的反映。例如,宏伟的创世史诗《苗族古歌》中的《跋山涉水歌》、《盘古开天辟地歌》、《蚩尤与苗族迁徒歌》等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当地的。
王树德(威廉H.哈兹佩斯)在其《石门坎与花苗》一书中也写道：“所有苗族人都可以追溯到一位共同的祖先即首领蚩尤,……蚩尤被华夏族的黄帝击败,这些土著居民至今还在传唱着感人至深的古歌,叙述他们的祖先蚩尤被黄帝部落打败时伤亡惨重的情况。苗族在4000年前还牢牢地控制着湖南一带,于是他们就被舜及其强有力的继承人大禹这样的历史上的君主视为不安的因素。从那遥远的岁月开始,苗族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被逼迁往西部,并进入一种隶属状态,时至今日,他们仍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服饰和习俗,但已经完全处于汉人政权的统治之下,并被称之为‘熟苗’。”389
二
苗族的迁徙,从方向上看,主要是由东向西,其次是由北向南,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向西和向南迁徙,最终在西南山区落脚；迁徙的特点,是从平原到高山,从富庶到贫瘠,从集中到分散。
苗族的这种迁徙,必然带来其现实的痛苦：第一,他们的迁入之地,都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以毕节地区为例,这里以喀斯特地形为主,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苗族聚居的石门坎更是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黔西北高寒山区的一个偏僻山寨,这里距威宁县城有142公里,海拔2600米,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这里“四面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浓雾终日不散,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石门坎地方志》就说:“本境地处云贵之鄙,荒山僻野之中,与外界少来往,极为闭塞落后,山民少数化,风格向称朴陋。”①第二,在频繁的迁徙中,苗族由集中走向分散,最后形成了一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使他们不可能像彝族、回族等民族一样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大的苗族社会集团,形成一股抵抗外族剥削与压迫的合力。因此,各地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第三,频繁的迁徙,使苗族总是以“新居民”的模样出现,在与原住居民的对抗中,往往处于下风。在黔西北,迁入的苗族逐步成为彝族土司、汉族地主的农奴和佃户。由于深受残酷鱼肉和压榨,从明、清到民国,这里的大花苗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境地中。彝族土司、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苗族日益贫困,不得不“将田地折算”抵债,“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②土地逐渐落入汉族地主手里,被迫迁往高寒山区,在那些远离城市,远离汉族的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居住下来,过着“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②的困苦生活。威宁苗族故事就传说,苗族还未进入水西土司家领地,土司家就派兵去阻挡,只因为苗族态度好,且苗、彝又同是“穿裙子的”,才被允许进入大方水西领地。由于大方水西家夫役太重,领主对苗族太苛刻,苗族首领觉力韬又带领部分苗族来到威宁。
柏格里在其日记中为我们描绘的二十世纪初的石门坎：石门坎仅由一座贫瘠的山包宽阔的隆起部及附近几间苗家茅棚所组成。没有一所象样的房子,所有房子都是泥打的墙和茅草屋顶。这里整天都在下雪,居住在围绕包谷秸杆的巢穴里的人似乎什么也没有穿。石门坎苗族几乎无文化,受尽当地土目、地主的压迫剥削,所谓当地群众,亦即他们的佃户,或者应该称之为农奴,几乎都是苗族人。689
柏格里还写了一户苗民的遭遇,在他们(苗民)脱离贫困之时,邻近诺苏地主贪婪的眼睛就盯住了他们,他被指控偷盗,他和他的一个儿子让用链子牵走,捆了一个月,地主用火红的钳子戳烧他的姆指,用刀抽打他的背,他的公牛、几匹马和羊给牵走了,在这之后,他们才得以释放。柏格里感叹到：很明显,这种压迫是普遍的,一个苗族人是不敢富裕起来的,否则,地主就会把他的财富夺走。698
王树德写道：“花苗人居住在人迹罕至的、要穿过浓厚的迷雾方能抵达的群山顶部,在他们的脖颈上,环绕着愚昧和剥削压迫的重石,一见到他们,就给人一种身心憔悴的感觉,他们生活在‘沮丧’的深渊之中。”401
三
苗族总想通过年复一年的迁徙,逃避现实的苦难,到远方寻找一处可以栖身的家园。然而为了找一块栖身之地,这些漂泊不定的人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部苗族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出路,又不断碰壁的历史。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反抗,不但没有让他们获得幸福,反而更一步步地将他们推向绝境。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逃亡,形成了苗族人不屈不挠而又内向恐惧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将他们推向两条截然不同的寻找幸福之路：
其一,直接反抗外族的压迫与剥削
在迁徒中逐渐形成了苗族崇尚自由、勤奋追求美好生活的道德信念和刚直不屈、忍辱负重的道德精神,形成了苗族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明朝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爆发了全省各族人民起义,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军十六万之众；清代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发生的“雍乾起义”,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795—1796)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1855年—1872年爆发的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领导的“咸同起义”,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咸丰10年(公元1860)5月,威宁州苗族兄弟陶新春、陶三春等人在赫章县韭菜坪揭竿而起,和清统治者展开殊死搏斗。③
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然而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历时有长有短,苗族的这些起义、反抗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了。1859-1860年,在川、滇、黔相邻地区起义的10余万苗族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被捕的几位首领皆遭凌迟处死,上万人被杀,万余人投崖坠涧而死。大批苗族不得不逃进更偏僻的山区,更深的密林,宁愿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③
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苗族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抗,他们还将希望寄托在没出现的救星身上。在苗族人的心中,他们一直祈盼能出现一个像蚩尤一样的苗王,带领大家摆脱压迫,走向幸福。苗民的多次起义,都是打着“苗王出世”的旗号进行的。十九世纪末,威宁大花苗整个族群已濒于灭绝的境地,在无力与可怕的外族和自然对抗的境况下,苗族社会中开始生长出一种类似千年运动(millennialism)的思想,企盼会有一位“苗族救星”降临,彻底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些人还说,那救星来的时候,会穿着白衣,骑着白马,人也是白色的。③
其二,走进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
宗教经验是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一种心理因素,它是一种具有敬畏、崇敬、神圣等特征的超验感和一种神秘的、与崇拜对象无处不在的感觉,它是对现实的某种超越,是人正常生活外的某种意义,是物质世界之外的某种感知,宗教经验的形成是宗教出现的重要依据。261麦克·阿盖尔在其《宗教心理学导论》写道:“宗教经验是宗教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它就不会有宗教,宗教的核心就是对神圣者的非理性的感情经验。”50威廉·詹姆士认为,宗教经验的一个主要的触发因素是精神痛苦,50%的人在有宗教经验之前曾经“痛苦、生病、不自在”,另有6%的人感到困惑,18%的人曾陷入抑郁和绝望,8%的人生过病,宗教皈依常发生在人们陷入烦恼和矛盾之时,他们会为死亡和丧失、害怕和恐惧以及意义的危机而痛苦不堪。72
面对生存绝境,恶劣的环境、残酷的压迫,反抗的失败,苗族人陷入了空前的恐惧、痛苦和绝望中。许多苗族妇女、姑娘在绝望中吞食鸦片自杀。
这种肃杀的风景是难以理解的,这种残忍的苦难是难以理解的,这种活不下来又走不出去的绝境也是难以理解的。在这里,大自然的不合理消灭了苗族人庄重的理性思考,而来自地主、土目的层层压迫与剥削,使他们连最后的一点理想都剥夺了。他们逐步远离物质主义的俗世,人的欲望落到了最低点,他们有什么,只有信仰,人生的目的都变成了非物质性的,精神崇拜不可阻挡地诞生和发展壮大,宗教成了苗族精神上的依靠。苗族的宗教信仰是非常丰富的,他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经验,可以说,宗教是苗族得以延续的又一重要精神支柱。
但是,在苗族社会不可能发展出什么高级的宗教,苗族的宗教信仰,还是处于发展阶段的原始宗教。苗族大多信仰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演变而来的,表现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多神教,来源于其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产生的神秘感和恐惧感,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在苗族社会生活中,他们普遍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主宰着,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天地、日月、山脉、河流、巨石、古树、岩洞、深潭、桥梁、屋宇等物,都被认为有神灵主宰,都是他们崇拜、敬祭的对象,每逢春季都要进行祭祀,以求神灵庇护,避免天灾人祸。
苗族这种多元的自然神信仰发展是极不充分的。这种借助于迷信、巫术的信仰,在长期的实践中,难以承担起解除灾难和痛苦的精神麻醉作用,不仅如此,在搞迷信活动时,还要花去大量财物,浪费无数精力,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这更加深了苗民已有的苦难。181苗民需要一种更高级的宗教信仰在精神上解救自己,这为基督教的进入创造了契机。
四
以上我们从苗族历史的变迁分析了苗族现实贫困的根源,精神的痛苦和信仰的危机。王树德曾写到：苗族人就是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生活着。在他们的脖颈上,环绕着无知愚昧和剥削压迫的重石,他们被束缚在“沮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苗族皈依基督具有必然性：
其一,柏格里等传教士的形象和作为,印证了苗族对“苗族救星”的信念。
1895年,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党居仁(J. R. Adams)在贵州安顺附近的寨子建立第一座教堂,用幻灯给苗族介绍救赎的教义。1903年,他在传教途中碰见四个穿草衣的大花苗,于是用苗语跟他们讲话,给他们饼干吃,后来又为他们讨回被当地人抢走的猎物。很快,“安顺出了个苗王”的消息传遍了大花苗的村寨,许多人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赶到新建的葛布教堂听“亚当”先生讲故事。1904年,连云南东北部山区的苗族都跑来葛布听传道。据说,柏格理等传教士到苗区的时候,穿的是大花苗的白麻布衣,骑着白马,象天神降临的样子。《柏格里日记》记下了当时的部分传言：
整个地区都为这些谣言而轰动。最广泛的传闻是：饱受压迫的苗族人从外国人那得到毒药,并要用它杀光所有诺苏地主和汉人。
其中的一则谣传是,苗族人来到昭通城后,只要我往他们的口中滴一滴水,他们就能朗朗成诵。而在其他时间,只须我抚摸一二次他们的头发,他们即能过目不忘。690
关于苗族人的谣言正流传,一种盛行的说法是：我将要领导一场苗族人和凉山人的暴动。697
……
我们可以看出：苗民们接受柏格里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而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和行为,满足了苗民对“苗族救星”、对“苗王”的祈盼。党居仁、柏格里的出现,无疑使苗民心中那个熄灭了多年的希望又重新燃烧。这与其说是苗民们皈依的开始,不如说是他们反抗的前奏。这是苗族崇尚自由,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的继续。换句话说,即使是其他人士,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同样会为苗民们所接受。柏格里给了苗民一个希望。
其二、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满足了苗族对“尊重”的渴望。
苗族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不但要忍受大自然肆虐、外族的压迫,还要承受精神的奴役,民族歧视是长期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苗族总是与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肮脏、低贱等贬意词连在一起。被汉族与彝族认为是“大地上无所作为的一群人”396,渴望平等,渴望被人尊重,是他们心中强烈的愿望。而基督教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正满足了苗族的这种渴望。《圣经》上说：“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同是上帝的孩子”；99“爱来自于上帝,上帝就是爱”100。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居于特殊等级,成为特别的权威。基督教的经典中把“爱人如己”作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之一。这种行为上诚实的爱,不仅是出于怜悯而行施舍之类的做法,而且导向“当为兄弟舍命”99的境界。因此,当党居仁为苗民讨回猎物,称他们为兄弟,对他们表现出亲热与仁爱,表示将尽量帮助一般穷苦苗民,并告诉他们耶稣如何寻找并拯救迷途的人们,也会来寻找他们时,他们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竟然还有人热爱和关怀苗族。“安顺出了个苗王”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传遍了威宁所有苗族地区。杨雅各、张约翰等人还亲自前往安顺探访真情。当他们受到党居仁的温情款待后,这些因长期被压迫、被奴役而心情沉重的人越发感受到“安顺苗王”的亲切可敬。从此,威宁苗族络绎不绝地去安顺做礼拜。1905年,他们终于将柏格里请到了石门坎。
其三、基督教的福音说,为苗族获取幸福提供了方向。
苗族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并为此负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一次次的失败,使他们越发感觉到那个理想家园的遥不可及。那地方在哪儿呢? 苗族古歌中也唱道：有时在崖脚,有时在树脚。但未来它会在地下,还是天上,没有谁能够预言。③
基督教认为,人的世界是从神的世界分离出来的,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因此,人的世界必须依赖于神的世界,人类从始祖亚当、夏娃那里袭上的原罪,只有靠笃信上帝,祈求耶稣基督来救赎,才能把自己生命内部被罪恶障蔽了的神性体认出来。但人间世界又是有限的,冥冥神境才是永存和终极的,人死后灵魂不灭,待到世界末日,将根据生前表现受到最终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人神分属不同的两个世界,人可以通过信仰和仪式,得以与神沟通,洗净自己的罪恶,显露出自己的神性,最终进入神界。101
基督教把人间苦难与天国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使广大苗民透过人间的苦难看到了天国的幸福。尽管这个幸福是在天国,而非人间,必竟他们看到了。恩格斯曾冷静地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苗民们开始在上帝面前虔诚祈祷,而暂时忘记了人间的苦难,他们希望通过祈祷使自己能进入神界,获得永恒的幸福。
其四,基督教先进的物质手段和世俗的方法,使苗族切实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苗族借助于巫术与迷信的原始信仰,在没有其他宗教进入的时候,尚能维持自己的权威,一旦有了其他更高级的宗教进入,它就会轻易地被攻破,带来信仰的危机。基督教传播是与科学成果和世俗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的,这和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有很大的不同,是苗族巫术迷信所不能比拟的。他们总是把教育、医疗、主持公道等世俗的方法作为自己传教的开路先锋,让这些方法成为证明上帝存在的可靠依据。柏格里进入苗疆后,随着一个个病人的康复和一间间教室的建成,苗民已成群结队地拜倒在上帝面前。
柏格里日记所载：
石门坎的苗族基本无人识字,数数能数上一百的都无几人,赶集时如无这种人在场就无法交易。苗族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倍受欺凌,传教士却乐于为苗族讨公道,因此成为苗族信赖的人。
1889年4月11日。今天下午,我救治了一位服鸦片自杀的老妇人, 一间又小又脏的住房。616
1892年12月20日。和老杨一起出去。救济四个家庭,并护理大量病人。他们都非常友好坦诚。
今天,我们收留了几个本来要出售的孩子。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乐意收留一百名……644
1897年7月6日。今天,我回顾了我们诊所的病历记录,我共治疗了40位病人。在本年的第一个月份,我救了20个服鸦片自杀者,而目前到六月,我又治好了另外20个这种病人。656
1904年12月4日,礼拜日。今天上午有三百多人聚集在室外举行礼拜,晚上又有一百人,两位汉人传教士和我就依次教他们认字念书。700
…… ……
显然,苗族多元的自然神崇拜,无法对抗先进的基督教,在这场对抗中,苗民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
五
威宁石门坎苗族对基督教的皈依,可以说是一种信仰替代了另一种信仰,对于苗族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宗教在苗疆的诞生。雅各布斯(jacobs,1987)曾注意到,皈依与恋爱之间具有相似性,突然发生的皈依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宗教皈依曾被人们用来解释恋爱的模型,在皈依和恋爱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对某个新人的突然的依恋,一种信仰的飞跃,这是非理智的,并不具有完全的证据或理由,但却带来巨大的喜悦。23柏格里所带来的这场苗民短时间内大规模皈依基督的事实,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种相似性。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场速度惊人的皈依运动背后,有着多么巨大的历史必然性。巴特森讲过,那些改变信仰的人在此之前曾经历过深沉的个人危机。他认为皈依是一种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以一种在知觉中图形——背景反转的模式,产生一种观察事物和解释事件的新的方式——用两种很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引起这种变化的动力是不满足,特别是对自身的不满足,这是一种生存危机,比如丧失了生活意义。67苗族正是在自然与人为的双重压力下,走向了上帝。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时,我们感觉它并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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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贵州威宁《威宁县志》编辑室.威宁县志,艺文志.
②《苗防备览》卷22《杂识》。
③百年苗族.毕节地区民宗局,2005.
参考文献:
柏格里.在未知的中国.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董丛林.龙与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2.
麦克·阿盖尔.宗教心理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林芊.石门坎现象:对清末黔西北苗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3)。
（本文转载自：《毕节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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