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萧辰、王少波、安燕玲等：牛津共识与百年中国社会思潮——圣山团契纪要
2021年5月3日圣山团契纪要 主题：牛津共识与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社会视角和教会使命。主讲：王文锋老师。时间：2021.5.3整理：萧辰、王少波。校对：安燕玲。 “牛津共识”是一个文本，反映的只是几十位学者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一些看法。实事求是地说，它在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影响。今天我想关于这个话题的讲座，有一个最大的意义--以“牛津共识”为切入点，来谈一谈中国社会百年的思潮走势，以及我们中国教会或者中国基督徒，面对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才是今天晚上讲座的意义所在。下面我就从三个片段来展开。第一，谈谈“牛津共识”这个事件本身。第二，“牛津共识”背后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进展。第三，“牛津共识”背后中国基督教群体的百年文化使命或者思想使命。第四，关于我个人的观点，中国基督徒或者中国社会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因为时间有限，我重点谈一谈“牛津共识”这个事件的本身，以及我们中国基督徒或者中国教会面对文化使命和社会思潮，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态度和方式。“牛津共识”的全名是“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这个文本是由中国思想界来自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群体四大派别的几十位代表性人物，于2013年8月22日在牛津大学所召开的中国神学论坛第六届研讨会期间，签署的一份共识文本。因为研讨会的举办方是中国神学论坛和牛津大学，所以在展开“牛津共识”文本之前，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举办方--中国神学论坛。中国神学论坛是2009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我当时正在新加坡读神学，我们几个神学生看到中国教会越来越重视神学培训和教育的事工，所以，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个交流神学教育事工经验和资源的平台。一开始我是创始人，也出任秘书长。另外，当时成立中国神学论坛，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牧者和信徒，在进行良好沟通之前，总习惯给对方扣帽子或者下结论。我对这个现象比较担忧。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传教士的信仰对我本人和家族的信仰影响非常大。我们知道历史上传教士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谣言造成的。比如：1870年发生著名的天津教案以后，在7月21日，中国著名的官员曾国藩曾在奏折--《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里提到：他去天津经过调查，发现指控传教士的事件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这是他作为清朝一位最高官员，经过调查作出的结论。但当年的谣传内容大概是：天津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数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以得到五两银子。而且法国传教士还拿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置药方等等。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谣言的一些盛况：这种传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周围许多英里范围内为老百姓普遍相信。谣言的任何一个环节--幼童失踪、人贩诱拐、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但这个事件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不仅导致数十名传教士基督徒被杀，曾国藩本人也被污蔑为卖国贼。所以曾国藩经过天津教案以后，可以说是身败名裂。从此退出了历史的政治舞台。可见人言可畏。我们古人也说“流言止于智者”。当时我们成立中国神学论坛有这样的愿望--不管基督徒之间，还是非基督徒之间，或者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讨论事情之前，首先需要信息对称。我们彼此首先要有所了解，有面对面沟通的机会，第二层面才是表达观点。当时抱着这样的愿望，从2010年开始，中国神学论坛先后在新加坡、韩国两地举办过很多的研讨会，效果也不错。后来为什么中国神学论坛会涉及到牛津共识？这源于201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2010年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发生了基督教教堂风波事件，它起源于曲阜当地基督教信众准备在曲阜城东盖一座名为“圣三一”的教堂。按照教堂盖建方案，他们准备盖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占地四亩，高41.2米，容纳3000个信徒。盖教堂的方案已经征得了包括宗教、民政、城管、文物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一系列审批，但由于教堂离孔庙大概三公里，所以，这件事就引起了海内外诸多儒家学者的强烈不满和抵制。最终，致使当年具有代表性的几十位儒家学者和10家儒家机构和网站，在2010年12月22日联名发布了一个意见书--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基督教堂，关于曲阜兴建基督大教堂的意见书。他们呼吁全球儒家学者抵制曲阜盖基督教堂。曲阜的基督教当局鉴于事态的不可预测性，就暂时搁置了计划。这个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我也比较关注，我认为这种风波除了基督教和儒家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的风险冲突以外，缺乏良性沟通和对话渠道是重要的原因。至少双方事先应该有所接触，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我也认识到，儒家群体当年发动抵制事件，是跟他们的价值诉求有关。他们不满于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形态在当今中国失去主体性地位，所以想借一个事件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这是他们背后的一个主要动因。换句话说，与其说当年这个事件是表达对基督教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儒家希望借此机会向社会发出期望回归主体性文化的一种呼声。只不过他们想找一个靶子，他们觉得抵制建基督教堂是一个表达他们诉求和不满的重要机会。再回到2012年8月，中国神学论坛准备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第四次研讨会。当时我有个想法：就曲阜发生的事，可以邀请几位儒家学者沟通一下，谈谈基督教对他们看法，也让他们有机会谈谈对基督教群体的看法。借这个机会也顺便谈谈曲阜盖教堂的事件。2012年3月，我通过中间人，想跟发起曲阜建堂事件背后儒家学者的一位代表人物陈明教授见面。当时我约人联系他的时候，发现其实他跟我家距离就几百米。所以我就邀请他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厅，我们有一些沟通。我也提到：“中国刚刚举办了奥运会，你知道奥运会上开幕的时候，有一句话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也代表我们中国人欢迎西方的，你知道是哪一句话吗？”他说当然知道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我们就是要乐于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也问陈明教授：“在曲阜盖教堂，如果孔子在的话，我想他可能采取的措施跟你们会不一样，他可能会出门欢迎耶稣这位来自耶路撒冷的朋友。”我跟他很轻松地沟通。陈明老师听了以后，也很会意地笑了一下，他说：“你讲这个话题挺有意思，也有道理。”那一次碰面以后，我就邀请陈明老师：“中国神学论坛在2012年8月准备在美国举办一次研讨会，你们可不可以邀请几位儒家学者一起参加，我们可以一起沟通？”当时事情进展很顺利，不仅陈明老师答应赴会，他还从儒家阵营里面邀请刘安武老师、孙红老师也一起答应赴会。基督教这边我也邀请了何光沪老师、高师宁老师、罗秉祥老师、谢文郁老师，还有我们北京的石恒佳老师等等一起赴会。鉴于对曲阜盖教堂事件的重视，在美国召开的中国神学论坛第四次会议上，何光沪老师等人还起草了一份文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为回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群体。2012年8月在美国召开研讨会的顺利举办，使我们中国神学论坛开始把使命从基督教内部的讨论转向跟整个中国社会层面的讨论。为什么呢？那次沟通，我觉得有一些效果，也比较理想。回来以后，我有几次也跟陈明老师沟通，也到他家里和他一起用餐、讨论。他也跟他们儒家群体说，对基督教这个群体，很多方面可以用更客观、更平和的态度对待。不管是盖教堂还是其他事情，我们首先有一个理性的对话和沟通，不必要一见面就兵刃相见，这样不太好。有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中国神学院就考虑到中国思想界不仅仅有儒家群体，还有自由主义、左派，那么他们对基督教有什么看法？我们基督教群体也很必要跟他们见面。我们不是说期望他们对我们有怎样的态度和认同，而是说，首先让他们对这个群体客观、透明的了解。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基督教群体应该做的。这样，我们中国神学论坛就从2012年开始，将自己平台的使命投向了当时可以说是张力最大、冲突最多，最令人揪心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曾经在中国社会引起重大争论的思潮领域。我们知道，20年来，中国思想界各派一度就某些问题进行过很多激烈交锋。这对我们中国神学论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使命，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领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平台，这样的对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我们可能不可能呢？我们当时考虑到不管前面环境或者挑战怎么样，对基督教群体来说，是非常有必要这么做的。至少我们需要让他们了解基督教，让他们理解我们基督教在信什么，我们在坚持什么。2012年举办美国研讨会以后，我们就把2013年研讨会主题定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地点定在英国。开研讨会有个惯例--每年在一个国家举办，美国举办后就在英国。我们确立了2013年的主题后，开始思考会议的目的。大概确立了三个目的：第一，基督教群体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社会还有很多隔膜和误解。这个误解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很多方面本身就有排他性，我们所信的上帝本身是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些属于信仰层面的排他性，我们就坚持该有的立场和态度。在基督教宣教方面，需要他们对我们有一个客观、整全的理解，这样我们就需要把不必要的误解和隔膜消除掉。第二个目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陷入了方向性的困惑和分歧。整个中国思潮界在思考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我们当时也思考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要与思潮界对话，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我们在深入探究后发现，其实中国走向何方这个分歧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我们在邀请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时，需要对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这也体现了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文化使命。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除了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公民，也关心国家的走势。第三，我们希望借这个会议传递基督徒除了对信仰以外，对社会、国家、公益、教育、文明有什么态度。我们认为如果2013年会议在英国能顺利举办，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也应该是富有历史意义的。所以在2012年10月，我们就想到：怎样让这次会议留下有历史意义的文本或者会议记录？应该要起草一个共识文本。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案呢？因为鉴于思想界这20年来发生很多的争执，尤其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交锋已经20年，他们没有接触，也没有任何达成共识这样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想邀请这几派，第一，阐释不仅讨论思想界与基督教之间的分歧，思想界之间的分歧也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如果能够拟定一个共识文本，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第二，各派有机会在一起开会，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再召开类似的会议，不管是在时间、资金，还是技术层面，可能会比较难。我们看到要促成一个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思想界各派的共识文本，不是件易事。它的困难不仅在技术层面（人员的召集、文本内容的起草修订），还在更深层的—几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各派之间严重的张力和纠葛。这种状态一方面体现在不同派系在学理上的严重分歧，或者说方法认识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跟各方在学理预设上，对中国现实社会状况和问题意识上的不同判断和认定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背后还跟因为学理不同而形成的现实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来说，思想界的这些分歧，背后的现实利益，一方面体现为某些学者可能有维护学术山头的考虑，另一方面或许跟学理体系所带来现实利益有关系。就这些因素来说，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也很容易明白，不要说尝试去达成一个思想界的共识文本，就是召集各派人士在一起开个座谈会，也是极为不易的事情。根据一些学者透露，这二十年来曾经有多位学者、多家机构尝试从中斡旋，希望争论的各方能坐在一起面对具体的问题，坦诚地交流沟通，但是鉴于种种原因，最后多以失败告终。正是这种情况，当年的中国学识论坛，就对促成共识文本这个事情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首先各派人员能不能出席就是个问题。其次才是共识文本能不能达成。我们在邀请时出现了很大的波折。有些学者有多方面顾虑。比如：不管自由主义、新左派、儒家，这个会是谁举办的？谁是主场？在会上我的言论会不会被扭曲？甚至有人担心，如果举办这个会，会不会有阴谋论？如果共识文本真的要去起草的话，第一稿谁来起草？如何进行修订？……当时，我们对文本的促成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经过协商后，在英国找了一个机构，叫“牛津宣教营”。由他们提出申请 2013年在英国举办。当时他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说一定要找英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牛津，或者剑桥。他问为什么要在这两所大学呢？我说：“因为这次是中国思潮界最有代表性的人士出席，而且是最有代表的四方出席。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思想界未来的一些方案。你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举办这个会议，不仅仅是我们的荣幸，也是你们的荣幸。”其实，当时我考虑选择这两所学校是因为在邀请学者时，如果以牛津、剑桥出面，那么国内清华、北大、复旦的学者出席也感觉到顺理成章。既然是牛津、剑桥举办，他们参加也会比较荣幸。所以，我们在技术方面也做了一些考量。我们把主题、人员都给英国这个机构看。最后他们选定了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最后选定的就是电影《哈利·波特》那个餐厅的会场，这是牛津大学最早的一个学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会场。我们确定了地址，最后也确定了牛津大学作为协办方。我们跟他说，这个会议不是通常的学术会议，而是把中国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最想说的话，在会议上展现出来。他们也看中了这一点。所以牛津大学答应作为协办方。我们在邀请时，大概确定了有上百位学者，如事先所预料的，邀请的进展比较艰难。我后来对我的邮件做了合计。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3年8月20号会议召开为止，中国这边为筹备研讨会议，所发送的电子邮件共1811封。其中1/3是跟英国协商会议，跟国内的学者商谈赴会占了1/3，大约在600封左右。可以说是多方、多次的邀请，说明、解释以及澄清其中的环节。在传达要求中也转发了很多邮件，其中包括何光沪老师、高师宁老师、陈明老师、许纪霖老师、高全喜老师等等。在此也特别感谢他们。在邀请阵营中，新儒家最豪爽，因为已经有前一届研讨会的背景。自由主义很积极。比较难确定的是所谓的新左派阵营。当时我们也联系过属于新左派的20多人，最终他们出席了3个，中间的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到2013年5月，各项筹备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进展。英国牛津方也在会场、接待、住宿方面逐步落实。中国这边签证、机票都已经启动了，但是在邀请倾左派方面，还没有任何进展。当时许纪霖等等在做各种努力。关于共识文本，我们当时有个想法：希望在大家赴会之前，在中国先请四方各派代表人物出席，拟定一个草案。这样，我们在牛津开会时，几十个人讨论就有了基础和依据。自由主义邀请了七、八个人，儒家邀请了六、七个人，基督教十几个人都到会了。邀请新左派遇到了困境，因为他们跟另外的群体有20年都没有沟通，所以有顾虑。如果共识文本草拟的第一稿没有新左派参加，这个文稿就不可能代表中国思想界的共识文本。2013年4月8号，我在清华大学拜访汪辉老师。他在思想界被誉为新左派代表，我希望他能出席。他当时回应说可以考虑，到7月才能确定是否最终赴会。我觉得至少已经得到消息：7月份给我答复。最后遗憾的是在7月份我发电子邮件给他的时候，他刚好在非洲有教学任务，没办法出席。但是还好做一个弥补方案，他推荐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吕新雨老师赴会，最后还有许纪霖老师、同属于新左派的黄纪苏老师，以及上海大学的罗岗老师。这样，新左派也总算确定了三个人。当时我们考虑到牛津会议之前，假如不确定一个共识文本的草案，仅仅凭着牛津的三天会议，几十个人讨论一个文本，人多嘴杂是不可能促成这个事情的。所以需要有初步方案，才能使这个事情顺利完成，而且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拟定了，他也会跟自己群体的人沟通。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个草案必须要确定。因为汪晖老师无法在4月到7月之间确定，所以我只能一直等待。这期间可以说是我最难熬的三个月。一方面，如果新左派没有参加，这个共识文本就不能代表中国思想界。另一方面会议的日期日益临近，如果不提前确定共识文本的初稿，最后在会议上恐怕就措不及防了。7月份得到消息，他说不能出席，而当时离牛津会议召开只差一个月。我情绪比较低落，达成共识文本已经提出来了。假如赴会之前，中国没有四方草拟方案，到时候牛津会上根本达不成共识。而如果这个共识文本取得进展，它是有历史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放弃，可以说是过于理想化的理想。到7月底各方都确定了，结果发生了波折。代表基督教群体的何光沪老师刚好出差在外，8月14号才回来，而这四个人在中国草拟共识文本的第一个草案，只有两天的时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还不知道牛津共识第一稿怎么起草。所以我个人感觉一点的可能性也没有。但是即使只有两天，我们也没有放弃，也在神面前祷告：“主上帝，这个事情我们人有这样的想法，不一定代表这是你的美意。”其实这半年来一直在祷告：“主上帝，我们很心平气和在你面前祷告，如果这个事情合乎你的心意，求你动工。接下来出来什么结果，都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8月15号晚上，我通过Email、电话邀请我们基督教的何光沪老师，他代表基督教邀请了清华大学的自由主义秦晖老师、新儒家的陈明教授，以及代表新左派的黄纪苏老师。在清华大学前面的餐厅，我记得是312包厢，四方首次汇聚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召集人，脸上非常热情地欢迎四派的代表赴会，心里却是冷冰冰的。因为期待和准备一年的事情，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可能会议是可以召开，共识文本却没法达成，因为只有两天时间。但是那天晚上在神面前做了祷告，也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们基督徒，尤其神的仆人，做的任何事工都是荣耀神的。既然这个事情有神在掌握，不管促成促不成，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带着这样一个坦荡的心，邀请他们四个人一起沟通。那天从晚上7点谈到9点半。因为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思考这个共识文本，所以一见面没有直接切入核心话题。前一个小时基本在于寒暄，一个小时以后，才切入共识的话题。整个晚上大概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共识文本有没有必要。第二，如何确立主题以及文本涉及的内容范围。第三，如何起草初稿。第四，由谁做日后修订的统筹工作。对第一个问题，秦晖老师和黄纪苏老师在8月初才得到通知要在会上商讨共识文本。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事也要谨慎。如果新左派还没确定，我们不要很快地跟其他人说要起草一个共识文本。最后没有这个结果，也会说明我们举办会议不谨慎，事先没有统筹安排，所以等四派都同意了才通知。当晚，秦晖老师、黄纪苏老师显得很谨慎，他们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知道五个人在一起究竟干什么。何光沪老师、陈明老师早已经知道这个共识文本的事，觉得这个共识文本很有必要，现场就向黄纪苏、秦晖老师做了一番解释和说明。这样一来，一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基本认定这个共识文本是有意义的，一致认同开始商讨。第二个问题是当晚最核心的话题--如何确立共识文本的性质和方向。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很投入。首先是主题的确定，大家拟了几个主题，首先拟定的是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几点共识”。后来想了一下，有些人说我们还是低调一点--“关于中国文化的几点建议”。有个学者说，既然大家在一起，应该谈一些核心话题，就拟定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等等。主题大概拟定以后，就开始讨论文本的内容范围和方向定位。最后讨论达到高潮了，大家都关注如何来定位共识文本的性质？具体来说，这个文本可以不可以，或者能不能触及到所有的领域，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价值观。当然，王劲硕老师说我们这个文本低调一点，建议只涉及文化方面比较妥当，而且最好不要提中国两个字。秦晖老师也觉得涉及文化社会方面就够了，但是何光沪和陈明老师认为，这个文本提不提中国都是面对中国的，放上去是理直气壮的，而且问题最好是全面性的。经过这样讨论以后，大家基本赞同共识文本应该要全面针对中国的各项问题。确定主题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当然这个跟最后在牛津谈的有点不一样，牛津是关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几点共识。当晚五个人就一起提到了全面性：文化、经济、价值观、民族、宗教、外来文化等等都要涉及到。第三个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第一稿谁来起草？因为已经是8月15号了，20号牛津会议就开始了，只有五天时间，在中国起草的《牛津共识》文本只有两页。我也跟他们说：“你们四个人都回去，今天晚上起草。起草以后发到邮件里，大家分享，一起商量以谁的稿件为第一稿，最后由王劲硕老师做一个统筹的修订，希望牛津会议之前一定要形成比较完整的初稿。”就这样，四方代表的第一次相聚就结束了。现在想想，那天晚上效率非常高，真的不敢相信事情会进展这么顺利。我后来回想这个事情有两个不可想象。第一个不可想象是，事先为《牛津共识》文本准备了半年时间，结果这个计划原地踏步。第二个不敢想象是，仅仅一个晚上，两天时间就基本敲定了共识草案的基本方向。接下来就是这两天时间，学者们能不能出一个共识初稿？当时也没有把握。我一直祷告，心里期待很强烈。就在四方首聚的第二天，8月16号，我一直在留意自己的电子邮件，看这四个学者谁首先起草了第一稿。我就一直焦急地等待，很感恩，终于传来了几则好消息。先是下午2:20，秦晖老师首先发来了，他几年前草拟过了一个有关面对文化多元共识的建议，他截取了两段发过来了。其实秦晖老师这个文字不是针对这次会议，他的文稿不完整，这样，我们就需要其他三位的建议。晚上7点左右，何光沪老师发了一份邮件说：“文锋，共识初稿已写好，请见附件，也请发给其他三位老师，一路平安。”我马上打开附件浏览全文。何光沪老师在时间上最早草拟了这个草案，题目也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这个草案跟我们现在颁布的牛津共识文本，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不一样。第一稿草案发过来以后，我非常兴奋，也比较意外，因为我对何光沪老师比较了解，他做事情比较慢，没想到短短一天都提交了这么完整的文本。我当时想，肯定是何光沪、高师宁夫妇两个人双剑合璧赶出来的。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把文稿发给其他三位学者，要让他们提供修改的意见。8月17号，我就启程去英国了。16号秦晖老师和何光沪老师两个人发来了草案，但是秦晖老师的草案是截取他之前的一个文本，只有何光沪老师是特地为这次会议的共识文本起草的，这是他们夫妇一天完成的。说实话，我们是基督徒，何光沪老师跟我关系是最亲密的，但这个事情，我们做事情是非常公正、客观的，事先没有跟他打任何的招呼，让四方商量谁出第一稿，他们四方一起去商量、起草。最后何光沪老师最早出来这个稿子。到17号，我就启程去英国了。途中经过迪拜转机，我一直关注电子邮件。因为还有黄纪苏老师跟陈明老师，他们有没有电子邮件发过来，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起草自己的文稿呢？他们看到了何光沪和秦晖的文稿以后，表态以哪一个草案作为第一稿呢？到了英国第二天，我就在牛津大学的宿舍里面，给还没有从北京启程的黄纪苏老师写了封信，同时叫他转交给其他三位老师，把有关文本的最新想法尽快发给黄纪苏老师做调整。希望在去英国之前，大家能够出来四个人都认可的草案。写出这封信以后，下午2:22就收到了黄纪苏老师的回复。他说：“各位好，秦晖老师和何光沪老师的文字我都拜读了，陈明兄的尚未见到。何光沪老师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比较全面、耀眼，基本观点我个人比较认同，所以我个人就以何光沪老师做基础。秦晖老师的这个文章，辨析文化多元也非常好，但是只是针对另外一个会议的话题。而且秦晖老师文章的基本意思，在何光沪草案的第三条都已经表达了。”黄纪苏老师对何光沪老师文本修订发表了看法，他觉得何光沪老师第一个草案更合适，然后他也把自己修订的草案发给我们其他人。这样，只需要等待陈明的回应了。大概四个小时以后，8月18号晚上6:15，陈明老师也回复了一封信，他说：“各位老师，我也同意黄纪苏老师修改何光福老师的文本。”他提到：把文化多元和思想自由延伸加进去，可能使文本和会议的多元特性有所呼应。这应该就表达了各派意见的共同出发点和目标。这样，陈明老师表态同意在何光沪的版本上采取黄纪苏的修改法。现在最后就只等秦晖老师表态了。只要他一表态，这个事情基本可以确定了。我整个晚上就一直在等待秦老师的回复。在8月18号夜里11:48，快12点的时候，我又给四位学者写了一封信，其实这封信就是希望秦晖老师做最后的回应。写了提示信后，很感恩的是8月19号上午9:38，秦晖老师就给大家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他说：“我也同意何光沪的第一稿、黄纪苏的修订稿，我们就一直提供讨论。意思说，就以这个作为牛津会议的一个依据和草案。这样，初稿经过三天陆陆续续地切磋、商议以后，在牛津会议前一天总算拟定了。第一稿非常关键，如果没有第一稿的话，会议上百人开会，是不可能促成这个文本的。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牛津共识应该被称为北京共识，因为这个初稿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开会草拟成的。接下来就是牛津会议本身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开会主题是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考。8月20号晚上是开幕晚宴，我们放在了牛津大学的，我曾提过了在哈利波特出现的餐厅里大家开会，那个会场的确是牛津大学最珍贵的，也是最典雅、高贵的一个会议室。一般申请不到，但是因为跟牛津的协办方讲了这个会议的性质和意义，所以向牛津大学校方提出申请，他们特别审批了。会场就是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20号晚宴，21号的议题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22号的议题是基督教育新左派，23号的议题是基督教新儒家。三天的会议，每一个环节的发言、回应，都会有特别的互动环节。比如说基督教学者发言的时候，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儒家做回应，同时当自由主义新左派、儒家分别发言的时候，其他会做回应。目的是希望各方有更直接、坦诚的互动环节。有一个插曲特别感恩。我们做一个召集人，心里有个想法，希望这些学者们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基督教真正的崇拜。我们跟英国方沟通，他们邀请了加拿大一个敬拜队--圣乐队，3天会议6场研讨会，每场研讨会之前有半个小时是纯粹的崇拜和敬拜。我现在想起来心里很感恩。很多学者参加的时候，说他们其实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教的崇拜，这个会议给了他们机会。很多人听到敬拜的有些歌曲是几百年前的圣歌，都拿出手机在拍。在国内因为身份的原因不方便参加，我们在英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挺感恩的。也有人问：“这个学术会议怎么会有你们基督教唱赞美诗歌的环节？”我们跟他说：“你既然到英国，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文化。”他说：“好的，尊重当地的文化应该的。”他们也不知道，以为他们学术会议开始之前需要有敬拜崇拜的。很感恩三天6场崇拜下来，不仅这些非基督教的学子心里有感动，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作为一个牧者也很感动。在具有10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这样神圣的赞美诗歌响起来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我们把会议结束时间安排在周六。为什么呢？我们很多的会议都安排在周六吗？不是，是因为第二天周日，我就顺便带着学者去教堂参加主日崇拜。这次牛津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在牛津大学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教堂参加了主日崇拜。在600多年的教堂，当神圣的音乐响起时，不要说我们跟着这些中国思想界的代表在一起，就我们单单纯粹基督徒在一起，也会感受到那神圣的氛围。我们在中国一直是在家庭教会聚会，当看到那个场面，自己也非常感动。当天刚好有圣餐，崇拜结束以后，我要上去领受圣餐。我记得当中有一个赴会的中国非常知名的非基督徒学者，非常非常感动，说他从来没参加过，他也想上去圣餐。我跟他说，这个圣餐按我们新教的观点是受洗以后才能领受。他说：“没关系，我先领受了回去再受洗吧。”因为他被这样神圣的氛围所感动，说在中国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神圣的聚会。其实，牛津共识最后能达成，真的跟这三天下午的六场筹备有关系。上帝借着基督的爱融化这些赴会学者冰冷刚硬的心。他们在一起，有些话题肯定会僵持起来，但没想到一生参加过上百场学术会议，从来没有一个学术会议会有神圣的赞美诗歌响起。所以三天会议开展很顺利，牛津共识达成得很顺利，我深信跟这六场崇拜有关系。所有服务人员、志愿者全部是基督。感谢主！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也去很多地方考察，这是我们有意安排的。主要是考察教堂，因为教堂是西方最典型的建筑代表。让学者们参观教堂，也是直接或间接了解基督教信仰。除了英国，我们还去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很多教堂。我现在心里非常感动的一幕是在意大利一所教堂里，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学者，在教堂十字架底下坐了20分钟左右，一直看十字架。后来这位学者回到中国以后，曾在一个讲座中讲：“我们中国社会群体，不应该忘记有一个边缘的群体，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但中国的媒体、资讯平台是不可能报道他们为社会、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的。这个群体就是基督教群体。我们最起码需要去了解他们，我们要感激他们在背后默默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后来有人把他分享传给我了，这是个很好的见证，很感恩。8月21号举办牛津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我邀请其中18位签署。其中有：自由主义有徐友渔老师、秦晖老师、许纪霖老师、高全喜老师、郑也夫老师，新左派有黄纪苏老师、吕新雨老师、罗岗老师，新儒家有陈明老师、姚中秋老师、干春松老师，基督教学者有何光沪老师、杨凤岗老师、赵林老师、孙毅老师、黄保罗老师，还有一个由儒家最后成为基督徒的郑家栋老师，还有我自己。我们本来是22号商讨在北京草拟的共识文本草案。后来为什么提前一天呢？首先因为大家的关系超过我们想象，一方面因为都来到异国他乡，彼此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听了那么多的赞美诗歌，心里感动，彼此见面很客气，也很珍惜，愿意坦诚沟通。所以我们就把起草共识文本的草案提前了一天。其次，三天会议，我们想其中一定会修改好几次，提前一天也代表这个共识文本能够草拟，最后签署成功有了更大的把握。这样，我们就在牛津大学的神学院的二楼开始商讨。18个人在准备商讨如何签署时，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因为大家事先也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不知该如何去沟通面谈。整个晚上大家讨论比较随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之所以没有安排程序，因为我当时也觉得大家都是资深学者，经验很丰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知肚明。当天晚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每人拿一份在北京签署的草案发表意见，看看有没有继续修订的必要，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大家就轮流发表意见。接下来一个小时备文稿、发表意见。从整个发言的氛围来看，大家的态度比较积极和肯定。我们看到平时非常爱表达观点的北京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带头表态，他说：“接下来反正我不会过于表达我的立场，我感觉到今天这是个好事。”大家经过讨论，姚中秋等三位老师等也没有发表多大意见。在他们看来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只要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签署。其实，大家是说首先坐在一起，以后仍然可以讨论、吵架、争论。这个文本的意义最重要的不是要达成什么共识，而是给我们以后讨论提供了平和的空间和面对面的机会。他们觉得打破思想界二十年来的分歧，最重要的不是大家把观点强制拧在一起，而是首先需要有一个在一起沟通的平台，心平气和的讨论氛围。这才是这个文本的意义。结果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文本的必要性。接下来大家一致决定当天晚上就安排几个人统筹做修订。就8月22号一天，第二天晚上大家再来讨论。当时就安排陈明、吕新雨参与文本的修改讨论。第一天晚上讨论的氛围非常融洽，第二天8月22号，陈明老师、吕新雨老师全神贯注的投入修改。大概在8月22号下午3点左右，陈明老师首先将修订好的文稿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他因为是儒家学者，加入了一些内容，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吕新雨老师也收到了陈铭老师的修改稿，他也做了全面的修订，其中有些内容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这样22号签署更有可能性了。经过三天两夜，断断续续的交谈修订以后，8月22号晚上，就在牛津大学威克里夫神学院二楼，大家都在场，签署了“牛津共识”。签署以后，在国内由共识网发表。这就是“牛津共识”的大概经过，我今天发给大家的几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互动，包括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社会思潮？基督徒在不同的社会思潮，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无信仰与政治的关系？等等的话题，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互动环节】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以来，这一百多年到今天，整个思想界进入寒冬季节。我关注关天这些思潮的碰撞，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点类似，就像一些书生在议政，然后这个兵进来都抄了，类似像这样的局面。今天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处在比较沉寂的状态，我们再去看中国的整个现代化的努力，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从短线的视野来看很悲观的。如何看待比如基督教与宪政，中国的转型的前景，或者说它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听听你对未来的展望。从基督徒角度，或者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路线去看。答：说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对于社会思潮，或者说对于文化使命大概的一个走势，大体来看，晚清以来基督教群体参与整个时代演进的方向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由宽到窄，或者说由全面到局部，具体说在晚清时，借由知识结构的领先性，中国基督教群体是传教式为主体的，它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优势的，而且绝对的优势。所以在晚清的时候，以传教式为主的基督教力量，在整个社会层面，不能说站在主流，也是起到引领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教育理念、卫生、现代化关系的机构，传教式是有优势的，所以一度传教士深度介入了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的活动当中。这个是基督教在近代以来最占优势的一个时代，民国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爆发，这个过程是本土的知识分子兴起以后，他的知识结构，可以说我已经不稀罕你们传教式了，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兴起来了。他接受过来的这些知识结构或者知识的体系，多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知识体系，也包括是从10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飞机运动的爆发。因为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两个思想背后的理念都是无神论。这样，使得晚清以来，本来占据主流或者引领社会潮流的传教士群体，不仅失去了思潮引领的角色，乃至于在思想跟理念本身，就被排挤出去了。中国本土人起来了，而且是基于无神论的思想理念。这样，民国以后，基督徒知识分子，就逐渐由积极参与退缩到消极互动的局面。虽然民国开始，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兴起来了，但是你兴起来了，面对五四运动而起来的这一波中国本土的，包括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这一波人，就架不住这个局面了。整个基督徒的影响力，就晚清的主动变为被动，积极变为消极。其活动范围和自身的定位，也逐渐由文化层面会退缩到宗教层面了。因为整个主流的领域，是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兴起的这一波本土知识分子，让他们完全占领了。不仅仅说基督教传教士群体退缩了，其实像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一部分也退缩了。基督教就在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等等，民国思潮派系的互动当中，就逐渐退缩到自己的领域。接下来1949年以后就不用说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群体得以重新浮出水面，但是基本上挺起来的基督教群体是有经过文革以后，首先由农村挺起来的中国基督教群体，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思潮领域，像晚清或者民国一样可以对话。因为经过“三反”、“五反”、“文革”以后，知识分子被打倒的最厉害，包括基督教知识分子也被打倒了，所以最后从文革里挺起来的恰恰是中国基层的这些基督徒。我们经常谈到说基督徒跟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从信仰角度来讲，这恰恰可能是神的恩典。因为基督教群体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教会群体，一个是学者群体。我们看到，民国的时候，其实传教士或者中国本土，在教会层面，我们没有把握住让基督教学者有教会的根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有教会的根基，或者基督教群体、基督教学者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就发出了很大的力量。民国的时候，教会群体还有基督教学者群体，他其实是很大的张力在里面。这样经过文革以后，基督教学者被打倒了，最后教会群体能够首先在文革以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挺起来了，这说明在苦难当中，这些基层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力更强。这样起来以后，到改革开放，一直到21世纪，我们基督教群体跟社会思潮，或者思想界的对话，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处于边缘的状态。直到21世纪以后，随着我们自身维权意识的需求以及公共意识的加强，包括以北京、上海为主的城市教会的兴起，我们基督教兄弟正式试图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来体现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这里我再提一下，关于我们基督徒怎么来面对文化使命或者面对思潮？我个人的看法，总结有两点：第一个，我们基督徒个体必然有政治态度，但是我们要先看政党立场，我们政治态度，但是可以淡化政党立场。第二，我们教会群体可以有政治态度，教会群体最好不要有政党立场。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某一些层面，对于家庭、社会，应该自然地流露。我们的信仰除了关心救赎、生命以外，我们自然会流露出来我们的家庭观、教育观，也流露出来我们的政治观，所以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层面，这是我大概地做一个回应。 问：我还想回一句，关于您在里面说到的问题，还有晚清以来的两条路线，一个是李提摩太的影响，知识分子，跟戴德生内地会，后来他们对于扎根在草根的这两条路线。现在变成了关于在文化使命上面的一个对立分歧：一派不主张去影响时事、政治这个方面，也反对文化使命。另一派像现在知识分子的兴起，他们对这个是有热情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跟张力，您怎么看？答：我大概讲一下晚清的时候很重要的这两派，就是说李提摩太模式和戴德生模式。戴德生模式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上不太关心文化发展和社会动向，提摩太模式的西方传教士积极关心社会制度走向。因此我们观察这两派的时候，要知道在两个领域都有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打个比方说李提摩太模式，它的影响我们要用长时段去观察，戴德生模式基于传福音，基于布道，它从短时段可以看到果效。它就向别人传福音，直接讲福音信仰，直接讲《圣经》要道。这样以后，对方会在戴德生模式的情形下，参与主日崇拜和教会生活，可以马上在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果效。他们如果是上帝所拣选的人的话，可以立马表态，自己相信不相信，这个是戴德生模式发生的福音果效。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近代史的时候要客观看待，有人说戴德生模式可以马上看到福音的果效，而且说近代以来戴德生模式，它其实是建构了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基础，其实这个说法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来反观李提摩太模式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长时段看待李提摩太模式的果效。因为你表面上看，比方说，像当时的丁韪良是李提摩太好友，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达26年。在总教习的教育过程当中，清政府不允许他在课堂上直接讲福音信仰。丁韪良这26年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在科学教育领域产生的果效不用说，其实大部分第一层的外交官都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来的。中国很多现代教育的理念，也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乃至于北京大学的前生，京师大学堂，在维新运动开始的时候，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唯独留下了京师大学堂这样一个方案，所以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变法或者维新运动唯一可以存留下来的在改革方案。当时第一任总教习安排两个人，一个是中文总教习，一个是西文总教习，其实第二总教席应该是丁韪良，我也查过很多资料，中文第一个总教席，名字是徐敬成，但是徐敬成一天都没去上班，当时的西文总教席是丁韪良，其实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头两年是全权在里面管理教务，因为他是京师同文馆做了26年调过来的，当时整个清政府在西学上知识结构不健全，他肯定要录用传教士。因为京师大学堂毕竟是清廷亲自下令设立的，所以中文总教席名字顶着徐敬成实际上是丁韪良。所以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传教士丁韪良，这样的一个事实，现在因为我们大环境下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事实表达出来，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教会大学的校长是传教士不奇怪，但是我们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的，现代性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传教士。我找了很多的文献去印证了。我去北京大学校史馆去调查过，所以这是个事实。我们看到丁韪良在出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席26年，在出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席的头两年，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没有办法能够直接带出福音信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100年有多少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影响而走进教堂，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见证，有些人一看到原来京师同文馆的总教席是丁韪良，还做过李鸿章设定的中国时报的中文主编，甚至很多传教士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启者，你比如说山东被誉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我前年特地到山东去考察那个遗迹。现在北大清华很多教学到那里考察，一定确定为山东登州文会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它就是由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委员会第一任主任迪考文创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华人手中应用的最普遍的《圣经和合本》，他的修订委员会的委发起人迪考文，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创始者。现在很多人都在争中国第一所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北大也好，圣学堂也好，大家都在争。后来确定就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迪考文创立的登洲文会馆，这是现在学术界也共认了。我们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些传教士的足迹在这100年当中走进教堂的？这个例子很多了，所以我们要平和的看待戴德生模式，戴这种模式，为中国教会跟教会的事工奠定了基础，它的事工是基于福音，所以说我讲这个话题也是在肯定戴德生模式的前提下，而提倡要平和看待这两种模式。这是我做一个回应。 问：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像牛津共识这样，中国基督教的和其他的各种思想，新左派、新儒家、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坐在一起，来互相探讨，互相沟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最好的目的，中国几千年灾难深重，这是所有中国的各派知识精英都看到的，怎么让中国未来更好？他们每一派都想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互相沟通。我想提出我的观点：中国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就是我们只想启示真理，我们不讲理性真理。中国教会不管传道人，或者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启示真理，甚至我们掌握了很多。但是我们对理性真理这一块，比如说古希腊哲学，不管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近现代哲学，我们中国基督徒的知识精英，包括传道人知之甚少。第二，我们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各种知识面的东西，我们中国传道人和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在这方面的知识，不得不承认，确实赶不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赶不上新儒家。新儒家对于从笛卡尔一直到康德，一直到今天的哲学，掌握得非常好，吴中山、滕军力，还有他们这批人也是很厉害。我们基督徒的传道人知识精英绝对赶不上儒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像他们这一批人也是，肯定也比我们基督徒知识分子和传道人在知识面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西方历史和哲学，掌握得要比我们多得多。他们又只懂这些理性的东西，对你所掌握的启示真理。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信，那么他们就根本没办法理解，直接给他启示真理，他们没办法理解，必须要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知识精英这样，比如说从特土良，奥古斯丁神学家，他们都是左右开弓。左边是启示真理掌握的非常好，右边是人性真理哲学，各种宗教、思潮，他们全都精通，他们和当时的西方知识展开对话。我们是掌握了真正的最高真理，绝对真理，让其他所有的知识精英心服口服，最后服到基督教的下面。用理性的真理道理告诉他启示真理，比如说安瑟伦的本体论证，阿奎纳的从结果认证，但是现在我们是只讲启示真理，只讲《圣经》，但是人家听不懂，圣灵还没进他的心。你讲自己是真的，他听不懂，我们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把我们的黄金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手里面只有黄铜和铁，我们才有黄金，真正的金子，真正的真理，最高真理绝对真理。你不能用他懂的语言告诉他，就没办法沟通，我们一跟人家讲就鸡同鸭讲，人家根本不理你，人家觉得你没有文化，你怎么说服他？所以我们中国基督教有很大的一个缺陷，但是大家没有正视这一块儿，我们传福音老是从边缘化，你在理性整个知识层面，知识结构都赶不上人家，你怎么进入市中心，你怎么不边缘化？我们老是推崇戴德生路线，总是推崇草根，从来不推崇知识精英，我们认为知识精英就是讲世间小学，那种反理性、反智、反文化在中国教会这个思想这么的严重，我们怎么可能进入主流？我们怎么不会边缘，怎么不会受逼迫？我们不要找外面的原因，要找自己的原因。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教会要仔细反思的。 答：这位老师发言非常好，基本上我是赞同的。我做三点回应。首先我个人感觉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真的需要在两个方面都能够平衡起来，一个我们基于福音本身，这是我们的整个启示基础，同时我们需要基于宣教使命，要积极学习世界上的学理，至少了解这个时代，这两方面其实体现了我们两个使命。一个是护教使命，一个是宣教使命。护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坚定的信仰立场，我们需要有个基于启示的这样一个信仰认知，这样一条脉络，这是我们信仰本身。同时我们还需要有宣教或者传教，因为福音要带给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谈到基督教与思想界，我们就需要了解思想界，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这位老师提的问题。第一个我是赞同，或者是我们把传统上的模式结合起来，作为上帝给不同使命基督徒的两个传教使命或者方向。第二个我特别提示一点，一些刚刚信了基督的这些学者，或者对中国文化领域思想界有负担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了解一点。因为这几十年来很多的基督徒学者或者有些学者信了基督信仰以后，他反过来面对思想界，他会带着一个激烈批判的态度，这个是几十年来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基本上都是这样。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几点，我们通常用的神学知识或者说这些理念，基本上都是在西方这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比较多。我们看到，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是有数千年来基督教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包括白左也好，法国大革命的文化群体也好，它的背后原型是基督教背景，所以西方当代的这些基督教知识分子对这个现象去进行激烈的批评是对的，因为这些无神论的群体本身是有基督教土壤和背景的。当然我们面对中国学术界的时候需要留意，基督教学者特别留意，我们应该首先有一个宣教的意识，什么意思呢？比如：前些年我从事牛津共识这样的会议时，我最大的关心不是牛津共识文本本身，而是我们跟这些非基督教群体学者的沟通。在英国开会期间，很多人对这个会议讨论什么不关心，他对那个敬拜很关心，为什么？就说明他没有机会接触教会，他们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没有机会他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我们在进行护教的同时，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宣教的意识。你看他们都没有接触，你对他批判，可能他本身就无神论，首先让他有一个接触的机会。当然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护教的意识，因为什么？有些人可能故意来攻击基督教，从一个文化排他角度或者说基于无神论角度攻击我们基督教，我们要做护教。但同时针对中国文化群体当中出现的这些防基督教的意识，跟西方有的时候处境不一样，西方应该有护教理念，因为本身对方了解基督教。但中国很多人本身他不了解基督教，没有接触教会，首先让他有接触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我需要跟大家说，你真的有使命，有负担的基督教学者，要留意。还有一个很多的学者归到基督信仰以后，他本身对中国思想界，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同时有个人利益在里面。你回过来以后，会拿基督教的思想和理念作为武器来攻击那个群体，这个是我们尤其要注意，你是利用神学知识，还是你是为了神的缘故来做护教的工作。尤其是前些年，因为在牛津共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改革开放有很多基督教，有些学者皈依到基督教以后，他其实在反击他原来那个群体，他采取了比通常基督教牧者或者神学家更激烈的态度，一个方面是对的，他了解思想是对的，同时他可能带有他个人的伤害也好，带着个人的恩怨也是需要我们留意的。当然只要你这一方面能够心态调整好，这一些皈依的基督教学者，他有可能发挥的作用比通常的牧师，比从小长大的基督教学者发挥影响更大，这个是上帝所使用的，但是你在进行文化使命，在进行思想反击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你背后的动因在哪里，否则我在牛津会议期间，很多基督教的学者看出来说，他误把这些皈依的基督教学者带到基督教群体了，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信了基督以后，会写文章会发表观点，这里非基督教学者，看到的都是他们的文章，其实没有看到基督教实质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我真的是需要提出这一点提示，否则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这些愿意接受基督教的学者挡在门外，这是上面两点。第三，我们怎么去面对思想界或者面对我们这片土地？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几个人群起来。有人认为说我们不光在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兴起基督教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近代以来很多人，民国的时候很多著名的基督徒，包括孙中山在内，这些文化名人成为基督徒，正面负面都有。他如果做不好就是羞辱神的脸，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教会要都行动起来，让基督徒的人数增加。我提这一点，第一个符合耶稣基督的使命，因为耶稣升天之前，他说他的目标要是万人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个也是大使命的需要。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基督徒的比例如果没有达到10%，它不可能在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罗马帝国发布米兰敕令的时候，有人调查过当时的基督徒的比例逼近10%。在韩国、新加坡基督徒产生影响都是这个概率。10%是社会学家一个调查，只有一个群体达到10%的时候，它才能在社会产生主流的影响。现在我们客观来讲，我们基督徒在中国的比例其实5%都不到，甚至很多所谓的7000万、8000万，其实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在中国不超过5000万，因为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中国基督徒很多，因为基督徒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组织参加崇拜，我们认为周边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其实如果你客观来讲，有人做过调查，其实基督徒只是在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省市有极高的比例，尤其是做出一个调查，作为基督徒比例才2000万、3000万、4000万，其实他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他做调查，不可能老是去温州、去河南，去基督教比例比较高的地方，他要把新疆、西藏全部算进去做抽样调查，我个人给他调查加一个5000万，算多了，所以中国教会要开展事工非常重要，包括植堂、教会事工。如果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人数方面没有积极扩张，在量上没有增加的话，质上也会打折扣。这个是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所以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大大的复兴，以至于是我们在思想领域有使命的人，能够结合起来，在中国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上，大家互相携手共进，能够领受和推动神给我们的神圣使命。今天我所谈到的都是我们在文化社会领域讲的，很重要，我们做任何的工作，真的需要恭恭敬敬交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知道这样一位上帝，他是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任何一步的事工，我们任何一个理念的推动、思想的推广、事工的践行都离不开上帝的保守，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真切地祷告。 讨论问题：1.基督徒如何定位文化使命？如何协调和平衡“拉进教会”和“走向社会”的张力？2.基督徒如何选择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政制？如何看待基督徒之间的不同选择？3.基督徒如何参与政治？个人和教会的定位。 分组讨论第一组组长：管一兵弟兄。Q姊妹：知识分子信了基督以后，在文章里掐架，我就无法理解。叶颖、苏小河，我看到她们的文章。那些人都是文化名人，也很有影响力，无论在社会的影响力，还有在基督教这个群体里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到底是个人性的问题，还是其他的。第二个，基督教的文化使命这个概念我没有特别明白，这个文化使命是什么意思？是更新改造中国文化吗？还是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基督教的氛围，要社会来认同或者认可？我是刚刚受洗的，很多地方也不是很懂。经常有人说“中国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中国化”，老是有那种讨论，老师能不能明确地说这个“文化使命”，在这儿讲的是什么概念？第三个，接着文化使命来谈，您刚才讲了100年，跟100年前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自己在传福音过程中感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过去的100年我觉得他们传教好像很容易似的，做很多的社会施工很容易获得社会认同。而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也好，时代也好，世界的局势也好，或者中国人这种情况，我们中国文化似乎已经变成一种很强势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孔子学院在世界上，今天我们谈文化使命就觉得好难，特别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人家说了我为什么要信你？你别上来就跟我讲什么灵魂的问题。我信你这个理由真的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刚开始传福音工作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就想着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化使命或者在具体传福音过程当中的那种阻力，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王文锋牧师：第一个问题关于叶颖、苏小河，我也见过不少，刚才我也提到一点，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因为有些习惯不光是个人的习惯，或者说我们学者皈依到基督徒以后，尤其是学者，因为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从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的比较多。最后你作为学者，你可以写文章，你可以发表观点，恰恰让非基督教的群体通过文字，他不进教堂，他看到的往往是文章，或者所谓学者型的基督徒，这样使得你的言行格外要谨慎。一旦你介入公共领域，他们就会误以为你们就是代表基督徒的，或者是代表基督教，所以对苏小河、叶颖她们个人的关系，或者说出现了一些争论，我个人感觉到至少在方式上，在她们的一些措辞上，她们讨论的观点、立场，这是另外一码事，至少是措辞、态度上，就差点连累我们，肯定是成为我们一个警戒。同时很多的非基督徒也是看到类似这些基督徒学者，他原来也是社会上的一些思想学者，皈依基督教以后，他的措辞言论。如果我们是表达我们基督教本身的排他性的东西，毫无疑问，没关系，你们误解我就误解我，本来信仰本质上就是排他性，但是如果这一种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对他产生了误解，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种不健全的性格、态度、言论造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亏欠，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回应。后面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其实你就把它当作跟文化观念一样的，我认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的信仰会不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一些引导作用？或者《圣经》有没有涉及到婚姻观？肯定有，所以说有基督徒的婚姻观，我想这个方面大家不会有很大的争议。基督的婚姻观在《圣经》当中以撒的娶妻、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些都是《圣经》当中的婚姻观。还有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些都是《圣经》带出来的婚姻观。所谓的文化使命，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文化观念，我们基督徒除了主日礼拜、教会生活以外，除了信仰以外，我们的信仰肯定会流露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要求我们的婚姻合乎《圣经》的教导，也会流露到我们的职场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职场观。我们在职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在公司里，我们要信守契约，我们在公司里也要忠心。我们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一样，要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政治观。如果一个政策出现了，如果这个条例有伤害到信仰，或者有破坏你婚姻的，或者说对我们伦理道德带来冲击的，我要发表观点。比如说我们最容易见到了同性恋的问题，假如这是个政策，国家要用法律形式，还有赞同同性恋在一起，我们基督徒当然可以发表观点。这个不仅仅是伦理问题、婚姻问题，它本身也是政治问题。其实婚姻问题、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广义上都是政治问题，文化使命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广义上的，所有的政治、婚姻也好，制度也好，可以都是广义上的文化，对不对？因为文化定义可以是广义上的。所以文化的使命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所有的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这个就是文化使命。这是我大概的一个回应。管一兵弟兄：今天王老师讲到的一点，我听着特别有感动的就是您刚才说的护教与宣教，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平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人或朋友，我们在给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理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拿着鸡蛋碰石头的态度去给他激烈地争辩，跳到护教的层面上，有的时候反而是把他拒到了传福音的理念之外了，就相当于完全把他隔离开了。有可能我们受这个言语上，受情绪的影响。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有可能到最后局面是我们无法收场，两个人就不欢而散了。我刚才听到您讲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脑子当中要有这种理念，一个是护教，一个是宣教。因为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之前的时候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比他早进来了而已。我今天听了您讲了之后，我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以后传福音或其他的方面，这一点也会更加的注重。谢谢老师。贾姊妹：我其实想问一下您关于《牛津共识》后续会不会有想法？因为我觉得您能够做这样一个《共识》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再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去推进的？我觉得您现在的《牛津共识》可以说它是一个底线共识，大家在一些很基本的方法这些方面达成的一些共识，这个是跟找的人有关。如果是说在这些不同的派别之间或者不同的思潮之间，如果是找它的有可能的最大公约数，实际上要远远超于这个理念。也就是说达成共识的话，它是会非常低的，比如说的儒家学者，马列主义的学者，找到某些代表人物，而这些人们的共识更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可能找到这些不同思潮之中，或者说是最大可能的那种共识所在。虽然不能让它成为这个群体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是说在不同思潮之间有没有这个共识的可能性，现在它是一个底线，但如果是说共识可能性的话，我觉得那个有完全可能会更加的深入和找到更大的公约数的。所以我在想您的牛津共识再往后续，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去推进的想法？王文锋牧师：谢谢贾老师的提问。《牛津共识》当时签署以后，其实我们也有想法，像每年举办一些会议跟进，但是后来我们想如果在本土举办，肯定会受关注很大。其实《牛津共识》开会之前、之后，大家肯定都找我喝茶，这是肯定的。这个我们也是把它当做一个常规的学术会议，2018年我们举办了五周年的会议，在北京举办了五周年的会议，虽然受到一些干扰，到最后我们也顺利地召开了，神得保守。后续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定下来的就是说，五年举办一次座谈会，接下来就是2023年，也就是十周年了，十周年我们肯定会举办，就是国内不许可，国外也会举办。这个是的会议本身。《共识》文本的本身，其实因为有了共识以后，整个国内的形势变化，2013年那个时候形势还好，后来这个形势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以后，使得我们的一些跟进的工作因为大环境的变化，我们暂时搁浅了。其实在2014年，就是《牛津共识》举办了第二年，我们也曾经在北京召集了这些《牛津共识》开过会的各派学者，我们想成立一个中国共识论坛。因为当时说牛津共识，牛津是国外的，我们就取一个中国共识论党继续跟进讨论，那时候因为整个大环境，我们觉得也不太适合，不太允许。刚才贾老师提到这个，其实我个人感觉到目前的中国大环境下，就是说这个共识文本本身的推进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难度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说在各派彼此之间，他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2013年去牛津开会，我们现在看过来，这真的是一个神的启示，不仅仅是我说，有些学者也说了，说这个会议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你去牛津开会，而且是基督教去召集，现在我们国内基督教这个环境也越来越不利了，再举行这类似的会议展开牛津共识更深的后续的讨论，我们在技术上都可以做，但是大环境目前不允许，目前只能允许的是可能说五年开一次纪念会议，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接下来比有些《牛津共识》我们提到的里面很多的话题，每个话题都可以进行专题的跟进的学术会议。我们曾经想过，2014年也想过，就《牛津共识》的文本里面每一个话题都展开来，这个公约数或者最大公约数我们把它扩张开来都提到，后来环境就不允许。 第二讨论组，组长：江明峰弟兄道子姊妹：我们的文化使命就是传福音。拉进教会，走向社会。基督教是绝对真理。要理性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讲清楚，有理有据，对方也是理性的，就拉进教会了。圣灵的感动的也有，但是我们需要先松土，好撒种子。Q弟兄：理性和灵性要并重。人的理性有限，需要圣灵的工作，还要理性的表达。传福音要接地气。不能上来“你有罪，你要悔改”，要有一个切实有效的切入点。A弟兄：一方面避免无所不知但是不信。另一方面避免只要信其他的都不重要。传道是要讲传播技巧，知道痛痒直指要害，还需要圣灵的做工。不能只用基督徒才懂的语言和人交流，至少应该懂得别人的语言模式、思维方式。江明峰弟兄：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本质不同，地上的国是全然败坏与无法改造，只要不在福音里面对地上国度的改造必然是悲剧性的。拉进教会，走向社会。不求你离开世界而是离开恶者，差他们去羊入狼群。被呼召离开社会进入教会，然后进入社会宣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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