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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典中国之一
范亚峰*
一、中国家庭教会的出埃及与经旷野
（一）出埃及是为了进迦南，经旷野是出入之间的熬炼
（二）经旷野就是舍弃一切受造物
1.家庭与户外；城门与旷野
2.经旷野熬炼的中心是舍弃一切受造物
二、经旷野与沙漠智慧
（一）沙漠智慧与灵修传统的三种模式：沙漠教父-修道院-世界修道院
（二）沙漠智慧的核心结构
（三）中国家庭教会的经旷野就是穿越属灵沙漠、在沙漠开江河、化荒漠为甘泉、祷告恩典的活水与光明
三、恩典中国与恩典神学
（一）恩典中国是赦罪的中国、十字架的爱祝福的中国、耶稣的宝血更新生命的中国
（二）恩典中国的中心是领受恩典之约
（三）恩典中国需要回归清教徒到奥古斯丁传统的恩典神学
1.恩典神学的中心是十字架的中道
2.恩典神学的核心结构是灵修神学、公共神学、圣经神学
3.恩典神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更新，是新内圣外王之道
文化基督化和教会国度化是中国教会在福音宣教之后的两大任务，这就需要叙事，即一个故事的逻辑。历史这个词在英语中指的是“他的故事”，即上帝的故事。世界的历史就是救赎的历史，这是从圣经世界观和历史观得出的一个结论。为这个缘故，中国文化的基督化不可能不需要一个叙事，中国教会需要形成关于文化基督化的核心叙事。这个核心叙事涉及到对中国家庭教会现在的定位。目前对中国教会共有三个定位，在乡村教会中最常听到的是，现在的教会与使徒时期的教会很类似，这是一种直觉的，自然而然的类比。而且的确有很多乡村教会在教会治理、牧养方面，在参考书很少的情况下，反复地研读使徒行传，以此作为依据。
第二种是张义南弟兄所提出的，中国教会现在所处的时期与宗教改革时期很类似，因此中国教会需要第二次宗教改革。张弟兄在河南和全国教会联络非常广泛，并且思维非常灵敏，我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启发。这个提法体现了河南教会的活力。到现在为止，河南教会不断贡献出新的理念、保持属灵的活力。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提法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因为教会现在所处的处境的确和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和加尔文面临的处境有一些相似。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个源自欧美的基督教神学以及一整套理念在中国福音化之后，在建造、牧养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处境化的过程。而处境化的难度，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了，比如说过去二、三十年传了几千万，按理来讲，这个人数可以给社会带来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数和教会应有的影响力是很不相称的，教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我这样说不是强调文化使命，我首先强调本分，其次强调文化基督化。我认为，文化建设方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内在生命的流露，不需要特别地去强调文化使命。现在基督徒的见证还不够荣耀，其根源在于我们从外边拿来的那套东西，在建造、牧养、治理的过程当中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中国本土的文化处境、社会处境。我们绝不放弃任何真理的原则立场，但是不能盲目地向欧美学习，这会导致我们对于中国教会真正的问题缺乏问题化的能力。例如，改革宗神学运动给大陆家庭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改革宗神学运动的问题就需要问题化。因此，我认为刚才提到的两个叙事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是使徒时期的教会，一个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
一、中国家庭教会的出埃及与经旷野
我对当前中国教会的处境提出一个新的提法，即出埃及意义上的教会。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所担当的使命，在文化基督化这一块是中国文化出埃及的过程。这个分析有什么依据呢？李鸿章在晚清时说过，整个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转型事实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07年马礼逊来华，福音到达广州。福音与鸦片几乎同时到达中国，西方文明的传入跟基督新教同时来华。以前我们只是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跟政治问题、帝制制度、君主专制终结相联系，其实这个命题也同样适用于文化，也就是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夏、商、周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文化变革。而这样的深刻变革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基本上只把它理解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其实最为深刻的是文化的基督化。为这个缘故，我对文化基督化的历史感是，其相当于夏、商、周三代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转型和变革。
那我们为什么把这次转型和变革看作和出埃及相类似呢？这就涉及到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一位很有思考力的、道家学者杨鹏先生提到，中国近代有三个黄色犹太先知，第一个是洪秀全，第二个是孙中山，第三个是毛泽东。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个伪基督教，是以模仿基督教为核心意识形态的运动，它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倾覆了满清的君主专制，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宣告结束，并且在此之后五至八年就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仍然没有脱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基本上形成一种科学主义，而民主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五四新文化跟1949年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挫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五四新文化提出民主、科学，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接着就是二、三十年代的非基运动。直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主流社会的叙事还没有告别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第三个黄色犹太先知——毛泽东相关，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相关的。因为民主、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国有一个内在的契合。根据西方学者研究，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世俗化，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伪基督教。今天我们只讲其内在的逻辑，而不作深入的阐发。
这个逻辑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从1840年到现在有一个新的理解。第一波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波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波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伪基督教、一个基督徒、然后又是一个伪基督教。在共产主义之后，从1976年毛泽东死亡到现在30多年的家庭教会，在西方被称为House Church Movement。这个英文词，中国教会不是很了解，但在西方是一个专用词，即被称为家庭教会运动。在毛泽东之后，又产生了一轮新的中国基督化纯正信仰的传播热潮，这构成整个中国近二百年转型历史的关键。中国文化出埃及的前提是进埃及。带领中国文化进埃及的就是这三个黄色犹太先知，上帝使用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把中国文化带入埃及，使中国文化被改变。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一轮比一轮更强地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改造使得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倒着的、开口向下的杯子，是人间天国。而基督的天国是开口向上的。但是这个倒着的杯子外形是基督教的形状，有人希望把这个开口向下的杯子重新转回去，变成儒家的茶杯，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把这个杯子打碎，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有毛泽东的能量，把这个已经做成的基督化形状的杯子重新打碎，做成儒家的茶杯。儒家化的和谐社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而家庭教会运动实际上是颠倒了这个杯子，使它开口向上。而未来家庭教会运动的深化、文化基督化的使命是一群中国摩西先知们把中国文化带出文化的埃及。
当时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故事背景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类似。当时整个以色列一代人的灵性很败坏，迦南美地成为饥荒盛行的地方，然后雅各一家不得不到埃及去寻求粮食，而在当时最为敬虔的约瑟在此之前到埃及，把埃及这样一个异教的地方变成资源很丰富的地方。悖逆的、灵性堕落的上帝的子民不得不到一个异教的地方去寻求粮食。而在这里，一个神所喜悦的政治家、神的仆人约瑟所做的工作是，表面上给以色列人粮食，实际上是透过给他们粮食等各样外在的资源，把以色列人已经败坏的一代重新带到神的面前，重新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这是进埃及的逻辑。
而这个逻辑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中国近代会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资源危机，也就是说，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它的资源出现了危机，他们不得不进入反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运动、共产主义的文化当中去需求资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资源所在。所以在毛泽东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领袖死亡之后，属灵的危机和属世的危机同时发生。经济市场化伴随着家庭教会运动，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出埃及做好了预备。未来我们所要迎接的更大的复兴是整个中国基督徒信仰的人口结构的改变，比如说从百分之五、六到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更大规模的改变，是我们摆脱心灵的奴役，奔向心灵的自由，这是整个出埃及的核心叙事。因此，整个中国自然秩序的崩坏、天崩地裂、地震不断、天灾不断，西南的干旱，社会秩序的崩坏，各种群体性、自焚事件、杀人事件等等层出不穷，官民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已经日趋接近危机的临界点。而这些外在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危机的解决，根源是寻求属灵的心灵秩序，这一点也正是以色列人进埃及和出埃及的逻辑。进埃及是为了粮食，出埃及是为了自由。中国文化的三个黄色犹太先知带中国文化进埃及是因为资源；出埃及是为了自由。因此，中国的摩西先知们和中国家庭教会把中国人带出埃及时，不再像约瑟那一代人进埃及时为了粮食而进埃及，而是为了奔向自由而出埃及。
（一）出埃及是为了进迦南，经旷野是出入之间的熬炼
中国家庭教会从1989年开始酝酿复兴，1989是中国大陆人心灵的出埃及，其与苏东精神革命相互呼应，以中国人的鲜血唤醒了人类追求自由、珍惜生命的热望。八九一代学生的心灵转向耶稣基督，其中产生了一批城市家庭教会的牧者。1997年前后，北京等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大规模信主的高潮。从2001到2011年4月守望教会长期室外敬拜开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在十年中经历了四个焦点的转移：从2000-2004年的家庭，到2005-2007年的登记，再到2007-2009年的写字楼，进而到2009-2010年的建堂。[1]以北京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城市家庭教会相继提出了登记对话论、浮出水面论、建堂论等理论，到最后阶段有牧者概括为公开化、合法化、国际化、主流化的四化理论。[2]
2008至今关于福音主题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有，2008年守望教会被认定为非法、2009年守望的室外敬拜、2011年守望教会开始长期室外敬拜和治委会成员被长期软禁。党国在社会问题上采取拖延策略，2012-13换届后党国更加缺乏彻底消灭中国家庭教会的意志和能力。故相持成为最真实的状态。家庭教会的僵局反映了家庭教会板块的强大实力，经过64年的逼迫没有被消灭，而能够在局部形成与党国的均势，迫使党国不承认合法性，也不强力打压。到2013年为止圣局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
守望教会植了堂但进不去，这一现象背后的属灵含义是上帝国度的扩展和共产主义灵界体系之间处于僵持状态。未来两个国度都处于不进则退的状态。中国文化1978年开始预备出埃及，1989是开始出埃及，09年前后是过红海，2010年之后则开启了经旷野的历程。
（二）经旷野就是舍弃一切受造物
1.家庭与户外；城门与旷野
守望教会山上之城的公共神学，根源于其福音派的改革宗的神学立场。这与圣山异象是一致的[3]。“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耶和华爱锡安的城门，胜过雅各的一切居所。神的城啊！有很多荣耀的事，都是指着你说的。”[4]
守望僵局与中国圣势的关系，体现了家庭教会的弱势，而双方的长期相持又反映了政党国家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大背景下，缺乏专政传统的决断意志。家庭监狱和软禁模式，是从中国传统到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之长城和高墙模式的延续。家庭、城门、人墙，构成了北京福音进程的独特风景。而风雪敬拜、平台敬拜等，已成为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经典画面。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面临城门神学与旷野神学的张力。我们守望祷告想得着城门，却迎来了家庭教会的旷野，户外敬拜是典型的经旷野的事件。在家庭之外，教会走出家庭，就与国家直接冲突。户外是什么？户外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旷野。可以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在城市家庭教会承受了逼迫并站立得稳之后，中国的基督教会已然渡过红海，开始了经旷野的漫长熬炼期。
2.经旷野熬炼的中心是舍弃一切受造物
是旷野，而非城门，才是中国家庭教会当下的属灵经历的中心。我们还远没有得地为业，上帝还只是移动的帐幕，而没有成为内住的基督。现在，中国教会事实上已经渡过红海，进入经旷野的初期。
当下中国家庭教会处于经旷野时期，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特别是城市家庭教会必要的洗礼。十字架约翰说，旷野指的是对一切受造事物的内心弃舍。[5]以色列人旷野中的40年与中国家庭教会未来的几十年构成重要的对比。以色列人在经旷野时期有两件大事，一个是西乃山立约，一个是建造会幕，这两件是经旷野时期的关键。经旷野的历程，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革命的进程。在熬炼之中，恩典之约融入中国文化；中国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经历钉死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上帝喜悦的进迦南的一代乃可兴起。
二、经旷野与沙漠智慧
十字架约翰说，上升乃是下降。旷野首先是沙漠。沙漠智慧就是经旷野的智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耶稣四十天在旷野禁食祷告。而经旷野的本质是熬炼，最为重要的是老我的死去、新人的成熟，一代新人在基督里进入迦南。旷野神学的精义在于陶造与炼净。
摩西、耶稣，以及沙漠教父安东尼等皆经历了旷野的熬炼，和沙漠的祷告：沙漠智慧是超验的敬虔型智慧的传承[6]，根源在于在旷野的沙漠中靠着基督开出活水的江河。
（一）沙漠智慧与灵修传统的三种模式：沙漠教父-修道院-世界修道院
在教会史上，沙漠教父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属灵奠基意义。以灵修神学观察基督教会史，沙漠教父制度兴起于初代教会初步形成时期到米兰敕令颁布前后这段时间，对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影响极大。公元251年，沙漠教父大师安东尼诞生。200年左右的沙漠教父运动，促进了修道院制度的建立，而修道院制度支撑了天主教会1千年的时间，即从480年沙漠教父制度高峰结束，到1517年宗教改革。从整个西方教会史看，灵修神学与实践的发展阶段如下：沙漠教父制度——修道院制度——宗教改革的世界修道院。
我们可从大陆与海洋的视野看待三种灵修模式与宣教进程的关系[7]。欧亚非被称为世界岛，亚洲是本体。在北非的沙漠灵修运动，成就了欧洲宣教，修道院制度成就了美洲宣教。而新一轮的亚洲和非洲宣教，改革宗神学在其中作用甚大。
宗教改革运动，将灵修实践从基督教会带入社会。世界就是修道院，这对灵修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提出更高要求。世界修道院模式实现了对于红色殉道、白色殉道、绿色殉道的整合。新教灵修模式的优点，中心是两点，一是扎根于圣经，二是公共神学的维度。
（二）沙漠智慧的核心结构
沙漠智慧的核心结构，是荒凉与充满、沙砾与活水、神圣与世俗。沙漠智慧三要义是静默、忍耐与顺服。
沙漠智慧属于白色殉道，即“白色殉道指的是因爱上帝的缘故舍弃一切”[8]，白色意味着为了圣洁而弃绝世俗的一切。沙漠智慧的两个关键，一是撒旦，二是世俗，自我则是邻舍。强调经历实是把自己放在中心。以爱回应爱，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沙漠智慧恰恰忽视祷告因为无时不在祷告；强调沉默与安静。自我不是敌人，而是邻舍。敌人是魔鬼，和世界。安东尼有能力伴随圣洁的见证，但绝不自夸，而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有判断力而不自夸，而把荣耀归给上帝。沙漠智慧是死与活的智慧，是钉死的基督的经历，是复活的基督的见证。沙漠智慧是中国家庭教会圣局中的死活题。
沙漠智慧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是苦修式的熬炼，一个是熬炼后的活水供应。这是灵修的基本进路：退到沙漠中与主相遇，生命被主熬炼和陶造，并得到生命与信心的成长。圣经中也诠释了这样的智慧，就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智慧，也是主耶稣应许的：“信我的，要从他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基督徒的敬虔，就是要把精神沙漠变为活水、绿洲。活水的海洋发端于沙漠之中。正如侯士庭所说：“人若能在沙漠中长住，就表明他已经找到绿州；换句话说，我们要在沙漠中为神培植一座花园，正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将来在沙漠有玫瑰花出现一样。”[9]
整个现代性就是海洋性的扩张，大陆性的失败。而海洋的根源在沙漠。基督教是海洋性的，基督信仰的根基——水、圣灵和血都是海洋性的。同时基督教也是奠基于沙漠智慧的宗教。水、圣灵和血，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沙漠智慧是让自己成为沙漠，以让上帝的水涌入，也就是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的智慧，这即是苦修主义的智慧。
这不仅对个人如此，对教会也是如此。沙漠智慧可以很好地为教会提供属灵根基。在沙漠智慧中所汲取的属灵资源，是真正的与主内里联合的结果，这种真实的生命联结，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丰富性。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必须与这位元首紧紧相连，并且要不断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生命的活水。而沙漠智慧正是提供了这种稳定性和丰富性。属灵有根底的人，一定在边缘被陶造。沙漠智慧体现了余的哲学，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
（三）中国家庭教会的经旷野就是穿越属灵沙漠、在沙漠开江河、化荒漠为甘泉、祷告恩典的活水与光明
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之前，兴起沙漠教父，预备沙漠智慧。在中国的米兰敕令到来之前，中国家庭教会要经历沙漠智慧的自觉和积厚，需要类似于沙漠教父的灵修运动。
中国社会精神的沙漠，就是中国基督徒属灵的旷野。于此中的熬炼，就是上帝在沙漠中开江河。沙漠智慧是最为深刻的精神革命。荒漠与甘泉的关系，正是启迪我们要直面中国人的心灵荒漠的问题，探索如何在沙漠中得活水的江河，这就是以基督徒的虔敬灵修，把精神沙漠变为活水、绿洲。为此，对宾路易师母、倪拓声弟兄的属灵神学的研究和吸收需要进一步深入。[10]
真正的圣徒必会坦然面对环境的熬炼，把各种境遇都看做上帝所赐而欢喜领受，时时体会沙漠教父的绝对维度，甘心操练忍辱、静默与顺服，勇猛精进，忍耐舍己、静默顺服，唯此才能成就圣道、圣势与圣局的异象与使命。
圣山教会从沙漠智慧当中受到启发，致力于探索沙漠智慧与中国教会处境的结合，发展了以禁食祷告为中心的灵修实践；以门训体系为中心的牧养体系；以及灵修神学、公共神学与圣经神学并进的恩典神学。
三、恩典中国与恩典神学
恩典（Grace）一词的希伯来文为hesed与hen，而希腊文为charis与charizesthai。在旧约中hesed被译作慈爱、恩典、怜悯与良善。对神这方面，是指着他的恩典与慈爱。而hen则专指上对下的怜恤与恩惠而言。[11]
什么是恩典？恩典意味着赦罪；白白得的、不配得的，免费而不廉价，是祝福而非控制；可以改变生命，从十字架带来的礼物。恩典意味着基督的舍命、赐永生、差圣灵。恩典可分为内在的恩典与外在的恩典，这里强调的是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即内在的恩典。内在恩典的核心内容是赦罪、赐生命、差圣灵。奥古斯丁说，恩典是爱的喜悦；阿奎那认为，恩典是被注入的习性。“公义与恩典可以说是整个救赎性启示的南北两极。蒙救赎的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归入这两者之其一。”[12]
华人教会经历了华福运动和宣教中国的异象、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以及远志明牧师的神州异象[13]。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曾经把公开化与合法化作为异象[14]，这一观点随着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长期化而引发其能否成为异象的质疑。
本文的重点则关注宣教中国与恩典中国异象的区别，恩典中国是什么，为什么，恩典中国如何可能？恩典中国关乎中国家庭教会的转型，关乎城市家庭教会瓶颈期如何度过等一系列问题。
（一）恩典中国是赦罪的中国、十字架的爱祝福的中国、耶稣的宝血更新生命的中国
什么是恩典中国？圣局在中国，就是恩典中国，而所谓恩典中国就是罪蒙赦免的中国，就是有爱的中国、公义的中国，就是生命更新的中国。
神州为何需要恩典？需要恩典之约？因为当下的社会与文化处境中，环境污染、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腐败盛行，世俗化与消费主义盛行，而中国的十几亿灵魂恓恓惶惶、不得安息，需要走向十字架的真理，认罪和赦罪在当下成为真实的心灵渴求，2013年当年的红卫兵登报致歉、陈毅之子陈晓鲁向当年红卫兵时期伤害的老师道歉[15]等，体现了悔罪的感动，及中国人心灵生命更新的渴望。这是中国心灵史的重要时刻。
恩典免费但昂贵，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伤痕和宝血带来、能够更新生命。福音传递出的恩典在中国人心灵中充满苦毒怨恨、价值观混乱、转型路径模糊不清的时代中，将成为医治十几亿灵魂之病痛的良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苦苦寻求文化转型，探寻医世之药，然而，知识分子不是药，却成为病（赫尔岑语）。在21世纪的中国，上帝的恩典将超越儒家化等努力，成为个体生命、价值凝聚，乃至中华文化更新的祝福。
（二）恩典中国的中心是领受恩典之约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熬炼有两件大事，即西奈山立约，和建造会幕。而中国家庭教会的经旷野的中心也是领受恩典之约，真正经历钉死与复活的基督。恩典中国的要义是对于恩典之约的接纳和领受。
「立约」的希伯来文为berit，希腊文为diatheke，其同义字为diatithamis，「立约」在神学上指神与人于立约上的关系。圣约可分为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两种。[16]恩典之约是指着当人类始祖违背神的诫命，以致堕落，被咒诅、刑罚、处死，作为违约之结局后，「工作之约」不再成为神与人立的条约。神就为堕落的人类另寻一条出路，就是另外设立了「恩典之约」。神顾念人本为他所造的，故而以无条件作为条件，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种救赎与特惠的誓约，称为「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基础，是出于上帝永恒的旨意与不变的恩典。“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17]圣经中的恩典之约以上帝对蒙恩的人所说“我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为中心信息。
（三）恩典中国需要回归清教徒到奥古斯丁传统的恩典神学
1.恩典神学的中心是十字架的中道
恩典中国相对于宣教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福音的广传，更是中国人心灵秩序的重建以及其带来的公共秩序和以天人关系、神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宇宙秩序的更新。恩典之约对于中国文化的结构的根本更新作用，不仅体现在上帝作为绝对他者的超验之维，还有爱、公义、约等价值。
中国新文化之道就是十字架的中道[18]。有十字架的变革，就是十字架的中道的变革。十字架的中道，是十字架与中道的相遇，是自义对于恩典的降服。而十字架之中道的中心是钉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和得胜的基督。
2.恩典神学的核心结构是灵修神学、公共神学、圣经神学
恩典神学究其本质就是古旧福音——教父神学、改革宗神学的处境化。恩典神学的架构包括圣经神学、灵修神学、公共神学，三者形成互动关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3.恩典神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更新，是新内圣外王之道
我们借用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概念来诠释恩典神学，提出其是中华文化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其中，新内圣指灵修神学，新外王指公共神学，新道就是指十字架的中道。这一概念与西方系统神学的建筑的隐喻不同，表达的是人格、生命、道路的隐喻。虽然这一概念与西方系统神学的进路不同，却同时吸收了系统神学的架构性的优点。
中国家庭教会在经旷野的历程中，当坦然经受熬炼，以沙漠智慧预备恩典中国。这沙漠中的恩典、荒漠中的甘泉、大海中的道路将是一个古老文明转变为恩典和自由国度的祝福。
* 中福圣山研究所所长。
[1] 刘同苏、王怡：《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第149-150页，台湾基文社2012年版。
[2] “北京教牧联祷会上，某教会的牧者提出了四化：即家庭教会的“合法化、主流化、公开化、国际化”的路线。”参见郭易君：《中国家庭教会路在何方》，http://www.shengshan.org.cn/bbs/ ... &extra=page%3D1。郭文最后提出了“目前家庭教会应搁置合法化的诉求，暂缓公开化的策略”，从而与守望教会及刘同苏牧师等人的观点差异鲜明。
[3] 关于圣山异象，可参考范亚峰：《异象、圣局与战略》，圣山杂志2009年第1期，另见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 ... /2009/0529/434.html。
[4] 《圣经和合本·诗篇》87：1-3。
[5] 十字架约翰：《心灵的暗夜》，第19章。
[6] 笔者认为，人类文明有三种智慧，即希腊文明的求知型智慧、中华文化的谋略型智慧，以及犹太基督教的敬虔型智慧，详见拙文：《中道智慧初论》（未刊稿）。
[7] 参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以及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
[8] 转引自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p.15.见游冠辉：《三种殉道：白色殉道、绿色殉道和红色殉道》，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5c4650100ftgp.html。
[9] 侯士庭：《灵修神学发展史》第一章。
[10] 宾路易师母的灵修神学中有灵命四层说，即福音、复兴、十字架、争战得胜。而每个层次分为三阶段——出埃及（自洁）、过红海（光照）、进迦南（合一）。其以出埃及比喻灵修过程，对于出埃及的灵修神学的解释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出埃及的灵修神学解释为一丰富的传统，代表人物有尼撒的格利高里等。
[11] 唐崇平：《基督教信仰实义》。
[12] 霍志恒：《圣经神学·旧约》，李保罗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6页。
[13] 详细的分析见拙文：《异象、圣局与战略》，《圣山》杂志第一期。
[14] 见刘同苏、王怡：《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导言”，第33-36页，台北基文社2012年版。
[15] “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6-18/033927425514.shtml，刘伯勤的致歉广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6期；“陈毅之子陈晓鲁反思文革并真诚道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b296a00102evbl.html。
[16] 霍志恒：《圣经神学·旧约》，李保罗译，第30-34页，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9年版。
[17] 和合本提后一9。
[18] “十字架的中道”将在他文中详细阐发，此处仅述其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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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1 07: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