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劭恺：自然科学的神学根基
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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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1942.jpg?h=528&w=940Image: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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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校任教的经历当中，常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就连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以为自然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知识”（definite knowledge）。自然科学是人类用理性范畴解释经验归纳的活动。自然科学在神学、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持有一套科学方法无从证成，亦无可证伪的信念，因而它自身并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据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为信念的对象，更无权号召人们来相信它。因果与“偶像”譬如，自然科学用理论模型来诠释、描述自然现实时，预设一切的现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没有任何现象能够无中生有。当年物理学家无法解释“双缝隙实验”（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观测到的现象，这导致一些科学家怀疑，是否并非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规律发生的，但这并未令科学界放弃用科学理论解释一切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当霍金（Stephen Hawking）阐释大爆炸理论时，他非常坚持，严格说来，宇宙并非从绝对的虚无生成的，而是有某种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点（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够无中生有，那么自然现象也能够无中生有，这样一来，科学理论就等同于无的放矢了，因为一切的理论模型，都假设了理性可解释的因果规律。“因果”并非感官经验的对象。我们并非用感官经验观察到因果，因此相信这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当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们在数不清的经验事件当中，观察到许多现象之间的常规对应性（譬如每次从某高处抛掷同样的物件，该物体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成为自由落体），进而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常规对应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但事实是，我们在近乎无数的经验事件当中，发现许多我们无从解释的现象。我的身体出现症状，医生却无法解释病因；我的电脑故障，专业维修员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么，连霍金也无从解释，他甚至无法论证说宇宙大爆炸并非无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们心灵当中，与生俱来就拥有“因果”的范畴，被我们用以解释一切的经验，就算解释失败，我们依旧相信，一切现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学还必须接受普遍哲学意义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家相信，一切的流变（flux）与生成（becoming），都必须以某种意义上的“不变者”为终极依据，否则自然现象就能够毫无来由地发生。譬如，霍金虽自称无神论者，但其实他在严格意义上是泛神论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创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则。这些形而上学、神学的信念，都不是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科学理论可被证伪。但自然科学本身却必须依赖不可证伪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时间，用时间从无创造了万有，并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这也是自然科学无从证明或证伪的。这么说来，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学的数据、资料、理论模型，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有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倘若自然科学以致任何的知识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观预设之上，并无真实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谓知识体系，都只不过是不具客观性（objectivity）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间只能鸡同鸭讲？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产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前提。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学“创造－堕落－救赎”世界观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学的归纳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亚当受造时，上帝命他管理园子，并研究各从其类受造的万物，格物而致知，以为万物命名。亚当堕落后，不再以上帝在经验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启示为依据，选择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夺真理，于是产生了诸般智性的偶像。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场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与“剧场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为凸显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场”是指透过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意义交换。培根说，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语言当中有许多的符号，并非与生俱来的先天观念，也不是我们从感官经验获得的概念，而是人类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自己“脑补”出来的。当我们用看不见、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内的脑补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就是在重复亚当吃禁果的罪。“剧场”则是指哲学体系或认知体系。培根说，这些体系就像剧场中的剧本一样，是人写出来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也一样，都是人想出来的，用以解释我们透过经验所观察到的数据及资料。科学理论并非自然现实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对自然现实的解释。我们可以透过归纳法，让我们的理论愈来愈贴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们相信科学理论自身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偶像了。培根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乃是蒙救赎的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从事的活动。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我们会想要排除我们心智上的偶像，透过圣经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显的荣耀。无独有偶，科学革命先驱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说，自然科学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着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动。
世界观与自然科学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只读圣经，却忘记“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圣经的亮光中看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1）。造物主在所造万物当中，留下了诸般荣耀的证据。没有人能够不带任何神学预设、中立地审视这些证据：自然科学方法自身就预设了圣经世界观。然而“中立”与“客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法庭宣判控方胜诉或败诉时，庭方就不再如诉讼之初，在控辩双方之间暂时保持中立，然而当庭方开始贴近控方抑或辩方的立场时，庭方理当是朝着客观判决的方向前进。当然，人类在审判万有的主面前，万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说的是，虽然科学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们应当力求客观。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在于排除主观理性的偶像，以致我们的理论模型能够愈来愈贴近自然现实的真理本身，尽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始终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类比于上帝的绝对客观角度。我们不可能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创造之工，因为上帝与祂的行动不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倘若科学家不接受圣经世界观，那么不但科学理论便再也无法客观地诠释一切的科学数据与资料，而且科学方法自身也会失去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倘若科学成为“信”的对象，它就不是科学，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学必须以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为信心的对象，并始终以自身为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才能够被称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客观的知识。曾劭恺 （Shao Kai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本文是基甸、小灶著《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缘》一书的序言，©2022。经普世佳音机构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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