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日：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及其诠释学的意义
圣经是属于全人类的一本书，有普世意义，但因为人类有种族、地域、文化之分，所以在理解和应用圣经时也出现许多差异，有本土化实践，这两者之间交织，魅力和张力并存。日前，一位神学研究者吴东日博士在一场题为《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及其诠释学意义》讲座中分享了他对这个话题的积极探索和深入思考。吴东日博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本科，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尤其对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这一领域研究和思考多年。以下是讲座内容摘要：中国人需要思考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西方认为他们的解释就是普遍的、客观的，但是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以西方的思维方式解释圣经，我们看上去学他们解释圣经的方法，但其实我们学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他们自己的，我们学来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地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基督徒解经的思维方式是不明确的，所以我在这里明确“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不是说只有用东方思维才能解释圣经，但至少要找到解经者自身的自我理解，之后再找到自己的视角进入解释圣经。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要这么做，它是有诠释学意义的。诠释学在西方比较发达，又被称为解释学，在西方有一段历史，也有转型。我们把“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植入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中，它的意义何在？
这里有中西对接的内涵。我们无法忽视西方的学术成果，我们研究东方的思想文化也往往是立足于对西方的解读，不是完全东西方的分离，若一旦分离我们就只能回到古代。现代的中国已经是被西方深度融合之后的中国，但我们中国又不是西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视角，这是讲座题目中包含的意思。对圣经解读的传统观念我们普遍认为，圣经诠释学最重要的定律是读出圣经本来的意思。而读出圣经本来的意思一个前提是我们有把客观事物或者认知对象完全解读的能力，我们能客观、准确地把握对象。那这个前提成不成立呢？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进入西方康德之后的哲学进程。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主义是西方最典型的思维特点，接近科学主义的特点），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客观地把握对象。施莱尔马赫：现代诠释学之父的观点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要把握作者的原意（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之前没有这个思考），关键是要重建作者的语境，只有从作者的语境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解读文字。带有历史批评学的角度，要进入作者的那个时代来接近作者的观点。利科尔：至今最活跃的诠释学家的观点
利科尔认为，必须抛开解释学与那种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纯心理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指的是要抛开施莱尔马赫要进入作者的心理和原来的思想当中的观点，因为我们没办法完全进入他人的世界。 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是要找回作者的原意，利科尔把这个观点称为“回忆的解释学”，着眼于回到过去，他是反对的，他反对追根溯源、回到作者的位置上。利科尔的观点是，不是回到原作者的方向，而是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世界的方向展开。“发现它那个世界的方向”是读者的世界，也就是说与其和作者关联，文本更应该找到和读者的关联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切换。诠释学/解释学的两次转向利科尔认为，解释学内部存在两次转向：
一是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的转向（代表：施莱尔马赫-狄尔泰），
局部解释学：不是从文本整体解读是从部分解读一般解释学：从文本整体性的探讨作者的本意
二是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代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最具代表的人物，要解读20世纪西方整个思想的运动，必须了解海德格尔。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一直是占据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他的解释学的基础是心理学，所以说要读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是一般传统的解经学，就是透过文本想进入作者的世界，读懂作者的原意。海德格尔的理解本体论则是对“在世存在”的思考。“再世之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论情景，这一情景决定了理解的本体论结构。我们是生活在具体的时空当中的，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我们被决定于这些历史、文化，我们不是一个空白或者一个完全的没有限定的人；我可以完全客观的把握对象的能力的存在；我们是受我们的知识、文化、语言、我个人的经历的局限等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这就是“在世存在”。这个观点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不一样，理性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客观地把握对象，这是理性主义的前设，但海德格尔本体论认为人不是完全没有局限的存在，他没办法完全客观的把握对象，我们是受文化、历史等各个局限性当中的存在，这个是“在世存在”。如果这个概念明白了，那么很多东西会重新反思。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在认识论中，“在先的”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此在”。“此在”就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是受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限制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跟世界的诸多关系中的存在，这就是此在。
这是海德格尔的发现，也是带给诠释学的一个翻转。什么样的翻转？原来认为我们能客观的解读文本或者捕捉作者的原意，转化为：我们有自己的前设，是很多局限性中解读文本和理解对象，所以我们的理解因着我们个人的文化 、历史等很多局限，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解读出来的也不一样。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拒绝了大多数哲学家的理智主义，他们认为，世界主要是人类的认识对象。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处在具体的历史处境当中的，我的理解不是来自我自己，而是来自我所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理解这一点，我们会明白为什么要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此在”是拥有一个世界的，比如我们现在活着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真空中的。我们被抛入到这一具体的世界的，比如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怨言、批判的态度，你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人，你首先承认这个，所以我的任何理解和认知都是有前设（前理解）的。而我的前设也是不断改变的，会随着我的学习的分量不同，现在和先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你是学理工的可能从理工的角度观察事物，你是学文科的可能从文科的角度观察事物，如果你是企业家可能从企业家的角度观察事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前设，——我是受具体时空的限制的存在，但从这样的一个具体性中，人也能透过自己的抉择来寻求变化的，就是说我们是被决定的，但是不是仅此而已，如果我们只是被决定，我们就像动物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们还是有抉择的能力。但是不能夸大这个抉择的能力。海德格尔认为大部分人是没有抉择的能力，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抉择的人看穿这个时代，有所超越，这是对人基本的认识海德格尔认为，解释者“此在”不是实在，而是处在形成中的，但比起关注这个要关注我自身的理解能力，我自身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从自身出发寻找我的角度和我的理解。因此，寻求自我理解是解释者解释的关键。尼采——“后现代的开启人”的观点主义尼采主义是针对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认为我们能客观的把握对象，自从尼采之后认为我们不是客观地把握对象，而是我们是以我们的观点来把握对象的，这个是观点主义。所以认为，我解读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尼采认为，所有认识都是解释。并且，尼采还认为，我们解释事物会把特定的欲望投射进来，所以认知不是客观的、普遍的，它是有方向性的
人有一种倾向，人都是站在某种观点上观察事物，所以解释也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比如，“你不能说你就是真理”——这已经是后现代的观点了，有人说这是相对主义，我们不要轻易地贬低这些观点，还是要认真思考下说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对不同的解释尽可能保持开放性的态度，这是面对未知、新知识、新时代的关键态度，越是知识浅薄、没受过训练的人，越是武断的，越觉得那是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也好，但是往往我们个人以为绝对的东西其实不是绝对的，是主观的东西推出来的。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和利科尔不同，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开启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运动。他的“视域融合”概念提供了“参与化”和“间距化”的辩证关系。看人类历史会发现，看那些留下名字的哲学家或者任何人物，都有他/她独创的东西，有这个人的贡献，若没有贡献就不会留下名字，那么这个人的贡献在哪里？一定是有自己的贡献的，但也是基于一个东西推出新的东西。
加达默尔是基于海德格尔认知论的转向来推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运动。利科尔的解释学正是在海德格尔尤其是在加达默尔的启示下，提出所属与间距，传统与批判的辩证法。利科尔更是把加达默尔的努力推动了极致。利科尔的“实证的距离”两个视域到加达默尔还是有点不是拉开的很清楚，利科尔把这个距离用一套方法论把它拉开，这个距离感更明显一些，但前提还是在海德格尔的基本的认知上做的这个工作。利科尔认为，文本的注释问题才是解释学的关键问题。解经者的主观世界和文本的世界拉开之后，文本世界很容易被我主观的世界所吞没，利科尔最大的努力是把文本的世界更明确，让文本相对有独立性，才能带给我一些新的认知、感知和突破——这是利科尔的努力。他引入一个生产性的、实证性的距离概念，这个距离就是文本的世界和作为读者我的距离，首先有个距离感然后再融合，融合的时候在我这里产生一些变化，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进行交流。对利科尔来讲，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是容易疏忽对文本进行分析的努力，没有客观性的、科学的态度。但批评主义却容易疏忽解释者自身的理解，只认为我们可以客观的捕捉文本，但是没考虑解读者自身的文化局限。批评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客观地认识事物，而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是受制于我们的前理解。这两个极端中，利科尔努力找寻平衡，大师就是这样的。利科尔认为，解释一定要有某种方法论作为指导，方法论就是把文本客观化的方法，否则解释是无法进行的。可是解释者即使使用诸多方法，如语言分析、结构分析、历史批评学方法等，还是今日的解释者——“我”——在解释是一切，我们尽可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模式，但仍旧都是今日的解释者在解释，因此我们仍无法勾画出历史的原貌。利科尔论证说，文本（圣经）是我们通过它来解释我们自己的中介，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我。若我们对文本达不到客观的认知的话，那么应该做到理解自己、反观自己，有的解经家说圣经是窗户还是镜子呢？透过窗户看到的是外面的世界，透过镜子看到的是自己。读文学作品也好，读其他的也好，往往发现自己；读经也应该发现自己、改变自己。这不是说要达到客观的认知，认知达不到我的变化，反而是通过圣经看到我的原貌，再看到我应该努力的方向的时候才会发生变化，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向。当我们反复阅读圣经时会产生‘解释学循环’”。我和文本之间有相互作用之后，再读文本又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圣经的视域和我的视域相融合透过阅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了罪、死亡、苦难等处境中。圣经告诉我们有罪，告诉我们死亡的原因、苦难的原因，从死亡出来的道路，但是这个只是认知，以概念认知自己，不是认识内容，用概念来解释自己，然后才能知道怎么调整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停留在认知，认知后要解释自己。这给我们解释者提供一个自我和世界的理解，最后落实到行动和实践中去，使其成为一个“事件”。通过新的认知后会改变，不是停留在认知上，是停留在实践上、行动上，这个行动是文本在我生命带出的实践，到近代为止的西方思想只注重认知方面，不太注重行动和实践。所以利科尔强调：认知要落实到行动，不落实到行动的认知是白费的。利科尔强调：解释圣经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读者，并且付诸行动。就是说要最后落实于实践。没有实践，那么对圣经的解读是没到位，但是我们解读圣经往往停留在认知上的话，不会做改变自己的努力，也不会做到把实践转化为行动的努力。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解读圣经？圣经诠释学发展到今天，最高的就是达到利科尔的程度。我的努力方向是在利科尔的基础上，更加明晰作为读者的中国人的思维结构，进一步探索解读文本的方法论。我的关注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解读圣经的问题。我今天报告的任务，是“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是为这个主题做一次诠释学的辩护。“用东方思维解释圣经”这个概念感觉很奇特，不常听到，但是它是有道理的，需要做这样的自我辩护。我是要用东方的思维方式即东方的认知方式来解释圣经。认知方式是逻辑、思维方式，怎么对待对方，不仅有一个认知的问题，还有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都是包含在思维方式中的。
我认为，文化可能表面不断变化，但是思维方式是文化最深层、最稳定的部分，所以思维方式这一方法论（即知识结构的逻辑）来促成神的话语（圣经）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相遇是合宜的。我们对中国文化不管批判与否，我们就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这个按海德格尔的概念完全是可以论证的、无可置疑的。你即使批判中国文化，你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看道成肉身的原理、神言（神的话语）和人言——人言不是抽象的，人言要么是英语、要么是德语、要么是汉语......都是具体的语言，没有一个普遍的语言。到海德格尔之后谈什么问题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只有中国人、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是具体的人，没有具体的人的人是不存在的，但西方一直强调没有具体的人的人，这个概念是虚构的，这个讨论有意义，但我们也要知道它的局限性。我们讲中国文化也不能单拿中国文化来论中国文化，是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比较中重新认识自己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克服“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研究东方人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判断，因为近代所有的学科都是从西方那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很多近代的学问是从西方学来的，甚至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是从西方人的评判中理解自己，因此我们常常都没办法自己解读自己，有人说当然有解读，但不一定是很客观、很认可的，我们学西方人的视角来认识自己，这个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萨义德认为，它（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人往往对陌生的东西有偏见和藐视，人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准看陌生的东西，总觉得陌生的东西野蛮。古代的中国人以前也有这个想法，西方人看东方人的时候也会存在藐视中国文化、贬低东方文化的想法，我们学他们的观点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贬低自己。越是在海外拿高等教育的、拿博士的人，学的就是类似这一套，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有这样的现象需要看到。中国的东西有可批判之处，我们不是不承认这个，但是他/她的批判是以西方人的偏见来批判的，不一定是客观的，以他人的偏见评判自己，这多么悲惨呢。“东方主义”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控制欲、权力欲这样的视角已经在他们对东方人的认知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以我们要克服东方主义，当然他们好的判断我们要学习、了解，但是我们普遍有这样大的倾向性我们也不可忽视。
澳门大学吴枚教授：“符号竞争”与“知识赤字”
澳门大学吴枚教授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比如，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后面都有一定的意图，都是推销自己的东西和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不知不觉的就被“洗脑”了。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吸收西方的知识体系，向西方学习，虽然我们也反对西方，但是很多东西也是西方的，知识上引进西方的。这是这位教授的观点，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但知识赤字的现象是很明确的，并且资本主义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产品，不是本身的意义来解读的，这个在后现代思想体系里已经讨论很多，这里就不再详述。寻找“东亚”，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日本学者竹内好早在1960年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
学者汪辉认为，竹内好提出的“方法”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即亚洲人怎么重新成为主体，要找回自己的标准和尺度看世界，而不是别人提供给你给的标准和判断看自己和世界，而是要找自己的中心。汪辉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提出了“亚非拉”问题，这个思路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的概念。亚非拉不是独立的地域范畴，而是全球体系中获得新的自主性的被压迫民族的缩影。这使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变成了一个联系的、不可完全区分的视野，其针对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中国学者孙歌在“横向思考的东亚图”一文中，强调东亚给我们解释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维度。东亚，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作为认识论视角的“东亚”，也必将贡献出新的思考维度和思想资源。“作为方法的亚洲”，可以打开新的思想的和文化的空间。要找回自己，但我们不是要传统主义、保守主义，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有一个反思，有新的变革。学者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梁漱溟对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他认为，一家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文化背景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同，因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西方文化代表着一种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分离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其要求。西方文化是进取的文化，他们为世界创造了很多财富、知识。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科学比较发达，人与自然的认知反过来规定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规则性很强，比如用法、规则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即物质生活问题。中国文化是第二个路向，以意欲调和折衷为其根本精神，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要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即达到平衡点就行了，不一定我的欲望全能满足，稍微节制，减少欲望、寡欲来对客观事物的要求达到平衡，所以是中庸之道。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社会生活问题。中国文化的思维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跟别人争来争去还是达到平衡的，但传统中国人是以人与人的关系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有“道法自然”这些东西。印度文化是第三个路向，以意欲翻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走这条路向的人，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和要求。所以在历史上不断被外族侵略。主要表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问题。印度文化和中国相比，是取消欲望，所以万事皆空了，所以纯粹的是精神生活，对物质世界没欲望、放弃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是基于什么？一个是对对象追求的态度，又基于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出发点不同。梁漱溟的推断是，一开始人类缺乏物质的时候，西方很强的进取精神创造财富，使它能引领整个世界，但是财富积蓄到一定程度后过度饱和，或者像今天产生生态危机、人和自然不协调，这个时候人不能一直把征服自然、增加财富作为唯一的目标，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所以东方的文化和价值应该逐步成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导向，这个不是为中国文化辩护，而是人类再进一步发展，最后会达到印度文化，人进入自我关系的调节，就是精神上的，空的思想，把自己虚化达到新的平衡。这是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我是做一个基本介绍，做这个介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平常贬低中国文化，但每个文化其实各有各的特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占主导性，这样人类生活才有可持续发展，我本人也觉得这样的想法值得思考。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代表人类三种不同人生态度的中西印的问题，没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但对不同文化的历史选择，却有一个是否合乎时宜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第一路向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这条路走到今天，成就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不待把第一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条路上来，着力解决人生的第二种问题，即社会生活的问题。中国文化把以后要走的路提前走了（早熟的文化），世界文化的第二步骤是指中国文化的复兴。代表第三路向的印度文化，着眼于人生的第三种问题，即人与自身的问题。西方意欲向前改造自然环境以求满足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开始转入人对人的问题的时代，中国文化第二路向的人生态度正是世界文化的出路所在。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海洋—城邦生活（制作—交易—商品）
——古代：自然为本，追求不变，数学—理性，追求理念（完全），概念（定义），逻辑学，矛盾律（第一原理），灵魂，确定性知识，爱知识（主知主义），思考的生活，思维发达。个体=实体（本质），分析（范畴）洞穴比喻—现实是黑暗，否定感官的变化的世界，重认知轻实践神—不动的动者 近代：控制自然，实验科学（理论与实践结合），重法则，知识就是力量，数学的机械的宇宙，确定性知识，批判性思维，精神与物质二元论，量化思维（否定感官和质的方面），机械的—-和规律性—封闭的宇宙后现代：注重语言的世界，追求意义，意识和存在的相互渗透，世界是关系的网络，不断生成与变化的世界，世界是能量场，个体是关系总和，注重生活世界，自然科学发达。后现代是对古代和近代的推翻，后现代的思维方式逐步接近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当然只能说有点像，不能说是一样的，因为后现代是基于古代和近代的反思中推出的，不是完全的废弃了古代和近代，是对它们的反思的新的拓展。但是也明显感受到后现代和古代、近代的不同。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是几何学、数学，近代物理学是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是生物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的基础是农耕生活（村落共同体—农作物—土地）西方是自然为本的话，中国是社会为本。社会为本，社会意识强，社会的自我（礼），道德的自我（仁），圣人理想，大同思想，宇宙的自我（天爵，道德性）天地人，万物一体论，物各付物，世界是变化，生生不息，有无相生（自然的）个人修养=控制欲望，良知（心）（西方的良心和中国的良心不一样，中国的良知是道德上的，西方的良知不是道德上的，虽然用的同一个词，但是内涵不一样），致良知（正行），知行合一中庸（不偏激不极端，整体性思维），阴阳—太极，和为贵（这个理念推广到世界就是天地人合一、万物一体论思想）现实主义（利，法家和荀子），弱者优先（墨子）
道德的宇宙—封闭的宇宙希伯来文化的特点希伯来文化的基础是游牧生活（牧民共同体—动物—草地—溪水等）神为本（以与神的关系来界定所有的东西），信仰的生活移动的生活方式（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从游牧的背景解读的时候会找到很大的理解的空间），动词思维（与这个相反的是希腊思维，是名词性语言，希腊是不动为本），行为本，事件肯定物质世界（希腊思想是否定物质世界的，中国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都是肯定物质世界的，希伯来文化的神观很强，信仰和现实的生活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律法规定信仰，所以信仰和生活是一体两面的，拿到希腊思维中的时候只强调认知方面，生活方面强调的弱一点），现实尽在神的掌控之中，作为代理—人（管理万物），神人自然的一体性（和谐），情感的（诗、散文、音乐）（希腊思想中情感的东西是低的，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高贵的），珍惜生命等。共同体性，律法（组织现实生活），善恶观，罪疚感（=神前意识），社会公平正义，弱者优先，恩典（善待）神观发达（解释一切）（为什么希腊的神话废弃掉了，但是犹太人的神观还是这么强盛？因为它对上帝的认识很丰富，足以以神观解释一切，所以基督教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是丰富的，才能用神的观点解释一切，这是圣经独特的地方。）神的超越性（对神的认识不断发展），唯一神，绝对依赖性（无线信任），活着的神，历史的主，创造与救赎的神，立约，人格的神 信仰=生活，律法（善恶）生活=神的旨意=很现实的神（律法的生活界定神的旨意，神不是抽象的，祂是很现实的神） 开放的宇宙观—可以彻底变革的宇宙（上帝随时可以行祂的奇迹，甚至可以改变天地）东方式解经的意义东方式解经，如同圣经的中文翻译，都是上帝的话语和中国文化之间深度相遇的“事件”，是福音获得新生（新的表达方式）的又一个途径，是圣灵再一次的突破性工作的美好见证（使徒行传的“跨地域时”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只是把圣灵理解为情感的、主观的，这是很有限的，圣经往往是突破性的，因为人的局限，人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认知、习俗、传统中，圣灵开启打开我们让我们进入全新的认识中。我们需要归正西方神学的路径，丰富神学的思路。神学的复兴，会带来基督教的成长。虽然西方神学对全世界有巨大贡献，但是我们找到东方式解经方式的话，也可以对它有补充。我想在这里挑战的是，用东方思维来解经是我们宣告“离开”或“走出”把西方思维视为唯一的解经思路的想法。视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为低劣的态度，不可能在神学建构上有所作为的看法。不是只有西方的方法才是唯一的，这个是错的认知。“中国文化一钱不值”——这种态度我是批判的，当然中国文化也有需要改正的地方，但需要改正的不只是中国文化，是所有文化都要与时俱进、随时代变化给它一个评价和解释。每个文化都是有限的，但每个文化也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因为没有文化的话，我们没办法思维。文化就像空气，它是和我们共存的，我们也要学习西方的诸多成就，同时也要找回自己的文化，借着文化所做的上帝的工作也要发现，更加丰富我们的信仰。问答：
（一）Q: 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思维方式没有听完整，请更多分享一下。
A：极端对比的话，希腊文化注重不动、不变，所以上帝是不动的动者，它所有的运动是基于上帝，但是上帝是不动的。他们认为动的是低等的，不动的是完美的，是有这样一个前设、前理解，所以他们做神学思考、解读圣经的时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设组织圣经的理解的。犹太人是游牧民族，动是常态，不动是死的，牧人放羊到旷野，寻找水源和有草的地方，因为一个地方不能供养那么长时间，所以始终保持在一个动态，生命体都是在动的，所以动的是活的，不动的话可能有问题、得病了。这个认知是来自于生活方式、生活的条件、环境，然后基于这个再理解外在的世界。讲到海德格尔的时候这方面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的常识理解也是这样的，因为希腊古代和近代是理性主义的态度，理性主义的态度下，情感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否定掉了，他们认为理性可以完全捕捉对象，他们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数学。西方的思想的基础是有数学的参与，1+1=2,几何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它永远都是这样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是这么构建起来的，如果没有几何学，那么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整个西方是基于数学的，一种抽象的、概念的，概念是本质，本质不是我们感触到的东西，它有它的优点，但是至少要知道它的思维特点，我们的神学在希腊教父、罗马时期基本成形（传统教义的形成）有这样的特色的。（二）Q:关于中国文化和偶像崇拜的关系如何看待？A:我们应该在文化中解释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脱离中国文化。脱离中国文化的话，你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哪里呢？你否定了中国文化，但你还是中国人，那你的思想文化在哪里？我们反而应该更重视中国文化，更好对话的时候我们有扬弃有吸收。韩国很多教会内部儒家文化很重，但是他们不提儒家。但儒家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到我们里面了，你不拿出来反思的话反而是它支配你，所以我们应该亮出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遮盖和隐蔽这个问题，隐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里面已经有中国文化在起作用，那基督信仰很狭窄，融入不了社会生活的领域。就因为怕偶像，就固守信仰的时候恰恰是很狭窄。有没有偶像崇拜，这个东西我认为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我们真的发现基督信仰精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否定的。但是你还没有从中国文化中解读基督真信仰的时候，恰恰这个文化活在你里面，你说你离开了其实还是在那里，所以往往批判中国文化的人有可能是处在这个文化圈子里的人，这是严厉的批判。所以不能逃避，要活个明白，多种文化交融不是不好，是好的。刚才强调中国文化是因为在神学领域过于把中国文化边缘化，或者驱逐，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是绝对的，但是西方文化有它的强项，但是也有它很大的局限的，他们内部已经有了好多年的批判和反思。他们好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总是不断的反思自己、来推出新的自己、我们不去反思的时候没办法推出新的自己，你没反思而是躲避，要躲到哪里？我们从西方要学习的是反思能力，使得文化蜕变，往前走，你反思了哪个好哪个不好，你不只是选择好的，还要推出新的，这是文化创新的能力。我们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相对低一点，西方文化创新能力强一点，这个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我认为多种文化中交汇、碰撞中生活的人才有宽广的心，这是好的，不要逃避，不要怕复杂，越是逃避越是复杂。（三）
Q: 整个中国文化有很多的方面，那么，东方思维从何谈起，具体指的是哪个方面呢？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中国人喜欢喝茶，咖啡文化是世界性的流行的文化，咖啡中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叫风味轮，就是在这个风味轮上所有咖啡的味道是可以被严格界定出来的，但是中国的茶叶做不出风味轮，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经历过一次很大的革新和改变，中国将茶叶的个性化去掉了，因为他们觉得受到了国际性的威胁，一个地方的茶叶一个味道，没办法和种在斯里兰卡等地方的茶叶竞争，我们喝到的味道不一致，没办法流通。一些人做改变把中国所有的茶树标准化，种到哪里味道都是一样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态度，很多人推行标准化。我个人对标准化是持负面态度，但是如果不推行标准化的话，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他们可以接受说我没走出很好的神学和本土思考，但是担心万一走偏了怎么办？标准化接受的原因也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的时候，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确保我们的思考和思想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或者符合基督教的发展的，或者怎么看待迈出这步可能会有伟大的失败？A：我讲中国文化不是单讲中国文化，是中西比较，也和希伯来文化比较，比较中看到差异，各有各的优势，我们都用。伯来思维强的地方我们用希伯来思维，希腊思维强的地方我们用希腊思维，因为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自我界定也不是只是界定在这个时空和地理上，我喜欢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我们是生活在古今中西的，但是至少在神学领域，我们中国文化被边缘化，根本没参与进来，恰恰是西方人借西方文化对信仰和神学进行讨论，我们也应该找到自己独特的、从中国文化讨论神学的空间，我们对自己自身的文化有批判态度，这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有关系，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是批判传统文化，其实我们批判的态度也是受历史和各个方面的原因的，不是说这是客观的判断，不管哪个人评价都不一样，中国渐渐强盛之后，要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日本、韩国、中国都有重新发现东亚或者亚洲的学者，我不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自海德格尔之后西方的学术态度完全改变，你研究神学鼓励你在中国的处境中做神学思考，你不是美国人你怎么和美国人一起做神学思考，你不是德国人怎么转向德国人的思考？他们觉得文化之间没有等级，文化自身有几千年的积累，它有进化的部分，这个东西你发掘，然后对接。从中国文化做神学不一定有大的失败，当然小的失败有可能，创新没有失败是不可能的，科学要做出大的成功要失败多少次，但是不敢失败肯定没成功的机会。我们还没走这条路，就觉得我们可能会失败，这是悲观的态度，这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中、西、希伯来文化的对比，只是不同而已，要界定什么是中国文化，是因人而异。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经历的多，有的人很受感动、正面的经历多，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对中国文化不一定多么深入，但我是做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化比较学的角度，中国文化有它的特色。核心价值是以和为贵，怎么和呢？和异己者相遇怎么和呢？怎么和他/她相处呢？西方逻辑是形式逻辑、互相矛盾的，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但是东方逻辑是我和你，因为有你所以有我，西方是我不是你，所以我是我，就是关系中发现自我。我比较看中逻辑的角度，阴阳、太极，这个逻辑是很生活的逻辑，我们觉得这个是很传统的逻辑，但是是很生活的逻辑，彼此认识意味着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所以两个人可以相遇、交流。但是西方人抽象理解，不可能你在我里面，所以个体的我，原子化的我，所以用规则来规定你我，这是从物理学来的。我认为东方思维是生活化的，不是那么抽象，西方到了后现代也是这样的逻辑，胡塞尔之后开始关注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其实大同小异，但表述的语言结构不一样，它动员的是自身的哲学和传统中来借用他们的语言解说生活，所以很复杂。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都搞明白之后才能明白他们后现代讲的，但他们讲的很简单，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调整，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深奥的东西，只是概念上是那种概念，但是我们过于把生活简化也是问题，我们可以从更复杂的角度切入、分析、考虑，怎么推进这个转化。东西方在创新方式上不一样。西方很有批判精神，否定现在的推出新的，这是很强的思维能力。东方不是否定，是以和为贵，你好我好，异己的东西吸收进来往往是有活力的，虽然我对中国文化历史不那么深入，但是佛教进入之后给中国文化带来很大的活力，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之后虽然有碰撞但是也带来新的活力，所以期待基督教再次进入，使得中国文化再次升级。我们现在对西方的理解不是学它的精神，是学它的内容。我们当然也需要海纳百川的大度，但人也要在自我反思中推出新的，但能不能兼容这是很大的课题。但是我们至少有自知之明，我们不是要否定西方或者其他的，我们是都要。中国文化里是不是有可发掘和可用的东西，只用这个就可以。全盘否定等于否定圣经本身，圣经不应该用中文翻译，一无是处用它干嘛呢，中文翻译圣经本身是神学启示事件，意味着人的语言和圣经是相遇的。马礼逊中文翻译圣经，也编辑英华词典，还有中国古典英文版的出版，圣经的翻译和修改和中国古典的深度的把握是并行的，中国语言文化没准确把握怎么翻译圣经呢，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它是一体两面的，神言必须用人言代言的，人言虽然有限但是是可以代言的，人言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语言，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那个时候也有争议，中国语言拥有这么大的人口、这么悠久的历史，它有独特性和特殊性。标准化是量化的概念，这是西方的概念。这些有好的不好的，要辩证的看，两面看，平衡的看，不是全盘否定和肯定。我们要有高度才能既肯定又否定，没高度不行。比起我们解读文本，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度，没高度肯定够不着，那我们怎么有高度？我还是提倡融会贯通古今中西，各有各的优势和特点，你可以灵活应用，你来用这是高度。读什么书也重要，但是要确保我们的高度，才能不是被他们判断和规定，而是我们来判断和规定，我认为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因为你是上帝的人，中国文化里把握基督信仰精神的话，你就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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