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m_alpha：关于批判实在论
2022年01月25日 16:19
所谓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本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实在论则属于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它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即世界或认识对象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从而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客观实在。实在论也分为不同的理论分支，例如，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故而又叫做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而现代实在论则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这便形成了所谓“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而超验实在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又被称为“批判实在论”。 批判实在论是由英国哲学家（批判实在论研究中心和国际批判实在论协会负责人)罗伊·巴斯卡(R. 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来并系统阐发的，随后在80-90年代经由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托尼·劳森(Lawson， T.)等人的著述而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批判实在论是在巴斯卡提出的名为“超验实在论”的自然科学哲学与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超验实在论旨在探讨自然科学中科学知识的认知问题。它认为，科学的对象（诸如细胞、分子、原子等）拥有内在的结构（叫做“实在本质”）和相联系的活动模式（称为“机制”），而这是传统的经验实在论所没有触及的问题。既往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是，科学解释的模型包含着规律，而科学规律指的是事件的规则，巴斯卡对此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规律实际上是指上面提到的机制，只有在控制实验的条件下机制才能产生某种事件规则。超出了实验条件，一种机制就只能产生一种持久性的趋势，并且这种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事件流。换言之，现实是个“开放的体系”，而控制的实验环境则创造了一个“封闭体系”。巴斯卡指出，实在并不像经验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的，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或领域：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亦即通常的经验实证主义所习惯于考察的对象。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从而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真正价值。 为了将上述实在论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巴斯卡又提出了一种“批判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观点。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巴斯卡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归约的(irreducible)。这里的突现指的是单向突生的意思，即每一特定层面上的实体的特性都是来自于较深层面的特性，不过这种特性的产生却不能事先从较深层面的特性来预测，并且它也不能在起因意义上被归约为较深层面的特性。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有别于自然世界与自然结构。按照巴斯卡的观点，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由当事人常常是无目的地再生产或交换出来的。例如，通过结婚，一对配偶无目的地帮助再生产了婚姻制度，而工人去工作则无意识地帮助再造了工资劳动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社会结构既约束了这些活动实践，也使它们成为可能。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结构与人类的活动实践是相互影响、互为依赖的。它也反映了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特点，实际上显示出社会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批判自然主义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强调个体与整体在本体论上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构成的，因此它反对传统认识论中或者个体论、或者整体论的单一视角，主张将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方法论。由于社会生活是一个开放系统，众多生成机制相互作用，就使得社会科学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进行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为控制实验。在巴斯卡看来，由于在社会科学中基本上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社会科学家就只好通过他们正在从事的社会活动而从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例如，一个当事人要想参与经济活动就必须拥有关于“货币”和“资本”的概念。社会科学家（他们本身也是社会中的当事人)使用这些先入之见作为前提，来对那些产生或促使产生当事人的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解释性移动，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溯因推理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它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揭示其作用机制，这是科学创造的基本方法。 上述两方面的论述结合起来，便构成了批判实在论的主要内容。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新的重要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潮。在80年代末期，以托尼·劳森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开始阐述批判实在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劳森以批判传统的经验实在论作为对照，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与观点。他指出，过去50多年来由主流派经济学所支配着的当代经济学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奉行着一种演绎主义的“大棒”。这种演绎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源于休谟的因果关系分析原理，其基本思路是，在某些初始限定的条件下，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推导出规律，或恒常的事件联系。这种推理方法虽然也许已经被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有控制的实验的封闭体系中)是有效的(但也并非是普遍有效的)，但是它却并不适合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因为社会经济现实的性质与自然领域是不同的。如果不顾这种分析对象条件的差别，而简单地将演绎主义原则推广到经济学领域，必然会产生谬误。这就如同虽然用一根大棒拍打地毯可以很好地清理灰尘，但是若用同一根大棒拍打玻璃则只能带来破坏性后果一样。主流经济学家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考虑环境、对象的特点而盲目地挥舞演绎主义这个方法论的大棒。 那么，社会经济现实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性呢？对此，需要从本体论上来思考。以往的经验实在论假定现实是能够作为经验感知或说明的对象的，它包含着原子式的事件，又受到经验的影响。但是这种实在论是肤浅的。根据巴斯卡提出的新的超验实在论，世界不仅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所组成，而且也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等所组成，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是却构成了人们所经验的实在事件的基础。这就如同巴斯卡所说，现实是分层的。劳森指出，这些层或不同领域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特别是它们在时间上还是不同步的(synchronized)。例如，秋天的落叶与重力的作用并不总是一致，它通常还要受到空气动力、热力以及机械力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落叶这个事件也许受到多重(甚至是相反)因素的影响。这表明，重力作为支配落叶的内在机制是难以直接观察到的。超验实在论这种深层的实在观，与浅层的经验实在论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它认为世界是由有结构的对象构成的，这意味着对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验事件；其二是，它认为组成世界的对象又是不及物的(Intransitive)，这意味着对象的存在和行为是独立于关于它们的认识的，或者说，主体不可能直接观察或触及到它们。而经验实在论则明显地在这两个问题上犯有错误。一方面，它不承认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将认识拘泥于感性经验层面，或者说用经验范畴来界定整个世界，企图认识论的范畴去完成本体论的任务，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谬误(epistemic fallacy)。另一方面，经验实在论由于强调经验是现实的最核心的特征，只承认经历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它就忽视了将某物归于实在的因果标准。这些错误使它看不到或者不理解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的经验对科学才有意义。而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推理，正是以这种经验实在论为基础的。 劳森接着探讨了这种超验实在论的认识论意义。与基于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不同，超验实在论提出了另一种科学概念与解释方式。在这里，科学不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关注如何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与这种新的关于科学与认识的使命相联系，又产生了一种与实证主义方法明显不同的推理方式。在超验实在论看来，无论是归纳的、演绎的，还是其他的方法，都与科学认识的功能不相关。真正有意义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溯因推理方法，或者说“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劳森举例说，以乌鸦的颜色为例，演绎是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出发，走向下一只出现的乌鸦将是黑色的这个特殊结论。归纳则相反，从诸多的乌鸦是黑色的这种具体观察，达到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结论。溯因推理与上述两者均不相同，它是从诸多的乌鸦是黑色的这种观察出发，去发现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机制，形成一种机制理论。所以，它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事物深层的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这样，科学的解释就不是揭示事件的规律性，而是对深层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方式进行准确的描述。由于科学所解释的对象不限于或者说超出了感觉经验，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知识就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知识对象具有及物或可触及的特性，这些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已有的知识是产生更深一层知识的手段，而科学则是一种持续的、具有改造作用的社会活动。劳森(当然也包括巴斯卡等人)在这里论述的溯因推理的方法，实际上有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和推理方法，即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知识加工与制作工夫。所以，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是现代批判实在论的先驱。巴斯卡本人就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批判实在论者，他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采用的方法就是“超验的”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推理方法。也有人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将事物的表象与其内在本质区别开来的人。 将上述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本体上，便可以得出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它表明，社会经济世界是一个由社会结构和当事人组成的开放系统，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不同于在人为控制条件下的封闭的实验体系。社会经济系统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社会经济过程依赖于人类对于经济现实的认识，即社会现实是认识依赖的(concept-dependent)，同时它还依赖于人类个体行为与实际活动。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与人类思想及其社会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通过人类的活动社会结构才得以形成并存续。而由于社会结构依赖于人类主体，它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将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当然，主体意识与活动对社会结构的这种影响，不能被认为是“创造”，因为个体有意识的行为是以其先前的知识存在和社会结构为前提的，所以这里的恰当说法应当是前面提到的巴斯卡的用语，即个体对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或“变换”。换言之，社会结构既非独立于人类主体，也非人类主体所创造，但它却是与人类主体互为依赖的。社会经济系统开放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它的有机性。社会系统中既包含外在的关系，也包含内在的关系，后者指的是关系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关系，例如地主与佃农、雇主与雇员等等。社会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体现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经济行为等等，它们使社会经济过程呈现出有机体似的内在复杂联系。因此，用原子式的外在事件联系来刻画社会经济过程将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揭示其深层的有机结构。 劳森进一步探讨了上述批判实在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他指出，批判实在论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给予我们的首要一点启示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首先应当关注对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起支配作用的结构与机制的揭示与解释，而不是简单地记录现象事件的恒常联系。进一步地说，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绝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绝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尽管在社会领域中极少，但是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的所在。经济学的目标无疑是要接受起作用的结构以及那些限定和促发某些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条件(这些活动往往又会产生变换社会结构的作用)，使人们认识并理解某些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的条件、动机等等。虽然社会经济过程是积极的主体实践活动的结果，但是行为个体却不能完全认识到这一过程，所以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说明这一过程。经济学在承担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那些粗略的经验事实，诸如妇女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市场上，英国20世纪的生产率增长常常落后于那些类似的工业国家，等等。以后者为例，按照劳森的分析，英国20世纪生产率的增长相对缓慢应该而且完全可以用它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来解释，局部性的集体谈判制度，相对严格的分工界限，以及其他类似的阻碍技术灵活调整的结构，降低了改革的压力，减缓了生产力的增长。 第三，批判实在论昭示了我们，社会结构绝不能被视为给定或固定不变的。经济市场与政治体系这样的社会存在必须被视为发展过程，作为伴随着变化的相互作用的、被再生产出来的结构来理解，并且这种变化不应当被视为外在的事件，而应该作为社会体系或者过程对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科学既需要解释相对的连续性，也需要解释相对的变化。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意味着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所谓经济结构与机制，或者用通常的说法，所谓经济抽象的结论，都是相对于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而言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学也好，其他社会科学也好，所有的分析都是不完整的或未完成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这种观点显然破坏了主流派经济学的根基，但是它对于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却意义重大。第四，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也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含义，它涉及经济学的社会使命问题。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这具体是指，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即用那些人类想要的、需要的和可能的结构去替代不想要的、不需要的和限制性的结构，以此促进一个广泛、更可取或公平分配的人类机遇的范围的实现。换言之，理性的、意愿的、旨在解放的、真实的变化，与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并不矛盾。 总体来看，批判实在论实现了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它通过“分层”、“不及物”、“结构”、“机制”等概念对实在特别是社会实在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新的实在观，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经验实在论也不同于超验观念论的新的本体论研究道路。与此相适应，它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现象解释等问题。批判实在论坚持认为，应当把规律理解为深层实在的因果作用力产生的一种趋势，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表象内部的因果结构，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事件只是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真实地起基本原因作用的力量的表象。因此，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解释是一种复杂过程，需要分解复杂事件、根据不同机制运作的理论背景重述这些机制的因果构成要素、进行溯因推理等等。根据批判实在论，正统派的方法论将要被颠覆，它的一切正规化分析技术、数理分析以及经济计量模型检验都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仅仅停留于经济现实的表象特征。例如，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一个批判实在论者将努力去识别在货币条件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力量，而不是去具体地预测货币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一般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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