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K. WILLIAMS：福音派的“教会神学”必须重生
“大离教运动”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意义的机会。|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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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数不再去福音派教会的人并非成为“不再有宗教信仰的人（nones）”，也不一定是“离弃福音派”的基督徒。事实上，根据吉姆·戴维斯（Jim Davis）和迈克尔·格雷厄姆（Michael Graham）近期出版的《大离教运动》（The Great Dechurching）一书中所述，许多这些人仍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拥有完全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这些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基督代世人赎罪，更相信耶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个事实。他们只是不再去教会了。我们可能会容易这样认为：这数百万离开教会的人偏离了轨道，他们的“福音派身分”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怀疑。我们可能会想，他们肯定没有真正理解过基督信仰的真谛。但如果福音派本身也有部分责任呢？如果不再去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信仰的错误理解，而是福音派的神学本身缺乏对教会的重视呢？与其他派别传统的基督教相比，福音派基督徒在传统上较少重视教会生活，更关注基督徒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一直坚持“教会之外无救恩”，而福音派历来坚持一个人的得救与教会归属或教会圣礼无关。尽管有来自路德会和圣公会背景的新教徒保留了洗礼圣事在救恩中的功用，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如今已摒弃这种圣礼神学。美国福音派诞生于十八世纪的户外复兴运动。这波复兴运动谴责没经历真实重生的传道人，并呼吁人们在教会围墙外经历圣灵和救恩的礼物。英国圣公会福音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户外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道，而他与任何既定教派都没有什么联系。怀特菲尔德并非孤身一人。尽管第一次灵命大觉醒运动的布道家通常是曾被按立的牧师（包括怀特菲尔德），但他们关于个人救恩及专注于个人灵命的信息跨越并挑战教派之间的界限——他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受教会或信条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类似的巡回布道家继续进行复兴主义布道。他们有的公开蔑视其教派的指令，有的则与遵循教派传统的教会关系紧张。巴顿·W·斯通（Barton W. Stone）是肯恩岭长老教会（Cane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美国第二次灵命大觉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复兴开始之后离开了长老会。他自立门户、决心恢复曾经“不受教派监督”或“公认信经的约束”的初代新约基督教。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著名的复兴布道家，为了找到能适应他“新措施（new measures）”及亚米念神学（Arminianism）的教会，他跨越教派界限，在教会之间寻寻觅觅。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7687.png?h=123&w=220
六种方法支持和挑战离开教会的人如何与那些“受够了”的弟兄姊妹同行？
MICHELLE VAN LOON
但至少，尽管19世纪的复兴主义者对教派限制感到不适，仍定期参与地方教会。 20世纪许多美国福音派领袖则并非如此。一些20世纪的传道人意识到，透过类教会事工（parachurch）传教，往往比透过地方教会更能有效地向失丧的人传福音。这些牧师当中最有名的是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他的国际布道事工跨越宗派界线。葛理翰牧师鼓励他的听众加入地方教会，但他自己注册为教会成员的教会却远在达拉斯——距离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家近千里之外。他经常去其他教会，尤其是他的妻子露丝·贝尔（Ruth Bell）所属的长老会教会，但他很少去达拉斯的教会，他是那间教会长达54年的成员。“如果我属于（北卡罗来纳州）家附近的浸信会教会，他们会不断要求我参与教会事务，”葛理翰牧师解释道。“当我回到家时，我会去我妻子所属的长老教会，身为访客，他们自然不会要求我做任何事。”那个时代的其他类教会事工领袖对参与并积极服事地方教会的兴趣较小。罗伯森（Pat Robertson）是创办了瑞金大学（又译维真大学，位于美国弗吉亚州的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和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电视福音布道家，曾被按立为美南浸信会牧师。然而，在1980至1990年代初，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时，他几乎从不去教会。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参加他所在的浸信会时，他曾对记者说：“太无聊了，我不喜欢去那里。”罗伯森坚信基督徒灵修生活的重要性，他每天都读一个小时的圣经，并花很多时间祷告。但在他看来，教会生活可有可无。如今，一些福音派人士重新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像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和马克·迪弗（Mark Dever）等牧师坚持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成为地方教会的活跃成员。福音派再次阅读有关基督徒群体价值的经典著作，如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并撰写与教会、团契相关的书，如科林·汉森（ Collin Hansen）和乔纳森·利曼（Jonathan Leeman）的《重新发现教会：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必不可少》（Rediscover Church: Why the Body of Christ Is Essential）。在这个快速运转的世界里，当参与教会变得越来越“逆文化而行”、越来越“不方便”，这些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性。正如邦妮·克里斯蒂（Bonnie Kristian）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基督徒缺乏对教会的基本委身——坚信“例行参与基督徒的集体生活是我们敬拜和门徒训练的主要场所。”但是，为了让人们重返教会，福音派需要重新发现一个令人信服的教会神学──为这个问题确立一个独特的福音派答案，那就是：为什么要去教会？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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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存在的理由不能只是传福音，因为类教会事工和宣教士团队在这方面往往效果更好。教会的存在也不能只是为了传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些最好的福音派布道往往出现在跨宗派的复兴聚会和福音事工特会上。如果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是耶稣用祂的宝血所赎回的——我们必须知道她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但，教会究竟为什么重要呢？一个来自福音派的答案是：教会是上帝的家庭在此地的体现，是耶稣计划训练门徒彼此相爱，使门徒能变得更像祂的地方。一个基督徒在个人的独处中无法有效地实践爱。我们可以独自祷告、读经，但如果不与他人建立关系，我们就无法实践爱。保罗的哥林多前书13章是写给“一整间教会的基督徒”看的——而不是写给一位独居的基督徒。在保罗的一生中，有好几次他与基督徒群体隔绝，无法与他人一起敬拜，例如在监狱里的时候。但即使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仍热切地为其他门徒祷告，渴望与他们团聚。当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几章，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保罗是个非常渴望与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人——与他们一起祷告，分享他们与主同行的喜怒哀乐。正如福音派基督徒正确地指出的，上帝的灵和救赎的礼物并非由教会的围墙所定义。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信仰群体，我们学习“如何爱其他耶稣的跟随者”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经历到与其他基督徒合一的能力也会受到阻碍，而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曾为祂门徒的合一祷告。若非在基督徒群体里，我们不可能经历到在此生此地“作为耶稣的新妇”的身份所带来的祝福的一部分。早期的美国福音派也许是在抵制没有重生的牧师和灵命死灰的教会中而生，但它绝不该成为一场反对教会本身的运动。也许现在，在“大离教运动”的浪潮中，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一个强而有力的、属于福音派的教会神学。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是阿什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着有《十字架的政治：党派政治的基督教替代方案》（The Politics of the Cross：A Christian Alternative to Partisanship）一书。
翻译：Jane Hao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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