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伯：苏格兰哲学传统与吉福德讲座的自然神学
不务正业的梅伯 2024年10月23日 15:00 山东
历史上，有些族群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其自身的体量似乎很不相称。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7世纪的爱尔兰人、9世纪的法兰克人、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还有17、18世纪的苏格兰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貌不惊人，也缺乏许多先天的恩赐，却像是被一束光照耀，从野蛮中生长繁盛，给世界带来改变。雅典集中了最早的科学和哲学思考并带来美和艺术的典范，爱尔兰凯尔特人在西罗马崩溃后借着修道院成为欧洲文明的保存者又将之传回英伦和欧陆，法兰克人带来了加洛林文艺复兴和教育的重建，佛罗伦萨重拾古典精神并使之更新，这些都让几百年来的人们受益。而近代苏格兰人在欧洲文化的荒漠中绽放出的繁盛之花，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在这片远离欧洲主流文明的边陲之地，苏格兰长老会、苏格兰的大学、苏格兰常识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神学、政治、教育、哲学、经济学上的创见，回馈了向来傲慢的欧洲人。
（一）苏格兰宗教改革与苏格兰启蒙运动16世纪早期，苏格兰很快成为与德国、瑞士、尼德兰、英格兰一样进行宗教改革的地区，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扎根，又借着长老会这种治理模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苏格兰的教会、大学、议会、政府，乃至识字率、阅读率、灵性水准，都深受其影响。当时的欧洲，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如野火蔓延，一代人过后，法国的胡格诺派沦陷于巴托洛缪大屠杀，德国的天主教和新教南北分立，尼德兰也经历了宗教对立之苦，瑞士各邦同样如此。苏格兰原本是日内瓦的学生，是日内瓦加尔文宗结出的果子。这跟一个人密切相关，就是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1572）。诺克斯试图在苏格兰做成路德开启的事业，在与苏格兰天主教女王的斗争中被陷害、驱逐，却有幸跑到欧洲大陆接触到德国和瑞士的改教家，尤其是通过在日内瓦学院的学习，他才知道天外有天。于是他把一整套的加尔文主义神学搬回了苏格兰，从此苏格兰成为加尔文宗新教最坚固的阵地之一，另一个阵地是荷兰改革宗。苏格兰的变革影响到英格兰，就是清教徒群体。英格兰的清教徒，苏格兰和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移民到北美，塑造了早期美国的精神。苏格兰改教家的遗产就是他们所据守的几座重要城市及其大学，其中最重要的四所大学成为孕育神学家和思想家的地方。1648年，他们和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们一起制定出《威敏信条》和《大小要理问答》，成为后世加尔文宗的信仰典范。而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又越洋抵达北美，长老会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公理宗的清教徒则带来哈佛和耶鲁，很长时间一直是美国正统神学和教育传承的堡垒。长老会的共和主义对美国建国时的政治架构有深远影响，这一点延续了日内瓦城邦、荷兰诸邦和苏格兰的政体，也就是整个城邦或国家的政治体制几乎就是照搬教会体制而来。长老制与政治上的共和制，其呼应关系十分明显。
苏格兰的四所古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1413）、格拉斯哥大学（1451）、阿伯丁大学（1495）和爱丁堡大学（1583），皆创立于中世纪晚期，是除剑桥、牛津之外英伦三岛最古老的四所大学，至今仍享有盛名。美国的大学创建者多采用苏格兰大学模式，而且苏格兰哲学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成为影响美国的重要思想来源，比如约翰·威瑟斯彭、亚历山大·坎贝尔和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直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医学生如果不到爱丁堡拿到文凭，就不会被当作一个合格的医学生，因为当时爱丁堡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中心之一。苏格兰哲学走了一条和欧陆很不一样的道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心不仅仅是法国，或者说，法国启蒙运动仅仅是启蒙运动的一支而已。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还有德国、东欧犹太人和苏格兰好几个中心。法国人发扬光大了英国人的宪政契约论，独创了人民主权的契约论。关键的区别在于，宪法和人民，哪个拥有更高的权威。法国人高举理性，把一切神学与启示排除出理性偶像之外，于是欧洲大陆盛产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并以此自豪。而英伦的思想家有的沿着加尔文的路线，专心于正统的启示神学；有的则沿着托马斯·阿奎那的道路，把理性与启示进行调和，发展出一套自然神学的体系；还有的即便是抛弃了神学，却沿着常识哲学的道路，不至于滑向激进主义。这种常识哲学是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之一。18世纪的苏格兰产生了两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就是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另外，托马斯·里德、亚当·弗格森、弗兰西斯·哈奇森也在一流哲学家之列。除了叛逆的休谟为整个欧洲带来最为坚实的怀疑论主张，他们大体上都遵循“常识”或“经验”的原理，后来的约翰·穆勒和查尔斯·皮尔斯皆循此路线。（关于苏格兰哲学，可参考亚历山大·布罗迪《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同系列“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二）吉福德讲座与二十世纪神学、哲学研究美籍法裔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1907—2012）描述吉福德讲座为大师显身手之地和“哲学家一生中之最高荣誉”。本号前面已有分享，一百多年来，吉福德讲座系列已成为关于宗教、科学和哲学及其关联最著名的讲座之一。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是按照亚当·吉福德勋爵的遗嘱设立的有关自然神学的年度讲座，旨在“促进和传播对最广义自然神学之研究，换言之，对上帝知识之研究”（promote and diffuse the study of natural theology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term, in other words, the knowledge of God）。亚当·吉福德律师在其1885年的遗嘱中表示，上帝真实可敬的知识对人类之福祉及进展大有裨益。于是把八万英镑遗产捐赠给四所苏格兰大学（爱丁堡、阿伯丁、格拉斯哥、圣安德鲁斯），以设立有关自然神学主题的讲座。讲员们就特定的研究和兴趣领域，把自然神学当作科学进行探讨，即“不提及或依靠任何假设特例或所谓的神圣启示”，也就是，并不是基于敬虔。但所邀请的讲员，许多却是在敬虔和学术上皆有造诣的学者，比如兰塞爵士、普兰丁格、麦格拉思等。讲座始于1888年，除1942—1945年间因二战暂停外，一直延续至今。讲座通常在一学年中进行，有的年份不止一位讲员，但“系列讲座”只有一位。演讲内容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发行。尽管遗嘱表达了讲座应“在全体苏格兰人民中”传播观点的盼望，不过讲员们的声望和出版物的高品质已远超出苏格兰的范围，讲座的主题也不再局限于自然神学，而是扩展到许多邻近研究。吉福德讲座日渐声名鹊起，也部分归因于那些闻名于世的讲员和学术领域的多样性。就神学而言，巴特、莫尔特曼、布尔特曼、蒂利希、麦奎利、尼布尔、潘尼卡、汤朴、普兰丁格、沃尔特斯多夫、麦格拉斯、斯温伯恩、侯活士和帕利坎等，一个也没有错过。读20世纪神学史，显然是不能跳过这些人的。与神学相关的宗教学研究之佼佼者，有缪勒、伊安·巴伯、威廉·詹姆斯、弗雷泽、道森、查尔斯·泰勒、霍伊卡、库比特、大卫·弗格森等。无论是神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不只是谈论神学或科学，而是追寻形而上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卡尔·巴特和卡尔·萨根等的讲座从新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的本质与自然神学的价值和意义。近些年爱丁堡的讲员包括阿尔昆（Mohammed Arkoun），他是索邦大学伊斯兰思想荣休教授，“开创伊斯兰理性批判”；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哈佛大学人权政策卡尔中心主任，他的主题“减少邪恶：恐怖主义时代的政治伦理”，关注点也在当代世界的宗教局势；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带来的“上帝造我们是平等的吗”，提出，剔除宗教传统的平等讨论只会分崩离析。
意想不到的还有历史学家如汤因比和巴特菲尔德，早期讲座中有不少东方学（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波斯学和犹太研究等）的专家，比如挖掘了小亚细亚遗址从而改变人们对新约启示录的理解的威廉·兰塞爵士。2019年受邀开讲的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讲座题目是“古代世界与我们：从恐惧和厌恶到启蒙和伦理”。另外还有科学家如沃纳·海森堡和尼尔斯·玻尔，作家如爱丽丝·梅铎，他们/她们本身也是哲学家。甚至有一位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他讲的题目不是关于政治，而是“自然神论与人文主义”！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雷蒙·阿隆也受邀前来，前者作为首位女性受邀者备受关注，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讲员（正如前篇“苏格兰的礼物：哲学、神学和吉福德讲座”提及，安斯康姆还是没能来！）。更多的受邀者身份是哲学家，包括分析哲学的大师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和希拉里·普特南，当然也有欧陆哲学的高手。形而上学家和伦理学家比重不小，——这是欧美学界划分哲学家的方式，不是研究哲学的人都能称为哲学家，而是在具体的一个哲学领域有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形而上学，比如逻辑学和伦理学。这一点不同于中国哲学学科以马哲、西哲和中哲划分的方式，后者更强调哲学史学习，而前者注重哲学各门类本身的教育。吉福德勋爵想让讲座既保持学术专业同时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听众，希望演说可以廉价形式印刷。在大众普及与讲座专业性之间必然存在张力，也就是，有些讲座出版后极受欢迎，比如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有些则几乎无人问津，比如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大体而言，因为讲员需要提前好几年来预备，所以他们在六次或六次以上的讲座中所讲的往往是他们一生研究的精髓，出版后也不过是一本小书，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成为经典之作。比如阿伦特的《心智生活》、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帕利坎的《基督教与古典文化》、麦格拉思的《微调的宇宙》、鲍桑葵的《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杜威的《追求确定性》、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利科的《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麦金太尔的《三种对立的道德观探究》、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和马里翁的《还原与给予》……这里仅仅列举已有中文版的部分作品。完整书单可参考前篇：苏格兰之光：吉福德讲座完整目录（1888年至今）更多信息可参考http://www.giffordlectures.org/——该网站为学者和公众提供便利且大量的已出版讲座，每一位研究者或读者将在每个讲座中发现传记和摘要。关于讲座自诞生直到1986年更详细的评论，可参考斯坦利·杰基的Lord Gifford and His Lectures, A Centenary Retrospect，作者是1974—1976年爱丁堡大学的讲员。讲座近期情况则可参考拉瑞·威赞（Larry Witham）的The Measure of God: Science, Belief, and the Story of the Gifford Lectures。
（三）自然神学传统吉福德讲座定位于“自然神学之研究”。什么是自然神学？传统上自然神学是一个通过观察自然和使用人类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及神圣旨意的术语。换言之，自然神学是不依靠启示的神学研究，不同于启示神学，但也不是宗教学或社会学。启示神学预设了上帝和神圣旨意并不必然向人类开启，自然神学则更强调启示神学与理性融合的可能。17—18世纪有人试图建立“自然宗教”，使人们更容易接受从而可以改善对宗教的恶劣指控，并以行动回应启示神学的怀疑者。对神圣旨意开展理性推理的经典之作是威廉·佩里的《自然神学》（1802），但是早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已经就理性证明神圣旨意开始了讨论，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更是自然神学的大师。神学试图融合人的理性与神之道的启示，历史悠久。正统宣称救恩之果效可以在神在JD里的独特体验，以及回应神的恩典之人两方面找到。简而言之，启示需要与个人理性与责任相调和。对自然神学与信仰进行调和的想法，阿奎那和康德最为有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自然神学并无任何功用，因为信仰是通过盲目的信心达至。另外，自然神学不同于17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Deism），后者离启示和信仰的道路已十分遥远，仅仅把上帝设想为一个上好发条便不闻不问的钟表匠。
对很多人而言，科学与科学方法似乎挑战了传统对信仰的理解。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补足了对宗教的理解。这样物理学家、神学家约翰·波尔金霍恩如此解释互补性：“本体论知识而非实用成就，才是科学家们工作的动力。”（《科学时代的上帝信仰》，第30页）约翰·波尔金霍恩、伊安·巴伯和阿瑟·皮科克都是近期在吉福德讲座上发言的科学家兼神学家。关于自然神学，更现代的观点认为，理性并不需要用来满足上帝存在之证明，而是提供来自宗教洞察的连贯形式，把最好的人类知识与所有领域的人类行为相结合。这种观点下，自然神学试图以一种把科学、历史、道德与艺术整合起来的视野来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种视野是理性的整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颇具宗教性，因为它指向在能力和价值上超越的现实。因此自然神学不是信仰的前奏，而是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在其中信仰能够有可理解的空间。有关自然神学，可以进一步参考Anthony Flew（安东尼·傅卢）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Revised Second Edition；Dagobert D. Runes（达戈伯特·鲁恩斯）的Dictionary of Philosophy；Van A. Harvey（范·哈维）的A Handbook of Theological Terms；Keith Ward（基思·沃德）的"Natural Theology" in The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Religion；John Polkinghorne（约翰·波尔金霍恩）的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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