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德国古典大学的精神（修养、科学、自由、寂寞）
一个人的房间安静，思绪却不止不息，踯躅于进取的激昂和退守的无助之间。在充满喧嚣与桎梏的时代，经由一本书，走近充溢“自由”与“寂寞”的德国古典大学，两相比照，心中的苦闷与不忍，个体的无奈与悲凉，在夜色里，令人深痛。
执教北大的陈洪捷老师，我于2017年11月24日在北京初见，书扉上的签名留下了相识的印记。他在这样一本书里，以引领十九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为主题，探讨德国大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思考中国大学制度引进的中介与凭依，致力于理解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和本质。
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学，深陷危机。僵化的课程与沉闷的课堂，侵蚀着中世纪以来大学存续的合法性基石。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在法国表现为高等专门学校的建立，以及古典传统大学的式微。德国的大学，亦处于这种衰落之中，“教学的主要形式仍然为宣讲，即按规定的教材照本宣科并进行解释、评论和论辩……但实际上只是从原则到原则的教条式辩论”。
旧大学的危机，催生了新大学的萌芽。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繁荣，用“人类理性”和“宗教宽容”开启了以哈勒大学与格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新路。“学术自由以及对学术探索的鼓励，可以看作是哈勒和格廷根大学所代表的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诗人席勒与哲人康德，以及谢林，立足时代提出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初步表述。席勒以“谋生型学者”与“哲学型学者”对知识界加以划分，认为后者“他们仅以学术本身为追求，而不以学问为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并能融会贯通、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科学，也正是日后德国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康德则在《学院之争》一文中，论证了哲学院的独立性与特殊使命，认为“它只关心科学的利益，反映理性的声音，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从而与神学、法学、医学院的政治职能相区别。谢林作为另一位代表，反对片面的专业教育，强调“哲学”的学习，从而“使人的精神从片面教育的狭隘中解放出来，使之升入普遍和绝对的王国”。这些观念，为柏林大学的建立与新大学观的形成提供了铺垫。
大学的德国世纪，“生于忧患”。1807年拿破仑大败普鲁士，普国一半国土割让，七所大学丧失，国家限于危难。困境之中，普鲁士锐意改革，洪堡主持的柏林大学建设，即为其中的一项。这所为了重塑德国文化自信与地位的学府，于1810年9月29日正式开办。它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追求经济独立和学术自由，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体现着新人文主义的大学观，从此开启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返观洪堡与柏林大学，无法避让“洪堡神话”的褪魅。主持筹办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之前，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作为他的办学纲领，落实的程度也值得怀疑，但他的名字，却永远与那个辉煌的时代关联。深察他的贡献，当在于通过学术圈的勾联，与席勒、施莱尔马赫等人交流，通过行政的职权，实现了理念与制度的互动，奠定了德国古典大学理念与实践光大的基础。
洪堡的大学，兼具双重任务，即“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强调“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施莱尔马赫在《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阐述了自己的大学观念，认为大学的目标，在“一种在整体中探求事物的能力和态度”。他用中庸的立场，在“为知识而知识”和“为社会而求知”之间进行调和，“大学追求其科学，遵循科学的要求培养学生，既可繁荣科学，也同样可以满足国家对官吏的需要，而且，如上所述，接受过科学精神熏陶的官吏于国家更为有利”。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费希特，也是古典大学理念的支持者。他强调大学是发展理性的重要机构，且神性给人类的启示即依托于大学，科学的修养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培养的两个方面。与洪堡不同，他认为大学不从事科学研究，因为“哲学作为知识的纯粹形式关心的是知识的有机整体，而科学研究总被看作是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探讨”。古典大学的知识观念，在此表现为侧重广泛和整全。
从人物的思想到机构的建设，德国古典大学的特质，集中在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四个核心概念。这种基于韦伯“理想类型”的抽象概括，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抛弃某些，突出一些，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德国古典大学。所谓“修养”，它强调人的独立价值和自由发展。作为人的“内在生长”，它对抗“外在目标”，“它体现出一种对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人的理想的追求，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科学”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念中，意味着“未被穷尽、而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它自为目的，与大学不可分割。尤其，“科学作为修养的媒介也同样具有宗教和神圣的性质”。关于自由，理想主义思想家从个人修养的能动性与科学探索的无穷性，针对国家而提出的要求：“大学观的论者普遍认为国家与科学性质迥异，任何国家的介入都会给科学带来负面作用”。最后的“寂寞”，关乎行为的取向与精神的状态。这种疏离感，表示与政治、经济、社会的适当距离，“寂寞首先与精神的自由相联系，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独立性”。当“走出象牙塔”的呼声高涨，如此的态度，令人怀想。
研究的落脚，以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作为观照，通过对神圣典范和超凡魅力的人物分析，转入卡里斯玛组织的研究。“德国古典大学观这种由精神而制度、由内而外的革命性力量即具有典型的神功特征”。德国古典大学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强调纯粹精神的活动，而在“组织化”和“程序化”方面发生欠缺。“德国大学具有一种反组织、反程序化的明显倾向，注重最终的成就和创造，而忽视建立通向目标的程序化规则，大学的学术活动普遍被认为不可置入某种组织的框架之内，是‘不可规则化’的”。这种基于使命与责任的道德感召，充满“以学术为志业”的坚定，在集权的体制内持守自由，发挥了个人的创造与科学的探索，却在组织建设方面陷入困境。当卡里斯玛的魅力褪变为学术工厂的现实，英美式的大学组织，成为了新时代的标志。德国神话，随着一战与二战的硝烟，逐渐沉寂……
原本还有蔡元培对德国大学观的接受以及北京大学改革部分，我想还是留到中国近代大学萌发的部分再行叙述。为了一门尚在“襁褓”之中的通识课，也是殚精竭虑，任重道远。或许在这个无奈的时代，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在知识上有所补充，努力完成普及的工作。文中说，科学的感召之下，一种“特有的使命般的激情，使其平静的公职生活有了崇高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个时代，这样的色彩，更多是西西弗式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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