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梅兰希顿论归正教育*/里默·A·法伯尔（Riemer A. Faber）
Posted on 2021年1月5日 By kosmosPosted in 《世代》第12期（2020年秋冬合刊：基督教教育）
[题图：梅兰西顿画像（1537年）。作者为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图片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Melanchthon#/media/File:Lucas_Cranach_(I)_and-or_Workshop_-_Portrait_of_Philip_Melanchton.jpg]
译/丁祖潘
一 引言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被誉为“德国之师”（Teacher of Germany）是有原因的。他积极从事创办和改革学校四十余年，引导德国教育系统的发展方向。他为多所归正学校（reformed schools）起草章程，替几所新成立或重组的大学制定条例，并向全欧洲教务行政人员提供建议。他还编写了许多教材、文法书和多种教育手册。在担任维滕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文学院（Arts faculty）教授期间，他还培养了数百名后来执教的学生，他们在整个德国实施教育变革。作为最倾向于智育（intellectual culture）的改教家，梅兰希顿试图定义何为基于圣经原则的教育理论。无怪乎，时人称其为“德国的老师”（Praeceptor Germaniae）。
梅兰希顿的教育观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应特别提及的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自从受业于北欧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门下，梅兰希顿逐渐成为一流学者。然而，与文艺复兴相关的知识之复兴，虽然促使16世纪所有改教家重新将基督信仰转向圣经源头，但也引起与唯独因信称义、圣经权威和其他新教原则的摩擦，冲突难免。因为世俗人文主义的一项原则，就是（相信）人们借助知识可以推动自身的命运。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其名源自人文主义者相信，“自由技艺”将人的思想从其他人的操控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教育使个体能批判性地思考，并决定何为正确的道德行为。通过研究以往的社会，人们学会欣赏蕴藏在沉着、真诚、和睦、美及真理中的道德品质。人类的心灵因具备这些品质而得以改善。人文主义者以雄辩术、逻辑推理和生花妙笔，说服其他人相信这是改善之道。应该说，梅兰希顿不仅受过自由技艺方面的训练，而且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众。
早在维滕堡发起宗教改革之初，梅兰希顿就已倡导神学改革。他接受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并与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一道明确阐述了其他信条。与人文主义者及其对人类的乐观看法相反，他坚称已堕落的人类本性败坏。梅兰希顿始终相信，救恩唯独来自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赚取公义。此外，人人皆祭司这一教义也影响了梅兰希顿的教育观：知识学问不是单单给未来的神职人员和教会领袖的，而是给所有人的，其中除了男孩、富人、天才，也包括女孩、穷人和普通人。教育是服务众信徒的，让他们在上帝的国度里发展其呼召。因此，新发现的圣经真理，所要求的就不仅仅是改变学校课程，而是对支撑基督教教育的原则进行全新表述。终其一生，梅兰希顿力图阐明和制订上述一套归正教育体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根据某种现代观点，梅兰希顿试图把人文主义原则和归正信仰结合起来，形成某种教育理论。当然，在其自身的生涯中，梅兰希顿将知识复兴与教会改革结合起来。路德计划用人文主义教育服务教会，梅兰希顿认为这种做法有其困难，或者说不可能，故而考察文艺复兴之价值观与基督信仰二者间的相容性。现代评论家们想知道梅兰希顿在此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然而显然，梅兰希顿始终将知识服从于信仰。路德本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能从很远的地方闻到人文主义者身上的气味，却从未批评梅兰希顿背离宗教改革。
[插图1:梅兰希顿（右）与马丁·路德（左）。图片来自Scott H. Hendrix, Martin 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路德之所以继续与“菲利普校长”（指梅兰希顿）合作，其原因显明梅兰希顿为何既提倡知识，又倡导新教信仰。两人均鄙视新教中的反教育和反智倾向。在其著名的95条论纲中，路德声称“基督徒必须被教导（be taught）”，也就是说，信仰既是一种坚定的信心，也是一种确定的知识。消除认为基督徒的无知即是祝福这一愚昧观念，成为梅兰希顿一生的目标之一。这两位改教家也想为归正教义及其生活提供学术上可靠的基础，因为他们发现，错误的教导和习俗，源于对圣经教训的无知。梅兰希顿希望以合乎逻辑的论证来对抗罗马异端，同样也希望提高新教阵营中的辩论水平。基督信仰的复兴必然伴随知识的复兴。
梅兰希顿著有多篇讨论教育和知识的论文。本文仅论及其中两篇，即《论改善年轻人的学习》（On Improving the Studies of the Youth）和《新学校礼赞》（In Praise of the New School）。这两篇文章呈现了梅兰希顿关于学习（learning）的一些核心观念，其中包括他对归正教育的基础、方法和目标之看法。然而，我们也应简要谈及一份影响广泛的小册子《给萨克森选侯国教区牧师访客之指示》（Instructions for the Visitors of Parish Pastors in Electoral Saxony）。这份小册子出自路德和梅兰希顿之手，体现了二人对教育实践方面的一些看法。我们将观察梅兰希顿如何力图发展归正教育的概念，并以指出他与路德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来结束本文。
二 《论改善年轻人的学习》（1518年）
梅兰希顿公开发表对教育的兴趣，始于他1518年在维滕堡大学所做题为《论改善年轻人的学习》之就职演讲。这篇演讲追溯自圣经时代以来的教育史，指出（从那时以来）对圣经和自由技艺的了解不断减少。梅兰希顿说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糟糕的东西开始被当作好的东西教授”（第49页），教会的权威取代了圣经的权威，人的教训取代了上帝的教训。结果，真正的基督信仰沦为“各种仪式、人为传统、各种章程、教皇教令、教士会议、铺张奢侈，以及二流学者的华而不实”（第50页）。圣经知识的衰落影响了教会和社会的健康。在梅兰希顿看来，中世纪的标志就是无知和亵渎（impiety）。
与此相反，维滕堡大学提供了改善学习和灵性状况的机会。梅兰希顿指出，他的新同事们已经在推广一种与圣经和教育有关的新方法，以扭转衰落的状况。在陈述该演讲的宗旨，以及在维滕堡计划开展的事业之目的时，梅兰希顿告诉他未来的学生们，他希望帮助他们理解“学问研究得以复兴背后的原因……因此，当知晓学习的顺序和路径时，你们可以决定学习的过程如何获益更大、危险更小”（第48页）。梅兰希顿抛开前几代人的教学方法，拒绝接受经院哲学及其明显晦涩和无关痛痒的论证方式。特别是在研究圣经时，（他告诉）学生不应把时间浪费在“许多冷冰冰的注解、索引、分歧和其他难题”（第55页）。他应该直接去读原始文献，因为这些材料直接影响他在世上的和属灵的生活。
这位新近任命的教授声明，他打算遵照路德和维滕堡其他同事选择的路径。事实上，梅兰希顿所提倡的学科，与后来路德在《致各市议员的信论及建立基督教学校》（1524年）（Letter to the Councilmen that they Establish Christian Schools ） 所主张的一致：语言、文学、历史和修辞。他还提供了做出这些选择的理由。比如，对历史正确的理解是必要的，因为这门学科教导“何为美、劣、有用及无用……”（第54页）。认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与当下相关，因为过去影响和塑造时下流行的观念。关于这门学科，梅兰希顿敢于如此宣称：“生活中的各方面，无论公私领域，都离不开它。城市和家庭事务的管理均受惠于此。”（第54页）用路德的分类来说，历史帮助人们理解上帝所造之物在世俗与属灵领域中的位置。
梅兰希顿同样想揭示文学研究的价值。他相信文学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经验及其表达方式。文学处理“之事涉及有关本性的知识，还有行为模式之形成”（第54页），此外，它还教人“恰当而晓畅地谈论道德”（第54页）。阅读其他人的著作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是什么样的。梅兰希顿还倡导推理能力、雄辩术和优美写作，它们教人最准确、最有力地表达真理。姑且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赋予的优势而未质疑其提倡潜在的非基督教内容后，梅兰希顿就打算将维滕堡大学带向学习的“现代时期”（modern age）。对改教家来说，这一现代化（modernization）意味着回到源头，尤其是回到那唯一真正的源头——圣经。在学生应读的所有著作中，圣经是最重要的；它是“真实的事物而非事物的影子”（第54页）。
虽然表面看起来梅兰希顿在这次演讲中提倡一种“受过洗礼的希腊文化”，但应指出，他明确区分对人的研究和对神的研究。换句话说，他肯定了圣经中圣俗之间的对立，并警告他的学生们，“……我们不要错误地用外来不相容的文学污秽圣物（《提多书》2:7—8）”。事实上，中世纪教会的过失之一就是没能区分圣与俗、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梅兰希顿争辩道，人的著作不能与上帝的著作（圣经）相提并论，因为“上帝膏油之馨香远胜人类学科之芳香”（第55页）。虽然人们不断在说谎，但一切真理都来自上帝，并且“他的诚实（truth）是你的盾牌”（《诗篇》91:4）。然而，因为“对于人的头脑而言，神圣的事物最为重要，（故此）努力与谨慎是必须的”（第55页）；为了理解上帝的圣言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人们必须受教育。因此，“以圣灵为引导，加上对人文学科的热爱，我们就能靠近神圣之物”（第55页）。为了遵循这一原则，梅兰希顿向学生们提议，他打算开始讲授荷马史诗和新约《提多书》。
三 《新学校礼赞》（1526年）
有关梅兰希顿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材料，就是他于1526年在纽伦堡一所新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演讲：《新学校礼赞》。当地市政领导和商人此前已回应路德的呼吁，兴建学校。梅兰希顿在演讲开头称赞此举。他也赞同路德在《致各市议员的信论及建立基督教学校》（1524年）主张的观点，认为教育惠及教会和国家。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这次演讲面向市政官员和赞助商人，故此《新学校礼赞》处理的是教育在培养好公民中扮演的角色。“在组织良好的状态中”，梅兰希顿说道，“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导年轻人，因为学校是这座城市进步的温床”（第63页）。对此任务而言，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极为重要，因为若缺少它，“就可能没有贤良之士（good men），没有对美德的钦慕，不知何为诚实，对真正应尽的义务缺乏共识，于人道毫无意识”（第60页）。正如在维滕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那样，梅兰希顿在这里同样告诫他的听众，对于培养好公民而言，应注重研究历史、文学和哲学的价值。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年轻人应该学会商业技能，找份工作。梅兰希顿对此表示反对，他鼓励父母们把目光放长远，不要停留在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低微的目标上面。道德高尚的公民，追求促进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之福祉，（他们）正是那些研究教导其有关社会生活之学科的人。于是，梅兰希顿问道，如果一个人从未读过“其中包含城市统治思想方面的书籍”（第63页），他如何成为优秀的市政领袖呢？这位“德国之师”没有停留在经由教育得到的实际好处，他嘱咐父母们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美德、思想和原则。理解其职业（vocations）之更高目标的孩子们，将来最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他们必须学习所选职业可称道之价值，并在世俗领域更大目的之背景下来看他们肩负的任务。
[插图2:1536年的维滕堡。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ittenberg-1536.jpg]
不像路德那样判然区分属灵和属世领域，梅兰希顿视教育为宗教生活和公民生活不可或缺之部分。梅兰希顿关注个体培训，力图将每个信徒的宗教责任和公民责任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教育应被看作有助于人之养成，而非在两个活动领域中（属灵和属世）发挥不同的功能。故此，梅兰希顿同时论及教会和国家。他认为若缺少教育，就可能不晓地上光景（earthly estate），并且“缺乏关乎信仰或上帝对必朽之人旨意的正确观念”（第60页）。市政领袖被鼓励去支持归正教育，因为“只有保存文献著作，信仰和良法方能持久”（第63页）。道德与智力发展相关，宗教虔诚和公民责任相连。总之，梅兰希顿实行全人教育，而非限教育于人之属灵和属世两方面。按照他的说法，教育的目标是“有学识的敬虔”（learned piety）。
四 《指示》（1528年）
将宗教方面的革新和思想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可以在梅兰希顿的几篇文章中找到，但《给萨克森选侯国教区牧师访客之指示》（1528年）一文最为扼要地阐述了这一点。路德和梅兰希顿撰写了这份文件，以帮助教会和学校进行改革。这份文献包括两部分：1）应在教会教导的新教教义之摘要；2）新教学校规章之摘要。获得维滕堡大学全体教员的批准后，《指示》被分发至当地所有教会，以期使教会和学校达至某种联合。第二部分于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有用。因为该部分包含有关小学课程设置、教学分级的详细建议。
归正教育的前提可直接阐述为：“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父母应送他们的孩子入学，并且为了上帝而培育他们，以便上帝能使用他们去服事其他人。”（第314页）《指示》第二部分的目的同样很清楚，即提供一份“教学大纲，好让年轻人得到正确指导”（第315页）。紧接简介之后，《指示》有关学校的部分，建议小学教育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或三级。
第一级由开始（学习）阅读的儿童组成。推荐的课本为启蒙读物，包括语法基础，还有主祷文、信经和其他祷文，均用拉丁文而非德文写成。尽管路德和梅兰希顿均认为让孩子们学习多种语言并不明智，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过于复杂，但二人还是强烈建议——事实上是采用——以拉丁文来教学。因为这种语言能向学生提供语法技巧，这些技巧适用于他们的母语和圣经。毕竟，标准版圣经（译按：即武加大译本）仍是拉丁文版。因此，一年级的教学目标就是积累词汇，熟记语法规则并学习写作。学生也应该学习掌握记忆技能，学习音乐。
二年级学生除了学习更多音乐课程外，应该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教师应当教导学生品行良好。伊拉斯谟《对话录》（Colloquies）中“适合且有益于儿童的”内容可用来学习。该年级的学生还应背诵古典箴言，阅读《伊索寓言》。然后，他们接着学习高级语法、词源学和句子结构。“孩子们将凭记忆背诵这些语法规则，因此他们不得不学好语法”（第318页）。每周一天，全班必须学习圣经，因为“让儿童学习基督徒及其蒙福生命的开端至关重要”（第318页）。在教圣经时，教师应避免难解的或容易引起争论的章节，而应专注于其他经文，它们教导“什么是过美好生活所必须的，也就是敬畏上帝、信心和善行”（第318页）。《马太福音》的部分章节应特别提倡，此外还有《诗篇》中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基督徒生活之摘要，谈论敬畏上帝、信心和善行”（第318页）。其中提到名字的有《诗篇》112:1（耶和华），125:1（耶和华），133:1（大卫）。
升到三年级的学生已学好语法了，有希望进一步学习。这些高年级学生应该继续学习音乐，培养翻译和解释文学著作的能力，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诗人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和奥维德(Ovid，前43—17/18)，以及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当这些能力培养起来后，学生们就可以继续习得公开演讲、合理论证、流畅写作之能力。
针对这些指导和三级教育的研究已有很多，有关这些建议背后的依据之争论仍在继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梅兰希顿和路德均企图以一些新教原则对此施加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将属灵领域置于优先地位。“敬畏上帝”一语反复出现，就表明强调教育的道德层面。《指示》第一部分强调在教会中教导基督信仰之基本要道，第二部分则侧重学校在增进对诫命、信条和祷告的认识中扮演的角色。已学会阅读的学生，能够（直接）读圣经，以尽到他们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责任。懂得语法、逻辑论证（dialectic）和修辞，能够帮助每个信徒阅读和阐释圣经。记忆术、音乐技能和逻辑思考，有助于学生了解约束、自律和秩序的价值。此外，作为一个群体，学生将学习基督信仰的信条，因而形成一代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信徒。
在此也应指出，路德和梅兰希顿设计出一种重要的教学工具，即教理问答（catechism）。路德的《小教理问答》，经梅兰希顿发展修订，成为16世纪在归正学校中广泛使用的教材。其中原因包括：《小教理问答》不但以简洁明快的方式介绍了新教信仰的关键要素，而且也可用作教师的教学手册。它简要地阐述了十诫、主祷文和信经等内容，而且其问答形式非常适合课堂教学。作为一种教导工具，教理问答有助于在教会中带来和谐，其方式就是在年轻学生对信仰的理解中将他们联合起来。
[插图3: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The Small Catechism）（1536年）扉页。图片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Luther%27s_Small_Catechism#/media/File:Der_kleine_Catechismus_1535.jpg]
五 结语
文章最后，总结梅兰希顿教育观的主要特征，将之与其改教家同人马丁·路德的教育观做一比较，当不无益处。正如人们对一位受过人文主义训练之改教家所预期的那样，梅兰希顿非常重视教育。他甚至相信学校本身就是圣经所命定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梅兰希顿指出圣经中的“诸位教师”：摩西、先知学派、使徒保罗和他属灵传承中的学生们，以及最伟大的拉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及其门徒。按照梅兰希顿的说法，所有的圣经教义，均可看作经由忠心的教导者传递下来的教训。学校的功能，在于教授、保存和传递圣经的真实教训。为了真正地革新教会和社会，梅兰希顿得出结论说，必须不断改善教育。
路德更多地把教育当作理解福音的预备，而梅兰希顿则认为学习本身有其自身目的。例如，路德更多地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借此圣灵在这个世界传播福音，而非如梅兰希顿所想的那样，语言是人类之重新发现的一部分。对梅兰希顿来说，学习和教育在教会和社会更新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借助经由学习获得的知识，圣经的启示在具体的状况下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梅兰希顿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上帝的救赎启示与人之理解和推理能力二者间的关系。他希望界定信心与知识、信仰与学习的关系，渴望理解古希腊罗马留给西方世界的遗产，与真正的圣经遗产如何关联起来。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未寻求将人文主义和基督信仰置于同等地位，而是将所有的知识服从于上帝的启示，并以此赞美上帝的荣耀。对他而言，这种教育观可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来概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 原文刊登在加拿大归正宗杂志《号角》（Clarion）第47卷第18期，1998年9月4日。网络版参见http://www.spindleworks.com/library/rfaber/melanchton_edu.htm。文章题目为Philipp Melanchthon on Reformed Education。作者里默·A·法伯尔（Riemer A. Faber），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古典研究系教授。感谢法伯尔教授慷允译者翻译此文，帮助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并同意将译文在《世代》发表。感谢许宏阅读译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囿于水平，译文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尚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译者注
<1> 该演讲拉丁文本的英译本，参见R. Keen, A Melanchthon Reader (New York, 1988), 第47—63页。本文所引演讲内容均出自该译本。
<2> 演讲引文见R. Keen，A Melanchthon Reader，第59—63页。
<3> 《指示》的引文，见C. Bergendoff 的译本，H. T. Lehmann, ed., Luther’s Works. Vol. 40 (Philadelphia 1958), 第269—320页。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2期（2020年秋冬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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