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5日）上午，教宗良十四世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新厅正式发布了当选以来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Magnifica humanitas，下称《通谕》），副标题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
《通谕》梳理了自良十三世以来的社会训导，提出了面对AI的诸项原则，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工作等事务提出建议，并批判今天世界中的战争、“政治现实主义”、单边主义、新奴役与殖民主义等价值取向，再次呼吁对话、沟通与多边主义，以走向充满爱、尊严、和平与正义的世界，见证“伟大的人类之美”。
圣座传播部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解读称，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力量大规模集中且不受任何监管，丧失人性的新形式出现，人的尊严可能黯然失色。在此情况下，教宗良十四世向我们强调了保有深厚人性的迫切义务，并呼吁“打破技术实力与掌控权利之间的等价关系”，不要放弃我们如此脆弱而又伟大的人性。
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此前的5月22日，梵蒂冈召开主题为“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的人工智能相关会议。在接待与会者时，教宗称，科技出现了不受控制且不顾人性尊严的情况，如聊天机器人滥用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教宗呼吁尤其是青少年的人们适度且自律地使用这些技术，并省思人性的真正意义。
教宗关于人工智能的论述不仅为天主教内弟兄、姐妹所必读，也为教外人士——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广大师生、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镜鉴，帮助我们理解全球14亿以上人口对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的反应，辅助我们自身对其的理解与行动。
在失业问题、数字殖民主义、战争与单边主义等话题上，《通谕》提出了相当富有洞见的观点；尤其是对传播、沟通、对话的呼吁，让笔者仿佛读到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在召唤主体间性的回归。不过，在对策方面，《通谕》并没有提出富有新意的举措，这不免让笔者感到遗憾。
正是在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帮助下，笔者翻译了《通谕》全文，并生成了导读与导图。《通谕》全文约8万字，囿于篇幅与校对时间，这里只截取了目录、引言与部分紧扣今天新事的重要段落，共约2万字。笔者没有对AI翻译的经文内容进行校正，小节内段落为笔者所分，全文注释从略。
通 谕
伟大的人类
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
目录
引言
我们时代的新事物（res novae）——两个圣经意象——为共同利益而建设——保持人性
第一章 一种忠于福音的动态方法
在人类历史中前行的教会【天主圣言的智慧与人文科学的对话——作为共识的社会训导】——从良十三世至今的社会训导发展历程【教会社会训导的最初阶段——梵二会议的年代——近期的训导——以信仰之光解读历史】
第二章 教会社会训导的基础与原则
社会训导的基础【人的本质：三位一体天主的肖像——所有人类的平等尊严——人权的最高价值】——社会训导的原则【共同利益原则——物品共有原则——辅助性原则——团结原则——社会正义原则】——全面的人类发展——对教会的省察
第三章 技术与主宰：人工智能应允（the promise of AI）彰显人性之伟大
技术官僚范式与数字权力——人工智能【一种需要谨慎使用的宝贵工具——人工智能的责任、透明度和治理】——什么不容失去？【潜在的叙事：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人类的极限、内心和伟大之处】——真正的“超越人类”：恩典与基督教人文主义——两座城市，两种爱
第四章 在变革时代守护人类：真理、工作、自由
作为公共利益的真理【真理与民主——传播与集体想象——迈向传播生态学——面向数字时代的教育联盟——学校的核心作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劳动尊严【工作的价值——失业问题——一个珍视尊严的经济体——家庭与青年：希望的社会条件】——保护自由免受依赖与商业化的冲击【依赖与社会控制——打破新型奴役的枷锁】——共同责任
第五章 权力文化与爱的文明
数字时代的爱的文明——权力文化【战争常态化——无限制的力量——武器与人工智能——多边主义的危机——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建设爱的文明【我们能尽自己的一份力——解除言语的武装——通过正义建设和平——采纳受害者视角——塑造健康的现实主义——重启对话——外交与多边主义之必要——祈祷与希望】
结论
道成肉身——在主内合一的身体——我们时代的工地——希望之歌：赞美诗
引言
1. 人类……如今正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要么建造一座新的巴别塔，要么建造一座天主与人类共同居住的城市。每一代人都肩负着塑造自身时代的重任，引导历史走向一个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维护、正义得到促进、博爱得以实现的世界。然而，每个时代也都面临着创造一个更加不人道、更加不公正的世界的风险。……
2. ……我们能够积极参与每一项旨在建设更公正世界的倡议，并呼吁他人携手合作，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渴望与当今所有男女展开对话，与他们共同经历人类的事件、面对人类的疑问、怀抱人类的愿望。我们与他们一起，寻求为共同福祉和促进人人享有尊严生活的新途径。事实上，开放对话是教会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本着这种精神，教宗良十三世于1891年发表了《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今年我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庆祝其发表135周年。敬爱的教宗良十三世通过这份文件，推动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思，这便是如今被称为“教会社会训导”的内容。
当时有人反对教会不应将精力浪费在世俗事务上，而应专注于传播永生的信息，良十三世以务实和智慧回应说，福音的宣讲不能忽视人们的具体生活。此后数十年过去了，教会训导当局、牧者、神学家和信众们继续在福音的光照下反思社会问题。
如今，教会社会训导是一份智慧的遗产，我们从中可以找到思考的原则、辨别和判断的标准，以及具体的行动指南。它以圣经和圣传为基础，并结合科学，帮助我们清晰地解读当下的挑战，找到合适的途径，以喜乐的心服务世界，活出清晰的基督信仰见证。它并非一套僵化的概念体系，而是一套鲜活的真理体系，守护并诠释人类追求圆满公正人生的使命。因此，我愿为这鲜活的传统添上自己的声音……
我们时代的新事物
4. 利奥十三世在其时代谈到“新事物”（rerum novarum），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他富有洞见的教诲。相反，我们必须祈求天主赐予智慧，以解读我们时代的重大趋势，特别是科技进步。
近年来，数字化、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这一点日益显而易见。科技本身不应被视为与人类对立的力量。相反，自古以来，科技就作为“一种深刻的人类现实，与人类的自主性和自由息息相关”，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显著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每个阶段的进步也揭示了工具的双重性：当其用途偏离善时，便会造成伤害。
然而，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新兴技术的强大力量和普及程度已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着决策过程，并深刻影响着集体的想象力：“人类从未拥有过如此强大的自我掌控力。”新技术开辟了一片视野，其发展方向虽可想象，但尚未完全可预测。这使得评估其潜在影响及其对个人尊严和公共利益的长期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5. 现在，我们必须以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责任感来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以维护正义，遏制技术力量带来的扭曲影响。
然而，问题不仅限于监管。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警告的，我们必须务实地扪心自问：如今谁掌握着这种力量？他们又是如何运用这种力量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核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我们自身DNA的知识，以及我们所掌握的许多其他能力……已经使那些掌握了这些知识，尤其是拥有运用这些知识的经济资源的人，对全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拥有了令人瞩目的支配地位。”
过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引导和引领创新的责任。然而，如今，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私人机构，而且往往是跨国机构，它们拥有的资源和干预能力甚至超过了许多政府。因此，技术力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私人”为主的一面，这使得辨别、管理和引导这种力量走向公共福祉变得更加困难。
6. 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开始辨析，以识别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精神和文化根源。如果我们只关注偶然事件，就有可能让接踵而至的危机左右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快速的转型期，一个“时代更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些人竞相追逐新技术的未来，有些人致力于反思，而大多数人则在观望和等待，远远地观察着，仅仅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
正因如此，一些关键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再也无法回避：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希望朝着哪个目标前进？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
两个圣经意象
7.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并辨明如何负责任地驾驭人工智能时代，我想引用《圣经》中的两个场景：巴别塔的建造（参见创世记11:1-9）和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参见尼希米记2-6）。
巴别塔的故事出现在创世记中，在人类起源的篇章里，紧随挪亚儿子的家谱之后。人们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定居后，决定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通天高塔。他们害怕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因此寻求确保自身的稳定和权力，更重要的是“扬名立万”。
这是一项令人瞩目的壮举：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技术、统一的方向。然而，这项工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是一个没有参照天主的工程，它所追求的统一性扼杀了多样性，选择了同质化而非交流。当一座城市建立在骄傲和自给自足的理念之上时，沟通就会中断，语言会变得混乱，人们彼此无法理解。其结果不是团结，而是分裂。
巴别塔的故事揭示了任何努力的局限性：无论其规模多么宏大，只要源于自我肯定，为了效率而牺牲人的尊严，并妄图在没有天主祝福的情况下达到巅峰，最终都将徒劳无功。
8. 尼希米记开篇正值古代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极其脆弱的时期。巴比伦之囚结束后，一部分百姓返回耶路撒冷，但城墙已成废墟，城门也已焚毁。尼希米是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的侍臣，他得知祖城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后，禁食祷告，为百姓求情。之后，他请求王允许他返回耶路撒冷，抵达后，他默默地巡视了被毁的城墙。他没有自上而下地强加方案，而是召集各家各户，分配他们重建一段城墙，倾听他们的诉求，协调他们的行动，并处理一切反对意见。
这段叙述展现了耶路撒冷城的重生，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源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男人、女人、祭司、工匠、户主和年轻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是一项以神为中心的工程，它先重建关系，再用石头重建。因此，古耶路撒冷重新发现了共同的语言——不是统一的语言，而是交流的语言，即当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并认识到他们的力量来自天主时所产生的和谐。
9. 鉴于这两幅图景，圣灵今天就我们与科技以及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的关系向我们提出挑战。科学发现是托付给人类的才能，为的是要结出果实（参阅玛窦福音25:14-30）。科技拥有治愈、连接、教育和保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力量；但它也能造成分裂、排斥，并滋生新的不公。
从抽象意义上讲，科技本身并非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案，正如它本身并非邪恶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科技绝非中立，因为它会带有设计者、资助者、监管者和使用者的特征。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选择并非对科技的“是”或“否”，而是在建造巴别塔还是重建耶路撒冷之间，是在声称主宰天庭的权力与在天主面前携手重建兄弟般共存之墙的人民之间。
10.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巴别塔综合症”（Babel syndrome），即对利润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会牺牲弱者；避免盲目追求统一，抹杀差异；避免妄想单一的数字语言能将一切——包括人的奥秘——转化为数据和表现形式。
非人化的风险——构建一个排斥天主、将他人贬低为工具的未来——是一种古老而又不断涌现的诱惑，如今它披上了技术外衣。相反，让我们选择“尼希米之道”，它强调携手合作的重要性，使上帝之城成为回归的流亡者的安全港湾。今天的重建意味着认识到，正是从多元的声音和愿景中——尽管它们有时会让我们想起因语言多样性而造成的混乱——涌现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的确，这就是携手共建的前景，将多样性转化为资源，让倾听和对话成为培育正义与博爱的共同基础。在这一共同使命中，基督徒发现自身独特的角色：引导人们的行为归向神，使多元主义在神的光照下不致消散于混乱，而是通过共议的实践，成为人类重新发现其坚实根基和最终归宿的空间。……这恩典的景象邀请我们基督徒携手合作，在当今的“城市”中，共同营造和平、公正和有尊严的社群生活。
为共同利益而建设
11. ……
12. 其次，为共同福祉而建设意味着接受人性的局限和弱点，而不是将其视为需要纠正的错误。如今，人类对充实生活的渴望很容易被一些具有欺骗性的目标所误导，例如，某些技术承诺使我们摆脱一切弱点，而某些福祉模式却将部分人群抛在身后。我们常常将希望寄托于无休止的“升级”，寄托于加剧不平等的进步形式，寄托于无法治愈人们创伤的短期解决方案。结果，当一些人追求无限自我主张的幻象时，许多人却被剥夺了基本生活必需品。
教会以坚定而谦逊的声音提醒我们，真正的圆满并非通过消除弱点来实现，而是通过和谐发展来实现。它存在于自由与责任、互相关爱与真正的团结交织之处，存在于以每个人的尊严和全人类的福祉来衡量进步之处。
13. 第三，构建一个人人都能蓬勃发展的世界需要共同的责任和勇气。没有人能够独自承担世界面临的挑战，正如没有人软弱到无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样，“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 12:9）。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企业家和工人、教育工作者和立法者、公民社会、民众运动和宗教团体。
这就是辅助性原则的逻辑，它重视不同世代、民族、学科和文化之间的合作，认为这是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最佳途径。我们不应被紧张局势或分歧所吓倒，因为在共同责任的引导下，它们可以转化为创造力。
14. 最后，建设公共福祉需要一种充满福音精神的语言。我们必须避免使用羞辱性或对抗性的言辞，而应选择清晰明了、启迪人心的表达，以及坦诚直率、开启新可能性的方式。我们不能容忍天真的热情，也不能助长毫无根据的恐惧。
相反，让我们确立辨别的标准——人的尊严、物品共有、优先关怀穷人、关爱我们共同的家园与和平——并将这些标准转化为实践，例如负责任的规划、对人类和社会影响的评估、包容最弱势群体、提升数字素养，以及引导科研和产业朝着正义与和平的方向发展。
保持人性
15.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类尊严受到新形式的、非人的威胁时，我们肩负着保持深刻人性的紧迫责任。我们必须以爱守护……人性光辉，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的。真正的进步始终源于一颗向他人敞开的心，一种乐于倾听的智慧，以及一种寻求团结而非分裂的意志。
16. 我向所有天主教信徒、所有基督徒以及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们发出这番衷心的呼吁。让我们不要害怕投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工地”。让我们效法尼希米，祈祷、明智地计划、坚持不懈地工作……将人置于我们选择的中心。
如此，那些“被弃的石头”——穷人、病人、移民以及我们中最弱势的人——将成为基石，一个坚固而温馨的共同家园将在地球上拔地而起，在那里，爱与信实将最终相遇，正义与和平将彼此拥抱（参阅咏85:10）。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成为共融的建造者，而不是巴别塔的建筑师。我们应当成为即将到来的天国的仆人，而不是注定毁灭的高塔的主人。我以牧羊人和父亲的心，请求大家放弃建造又一座巴别塔，携手共建共同福祉，使人类永不失去其美丽，使世界再次认识到，人心是天主所居住的地方。
部分重要段落节译
【以信仰之光解读历史】
45. ……面对时代的挑战，他们（每一位教宗——译者注）各自根据福音诠释历史变迁，阐明了同一遗产的不同层面：人的尊严、工作的价值、物品的共有、团结互助与辅助性原则、关爱人类以及和平与友爱的核心地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谈论一套共同的原则和标准，是因为这种基于信仰的历史诠释从未中断，始终对每一代人提出的挑战保持开放。……
【共同利益原则】
64. 随着国家间的分歧加深，对抗和侵略的心态开始蔓延，通往更团结、更博爱的世界的艰难道路遭遇了新的痛苦挫折。……任何试图消灭或征服一个国家的行为都是极其不道德的，因此不可接受。
【物品共有原则】
65. 地球上的财富——土壤、水、空气和自然资源——是天主赐予全人类以维持所有人生命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这些物品，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因此，“……不应以使这份恩赐仅归于少数人的方式使用。”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普遍的目的地不仅适用于物质财产，也适用于非物质和文化财富。
67. 如今，在普遍面向所有人的商品中，我们还必须包括新的财产形式，如专利、算法、数字平台、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在国家财富日益依赖知识和技术的背景下，当这些商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适当的共享和获取方式时，便产生了新的不平衡，这与商品的普遍归属相悖。
反过来，这也加大了被包容者与被排除者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能够参与数字革命的人与仍处于边缘的人之间的差距。此外，关爱我们共同的家园以及对贫困和未来世代的责任，要求以尊重环境、避免浪费和防止新型剥削的方式规范创造物和技术带来的新可能性。
【辅助性（subsidiarity）原则】
71. 辅助性原则尤其适用于数字革命背景下。这里，最高层级……是对日常生活条件行使事实权力的主要经济和技术主体。这一层垄断专业知识、数据和决策权，涉及定义访问条件、可见性规则、互动形式甚至经济机会的公司和平台。
辅助性原则要求此类过程不应以不透明和单边的方式从上而下强加，而应以透明、问责和有意义的参与形式（包括独立审查、算法透明、公平获取数据及追索途径）引导至公共利益。
72. 在此背景下，呼吁国家和跨国机构确保公平规则和有效保障措施，使地方社区、中介组织、学校、大学、宗教机构和协会拥有发声权，并能参与判断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选择，如就业、服务获取、数据管理和数字环境。在经济流动、数字平台决策、数据和算法治理方面，我们不能允许少数行为者单独主导这些流程；相反，我们必须建立尊重全球社会各层级、共同承担共同利益责任的合作形式。
【社会正义原则】
80. 在当今时代，社会正义还必须应对数字技术塑造的环境。全球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获取信息、通信和访问服务的方式。正义要求我们防止新的排斥和剥夺自由的形式出现：个人和民族被阻碍或拒绝使用基本技术，社区暴露于侵入性监控之下，社会群体被不透明的算法惩罚，这些算法延续了偏见和歧视。
在数字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保护社会中最年轻和最弱势的成员，打击仇恨和错误信息，并将数据和技术的使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此指导原则不仅是利润，更是每个人的尊严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技术官僚范式与数字权力】
92. ……教宗方济各谴责了我们全球化世界中日益主导的技术官僚范式：这种倾向仅凭效率、控制和利润的逻辑来塑造个人、社会和经济决策。这清楚地表明，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当它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时，它开始决定什么重要，什么可以丢弃，将创造物简化为剥削对象，将人类简化为系统中不断追求效率的齿轮。
93. 这一范式近年来迅速传播，部分得益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纳米技术、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的扩展。这些创新本身就能极大地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和我们共同家园的关怀。
然而，正因为他们的权力，他们也能加速技术官僚范式的扩展，因此需要新的精神、伦理和政治框架。更多的权力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东西。在这方面，罗曼诺·瓜尔迪尼的话依然适用：“当代人尚未接受过善用权力的训练。”
94. 圣保禄六世早已明确认识到人类成为自身成就牺牲品的危险，他警告说：“最非凡的科学进步、最惊人的技术成就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除非伴随着真正的道德和社会进步，否则从长远来看将与人类作对。”
因此，技术进步本身就很有价值，需要对指导其的人类学视角及其追求的目标进行细致辨别。如果技术发展在没有相应的伦理和社会进步的情况下进步，结果可能是手段增加而人类却没有增长：“拥有更多”而非“成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会主要根据他们所产生的结果被评估。
95.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之前提到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在许多数字背景下，平台、基础设施、数据和计算能力的控制权不在国家手中，而在主要经济和技术主体手中。这些实体有效地设定了访问条件，制定可见性规则，并塑造了参与的可能性。当这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往往变得模糊，难以监管，增加发展形式扭曲的风险，进而产生新的依赖、排斥、操控和不平等。
【人工智能】
99. 无法给出一个统一、全面的人工智能定义。然而，可以说的是，我们必须避免将这种“智能”与人类的智能相提并论的误解。这些系统只是模仿人类智能的某些功能。
因此，它们常常在速度和计算能力上超越人类智能，在多个领域带来切实的益处。然而，这种力量仍然完全依赖于数据处理。所谓的人工智能不会经历任何事情，不会拥有身体，不会感受喜悦或痛苦，不会通过关系成长，也无法从内心理解爱、工作、友谊或责任的含义。
它们也没有道德良知，因为它们不评判善恶，不理解情境的终极含义，也不对后果负责。它们可能模仿语言、行为和分析能力，甚至模拟同理心和理解，但它们并不理解自己所产生的东西，因为它们缺乏人类成长智慧所需的情感、关系和精神视角。
即使这些工具被描述为能够“学习”，它们的学习方式也与人类不同。这不是那些让自己被生活塑造，并通过选择、错误、宽恕和忠诚成长的人所经历的。相反，这是一种基于数据和反馈的统计适应形式，虽然非常有效，但并不意味着内在成长。
【一个需要警惕的宝贵工具】
100. 鉴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为何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工具，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它需要采取谨慎和警惕的态度。近年来，其私人使用显著扩大，引发人们对其带来的机会及其快速传播风险的日益反思。在个人使用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认真考虑：结果获得的便利性、客观性的印象以及人类交流的模拟。
信息、复杂分析、媒体内容和实用帮助都能快速且简便地获取，这无疑让生活更加便捷。然而，它们也可能鼓励过度依赖和对现成答案的追求，削弱个人创造力和判断力。这些系统所提供的反应和建议表面上客观，往往让我们忽视了它们反映了设计和培训者所持的文化假设，以及它们所有的优点和局限。
人为模仿积极的人际交流——建议、同理心、友谊甚至爱——可以引人入胜，有时甚至真正有帮助。然而，对于不那么挑剔的用户来说，这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制造出与真实个人主体关系的错觉。当文字被模拟时，它们并不会建立真实的关系，而只是表达它们的外表。
当这种人为模仿关怀或支持的行为进入缺乏真实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情境时，风险尤其大。这里的危险不在于一个人可能误以为自己在与另一个人交流，而是他们可能逐渐失去建立真诚人际关系的欲望。
101. 拓宽视野，探讨人工智能在社会中的应用，我们发现它现已嵌入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决策过程中：沟通、管理和控制。效率的提升和改善某些服务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迅速且不加批判地采纳这些服务，会让我们面临一系列风险，包括容易忽视环境影响。
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显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并对自然资源造成沉重需求。随着复杂度的增加，尤其是在大型语言模型中，对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需要庞大的机器网络、电缆、数据中心和高能耗基础设施。因此，开发更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减少环境影响并帮助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的责任、透明度与治理】
102. 人工智能的使用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当它进入影响人们生活的流程时，它涉及到权利、机会、地位和自由。重要且敏感的决策——涉及就业、信贷、公共服务的获取，甚至个人声誉——有可能完全被委托给不懂“同情、怜悯、宽恕，尤其是人们能够改变的希望”的自动化系统，从而催生新的排斥形式。
一些有害用途显然存在，比如信息操控或侵犯隐私。然而，也存在更微妙的危险，因为当人工智能系统表现得中立和客观时，它们最终会反映并强化其设计者和开发者的刻板印象或意识形态偏见。
103. 事实上，将算法赋予选择谁配得上或不值得的权力，而无人对此负责，就是将重新定义人类可能性边界的任务交给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责任也丧失了，不仅仅是对被排斥者的同情，毕竟这种同情是可以被模拟的。排斥弱势群体的行为披上了中立和客观的外衣，难以提出异议。这样，不公被忽视，同情、怜悯和宽恕——这些被视为真实政治行动而非表面现象——逐渐从视野中消失。
104. 由此得出一个简单但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不能认为人工智能是道德中立的。实际上，每个技术工具都通过衡量、忽略和优化内容，以及对人和情境的分类，体现了选择和优先级。如果一个系统被设计或使用，将某些生命视为不值得，或在无法上诉的情况下排除他们，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善用的工具”，因为它已经引入了与人格不可剥夺尊严相悖的标准。
因此，伦理辨别不能仅限于问我们是否出于善意或恶意使用系统;它还必须审视该系统的设计方式，以及指导其的数据和模型中蕴含的人类和社会愿景。
105. 为了让人工智能尊重人类尊严并真正服务于共同利益，责任必须在每个阶段都明确定义：从设计和开发这些系统的人，到使用并依赖它们做出具体决策的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导致结果的内部流程仍然不透明，这使得责任归属和纠正错误变得更加困难。这正是问责制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能够识别谁必须“对决策负责”、为其辩护、监督决策，并在必要时提出质疑并弥补造成的损害。
106. 呼吁谨慎评估，甚至有时放慢人工智能的应用步伐，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相反，这是一种对人类家庭负责任的关怀。鉴于技术增长速度与意识、规范、保障措施及能够管理其影响的机构发展缓慢之间常常存在不平衡，这一需求尤为紧迫。
仅仅抽象地引出伦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健全的法律框架、独立监督、用户知情权以及不放弃责任的政治体系。否则，变革将仅由技术官僚思维主导，并显得不可避免，最终施加由数据、基础设施和计算能力掌控者塑造的规则。
107. 我们不能仅仅呼吁对机器进行道德化——即所谓的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而不鼓起勇气坚持另一个条件：公开讨论相关伦理框架并使其遵守共享的社会正义标准的可能性。否则，控制人工智能的人将强加自己的道德愿景，这将成为这些系统的无形基础设施。
如果道德观是由少数人决定的，那么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工智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参与，能够在一切加速时放慢进程，并保护社区仍能参与和提出问题的机会。
108. 事实上，正如所有重大技术变革一样，人工智能往往放大那些已经拥有经济资源、专业知识和数据访问权者的权力。鉴于公共利益和商品的普遍归属，这引发了严重担忧，因为小而有影响力的群体可以塑造信息和消费模式，影响民主进程，并引导经济动态以利己，破坏社会正义和民族间的团结。
因此，人工智能的使用，尤其是涉及公共产品和基本权利时，必须以明确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为指导，并以参与和辅助原则为基础。社区和中介组织不应沦为被动接受其他地方决策的对象，他们必须能够参与辨别和监督。此外，数据的所有权不能完全由私人持有，必须得到适当监管。数据是许多贡献者的产物，不应被视为出售或托付给少数人的工具。……
110. 最后，我想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解除人工智能武装意味着将其摆脱“武装”竞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不仅限于军事背景，还是一种经济和认知现象。这意味着一场争夺更强大算法和更大数据集的竞赛，驱动力是确保地缘政治或商业主导地位。
解除武装意味着否定技术权力自动赋予治理权的假设。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而是防止技术主导人类。这意味着将技术从垄断控制中解放出来，开放讨论和辩论，从而使其对人类友好，恢复到多元的人类文化和生活方式中。
我们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伦理或技术上的。它在最深层次上具有生态意义，因为它关乎我们共同家园的新维度。人工智能已经是一个我们沉浸其中的环境，也是我们必须参与的力量。因此，仅仅对其进行监管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卸下武装的、开放的且易于接近的。
111. 我想向开发人工智能的人们发出特别呼吁。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新可以代表人类参与神圣创造行为。因此，开发者肩负着特殊的伦理和精神责任，因为每一个设计选择都反映了对人类的愿景。
正如艺术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必须考虑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开发者也被要求以应有的认真态度将价值观融入他们的项目：以透明、对受影响社区负责任的态度，并细致关注确保所培育的事物是真正的善。
【人类的极限、内心与伟大之处】
118. 如今，我们与生命的关系似乎正处于危机之中。一切看似“局限”的事物——无能、疾病、衰老、苦难、脆弱——往往被我们主要视为需要纠正的缺陷，而非我们人性得以成熟并敞开自身与生命关系的途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繁荣并非克服局限，而是常常在局限中蓬勃发展。……
122. 真正接受有限性，并不会削弱我们……。事实上，正因为我们体验到局限——脆弱、苦难和失败——我们才能认识到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正是在这种体验中，我们依然能够感知到超越自身的博爱，并将不公正视为丑闻。
真正的文化和艺术保留了这种火花，抵制邪恶的常态化。正因如此，某些作品具有了近乎预言般的意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可以被视为对团结的渴望；《格尔尼卡》可以被视为对非人化的控诉；《辛德勒的名单》可以被视为呼吁人们不要将过去遗忘。
124. 某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当人们真正认真对待每个人的尊严时，历史也会随之改变：例如，与马丁·路德·金的证词密切相关的美国民权运动，以及曼德拉获释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这都源于他拒绝将未来拱手让给仇恨的决定。
在不同的背景下，许多勇敢而慷慨的女性也脱颖而出，包括圣劳拉·蒙托亚、加尔各答的圣特蕾莎、多萝西·戴、玛丽·居里、玛丽亚·蒙特梭利、伊丽莎白·艾略特、旺加里·马塔伊、贝娜齐尔·布托以及来自各大洲无数其他女性，她们的奉献精神为使历史更加人道做出了贡献。
【真理与民主】
132. 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正在深刻地改变公共和政治传播。原本可以促进对话和参与的工具，却常常被用来构建扭曲的叙事，模糊真假之间的界限，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
虚假信息并非始于人工智能，但如今人工智能却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放大器。操纵内容、图像和视频的能力，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带有偏见或误导性的观点。这个问题既涉及文化层面，也涉及道德层面，因为公共传播的质量直接取决于社会信任，反过来，社会信任也会塑造公共传播。与此同时，真实的信息并非源于集中式或自动化的控制。
在公共话语中，事实的真相具有理性层面，因为它需要核实、交叉检查信息来源以及负责任的论证。此外，事实的真相也具有深刻的关联性，它建立在信任纽带、共同实践以及与他人和世界的真诚交流之上。只有将追求事实真相视为共同利益，才能为公正的沟通奠定坚实的基础。
133. 那些掌握强大的技术和经济资源，以及大量可用于干预的人力资本的人，拥有影响文化变革的强大能力。最终，他们可以影响相当数量的民众，让他们对人性、世界、存在的意义、家庭……的真理产生看法。
这是一种脱离真理的纯粹权力，它或隐晦或公开地将自己希望他人接受的真理强加于人。其根源在于一种更深层次、常常被忽视的“弊病”：即“现代人错误地认为他是自身、生活和社会的唯一创造者。这种自负源于他们自私的封闭。”因此，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构建现实，并且任何最符合自身主张的东西都等同于真理。……
135. 鉴于此，我们必须牢记，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文化的创造”。在数字环境中传播的内容塑造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并将引导我们欲望、影响我们日常选择的图像和叙事引入集体意识。这“并非一个平行或纯粹的虚拟世界”，因为源自网络的内容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
【迈向传播生态学】
137. 我们的首要任务既非妖魔化也非偶像化技术工具，而是要基于一个基本原则来运用它们，即真理是公共福祉，而非掌权者或有影响力者的专属。因此，我们必须促进传播生态。
在公共政策层面，这意味着要建立规范，使内容选择和开发背后的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并保护个人数据。
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这需要加强中介机构、严肃新闻报道和辩论论坛，在这些论坛中，理性论证和核实比即时反应更为重要。
对于家庭和学校而言，越来越需要提高教育意识，并就如何正确、批判性地使用数字工具、人工智能以及在线商业和金融平台进行培训。
在大学层面，主要挑战在于知识的整合，既要培养学生连接和综合知识以理解复杂性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核实事实的技能。
【数字时代的教育联盟】
139. 在真理常常被扭曲以服务于特定利益和传播策略的时代，教育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技术的飞速发展恰恰暴露了我们在教育层面准备不足的现状。数字媒体的普及助长了一种追求即时性和过度刺激的文化，导致人们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感到疲惫、厌倦和冷漠。
140. 与之相反，教育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需要耐心，因此需要时间发展，也需要时间去接触表象之外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每项技术都会塑造使用它的人。
因此，教育人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就意味着教会他们如何判断何时以及出于何种目的不应使用它。获取答案或摘要的速度和便捷性可能会扼杀人们提问的欲望，而提问的过程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结出硕果。正如柏拉图所写，最深刻、最重要的事物只有在经过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之后，通过与他人讨论，像燧石一样“碰撞”思想和经验，直到理解的火花在我们心中点燃，才能获得。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使用人工智能时保持克制，保护我们的年轻人免受完美机器的诱惑，免受那种微妙的诱惑——这种诱惑使人类的思考在最需要的时候显得多余。
141. 近年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越来越强调，过早且缺乏监管地接触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会对睡眠、注意力、情绪控制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人生最脆弱的阶段，有时甚至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暴力或侮辱性内容、色情和过度性化的内容、轻视身体和情感的信息以及将危险行为正常化的提议，都加剧了这种情况。网络诱骗、勒索和性剥削未成年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而虚假个人资料、促成危险接触的算法以及能够操纵图像和视频的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更使这些现象变得隐蔽。过早拥有个人移动设备并在缺乏成人监管的情况下使用，会加剧青少年的脆弱性，助长成瘾，使他们面临孤立、欺凌和网络欺凌，以及被迫分享私密照片或敏感信息的压力。
【学校的核心作用】
145. 第二个主要挑战是教学方面的。许多教育系统难以跟上变革的步伐，也难以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正迅速使那些为不同时代设计的课程过时。
与此同时，学校的组织结构、物理空间、评估方法以及教师自身的角色都必须重新思考，才能真正促进一种关注人各个方面的全面教育。有必要支持教师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发展，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运用新技术，帮助学生负责任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使用这些技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其影响。
【劳动的价值】
150. 如今，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迅速改变工作的本质结构。人们认为这将为所有人带来巨大的改善。然而，实际上，“新的”工作方式未必更好，因为“人工智能虽然承诺通过接管繁琐的任务来提高生产力，但它常常迫使工人去适应机器的速度和要求，而不是让机器为工人服务。
因此，与人工智能所宣传的好处相反，当前的技术应用方式反而会削弱工人的技能，使他们受到自动化监控，并将他们限制在僵化重复的任务中。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工人的自主感可能会被削弱，他们被期望在工作中展现的创新能力也会受到扼杀。”正是为了避免这种转变，我们必须设计以人为本而非仅仅以绩效为中心的系统。
【失业问题】
151. ……的确，当失业达到大规模规模时，它就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社会灾难，尤其需要国家承担责任。如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这种担忧更加尖锐，因为创新往往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担心就业岗位会大幅快速减少，从而引发连锁反应，对家庭、年轻人和地方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在许多行业，这种担忧已经以新的就业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形式出现，其特点是少数高度专业化的人员获得过高的报酬，而大部分劳动力的工资却在下降。
152. 科技能够减轻人类繁重、重复或危险的工作，并为人类活动提供智能支持，这固然可取。然而，保护就业机会和维护个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始终是基本原则。追求更高利润不能成为系统性牺牲就业岗位的理由，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经济秩序必须服从于人的尊严和公共利益。
153.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真正的转型都包含断裂，因为它是不均衡的、碎片化的，有时甚至是冲突性的。因此，不存在单一的变革模式或普适的解决方案，因为不同的地区和情况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鉴于我们世界固有的不平等，人工智能和计算系统的普及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富裕社会快速而混乱地实现自动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造成了失业和制度摩擦。相比之下，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深陷于混合经济模式，低薪的人力劳动和不完善的技术并存，却未能实现真正的转型。这些地区沦为不稳定的劳动之地，以及不稳定和被迫移民的温床。
因此，必须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并让中间社区参与其中。我们需要适应性强的工具，包括结构完善的模式、地方倡议、渐进式的再分配以及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新权利。在不追求抽象的和谐的同时，我们必须在这个转型时期构建具体的人类共存模式。
154. 工作仍然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维度，它不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表达自我、建立人际关系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场所。因此，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远不止于维持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
一个社会即便拥有高度的技术发展水平，如果仅能保障一小部分人口的就业，就可能使许多人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缺乏责任感，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刺激的匮乏，最终导致人类和文化的贫瘠化。这造成了物质进步与人类倒退的悖论，动摇了公正稳定的社会和平的基础。……
【一个重视尊严的经济体】
164.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确保经济发展有利于人的尊严意味着要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行动标准。
首先是透明度和问责制：当数据和算法影响信贷分配、人员选拔或服务和机会的获取时，决策必须易于理解、可质疑且接受监督，以免个人沦为简单的档案。
其次是包容性和可及性：创新带来的益处必须与对技能、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投资相结合，以确保技术不会加剧贫富差距。
最后是确保公平的措施：税收、社会保障和产业政策必须纠正财富和权力集中造成的不平衡。事实上，这些标准并非限制创新，而是使创新更加文明和人道。
【家庭与青年：希望的社会条件】
169. 在此转型过程中，支持家庭和青年需要做出能够确保稳定的选择。
如上所述，劳动政策需要促进就业的连续性和质量，消除将不安全感视为生活常态的现象，并鼓励人们走上切实可行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道路。
其次，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如果工作、休闲和休息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家庭就会衰弱，青年也难以培养责任感。
此外，必须投资于普及教育和再培训，以避免数字经济所需的职业流动性演变成对能够更新技能者和无法更新技能者之间的残酷筛选。
最后，必须支持社会关系，建立能够陪伴人们做出人生选择的人际网络和教育社群，防止不确定性导致孤独或成瘾。如果这些措施得到落实，我们就能在不削弱建设未来能力的前提下，顺利应对这些技术变革，而这正是社会繁荣的基石。
【依赖和社会控制】
170. 在反思了真理与教育、工作与家庭之后，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数字革命对人类自由的影响，应对其对个人心理健康和更广泛的社会挑战所带来的风险。与“数字注意力经济”相关的更为隐蔽的成瘾形式不容低估，因为平台和服务的设计目的往往是为了攫取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利用他们的弱点，削弱他们的内在自由。
当商业模式建立在人性的弱点之上时，人就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那些设计或资助此类系统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我们迫切需要推广那些能够增强内在自由的技术，例如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从而抵制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商业模式。
171. 另一个风险，虽然不太明显，但同样严重，那就是大规模数据收集和算法系统的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控制。当每一个行为——出行、购物、人际关系和偏好——都会留下痕迹时，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便应运而生，即分析、预测和影响行为的权力，而个人往往对此浑然不觉。
如果这类数据被用于影响具体机会（例如获得信贷、就业或基本服务）的决策，则存在损害自由和歧视弱势群体的风险。此外，控制不仅通过明确的禁令来实施，也通过可见性的架构来实现：哪些信息被放大或隐藏，哪些信息被奖励或惩罚，最终塑造了人们的观点和选择，助长了从众心理和自我审查。
因此，数字时代的自由不仅关乎个人内心，更关乎公共利益。它呼吁制定明确的规则、提高透明度、提供申诉途径，并对侵入性技术的使用施加适当的限制，以便技术能够继续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控制良知的一种形式。
172.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技术官僚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心态，这种心态倾向于将人视为可供操纵的对象或可供优化的资源，从而取消了所有防止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保障措施。取而代之的是效率，而非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尊重。
一些后人类主义思潮甚至设想存在“二等公民”，他们从属于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当这种令人担忧的前景与那些成倍增强控制和选择能力的技术工具相结合时，情况就变得更加严峻。甚至某些形式的结构性债务，使整个民族处于依赖状态，也以新的形式反映了同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容忍类似于奴隶制的从属关系。
【打破新型奴役的枷锁】
173. 这种对人性的扭曲看法如今体现在与数字经济直接相关的各种奴役形式中。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虚幻的或神奇的。每一个看似即时且完美的响应，都是经过漫长的中介链条的结果，其中涉及庞大的自然资源网络、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人。
数字经济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百万人的默默付出，他们从事着至关重要却又鲜为人知的工作，例如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和内容审核，而这些工作往往涉及令人不安的内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劳动者是年轻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工资。
除了这些隐形的劳动之外，还有更为艰辛的工作——开采生产人工智能所依赖的设备和微处理器所需的资源。在世界某些地区，儿童和青少年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碾压用于提取稀土元素的材料。为了保证计算流程的持续运转，这些人的身体伤痕累累、疲惫不堪。
此外，犯罪网络利用网络平台、即时通讯系统、匿名支付方式和用户画像技术来招募、控制和运送人口贩运受害者——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将男女贬低为可供追踪的“数据”和可供在全球经济命脉中转移的“包裹”。这一现实深刻地挑战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良知。
如果效率的提升或创新带来的益处是建立在刻意隐藏的剥削链条之上的，那么仅仅强调效率或赞扬创新是不够的。如果技术承诺带来解放，却又催生出新的全球奴役形式，那么它就与人类尊严这一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174. 打击新型奴役形式是对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伦理辨别力的一次决定性考验。教会秉承良十三世开创的传统，重申其对一切形式的奴役、人口贩运和人口商品化的坚定谴责。……若缺乏这种伦理和人道的反思，数字系统日益增长的力量可能会将我们引向新的暴行，其可耻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如今所谴责的过往暴行，而我们却依然自诩为“先进”和“文明”的社会。
178. 即使在今天，殖民主义也呈现出新的形式。它不再仅仅支配人的身体，而是攫取数据，将个人生活转化为可供利用的信息。整个地区，尤其是那些结构脆弱、地缘政治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如今正遭受一种新的掠夺思维的侵蚀：健康数据、流行病学概况、基因图谱和人口统计信息。
这些数据已成为新的权力“稀缺资源”：这些至关重要的数据一旦被汇总和分析，就可以用来训练预测模型、指导投资策略、预测危机，最重要的是，决定谁以及什么才是重要的。那些控制着整个人群健康数据的人——这些数据往往以援助、研究或创新为幌子收集——拥有对未来的结构性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塑造需求和市场。
他们还可以先于他人决定药品、投资和保护措施的分配对象。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道德挑战之一：确保共享知识成为真正的公共福祉，而不是统治的工具。这不仅要求将描述个人的数据归还给个人，还要求归还他们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由谁使用以及为谁谋利的能力。否则，数字时代就不是后殖民时代，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时代。
【权力文化】
188.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权力文化正在兴起，在这种文化中，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支配能力往往决定着议程和决策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共同福祉被置于次要地位，战争中人民的具体悲剧在战略利益面前也沦为次要考量。
这种权力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改变着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并通过战争常态化、追求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利用多边主义危机以及助长一种坚持别无选择的虚假现实主义而不断壮大。
【武器与人工智能】
197. ……教廷近期指出，自主武器系统部署的日益便捷使得战争更加“可行”，也更难以受人为控制。这违背了武装力量只能作为合法自卫的最后手段这一原则。因此，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研发和使用必须受到最严格的伦理约束，以保障对人类尊严和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并避免竞相研发此类武器。
198. 有时人们会谈论“人工道德主体”，仿佛机器能够比人类更稳定地辨别是非对错。然而，道德判断不能简化为计算，因为它涉及良知、个人责任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因此，将致命或不可逆转的决定委托给人工智能系统是不可接受的。
任何算法都无法使战争在道德上可接受。人工智能并不能消除冲突固有的非人道性；事实上，它只会加速冲突的发生，使其更加冷漠无情，降低诉诸暴力的门槛，将防御转化为威胁预测，从而将受害者简化为数据。
如此一来，它将使我们习惯于暴力不可避免，而只需要对其进行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尽可能地将价值观和健全的判断力灌输到我们构建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从而使它们能够为构建一个道德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能够更好地倾听自己的良知，同时也能够让人工智能模型设定适当的界限。
【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
204. 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和文化严重盲目的时代。一种虚假的实用主义驱使我们斩断历史的根基，仿佛可以开启一种脱离过去的“新创造”。即使是那些援引重要道德原则的人，也可能陷入这种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地认为二十世纪的暴行永远不会重演。
然而，事实上，同样的动态正在以新的面目再次出现。武装平衡和威慑的思维似乎正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与冷战时期的双边博弈不同，如今行动人员和战场的扩散使得这种思维变得越来越脆弱。冲突升级导致了非对称战争和“混合”战争，这些战争不仅在战场上进行，也在经济、金融和网络领域展开，虚假信息和煽动民众恐惧的宣传活动被用来操纵舆论。
在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南方国家，增加军费开支被视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或潜在威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真正的代价却落在了最贫困的人群身上，他们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资源都在减少。
205.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一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它不仅基于盛行的武力思维，也基于一种文化和人类学上的信念，即战争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常说，除了偶尔的停顿，事情一直如此，而且永远如此！结果，人们不再关注寻求和平——和平已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参照点——而是关注如何以及何时采取军事行动。
同样的论点认为，不做好冲突准备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我认为真正不负责任的是“现实政治”，这种政治“现实主义”在人们的良知和社会中播下了对战争不可避免的逆来顺受的种子，并将和平与对话斥为乌托邦式的或不理性的立场，忽视了其中的风险。事实上，和平既非天真的希望，也非仅仅是没有战争；相反，它是正义和仁爱的结晶，始终是可能的。
206. 在这种氛围下，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严重的错误被正常化。宗教极端主义和基于身份认同的狂热主义与非理性的经济政策结盟，而政治往往转向散布虚假信息和嘲讽对手，并系统性地煽动恐惧和怨恨。
因此，多样性日益被视为一种威胁，这助长了占有欲、支配欲、霸权野心、滥用权力以及对异己的恐惧，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冲突几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滋生的环境。
207. 因此，这为新的战争提供了滋生的沃土，这些战争或许比以往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它们往往无视一切道德底线。曾经被认为不可接受的事情，如今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实施，而国际社会的反应也越来越受到个别政府利益的影响，而非客观局势的严重性。
如今的决策似乎几乎完全由经济考量驱动，并以媒体的歪曲、人为制造的热情和注定破灭的“梦想”来为其辩护，这些“梦想”只会引发挫败感和进一步的暴力。当人们开始相信一切都不真实，原则不过是空洞的言辞时，他们心中的导火索就被点燃，新的不宽容和侵略行为即将爆发。
【重启对话】
219. 为了建设爱的文明，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因为这是人民和国家之间共存的首要途径，也是避免公开冲突的替代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庇护十二世断言，和平不会带来任何损失，而战争则可能带来一切损失。他坚持认为，人们必须恢复彼此对话，因为真诚而坚持不懈的对话总能带来体面的解决方案。
220. 事实上，对话是人类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它不仅限于国家间的关系。它意味着培养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旨在建立基于倾听、开放态度、彼此抽出时间相处甚至一起消磨时光的兄弟情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与他人，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陌生人和移民进行真诚的交流，那么战争就更难想象了。
221. 在政治层面，迫切需要从“权力文化”转向真正的“谈判文化”，使对话和外交成为解决冲突的标准手段。乔治·拉皮拉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战争的方式应该被和平的方式所取代：谈判、相遇、融合的方式，也就是真正的人性化的方式！”所有民族都拥有共同的未来，这一认识要求“谈判文化”成为日益普遍的政治和文化承诺，从而逐步引领人类摆脱暴力循环。
【我们时代的建筑工地】
237. 让我们忠于真理！生活在信息、观点和图像永不停歇的洪流中，我们深知，通过日益复杂的算法，人们很容易受到影响，做出决定并做出选择。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培养热爱真理的心，即使面对最诱人的内容，也要选择正义，追求智慧而非短期结果。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关于……人性的真理。……我们必须摒弃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性观，仿佛现实仅仅是物质，可以根据个人或集体的私利来塑造。
相反，让我们培养教宗方济各所说的“情境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承认人类是嵌入在其他生物和整个受造物关系网络中的存在。忠于真理要求我们将技术提供的可能性融入以智慧为特征的框架中，从而既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又保障我们共同家园的未来。
238. 让我们投资教育，从自身做起！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以人性化的方式与数字世界互动……。今天，陪伴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科技来建立负责任的人际关系，帮助他们认识到风险并选择能够促进内心自由的事物，这是一种具体的慈善行为，也将维护他们的尊严。
教导新一代人科技发展并非遵循预定的路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来引导，这构成了对公共福祉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239. 让我们用心经营人际关系！在这个崇尚速度与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得到来自细心关怀、温暖话语和温柔双手的呵护与认可。数字文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互动机会；然而，人心深处对真挚亲密的渴望却始终如一。
240. 让我们热爱正义与和平！那些促进沟通和资源获取的技术，也可能助长剥削弱势群体、制造新型奴役形式、并从冲突中牟利的模式。每一项技术或经济决策都应包含属灵的辨别，并成为评估人工智能进步究竟是在促进正义与参与，还是在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契机。
我鼓励大家认真审视数字生产的供应链、隐藏在我们设备背后的工作条件，以及那些从操纵和战争中获利的机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找到促进公平、参与和关爱受造物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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