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杨宁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屌丝一族，学富五斗也没什么屌用。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杨恒均 2012.7.25 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