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使命和新约的福音使命

杨宁

文/哈瑞德•梅尔（W. Harold Mare） 译/以诺 校/煦

在《西方思想之黄昏》一书中，Herman Dooyeweerd 以如下的观点作为“历史感与历史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一章的结论： 对于全人类来说，如果基督不曾成为世界历史的属灵中心，如果基督的国度不曾成为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将是毫无希望的。[1] Dooyeweerd 进一步阐释：“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正常的、规范性的人类天职会将其自身显露出来——那就是在创造伊始就委托给人的文化任务。”[2] Taylor进一步扩展这个思想，他指出：包括教会、家庭、大学、商业群体、农场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都有着一个“直接从创造主而来的文化使命，以达成它们各自特殊的任务。”[3]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上帝给亚当和夏娃“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命令（创1:28），应该被基督徒和今天的教会理解成上帝交给他们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把世界带到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地步，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将世界基督化。然而，这样的理解实在是极大淡化了堕落这个事实（创3）对整个被造界的影响，特别是全人类无一例外地全然败坏这一结果。 进一步分析刚才所指出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圣经清晰地交待，个体基督徒要在各自领受的天职上为他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得到的救恩作见证。正如圣经上的例子，我们看见，税吏需要诚诚实实地收税，士兵必须老老实实地当兵，“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路3:12-14）。然而，如果坚持作为整体性的教会，需要以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行动，去与不同的社会元素接触、互动，以此作为其首要见证，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 既然文化使命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所必须完成的，我们就应该先来研究几个用来描述文化使命之特征的概念。在谈到领域自治原则和论述“单单上帝拥有绝对主权”之时，Taylor宣称“从整体角度而言，上帝的国不能等同于任何一个暂时界的组织”，“每一个暂时界的组织，却必须反映出以爱为原则的神圣律法，这一律法掌管着上帝永恒的国度”。[4]这个思想似乎是在传递一个理念，即所有与上帝以爱为原则之神圣律法相关的组织，从某种程度来讲都是要被基督化的。Dooyeweerd 的思想与此吻合，当谈到“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基于圣经的政权之理念”时，他强调： 真正的基督教政权的理念，是基于圣经中“语惊四座”的描述，即，关于基督耶稣里的上帝之国与暂时界的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的描绘，在暂时界的社会建制里，上帝的普遍恩惠抑制了罪所产生并带来的朽坏。[5] 然而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此世，作为基督教政权的这样一个社会建制到底在哪里？并且我们不得不问，从人类堕落到罪恶当中之后（创3），到基督千禧性的掌权（启20）之前，这样一个基督教政权是否可能。 Dooyeweerd 在他的体系中很明显地表达出这样一个观念——即包括教会在内的所有社会性建制，都需要被理解为与基督的身体相连接，或被视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包括政权和有组织的教会建制在内的所有暂时界的社会关系，全都符合于它们在上帝心意中的结构。这些关系只不过是那本源性的共同体的暂时性展现与表达；而那本源性的共同体，作为在“基督身体”里（或称“无形的教会”里）的更新了的人类，则是独一的、真正的和超越时间的。基督则是“无形的教会”唯一的头。[6] 但是，这个思想再度对堕落的事实视而不见——人类已经全然败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2:1），惟有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弗5:25-27），并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实行救赎（林前12:13；多3:5-6），人类才成为属天的、无形的教会的一部分；人类从来不曾、也不会因着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行动成为属天的、无形的教会的一部分。Dooyeweerd认为：“只要全国性的公众意见显示出基督教的特征，那么政权（即，基督教政权）就必须将整个国家统一到一个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共同体当中。”[7]然而，人类的全然败坏只能被基督超自然的救赎工作来改变；如果在坚持与Dooyeweerd 一样观点的同时，忽略了这一点，后果是相当危险的。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课题——到底什么是教会被赋予的目的与职责。Taylor反对将基督和他的无形教会严格地局限于“超自然的领域、有形教会建制与圣礼的领域、宣讲福音的领域”。[8]然而，我们在此需要特别确认，刚刚提到的这些方面（超自然、有形教会建制、圣礼、福音的宣讲）确实是圣经[9]所设定的，在救主再来之前这一阶段，基督和他无形的教会的首要任务。Evan Runner强调[10]“基督教政治行动意在寻求改良这个世界的政治领域；而这一行动，是基督身体政治性活动的表达。”这一论点不仅混淆了基督身体的本质，即保罗所讲的教会的本质（弗1:22-23；这一本质绝非基督教的政治活动），并且是以这个世界可以、并最终会被基督化（后千禧年观）为其成立的前提的。我们并不否认，个体基督徒可以通过他们的职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事奉主；就像但以理在政府中工作，撒该诚诚实实地从事他的收税职业，而哥尼流则以受人尊敬的、公平的方式完成他的军事方面的职责。 考虑到上文提到的几个立场所强调的、关于文化使命的神学内涵，我们必须通过仔细查考圣经，来确定什么是神圣启示所强调的，基督和他的无形教会应该达到的目的与所应从事的活动。 我们的研究本身会针对新约圣经的教导。 耶稣的态度与行动 在耶稣第一次降世时，他并未把通过政治运动来基督化整个世界放在他人生的首要位置，也未将其设定为他无形教会的首要目标。 基督话语的明证 基督众多教导当中的几个例子便足以证明，基督在他一世纪道成肉身的事工中，把事工的重点放在人类的属灵需要上，并且强调，他第一次降世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要。 当他在彼拉多面前受审时，在人类的救主最为需要政治性的解救之时，他异乎寻常地强调并且宣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11]然后他继续讲：“只是现在，此刻（注意，在这里，希腊文的νῦν这个字，表达的是强调语气）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在他的这一宣告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位救主之使命的真正意图——他来了“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 当门徒们试图从主那里得到答复，了解关于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的问题时（徒1:6），基督的回答间接地表达出——任何这方面的问题，都不在他升天之后的计划当中。不仅如此，他进一步说，他的无形教会必须继续坚持一个首要的、属灵的重心——做他的见证人，即见证他的生命与教导，特别是他的死与复活（徒1:8）。在整本的使徒行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重心。彼得如下的陈述就是例证：“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徒1:22），“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徒2:32），“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徒3:15）；保罗的陈述也是如此：“还是求彼拉多杀他……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徒13:28-30）。 从基督对尼哥底母（约3）和井旁妇人（约4）的个人性见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此一关注人类属灵需要的重心。基督在他的公开讨论当中亦强调这一点，比如，在住棚节的时候，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7:37）；之后，修殿节时，他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约10:28）。在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中，他宣称永生的本质就是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遣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首要的、属灵的重心，再一次清晰可见。当马大坚持要她的妹妹马利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关怀上时，我们又一次在耶稣的回答当中看到他所强调的、优先于一切需要的属灵性关怀。（路10:38-42） 最为意味深长的，是耶稣传递给施洗约翰的信息（太11:5）。在这个信息中，基督确确实实表达了对他的听众们的身体健康的关注。然而，当他谈论到在这个世界上，需要食物与住所的贫穷人这一问题时，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1节讲道：“告诉约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4章18节对以赛亚书61章1-2节更完整的引用。这里提到，基督事工的第一要素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也就是说，给他们关于拯救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耶稣极度关注满足贫穷人物质方面的需要，但他同时让我们看见，贫穷人经济上的困窘，在这个世界的社会中，是不能完全根除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太26:11） 基督行动上的明证 救主的行动，同样表明他使命的首要内容——把属灵的拯救带到他子民的内心与生命当中。 他洁净圣殿的行动（约2:13-22）并不是一个闹革命的行动。他从未想要摧毁，或者激进地改变圣殿敬拜的结构；更不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相反，他实际上表示了对罗马政府的忠诚。例如，他同意纳税给凯撒，并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12:17）他在约翰福音2章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拥有至上主权、掌管万有的一个标志和象征。但是，这一掌管显然不是彻底和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由芦草编成的简陋的鞭子能干什么呢？[12]而且只是在一个人的手中挥舞。进一步讲，耶稣的这个行动并没有持续进行。在基督后期的事工中（太21:12下），他发现在圣殿中的这些活动仍进行着，如同在他早期的事工中所见到的一模一样。因此，约翰福音2章的内容显示出，在那里，耶稣洁净圣殿更深层的意义与目的，是关乎基督对真正属灵敬拜的关注；同时，在这一刻，他的主观意愿是想引入他即将受死的观念，尽管是以隐藏的方式。 稍后，因为他让五千人吃饱，跟随他的民众开始把耶稣当成一个政治性的拯救者。当他们立基督为王的意图非常明显时，我们的救主开始了抵挡这个计划的行动——他打发门徒们先于他乘船离开（太14:22），然后独自离开，退到山上（约6:1-15）。 在耶稣事工的最后阶段，他公开亮相，凯旋般地进入耶路撒冷（太21:1-11）；然后，进一步公开亮相，第二次洁净圣殿，表达他对敬拜上帝的关注；同时，孩子们在欢呼声中，宣布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这一切之后，耶稣从这个弥赛亚性宣告的热烈氛围中，全身而退——上到橄榄山，退到伯大尼的僻静之处（太21:12-17）。跟在其它类似的场合一样，耶稣特别小心，以免人们把他弥赛亚的位分，搞得太过政治化。 耶稣大使命中的重心 在耶稣挑战他的门徒们关于教会之使命的几处地方，可以看到同样的对属灵重心的强调——注重福音宣讲和教导，而不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行动。 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耶稣对他自己使命之中心目的的总结里，他表达的信息是如此清晰、透彻：他来是“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关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的宣称之后，耶稣于19节具体列出，在哪些领域门徒们可以行使所交给他们的权柄：“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里的门徒是指那些领受耶稣的教导，并效法他样式的人）；给门徒们施洗（用圣礼性的记号标志出门徒）；教导门徒们遵守所有主的命令。然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时代的终结（συντελείας）。这个最后的宣告告诉我们，从任何政治性的意义来讲，只有在耶稣再来的终结时刻，基督的国度才全然来临。 在路加福音24章46至49节，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信息中，基督突出了旧约预言中关于他的受死与复活，及其对宣讲悔改和赦罪的意义。然后，他强调，门徒们要为这些关键的、历史性的属灵真理作见证；同时他也告诉他们，所应许的圣灵要借着能力，在人们的生命当中，带出这个信息的实际果效。这个可以产生实际果效的有效见证，就是见证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就是见证从他而来、悔改与赦罪的真理。 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的主也强调，为着有效地见证基督，门徒们需要属灵能力。但是，他却从未谈过，他们需要任何能力，去从事政治与社会性的行动。 有关教会之首要关注的例证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效法基督的榜样，同样以人们属灵的需要为首要关注点。使徒行传6章展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原则——尽管教会的社会关怀很重要，但是，它不能高过或者取代属灵的关注，即对基督的死而复活之信息的宣讲。使徒们在第4节的表白见证出这一原则：“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使徒行传第４章记载了一次初代教会的祷告会。在那次祷告会中，众人向神祈求，让他们可以无所畏惧地传讲福音之道。[13]他们祷告之后，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神应允了他们这样的请求。神的应允可以清楚地从他们之后的表现看出来——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大地为基督作见证，“放胆讲论神的道”。其后，经文记载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与他们当中有缺乏的人，分享物质上的需要（徒4:23-34）。这最后所强调的，分享物质上的需要，实际是福音在信徒心中所结出的果子。 同样，因着对安提阿人有效的福音见证，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在安提阿诞生。伴随着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故事，使徒行传紧接着提到，给贫穷人的捐项被送往耶路撒冷。（徒11:19-30；同样，参看林前16:1-3；林后8:9；罗15:26） 保罗对福音使命的重视 使徒保罗的事工有着同样的重心：宣讲在基督里上帝救赎之恩的重要性。他的这一关注，清晰地反映在他于哥林多前书9章16节的大声疾呼中：“若不传福音（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我便有祸了”。而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至4节，他解释了他所提到的福音具体是什么。他指出，福音的实质性内容是一个正典性、经文性材料的整体（请注意第1节中，希腊文分词前的定冠词ὃ，它修饰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性的圣经真理，是哥林多人所领受的，也是保罗自己所领受的。紧接着，保罗一一历数了这一整体性圣经教导的中心点，即：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真真实实地死了，并且被埋葬了；基督完完全全按照旧约圣经所说，于第三日复活。这是福音的中心，也是教会所传信息的首要关注点。保罗说，人被拯救，全是借着这个福音所讲述的、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他从未说过，人被政治与社会性的行动，带到得救的地步。 作为传扬这个福音信息的结果，因着圣灵的大能，有许多人在各个地方信服基督。以至于在以弗所，众人称呼保罗和他的同伴们为：那些“搅乱天下的”人[14]（徒17:6）。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进入到人们心里产生“搅动”，而不是社会关怀的示范产生“搅动”。当然，毫无疑问，社会关怀一定会随着心灵的搅动接踵而至。 新约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一词所强调的 新约中的动词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 常常被翻译成“传讲福音”。仔细研究了这个词在新约中的使用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上帝救赎人类灵魂的方法中的关键点，即透过上帝的话语以及基督的死。 一组用法把重点放在“传讲耶稣”上，宣讲他的位格和工作。执事腓利用以赛亚书53章为起点，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讲耶稣（徒8:35），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也是如此向叙利亚的安提阿人传讲耶稣（的位格与工作）。因为宣讲耶稣和他的复活，雅典的哲士们对保罗产生好奇之心（徒17:18）。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人，他的工作的中心就是宣讲耶稣（加1:16），他也向以弗所人讲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弗3:8）。彼得、约翰以及其他人都是宣讲耶稣是基督（弥赛亚）（徒5:42）；正是因为他们宣讲耶稣，他们宣扬了和平的福音——透过基督，人类与上帝有了和平（徒10:36）。 与刚才考虑到的用法密切相关，这个希腊文的动词（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所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因为保罗与巴拿巴宣讲圣道并宣讲信心，这两个关乎耶稣的故事的核心点，圣经形容他们是“传主的道”（徒15:35）。彼得讲论那些被传讲的事情（比如，有关基督的受苦与得荣耀，其中的重点在于耶稣是那被杀的羔羊）（彼前1:12-19），并且说，这就是曾经传给小亚细亚的圣徒们的道。小亚细亚的圣徒们正是彼得前书的受书人。他也宣称，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就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个福音告诉他们要悔改，回转、归向要来的弥赛亚，以至得救（彼前3:18-19）。启示录10章7节说道，神的奥秘已经传给了神的仆人众先知们。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谈到“传扬信心”[15]（加1:23）。这个信心的内涵性的本质是关于基督的真道，也就是他刚刚讲述的那个特别的信心（加1:3-9），这个信心涵盖基督为赦罪而死的真理。 我们可以十分确定地讲，旧约应许的一个方面，即保罗提到的那个曾经被传讲的——“那应许祖宗的话”，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徒13:32）。这正是哥林多前书15章1至4 节提及的，关于基督工作的核心真理的一部分。 当保罗向路司得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新约作者也使用了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 这一词，用来强调福音故事的一个方面，即人类需要悔改并归向永生神（徒14:15）。 这个重要的希腊文动词，也常常被用来强调对基督救赎工作的广传。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16节就讲到“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在罗马书15章20节，使徒保罗又提到，他要在基督的名没有被提到过的地方传福音。 上面这些关于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 一词用法的例证，让我们明显看到，新约圣经用这个词来描述“传扬真道与信心”，也就是那基督为罪人死并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信息。 也许有人会问，除了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意思之外，到底“宣讲神国的福音”（路8:1，8:12）这一表达还包括了哪些内容？我们不得不指出，从上下文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有其它的涵义；我们上面的研究所界定的意思，应该是它的唯一内涵。在罗马书10章15节，及其所引用的以赛亚书52章7节，“报福音、传喜信”这一表述，尽管它本身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不只是简单传讲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真理；但是，罗马书10章9-14节强调的是听福音和信基督。因此，在这个上下文里，“报福音、传喜信”只能是指关于基督的一生和救赎工作的好消息。 结论 我们观察到，尽管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宣讲，会产生对人类一切福祉的社会关怀；但是圣经却极为清晰地界定出教会的首要任务，乃是宣扬关于上帝救赎恩典的真理。这个救赎之恩，包括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拯救的工作，以及在教会当中召聚并养育上帝的子民，让他们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诚然，基督的死[16]一定会影响到每个信徒和上帝的关系，并影响到他和周围人的关系——特别是在属灵的和道德的层面。因此，教会有关基督徒生活的教导，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应用的层面，即：在生活当中，实际地活出基督之死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属灵结果。然而，在世俗世界中参与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教会首要的或直接的关注。 通过对希腊文动词εὐαγγελίσωμαι在新约圣约中用法的研究，我们看到，教会首要的关注就是传福音——那个邀请人离开罪恶；透过对基督的信心接受上帝所赐的永远救恩的信息。 不仅如此，我们也指出，无论所处何地，无论所属什么样的社会领域，基督徒个人必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他的个人责任。但基督徒个人不是整个教会，同样，他的参与也不能被当成是整体可见性教会活动的一部分。 当我们同时思考基督徒个体性行为和整体可见性教会行为的时候，时时牢记1970弗兰克福宣言的观点一定会对我们大有裨益——宣言定下了七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的事工原则，并指出： 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就以及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部分成功，都同时受限于将要来之天国末世性中的“未然”性，并受限于尚未根除的罪之权势、死和那个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王”的恶者。[17] 作者简介：哈瑞德•梅尔（W. Harold Mare），曾在美国圣约神学院（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担任“圣经考古”与“新约研究”教席；于各种学刊发表大量文章，并若著有《掌握新约希腊文》和释经者圣经注释集中的《哥林多前书》。 本文原载于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6:3 (Summer 1973): 139-147，承蒙获准翻译转载，特此致谢。 注解： 1、H. Dooyeweerd, 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Phil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 Co., 1960, pp.111-112. 2、Ibid., p.98. 3、E. L. Hebden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Law, Politics and the State, Nutley, N.J.: The Craig Press, 1966, p.416. 4、Ibid., p.415. 5、Herman Dooyeweerd, The Christian Idea of the State, Nutley, N.J.: Craig Press, 1968, p.4. 6、Ibid., p.10. 7、Dooyeweerd, A New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Thought, vol.Ⅲ,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7, p.505. 8、Taylor, The Christian Phihsophy, p.522. 9、马太福音28章19-20节，等。 10、Evan Runner, Christian Perspectives,1962, pp.176-177 through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p.600. 11、当我们像Klass Runia那样宣告：“耶稣基督现在就已经是这个世界的王”的时候，要很小心的指出，尽管基督从来都是这个宇宙的至上统管者（西1:16-17），但是目前他并没有建立他绝对公义的政治性国度。参见Klass Runia, “Evangelical Responsibility in a Secularized World,”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9, 1970, p.13。 12、参见Β. F. Westco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London: J. Murray, 1900, p.41。 13、他们没有祈求可以得着能力以政治性和社会性地改变世界。 14、译注：英文为“翻转世界”。因此，原文特意指出，希腊原文的动词ἀναστατόω，有搅动、骚扰的意思。中文翻译与希腊原文相近，因此译文从略。 15、译注：希腊原文是“信心”（τὴν πίστιν），多数英文译本译为“信心”。中文在这里译为“真道”。 16、译注；作者在这里用“基督之死”简短地表达他死而复活的整个救赎之功。 17、参见Donald McGavran 1970年对法兰克福宣言的英译：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9, 1970, pp.843-846；也参Robert Recker, “Satan: in Power or Dethroned?”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6, No. 2, November, 1971, p.133。 《教会》2012年7月总第36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