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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一位博学者的政法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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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7 18: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冯象是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也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江湖传闻他能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而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专栏作家的身份。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九十四岁时参加座谈会,精神矍铄,敏锐如斯,与人言谈交锋仿若壮年。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回答说: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   这个“读书长寿”的段子源于冯象的《政法笔记》。在这本通篇谈论正义与法律,圣经与伦理的文集中,这篇名为《不上书架的书》小文章,虽然不起眼,但是很有趣。冯象说他少年远游,长期居无定所,平时很少买书。就算如此,家里依然填满了好几个书架。读书人买书不稀奇呀,关键是书架上的书基本没有读过,反而那些放在茶几旁边、床头旁边、沙发周围、厕所里的书都是读过,“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了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弄不好真是如此呢。回想一下自己情况,大体如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常读的书会放在卧室床头,虽然不是待戈而枕,也会枕书入眠。厕所里会经常放一些读的书,这个习惯大家都会有吧。有次去友人居处,偶尔如厕,跟朋友说拿本书给我消遣。回答曰,厕所里有常备书,而且都是我喜欢看的。出门远游也会带几本书,否则心里不踏实;三天不读书就会焦躁不安,伴有失眠症状。这样的读书习惯是隐秘的,因为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时是公开的,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么干。反而那些书架上的书成了门面摆设,供炫耀和上杂志封面用。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读书癖,还是为了谈冯象的读书与治学。国内学人谈论冯象,总不免加一句,其父是著名哲学家冯契。这种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背景不能说没有影响,北大英美文学的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和耶律法律专业的双博士学位,已经令人自叹不如了,更有江湖传言,近年来由于翻译西方经典和《圣经》,他至少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相对这些光鲜的履历,以及翻译的圣经文本,这些专栏文字似乎有些小儿科。但小儿科是为了普及常识,凸显的价值更大。这些年间,冯象一手翻译,一手专栏;一手专业,一手业余写作,与刘瑜和林达等人一样,对国人的观念更新大有裨益。   其实我关注冯象,一直有种困惑,总觉得学法律与研究圣经根本就是不搭边的事情,不知道他怎么会把这两种看似不可能专业联系到一起。单纯说兴趣使然也未尝不可,但兴趣也需要某种机缘和培养。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正好提到说,他初学外语时,文学的兴趣是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但在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佶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于是开始有心从西方的经典源头开始,重译《圣经》。   至于《圣经》与研读法律之间,他在媒体的访谈中无数次谈及,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西方的文学艺术、哲理、政治制度,都与之相关。比如我们现在的一夫一妻制的伴侣型的婚姻理想,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奉为理想的那种婚姻、恋爱关系,都与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有关。基督教是坚决坚持一夫一妻制,反对多妻制、反对其他方式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的。此外,比如说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尽管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的人格同样具有神性,这种观念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有深远影响。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来自于这一传统。   《圣经》对西方的影响仅次于希腊文明:宗教与理性无疑是支撑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在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希腊哲学的译介和重视远远超出了对其宗教的介绍。这种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哲学的重视远远对宗教的看重。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论调依然余韵犹存。信仰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也许某种程度上,某些法律管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看不见的信仰。而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拜金主义作祟,导致的道德败坏和滑坡,难道就没有这种遮蔽宗教信仰导致的原因吗?   冯象曾经提到,他翻译《圣经》的目的,一是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这种意愿至少现在看还知者寥寥。因为我们认识的这位学者,更多的把他看作是一个专栏作者,最多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从这几年出版的著作来看,大都是接近于《政法笔记》的书写风格,即普及西方法律和民主的常识,辨析中西方文明差异语境下对法律的不同认知,寻求文明中的普世的法理观。   尽管我们从一些零碎的篇章中,偶尔能窥得他研译西方中古经典的断章残篇,但我们时代的话语语境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圣经学”--冯象翻译的《圣经》迟迟没能在大陆出版就算是一个佐证。圣法的教导、先知的呼唤、耶稣的受难复活的启示,随着宗教复兴和中国社会行将展开的伦理重建,也许会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聆听到。也许,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变革成为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容纳不同信仰的社会,才会容纳不同文化的异端,才会需要这样一份“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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