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四十年，准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像吴敬琏、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 “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别人两百年发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力。我们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6000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发表于 2020-6-17 19: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