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张敏：林昭胞妹彭令范访谈录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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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29日发表说明：本访谈录是数小时采访录音记录中经过受访者校阅部分。纪念林昭遇难四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首发。为尽量保持访谈原貌，记者未加任何小标题和对谈之外的说明词。】
采访时间：2004年9月4日下午
受 访 者：彭令范---林昭(彭令昭)的胞妹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研究技术员
记 者：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
地 点：美国巴尔的摩彭令范寓所
张：能不能先请您谈谈您家庭背景真正的色彩？大家的说法很不一样，比方说，主要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背景？对社会关注和政治参与这方面的背景？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背景？
彭：我母亲在六十年代曾经受洗，那是一个家庭教会，受洗是在一个家庭的浴室里。那时候，有一批基督徒会到我们家里来，唸圣经。有时候，我母亲就到他们家，我也跟她去过几次。但是，时间不长，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
张：那个时候，林昭在狱中？
彭：是。
张：林昭不知道母亲受洗？
彭；嗯。
张：您的母亲曾参加过游击队，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彭：她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她没有参加共产党。她参加抗日游击队是国民党领导下的。
张：您舅舅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牺牲，当时您家里没有别的人参加共产党？
彭：我父亲（彭国彦）的弟弟参加了共产党。
张：那是什么时候？
彭：也是20年代，30年代他就去世了，他是清华大学的。我的叔叔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后来，他跟聂荣臻一起南下，30年代就牺牲了。他们说，清华大学有他的事迹记录。
张：他叫什么名字？
彭：彭国珩。
张 ：他牺牲的时候多大年龄？
彭：我想也是20岁左右吧。
张：那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受共产党的影响？
彭：他是通过文官考试作吴县(今苏州)的县长。要是讲受共产党的影响，就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母亲的哥哥是共产党，所以，父亲作吴县县长时大概放过几个共产党人。
张：那是什么年代？
彭：二十年代。后来我父亲跟江苏省的省长缪斌有冲撞，缪斌把他抓起来，有人讲，可能跟我父亲放过共产党人有关。
张：您父亲作吴县县长有多久？
彭：可能有一、两年吧？后来他又作江阴的县长，又作邳县的县长。
张：作了很多年县长？
彭：都是不太长时间，后来就抗战。
张：您父亲的兴趣在哪些方面？
彭：他是东南大学，就是后来中央大学历史系，他当县长的时候还没有毕业。他是学生会主席，人家都说他能说会道，但是当我和他接触的时候，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这样能干。
张：到您对父亲印象比较深、大了懂事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了，社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彭：是。
张：您母亲作国大代表是哪一年？
彭：1946年。
张：也就是说，您的父母亲从20年代到40年代都在政治上有比较活跃的参与？
彭：是。我母亲在苏州鼎鼎大名的，因为她参与办孤儿院、济良所、妇女会。。。所以人家都知道我母亲，而不是我父亲。当然我父亲过去是县长。我母亲非常能干，热情，但是很悲惨。
张：您母亲的教育背景？
彭：她念的是上海一家大学的政治系。我只知道她中学读的是苏州乐益女中，当时张闻天等共产党人都是乐益女中的老师，所以好多学生都受共产党的影响。还有张昌绍(陈冲的外祖父)，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药理专家，文革中自杀，当年他也是共产党。
张：您的那位参加共产党后来牺牲的舅舅，年龄比母亲大还是小？
彭：比母亲大四岁。1927年他21岁时牺牲。舅舅牺牲前，我母亲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那时您母亲十六、七岁。
彭：是。后来我母亲看电影有时看到有人在街上发传单，母亲就说：“这些事，我十五、六岁就做”。
张：您舅舅是在中学还是大学加入共产党？
彭：我想是中学。后来作了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
张：他的名字是......
彭：许金元。
张：为什么您的堂舅舅许觉民和您母亲许宪民名字都是按“许X民”排的，而您母亲的亲哥哥却没有按“许X民”起名字呢？
彭：许宪民是她父亲给她取的名字，其实我舅舅们的名字本来都按“许X元”排的，我小舅舅叫许润元。
张：您父母年纪差得多不多？
彭：父亲比母亲大六、七岁。
张：他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读大学的时候吗？
彭：我父亲当吴县(苏州)县长时，我母亲在县党部工作，那时候国共合作，我父亲在苏州碰到我母亲。
张：后来您父母亲在政治见解上有些不一样，也有些不和，是什么原因呢？
彭：我父亲是较“右”，他是“蓝衣社”方面的，国民党里比较右的。我母亲一向比较倾向共产党。父母亲有的时候就不太一致，政见不同。好多时候，我父母亲意见不和，是为了林昭。虽然林昭小的时候是我父亲教的，但是她后来比我母亲更左倾，所以我父亲很看不惯，母亲就帮她，父母亲对教育孩子在政治见解上有分歧。那时我还小，所以没有牵扯到其中去。
张：这也就是林昭后来纪念舅舅时说的：“教我的是妈，教妈的是您(牺牲的共产党员舅舅许金元)”。林昭主要受母亲的影响，而父亲不愿意看到林昭往左的方向走那么远？
彭：林昭后来对我父亲很好。当她当了“右派”回去，到她被逮捕以前，她就和我父亲和解了，她觉得父亲跟她讲的都是对的。
张：“反右”使她顿悟？
彭：是。我父亲本来对林昭有意见，但是这个时候呢，觉得大女儿是自己教的，林昭对他的态度完全都改变了，这也促使我父亲自杀。因为假如林昭那个时候对父亲还是原来那种态度，我父亲对她(被捕)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我姐姐可能已对父亲表示了歉意。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呢？
解放以后，母亲要他找工作，他失业嘛，他就说，他也去找，但是没有人要他。他后来就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张：知道，宁可饿死首阳山。
彭：是。(父亲说)他宁可饿死首阳山，他就是这样对我母亲讲。我母亲总是和他争：“伯夷、叔齐，他们都只是一个人，你有一家子人，你要我们都饿死在首阳山吗？”还有一点，(今年五月)那次我去“美国之音”讲话，说来也是一种巧合吧。我小的时候，解放初期，我父亲总是到傍晚，就把他们的房门关了。我就很好奇，父亲晚上都不太关他们的门，为什么就是这时候要关？我就敲敲门，跑进去，他很生气跑了出来。有一次，我母亲说：“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到我们房间去好吗？”她说：“他在听‘美国之音’，你不要去打扰他，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她讲完以后，又觉得很可怕，因为跟小孩子讲。她又说，我给你讲什么来着？我说，你讲，爸爸听“美国之音”。她说，你不能跟外边人讲，要杀头的！
张：这段经历您在“美国之音”讲了吗？
彭：没有。时间不够。那天我去的时候倒是蛮感动的，就是有这么一段插曲。我就是觉得我的有些事情，比小说还要小说。有好多人会不相信的，这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张：我相信。林昭是独一无二的，您的人生和感受也独一无二。包括您刚才说，实际上您父亲的自杀，是在林昭对他态度完全改变，而且与他有更多一致的情况下，他才更为林昭入狱悲愤和绝望。
彭：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父亲自杀以前，就是林昭被逮捕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母亲突然从床上摔下来，那时候我跟她一个房间。我觉得很奇怪，她平躺这样睡着，就这么平躺着(作手势)，摔到床旁边地下。
张：我听懂了。不是面朝下，而是平着，原样掉到床下。
彭：就是好像什么人把他她拎起来，再摆下去。声音很大。我醒来后，她就讲：“不好，预感不好，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不晓得你姐姐有什么事。”我也觉得很奇怪：母亲怎么这样摔下来？过了两天，苏州打电话来，叫我母亲去，说我父亲自杀了。另外还有，我母亲和我父亲，他们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两人个性不同，我母亲个性开朗，她就像男的一样，她跟所有的人来往，也在男人当中从事社会活动，笑起来无拘无束，她不喜欢像我父亲那样。我父亲就比较内向，讲得好一点就是比较学者气质。我父亲的脾气很不好，所以他们的感情，后来因为种种关系，不是怎么好。但是当我父亲去世以后呢，我母亲可能觉得有一种罪恶感。
张：内疚？
彭：对。可能想她没有给我父亲更多帮助。她就老是讲我父亲怎么好，以前我从来听不到。母亲说：“你父亲的学问，你们三个人(指林昭、我和弟弟恩华)加起来也没有他好。”“你们对我呀，真是没有你父亲对我好。”我父亲更没有听到过母亲讲这些话。无论如何，母亲对我父亲的怀念是很深的。
张：我想，我们年纪越大，越能明白您母亲说这些话，背后的心情。
彭：是，就是这样子。
张：对父亲的自杀，父亲以这种方式过世，林昭说过什么没有？
彭：那时候，她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张：1962年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谈到过关于父亲吗？
彭：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讲。
张：她会觉得父亲自杀是因为自己入狱而感到内疚吗？
彭：当然，她当然是这么想。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讲，就是我的那篇文章，在《五十年情缘》当中，就讲到那个公安局的同志给我两本林昭的日记，不涉及政治。其实有三本，另一本就完全是跟政治有关的，当时...
张：您不敢暴露这件事情？
彭：对。因为第三本，都是林昭写的信。他很聪明，他可以讲，这是林昭寄出来的信，又不是我给她家人的。。。因为我一向在政治家庭成长，所以，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写。
张：怕影响到给您的那个人。
彭：是。所以，我就写了那两本。我想和你讲一下，就是第三本完全是林昭写给妈妈的信。但是这些信呢，我们一封也没收到。
张：换句话说，她除了写在日记上之外，每封还有一份寄出去，日记上是她留了底稿对吗？
彭：对，对。好多人都搞不清楚。比如，她的记录：“血书家信”，可能当中有血书，但是，第三本日记中，她是把它再抄一遍。林昭这个人，
她就是想，或者有一天人家会看血书看不清的呀，对吧，所以她把她写的血书或者文稿再抄一遍。张：用钢笔？
彭：用钢笔抄。
张：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她还可以拿得到笔，她就是要以写血书来表达她的心。
彭：给她笔，有一个时期除外。
张：她的日记很完整吗？每天都有吗？
彭：不是每天。
张：那位把这三本日记交给您的人，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彭：至少有七、八十岁了。
张：他现在在哪？
彭：我不知道。
张：给您日记的时候他在上海？
彭：在上海，那是二十多年前，他大概有五十几岁。
张：他给您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决定，还是他受上级的指派？或是由于你们家人强烈的要求，归还这些先应付一下？
彭：我想是出于他自己。由于林昭第一次平反是讲她因为有精神病，后来我就写信给关院长，就是我在医院碰到的二医党委书记，他当时是牛鬼蛇神，有心脏病，和我一起住医院治病，我在母亲去世后，受不了，病倒住了六个月医院。医护人员经常让我帮他们打针、发药。我发药经常发到关院长那里。我对他很尊敬。他当时消息很闭塞，我有时给他讲些小道新闻。文革后，关院长作了上海高级法院院长。那次1980年在北京中国新闻社开林昭追悼会的那个时候，还是以林昭有精神病平反的。后来追悼会开完以后，我写信给关院长，让他再复查。以后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又有文件讲，以有精神病为林昭平反的文件也是不对的。你看看这个。
(拿出两份刑事判决书)
[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苹，女，1932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学学生。林昭于1965年5月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了精神病，此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予以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
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980年8月22日
(加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张：这个是1981年的(手中拿另一份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1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苹，女，1932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学学生。林昭因被控反革命案，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5年5月以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押期间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8年4月29日以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判决按反革命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经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以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撤销上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次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在案。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林昭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均以反革命定罪，处刑是错误的。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改判时，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销原来两个错误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是正确的。但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是说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故本院80
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1)字第16号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静刑字第171号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1981年1月25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以下姓名需校对)审判长 佟介凡
审判员 阮时平
代理审判员 王玉义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1981年12月30日
书记员 丁幼玲
加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张：林昭1962年保外就医期间，她有没有跟您亲自说过毛泽东审问她的事情？
彭：她讲，暗示了，但是我母亲不让她讲，说你不要瞎讲。
张：那个时候她精神怎么样？您觉得，那时候林昭要讲这个的时候，她是作为...比方说开玩笑啊，或者是想像啊，还是。。。
彭：她很认真的，好像就是说，跟你讲一件事你们应该知道...
张：很冷静的吗？
彭：是。
张：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
彭：她好像是说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毛泽东审问她。
张：毛泽东亲自去了？
彭：她并没有讲细节。
张：她有没有讲还有别人没有？
彭：可能还有。
张：那是谁呢？
彭：她当时没有指出是谁，但是从她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上看，可能是柯庆施也在。
张：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
彭：上海市市长。
张：那有可能是哪一年呢？
彭：那应该是1961年。
张：她有没有讲细节？
彭：她就是讲被反拷时，我母亲就不让她讲。
张：您现在对姐姐讲反拷时候的样子和怎么说的，您还能详细的回忆起来吗？
彭：她讲反拷的时候有些反常的，她说：“哎，我被反拷了六个月，我可以吃饭、梳头、大小便上厕所，要不要我表演给你们看？”我母亲起先一听呆了一下，她说：“你不要瞎讲。”林昭生气：“我瞎讲？你说我瞎讲！”我母亲就说：“不是不是，我们不要看。”林昭后来就说：“你们不要看？太可惜了！你们应该记住。”
张：那段时间保外就医她整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段时间实际是你们姐妹一生中相处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
彭：也不一定，因为我上班，就是下班以后，那时候我们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因为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因素，假如我们有比较好一点的情况的话，或许也会好一点。
张：您是指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吗？
彭：就是讲有的时候母亲跟她也要吵架，有时候就要讲：“你是大女儿，你一点也不照顾我们，到现在还在家里...”有一次林昭就生气，说：“那我走。”我知道她们的性格，母亲就讲：“快，快！跟她去！”我就跟她去了，我们住在南昌大楼对面的那个弄堂里，她跑到南昌大楼就站在那里不动了。我说：“你回去吧！”她说：“不！”像小孩子一样。我就陪着，跟她在一起。呆了好久好久，我说：“回去吧！”她还是不。最后又过了好一会，我说：“你回去吧，我明天还上班呢！”她后来才回去。像这种事呢，或许她觉得她的有一些“右派”的朋友会对她更亲切一点。
张：接纳她...
彭：在她交往的那些右派当中，她认为右派都是好的，其实并不如此，，她在苏州碰到的黄政跟朱红，但后来，她跟黄政判刑，朱红没有判刑。
张：这也就是后来您的母亲对林昭说：“你瞧瞧你的那些右派朋友...”
彭：我母亲有时就觉得，假如不是那些内部的人检举的话，也可能就没有这样严重，或者是另一种结果。
张：有些人认为，林昭是因为被划为右派之后，她不认错所以导致她最后这个结果。但我从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中看到她除了不认错之外，后来又办刊物，继续写文章，并且上诉，她还在不断抗争着什么，力图说出什么。您觉得，她是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但是一定要说出来，还是她以为她说出来有用，她继续说？
彭：我想有几个阶段，你看了我发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了吗？
张：您寄给我的东西我都看了好几遍。您讲...
彭：其实，起先的话，她就是因为张元勋、沈泽宜的那篇长诗(《是时候了》)，她是支持他们的，然后她又在自由论坛上发言，她讲了一些就是“组织性跟良心矛盾”，所以她后来被划为右派。根据后来我听有些她的右派同学讲，起先，她并不一定就是完全想跟共产党闹翻、斗，有时她还教其他人，你们小心一点。起先，她在北大苗圃劳动，跟谭天荣在一起。后来到人大资料室劳动，跟王前(刘少奇的前夫人)一起。那个时候呢，我想她还没有完全作出决定要怎么样。当然58年她和兰州的张春元和另外一些右派是有联系。但是1959年她回到上海苏州以后，就跟张春元、兰大的那个顾雁来往，我想那个时候她已经决定要像以前的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那样写作和办刊物了。
张：也就是她在1960年以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
彭：不能讲完成，就是她已经有了这个特点。
张：实际按当时的那个社会状况，她要是清醒的选择了这样一种姿态的话，她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吧？您认为她当时对这样做最严重的后果会到什么程度，在最初的时候，她会想到吗？
彭：我想她应该会想到，因为张元勋等人都已经进(监狱)去了。
(.......)
张：您选择了学医，可是少年时候对书法对文学都有爱好，家庭也有这方面陶冶，您自己没有像姐姐一样关注社会或者向文科方面发展，是什么原因？
彭：因为我家里政治色彩太浓了，我性格较安静...比如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母亲竞选国大代表，1946年、1947年...
张：您那个时候刚刚读小学。
彭：是。我姐姐呢，就跟着母亲去竞选，我母亲要我去，我说我不去。那时，我小学的老师都讲“我们都选你母亲”，我呢，好像不太喜欢招摇的哗众取宠。我在文章中也写了，我和姐姐都喜欢文学，但是喜欢的方向不太一样。我们家里政治色彩这么浓，而且我从小很早就成熟了，就是在一个晚上就成熟了。我觉得，写文章是很危险的。
张：您说的“一个晚上就成熟了”是文章中讲过的那天晚上妈妈没有回来，妈妈的嘱咐...那年您多大？
彭：我大概十岁吧。
张：那时候妈妈怎么说？
彭：那天晚上我母亲到我房间里，把我推醒，她说：”哎，妞...”她叫我“妞”，她说：“我要去派出所交代，假如我今天晚上不回来的话，你明天就叫王妈(阿姨)，送被子用品到派出所，那就是讲我给他们抓起来了。
张：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久？
彭：镇压反革命运动啊。我想就是1950年、1951年这样子。
张：您觉得这是您童年時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在那之前基本上还是正常的童年的心理状况？
彭：也不怎么正常，就是我姐姐与家里脱离关系。。。
张：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时刻差不了太多，那是1949年，差一、两年。
彭：她走了，假如她不走，母亲也不会跟我讲啊！
张：那您如果追溯自己最早对政治，对社会，您感到自己有可能被卷入一种麻烦或您不喜欢的漩涡里去，是从姐姐离开家去读苏南新专开始吗？还有再早的事情吗？
彭：苏南新专是1949年。再早嘛，我姐姐一直不在家的，她是很活跃的做她那些社会活动，“大地图书馆”等等。我母亲1949年前还是社会贤达，总有好多人要来看她，一般的，就是我们家阿姨去开门，假如是重要的人来呢，我母亲要叫我去应付。
张：为什么呢？
彭：我不知道。
张：那时候您其实还很小。
彭：很小，六、七岁，七、八岁，就是解放以前嘛！我记得很清楚有两件事。一件呢，就是那个时候军统强奸了一个女孩子常东娥，那女孩子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旅游的时候就被强奸了。
张：常东娥是学生吗？
彭：就是学生。后来就被他们杀掉了，这当时是很轰动的事，她的母亲经常到我家来，要看我母亲。其实我母亲已经为这件是情做了好多，像叫记者报道什么的，甚至于作案嫌疑者寄子弹给我母亲，威胁她，叫她不要管。那两个人是“中统”还是“军统”我也搞不清楚了。
张：这是您多大的时候？
彭：1947还是1946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经常到我家来，老是要见我母亲。我总是给她开门，我母亲说“你要好好地对她讲”。有时我母亲不是每次都要跟她讲话的，她总是说：“我等一下，等一会儿。”我印象好深的。这件事后来是我母亲跟所有的报纸联系、活动，这两个肇事者被开除、坐牢，常东娥的母亲还拿到补偿的一笔钱。这时候我姐姐在外面参加共产党外围的一些活动，就老不在家，所以我母亲就叫我做这些事。我问我母亲：“你为什么不叫王妈做？”母亲就说：“这是对人家的尊敬，你是我的女儿。”
张：那时候，姐姐对您不热心社会活动她是什么反应？有没有向您灌输过什么，力图也让您。。。
彭：你知道我跟她差七岁，所以她那时候也不怎么。。。
张：那后来您考医学院以后，年纪也渐渐大了，林昭一九六二年保外就医出来的时候您实际上也有23岁了，林昭有没有和您讲到过她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进监狱？有没有表达过她政治上的见解？
彭：她跟我不太讲这方面的事。
张：那您的妈妈会不会劝她要作什么努力，不要再进（监狱）去了？
彭：当然跟她讲了。我还要提一件我小时候的事。1952年“三反五反”，我母亲呢，是资本家，她是苏州汽车运输公司的经理，那个时候倒并不是因为她有钱，她没有钱的，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认为可以选她，董事就让她作经理，所以她担了一个名。但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被当成资本家。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那个时候有一个通知，叫资本家的家属开会我父亲呢，就把那个通知给我，说“明天你去”。我不想去，当时我想：“姐姐不在，什么事都要我叫我去，你不好去？”但是后来我就去了，当我把通知拿出来时，有人说：“回去叫你妈妈来！”有一个人看看通知
说：“她是许宪民的女儿！”我就进去了。
张：那个时候您刚刚上中学？
彭：那个时候我在景海女中刚刚上初一。
张：和姐姐中学读同一所学校？当然，那时她早已经毕业了。
彭：是。那个会上，都是家属，都是女的，后来我一想，为什么我父亲不来，都是女的嘛，他怎么肯来！当时来开会的都在讲怎么坦白，我就打了一个腹稿，在想等一下我应该怎么讲，讲短一点，就讲怎么叫妈妈坦白。但是他们后来也没有叫我讲。但是这也是一种经历。现在学了好多心理学，就知道这是“社会对你的排斥”，从小就是“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后又是“反右”运动折腾，你永远是在社会的外边或对面，我不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人。你叫我怎么去关心社会啊？我没有这种热情。
张：那您考大学的时候是...
彭：我考大学的时候，这又是要讲到上帝。我在中国唯一的收获就是我考取了大学。而且你知道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但是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那时就是“三反五反”以后啊，本来应该考苏州高中很容易的，校长就跟我讲：“你考得很好”。他已经看过了试卷。他说：“你肯定能考取苏州高中”。但是结果呢，分配我到护士学校，我怎么唸护士学校呢？我当然就不去。
张：那个时候唸中专，有些是家庭困难或考不上高中的人。
彭：是。那个时候正是林昭1949年去苏南新专和家里脱离关系以后，又刚刚恢复关系时，所以1952年她在苏州。母亲就叫她到杭州陪我去考高中。但是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半天，报名截止了，我很生气。她还陪我去了灵隐北高峰玩一下。也是很奇妙的，到了高峰上面，我戴了一顶草帽，一阵落帽风啊，我看着我的帽子被风旋下山去。。。我回到上海就生病，高热两个星期不退。后来七个月就睡在床上，结核性肺炎。我总是下午的时候要母亲把窗帘拉开，我说我看看对面树上的树叶是不是都掉下来了。我母亲起先没听懂，问：“你在讲什么？”姐姐说：“她在讲欧。亨利的小说。”后来一年半，我慢慢的恢复，我就用另外一年半补了全部高中的课程，在1955年我去考大学。二十五比一录取，因为我是社会青年，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考取了上海第二医学院。这是主给我的恩典，唯一在中国所得到的。因为在那一年，恰巧就是分数占第一，不是靠父母成份，是靠你自己成绩。我考进二医以后，老师都讲，我的物理和生物都考90分以上。
张：护士学校您没有去，自学高中课程...
彭：我本来也不准备去，但是我回来以后就高热嘛！
张：这样就名正言顺的没有去，第三年直接去考了大学？
彭：那个时候我母亲没有钱，我需要吃的要药是进口的，她还去问上海统战部，要求救济，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母亲是统战对象。认识许多国民党、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其实她或许应该离开大陆。
张：“就是那么一个历史的关口。这样，一家人的命运就因此都不一样了。”
彭：那个时候，她是要我父亲去，我父亲呢，是为了弟弟，不肯去。
张：为了您的弟弟，也就是他唯一的儿子？
彭：是。他要把他一起带去。我母亲讲：“那怎么行呢，你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你怎么能照顾你儿子？” 当时我弟弟只有五、六岁。
张：您弟弟对家庭的叛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彭：我想，他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先他还没有。
张：姐姐和家庭脱离关系是从进苏南新专吗？
彭：是，我想是从1949年到1952年，大概是1952年的时候再恢复。
张：那时候脱离关系是要正式写什么东西，还是只是不和家里来往？
彭：她写了一个条子。
张：交给谁了？
彭：交给母亲了，因为我母亲要她写的。我不记得她写什么，因为我没有去看。我只记得，我母亲讲，你要走，你就写一个条子，写下来：“活不来去，死不吊孝。”她说：“好，我就写。” 她写的还要更多一些。
张：这些话也都包括进去了？
彭：我想大概，因为我母亲要她这样写的。
张：其实您母亲和姐姐的性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彭：是。
张：那后来林昭怎么又回去了呢？
彭：我母亲有一个朋友，是国务院的，高伯伯，高祖文，他对我姐姐很好。他和我母亲都是一起抗日的，那时，我姐姐在同德医学院住院的时候，他们就把她的病房当过抗日地下工作的联络站。后来我母亲先被抓去了，我姐姐就在医院里当人质一样。但是她应付的很好。有一天那个高伯伯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讲：“哎，你怎么这么许多日子不来看我？”她是想，这样他们就不会为难高了。但是后来高也是被抓进去了。我母亲“三反五反”的时候曾自杀，经抢救而存活，就是在她住博习医院的时候，高特地从北京来看她。就跟她谈起林昭的事。高还讲了我一顿，因为我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讲你怎么不对家庭负责任。其实那是母亲叫我写的。我想他也知道这不是小孩子语气，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怎么会写这种话呢。他就讲，我不应该这么写，我也很生气。我是我们家里脾气最好的。但是跟一般人比，我脾气并不好。我想，你不知道这不是我写的吗？我后来没有听他讲完，就跑出病去了，不理他。
张：结果妈妈怎么样？
彭：结果妈妈因为听高这么讲以后，大概林昭也跟高讲起这个话，高就作为调解。后来过不久，林昭就写信回来了，只当没事一样。
张：当时您高兴吗？
彭：我还好。
张：妈妈呢？
彭：妈妈比较高兴。
张：爸爸那时在家里住吗？
彭：在。1952年后来我们就搬到上海。爸爸还在苏州。
张：父母分开有几年？
彭：分开不到十年。
张：那么长。那后来林昭被捕的时候，爸爸是在家？
彭：在苏州。
张：那时候又合在一起住了？
彭：没有。
张：是因为姐姐和爸爸一起住？
彭：不。姐姐和妈妈一起住，住在另外的地方。恰巧姐姐被捕的时候爸爸去看她。妈妈在上海和苏州都有房子的。林昭住在苏州妈妈的房子里。爸爸另外住。都在苏州。平时，爸爸有时候到那里去看姐姐。那天他恰巧去，好多人在。林昭有个干妈，她是苏州刺绣研究所所长朱凤。当时她也在，她就对我父亲讲，你不要来了，出事了。看到林昭被捕在抄家的时候，我父亲就讲：“我们家完了！”
张：您父亲跟谁讲？
彭：他自己这样讲。
张：您听到了吗？
彭：我没在，我在上海。
张：林昭的干妈听到了？
彭：是。
张：那时您已经在上海工作了？
彭：1960年我刚工作。她是在十一月份被捕的。
张：林昭是1954年进的北大。她和家里恢复关系是1952年。1952年到1960年这几年家人关系都比较好了？
彭：她1955年暑假回来一次，应该讲起来是我们最高兴的。因为她进了北大，我进了二医！
张：妈妈当时什么样？
彭：很高兴。一般讲起来，林昭跟我不太亲近。但是那一年我觉得她好像蛮高兴的，有一次她的同学到我们家吃饭，他们都是唸文科的，有些人讲《聊斋》，他们就讲到“兰若”，一个人就说：什么兰若？姐姐就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兰若”？”我说：“兰若就是庙宇。” 林昭好像蛮得意她妹妹(他们那届中文系同学，年龄又比较大)。后来，我们到苏州，她和他们同学我们去看《南冠草》，恰巧碰到我和母亲。后来她又很得意的对母亲讲，我同学都讲：“你妹妹是典型的江南姑娘，气质很好。” 她又高兴了。
张：在刊物上看到一张和林昭三人合影，其中有您吗？
彭：那不是我。我给你看这些照片...这是母亲，这是我小时候，很可爱的，后来我是这样子。。。
张：真漂亮！这是多大年纪时照的？
彭：这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二十三、四岁吧。
张：您和姐姐长得像不像？
彭：他们都说像，我不觉得像。这一张是母亲平反以后(补发)给我的钱我去买的墓地。
张：是这次灵岩林昭骨灰安葬的地方吗？
彭：是。现在你看好像比较小了。因为附近都是(墓碑)。这就是整个墓地。我把差不多母亲平反后给我的钱都用了。
张：那您父亲在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就没有再出来做什么事情？
彭：是。
张：母亲呢？
彭：母亲还是苏州市长途汽车公司的副经理。
张：就是公私合营以后？
彭：是。
张：她拿股息吗？
彭：不。拿工资。她是民革的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张：这张是您什么时候照的？
彭：唸大学的时候。
张：您看上去比林昭更像母亲，是不是？
彭：可能。
张：有林昭的照片吗？
彭：这一张。
张：我看您现在就很像林昭，但是如果看您大学毕业时的这张照片，就一点都不像。
彭：我现在几岁了呀！
张：我指的是五官。
彭：你看这是林昭保外就医时照的。
张：这是林昭特意照的，我在刊物上看到过这张。有没有以前没见过您的人，看到您现在觉得有点像林昭的？
彭：像这次谭天荣就讲：“真像，真像”。谭天荣以前没有看到过我。
张：我从各种刊物上看到林昭不同时期的照片，在见到您之前，就想，您像不像林昭？现在看您，很像林昭。
彭：林昭的同学和朋友，不管在二十年以前，或二十年以后，看到我总是讲：“真像林昭。”我跟林昭的样子也不一样。她比我稍微矮一点，走路喜欢这样子(模仿林昭走路的样子)，她就是有些不一样。
彭、张：(笑)
张：您笑的特别美，我就在想像，林昭笑起来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您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挺不高兴？
彭：她挺不高兴，她希望母亲去，母亲没有去，她就不高兴。
张：她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彭：蓆。
张：她为什么要蓆子？
彭：不晓得。
张：那次她有没有要被单？
彭：被单好像我也带给她，带了那么一个包嘛，被单还便宜，那个蓆子很贵啊。
张：她留给您的最后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彭：她就是浑身全白！衬衫是白的，白被单作一个裙子。头发用白布扎着，写了一个“冤”字。
张：用什么写的？
彭：是用墨写的。很清楚的。血写的不会这么很清楚的。
张：您看到她那个样子，是第一次吗？
彭：我看到她那个样子是第一次，但我一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要等这么许多时间。我走了五个小时，到那边已经中午了，我看到她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张：来的路上走了五个小时，在监狱又等了五个小时才见到林昭？
彭：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每个接见的家属都走光了嘛！
张：平常去探视的时候是坐车还是走路去呢？
彭：乘车。
张：那次是因为...
彭：文革的全市大游行。他们特意挑了这个时间(允许探监)，他想你可能会不去。这是我这样想。张：姐姐见到您说了些什么？
彭：没说什么，她就好不高兴。那里面有些人讲，起先他不知道(外面在搞)文化大革命。
张：林昭当时知道外面文化大革命吗？
彭：我不清楚她知道不知道。
张：她见面时说什么？
彭：她第一句就是：“妈妈怎么没有来？”我说：“她在苏州。”后来她说：“以后妈妈不来你也不要来了！”
张：非常生气吗？
彭：非常生气。她问我妈妈怎么没有来以后，她说：“我要的蓆呢？”我说：“我没有钱买？”她就很生气，她也没有讲什么，但后来她说：“
妈妈不来你也不要来！”
张：她要的是什么样的蓆，您还记得吗？
彭：就是夏天睡的蓆啊，她写出来的条子就是这么讲，我不晓得她有什么特殊的用处还是怎么样。
张：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去，她所要的东西都是什么？
彭：就是一些被单啊，日用品这些东西。
张：被单要过几次了？
彭：被单几乎每一次都是要。
张：那家里人都知道她是作什么用吗？
彭：起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张：送过几次被单？
彭：好多次？
张：大约有多少次？
彭：大约有十几次。
张：当时买被单、布制品是要布票的，你们一次次买...
彭：这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买的，真要买还是有办法买来的。
张：她要的是纯白的被单，还是什么颜色都可以？
彭：她要白的。
张：妈妈有没有奇怪过，她为什么总要这东西？
彭：到她保外(就医)以后就知道了。
张：后来又进去以后她还继续要？
彭：她还要。
张：你们就知道她作什么用了？
彭：我们知道，但是后来她又进去以后，写出来的信和要东西就比较少。
张：知道她用被单写血书，后来她用被单写成的这些血书，最后家里人在她遇难以后，归还遗物，你们手里现在有没有用被单写的这些东西呢？
彭：没有。我跟母亲一起去拿的，就是一些破的东西。上面一点都没有她写的东西。都是布条条，有的就是脏的、白的被单，看不出什么东西，我们翻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一点都没有。
张：当时判二十年时，家里知道了，妈妈是什么反应？
彭：因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亲呢，总是觉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这么跟共产党斗争，或者呢，有的地方什么事都推在她身上。因为有一阵子，我母亲有好多写给监狱长的信，不晓得是几百，千封也有了。
张：真的有那么多？
彭：真的有。有一个时期就是讲统战什么，只要林昭讲，她认罪，就可以放她出来，她不干。她就是坚持讲：“他们总是会杀掉我的”，她非常坚信。
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她就说过这样的话？
彭：那也是到了1962年“保外”以后。
张：您觉得她说这样的话，是她的性格决定她不愿意服软，还是因为她的看法？
彭：我不晓得她是不是有一种预感，但是她保外的时候她就不肯出来！
张：她自己的理由是什么？
彭：她就是讲：“他们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来，用不着这样麻烦。”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亲接她出来，她不肯出来，里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僵在那里。后来，分局的人就对我母亲讲：“你想办法把她带走就算了。”后来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她朋友，他们家有一个花匠，来把她带上三轮车，送回去。
张：那时候说“保外就医”，她有什么病吗？
彭：她经常吐血，她有支气管扩张。
张：那个时候有没有讲过她精神方面的事情，换句话说，后来以精神病为理由给她平反，在那些年整个过程中，什么时候涉及到她有精神病？
彭：她到精神病院鉴定过，1964年。
张：医生怎么讲？
彭：那医生是粟宗华。他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长，是我们二医的教授，当然他讲的什么，他诊断什么，我也没有看到，但是粟医生就是为了林昭和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而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本来是周总理保他的！但是就是为林昭精神鉴定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所以那时“二医战报”上有一段话就是批他的，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到了。
张：那是不是因为他给林昭和严慰冰，就是陆定一的太太，作的诊断是她们确实有精神病，还是说她们没有精神病，给了他这个罪名？
彭：我想，是因为他讲她们有精神病。
张：就是说他替她们开脱了？
彭：是。
张：也就是说，现在也没有办法判定粟宗华医生他的鉴定在当时是真正本着医生的医学标准，还是他的确有保护她们的意图在里面。您怎么分析呢？
彭：有一个时期呢，我也是有些怀疑，林昭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但是你要知道，特别我在生忧郁症以来，看了好多书，我自己要了解。真正的正常跟不正常只有很小的区别。你不能讲林昭在她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没有一天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此我想粟宗华医生可能就是用这种“在这个阶段”、“这个时期”而下诊断的。另外他也总是认为讲她们有精神病，可以为她们开脱一些，但是也并不违反他的医学判断。因为有好些事情，特别是精神病、精神领域的东西，没有像内科这样：肺炎就是要怎么怎么，没有这样明显的界限，因此在林昭这种生活过程中，你说她有一个时期，在她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万言书里有：“我要发疯了”。
张：有人认为，从林昭写“我要发疯了”那个时候，一直到她遇难，中间大约有一年时间，说她没有写更多的东西留下，您同意这说法吗？说她真的是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彭：不，我不认为。她是1968年4月遇难，1968年1月还有她很理性的写的东西留下(指一指面前一本林昭狱中日记复印本)。
张：过一会儿我们可以看。最初听到林昭事情的一些片断，会有个疑问，她知道后果那么严重，她为什么会坚持？会不会是她性格特别执拗？
但是当更多的知道她当时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她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对当时她所遭遇到的事情的看法，加上人的尊严，就决定了她不可能以尊严作代价。不仅仅是由于她的性格。当然她的性格也是很有特点的。
彭：以前我没有仔细看她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这一次因为要写东西嘛，我看了一下。其实她并没有像现在一些人讲她怎么怎么样，她最喜欢自称的是“青年自由战士”，她说：“自由万岁！”她并没有想当英雄。就是为了人的尊严，就是为了她的那种信念。我觉得好多人以为她是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她是很自发的，并没有要人们认为她怎么样，只是很自然。
张：骨灰安葬，墓碑后面刻的那首诗，您觉得能够反映出她对于未来后人对她的评价，她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能从这首诗里看出来呢？
彭：很难讲，因为她的思想很复杂。好多人根本也没有理解她，她那些同学朋友的话，应该知道她比较多的，反而没有写她。你看我那个《五十年情缘》当中，跟她接近的，好像有些讲的不是很自然的，也并没有真正写出林昭是怎么样一个人。反而现在另外一些“感兴趣”的人呢，更是很年轻的，或者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太了解的。我想这也还是有“代沟”啊！
张：无论现在是哪一代的人，您觉得他们要是想真正认识林昭，现在能够得到的资料够不够？无论是谁，包括您目前手中占有的资料、包括您自己在内，您有没有觉得您对林昭已有的了解，也不足以知道她到底在监狱里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换句话说，还有好多林昭的遗物、遗作和与案件相关的资料到目前还没人看见，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彭：当然有好多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也可能不会让你知道。
张：您觉得这种东西现在其实还是好好封存着？这个您能确定吗？有多少？
彭：对于共产党，我很难讲。因为上次在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仪式)有一个人，他不是林昭的同学，但是当他是“反革命”时，他们就讲他的东西封存，后来要还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讲了这一点。
张：实际上没有人确定林昭那些东西现在是好好的封着呢？
彭：1983年，陈伟斯写《林昭之死》的时候还在。他去上海静安分局的时候，他看见一房间案卷。
张：把那三本日记还给您是哪一年？
彭：那是平反以后，1982年。
张：1983年还在。现在又是二十年了。前些时候有文章中说，那些材料移到什么地方去...
彭：这个是林昭的一个新专的同学，也是右派，他现在在苏州地方志工作，地方志里记载了我的父亲、母亲，他想把林昭也写进去，当然，他们有些同学也叫他这么做。他就到上海法院，说地方志需要一些材料，想看一下。第一天很好，他们说：“你来看，但是我们要去提取。”他就问：“到什么地方提取？”回答说：“在浙江山里。”这是当局跟他讲的，所以，这次金钟讲，是我讲的，我说你要更正。因为假如来源不正确的话，就表示不可信！我这次去根本没有跟官方有什么联系，我怎么会知道在浙江的山里呢？地方志那个同学很高兴，他过两天后大概一个星期四去的，他们说：“你不能看，上面不同意。”他说：“你不是讲...”他说：“你不要多讲，这是五十年绝密。”这可能还是今年的事，就是在我回
上海去(4月)以前，也可能是去年下半年。
张：陈伟斯说看到的是一屋子，后来又说“四大箱”，这两个说法您觉得哪个更有根据、更确实一点呢？
彭：陈伟斯，因为他看到了！那时候，静安区法院的那个人很好的，去看的时候，他就讲：“你只能看，不能抄。”但是他还是抄了一些。材料实在太多了。小房间的话也可能要比四箱子要大。
张：陈伟斯有没有数一数都有什么方面的东西？
彭：他没有讲。陈伟斯看的就是林昭写的东西，很多的。
张：用钢笔写的更多，还是用血写得更多？
彭：我想用钢笔写的更多。用血写的，你可以看出来，但后来就都看不清了。
张：还了三本日记，他有没有讲一共有多少本日记？
彭：她所谓日记，最后一本名字就叫“血书家信”。
张：从那上面从哪年到哪年，这样大概也可以推测还有几本...
彭：这个很难讲。这些就是1967、1968年的。
张：很靠近她最后日子...
彭：她讲我要疯了，以后还有写下的东西。说以后没写东西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张：那时候您家里人对林昭可能面临死刑，你们有精神准备吗？因为本来判了二十年，家里人觉得，总是有个刑期，还是觉得太重了，根本就没有想到。
彭：当然我们没有想到她被判二十年。因为(同案的)其他两个人都没有二十年。
张：二十年是1965年判的，刑期是怎么算的？
彭：1985年。
张：前面坐牢的那五年没有给她折抵刑期吗？
彭：当时也没有去研究。
张：家里人当时会想到她被处决吗？
彭：没有。
张：一直到她遇难，你们没有这个精神准备？
彭：但是你知道在我姐姐4月29日遇难以前，她已经有快半年没有消息了。
张：直到警察到您家去要五分钱子弹费的时候，当是是什么样的气氛？
彭：(拿出文字材料)讲到这个题目，我这里有好多我过去记的日记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好多没有记。这是二十多年以前我写的，就是那天的...
张：这是写的一篇稿子？
彭：就是我记那天他们来的时候的情况。
张：您能讲讲那天的情况吗？
彭：太长了。我现在没有组织好，这个又太长。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假的或是怎么样，譬如讲，很多人都会感到时间这么久，怎么会记得这么清？
张：很多人都有体会，有时候人生中的一个瞬间，一个情节，包括当时的温度，气味都能记住的。一般人会有这个常识。
彭：我下次再讲，把它组织一下。
（......）
张：到底林昭的骨灰找到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现在说法都不一样。能不能请您把这个事情讲一讲，免得以讹传讹会出一些误解。
彭：当时是母亲去把林昭的骨灰拿回来。
张：是正式通知你们去领取的吗？
彭：有些事我母亲并不想让我知道，她就自己去办了，有的事呢，她需要我帮她一起去。比如讲，去看林昭，那个时候是有通知来，就是林昭要些东西，所谓的遗物，就是那些。取遗物(母亲)她跟我一起去的。但是林昭的骨灰呢。我母亲就没有要我一起去。她一直是(把骨灰)摆在家里。后来，为什么我会搬到宿舍里去住呢？就是因为我弟弟不希望我在家里。
彭：他比我小六、七岁。我不想讲我弟弟。
张：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林昭遇难三十六年后，才有这个骨灰安葬仪式？为什么在这之前就不能举行这个仪式？只能将报纸包着的一点林昭的头发放进墓穴中？您买那块墓地已经买了很多年了，是吧？
彭：就是我母亲平反的那年，1982年。
张：当时给您母亲平反，她原来的罪名是什么？
彭：我母亲也是反革命什么的。
张：母亲到底是怎样去世的？
彭；我母亲是倒在路上。过路的人把她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张: 在这之前，她精神正常不正常，脑筋清楚不清楚？
彭：这时候我不住在家里，住在宿舍里。
张：母亲过世前，您有多长时间没和母亲住在一块？
彭：有好几年。
张：最后几年，母亲精神上、生活上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彭：很可悲，身心受到摧残(冯英子先生保留我母亲给他的信)。
（......）
张：您弟弟这时候和母亲住在一起吗？
冯：住在一起。
张：这时候您就搬出去了？
彭：对。我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
张：您母亲在街上摔倒，后来去世，摔倒前随身是不是带有绝命书呢？
彭：没有，我想没有。你看这是我在(她去世)七周年的时候写的。
张：您写的像这样的短篇章作品多不多？
彭：好多。
张：这些都没有发过吧？
彭：没有。
张：我想您是不是可以写一本把这些内容都集中起来的书。现在我看您精神状况很好。
彭：我现在写英文的。你看这许多(十几本写好的文稿)都是我生忧郁症以后写的日记，就是分析忧郁症的，还有一些是哲学问题探讨，四十多万字。
张：能出版吗？
彭：(笑)谁要啊？所以说，我主要是写英文的。中文我还是蛮好的。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写很多，英文就比较差一点。
张：您用键盘打中文没问题吧？
彭：没有中文软件。因为你要来，我就翻翻中文材料，有些东西我也不太翻。看看过去写的，写的还可以，我想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进步。
张：读了您写的东西以后，我根本不想说，您写完以后找一个什么人帮您整理...完全不需要。您的文笔非常好。
彭：没有。我有的时候也是眼高手低。但是，我是不太习惯人家改我东西，特别是中文。这次他们要把我的题目改掉了，段落(作手势)...
张：前后挪动位置？
彭：是。后面的搬到前面，我说不行。
张：您指的是哪篇文章？
彭：就是《明报月刊》上的那篇文章。
张：最后没有动？
彭：他说，假如你改一下，可以摆第一...我说随便你摆第几，我不要改。
张：因为看到您的文章散见于不同的地方，有些文章如果展开还有不少可写的，所以很希望看到您写出来。
彭：我现在还是想写一些关于忧郁症的，因为我想，假如我能够克服忧郁症，每个人都能克服忧郁症。我现在已经好一些。
张：还需要吃药吗？
彭：还吃。因为你知道我没有“支持小组”，我没有亲人，这是很艰难的。所以，我这是一些心得体会，好多是我自己一些心理分析。我觉得有时候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张：附近有没有可以谈一谈的朋友？
彭：没有。但是我的心理医生还蛮好的。虽然他是外国人，他也没有一定要我怎么样，他给予一些启发。我一直是所有人的好学生，你只要点一点，我就知道，所以对我帮助还是蛮大。我假如没有出版什么书以前就(要)死掉的话，(之前)我将把所有东西都烧掉。
张：为什么？
彭：我就这样想。
张：您对所有人都不信任？
彭：是的。因为我还在的话，人家有什么质疑，我可以解释申辩，假如我死掉的话，出了什么书人家怎么讲，就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张：您说，如果来不及把一些事写出来，就要把那些材料烧掉，我听了以后真担心，您赶快写吧！现在倒是您写出全部经历的一个好时机，看来您身体状况还好。
彭：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
张：那些事情在您心里很清楚，就算是现在记忆力不如从前，记不清近来的事，过去的事情也不会忘，是吧？您学医，一定比我清楚。
彭：嗯。
张：所以，您赶快写吧，就为了您说的那句话也得赶快写。以后我过些时候就打个电话问：“令范女士，写了多少了啊？”
彭张：(笑)
（......）
彭： 据我所知，林昭是从监狱医院拉出去。
张：后来那个医生怎么描述当时拉的时候的情况？
彭：医生就讲当时她在医院里，军管的解放军冲进来，林昭还讲：“让我换件衣服。”不许她。所以她是穿着病房的衣服去执行的嘛！那个医生后来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旁边的房间没有出来。林昭就讲；“向X医生问候！”他听了蛮难过的。
张：他还是没有出来？
彭：没有。
张：他有没有讲为什么没有出来？
彭：没有。
张：后来祥祥说他看到的那情况您觉得可靠吗？
彭：我觉得是很可靠的。另外还有，你知道好多事就像命运的“七巧板”一样。你知道林昭后来还被拉到监狱去开公审会。参加那个公审会的人后来打电话给我，他要告诉我一些事。就讲林昭的嘴里被塞进东西。颈子上也拉了绳子。口里塞的叫“口塞”，张口的话它就变大，防止喊口号：颈上的绳子也是让你不能发音的。但是他讲，双管齐下的他很少看到。他讲当她被拉出来公审的时候，下面都楞住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主持会的人就讲：“你们都死了吗？”就马上带头喊口号。
张：林昭当时是什么表情？她有没有努力想要表示什么？
彭：他们就看她整个脸、颈都是发红，她就是想张口。
张：后来祥祥讲他看到的，是跟谁讲？
彭：祥祥是跟他母亲讲。他母亲后来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有空来一次，我就到她家里。她说：“姐姐怎么样？”我说：“姐姐已经被枪毙了。”她说：“那祥祥讲的是真的了？”我说：“怎么了？”她就跟我讲，她说：“那天，祥祥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回来，是同学送他回来的”她说他脸色苍白，后来她就问他同学说：“他怎么了？”他同学说：“今天我们那里枪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的，祥祥大概认识她。一看见以后就生病了。”祥祥的妈妈还讲：“不要瞎讲，祥祥怎么会认识这种人！”这都是祥祥妈妈给我讲的，因为祥祥不在。祥祥妈妈告诉我，祥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他叫林昭“大姐姐”，叫我“小姐姐”。他说，他们勤工俭学在三点钟结束以后，在机场好玩嘛，就再玩一下。他在里边，看见吉普车开来，在第五跑道，就有一个人被推出来。他说：“看不清，好像穿的医院的衣服。接着呢，开了三枪。开了第一枪她还这样子(挺起身子)他们看她这样子，再打两枪。”祥祥妈妈说：“祥祥现在还是在惊慌恐惧中。”我说：“不要跟我母亲讲。”后来我也没有跟母亲讲这详细的情况。
张：后来您和祥祥母亲还联络过吗？
彭：后来联络比较少。
张：您最后一次见林昭是什么时候？
彭：1967年11月以前。
张：后来您母亲又去看过林昭吗？
彭：没有。
张：您和林昭见最后一面就是家人和她最后的见面吗？
彭：是。林昭后来(被处决前)半年没有消息。
张：在这之前，您和母亲一起去(探监)次数多，还是您自己去的多？
彭：我母亲跟我一起去，或者我母亲自己去，我母亲跟弟弟也去过一次。有一次，在(探监时在)房间里，林昭讲“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这是反话。张：那次说的多吗？
彭：那次嘛，就是我母亲要她不要这样子了，认个错算了。那里也是蛮可怕的，一个房间没有窗户，就是接见时嘛，他们把她领出来，我母亲就跟她讲话，我就是在旁边陪。
张：林昭有更多的话对母亲说吗？
彭：我母亲要叫她认错，她总是不要听的。但是你看她在《血书家信》里写的，又是另外一种性格。
张：其实她心里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性格中也有不同侧面。
彭：就是。
张：弟弟还是去看过林昭？
彭：他去看过。
张：后来领骨灰是母亲去的，您倒不知道？
彭：是。
张：去领骨灰离执行死刑有多长时间？
彭：不太长的。
张：作为幸存者，您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您觉得有林昭这样一个姐姐，不管从什么方面说，对您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彭：我想，她...这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影响的话，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比林昭对我的影响大。
张：包括林昭被处决之后，对您的影响，您觉得都比不上父母亲的影响大是吗？
彭：我想也可以这样讲。
张：我这里说的影响不仅仅指他们怎样影响您的行为，我是说怎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人生的每个阶段的状况。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姐姐，也许您是另外的人生；可是因为有林昭，有这样的父母，是不是使您的人生节奏被打乱，或者有些事情不能按您本来的愿望去做，去选择。
彭：我想，这是主的安排。我觉得，即使没有林昭的事，我的家庭背景也足以改变我的一生。
张：您在文章中谈到“幸存者的痛苦和责任”，这种痛苦到什么程度？
彭：我特别觉得有些人对幸存者不理解，有时是难以忍受的。当然有时候有些事也讲不清。我过去总是这样想：讲不清的事就不要讲，或许你讲了，人家也不听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张：大家回忆林昭的文章里边，如果有说的不是事实，或与事实有出入的，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以外，还有没有您觉得一定要和公众讲清楚，需要澄清的。
彭：关于“骨灰箱是有一个女士保管”的说法，这不是事实。
张：说的人是不是搞错了，指的是您弟弟的前妻，她保管过。
彭：这些人也根本不晓得她。
张：那么，直到今年四月才安葬这个骨灰盒，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买了这块墓地以后没有马上下葬？
彭：我想，这是(因为)我弟弟前妻的母亲也没有讲过她们保存这个骨灰箱在什么地方。
张：母亲取回了这个骨灰箱，为什么后来转到了弟弟手里呢？
彭：骨灰箱摆在家里。后来我想，我弟弟结婚以后，我弟媳看到了。
张：她对这个家庭，包括对您态度怎样？
彭：我不晓得。
张：你们现在有联络吗？
彭：我也没有找到她。她给过我地址电话，但是都没有找到。
(......)
张：您信主耶穌是在出国以后，大概是在哪年？
彭：1985年。我来美国后不久。
张：这和您知道林昭曾经在监狱里歸信主耶穌有关系吗？
彭：没有。
张：那俞以勒这个人我们能找到吗？
彭：他父亲是牧师，但是我请人家找都没有找到。她在加州的...她父亲是在解放前就出来的，俞以勒在大陆。
张：我们再试试找找。您信主和妈妈是基督徒有关系吗？
彭：我想可能还有，因为我看到她在浴缸里受洗，给我一种印象。来美国以后，起先在德州，我觉得他们教会蛮好的。
（......）
(转话题。回忆家事，难忘的一些瞬间)
抗战胜利以后，父母亲(参加抗日)回来以后，还没有解放呢，弟弟还小，母亲就对父亲讲：“你教教令范嘛，你教她姐姐那么多。”那么，有一天父亲就拿一份唐诗。那时候我小学四、五年级。唐诗第一章就是张九龄的“感遇”(其二)：“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他就叫我唸，葳蕤的“蕤”字是很难念的，我就唸错了，他就生气，把书一丢就走了。后来我母亲就问我怎么了，我说：“他也不教我，叫我唸，我唸错了，他就把书一丢，走了。”我说：“我不要他教了，他不教我，我照样是好学生。”有一天，我听我母亲跟父亲讲：“你应该先教她唸，然后她唸不出你再丢书嘛，她才”几年级啊，这个字我也唸不出啊！”父亲说：“好，我再教她好了。”母亲讲：“我想不必了，不要你教了，这是你们彭家的性格，不是我们许家的。”
张：那时候您几岁？
彭：我一下子就唸四年级，八、九岁。
张：在您记忆中，家庭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些真正温馨的，有亲情的，包括和外婆、父母亲、姐姐、弟弟，还有些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
彭：我和父亲好像不是太接近。但是我记得，抗战以后他回来，我因为小的时候印象不太深了，我们那个时候住在苏州嘛。外婆对我说：“哎，你快出来，你父亲来了！”我出来第一次看到他，父亲跟母亲在讲话，他就把我拉去，亲了一下。我就讲：“父亲怎么这样难看！”(笑)我母亲大笑，她说：“听到没有，你女儿讲，你难看。”她对我说：“你不要小看你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美男子。”这是很难得的那种欢娱啊！
张：您当时讲那话时的情况，还能很清楚的在眼前吗？
彭：是呀，很清楚，我记忆力很好的，所以，他们讲的什么话...特别是远事记忆，像你讲的，印象很深的。还有就是最后一次见我母亲她到我医院的宿舍来看我，到现在还是...
张：就是您在文章中写，母亲说：“你不在家，我的坦白交待也没有以前写得好。”
彭：是那次。
张：母亲还是很喜欢您...您对母亲有很大安慰...
彭：我不晓得。实其呢，我父亲当然喜欢弟弟了，儿子，但是我父亲呢，给林昭很大影响就是他教了她好多中文和古典文学，这就是为什么林昭的古文基础这么好。我母亲呢，当然也喜欢儿子嘛，但是我母亲有些性格跟姐姐很像。譬如讲，我母亲跟邻居吵架的话，我姐姐会帮她，而我就不会。但是我母亲老是要讲，她喜欢我。我想，其实没有。她好像是觉得也应该给我一些称赞(笑)。她老是说我多么聪明啊，说：“我怀你的时候吃了好多美国的什么药...”她讲的药名字，后来我当了医生，对母亲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药。”她说：“所以你聪明啊！”但是我生过脑膜炎呀！
张：多大的时候？
彭：六岁吧。昏迷...那是有一次去看电影，看了以后回家呢，平时我起得很早，但是那天九点还没有起来。那年脑膜炎流行，以前几天，我母亲就在讲，什么脑膜炎不脑膜炎。她说：“我的小孩子什么病都生过，就是没有生过脑膜炎，”我外婆就说：“什么话不好讲呢，要讲这！”一个星期还不到...她推推我呢，眼睛睁不开，我又昏睡了，我母亲那时候什么人都认识，就请了小儿科医生到家里来看。一看，她说：“马上送医院！”因为头颈都硬了，就送到医院，后来抽脊髓...一个星期医生还讲：“不晓得是不是以后会变白痴。”还好没有。(笑)我母亲有的时候会为我骄傲，但是要说真的喜欢我，我很有自知之明。
张：您觉得她还是喜欢姐姐？
彭：她喜欢姐姐。
张：您回忆起在姐姐同学面前表现出色、学问也很好的时候，姐姐很自豪，除此以外，您觉得你们姐妹之间还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
彭：嗯...就是小的时候，下象棋，我从小也是很好强。输了急得不得了，她就让我了。她说：“好，那么算‘和棋’吧！”其实，她从来不让我，这大概是她唯一让我的地方吧！
张：那她1962年从监狱保外就医出来，她对于自己这样的身份，她力图向您解释她为什么坐监狱吗？
彭：从来不提。我想，她在整个的过程中，她没有觉得作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
张：但是您说有一次(在探监的时候)她说过。
彭：她是说：“这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不是真的讲对不起。
张：是说，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对不起了？
彭：是。这是一种反话，不是真的讲对不起。
张：那么，直到今天，从您自己对姐姐的了解，以及看大家写的回忆、评价林昭的文章，您评价林昭的思想行为、她的一生，您认为或您可以接受认可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
彭：我一直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一定为一般人认可，因为情况不同，我是她的妹妹。我觉得假如你看一下她自己写的东西，她并没有想要人家捧她为一个什么先驱，或者什么英雄。她就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自然的要求，或者一种理想。所以她总是在代表自己的时候写一个“中国青年自由战士”，这就是她的想法。她并没有讲她是英雄，这可能就是她、我跟现在一般人对她的那种评价的不同。
张：您所了解的林昭，她对共产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和宣传特别热心的时候、相信的时候、忠诚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彭：那就是可以做共产党要她做的任何事。比如她检举我母亲，比如她讲我们家庭出身是反动官僚，其实我们不是那样的。譬如讲，她有的时候也是很左的，她要左起来也是左得不得了的。譬如，像在(苏南)新专(毕业后参加土改工作团)，人家放了一枪的话，她就哭了，她觉得：“你们浪费了人民的子弹”。当然她还宣扬了好多或者美化像斯大林人性的一面。所以，她能做共产党要她做的任何事，当她相信他们的时候。但是，相反的，正因为她是受他们的教育，所以她在狱中呢，她也用他们的那种教育来反对他们，当然，她理解他们的真谛，所以她是击中要害。
张：您所知道的，最后她抛弃这些东西，重新看这些东西，又挑战这些东西到什么程度？
彭：可以讲在我所知道的，没有人可以比。但是...
（......）
彭：关于说“甘粹是她的未婚夫”，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讲是有争议的。因为，你知道我母亲见到过甘粹，而且不喜欢他。甘粹跟林昭在人大一个短期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也没有几个月，的确后来他们是讲起要结婚，这个不是姐姐讲的，是另外的人讲的。林昭从1959年回到上海，根本没有跟母亲或者我们提起她想结婚，因为她当时来的时候就是人大的校长批准，因为她病得很重嘛。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她新专的同学，或者北大的同学也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是不是当时曾经他们提出要结婚，就证明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或者当时他们到底是怎么提出的？我不晓得。但是我所晓得的呢，林昭没有未婚夫。就是张元勋那次来(狱中探监)的话呢，也是借“未婚夫”的名义去看她。
张：我采访张元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证实了。
（......）
张：您作过努力去索要林昭的那些材料和遗物遗稿吗？
彭：我没有去要过。
张：已经知道有的，根据比如陈伟斯先生看过的一定还有些什么东西在(林昭案有关部门)那儿？
彭：因为当时...(拿材料，其中有林昭墓地照片)
张：这是您刚刚买这块墓地的样子，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彭：现在就是(墓穴)挤得不得了。你看，当时后面都没有。
张：买的时候是...
彭：1982年。
张：那么早就买了！这个时候立碑的时候底下什么都没有吗？
彭：林昭的头发在里边。
张：林昭的头发是怎么留下来的？
彭：是我母亲留下来的。
张：是林昭在监狱的时候还是在家里的时候？
彭：可能是她保外的时候。
张：是林昭的意思还是母亲的意思，把这个头发留下来？
彭：是林昭的意思。摆在那里嘛，是我母亲保存的。
张：多长的一段头发？
彭：没有多长，就这样子(用手比，约五、六寸)。
张：很多吗？一小绺还是当时剪下的全部？
彭：一小绺。
你看这就是(拿出文件)
张：上面写的是(读文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为你姐姐林昭案件复查的善后问题通知你于三月二十六号下午二时整到福州路209高院接待室商谈，请随带图章。找曾玉淮同志接洽，
1982年3月22日
上面加盖的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公章
(另一份) 这儿写的是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兹因请你接通知后即来本院有事找你，定于 月 日 星期 点 分 至于原路54号常德路口。希准时到达，勿误。
承办人
送达地点：张家宅医院宿舍
1981年1月9日
上面加盖的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公章
另有一个便条写的是：
小彭同志：
春节好！明天下午2时左右请来区法院一次。
赵凤岱 曾玉淮
2月10日
这是1982年时候的事情。
彭：赵凤岱，他是林昭复查的静安区法院的法官。但是，没有一个静安区公安局的人要复查她(林昭)，赵凤岱呢，是(从)虹口区法院调这儿来的。但是他很好。就是他给了我林昭二十万字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原稿。这个呢(一张收条)，一块钱就是那个“证件费”。我呢，没有正式知道林昭还有东西在政府以内，没有人告诉我，我所知道的就是陈伟时跟我讲的，和这次林昭的同学讲的。
张：这次交一块钱“证件费”，给您林昭的二十万字的原稿，是以什么名目给您的？是说这就是所有的遗物了？...
彭：他就讲，这是平反以后归还的东西。
张：而陈伟斯说呢，实际上还有很多，也是林昭亲笔所写的，他看到了？
彭：是。陈伟斯跟我讲的时候是在这以后啊。给我(二十万字稿)是1982年，陈是1983年，在《民主与法制》上写那个文章以前，他去法院看到的。
张：陈伟斯是林昭的同学吗？
彭：不。陈伟斯是我母亲的朋友。他是右派，他本来就是记者，劳改了二十几年吧。
张：他比林昭年长多少？
彭：年长多少...十几岁吧，他去世了。
张：林昭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七十二岁？
彭：七十二岁。
张：她的生日是哪一天？
彭：阴历十一月十九，阳历十二月生。
张：我现在最想说的，是希望您写一部详细的回忆录，否则的话太可惜了。
彭：(拿出林昭二十万字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复印本)这是我印的复印本。这就是他(赵凤岱)给我的一百三十七页。
张：原件是用钢笔写的吗？
彭：是。
张：您手中有林昭用血写的吗？
彭：没有，你看她这个圈哪，就是红的，就是血。
张：她是每写一段的时候，用血画一个小圈？
彭：但是，有些也没有。
张：(指着复印本)这些都是吗？
彭：这些都是。
张：是用发卡圈的吗？
彭：我也不晓得。
张：看得出来用的什么吗？
彭：就是很细的，时间一长，红的也淡掉了。我母亲真是非常杰出。有人还说，你母亲是国大代表，你到台湾是可以拿钱的，我也从来没想过。你看这是我母亲追悼会...
张：1975年，那年您是三十五岁。
彭：(指着追悼会照片上的花圈)上你看这里是许闻天、沙千里...我母亲认识的人真是...其实我母亲倒是一个可写的人，可惜...
张：如果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本书里，会非常有分量，您马上就开始写吧，我看您现在精神状况很好。您自己觉得呢？
彭：我还是不太想...
这是我姐姐那一本“血书家信”(是用钢笔写的，“血书家信”是总题目)。就像是这位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他给我的话，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因为共产党还不是铁板一块，也还有些人是有他的人性的。否则的话呢，林昭的东西，你要寄希望于四大箱，我对共产党本身是有怀疑的。所以，你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呢，这当中呢，也可能有人会说，我怎么可能拿到这个东西？而且是通过这样的关系？(指《血书家信》)这是三本日记中的一本。
张：还有两本没有复印？
彭：对。
张：这本是与政治有关的还是没关的？
彭：有关的。因为她这里讲“共产党比法西斯还...”怎么样的，她这本基本上都是给妈妈的信。
张：我不知道您想用什么方式，您觉得更有价值，我是觉得，如果能赶快印出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彭：我想假如捐给专门研究机构的话，可以专门研究林昭。
张：但是我觉得出版以后一点也不妨碍这种研究，而且研究者得到材料更方便啊！而且您如果捐给一个单位，万一有什么处理上的不当，使用上就会受太大的限制了。
彭：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做...当然我要问一些人。看到底怎么样更好。
（......）
张：(读林昭“血书家信”林昭署名与写作日期)“中国青年自由战士主历1967年10月31日下午五时”
彭：所以你看1967年的话，离开1968年(她遇难)就只有半年了，对不对？
张：而且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见过林昭最后一面以后不久？
彭：是。你看，这是九月(写的)，这是1968年1月(写的)哪！所以你说她讲(写)了“我要疯了”以后就没再写，那不是。。。
张：最后的一篇...这是从日期上说最后的吗？另外两本还有比这更晚的吗？
彭：没有。(指“血书家信”最后一篇)这就是她自己要吃的东西...
(读原文)
张：实际上家里没有收到过这封信？
彭：没有啊！(指血书家信复印本)所有这里的信，都没有收到啊。我们半年没有她的消息。她这是一月十日的。
张：您能肯定林昭留在日记本上的这些书信她都又用信纸写另一份寄出来了吗？
彭：我不能肯定。有些可能写了。
张： (看《血书家信》复印本)
彭：这篇就是讲“母亲！---永恒的主题”她就是讲与希特勒斗争的一个母亲...她(林昭)讲：“比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暴政来，希特勒法西斯蒂都简直算不上什么的了！”(指原稿)就是这里。
张：就是这一篇。这还是需要时间，因为她的字还是比较不太容易分辨...
彭：有些字我也看不出，要看几次。
张：专门作研究的人慢慢就会识别了，林昭的字还是写的很规范的(行书字)，常读的话，能发现规律，就比较容易识别。希望您把手头的资料和家事都集中细细写成一本书。
彭：我想写一本小说“忏悔录”,是以我的构思风格和价值观念出发的，无论芸芸众生，“歌德派”或者精英们都不会感兴趣的，这将是我们家五个人灵魂的反思而不是歌颂。
张：您要是把这些都写出来的话，于林昭，于家人，都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
张：您讲讲关于俞以勒的事情？
彭：俞以勒(从监狱)出来以后呢，她到医院来看我。这又是另外的一个巧，她住在我们的地区，所以她完全有理由来看我。而且呢，她生病我为她开病假，因为她劳动嘛，她也身体不好的，特别(曾经)在狱中这样子。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讲：“我是(和)林昭一起(在监狱一个囚室)的，那么，我一看我就...因为林昭保外的时候讲起俞以勒嘛。那时，病人如果想看你这医生的话，就把病卡放在你桌子上。我一看这个，是俞以勒，我想，不晓得是不是她？后来她就讲...她很谨慎的，很害怕的样子，她就讲：“我是林昭的朋友。”我说：“我知道。”后来她就讲：“明天早上到上海陕西路菜场，什么地方...我在那里，拿一个菜蓝”她说。我说：“好。”第二天一早呢，就去了，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后来看到她了，她说：“林昭在狱中信了主，但是她的情况不好。她写血书啊，她胳膊都割开了。现在想起来更惨不忍睹了。我要去上班，也许有人跟着我...”我说：“大概没有吧。”因为早晨很早，没有什么人。她说：“我会再来看你。” 后来，她要离开上海以前，她到我医院。她说：“你几时到我家里一次？”我就到她家里去，她跟我讲，她已经被批准，就是她妹夫来的时候给她办来美国。但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她是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的。
张：您刚才讲，林昭在保外就医的时候就告诉您，她和俞以勒认识，
彭：是。
张：那会不会林昭在保外就医前已经信主了？
彭：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她保外的时候是1962年嘛。
张：那这里有一个问题，等她又回去以后，继续和俞以勒同囚室吗？
彭：你知道就是这么巧。她们起先关在一起。他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和林昭没有共同之点，所以把她们关在一起。结果呢，她们就很好。她们就商量用密码交流(敲几下代表字母)。后来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果然后来她们被关在相邻的囚室，她们有的时候可以(从囚室)出来。那时候在提篮桥呢，有时她们出来，发现被关在邻室。她们就用密码交谈。她们没有再住在一个室。林昭(保外)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跟我讲她信主，俞以勒后来出来告诉我林昭信主。但是通过她(写的东西)用主历，可以说明她信主了，这样就证实了。
彭：是。这里1963年有“主历”的。
张：您（住处）这里风景不错。
彭：你出去（到阳台上）看看，（走出去指）那边就是约翰.霍普金斯。
张：您在文章中说，以前常会梦见过去的事情，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梦吗？
彭：比较少了。但是就是有些日子...比如讲我母亲去世，我父亲自杀，林昭罹难...总会记得。本来，没有忧郁症的话，我在这些日子也会觉得很悲哀。对这种日子，我会很敏感：4月29(林昭遇难)，8月29抄家，9月1日...我母亲是感恩节去世的，我父亲其实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是11月23日自杀的。
（......）
【以上访谈录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根据录音记录，经受访者校阅】
[ 本帖最后由 曹志 于 2008-4-29 09: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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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7 19: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