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先知

杨宁

 

 

　　英國清教徒，為了尋求信仰自由，移民美洲。他們注重信仰的傳播，而且具有遠見，要為信仰植下根基。
　　 1620年，五月花號航抵美國。 建立社區以後，首先即興築教堂，作為聚會的場所。每逢主日，各家庭相率同往教堂聚會，也是教育的地方。於是，家庭，教會，學校，合而成為堅固的“金三角”。
　　 1636年，哈佛牧師(Rev. John Harvard, 1607-1638)在新大陸建立第一所高等學府，學生一百二十名，屬教會管理。後來為了紀念其創辦人，命名“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發展成為著名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東北部海岸一帶，是早期英國移民首先登陸的地方，所以稱為新英格蘭地區。以後發展成為文物薈萃之區；早期的國外宣教士，多出自那裏。晚至十九世紀，美國全國的學校教師，還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新英格蘭地區。
　　 中國的山東省，與美國的新英格蘭相似，稱為鄒魯文物之邦，因為是孔孟的故鄉，二千多年來，在中華文化上佔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東來，山東半島成為西方文化的發昫地；特別是在兩個庚子之間的六十年 (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1800-1900)，可謂獨領風騷，曾是催動中國現代化的溫床。

　　　　傳福音與教育並重

　　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登州(今山東蓬萊縣)等口岸為商埠，並准洋人入華傳教。基督教美北長老會，差派倪維思博士夫婦(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 LLD. 1829-1893)來華。他們於1854年先赴寧波及杭州工作，後於1861年到登州。
　　 倪維思極有遠見卓識，是近代教會增長理論的創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先驅；後來發表其著名的“倪維思計畫”。
　　 他看到有一座殘破的觀音堂，因為佛教當時在山東式微，無人使用，他就買了下來，在那裏開始工作。他觀察到中國婦女受壓迫，多不識字，纏足持家，閑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憐，應當是傳播福音的對象，也可以使他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的技藝。1862年，所辦的女子學校開學，僅有兩名寄宿生，以後才逐漸增加。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已經是創舉。

狄考文博士

　　 1863年，賓州狄考文博士 (Calvin Wilson Mateer, D.D., LL.D., 1836-1908) 夫婦，偕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LL.D., 1835-1920）夫婦，由長老會差遣，同乘機帆船，自紐約至上海，轉往煙台，再抵達登州。初到的一年，潛心苦學中文並了解中國文化。
　　 1864年，倪維思因夫人重病，返國就醫。狄考文夫婦剛好趕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區。狄考文的同鄉郭顯德，去煙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婦留在登州。
　　 還只有二十八歲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為。他初履風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看到那老大古國的貧弱落後，正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在美國的經驗，是教會與教育並重；這也是自中世紀以來，在歐洲的作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當是教會的事業。現在，他心目中的負擔，更是科技教育：

　　傳福音不止是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
　　　　 也要救人的肉身脫出現在的地獄。

　　於是，將已成立的女校，遷往督察院北，交由漢學教習于錫晉長老管理；狄考文夫婦則集中力量，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創辦男校蒙養學堂：“蒙”是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為將來的學院立下根基。是為1864年。
　　 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的艱難，是我們現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如何有學生肯來就讀？克服華人文化上和觀念上的距離，自然是第一道難關。其次，讀甚麼？要編訂，翻譯課本，釐訂課程，制定規章。還要克服的，是宣教士和差會內部的歧見：有人認為辦學並非宣教要務，甚至認為會妨礙宣教；好像教育阻擋福音，無知是信仰之要素。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在當時的人，會反因為果，很難接受異論。幸而師資不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於是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中國有了第一批現代教科書。在那時的中國，物理，化學，都沒有課本，橫行左起的書籍排列，還未見過；甚至數學的阿拉伯數字(實是印度數字)，更沒有流行。這是說，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得從頭一一開始教導。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 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中國教會本色音樂一度流行的“山東調”，和數字樂譜，就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第一所大學

　　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棄學“逃亡”；所以“逃學”不僅是曠課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見了。這些事，現在聽來簡直是奇聞，當時卻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學的。
　　 但狄考文與其同工教員，不僅學識淵博，而且辦學認真，艱苦卓絕；對學生則教導有方，親愛如同子弟，因而發展成高水準的中學。
　　 1875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與狄考文商談，協議將在登州的房產讓與長老會辦學，而長老會則將其在青州夥巷的的學校，讓予浸禮會。以後，1881年由懷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開辦中學名為培真書院；繼由庫壽齡(Samuel Couling, 1859-1922)接任發展，改名為廣德書院。李提摩太熱愛中國，精通中文，向差會建議在中國每省設立一所基督教學院，不獲接納，後悒悒離開英浸禮會差會，專從事文化工作。
　　 長老會在登州校舍增廣，規模益具。 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科，創立大學，定名為“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會友的意思，“館”字除館舍的意思外，還是College的音譯。經美北長老會批准，並籌維經費。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那時，狄考文已差派畢業生在山東各地傳道興學，建立中小學六十餘所；郭顯德則在膠東各地，創設中小學四十餘所。所以文會館成立，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州縣的學生，聞名前來求學，也有少數來自省外。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並購地建校，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 後且接任館主(校長)。柏爾根博士(Paul D. Bergen, D.D.)繼來，加他們的二位夫人，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 等人，教師陣容堅強。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較遲1897來到；次年，其子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生於登州，山東簡稱“魯”，他取名“魯斯”，而不跟父親姓魯，也許原因在此。他以後創辦了時代Time(1923),幸福Fortune(1930)和生活Life(1937)，成為大新聞企業家。著名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會館任教。還有其他學者多人，或先或後，或久或暫的擔任教席。
　　 1890年以後，狄考文眾望所歸，受推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由赫士繼任校長。狄考文於1908年逝世時，僅見到新約全書及詩篇的出版。(後由富善博士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繼續完成翻譯，並於1919年出版。)
　　 文會館的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加上師生都是一時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
　　 早在1882年，狄樂播在濰縣開辦文華館和樂道院，校舍廣大，狄考文就着眼於文會館遷併。那知到1900年時，義和團亂起，樂道院變成了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變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濰縣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東巡撫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加上狄考文歷年積蓄用於文會館的發展費，成為一筆可觀的資金。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極為良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協議遷併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柏爾根博士。於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台，邉訄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