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保平：中国基督教会的文化任务

杨宁

阚保平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文明的个性气质和生命力，一个文化如果失去了个性气质和生命力则意味着消亡。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气质和生命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问题。这一文化任务不仅仅是社会的，也是中国教会的，因为中国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教会本身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因此，教会必须通过自身的反省和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责任。

      今天，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日新月异。但从文化建设角度看，今天的文化状况却并不容乐观。当前我们的文化形势比较严峻。大规模的冷战结束了，但是冷战思维还在。境外一些势力继续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同时，国内有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低毁。例如，有些所谓的文化精英竭尽全力低毁中国文化，低毁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最彻底的征服是文化的征服，因此一个民族最核心的安全是文化安全。建立一个民族的安全基础必须从文化开始。今天当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文化威胁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建立文化安全才是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政府经历多年经济发展后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中，文化是基本概念。因为文化安全决定了公共安全，有了文化和谐才可能有公共和谐—社会和谐。

      任何一个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文化作用和文化责任。中国教会的文化任务是双重的：一个是教会内部要完成的文化任务，另一个是教会在社会中的文化任务。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尴尬状况：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在中国有着不太悠久而且比较复杂的历史；处在一个悠久、丰富的文化环境中却没有有效表达自己的方式。其中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并没有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些西方文化的观念上。传教士们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中对于信仰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作为标准，原封不动地带到了中国。他们中很多人的最终目的有意无意地是要用西方文明来“拯救野蛮的中国”，而不是把基督教带人中国，并将其作为一种宗教认识的选择方式之一。传教士们这种思想方法的根源还是来自其欧洲文化中心论产生的排他性，以及其文化传统中固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

      过去，我们继承西方的神学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社会中进行社会实践的障碍，因为我们从前人那里所继承下来的残缺不全的基督教社会伦理思想和基督教政治伦理观念并不能够指导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中和国情下所要从事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国教会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领悟和理解自己的信仰，而不能把西方的带有其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政治因素的对于信仰的解释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和社会实践的准则。

      今天当我们要进行神学思想重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文化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从1998年开始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教会的文化重建任务。因为今天的神学思想不可能建立在旧的思想基础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和旧的“文化基础”上，它必须打破过去因为没有文化根基及没有文化思想根基的状况，在中国教会中从思想上建立与中国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联系，并以此来重新进行文化反省。我们要在教会中进行文化更新，我们要明白如何抛弃过去那些来自西方文化意识的，使我们能够扎根于中国社会，在中国的具体处境中使基督教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针对宗教自身特殊性而言的宗教意义；使教会有能力通过其文化努力为主流文化服务，而不是使教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与社会、与人群、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特殊的次文化群体。所以说，神学思想建设是今天中国教会的文化重建任务，因为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未能在中国社会中把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立在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常讲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如果我们由于文化观念的限制而已经落后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且已经不能够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我们如何适应？适应首先应该是文化的适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形式下，一个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教会也需要在这一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来使自己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新的社会存在中发现自己新的社会意义和信仰意义。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具有这一意识，上个世纪末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是这一努力的延续。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神学思想建设不可能在旧的文化基础上进行，因为旧的神学思想是没有文化基础的，即使有，它的文化基础也是假设的，它建立于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某些文化观念的借用。这使中国教会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中国教会要在中国为福音作见证，要在中国社会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磐石上。

      神学思想建设涉及对信仰意义的理解的调整。对信仰意义的理解的调整是要反省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中国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教会的存在是作为西方教会在中国存在的延续和标志，还是作为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存在结果的信仰群体？中国基督徒是代表受到某些西方文化思想和宗教思想影响的个人，还是作为与其他中国人同样负有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宗教信仰者？神学思想建设涉及对信仰理解方式的调整、对信仰表达方式的调整。信仰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是由存在和文化决定的，在什么样的存在中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解方式，在什么样的文化中就要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中国教会必须是中国的，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也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教会当前的文化任务就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的推进，与中国主流文化相适应，并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因为这是中国教会未来思想发展的文化基础。

      中国教会也具有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任务，但这一文化任务绝不是如有些人所宣扬的用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甚至替代中国文化。传教士们这样尝试过，但失败了，以后这样的尝试还会失败。我们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反省才可能具有文化根基，具有这一文化根基，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来为主流文化服务。

      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作贡献。中国教会对文化建设的参与不是以基督教取代中国文化，而是要通过神学思想建设中的文化反省来塑造自己的文化能力，发挥自己积极的伦理作用和服务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服务。

      在参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中，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文化基础的缺乏，一些与中国社会实践不相关的、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西方神学观念作为对信仰诠释的结果不可能满足我们今天参与文化建设的需要，因为我们缺乏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认识。还有，我们今天认识到了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文化环境却特别错综复杂，以至于似乎很难寻找文化方向。因此，当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不少人要么试图用古代的语言来解释今天的神学观念，或用中国古圣来解释耶稣；要么用西方的基督教观念及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理念来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教会的文化任务非常艰巨。  我们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建设在面临着两个方面困难的同时，也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其一，中国文化传统特别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其二，无论从《旧约》五经到《新约》福音书，还是早期教会的教会生活都反映出，和谐是基督教的思想核心及传统；其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还是文化关系都必须相对和谐。

      如果我们仍然要坚持以往处于边缘化的存在方式，我们就不可能完成我们的文化任务。如果把我们的存在作为公共存在的一部分，把我们的存在方式以公共的存在为基础，上面三个方面的优势就能够为承担我们的文化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信仰支撑和社会支撑。
（来源:《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