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温州也里可温考

杨宁

[字体：大 中 小] 发布时间：2008-10-15 13:38:44　作者：舍禾　文章来源：麦种期刊　点击：62

［1］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1页。 ［2］据莫法有所著《温州基督教史》一书记载，八十年代初，曾有宗教界人士认为，唐代景教已传至温州，其理由据说是国外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记 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可靠的文字资料，也找不到任何实物可作佐证，所以认为此说尚难成立。 ［3］涅斯多留派（nestor-ianism），又称沃多留派。涅斯多留在公元428年被按立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长老。当时教会要他教导马利亚“怀了神”的教义，而他本人则不大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除非马利亚也是“怀了人”。后来，他接受两性连接论而不是联合论，这样便把基督变为分位格的神人，称“两性两位论”。他否认基督二性合一，因此，在公元431年以弗所教会大会上，此派被判为异端。于公元635年进入中国传教且立“景教碑”的正是涅斯多留派的人士，该碑于1625年在西安附近发现并出土。 ［4］佚名著：《中国教会史讲义》网络版。 ［5］也里可温教被称为十字教，具体资料参谢学钦著：《景教、天主教传入闽东考》，文章来源网络。 ［6］梁家麟著：《福临中华棗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前三度来华的检讨”，香港天道书楼，1988年。 ［7］佚名著：《中国教会史讲义》网络版。 ［8］元代的温州行政建制为：江浙行省 温州路，其下辖永嘉县、乐清县、瑞安州、平阳州。成宗元贞元年（1295），五月，升平阳、瑞安两县为州。明代为浙江布政使司 温州府；清代为浙江省温州府。请另参图片。 ［9］陈垣校补：《渖刻元典章》，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第三十三卷。其他可证明温州有也里可温教的史实参：《元史》第98卷第2513页（1267年在平阳和太原，免除也里可温军役）。 ［10］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3页。《一五五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为阿·克· 穆尔(A．C．Moule)所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余绍末著：《浙江通志稿》，1943年初稿。浙江省通志馆 1982年重修、重印，并易名为《重修浙江通志》。此处引自《重修浙志通志》第102册(宗教)，页44 ［12］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6页。 ［13］冯烈鸿(Cyprien-Around，1876-1949年)，法藉遣使会教士，在温传教三十年(1898-1928年)。冯主要著作有《传教生涯》(巴黎：巴黎出版社，1935年)以及他与修会信件往来的集子《书信集》等。 ［14］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6-7页。 ［15］参《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 ［16］六十年代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A．Cohen)提出所谓“中国反异教传统论”，即认为中国历史上向来都把正道、邪道二分对立，凡非儒家的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及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皆被视为异教而予以打击，无一幸免。事实上，此种思想是偏激的。古代的中国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并非一概排斥或压制，相反，恰恰是兼容并蓄。 ［17］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15页。 ［18］参钱大昕著：《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 ［19］关于在镇江发生的故事，可参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三章 基督教教义与中国。 ［20］参《至顺镇江志·卷十》 ［21］参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三章 基督教教义与中国。 ［22］元代的也里可温最终被历史所遗忘和抛弃，究其原因，不外乎几个方面：（1）忽略了救恩的重点。这也是景教的通病，不敢将得救的道理告诉别人。（2）受佛、道思想影响很深。尽管他们曾与佛、道“侵夺管领”，但他们所引用佛、道两教的用语依然没有改变。（3）缺乏完整的传教策略。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培养当地的信徒成领袖。（4）依赖当朝政权的荫蔽和保护。政教结合的结果就是把政权的危机带入了宗教之中。（5）信徒缺乏美好的品行。信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活见证，假 如连人的外在也无法改变的宗教，它的确会面临崩溃的危险，何况，真正的基督生命是从里到外全部被改变的。（6）佛、道的相争、恶斗。虽然，这并不是它灭亡的直接原因，但它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会面临被当道的佛、道的严重排斥。 [/td][/tr][/table]　　 编者按:本文是《温州教会历史》的第一部分，为原创，首发，其余篇章将会继续刊登，版权归优西比乌历史工作室所有。 关于了解温州古代基督教的历史，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由于相关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后人对古温州教会史产生历史性的隔阂，所以，在写作这一部分历史内容的时候，我们深感如“雾里看花”，心有余而力不足。 　　导致留传史料极度匮乏的原因，当然不会是单一的，下面的这段话，颇能一表心意，也说明了一个历史的成因： 现有资料表明，早在七百年之前的元代，基督教就开始传入温州，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只是后来由于元朝覆亡，受其保护的基督教也随之泯灭。在中断数百年之后的明清之际，又有西方教士陆续来温传教，且有为数众多的教徒。后清廷多次下禁教令，温州的传教活动又一次被中断。［1］ 　　 　　历史对“基督教会史”产生的影响是千变万化的，也是千丝万缕的。单说过去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宗教被视为危险地带，特别是基督教，因为人们喜欢用“洋教”来称呼它，这是出于排外，还是出于对基督教特有的歧视，在此暂且不做回答，但是，基督教的问题不被学者看好，或是问津，已成当时即定的事实。 　　不但如此，中国教会在文字事工上的断代（比如50年代后直到今天，文字事工变成了一张空白的纸），直接导致“自家故事”的流失、失传，就算能得到零星的史料，也已经是“无力回天”。 　　寻着古温州教会的历史痕迹，我们开始艰难跋涉700年前的历史高峰，此项任务不可小觑，但我们依然要喘气擦汗，勇登高峰。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端 　　有人说，“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此话不错；基督教正扎根于世界这块土壤，扎根于历史这条长河。但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2］来到中国。当时来长安的阿罗本，所带来的是涅斯多留派的教义［3］，它并非是正统的基督教，尽管景教在唐朝也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被涤荡无存。 　　从贞观九年（635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景教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不过，悲剧也正在酝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杨云翼语）的结局。［4］ 　　 　　假如景教是有据可查的基督教第一次来华，那么，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的第二次来华。 　　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是蒙古语，即希伯来文“神”(Elohim)的转音，意为“有福的人”或“信奉福音的人”。换言之，也里可温就是“信奉神的人”的意思。在元代，它是对景教徒和来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总称。也里可温教又称十字架教，或十字教［5］。 　　景教在唐朝覆亡后，一些剩余的景教徒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蒙古的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归依景教，甚至成了整个部族的共同信仰。 　　蒙古各族在第13世纪由成吉思汗统一起来，结集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军事势力，并迅速席卷欧、亚，向西直捣至俄罗斯及波兰、匈牙利，向东则接连消灭西夏、金及南宋，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虽然，蒙古人有他们原始的宗教信仰，但由于文化不高，宗教的排他性不强；加上帝国幅员广大，统辖的民族又多，必须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是以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帝国的范围内传播。景教也因之而在蒙古帝国复兴起来。［6］这里所说的景教，其实就是也里可温教，这是基督教在元朝的通称。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四年后迁都中都（今北京），改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统一中国。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也里可温教再次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繁衍起来。据考证，在蒙古帝国的也里可温教徒又名叫“达娑”。 　　元朝政府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景教是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信奉的宗教，故而成为极具势力的宗教，社会地位颇高，并取得诸多特权。如元成宗(1229-1240年)及一些元代皇帝在位期间，赐予景教徒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且专门设置崇福司，负责掌管也里可温寺院、主教、司铎同修士的祭祀和日常生活等事。而也里可温也为元王朝及其统治阶层祝寿祈福，双方相处甚融。 　　从13世纪欧洲人的游记和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可知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盛情形。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7］ 　　 　　“温州路有也里可温”［8］ 　　 　　基督教传入温州，有据可查的当始于元代。至于要给出一个具体时间，恐怕已无法做到，但我们可以从史料中做一些定位。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在中国大得亨通，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传教，而且，还得到朝廷的荫蔽。因此，在如此的大环境下，也里可温也就理所当然地传入了温州这个南方的港口城市。 　　且说，据《元典章》中的一段记载，在大德八年(1304年)，温州曾发生“禁也里可温”一事，可见当时的也里可温教在温州已经大有权势，且能够与传统的佛、道思想“侵夺管领”，此种影响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禁也里可温搀先祝赞”文云：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授服民户，充本教户计：及引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 　　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报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篆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迄照验。得此，奉都堂均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9］ 　　 　　据莫法有教授所记，这段记载为诸多的宗教研究者所引用，因它在时间上的优势，故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地方基督教史的一份权威性文献，对于研究温州基督教来说，提供了直接的史料。英人阿·克·穆尔(A．C．Moule)在《一五五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中对此作了大段引证，并借此作了多方面的发挥。他认为“本段是中国作者提到皈依基督教之事的唯一记载。”穆尔的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上述记载的影响和权威性却是无可否认的。［10］ 　　 　　另外，根据《元典章》以上的记载，显而易见的，将大德八年(1304年)视为温州基督教传播之起始点，是不合理的。 　　正如文章所云，当时温州的也里可温已创立“掌教司衙门”。据莫法有教授解释，这个“掌教司衙门”并非指宫府宗教工作部门——宗教事务管理局，而是也里可温自设的治理教务的行政机构，似今之所谓基督教协会、主教府之类。此外，也里可温敢与传统的佛、道二教争执抗衡，“侵夺管领”，且欲“班之于先生之上”，它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并发出在温州禁绝也里可温的禁教令，足见其势力已相当强大，此前必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久，已不得而知。 　　那么，温州的也里可温究竟发端于元代的何时呢?且看如下资料： 　　元至元十二年(1275)教徒马薛里吉思偕赛典赤，至闽浙造舍里八(见《元志顺镇江·大兴国寺记》)，义大利教士马可波罗亦于是时至浙，是为耶教至浙之始，未几温州设有基督教掌权衙门。［11］ 　　 　　针对以上文章，莫法有教授如此解释到： 　　这段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两个历史事实：一、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为基督教传入浙江之始：二、此后不久在温州设立基督教掌权衙门。但文中的“未几”是个模糊概念，到底有多长时间尚不能确定。不过前面所引的《元典章》中的那段记载实际上已指明了其下限，即在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前。因此，从上述史籍记载，可以断定：基督教最早传入温州的时间应为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与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间，即在十三、四世纪之交。［12］ 　　 　　那么，也里可温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传入温州的呢？ 　　元代温州的社会、经济、宗教状况 　　温州，地处浙南沿海，即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滨城市；历史悠久，是汉初的“东瓯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被誉为江南的“鱼米之乡”；气候宜人，素有“温和之州”之美称；山清水秀，并以山水著称于东晋和南朝；学人辈出，思潮涌现，以永嘉学派和四灵诗派闻名于宋代；境内海岸线长达三百五十五公里，温州港是全国十八个重点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历来较为发达，早在宋代就已成为著名的通商口岸，元朝在温州又设有市舶司，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优势，自然能吸引西方商人、传教士络绎而来。 　　在全国都有传教活动的大背景下，温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城市，不但吸引了外商，同时也吸引了来华的外国宣教士，加上温州人历来思想开放（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温州人首先开创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先河，为推动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温州模式”举世瞩目），喜欢学习先进，容易接纳新鲜事物，乐于突破陈规，善于融会贯通，这一切不但不同于国内的其他地方，也有别于省内的其他地方。 　　比如，元贞二年（1296年）2月20日，永嘉人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港启航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次年六月回国后著《真腊风土记》。可见，当时的温州人已经懂得外交和出使海外，而温州人的这一特性和这一思维方式，刚好为也里可温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也里可温教流传温州的一个契机。 　　再者，从地理位置来说，温州南临福建，而福建泉州又是西方教会在华的主要教区之一，担负着治理东南沿海一带的教务，于是温州便成了西方教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历史证明，温州的也里可温教正是从泉州传过来的： 　　 　　法国遣使会教士冯烈鸿［13］曾在他的《书信集》第四卷中转述过国外教会历史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称温州的也里可温教最先是从福建泉州(古称剌桐)传入的。我们虽然没有读到原始文献，但认为冯氏的《书信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泉州是唐武宗禁教之后教士的避难栖身的集中地之一，十三、四世纪则成为南方基督教的中心。而地处浙南沿海的温州，同闽南沿海素有海上贸易往来，因此当时的也里可温从泉州传至温州是可能的。如今在平阳、苍南一带仍流行着闽南话而不是与之接壤的闽北话，恐怕不是与之毫无根苗关系的。冯氏在《书信集》中还称，当时泉州教区曾派教士来温州开展传教活动，卓有成效，后不久温州的也里可温便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仅市区就建有四个教堂，堂址分别在东门天宁寺(今118医院院址)、南门花柳堂、西门庆云寺(现称上门)和小南门永宁门外靠城池处。可惜的是，当年这些教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故此无法找到实物证明。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这些记载如此具体，不仅历史地名准确无误，而且也符合当时传教的历史背景，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另据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也里可温”条云：“至顺元年(1330年)，教徒已逾三万。泉州、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昆明以及甘肃、新疆、蒙古的一些地区先后建有景教寺(教堂)或有景教徒活动。”由此可见，当时温州的也里可温已有不少教徒，具有相当的规模。迨元朝衰亡，受其支持和保护的也里可温随之江河日下，温州的传教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14］ 　　 　　再从地理位置来看，相对于朝廷而言，温州地处偏僻，它的北面一条瓯江更是形成了出行的阻碍——出门仅靠水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人口中依然流传着一句土话：“温州人出门，死（水）路一条”）。然而，正是由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状况，为也里可温教在温州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加上在古代邮政、通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即使外边世界禁教森严，教案四起，温州则可依然百无禁忌地开辟新的传教区。 　　另外，元代的温州，似乎充满了战乱，农民起义屡有发生，频繁的战争使得人心欠缺本有的安宁，而也里可温教正在此时进军温州。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永嘉陈虞之率族众千余人，在绿嶂垟一带阻击元军，后退至芙蓉岩据守击退元兵多次进攻。自此开始，一直到元灭（1276-1367），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温州大大小小共发生起义或战争近20次，真是满城风雨！ 　　除了经久不停的战争和起义，古代温州人也同样的具有仁慈友好、乐施好善的一面。比如，在仁宗延祐四年（1317）6月17日，婆罗公（今文莱）商船遇风漂至中界山（今洞头），船上14人受地方官礼待，资遣回国。延祐五年（1318），日本商船500余人往庆元（今宁波），遇风漂至平阳州五十二都大岙，当地官员将其送往庆元。温州人的好客，为也里可温教宣教士的输入温州而奠定一定的基础。 　　关于元代温州的宗教面貌，那先得从温州宗教信仰的历史渊源开始讲述： 　　温州宗教信仰源远流长。道教活动始于三国吴；佛教在西晋时就有佛塔，东晋时首建崇安寺；摩尼教在宋代形成教团，逐渐与其他民间宗教相融合；也里可温教于元代开始登陆温州；明代，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迁入，清乾隆间在温州城内建清真寺；天主教于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三度入传；基督新教于19世纪60年代传入。［15］ 　　以上史实反映了古代温州并非是一个“反异教”［16］的城市，当然，温州的这种情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温州能够接纳也里可温教，作为“原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份，其兴衰存亡必然受到全国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的影响。 　　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Gernet)指出：在中国……以一个绝对的角度出发来评估一个宗教的真伪与否的问题从未出现过。对普罗大众言，一个宗教若为其传统认受，其教义能提高公众的道德，其对社会的贡献是正面的，就足够了。而对统治阶层言，对宗教的态度则除以上的评估标准以外，尚要视乎不同的政治形势而定。若宗教运动被视为威胁了公共安全，则会被严厉惩处；对于那些“异教”、“邪教”之脱离了官方的控制，就更不被接纳。［17］ 　　 　　也正是在如此的大背景下，温州有了也里可温教的传教。 　　温州也里可温的强盛和腐化 　　再者，据以上《元典章》之记载可看到，当时道教呈控也里可温教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录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录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另根据史书记载，也里可温教与佛、道之争也并非温州一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18］其中的“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 　　也里可温由于当时的兴盛而导致蛮横，再至遭受它教排斥的例子很多，下面我们顺便来看看发生在镇江的故事。［19］ 　　 　　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淆的按语的，赵孟淆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淆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20］ 　　 　　实际上当时也里可温教徒的行为，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外，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教徒（即指也里可温教徒）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of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教徒，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21］ 　　 　　由此我们得知，当时温州的也里可温除了一些蛮横之外，它的遭遇也有可能体现了景教内部的腐化，而这种腐化则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 　　总之，也里可温在当时的背景下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祖之母吉别太后、皇后乃真氏与怯烈氏均为景教徒（正确名应该是也里可温教教徒）。至于教堂，不仅在北方燕京、甘州、宁夏广设传道机构，就是在南方镇江、杭州、泉州、扬州、温州等地也遍设教寺。这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过的，但随着元代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就被放在了历史的风尘之中，从此消失于中国，也消失于中国的温州。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