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看到《基督教要义》全译之际[转贴]

杨宁

写在看到《基督教要义》全译之际[转贴]
文/小约翰

     前些日子，在北京遇到雷立柏，他是奥地利人，在北大读完了哲学博士，已用汉语出了好几本书，他说：“你们中国学者不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就不要说懂西方文化。”照他这样的标准，我可不敢说自己“熟悉”加尔文。只不过最近得到一套全译本的要义，在抚摩感叹之余，想起与加尔文的相遇。

　　1536年，26岁的加尔文首次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后来又不断扩充再版，1539年他把第二版拉丁文版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法文，为加尔文作传的凡赫尔斯玛如此评论这一版的法文：“翻得极美，以至后来人们称加尔文为现代法语之父，正如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被誉为德语之父。”（《加尔文传》，华夏，2006，94页）

　　我看不懂拉丁文，也不能读他的法文原典，手中有的是他的《基督教要义》的英文简版Biblical Christianity(London,1982)，特意托人从国外购得，上边倒是划满了条条杠杠。还有的是《基督教要义》的英文网络版，不过看下来实在太累了。再就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初版的中译本，分上、中、下三册，我至今读过三遍以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大学图书馆很难找到这套版本，曾跑到金陵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去看，也看过从那边复印的本子。再就是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书两种（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71），还有关于加尔文的书，计有《异端的权利》（茨威格，三联，1986）、《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梅列日科夫斯基，学林，1999）、《加尔文传》（凡赫尔斯玛，华夏，2006）、《加尔文神学》（林鸿信，台北礼记，1994）、《基督教预定论》（伯特纳，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85）、《认识预定论》（史普洛，台北校园书房，1996）和《清教徒的脚踪》（钟马田，香港以琳，1993）等，另外就是近十种基督教教会史中论到加尔文的部分。

　　所以，这点资料实不足以进行“评述”，但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内，我觉得加尔文是近现代西方最深刻、最有影响也是最受误解的思想家（没有“之一”），他实在惠我良多，所以，不怕触犯很多学者们的“定论”，冒昧谈谈加尔文和我的缘分，谈谈他对我的几点影响。


　　第一，迄今为止，加尔文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见不算空前，但算绝后。

　　还记得大学期间借得第一本书就是梅林的《马克思传》，大学期间买的第一套成套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那时，多想从那里得到生命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但后来，自己内心的光越来越黯淡，精神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才发现，世界的恶不只在外部存在，也在人性内部弥漫，人性内部的恶远比他们想到的要多得多，人性可被教化也远比他们想到的要难得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里边的共和党人演讲说：“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我把这当成笑话来听。我经历到莎士比亚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按照舍斯托夫的说法，在自己的人性中发现了那个叫嚣的“地下室人”，那个地下室人可以为了一个戈比出卖整个世界。要么世界完蛋，要么我有茶喝，那就让世界完蛋吧，只要我有茶喝！

　　甚至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修身养性、自我超越，都深深怀疑起来。“美丽新世界”的许诺从小听得太多了，某一个时刻会像马丁·路德在罗马爬最后一级台阶时停下来，一个念头猛地闪过：“真是这样吗？”

　　只有看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后，这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两类思想家，一类思想家忙着告诉你答案，对人性的幽暗不置一词，他们生来就要当你的老师；另一类思想家和你一道站在生存深渊中，袒露出人性的迷惘，和你一道往前走，他们时刻准备着作你的精神兄弟。当时，我把加尔文好几段话抄下来，他批评那些属灵的斯多葛主义，批评一切试图粉饰人性黑暗的修炼派，撕下人性的假面，真诚地告诉我：不要伪装自己多么高尚、圣洁，承认自己人性的幽暗，面对它，从深渊中发出呼告吧！他扯断了我心中流淌的中国士大夫所谓“情调”之弦，折断了自以为义、自我超越的修炼之梯，让我不再表演和伪装，而是真诚面对。

　　有人说，没有人比加尔文对人性贬低得那么厉害的。可只有反复阅读才发现，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察背后，正是因对天光的执著。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说出了人性深处的病态，多少人就污蔑他是“病态的天才”，似乎只有平庸的肤浅才是惟一不“病态”一样。

　　对人性幽暗的洞察，前有保罗和奥古斯丁，后有加尔文。尤其在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深受笛卡尔和卢梭影响之后，对人性扩张如此轻信的以后世纪中，读加尔文才感到一份可贵的清醒。


　　第二，加尔文对人类自由价值虔诚维护。

　　自由，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梦想。

　　我也不例外。

　　大学时代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很深，颇有反叛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但时间久了，就发现，帕斯卡尔对怀疑主义的批评多么适切，怀疑主义是不彻底的，它无法彻底怀疑自己。自由一定不是想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样的话，自由就成了任性和放纵。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说从怀疑和批判的基座上什么也产生不出来，从空对空中什么也产生不出来。

　　那么，自由是什么？是不是自由只是一种传说，永远都找不到？

　　卡夫卡的小说多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谈到，人自由选择被奴役，当人自由地出卖自由时，他还算是自由的吗？

　　加尔文有勇气说“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Biblical Christianity, London,1982, P.13）。他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体系，他对自由的思考也从这里开始。他谈到人自由选择犯罪，从此活在罪的玷污中，人性全然败坏，这里的败坏是指范围上，而不是指程度上。从此，人因为选择犯罪就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但他的自由在自主返回上帝时是瘫痪的，因为人性的幽暗把任何自由的努力都窒息了，这正是人类自由匮乏的状况。人无法选择出生，也无法选择死亡，更无法选择上帝，若上帝是可以选择的，那上帝就屈服于人的选择能力。所以，上帝就预定了他的选民得救。预定论不是自由的毁弃，恰恰是自由的基础，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像地球吸引力是向下的，总是 “定”好了向下，人才能“自由”地举起手臂来，否则，连举起手臂这样的动作，都很难做到。

　　自由必须得有神圣的根基，得有真理的根基，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就会成为任性和放纵。因为人性是靠不住的。

　　加尔文不遗余力去讲上帝的预定，才为自由的落实提供了一个高远的精神领空。人在回应真理的召唤中找到真实的自由。而这自由的得着，恰恰是在真理里甘愿失去。这正是自由的吊诡。真信仰带来真自由，人就不会被形形色色的理性谎言和人性谎言蛊惑，也不会被自我神化的世俗政权吓倒。信仰之光才是自由之光。就像一个艺术大师达到自由创造的境界，背后一定有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作为支撑，否则，自由就是乱弹琴。

　　这一点，茨威格这样比较肤浅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不能理解，才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文主义的自由情怀大肆攻击，写出《异端的权利》这样带有最严重偏见的书，一翻就知道得很清楚。


　　第三，对个体价值的最高张扬。

　　在西方思想家中，连克尔凯廓尔也没有加尔文这样的力度，把人赤裸裸拉到绝对真理面前，让人的方方面面都要去面对那至高者，没有一寸领域不坦诚在真光之中。

　　那些只从自然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动物；

　　那些只从社会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机器；

　　那些只从宗教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天使。

　　在我所认识的思想家中，只有加尔文是从最丰富的方面看人，他看到人心自然的禀赋，承认自然中有真理的恩典和价值，从而给科学探索以最大推动；他也看到社会的权柄来自至高者，真理高于政府，把教会从政府的辖制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对专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又不陷入暴乱，而是带着“圣召”进入社会，为了荣耀上帝而工作，马克斯·韦伯看到了加尔文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贡献；加尔文更看到了人单单活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人必须得有宗教层面，才是一个整全个体，因为上帝是人生命源头，是人之创造主，人必须得到上帝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尊严，而生命的最高尊严恰恰是超验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才使每一个人都获得无比尊严，绝对不是在自然和社会上就可得到。因此，一切在头脑中思考人的尊严而不回到人的生命本源的举动，在加尔文看来无疑缘木求鱼。

　　人之伟大在于向上帝开放，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是人的一部分，也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人和全生活，这就给人带着“出世”情怀积极“入世”提供了途径，也同时摒弃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两种弊端。

　　和真理的过度连接，难道不会陷入禁欲主义和灵肉二分的泥潭吗？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加尔文的地方。在我个人阅读中，我发现加尔文的思想中其实有很好的回应，因为他不把人看成是割裂的，也不会让人用自己的“灵”克制自己的“肉”，而是强调全人向着罪彻底死去，凭着信心来到十架面前，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同钉，在信心中确信基督的代赎工作。路德强调“信”，而加尔文强调信“谁”，于是他把人的眼光放在真理的面容上，于是才可以向死而生。这样他就充分突出了圣灵的奥秘工作。圣灵在信徒中内住，他的生活就是全然更新的“活”，他就可以真如奥古斯丁说的那样：“真心爱你的上帝，然后自由行动。”生活就不再是禁欲，而是被真理吸引，对真爱专一。

　　那些批评加尔文是权力欲狂的人，没有看到加尔文两次在日内瓦，都是别人的邀请，他可从来没有想要在那里攫取什么权力。他被人尊称为大师，处处受人尊敬，把一个混乱、颓废的城市改变为新教中心、新教最为深邃的神学大本营，后来影响了全世界。而他自己直到临死前五年，连日内瓦公民权都没有。他并不认为可以把人生意义可以定义为社会上的成功。


　　第四，对绝对真理的谦卑态度。

　　这是我所看到的加尔文人格中最有特色的一点。他的传记很难写，因为他绝少谈论自己。梅列日科夫斯基记载马丁·路德会很骄傲地说：“我这个小修士可以让教皇发抖。”但这样的话放在加尔文身上不可想象，他连心里想都不会这样想。

　　今天很多学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餍足的谈论自己和论证自己伟大的癖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自己多么伟大，总觉得很奇怪，本质原因在于没有和真理面对面过。一个真正见到真理的人，会被真理折服，也会谦卑下来。起码，我在加尔文身上看到这种面对真理的谦卑和质朴。他一生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顾一切追求真理，而又不神化自己的追求，总是在真理的海洋中忘我。

　　在真理中忘记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他就会看轻世俗的荣誉和掌声，而被神圣的温暖和爱充满。连天主教的教皇都承认加尔文这个人，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不是他不知道钱的重要，而是他太热爱真理了，无暇顾及钱的问题。他死后，没有墓碑，连他的坟墓在哪里后人都不知道。绝对化超验真理本身，就会相对化自身，从而为自我神化情结“祛魅”。

　　真理就意味着“非如此不可”又能抑止人自发性的狂热从而给人以清明反省，这种清明的反省就是一种谦卑。很多人恶狠狠或者轻蔑地说：“绝对真理？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说这样话的人，其实已经忘了他们正把自己的相对绝对化。后现代思潮无助于对人类自我神化情结的祛魅，反而加速了不假思索的自我神化，在反对一切中神化了自我反对的姿势，实在是对生存真相的遮蔽。

　　然而，读加尔文传记，读加尔文，总能感受到这种惊人的朴素和谦卑。他直接、简单、从容、深邃而又犀利，哪怕从译文你都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只有那些深入者才能浅出，只有那些为真理忘记自身的人才能如此质朴地说出真理。

　　相反，在他的敌人身上，比如茨威格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他写的传记中，你总能发现这两位恰恰因为偏见而扭曲了事实，因为隔膜而误解了他的学说，缺少“同情性理解”和谦卑。

　　这是加尔文对我影响最大的四点，不太算是对他的评述，只是个人的阅读感触而已。

[ 本帖最后由 耳顺 于 2009-4-3 21:1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