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荷兰新加尔文主义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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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志勇《雅和博经学证道诗十二颂》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荷兰以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8-1929年）、与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与杜伊维尔（Herman Dooyeweerd, 1894-1977）为代表的“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m）的世界观神学。
凯波尔为荷兰牧师、政治家、记者、神学家，创建“反革命政党”，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并于1901年至1905年当选为首相。 针对改革宗教会在国家保护之下的萎靡不振，凯波尔提倡国家与教会在行政和功用上的分立，强调加尔文主义是一种全方位的世界观，基督徒应当把上帝的圣言落实到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凯波尔强调在政治领域中“上帝在国家和民族命运中的主权和引领”，再次凸现了政治神学在基督教思想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被称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之父”。[1]
巴文克为荷兰改革宗神学家、牧师，帮助凯波尔创建“流泪”运动—流泪从败坏的国家教会中被赶逐出来！他一生以在神学院和大学教学、研究、写作为主。他在哲学上是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思维和表达都非常严谨。巴文克强调普遍恩典，凯波尔则注重对立论。巴文克所著的四卷本《改革宗教义学》堪称经典之作，针对十九与二十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偏颇和基要主义神学的狭隘，巴文克阐明了以圣经为本的改革宗教义神学的博大精深。可惜，与古典改革宗经典性系统神学之作相比，如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加尔文的《基督徒敬虔学》，布雷克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奉》、查理斯·贺智的《系统神学》、吉尔的《神圣真道》等，巴文克已经开始把上帝的律法从教义神学中分离出来。可见，在新加加尔文主义中，哲学与学术开始占据显赫的地位，而上帝的律法则开始淡出系统神学家的视角，这是值得注意，也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2]
杜伊维尔为荷兰自由大学大学教授，精通基督教神学和哲学。杜伊维尔针对以康德为首的近现代人本主义理性主义者对自法论的提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宇宙律法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Cosmonomic Idea），强调整个受造界都处于上帝的律法之下。杜伊维尔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今西方基督教的衰微就是因为教会不知不觉在哲学和思想的出发点或前提上接受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自法论”（the autonom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改革宗传统中对上帝的律法的强调从此达到了自觉的哲学的深度，雅和博经学对上帝的律法的强调就是从这种自觉性开始的。我们把前提论从范泰尔所强调的护教学领域、把邦森所强调的神法论从伦理学领域推演到整个的哲学与思想领域，主要就是来自杜伊维尔的影响。[3]
“新加尔文主义”是指以凯波尔为代表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火改革宗的复兴。这种复兴并不是完全地复古，而是带有新时代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十二大方面的侧重上：
1）耶稣的主权：耶稣基督是受造界各个领域之主，不能把耶稣基督的主权仅仅局限在教会或个人领域；
2）人生的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当被救赎，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影响到各个方面；
3）文化使命：强调上帝在创世时赐给人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就是担任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以荣耀上帝之心来管理世界；
4）区域主权：人生划分为各个不同的区域，比如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威和功用，都当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必系之间不能互相逾越、践踏；
5）反对二元划分：反对自然与恩典、律法与福音、理性与信心之间截然二分的二元论，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和整全性联系；
6）框架与方向：强调圣约框架与人心的倾向，圣约框架自然包含律法作为标准，而人心的倾向则有顺服与悖逆之分；
7）普遍恩典：强调普遍恩典的重要性，尽管人仍然处于罪的影响之下，但上帝通过普遍恩典来抑制人的邪恶，使得社会基本秩序得以保存，科学和文化得以发展，不信者和信者之间可以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
8）前提论护教学：人的思维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基督徒当自觉地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本体性的前提，以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为认知性的前提，自觉地建立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9）心中的对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定的挣扎，或者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或者是悖逆违犯，这就是人人心中都存在的对立；基督徒当自觉地攻克己身，在这种对立或争战中靠主得胜；
10）排除思想中立：任何理论思维最终而言都不是中立的，人的所有思维和行动都处于一定的世界观的影响之下，而这种世界观的根基都是宗教性的；基督徒当自觉地以合乎圣经的全方位的世界观来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
11）律法的角色：上帝的律法不仅仅是摩西十诫，而是包括上帝所有的仍然有效的道德律。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律法不仅涉及到道德的层面或领域，作为上帝在受造界所设立的秩序（the order of creation），涉及到包括社会、心理、逻辑、历史、语言、经济、美学、司法、信仰等各个领域的法则；
12）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创造、救赎与成全，虽然人的堕落抱怀了上帝所设立的道德秩序，但上帝的救赎仍然使得世界与历史走向复兴与成全的方向。[4]
2009年3月12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发文，称“新加尔文主义”是“现在仍然在改变世界的十大思想体系之一”。[5] 新加尔文主义与旧加尔文主义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马可（Mark Driscoll）牧师总结为四大项。这四项总结有约化的倾向，并且集中在教牧和实践方面，并没有触及根本性的神学问题，但也具有一定的提醒作用：
1）在旧加尔文主义中，具有基要主义倾向的人则是与文化分离，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则是与文化混合，而新加尔文主义则是以宣教为导向，努力拯救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2）旧加尔文主义逃离城市，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新加尔文主义涌入城市，要为主得着城市，在城市中发动福音运动；
3）旧加尔文主义主张在使徒时期或新约圣经成典之后行神迹奇事的恩赐已经终止，也就是“圣灵恩赐终止论”（Cessationism）；新加尔文主义则是相信上帝仍然在行神迹不可测度，行大事不可胜数，就是“圣灵恩赐继续论”（Continuationism）；
4）旧加尔文主义对于其他基督徒担心怀疑，很难与其他宗派人士交流、合作；新加尔文主义则是爱戴所有基督徒，愿意在他们中间修桥补路，担负补足与成全的角色。[6]

[1] Abraham Kuyper, Principles of Sacred Theology, trans. J. Hendrik De Vri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8)；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2] Herman Bavink, The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Reformed Dogmatics, 4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2007).
[3]代表作是四卷本的哲学巨著  A New Critique of Theological Thought, trans. David H. Freeman and William S. Young, 4 vols. (Philadelphia: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53); 另有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Nutley, New Jersey: Craig Press, 1968)一书，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的主要观点。.
[4]请参考James Bratt,  Dutch Calvinism in Modern Americ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4); Gordon J. Spykman,  Reformational The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Doing Dogma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Albert M. Wolters, Creation Regained: Biblical Basics for a Reformational Worldview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 2nd edition 2005).
[5]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884779_1884782_1884760,00.html，2003年8月1日查考.
[6] http://theresurgence.com/2009/03 ... -most-powerful-idea，2003年8月1日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