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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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2002年）

                                    前    言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耶稣家庭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那时，中国的教会都是由西方的差会建立和支持的，并接受差会的资助和管理。一些封建排外反对基督教的人，称基督教为“洋教”，叫信耶稣的中国人“二鬼子”。满请末年发生的 “庚子惨案”，就是慈禧太后所倚重的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以杀洋人,灭洋教为目的的极端的排外流血事件，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残酷的一页。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基督教史》记载，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杀死外国传教人员243人（其中包括基督教195人，天主教48人外国儿童52人），杀死中国信徒5万多人，（其中包括基督教3万多人，天主教2万多人，东正教2百多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基督教界，一股自传、自养、自办教会的潮流在中国兴起，耶稣家庭就在这股潮流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自立、自办教会的先驱者，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教会组织。1926年在山东省泰安县诞生的马庄耶稣家庭，就是中国的第一处耶稣家庭。马庄耶稣家庭的创始人，名叫敬奠瀛，1890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临汶区马庄敬家枕村，一个中医和儒学世家，1911年进入泰安萃英中学，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学校里悔改信耶稣，中学毕业就决志一生为主而活。1921年他在家乡发起成立“圣徒信用储蓄社”，1926年马庄耶稣家庭挂牌成立，“圣徒信用储蓄社”并入耶稣家庭。1930年马庄耶稣家庭迁入马庄北坡新址，新址坐落在野地里，这里有敬奠瀛的曾祖父买下的三亩地，马庄耶稣家庭建立时，有土地二十四亩半，耶稣家庭主张中国的教会不依靠外国的资助，由中国的基督徒自己传福音，自己管理教会，自己牧养信徒。中国教会和外国教会的关系，是在神面前完全平等的自主的关系；中外教会都是基督身体的组成部分，应当互相联络作肢体。敬奠瀛创立的耶稣家庭以使徒时代的教会为楷模，效法《使徒行传》所记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徒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徒4：32）；“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4：34）。

    耶稣家庭的道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26－27）。归纳为：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

    加入耶稣家庭的人，必须是悔改重生的基督徒，并且有圣灵的带领，自愿放弃属世的名利富贵，将身心完全献给神当作活祭，变卖自己的全部家产，交给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的物质生产是凡有劳动能力的一律参加劳动，集体生产，各尽所能。有事齐做，凡物公用。

    耶稣家庭的物质生活是大食堂，一个锅里摸勺子，有饭同吃，丰富时各取所需，缺乏时平均分配，限量供应。

    耶稣家庭的灵命生活，注重祷告和查经，每天的晨更祷告和晚间查经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耶稣家庭谢绝国外的资助，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生产，来解决物质生活所需和传福音的需要。

    耶稣家庭同社会的关系是根据（太5：13－16）努力发光作盐、（徒2：47）“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和（可16：15）“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耶稣家庭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根据（罗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和（彼前2：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处在哪个政权时代，都做到出夫不怕死，纳税不怠慢。

    耶稣家庭的成员，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贫苦基督徒，他们的物质生活格外菲薄，异常清苦。有一首灵歌，非常逼真地描绘了耶稣家庭的生活情景。现抄录如下：耶稣家庭，贫苦结成。女勤织、男躬耕，努力生产，格外节省。天天仍是喝糊糊，年年还是穿补丁。论享受简直是个花子洞。肉身虽穷苦，心灵却丰盛。无求于世，不谋荣名富贵，道足乎心，充满喜乐、和平。个个爱人舍己，人人服务牺牲。生死是小事，救人为大功。做事要彻底，务求天人一贯，存心要远大，直达今生、来生。因此才撇弃破产，吃苦舍己不完成天国临世不放松。靠主大能，得胜体、魂、灵。爱灵统过于爱血统，爱救主过于爱性命。这就是以马内利，也就是耶稣家庭，正所谓人生最高峰。

    耶稣家庭继承了使徒时代教会的本色传统，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教会，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她是中国基督教会走上自传、自养、自治道路的开拓者，是中国教会进入独立自主、自办阶段的报春花。耶稣家庭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广大信徒，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贫苦劳动人民的关注和欢迎。从1926年马庄耶稣家庭在泰山脚下诞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耶稣家庭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全国已有二百七十多个耶稣家庭。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天津、内蒙古、辽宁等十三个省区。

    耶稣家庭不属于任何教会派别，她是一个独立的教会系统。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是发源地，被各个耶稣家庭尊称为老家，下余各地的耶稣家庭自称为小家，老家带领众多的小家走天路。各个小家的家长一般由老家选派或是由小家自己选出来，报老家按立。老家在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和六月初一例行七天大聚会，各个小家都派人参加聚会。小家的教牧人员，一般都去老家接受培训。老家有什么新的引导或带领，各小家都积极响应。在经济生活方面，老家与小家，以及各个小家之间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部传记所记述的是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五原县的十大股耶稣家庭，从1933年诞生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她是中国二百七十多个耶稣家庭中的一个小家，她的经历也是众多耶稣家庭中的一个缩影。

    这个小册子是一部历史题材，严格遵循历史学原则，所记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真实的故事。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一个中国教会所走过的历史踪迹，见证神在中国教会中的作为。但由于作者的灵命和学识所限，而且掌握的材料也欠周全，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望主内前辈和知情者，给予斧正充实。

                                        作者   郑实于二零零二年三月

壹、初 创 阶 段

                      （1933年——1941年）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16：18）。

    考察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历史，应当先从北京协和医院说起。1927年，马庄耶稣家庭在泰山脚下破土而出。耶稣家庭是一种新的教会模式，她那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的宗旨，她那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组织制度，都引起了中国基督教界的极大关注。尤其对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基督徒，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33年北京协和医院年轻的女护士洪多加、敬桂珍、李风英等四姐妹，结伴南下山东泰安，出席了马庄耶稣家庭的六月大聚会。大会期间，四姐妹受圣灵感动，向敬奠瀛家长提出一项建议：在大西北地区撒下耶稣家庭的种子。四位年轻的女护士把她们节衣缩食所积蓄的四百块银元，全部捐献出来，作为西北耶稣家庭的建设基金。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四姐妹这一爱主爱耶稣家庭的热心行动，在马庄老家引起了热烈反响。为了在西北建立耶稣家庭，他们举行专题禁食祷告会，经过数日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一个在大西北建立第一处耶稣家庭的方案，在敬奠瀛的心灵中已经形成：“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那里急待开发，把中国西北耶稣家庭的头一块基石，安放在河套。

    1934年春，敬奠瀛偕同马庄老家负责对外事务的董恒新兄弟，启程前往河套，路经北京，邀请协和医院护士四姐妹同行，一行六人乘火车到达京包铁路的终点包头市，进入当地的教会做见证，宣传耶稣家庭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有包头医院的两位医生受圣灵感动，当即辞职，跟随敬奠瀛加入了西行队伍。这两位姊妹，一位名叫陈碧玺，湖北武汉人，香港大学毕业，留学英国的妇科专家。另一位名叫左顺真，安徽人，是满清封疆大臣左宗棠的孙女。北京妇产科学校的老师。她们后来都成了马庄老家的柱石。

    从包头继续西行，既不通火车，也没有汽车，交通工具只有牛车、骆驼和毛驴。敬奠瀛一行八人，徒步走过了人烟稀少的五百里草原，来到河套东部重镇五原县城。在这里他们得到当地的主内肢体范保江、井星洋、王满照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帮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最终在距五原县城西南方向二十五公里一个叫十大股的地方，买下七百亩土地，这里就是大西北第一处耶稣家庭的所在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河套平原，开发程度很低，耕地少，草场多，仍然保留着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遍地生长着茂密的红柳、竹笈草和苇蒲。行人掩映在草林灌木丛中，举头青天湛蓝，低头草木葱茏，人们走在其间，前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敬奠瀛身临其境，领略造物主的奇妙大能，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灵感突发，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灵歌：《昂首青天外》。现抄录如下：昂首青天外，瑞云霭霭，信是耶稣来，号筒一吹开，霎时之间变形骸，变成一个光明的、荣美的体态。主啊！你在空中等待，吸引我到你怀，冉冉飘飘霭霭，上升绝尘埃。大千世界，万星千宿脚下踩。天使迎，笑嘻嘻，鼓掌来，天军排，齐整整，宛然玉树栽，主前来，将我抱在他胸怀，说我是他骸中骸。主我永不离开。

    与敬奠瀛同行的董恒新弟兄是一位音乐家，他在为《昂首青天外》谱曲的同时，被一灵所感，又为《帖前》4：16－17节经文谱了曲：“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两首诗歌：一首经文诗歌、一首灵歌，唱出了基督徒被提的指望和喜乐。

    敬奠瀛一行完成了为十大股耶稣家庭奠基的工作之后，协和医院护士四姐妹返回北京。敬奠瀛、董恒新、陈碧玺、左顺真四人取道银川、兰州、西安、开封，一路宣传神对耶稣家庭的带领，坚固已经成立的甘谷、眉县、开封等地的耶稣家庭。半年之后，回到山东马庄老家。

    1935年春，在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一辆山东式的独轮木车滚动在华北平原乡间的土路上，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车上载着简单的行李，坐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三个男人轮流着推车、拉车，风尘仆仆地向西北进发。凡看见他（她）们的人都认为这些人是闯关东的灾民。其实，他们都猜错了。这是马庄老家派往河套地区建立耶稣家庭的先遣队。他们的名字叫敬奠泗、吴恩典和汪树桐夫妻二人及两个孩子。为了节省路费，他们不坐火车，步行远征。从泰山脚下起行，过黄河，步行经过华北平原，跨长城，登上内蒙古高原，沿着大青山、乌拉山西进。风餐露宿六十天，长途跋涉三千里，说不尽的饥饿寒冷，道不完的劳累辛苦，在复活节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1935年4月，大西北第一处耶稣家庭挂牌成立。敬奠瀛命名为“十大股耶稣家庭”。这是根据使徒时代，教会的属地原则所定的名字。敬奠泗被任命为第一任家长。十大股耶稣家庭的首批组成人员就是从马庄老家长途跋涉来到的先遣队：敬奠泗一户一人；吴恩典一户一人；汪树桐一户四人。

    十大股耶稣家庭成立后，创业工作分两条线展开：家庭的人手，集中力量建住房，房舍建在吕二圪旦村；土地的垦种，因人力不足，采取了出租经营的方式。当年收获糜子三千斤，解决了口粮需用。

    1936年耶稣家庭接收了第一户自愿撇弃破产，走家庭道路的信徒王以汉，山东冠县人，他带着全家六口人，二百亩耕地，加入耶稣家庭，这一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户数增加到五户，人口增加到12人，土地增加到900亩。

    1936年最大的开工项目是兴建礼拜堂，从春天开工到秋天，三间礼拜堂约150平方米宣告落成。有了聚会的场所，就开始实行耶稣家庭的大聚会制度。即：正月大聚会七天、复活节聚会三天、六月大聚会七天、感恩节聚会三天、圣诞节聚会三天。1936年开始的头一个正月大聚会，有五原县城、福音村、邬家地村等地的主内弟兄姐妹七、八十人前来聚会，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个名字。

    敬奠泗是一个不识字又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当耶稣家庭的家长，经过两年的实践，自己深感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当地豪强排外势力的欺压，真是一筹莫展。1936年秋收以后，他决意辞去家长职务，返回马庄老家，请求另派有能力的人选，取代他的家长职务。临行之前，他把耶稣家庭的工作委托福音村教会的负责人范保江代管。

    敬奠泗返回马庄老家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了，交通中断，敬奠泗回马庄老家求援，杳无音讯。委托代管人范保江本是福音村教会的负责人，两地相距四十多里路，对十大股耶稣家庭的领导鞭长莫及。耶稣家庭群龙无首，工作陷于停顿，连礼拜堂也封了门。正当此艰难之秋，神已经为他的家，拣选了新的家长人选，这就是二十八岁的青年信徒李登峰。

    李登峰山东省临朐县人，是一位祖传的医生。1936年从山东老家来到五原县，探望他在五原县开诊所的姐姐一家。当他接触到耶稣家庭的人和事之后，就被其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所吸引。他认为信耶稣就是要脚踏实地的跟着耶稣的脚踪前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爱主的信徒。所以，他毅然撇下远在山东的妻子、儿女，只身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并把自己半年来行医挣到的一头耕牛，捐献给耶稣家庭。

    1937年，李登峰出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第二任家长。他上任后，立即从范保江手中接管了家庭的事务，首先把已封闭的礼拜堂门打开，恢复了家庭的聚会，敬拜神的制度。坚持每天的早晨更、晚查经，都在礼拜堂里聚会。家庭的大聚会开始邀请河套各个教会的肢体参加聚会。鉴于当地豪强势力欺生排外，社会环境复杂艰难，李登峰把家庭内部的生产、工作交托给王以汉弟兄管理，自己集中精力处理对外关系。李登峰发挥他医生的特长，针对当地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经常为周围农村的老乡治病；针对黄河沿岸蒙古族集中的牧区，性病流行，牧民苦不堪言，李登峰就深入牧区，为患性病的牧民注射特效药新阿斯凡拉明，手到病除。由于他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到家，收费低廉，对贫苦患者只收药费。他还努力学习蒙语，用蒙语同蒙古族同胞对话，受到蒙古族牧民的热情欢迎。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十大股耶稣家庭与周围农村牧区的社会关系，提高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知名度，社会环境日渐宽松了。

    1938年正月大聚会，河套各地教会的信徒，有一百五十多人前来十大股耶稣家庭聚会。会后出现了第一次加入耶稣家庭的高潮。先后有段伟德、杨树根、包振武、郭允喜、徐本源、康道生、李存兴、付祥臻、段之光、王银汉、段景文共十一户，二十二人决心走撇弃破产、吃苦舍己的道路，加入了耶稣家庭，其中王银汉捐献土地100亩。这一年家庭总户数15户，总人口34人，土地面积达到1000亩。

    段伟德河北邢台市人，1938年正月大聚会后带领全家四口人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李登峰发现这位弟兄属灵恩赐明显，讲道有亮光能感动人心，便竭力推荐段伟德出任第三任家长。后经会众禁食祷告和选举，决定按立两位家长：段伟德主内，负责家庭的灵修生活和农业生产管理。李登峰主外，负责处理对外关系，改善社会环境。这件事可以说明，李登峰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优良品格。

    1939年是个多事之秋，有三件大事发生：第一件大事：正月大聚会规模空前，有四百多人前来聚会，包头、呼市、银川的信徒也来了。仅坐二百人的礼拜堂，挤不下这么多的人，人们就在院子里坐在柴草上露天聚会。没有住宿的屋子，人们就搭建茅庵，结芦而居。这次大聚会是段之光领会，段伟德讲道，圣灵与段伟德同在，他大有能力，见证主的道，一连七天，四百人同心合意地唱诗、祷告，聚精会神地查经听讲，数九寒天竟无一人中途退场。大会最后一天是浸礼会和圣餐会。那年的正月初七，他们在义和渠中砸开二尺多厚的坚冰，施洗人段伟德和段之光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一连三个多小时，为七十名新信徒施洗。奇妙的是在那滴水成冰的日子，竟无一人喊冷，也无一人患感冒。特别是两位施洗人，在冰水中浸泡了半天时间，都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从冰水中走上来。四百人亲眼目睹神的大能，都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

    第二件大事是神为建大礼拜堂预备了优质的建筑材料。曹金瑞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弟兄。他在包头开商行，在银川也有买卖。他参加了1939年的正月大聚会，亲身经历了数百人在露天聚会的实际情况，就同李登峰、段伟德讨论了建一座能坐五百人的大礼拜堂的方案。曹金瑞主动承担采购和运输建堂用的木材和玻璃。他从贺兰山林场购买到长10米，直径40－50厘米的杉木大梁10根，檩条60根，在黄河里编成木筏，顺水漂流而下，直接漂进义和渠，在距离耶稣家庭南边三里远的义和渠西岸上岸。后来曹金瑞又从包头顺水路运来玻璃两箱，这些木材玻璃都是曹金瑞热心捐献的。这就为日后建大礼拜堂工程，做好了开工的准备。

    第三件大事就是日本鬼子入侵河套。1939年春，日本侵略军从包头西进，侵犯河套。当时防守河套的付作义部队，为防备日军西进，炸毁了西山嘴退水渠上的桥梁，同时大放黄河水，从西山嘴、乌梁素海，直到阴山前的牧羊海，成为一片汪洋。不料日本鬼子由德王的蒙古大队带路，沿狼山西进，至乌不浪山口，把山口重镇乌兰镇夷为平地。从五原县城北长驱直入，占领了五原县城，一度攻入临河县城。河套成了战争前线。五原县城里的人纷纷逃离县城，躲到乡下避难。十大股耶稣家庭成了五原县城内的基督徒的避难所。一时间就有二、三百人聚集在这里，耶稣家庭热情地收留他们，没有住房就收打竹芨、芦苇搭成茅庵，结芦而居。春播季节到来，耶稣家庭把土地分给能够耕种的逃难户耕种，从长打算，防备饥荒。几百个主内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地祷告神、仰望神、依靠神，患难中人们离神更近了，主内灵胞更加彼此相爱了。一首灵歌《家庭妙》唱彻了全村，把弟兄姐妹团结在一起：家庭妙，妙难言，男女老幼爱一团。劳苦服务精神坚，吃粗穿破滋味甜，爱里生活乐无边。枪炮权当爆竹听，飞机了作纸燕观，消息都由灵界传。说什么陆地仙境，说什么世外桃源，简直是天国临世，神在人间，妙难言。这些逃难的信徒，对耶稣家庭的感情更深了。

    在四月间，有三个伤兵辗转来到十大股耶稣家庭，要求庇护。李登峰冒险收留了他们。这也是为抗日救国尽一份爱国义务啊！于是立刻为他们洗伤换药，给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安排他们吃饭休息。可是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万万不能住在村里，他们受的枪伤一眼就可以看破，村里人多嘴杂，难保秘密。怎么办呢？天无绝人之路，李登峰想到，一出村往西南方向，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竹芨、红柳，行人无路通过，往深处走三里，在草林中间分布着一串三、四米深的风蚀坑，坑的四周长满了茂密的芦苇，这里人迹罕见，非常寂静。于是就地取材，选了一个最深的风蚀坑，用芦苇捆子搭盖了一个挡风寒的临时住处。趁夜深人静，搬来被褥把三个伤兵秘密安置在这里，每到深夜，有专人悄悄地前来给他们送饭送水，洗伤换药。一个月过去了，倒也平安无事，他们的伤势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月的一天，灾祸突然降临了。有一个伤势快要痊愈的伤兵，耐不住寂寞，一个人离开躲藏之处，来到村里转悠。正在这时，一队日本兵出城巡逻、扫荡，开到耶稣家庭所在的吕二圪旦村，日本鬼子召集全村人训话，这个伤兵被日军堵在村里逃不出去了，他只好混在人群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他一瘸一拐，步履艰难的走像，引起了日本军官的注意。把他拉出来一检查，竟然是枪伤。日本鬼子抓住了凭据，立即把这个伤兵捆起来审问：

鬼子：“你的叫什么名字？”           伤兵：“李爱民。”

鬼子：“你的哪里人？”               伤兵：“就在这个村。”

鬼子：“你的什么的干活？”           伤兵：“庄稼人，种地的。”

鬼子：“你的为什么受了枪伤？”      

伤兵：“一个多月以前，有一天我拉着柴火进城去卖，正碰上城里打仗，中了冷枪，真够倒霉的啊！”

    日本兵不住地拷打，伤兵头破血流，但是问来问去，始终是这几句话。日本军官失去了耐心，大吼一声：“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吩咐一声：“把他吊起来”，伤兵一看死到临头，反而更大胆了。“呸！”一口血水唾到日本军官的身上，大骂道：“小日本，就会欺负中国老百姓。一群豺狼，不得好死！……”日本军官暴怒了，他声嘶力竭地一声怒吼：“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这个法西斯端起刺刀，一个冲刺，伤兵胸前鲜血喷射，顿时死在他的屠刀下。

    日本鬼子又把李登峰、段伟德抓起来，分别审问。奇妙的是他二人的回答，竟同死去的伤兵的口供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又有李存兴老弟兄壮着胆来到日本军官面前，声称死去的人是他侄儿，要求领尸埋葬。日本军官仍然疑神疑鬼，决定把他们带到五原县城继续审问。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神用人想不到的奇妙，拯救他的仆人，绝处逢生。只见翻译官把日本军官请在一边，附耳咕噜了一阵日本话，日本军官的脸色终于阴转晴，他把手一挥命令道：“放了他们吧！”翻译官命人为李登峰、段伟德松绑，他亲自送二人离开现场，悄悄地告诉他们说，自己也是基督徒。他告诉日本军官：这两个人是基督教会的负责人，信耶稣的人最诚实，绝对不说假话，死了的那个人肯定是老百姓。把这两个人带走，是徒劳无功的，反而有损皇军的名声。翻译官最后说：“真感谢神，是神让日本人听了我的劝告，放了你们”。

    在当天晚上的查经会上，两个转危为安的人作见证。李登峰说：“在危难的时刻，神的话临到我‘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56；11）所以我心里很平安”。段伟德说：“我被捆绑的时候，也想到了耶稣的话‘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12：11－12）。我们并没有机会和那个伤兵见面，事先统一说话的口径。然而我们二人分别向鬼子所陈述的，正巧和那个伤兵的口供完全一致，没有破绽”。全体会众怀着激动的心情，反复高唱《撒迦利亚书》九章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将荣耀归给神。

    这场风险平静之后，留下的两名伤兵，被安全地转移了。

    1939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早已投靠日本人的德王，他手下的一支蒙古队跟随日本人开进了河套。这支蒙古队名声比日本人还臭，到处抢掠奸淫、无恶不作。七月的一天，有十几个蒙古兵闯进十大股耶稣家庭，他们破门入室、翻箱倒柜、抢钱掠物。一个蒙古兵从杨树根身上搜出三块银元，装在身上就走。杨树根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哪能受这种气，他一时性起，与这个蒙古兵争夺起来，身大力壮的杨树根竟把这个蒙古兵压在地上，把三块银元夺回来了。蒙古兵恼羞成怒，他把枪口对准了杨树根，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声子弹飞出去了，杨树根大吃一惊坐在地上。奇迹出现了，这颗对准杨树根头部的子弹，越过了杨树根的头顶，击中了他背后的房梁，人却平安无事。这个蒙古兵大惊失色，连声说：“他们这里真的有神！”于是招呼他的同伴，慌慌张张地撤离了吕二圪旦村。

    两场生死危难，两度转危为安，使住在耶稣家庭的几百名信徒的信心越发坚固了。正如（徒2：46－47）所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1940年最大的喜事：五原战役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出了河套。

    1940年三月，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付作义将军率领全军发起的五原战役，是河套的关键的一场战役，它已被载入抗日战争中胜利的光辉一页。

    攻打五原县城的主力部队，有安春山师，安师长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礼拜堂里。当安师长看到十大股耶稣家庭成了五原城里的爱国基督徒的避难所，听到耶稣家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救治抗日军队伤员的事迹后，对耶稣家庭的抗日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同家长李登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李登峰看到大军云集，师长忙碌异常，听到部队即将展开攻打五原的战役的消息时，便深夜晋见安师长，进行了一次深入坦诚的对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请求。

    李登峰的谈话归结为两条建议、两项请求：

    第一条建议：他建议把攻城的突破口定在五原城东门而不是选在西门或南门，因为西门、南门是出入五原县城的交通要道。包银公路从南门进五原县城，出西门到陕坝、临河，敌人定设重兵把守。而五原东门是一个不通公路的偏僻的小门，只能通过骆驼队和畜力车。这样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第二条建议：军队在义和渠上架设浮桥的地点，不要选在离县城太近的地方，最好选在义和渠上游，就在耶稣家庭南面的渠段上架桥。理由一是远避敌人耳目，易于保密；二是耶稣家庭有准备建堂的十根十米长的杉木大梁，可以就地取材，用来架桥。

    第一项请求：请求选派耶稣家庭的年轻力壮、头脑敏捷的人担任向导，为部队带路。因为这里有二百多名从五原县城逃出来的居民，他们对城内的地形了如指掌，尤其是这些人如今流离失所，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即打回老家去，他们参战的热情非常高。

    第二项请求：请求由耶稣家庭组织一支担架队，随军救护伤病员。因为家庭里有不少医护人员，可以胜任战地救护任务。

    安师长听完了李登峰推心置腹的一席话，激动地握住李登峰的手，他高兴的说：“你的那两条建议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那两项请求，我早已想到，命令你们承担这些任务。咱们二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啊！”

1940年三月，五原战役打响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安春山师的大队人马，从李登峰建议的搭桥地点，且是由耶稣家庭支援的器材建成的浮桥上迅速渡过义和渠，各部队分别由耶稣家庭派出的向导引路，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向五原县城疾进，深夜抵达五原城东门。在事先布置好的内应的接应下，先头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的摸进了县城东门，对准日军司令部架起了迫击炮，这时，日本鬼子还在睡梦中一无所知。总攻的信号弹刚一升上天空，一发接一发的炮弹，连续不断地在日军司令部头顶上炸响了。敌军司令部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中，其指挥中枢陷于瘫痪。安春山师突袭日军中枢，炸毁其司令部，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司令官，被“誉为”名将之花的山村秀夫，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打死的。

    战斗期间，十大股耶稣家庭派出了由三十个人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始终活跃在战场上，共救护转移伤病员六十多人。

    五原战役胜利结束，日本鬼子被彻底赶出河套去。十大股耶稣家庭竭尽全力支援抗战的突出表现，受到绥远省政府的表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五原城举行规模盛大的祝捷大会，表彰五原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十大股耶稣家庭家长李登峰披红戴花应邀在主席台前排就坐。付作义将军在讲话中，提名表扬十大股耶稣家庭在支援五原战役中的突出表现，号召全体军民学习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抗日爱国的模范行动。李登峰从付作义将军手中接过一面鲜红的奖旗，上面绣着“奖给五原战役支前模范十大股耶稣家庭”，后面的落款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赠”。

    五原县城光复了，二百多名在十大股耶稣家庭避难的城里人，欢欢喜喜地返回故里，耶稣家庭结束了一年多的喧闹拥挤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曾经在耶稣家庭避难的人们没有忘记同生死、共患难的耶稣家庭的弟兄姐妹，也永远纪念这段不平常的艰难岁月。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个名字，已经牢牢地铭刻在他们心中。

    1941年又一件大事是动工兴建大礼拜堂和十二间住宅工程。这项工程原计划在1939年动工，由于日本鬼子入侵河套，十大股耶稣家庭忙于接待和安置几百名逃难的同胞，又加上支援抗日前线任务繁重，工期被迫推迟了。直到五原战役大捷，河套全部光复，1940年工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解决选址问题。1933年敬奠瀛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四护士购买的700亩土地，是在吕二圪旦村的南面，后来王以汉、王银汉加入耶稣家庭奉献的300亩土地，坐落在吕二圪旦村的西面。两块土地不连片，需要调换。考虑到吕二圪旦村南的700亩土地，东北方向靠海子，西南方向尽是风蚀坑，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吕二圪旦村西面的那300亩土地，地面平坦广阔，靠近无主荒地，发展空间很大，又临近沙河渠，灌水比较方便，所以决定向西发展。但是这样做，必须和相邻地户调换地块，这又面临一个复杂的关系问题。为此，耶稣家庭举行了专题祷告会，段伟德提出如果符合神的旨意，求神帮助，事情顺利。要不是神的旨意，求神拦阻。会后责成李登峰负责，并指派与有关土地户关系好的王以汉、王银汉协助工作，又请在本地社会中有威望的范保江弟兄出面协调。真是神的恩典，这件人看复杂困难的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两片土地连成了一大片。于是决定把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住址从吕二圪旦村迁出，建在距吕二圪旦村西二里远的十大股耶稣家庭1000亩土地的中心地带。

    大礼拜堂工程需用的材料，计有10米长杉木大梁10根，松木檩条60根，以及作门窗的木材，还有门窗玻璃两箱，都是曹金瑞弟兄捐献的，早在一年以前就预备好了。住房用的木材从当地购买，竹芨、芦苇都是就地取材，砖坯由自己制作。工程设计与施工由汪树桐弟兄主持，他是一个出色的泥瓦匠师傅。1940年5月破土动工，五原城里先后有七十多个弟兄自带口粮来工地干活，福音村的范保江、王满照弟兄也来帮助筹划调配。到1940年秋天，一座能容纳五百人的大礼拜堂竣工了。这座礼拜堂高大宽敞，玻璃门窗，在当时的河套农村，显得鹤立鸡群。与大礼拜堂同时建成的还有住房十二间，十大股耶稣家庭已经初具规模。

    屯垦队有位薛得恩副团长，他们夫妻二人都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在五原城内南门里大街东侧，有一座院落，占地二亩半，其上的建筑物有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1941年薛团副调离五原时，就把这座住宅全部捐献给十大股耶稣家庭。这里就是后来成立的五原县城耶稣家庭的所在地。实际上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招待所和转运站。

    潘懿清山东齐河县人，在屯垦队当副官。1939年悔改重生，他是在正月大聚会期间，七十名受洗的新信徒中的一位。他从受洗归主的那一天起，就忠心耿耿地服务教会。十年后，为神的家作出最大的牺牲。正如经上所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19：30）。

                      小         结

    1933年至1941年，这九年期间，是十大股耶稣家庭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九年发展，从无到有。

    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四姐妹的无私奉献，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起源；马庄老家创始人敬奠瀛的河套之行，把耶稣家庭的基石，安放在五原县十大股村；第一任家长敬奠泗率众徒步远征、风餐露宿，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体现了耶稣家庭吃苦舍己、撇弃破产的道路和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本质；第二任家长李登峰年轻有为、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际，十大股耶稣家庭得以起死回生。他服务四乡，广交朋友，为耶稣家庭取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他把耶稣家庭建成战争避难所，全力救助和安置几百名从日寇铁蹄下逃出来的主内弟兄姐妹，团结了广大的信主的群众。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救治抗日伤兵，突出体现了耶稣家庭抗日爱国的优良本色。他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率领耶稣家庭全体出动，奋力支援五原战役，战功卓著，受到付作义将军的表彰奖励，使耶稣家庭名声大振。他推荐比他灵命更高的段伟德弟兄，出任第三任家长，为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发展壮大，铺平了道路。

    第三任家长段伟德具有两大才干：第一，他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提后2：24）。“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他负责领会、讲道、查经。使弟兄姐妹生命大有长进，神的教会兴旺起来，并且在乡村布道上下功夫。第二，他是个种田的能手，对农业生产内行，十大股耶稣家庭以农为本，自从段伟德加入家庭后，在他的计划安排下，耶稣家庭的农业生产一年更比一年强。

    到1941年末，十大股耶稣家庭户数17户，人口39人，土地1000亩，已经连成一片，并且盖起大礼拜堂五间300平方米，住房十二间360平方米，为下一步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贰、兴 旺 时 期

（1942年——1950年）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6－47）。

    从1942年到1950年，这九年内，是十大股耶稣家庭大发展的时期，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为了详细记述这段时期内所发生的历史故事，这一章按时间顺序排列，逐年记载。

                                一 九 四 二 年

    李登峰、段伟德两位家长，作为神家的管家人，颇有自知之明，到一九四二年十大股耶稣家庭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此他们是喜忧参半。他们高兴的是神的家将会兴旺壮大，久旱逢甘霖，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们忧虑的是自己能力有限，要驾驭新时期的前进车轮，力不从心。他们带领全家会众恒切祷告，求神差遣一位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牧养神的教会，开创新局面。1942年春节，曹金瑞弟兄从包头前来参加正月大聚会，开会期间，李、段二人与曹弟兄促膝长谈，二位家长谈了想请求山东马庄老家选派新家长的打算。他们说：“耶稣家庭的家长本来应由马庄老家选派，头一任家长敬奠泗自感不能胜任，返回山东请求马庄老家另派家长人选，他一去正碰上‘七·七事变’，交通中断，杳无音讯。我们这两个人当家长属于毛遂自荐，至今马庄老家也没有按立我们，况且我们也自感力不从心，不能胜任下一步带领耶稣家庭大发展的任务。”曹金瑞弟兄听了二位家长坦诚的谈话，大受感动。他自报奋勇说：“如果二位愿意委托我，即请按手为我祷告，派遣我跑一趟山东马庄老家求援。”二人一听喜出望外，连手按在曹弟兄头上，恳切祷告，并给敬奠瀛老家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在曹金瑞手里，委托他到山东去了。

    1942年6月，曹金瑞弟兄，辗转来到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正赶上参加六月大聚会。曹金瑞面见敬奠瀛老家长，把李登峰、段伟德的亲笔信交给他。老人详细地看了李登峰、段伟德的信，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自从敬奠泗返回老家，正碰上“七·七事变”，十大股耶稣家庭就同马庄老家断了联系。在漫长的五年时间里，一直杳无音讯。老人对他亲自奠基的十大股耶稣家庭真是昼夜牵挂。曹金瑞的到来，不但沟通了双方的联系渠道，还带来了十大股耶稣家庭在艰难的处境中，蒙神保守、祝福，得以生存、发展的好消息。老人高兴的热泪盈眶，当即请曹金瑞在大会上作见证，详细介绍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发展变化。曹金瑞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聚会的时间到了还没有讲完，老人破例将时间延长半小时。曹金瑞的见证，给上千人的大会带来了新的兴奋点。第二天紧接着为十大股耶稣家庭新的家长人选，举行了专场祷告会。六月大聚会结束后，老家长敬奠瀛又邀请曹金瑞进行了一次谈话，告诉他神已为十大股耶稣家庭预备了一位新家长，他的名字叫朱邦仁。

    朱邦仁山东高密县朱家沙窝村人，1901年出生。他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是自强自立的女性。因为丈夫娶姨太太，坚决与其分居，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走南闯北，先后到过九江、安庆等地的学校任教。她含辛茹苦把儿女培养成人。儿子朱邦仁，齐鲁大学毕业，留日医学博士，就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组建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大队的大队长。女儿朱义达留美医学博士，就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组建的内蒙古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一个单身女人 ，培养出两个医学博士，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邦仁学成回国，首次到达上海，就被宋美玲选中，作了蒋介石的家庭医生。1935年他的母亲到马庄耶稣家庭聚会和考察，被耶稣家庭的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所吸引，回来向他儿子介绍马庄耶稣家庭的情况，他深受感动。经过一个多月的祷告，圣灵的带领越来越明显，于是下定决心，撇弃世上的名利富贵，走耶稣家庭的道路。他毅然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宋美玲对此事非常关心，她召见朱邦仁，详细询问了耶稣家庭的情况和朱邦仁的打算。当她明白了耶稣家庭以使徒时代的教会为楷模，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之后，对朱邦仁的选择表示理解和尊重，同意他辞职，并勉励他，凡事都以圣经上神的话为准则。

朱邦仁辞职的消息，在他的同事、朋友圈子里引起了一场轰动，人们七嘴八舌，对他的行动深感意外，难以理解，大家轮番来劝阻他。更多的人是众说纷纭、讽刺嘲讥，当成新闻来传播。有的说他犯傻，放弃在中央机关优越的地位，一心钻到穷乡僻壤去自讨苦吃；有的怀疑他精神出了毛病，拿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当儿戏；有的则说可怜一个医学博士就此埋没了……纷纷扬扬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扰得他心烦意乱、寝食难安。在这困难的时刻，是圣灵安慰他、鼓励他，赐给他一首灵歌——《我心爱主》：

1、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

2、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势可依，主啊！我心爱你。

3、家人离弃，朋友嘲讥，主啊！我心爱你。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

4、如醉如痴，无识无知，主啊！我心爱你。终日被杀，被交于死，主啊！我心爱你。

副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他终于战胜了环境，坚定信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1935年冬，朱邦仁带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山东泰安，加入马庄耶稣家庭。朱邦仁的妻子高毓秀，北京人，也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1938年他的妹妹朱义达完成学业，回国探望老母亲，顺便也加入了马庄耶稣家庭。朱邦仁加入马庄耶稣家庭后，立即奉派担任山西省侯马耶稣家庭的家长。“七·七”事变后，到1938年初，日军占领了侯马，侯马耶稣家庭随即处在险恶的环境中，朱邦仁一天六次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幸亏他会日语，他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日本鬼子周旋，才保护着一百多弟兄姐妹，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事后他警觉到自己讲的准确的日语露了马脚，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连夜离开家庭躲藏起来。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晚上有弟兄向他送信说：第二天早上，日本军官一连三次前来找他。于是朱邦仁连夜逃离侯马，绕道长治、洛阳，前往中国军队控制的潼关，把妻子儿女接出来后，就前往西安，后来到甘肃省天水创办了耶稣家庭。朱邦仁开拓创新的恩赐和能力，得到了敬奠瀛的赏识。

    1942年7月，马庄老家派专人来到天水，把敬奠瀛老家长的亲笔信送到朱邦仁的手里。在他看信的时候，一段经文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6：8）。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交待了天水耶稣家庭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带着妻儿赶回马庄老家，领受新的使命。

    1942年秋，朱邦仁带着母亲、妹妹、妻子和三个儿子，经北京、包头来到河套五原县，出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第四任家长。朱邦仁接任的时候，十大股耶稣家庭总户数十八户，总人口四十五人。土地一千亩，房屋十七间，面积六百六十平方米。

    朱邦仁为了打开新局面，1942年的秋冬，他做了六件事：

第一件事：把十大股耶稣家庭从临时住地吕二圪旦村，迁入新落成的住所，这标志着十大股耶稣家庭步入了正式轨道，拉开了新时期的序幕；

第二件事：在五原县城，薛得恩捐献的房屋院落内，建立五原县城耶稣家庭，作为十大股耶稣家庭与弟兄教会联络的窗口和主内同胞的接待站；

第三件事：选择确立自己的助手。宣布李登峰主管对外关系事务；宣布段伟德主管农业生产，并协助家长主持查经、祷告等灵修工作；宣布王以汉主管房屋建设（王以汉是木匠）。对于副家长的人选，他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经过半年多考察，宣布潘懿清为副家长。潘懿清是1939年信主的新信徒，对这项任命有些出人意料，然而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潘懿清对神家的赤胆忠心的事实，令人信服的证明，朱邦仁的这个助手选对了。

第四件事：使耶稣家庭的灵修生活制度化：

一、每天的晨更祷告会：夏令季节早晨五点开始；冬令季节早晨五点半开始，时间一小时，天天如此。

二、每天晚上的查经会：夏令季节每晚八点半开始，时间一小时；冬令季节每晚七点半开始，时间一个半小时，日日坚持。

三、礼拜天聚会：每礼拜天的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半聚会，时间三个小时。下午休息半天。

四、节日敬拜：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各聚会三天。

五、例行大聚会：正月大聚会，也叫冬令会，每年的阴历正月初一至初七，聚会七天；六月大聚会，也叫夏令会，每年的阴历六月初一至初七，聚会七天。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与马庄老家大聚会的日期重合（因为马庄老家也是正月初一至初七聚冬令会；六月初一至初七聚夏令会），便于派人出席马庄老家的两次大聚会。从1946年开始，把十大股耶稣家庭每年两次大聚会的日期，推迟到每年的阴历二月初七和十月初七。

六、提高唱诗敬拜的质量：唱诗敬拜神是基督教的一大特色，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圣经上说：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22：3），又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诗96：1/2）。按照圣经真理，在马庄老家由作曲家董恒新主持编印了《耶稣家庭诗歌集》，发给人手一册。诗歌分经文诗歌和灵歌两类，朱邦仁强调唱诗要以唱经文诗歌为主、唱灵歌为副，因为经文诗歌是用圣经上的话作歌词，谱上曲调来吟唱。大家口唱心和地唱经文诗歌，同时把神的话铭记在心里。他尤其主张多唱《诗篇》，其中诗篇第1、13、19、23、27、32、34、43、46、47、51、61、84、90、100、103、121、123、126、130、133、138、142、146、149、150篇等诗歌更是反复吟唱，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些诗歌多数是由董恒新谱曲的。

    设立男女青年学生唱诗班，提高唱诗敬拜的质量，是从朱邦仁开始的。

    以上这些灵修聚会制度，自从十大股耶稣家庭成立，就确立了。到朱邦仁出任家长以后，这些制度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更加制度化了。

第五件事：强调实施乡村布道，每礼拜天派出三至五个布道小组，每组二至三人，轮流到四周的乡村，逐村逐户传福音，领人信主。

第六件事：敞开耶稣家庭的大门，积极参加各地教会的聚会活动，密切同兄弟教会的交通联络。朱邦仁偕同段伟德、李登峰，在半年时间内，遍访河套内五原、临河、陕坝、狼山、安北、百川堡、份子地、蛮会、福音村、邬家地等各处的教会，逐一参加了这些教会的大聚会，广泛结交各地教会的教牧人员和一般信徒。深入宣传耶稣家庭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的精神，引起了各地基督教界的关注。1943年的新正大聚会，举行献堂礼，邀请河套各县各地的教会负责人和信徒来参加大聚会，各个教会和十大股耶稣家庭彼此更加亲密了。从此，一曲灵歌《家是爱的组织》唱遍了整个河套的教会：1、家是爱的组织，绝非强权的产物，是父子，是弟兄，是姐妹，是疲乏者休息处，是伤心者安慰所。末日的狂风骇浪，无法无天，主家应时出现，真是新展的母翼、灵化的方舟，劳苦伤心者盍归乎来。2、彼得弃网从主，挪亚破家造舟，蒙选召都作了救人的领袖。而今是苦海水茫茫，灾河浪悠悠，多少灵魂任沉浮。安得牧人尽挪亚，建造教会作方舟拯救全球。水涨船高，待主来浮上星洲，好与新郎永聚首。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个名字，在河套各地的基督徒中间，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一 九 四 三 年

    1943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年有刘升汉、刘佐汉、李彼得、贾书太、李连升、李春花、张锡安、于良才共八户、三十二人撇弃破产，进入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一年耶稣家庭总户数达到二十八户，总人口达到七十七人。

    这一批入家庭的人中，刘升汉山东省安丘县，他十九岁就被按立为当地教会的长老。1941年逃难来到河套，在狼山县份子地建立教会，并且当选为长老。刘佐汉后来出任十大股耶稣家庭农工部主任。于良才是山东潍坊地区著名牧师于重生的儿子，曾在河套各地广传福音。张锡安是个铁匠，后来在耶稣家庭的铁工部当师傅。

    还有家住福音村的孙大卫、孙万树俩兄弟，把他们与耶稣家庭土地接壤的二百亩耕地，捐献给耶稣家庭。这一年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扩大到一千二百亩。

    十大股耶稣家庭以农为本，河套地区干旱少雨，全靠黄河水灌溉，因此有“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美誉，所以在这里，没有水利就没有农业。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处在沙河渠灌域的上游。1943年沙河渠口往上游延伸，由付作义部队开挖的一百二十里上游改线工程，当年竣工通水，沙河渠更名为复兴渠。从此，十大股耶稣家庭至沙河渠渠口，三十里旧渠道被废弃。这样以来，十大股耶稣家庭以及相邻的吕二圪旦村、锦绣堂村、三义泉村、刘召圪旦的土地都浇不上黄河水了。疏通渠道，解决灌水，成了一九四三年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要引来黄河水，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建拦河坝一座，长40米，宽铺底12米，收顶4米，高5米，土方工程量1600立方米。

    第二，这一段原沙河渠上游的15公里渠道，在春天枯水季节，由于黄河主流变迁无定，进水困难（这就是沙河渠上游改线的原因），但在夏秋丰水季节，由于引黄渠首闸口已被冲毁，荡然无存，洪水长驱直入，就形成了洪水泛滥、淹没农田，甚至有大水冲断复兴渠的危险。所以，复兴渠管理部门提出要使用沙河渠上游这段废渠道，除建筑牢固的拦河坝工程之外，还要用户用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保证拦河坝绝对安全，如发生决口，造成经济损失，要负责赔偿，发生冲断复兴渠的险情，还要负刑事责任。

    第三，引黄渠口以下渠道长2.5公里，已被淤塞，清淤工程约4000至5000立方米。

    这个工程任务大，工期紧，单靠耶稣家庭一家无力完成。所以李登峰请求当地保长乔旺出面，召集吕二圪旦村、锦绣堂村、三义泉村等用水各村的甲长和大户，到耶稣家庭协商，联合施工。协商的结果是：拦河坝工程由于工程质量要求严，且全是担方（由人工担土筑坝）工程难度较大，交耶稣家庭施工，并请复兴渠的工程技术人员张启世来监工。保证拦河坝安全的责任状，是由耶稣家庭家长朱邦仁签名划押，请五原县县长作保，交复兴渠管理部门执行。

    上游渠口段清淤工程，虽然土方量较多，但全是丢方（用铁锹直接把土扔在两边），工程难度小，由三个村按用水地亩来分担。

    过了复活节，一等土地解冻，十大股耶稣家庭全体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力投入筑坝工程。起早贪黑苦干一个月，拦河坝工程竣工了。五月间终于引来了黄河水，种上五百亩糜子，收获粮食4万斤，除完成上交公粮任务外，还解决了自身的吃饭问题。

    1943年双十节，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付作义将军，派专人来到十大股耶稣家庭，邀请朱邦仁到陕坝共度国庆节。这件事起因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玲到第八战区视察，并召开了兰州会议，付作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宋美玲告诉付作义说：她的一个朋友朱邦仁去了河套。从此，付作义得知朱邦仁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了朱邦仁是留日的医学博士，是个难得的人才。节日期间，付作义将军以朋友的身份设家宴为朱邦仁接风，并请他的三位师长董其武、孙兰峰、安春山作陪。席间，安春山师长对十大股耶稣家庭支援五原战役的事迹大加赞扬，他说：耶稣家庭是爱国的，李登峰是好样的。他曾经向付将军推荐过李登峰，付将军要破格提拔他到绥远省政府任职。但李登峰说：他已经全时间奉献给耶稣，婉言谢绝了他的推荐。付作义将军则竭力劝说朱邦仁来为他主管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朱邦仁说：他是从蒋夫人那里主动辞职，走耶稣家庭道路的。如今再在付将军处任职，于蒋夫人面子上不好看。于是付将军退而请他担任他的医务顾问，朱邦仁只好应允。这一次，付将军送给朱邦仁两匹乘马，作为见面礼。

    1943年冬，十大股耶稣家庭分为东西两片，遍访河套各地的教会和信徒。东片包括五原、晏江、安北三县，由李登峰、段伟德、王以汉负责。西片包括狼山、临河、陕坝三县，由朱邦仁带着刘升汉、于良才三人负责。他们逐个走访各地的教会，参加各个教会的冬季大聚会，见证神的恩典，交谈灵命进深和传福音的体会经验。

                                一 九 四 四 年

    1944年春，加入耶稣家庭的有李新年、左振吉、孙希曾、王桂森、武生达、张启祥、王文选、高文翰，共八户，二十四人。这一年耶稣家庭总户数三十六户，总人口一百零五人。

    1944年邬家地耶稣家庭成立，李新年河北省乐亭县人，出任第一任家长。

    张启祥山东省安丘县人，他是陕坝蛮会教会的长老。

    王桂森河北唐山市人，他在后来1951年当选十大股耶稣家庭第五任家长。

    1944年秋，付作义将军又一次召见朱邦仁，与他促膝长谈，付将军详细询问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情况。他说：“我头一次看到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名字是在五原战役祝捷大会上，才知道你们抗日爱国表现不凡。”当他得知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之后，他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耶稣家庭支援打日本那么卖力气，原来这些人都亲身尝过当亡国奴的滋味啊。”付将军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现在从内地逃来河套的难民一年比一年增多。你们基督教提倡荣神益人，你可否建立一个机构，安置难民，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件事对维护社会安定，增加生产，加强抗战力量都有益处”。朱邦仁回答说：“这是件好事，但我们耶稣家庭力量有限，所以我只接收信耶稣的。”付将军说：“这样也行，难民中基督徒也不少。有困难政府可以帮助。”

    后来，朱邦仁根据付作义将军的想法，成立了绥远省耶稣家庭孤贫院。报绥远省政府备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分配给孤贫院一批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物质，其中有衣服、棉被、药品、医疗器材等。还拨给一套农业机器。货物在连云港口岸，通知派人去学习接收。后因内战爆发，交通中断，这套农业机器终未到手。

    1944年十大股耶稣家庭进一步密切与各地教会的关系，除派人遍访各地教会以外，重点放在邀请各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正月大聚会。这一年盛况空前，河套地区各教会都有人来，连沦陷区包头的教会也来人了，有五百多人参加大聚会，五间礼拜堂坐的满满的，黑夜全部宿舍和礼拜堂都挤满了还住不下，只好到吕二圪旦村去借宿。这次大聚会由朱邦仁主讲《路得记》，以路得撇弃外邦家乡，紧紧跟随婆母，“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得1：16）为题，讲到她归回神选民的以色列国，并毅然决然地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1：16），与婆母同生死，共患难。“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得1：17）。号召大家学习路得，顺从圣灵的引导，跟着主耶稣的脚踪，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圣灵大大做工，大家心里火热。大会期间有多人报名，要求加入耶稣家庭。十大股耶稣家庭兴旺发达的时候到了。

                               一 九 四 五 年

    1945年是十大股耶稣家庭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成就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大批主内弟兄姐妹，撇弃破产加入耶稣家庭。这一年有二十二户，八十五人进入耶稣家庭，是加入耶稣家庭人数最多的一年。他们的户主姓名是：郭金山、马玉为、李桂升、包荣光、赵焕斗、李三正、孙召修、范有增、梁兴周、张继宣、杨重生、鹿鸿渐、杜作舟、侯振清、苑寿铭、殷墨斋、马善琦、荣敦仁、李怀均、刘长吉、柳以信、付鑫。

    这些人当中：荣敦仁原是临河县法院的法官，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来当了耶稣家庭完全小学的校长，为发展十大股耶稣家庭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怀均夫妇二人都是老资格的教师；梁兴周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曾在山东日照县开医院；马玉为是一位有经验的会计，就任耶稣家庭的主管会计；李桂升是一位出色的纺织业师傅，他创建耶稣家庭纺织作坊，为解决几百口人的穿衣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鹿鸿渐、杜作舟、刘长吉都是技艺高明的木匠师傅，是耶稣家庭建筑业急需人才；殷墨斋是著名的种菜把式，为耶稣家庭建立起河套农村所少有的年年丰产丰收的菜园；范有增是农业生产的行家，担任农工部顾问；郭金山虽然是个残疾人，但他忠心耿耿，又有见识。他当保管员，把仓库管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945年济南市亚东药房，捐款为十大股耶稣家庭购买土地七百亩，这一年耶稣家庭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一千九百亩。

第二件大事：建立健全各种生产、生活组织。

一、健全农工部：从事农、林、牧业生产，下设菜园、牲畜饲养院，解决吃饭问题。任命段伟德为农业部主任，刘佐汉副主任，范有增为顾问。

二、新建纺织作坊，发挥河北、山东人土纺土织的传统手艺，自己纺线织布，解决穿衣问题，由副家长潘懿清兼主任，李桂升任顾问。

三、扩大建筑部，下设木工房、铁工房，突击建造房屋，解决住房困难。任命李登峰为建筑部主任，刘升汉为副主任。

四、扩建大伙房，下设碾房、磨房，负责粮食加工和一日三餐的食品制作和分配供应。任命林来恩（女）为大伙房主任。

五、建立针线房，负责衣服、鞋袜、帽子的制作缝补，任命马玉洁为针线房主任。

六、设立财务股，负责财务管理、物资保管管理，马玉为当会计，郭金山当保管，由副家长潘懿清兼管任股长。

七、对外事务仍由李登峰负责。

第三件大事：大兴土木，解决了住房困难。

    人口骤增，住房就紧张起来，连饲养院，场面房都住满了人，还得安排一些人到吕二圪旦村借宿。因此建筑房屋就成了1945年的当务之急。精壮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建筑工地上。这一年建成住房二十五间七百五十平方米；伙房六间三百平方米；库房六间三百平方米；碾房、磨房五间二百五十平方米；医药房三间九十平方米；饲养房四间二百平方米。共建房屋四十九间，一千八百九十平方米。加上原有大礼拜堂五间三百平方米，住房十二间三百六十平方米。这一年连建成投入使用的房屋共有六十六间，二千五百五十平方米。

    1945年春，在人口骤增之际，为充分利用住房面积，改变按户分房的传统，实行按男女老幼分类住集体宿舍。到1945年秋，新建房屋投入使用，除了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分别住男女生宿舍、单身汉分别住男女集体宿舍之外，凡有家室的户，都实现了每户一间，按户分配住房。

第四件大事：大搞农业生产，解决了吃饭困难。

    农业生产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衣食之源、主导产业。主要劳动力都投入农业生产。1945年农工部的耕牛增加到八犋，骡马六匹，毛驴十头，播种面积九百亩。总产粮食九万斤，交纳公粮二万斤。下余作为口粮、种子，饲料粮食七万斤，还开辟了菜园二十亩，在低水平上解决了吃饭问题。

    关于交纳公粮一事，耶稣家庭的口号是“出夫不怕死，纳税不怠慢。”一贯是诚实积极的。那时候，当地乡政府用“丈青法”来确定每个种地户应纳的公粮数额。县里把公粮任务按地亩分摊到各乡，然后以乡为单位实行丈青。具体作法是，在每年的夏粮和秋粮成熟之前，由乡长带领着全乡的保长、甲长和各个种地户主，骑着马逐村逐户逐块土地查看庄稼长势，丈量有苗面积，再组织大家评议出等级，庄稼产量越高，交纳的公粮就越多，庄稼产量越低，交纳的公粮就越少。这是一种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办法。十大股耶稣家庭人勤地不懒，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庄稼长势自然好。况且，这些乡保长们都是趁机大吃大喝，谁家招待得好，谁家摊的公粮少。耶稣家庭生活清苦，又诚实正直，决不行贿讨好，乡保长们对耶稣家庭不满意。再加上那些甲长、大户乐于抓耶稣家庭的大头。因为耶稣家庭交纳的公粮多，别的各村大户交的公粮就少。所以每年都把耶稣家庭的庄稼划的等级最高，公粮负担最重。

    1945年耶稣家庭的林业生产取得了零的突破，共造林六十亩，栽树七千多株，在村北、村西出现了一片绿色。

第五件大事：依靠吃苦菜，度过大饥荒。

    耶稣家庭生活清苦，素以吃粗穿破闻名于世。一首灵歌唱道:“粗粗拉拉地吃点，破破烂烂地穿点，零零碎碎地睡点”。逼真地描绘了这里的生活情景。1945年的春荒，使耶稣家庭的生活倍加艰辛。本来就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正月大聚会之后，掀起了一个入家庭的高潮，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挨饿的日子就开始了。开始以土豆为主食，每顿饭按人分配，限量供应。一次开饭的时候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把又麻又辣难以下咽的土豆皮剥下来扔在地上，七十多岁的王廷选老大爷一弯腰把这些土豆皮捡起来填进自己嘴里。从此，再难以下咽的饭菜也无人挑拣了。五月底，连土豆也没有了，伙房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耶和华以勒天父为他的儿女预备了口粮，野地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苦菜，一片一片，格外茂盛。于是老人孩子齐动手，一人上午挖一篮，下午挖一篮，天天挖天天有，层出不穷。从此，一日三餐苦菜团子加苦菜糊糊。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近二百人的伙房，一顿饭只掺进苦菜里七斤半糜子面。靠着吃苦菜，人们度过了十大股耶稣家庭历史上头一次大饥荒。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这段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正是劳动生产最繁重、最紧张的季节。你看吧！上千亩农田要不违农时地耕种、除草、灌溉；二十亩菜园要精心管理；六十亩林地要适时栽上树；五十间房屋的建造正在突击施工，丝毫不能松劲。你看吧！田野里人人起早贪黑紧张地锄地、浇水，忙个不停。好容易抓住地头休息时间，人们就地取材，拔出苦菜急忙填进嘴里充饥。建筑工地上一片繁忙，搬坯、和泥、垒墙，样样都是重活，人们的裤腰带勒紧再勒紧，挥汗如雨、拼命地干。挖苦菜的老人和小孩也不轻松，整天爬在地里，不停地挖，累弯了腰。纺线的女工，伙房的炊事人员，他（她）们的食物定量比田间和工地上的人少，可他们照样忙碌不停，从早干到黑，加倍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奇妙的是这样饥肠辘辘的生活，又加上紧张繁重的劳动，在这饥饿、劳累的双重压力下，竟无一人饿坏，也无一人病倒。后来，人们才知道，苦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野菜，吃苦菜等于增加营养补品。人们高兴地说：“以色列人走旷野，天降吗哪，耶稣家庭度饥荒，地出苦菜，神的恩典犹如云拄、火柱，保佑他的子民。”大家高唱《耶稣家信充满》：1、耶稣家信充满，不欠税，不爱钱，靠主生活无挂牵，男耕女织各守分，能者多劳愚者闲，舍己爱人记心间。说什么平等互助，灵同胞一体相关。2、耶稣家望充满，不讲吃，不讲穿，高楼大厦咱不羡，外体一日坏一日，内心一天新一天，今世苦楚至轻暂。深盼望耶稣快来，穿义袍欢迎向前。3、耶稣家爱充满，少者怀，老者安，鳏寡孤独也泰然，病养死葬各得所，宾至如归有余欢，残疾格外感恩典。耶稣家主爱充满，愿神旨在地如天。

    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们，面对着罕见的大饥荒，他们没有愁烦哀怨，人人充满了喜乐盼望。肩负着繁重的生产建设，他们没有喊累叫苦，个个鼓足干劲、奋力向前。肉身虽贫苦劳累，心灵却平安丰盛。到了秋天，终于取得了生产建设双丰收。吃上了饱饭，搬进了新居。

第六件大事：“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河套与内地的交通恢复。十大股耶稣家庭同山东泰安马庄老家的联络沟通了。首批返回马庄老家的是女家长高毓秀带队的六人先遣队。

    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提起1945年都豪迈地说：“1945年神赐给我们三大喜乐：一大喜乐：抗日战争胜利了；二大喜乐：大饥荒顺利度过；三大喜乐：取得了生产建设双丰收。”

                                一 九 四 六 年

1946年河套与内地的交通恢复了，耶稣家庭正月大聚会盛况空前，有包头、呼和浩特，还有远在山西大同的弟兄姐妹也前来参加聚会。大聚会后，又有十户、二十七人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他们户主的姓名是：郎惠荣、姜保利、刘顺和、殷光瑞、张济坤（女）、马清洁（女）、李保罗、韩保成、桃花（女）、改生子（女）。这些人中：张济坤毕业于山东潍坊乐道院护士学校，是来自包头医院的护士长；李保罗是山西省岢岚县教会的传道人。这一年耶稣家庭总户数六十八户，总人口二百一十七人。 1946年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有十大成绩记录在案：

第一、房屋建筑继续扩大规模，这一年新落成的房屋有：灵修室三间，一百五十平方米；完全小学一所，教室、办公室十五间，九百平方米；纺织车间一座，三间一百八十平方米；铁工作坊一座，两间一百二十平方米；木工房一座，三间一百八十平方米；制粉作坊一座，三间一百八十平方米；榨油作坊一座，五间二百五十平方米。七项建筑共建房三十四间，一千九百六十平方米。建成面积约二千平方米的场面，四周筑起一米半高的围墙，延长米1600米。

    同年，五原县城耶稣家庭动工扩建。五原家庭占地面积五亩，计3333平方米。其中一半土地是屯垦队薛得恩副团长捐赠的，另一半土地是王满照弟兄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时奉献的。这次扩建拆除了原有房屋，重新规划，建成十字架形的大礼拜堂一座，面积约四百五十平方米，可容纳五、六百人聚会。又建成灵修室、宿舍、伙房、库房共十间，三百平方米。同时建成大门楼和四周院墙。围起了一个2500平方米的大院落。朱邦人设想下一步从沿海地区引进粮油加工机器设备和技术，建立一座粮油加工厂，供应县城的居民。再引进纺织机器和技术，在十大股建立小型纺织厂和被服厂，生产布匹，服装供应市场。再引进医疗设备扩建五原县卫生院，成为能开展外科手术的，颇俱规模的医院，救死扶伤，服务河套人群，可惜因环境变更，这些设想终未实现。

第二、农业生产有大的发展：1945年耕牛增加到十三犋，骡马十三匹，毛驴十六头。新垦荒地四百亩，土地面积达到二千三百亩，开垦荒地是件费时费力的农活，这一带荒地都是原始红柳林、竹芨滩。每一亩地上散布着上百株红柳根，几百个竹芨墩子，开垦这些荒地要挖出红柳根，刨出竹芨墩，抡起镐头刨下去震得满手血泡，一锹一锨挖出来，手上老茧磨破一层又一层，挖净了红柳竹芨，又要平地打堰、挖水渠引水每开垦一亩荒地，要用去三十多个工日。这一年播种面积一千三百亩。总产粮食十三万斤，交纳公粮之后，实有粮食十万斤，达到粮食自给有余。

    耶稣家庭注重改进农业技术，大面积引种玉米、大白粒豌豆获得丰收。瓜菜生产在当地独树一帜，种植西红柿、华来士厚皮甜瓜。美国小籽西瓜，这在当时的河套实属首创。耶稣家庭选送的金皇后玉米，在战后绥远省首届农业展览会上获得大奖。西红柿、茄子、芹菜、白菜等蔬菜摆上了大伙房的餐桌，改变了当地只吃土豆、西葫芦、圆白菜的习惯，引起了四周乡村农民的羡慕。耶稣家庭的饭食是主食粗陋，菜蔬供应丰富，这是十大股耶稣家庭人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

第三、畜牧业生产从无到有：1946年购进繁殖母牛二十五头，绵羊、山羊二百五十只，养猪五十头，养鸡约一百只。为解决耕牛饲料，建起油坊一座，为周围农村榨油，赚胡麻饼用于喂牛。建起粉坊一座，为当地农村加工粉面、粉条，赚粉渣、粉浆用于喂猪。

第四、林业生产有新的发展：1946年春季造林季节，邬家地苗圃主任杨鹿弟兄，热心爱主，由他供应耶稣家庭杨树苗六千株，并亲临现场帮助规划林地，进行技术指导，在住宅区以南造林五十亩。从上一年开始，耶稣家庭在住宅区北、西、南三个方面造林一百二十亩。住宅区东面因为是盐碱地，树木不易成活，所以暂时没有栽树。这样就在住地的北、西、南三面，建起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改善了居住环境。

    至此，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农业结构，由单纯的种植业，走向农林牧三结合，综合发展的道路。

第五、纺织工业形成规模：河套地区不产棉花，布匹全靠沿海或关中地区运来，因交通不便，棉布缺乏。尤其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棉布供应几乎中断。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布匹奇缺的局面仍未根本好转。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多数来自山东、河北，他们有土纺土织的传统，妇女们人人会纺棉线。耶稣家庭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实行男耕女织。他们新建纺织作坊，织布机由一台增加到三台，从包头或西安购进棉花原料。变冬闲为冬忙，形成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不但达到人人夏有单，冬有棉，解决了自身的被服需要，还拿出土布供应奇缺的农村市场，用土布换粮食，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一年换回粮食二万多斤，为下一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积蓄了物质力量。耶稣家庭的兴旺，土法纺织功不可没。

第六、完全小学走上正轨：十大股耶稣家庭继承基督教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从1945年秋度过大饥荒之后，就因陋就简地办起一所小学。当时开课的只有一至四年级，没有教室，就在礼拜堂里和宿舍里上课。1946年秋，一栋新教室落成了，学校搬进了新校舍，增设了五、六年级，同时办起托儿所和幼儿园，一座完全小学建成了。

    这是一所勤工俭学的学校。课桌、凳子、讲台全用土坯垒成，用米汤刷成光亮的桌面。每个学生发给一块小黑板，练习写字。粉笔用粘土掺些白泥自制而成，黑板刷在土墙上。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发给练习本和铅笔。冬季教室里取暖，烧的是牛粪，由学生自己到野地里捡回来。

学校的课程设置：（一）圣经课  低年级学生，每个礼拜天上主日学；四至六年级，开设四福音和《使徒行传》课程，三年内学完五卷新约圣经。

（二）、文化课 ：使用政府统编的全国通用课本。五、六年级从《古文观止》中选学古汉语文章。六年级增开比例、开方等数学课程。

（三）、音乐课  教会学校重视音乐教育，低年级学生，学唱经文诗歌和灵歌。对高年级学生开讲简谱和五线谱课程。《耶稣家庭诗歌本》发给人手一册。每次大聚会都由男、女学生组成圣诗班，献诗和领唱诗歌。

（四）、体育课  天天有早操，并设篮球、秋千、踢毽等项目，还参加五原县城举办的学生运动会。

（五）、劳动课  实行勤工俭学，劳动是重要课程。除了学校自己的劳动生产如自制粉笔，自己捡拾教室和宿舍取暖用的牛粪、柴火，清除厕所、打扫教室、院落卫生外，每到礼拜天，高年级男生轮流牧放羊群、牛、毛驴，替换放牧的成年人参加礼拜并休息。高年级女生轮流下厨房做饭，替换炊事人员参加礼拜并休息。每年的夏收和秋收季节，两次放农忙假，高年级学生参加收割和拉运庄稼；低年级学生全部跟随捡拾掉在地上的庄稼。放寒假期间，高年级的男生打柴火，高年级的女生全部下纺线车间，学习摇纺车，纺棉线。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这所穷学校，设备简陋，其貌不扬，却聚集了一批素质很高的教师队伍。如：校长兼语文教师荣敦仁，具有中文本科水平，曾在1944年临河全县语文教师考试中，名列第一；数学老师付祥臻，毕业于河北保定师专；语文老师李怀均夫妇，毕业于山东潍坊乐道院，具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历史、地理教师梁兴周，毕业于山东烟台医专，并且曾到英、法两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多识广；自然和卫生课教师张济坤（女），毕业于山东潍坊护士学校；音乐教师李文玉（女）、于慈山，精通简谱和五线谱，也会弹钢琴。美中不足的是学校没钱买乐器，音乐教学造成缺环。

作为教会学校最重要的功课——圣经课程，一般是由家长朱邦仁亲自授课。朱邦仁年近七旬的老母亲是一位老资格的教师，她也常在主日学课堂上，给孩子们讲圣经的故事。

圣经课的主要内容有：

1、“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15）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圣经是教会规范的最高准则。

2、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

3、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包括耶稣的降生（童女感孕，道成肉身），受死（包括埋葬）、复活、升天、再来。

4、认罪悔改，圣灵充满。

5、因信称义的真理。

6、耶稣家庭紧跟耶稣的脚踪，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

    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必有一流的教学质量。在这穷乡僻壤的十大股耶稣家庭，建成了一所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成龙配套的完全小学，这在当时的河套农村，属于首创。耶稣家庭的少年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这在当时、当地也是创记录的。在这所小学高小毕业生中，后来有六名大学毕业生。就是说，有40％学生升入大学，这在当地也是前所未有的。

    十大股耶稣家庭非常重视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成年人都发给《圣经》和《耶稣家庭诗歌集》，达到人手一册。利用每晚的查经会，以《圣经》为课本，教人识字。要求青壮年人人能诵读《圣经》，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流水、不断线的学习。到1950年，青壮年人中已经没有“睁眼瞎”了。

第七、耶稣家庭孤贫院医务室挂牌成立：十大股耶稣家庭有着开门行医、治病救人的传统。早期初创阶段，第二任家长李登峰就以深入农村、牧区行医治病，为耶稣家庭打开局面。1946年孤贫院医院开业的条件成熟了。首先，这里云集了一批医护人员，有医学博士一人，大学文凭的医生三人，中专文凭的医生一人，家庭祖传中医一人，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三人。其次，绥远省政府用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放的医疗器材和药品，装备起耶稣家庭孤贫院的医务室。这所医务室，不仅保障耶稣家庭人的健康，并且为周围的农村医病，只收药费。它不仅惠及附近四方，远在临河、陕坝，也有病人慕名前来求医。

第八、举办劳保福利事业：（一）、加强劳动保护，为从事特殊工种的劳动者，诸如：牛倌、马倌、羊倌、车倌、饲养员、更夫、拉水的、打柴的、护林员等装备大皮袄、皮裤、皮帽、皮手套、毡靴子、毛袜子等防寒用品，为炊事人员、医护人员、饲养员发放工作服。这些防护用品都是自己加工制作的。

（二）、开办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开设老年食堂，在老年餐厅设餐桌，冬天有热炕。凡年满六十岁的老人，都在老年食堂就餐，老年人的饭菜注重热、软和营养。为单身老年人分设男、女老年宿舍。由学校的高年级男生，为老年宿舍供应烧炕的柴火，高年级的女生为老年人洗衣服。对残疾人是由健康人志愿帮助，如双腿瘫痪的女青年桃花，是由同龄的姐妹，主要是高年级女生，背着她参加聚会、吃饭、入厕等。

第九、改善交通条件：十大股耶稣家庭过去出门行路，只有坐牛车、骑毛驴或者步行。1946年骑马增加到五匹，还购置了两辆自行车，加快了出行速度。例如，从十大股到五原县城，过去是要在五原过夜，两天一个来回，如今当天可以打来回。行路速度提高一倍。

    当时河套地区胶轮马车是罕见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从1946年秋天开始，一辆全新的三套骡马拉的胶轮大马车奔跑在五原至包头的公路上，去时满载着耶稣家庭自产的粉条、葫油、猪牛羊肉，返回时运的是棉花、日用品，或是为客商拉脚，这就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头一辆胶轮大马车。用它沟通了十大股和包头的物资交流。

第十、组建五原县卫生院：应五原县政府的请求，由家长朱邦仁牵头，在五原县城创办卫生院。由朱邦仁兼任卫生院的院长，从耶稣家庭抽调医生护士，充实卫生院的技术力量。从此十大股耶稣家庭把医疗卫生方面的优势，扩展到五原全县。

                                   一 九 四 七 年

    1946年秋，十大股耶稣家庭派段伟德等三人，赴陕北榆林看望教会，宣传耶稣家庭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以及效法使徒时代的教会，实行集体生产、集体生活模式，引起当地教会和信徒的向往。所以到1947年正月大聚会时，有在榆林开医院的张仁德大夫，带领全家五口人慕名来十大股耶稣家庭参加聚会，与他同来的有刘春泽、万云亭，还有魏金钧一家三口。远道来聚会的有北京来的宋敬勋一家三口人，还有山东平原县的刘亭盈。以上这些人共六户，十四人。其中张仁德大夫，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是朱邦仁的校友。张大夫入家庭后，立即到五原县卫生院工作，壮大了卫生院的技术力量。刘亭盈擅长音乐，他的到来，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六月大聚会，有宁夏教会的孟照汉牧师前来聚会，大聚会后留下带领会众查经。他主讲《但以理书》，一连两个月，在晚上的查经会上，“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使凡参加查经的人，知识、灵命都大有长进。

    1947年春，安北县扒子补隆镇成立了耶稣家庭，王以汉担任家长。到这一年冬，陕坝耶稣家庭宣告成立，王桂森是第一任家长。李登峰赴山东马庄老家。出席了那里的六月大聚会。

    1947年春，绥远省政府农业厅的技术专家前来耶稣家庭考察指导，提出了林地间种苜蓿和实行耕地轮休两项措施。于是在南北两个树园内播种紫花苜蓿一百亩，生产优质饲草，并能培肥土壤。实行平地打堰，缩小地块，进行耕翻，秋浇秋灌，轮休耕地二百亩，以恢复地力。

    1947年的农业生产是新垦荒地三百亩，土地总面积达到二千六百亩，播种面积一千四百亩，轮休地二百亩。粮食总产十五万斤。

    1947年最惊心动魄的经历，就是伏天黄河防汛。记得四年前，在兴建废沙河渠引水工程时，曾与复兴渠管理局，签订一份责任状，如果发生洪水泛滥，冲垮拦河坝危及复兴渠的安全，耶稣家庭要负责赔偿，甚至负刑事责任。1947年汛期，险情果然发生了。汹涌的黄河水长驱直入，眼看就要漫过拦河坝，耶稣家庭男女老少全力以赴，守卫在十里防洪线上，日夜不停地加高加固堤坝，四十多个精壮劳力，奔往三十里外的引黄渠口，四次堵口，四次溃决，家中留下不能上堤的老人，则不住地祷告，求神保佑，到第五次终于在距渠口一公里的渠段筑起了拦水坝，堵住了险恶的洪水。全家上百人日夜奋战十多天，终于转危为安。

    1947年的畜牧业发展，主要是引进了巴克夏良种猪，扩大粉坊生产及种植甜菜，发展养猪，全年育肥猪五十头，羊群发展到四百只，全年出栏一百多只。这些猪肉、羊肉全部销到包头，羊皮、羊毛自制防寒衣服、鞋帽。

    1947年的壮举是在五十亩的南树园的四周垒起高一米半、周长720米的土坯围墙，保护林木，在林地中盖起三间护林员住房。这项工程浩大，蔚为壮观，引起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前来观看，他们赞叹说：“耶稣家庭力量大！”

    1947年对工副业生产，抓得更紧，纺车、织布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油坊全年开榨，粉坊在秋收后开工，一直干到第二年开春。胶轮大马车在五原至包头的公路上奔驰，每半个月打一个来回。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一个目标，兴修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积蓄力量。

                                 一 九 四 八 年

    十大股耶稣家庭实行入家自愿，出家自由。1948年进入耶稣家庭的有李文玉（女），李光共两户，四人，又有李羡道夫妇二人，是马庄老家派来的。退出耶稣家庭的有范有增、孙召修、马玉为、殷墨斋四户，十二人。这一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总户数七十三户，总人口二百七十人。包头耶稣家庭成立，李羡道任家长。

    这一年段伟德到山东马庄老家参加六月大聚会。带回来的信息是每周禁食一天，为和平献上祈祷。

    十大股耶稣家庭历史上最大的工程项目——耶稣支渠水利工程于1948年开春动工兴建。

    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开挖这条支渠？因为十大股耶稣家庭使用废沙河渠上游渠口引水灌溉，这条渠遇到枯水年份，引不上水来；碰到丰水年份，因为没有进水闸，无法控制，大水泛滥成灾。1945年黄河水位低，几个村为争水打架斗殴，尤其是1947年的凶险的洪水，给耶稣家庭敲响了警种，必须当机立断，赶紧寻找别的水源。

    从1947年黄河秋汛结束后，他们就征询义和渠和复兴渠两大管理局的意见。经复兴渠派技术人员实地勘察，得出最佳方案是从复兴渠四闸开口，沿大渠南堤向东开挖一条总长三十华里的支渠。

    1948年一开春，他们请来了绥远、宁夏两省黄河测量队的工程师，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工程图纸，这条支渠长15000米，坡降为千分之三。工程量设计：上游开口8米，收底4米，末梢开口5米，收底2·5米。总计土方量为15万立方米，其中挖方12500延长米，土方量10万立方米，填方2500延长米，土方量约5万立方米。渠首引水闸一座，节制闸三座。这些工程除节制闸和桥梁工程，由各受益村庄自己修建外，全部土方工程和渠首闸工程，均由耶稣家庭出资修建。

    这项工程由李登峰主持施工，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工程：1948年春季完成上游5000米，下游3000米土方工程，同时建成渠首引水闸。为了不耽误当年用水，中间一段暂时接通使用旧渠通水。第二期工程：中间一段7000米渠道在1949年春季建成。

    工程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用小米或土布支付民工工资，既可完成土方工程，又能帮助民工度过春荒，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每天在工地上劳动的有三百多人次。1948年5月20日，第一期工程完成通水，达到了当年开工，当年受益的预期目标。

    耶稣支渠通水，灌溉问题解决了，从1948年起，耶稣家庭试种水稻，每年二百亩，种水稻一来可以利用盐碱地，二来水稻是高产作物，大米可以远销到包头市场。

    1948年农业、畜牧业生产保持了上一年的水平，林业由造林转向管护，工副业生产如纺织、油坊、粉坊都加紧生产，增加收入，用于建设支渠工程。

                                 一 九 四 九 年

    1949年正月大聚会后，山东马庄老家派来一批年轻的弟兄姐妹，以壮大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力量。他们的名字是：单承远、孔宪彬夫妇；田思恭、陈敬华夫妇；于慈山、恩姜夫妇；于洪道、周玉风夫妇；李新田、于金敏夫妇；柳登祯、李又华夫妇；丁圣民、刘爱梅夫妇；郑希圣夫妇，共八户，十六人。

    1949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有康书俊、史兴友二户二人。退出耶稣家庭的有：段伟德、范春铭、鹿鸿渐、郎惠荣、李三正、张锡安、李怀均、张玉珍（女）、康道生共九户，二十二人。

段伟德曾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第三任家长，他的退出表明带领层出现了分歧，家长朱邦仁的胸怀不够宽广。以段伟德的退出为标志，十大股耶稣家庭由发达开始转向衰微。

造成十大股耶稣家庭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家长朱邦人胸怀不够大度，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影响了领导层的团结，这是两位家长段伟德、李登峰先后退出耶稣家庭的主要原因。

第二点：朱邦人的老母亲，是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太，动辙干涉家庭事务。经常在讲台上，指名道姓地骂人训人，训斥弟兄姐妹如训斥奴隶一般。这就伤害了许多人。

当然，也有的人对吃苦舍己不能坚持到底，羡慕世界而走了回头路。

    荣敦仁是应五原县长的要求，离开耶稣家庭学校校长的岗位，被调到五原县教育科任督学。事情是这样的：五原县长的夫人是学校的教师，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她参加1948年六月大聚会期间，听说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学校教学成绩斐然，大会后她又在耶稣家庭住了一个礼拜，更多地了解了这里学校办学情况。回去后她向县长介绍十大股耶稣家庭学校的师资队伍一流，教学质量高，引起了县长的重视并亲自到耶稣家庭考察。他提出一项请求，把校长荣敦仁调到县教育科任督学，以期提高五原县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水平。这样，荣敦仁一家三口就离开了耶稣家庭。

    1949年副家长潘懿清到山东马庄老家出席六月大聚会，散会后，他回程顺路回家乡齐河县探望阔别了十九年的老母亲和亲人。回来后，他带来了马庄老家夫妇同工的新带领，还教唱一首灵歌：“夫妇同工作，主家新引导”。提倡单身男女择偶婚配，这对解决因战争离乱，耽误的单身男女的婚姻和丧偶的中老年再婚，提供了机会。考虑到这样做，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益处，十大股耶稣家庭在1949年支持郭允喜、杨树根、杜作舟、张继宣、裴炳成五个单身汉，到山东马庄老家完了婚。

    1949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有总户数七十三户，总人口二百四十五人。

    1949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最大的工程项目，是支渠第二期工程开工。四月份开工，到六月底全部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这条渠道是属于复兴渠灌域的一条支渠，从复兴渠四闸开口引水，向东到芦柜圪坝村，全长四十五华里。其中上游三十里是新开挖工程，下游十五里接通利用旧渠道。灌域控制面积达二万亩。这条支渠不仅满足了耶稣家庭灌溉用水，解除了原来使用旧沙河渠的洪水威胁，还为上游黑老虎圪旦村、刘召圪旦村、三义泉村，下游的吕二圪旦村、于希朋圪旦村、芦柜圪坝村，解决了浇水困难的问题。但是全部工程的施工和费用，都由耶稣家庭独家承担，为此十大股耶稣家庭耗尽了从1945年开始，三年来积蓄的全部粮食、布匹和钱款，还经县长担保从五原粮库借支粮食（糜子）一万五千斤。为按期归还这一大宗欠粮，从1948年开始，他们又勒紧裤带，过起了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上、下游五个村的种地户，他们没有出人力、财力，都白白的受益。所以这些村的农民，为这条渠起名曰：耶稣渠，以表达他们的感戴之情。

    从1948年开始，十大股耶稣家庭每年有一批学生高小毕业，1949年又有山东马庄老家的一批青年，来到这里。朱邦仁看到一批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他喜在心头，就打算在这批青年人中，培训一批医护人员。以期开办一个像样的医院，为发展河套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1949年利用冬闲，举办了第一期医护人员培训班，选拔男女青年二十人参加学习，由朱邦仁自编教材，并亲自授课，学期四十天。

   

                                 

一 九 五 0 年

    这一年主管对外事务的李登峰，因与家长朱邦仁意见不合，退出耶稣家庭。

    这一年又有四名中老年单身汉付祥臻、梁兴周、贾书太、李存兴，回山东马庄老家完婚。

    1950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总户数七十四户，总人口二百一十五人。

    临河县城耶稣家庭宣告成立，单承远，山东泰安人，出任家长。至此。十大股耶稣家庭，下属六个小家，它们是：包头耶稣家庭，家长李羡道；安北县扒子补隆耶稣家庭，家长王以汉；五原县城耶稣家庭，家长柳以信；五原县邬家地耶稣家庭，家长李存兴；临河县城耶稣家庭，家长单承远；陕坝镇耶稣家庭，家长马善琦。

    1949年9月19日，绥远全省和平解放。到1950年春，半年过去了。十大股耶稣家庭人听到过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气概，秋毫无犯的纪律和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好名声，非常盼望目睹人民解放军的风采。这样的机会终于盼来了。义和渠上游延伸改口长达一百二十里的水利工程，于1950年春土地解冻后开挖，这是“九·一九”之后河套开工的头一处大型水利工程。担任这一工程施工的是解放军109师。由张副师长挂帅的师部指挥所就设在十大股耶稣家庭。耶稣家庭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马上行动起来腾房间，他们腾出质量最好的灵修室，供师首长办公和住宿，腾出学校的一半教室，作为师直机关办公地点。并采取夫妻分居，男女“合并同类项”的办法，腾出三分之一的住房，作为师工程指挥部官兵的宿舍。大伙房和作为食堂的礼拜堂，由两家伙用，错开开饭的时间。部队和百姓轮流做饭和就餐。师部有两位军官是回民，他们就被安排在耶稣家庭的灶上就餐。因为家庭的饭菜没有肉类，全是素食。为了供应施工部队的蔬菜，家庭把种瓜菜的土地扩大了一倍。木工铁工房成了施工部队的工具修理所。家庭的医务室免费为官兵医病裹伤。

    这支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此情景令人们想起1949年春天，一队国民党兵路过此地，用枪逼着人们杀猪宰羊，大吃大喝、白吃白拿，并且闯进民宅，图谋不轨，吓得姑娘媳妇关门堵窗。二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老百姓热情支援解放军，解放军对人民更不含糊。从师部进驻那天起，这里的环境卫生由部队包下来，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家伙房的用水，多半由部队的水车拉进来。麦收和秋收，师部停止办公，年过半百的张副师长亲自带队，率领全体官兵挥镰下地，帮助耶稣家庭收割庄稼。师部文工团在这里进行排练，并为周围群众演出节目。师政治部的首长向人们讲时事，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针对耶稣家庭的特点，师政治部专门讲了《共同纲领》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并说：《共同纲领》是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根据。一位政治部副主任讲话说：“毛主席、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人民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解放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了解到你们耶稣家庭的人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你们就是新社会的主人了”。当时耶稣家庭的人听了这些话，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了解了、他们的心与新中国贴得更近了。他们哪里会料到，以后发生的事与这些干部所讲的，差之千里。他们根本不被当成新中国的主人，而成了新中国专政的对象，这是后话。

    1950年秋，义河渠改线工程如期竣工了。师部在耶稣家庭召开总结表彰奖励大会，张副师长亲自把一面绣着“拥军模范”的锦旗送到十大股耶稣家庭副家长潘懿清的手里。

    十大股耶稣家庭欢送解放军109师师部撤离之后，秋收一结束，朱邦仁亲自主持的第二期医护人员学习班又开课了。到十一月中旬，朱邦仁接到绥远省人民政府请他出席各界人士座谈会并举办政策学习班的通知，于是把他在陕坝的妹妹朱义达（留美医学博士）请来替他主持这期医务培训班。朱邦仁随即到绥远省人民政府报到，参加开会和学习。到十二月份，正在学习期间，又接到马庄老家组成全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队经中国红十字会批准任命他为医疗队大队长的通知。报请绥远省人民政府董其武主席批准，又赶到山东泰安就任这支由基督徒组成的志愿赴朝医疗队大队长。至此，这位在十大股耶稣家庭工作了九年的家长朱邦仁离开了十大股耶稣家庭。

    1950年岁末，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接到二区区公所通知，1950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有二百亩怠耕地，按政策再交纳公粮五千斤作为惩罚。耶稣家庭不明白，什么是怠耕地？为什么要受罚？于是派农工部副主任郭允喜到区公所问个明白。董区长接待了郭允喜，他解释说：“怠耕地是指地主、富农有意对抗人民政府努力生产的号召，故意撂荒不种的耕地。据了解你们耶稣家庭有二百亩土地经过平整、耕翻，但却空下不种，这就属于怠耕地。按政策怠耕地应当照常交纳公粮”。郭允喜一听忙解释说：“董区长你误会了，我们那二百亩地是轮休地，不是故意对抗政府留下不种的地。这是1947年原来绥远省的农业专家来耶稣家庭考察，教给我们的一项育肥土地、恢复地力的农业技术措施。这是耕作制度的一项革新，我们已经实行了四年，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董区长听了后说：“轮休地这个名词，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我不懂农业技术。这样吧，我先向县里请示，然后给你个答复。”郭允喜又问：“你刚才还说怠耕地是针对地主、富农的政策，我们耶稣家庭是宗教团体，不是地主、富农呀。”董区长迟疑地说：“这个问题吗，现在我也解释不了。”

    十大股耶稣家庭因为实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竟然受到人民政府的惩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1951 年元旦、春节期间，一股谣言在周围村庄不胫而走，说什么“十大股耶稣家庭是‘二台湾’，”“十大股耶稣家庭藏有电台、枪炮、鸦片”，“十大股耶稣家庭与台湾、香港有联系”等等，传的纷纷扬扬煞有其事。这些可怕的罪名，只要有一条属实，就要人头落地了。这就是风云突变的前兆啊！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别了一九五0年。

                                小          结

    从1942年到1950年，这九年时间内，是第四任家长朱邦仁的任期，又是十大股耶稣家庭最辉煌的年代。在这段岁月中，她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壮大。归结其业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耶稣家庭名声大振：

    十大股耶稣家庭从一间默默无闻的乡村教会，成为名震内蒙古西部的大教会，耶稣家庭的踪迹遍及黄河前套、后套、土默川平原。东至呼、包、集宁，西至银川、吴忠，南到榆林、米脂，到处撒下了耶稣家庭的种子。一首《耶稣家庭信充满》的灵歌：“耶稣家信充满，不欠税，不贪钱，靠主生活无挂牵……”，响彻了黄河两岸，阴山南北。耶稣家庭效法使徒时代的教会，实行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模式，在基督教界，已经家喻户晓。耶稣家庭撇弃破产，吃苦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在河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解放后，虽然十大股耶稣家庭被强令拆散了，但是继承耶稣家庭传统的十大股基督教会又顽强地挺立在河套大地上。历经半个世纪，经久不衰。直到二十世纪末，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风吹雨打，遭受了无数次的逼迫患难，然而十大股基督教会仍然傲然屹立，成为内蒙古西部教会的一盏明灯。

第二、耶稣家庭大发展：

    从1942年到1950年这段时期，是十大股耶稣家庭发展最快的时期。总户数最多达到七十四户，总人口最多达到二百七十人。1950年总户数七十二户，总人口二百一十五人。土地总面积二千六百亩，播种面积一千六百亩，年总产粮食十六万斤。林地一百二十亩。畜牧业有羊四百只，养猪六十头，养牛五十二头，还有骡马十五匹，毛驴十六头，养鸡一百多只。工副业生产如纺织、榨油、制粉、木工、铁工、粮食加工样样俱全。形成农、牧、林、工副业综合发展的产业结构。还建成了从托儿所、幼稚园到小学一至六年级配套的小学校，开办了河套农村一流的医院。

    还有六处隶属于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小家”，应运而生。在八百里河套，西起陕坝，东至包头，到处撒下了耶稣家庭的种子。

第三、为抗日战争作出新贡献：

    继1939年五原沦陷日寇之手后，十大股耶稣家庭安置数百名逃难人员，拼命救护抗日伤兵和1940年全力支援五原战役，荣获付作义将军授予“支前模范”的奖旗之后，从1944年起，开办耶稣家庭孤贫院，安置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沦陷区的难民二百多人，解决了难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为维护河套地区的社会安定，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新贡献。

第四、为主发光做盐，荣神益人：

    耶稣家庭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条长达三十华里的支渠工程，解决了上、下游六个村庄，二万亩耕地的用水困难问题，这些村的农民高兴地给这条支渠命名曰“耶稣渠”。

    建成五原县卫生院，又加上耶稣家庭医院经常为附近农村送医送药，治病救人。十大股耶稣家庭为发展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耶稣家庭大力种树种草，保护环境，率先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实行土地轮休，培肥地力，引进新作物，推广优良品种。实行农林牧三结合，农业和工副业综合发展，在河套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第五、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

如果说在十大股耶稣家庭初创阶段的1940年，以全力支援五原战役的抗日爱国行动而名扬河套，那么，在兴旺时期最后一年——1950年，全国的耶稣家庭组成志愿赴朝医疗大队，十大股耶稣家庭家长朱邦仁，甘愿放下自己手中如日中天的事业，出任这支医疗队的大队长，率领六十名医护人员，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救死扶伤，为耶稣家庭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写下了新篇章。

十大股耶稣家庭从1949年前任家长段伟德退出耶稣家庭开始，1950年另一任前任家长李登峰又退出耶稣家庭，这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由兴旺转向衰微的信号，家庭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是家长朱邦人胸怀不够大度，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没有谨守圣经的教诲：“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从而影响了领导层的团结，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十大股耶稣家庭，一群日寇铁蹄追逐下的虎口余生，一群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难民，凭着基督十字架的大爱，组成一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劳动、含辛茹苦、创造生活，凭着自己的双手，建成了一个农林牧三结合，农业，工付业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经济实体。他们广传福音，抢救灵魂，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发展生产，惠及四邻，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教会。总结他们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基督精神＋集体组织。基督精神是什么？就是坚信耶稣的救恩，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撇弃破产，吃苦舍己，彼此相爱荣神益人。集体力量就是组织起来，齐心协力，互助合作，众人拾柴火烟高，一加一大于二。把基督的精神和集体组织结合起来，就是耶稣家庭的成功经验。

叁、蹉跎岁月

（1951年——1964年）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路21：17/19）。

    1949年“九·一九”绥远解放，解放军进驻河套地区。1950年109师开挖义河渠改道工程，师指挥部就设在十大股耶稣家庭。从解放军与耶稣家庭亲如家人的鱼水关系中，耶稣家庭人认识到人民军队为人民，家庭人都是劳苦大众，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他们满怀希望地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段蹉跎岁月。

                                  一 九 五 一 年

    1950年11月，山东泰安马庄老家响应中央政府抗美援朝的号召，发起成立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大队。经中国红十字会批准后，即通知全国各耶稣家庭动员医护人员报名参加。任命十大股耶稣家庭家长，医学博士朱邦仁为医疗队大队长。马庄老家的医学专家陈碧玺（女）为副大队长。当时朱邦仁正在参加绥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各界人士学习班。十大股耶稣家庭由副家长潘懿清主持工作，接到马庄老家的通知后，立即派张济坤（护士长）把通知送达呼市的学习班。朱邦仁接到通知立即向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汇报。董主席看了通知，连声称赞这是爱国主义行动，又是朝鲜前线急需的。决定朱邦仁立即终止在呼市的学习，马上赴京报到上任。临行前董主席设家宴为朱邦仁饯行，席间董主席回想起抗日战争中的五原战役，十大股耶稣家庭支前立功的事，他说：“你们耶稣家庭有爱国主义的好传统，现在抗美援朝你们又身先士卒、捷足先登，令国人刮目相看”。饭后吩咐秘书用自己的汽车把朱邦仁送上东去的火车。

    十大股耶稣家庭除朱邦仁先行到医疗大队赴任，又从参加过医护人员培训班的青年中，选派李金德、梁茂英、田思恭、陈敬华四人参加了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大队。

    1951年1月，受已经离任的家长朱邦仁委托，副家长潘懿清主持选举新家长，经过三天的祷告禁食，推选出王桂森，河北省秦皇岛人，出任第五任家长，副家长仍由潘懿清担任。根据五原县人民政府的通知，按宗教团体的程序，向人民政府办理了备案手续。

    1951年元旦后，二区区公所告知十大股耶稣家庭关于轮休地一事，县里决定按地主富农的怠耕地，上交罚金糜子五千斤。家长派农工部副主任郭允喜找到董区长交涉这件事。

    郭允喜问：“我们那二百亩轮休地是当年耕翻晒垡，浇水保墒，恢复地力，第二年再种，不是故意撂荒的‘怠耕地’，为什么要受罚？”董区长答：“这个问题，我们请示过县里，县里说从来不知道有轮休地这个名词，就按怠耕地对待”。郭允喜说：“轮休地是绥远省农业厅教给我们的新的耕作方法，已经实行了四年了，再说我们是向县里备了案的基督教团体，为什么按地主富农待我们？”董区长说：“这个县里未说明，我也解释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怠耕地”一事，引起了全家庭的惑虑不安，他们回想起上一年秋天，圪殿桥村的一个人突然闯进耶稣家庭，自称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要家长朱邦仁向他汇报情况，他里里外外察看了一遍，酒足饭饱之后，这个人摇头晃脑地说：“你们家大业大，名声在外，按土地房产够个大地主了。但你们人人都参加劳动，没有不干活的人，按政策可以划个富农”。这真是无风不起浪啊！

    一九五一年五原县开展减租反霸斗争，3月7日清晨，天刚麻麻亮，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正按照惯例，聚集在礼拜堂里做晨更祷告。突然，县土地改革工作团率领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悄悄地包围了耶稣家庭，他们如临大敌，在最高的礼拜堂屋顶上架起机枪，在四周设立岗哨，把全村严密地包围封锁。然后挨门挨户把大人小孩全部堵在礼拜堂里，只准进，不准出。接着逐门逐屋翻箱倒柜，细细地搜查，库房、学校、碾房、磨房、粮窖、菜窖、牛棚、猪圈，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太阳落山，第一轮搜查结束，才把被囚禁在礼拜堂的人放出来。他们是一整天水米不沾唇，小孩子饿得不住地哭叫。在人们被解禁的同时，工作团下达了四条禁令：

第一、只准进村，不准出村；

第二、各回各家，不准串门，不准交谈；

第三、每天早上起床就到礼拜堂集合，定时开饭、喝水，过时不侯，晚上各回各家；

第四、暂时停止晨更祷告会、夜晚查经会和礼拜日的聚会。

    如此折腾，一连三天，全体人员被囚禁了三天，大搜查反复进行了三次。然后又开始了无休止地讯问调查，王桂森等十几个负责人，被隔离审查，达半个月之久，其他凡是成年男女，都受到不同次数的讯问调查。调查的重点是：1、有没有电台？2、有没有枪支弹药？3、有没有鸦片？4、与外国人、港、台有没有联系？5、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数目及来源？6、朱邦仁有什么反动言行？当土改工作团把保管员郭金山老人押来检查账目，搜查库房的时候，发现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高度近视，看账本要贴在眼上看。别看这个残废老汉，可他记忆力特强，账目清清楚楚，并且过目不忘，物资存放井井有条。检查的结果，土改工作团要的东西：电台、枪枝、弹药、鸦片却是一样也没有。

    当土改工作团审讯李新年老弟兄时，一再逼他说出电台、枪支和鸦片的下落，李新年被逼急了，他唰的一声把棉袄扣子撕开，伸长了脖颈，用手砍在脖颈上比划着说：“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从来不和危害国家社会的事沾边，你们要找的那些东西，如果在耶稣家庭发现一样，就拿刀往我这里砍！”王桂森、刘升汉、刘佐汉、郭允喜、付祥臻等人在接受审查中，再三说明；“这里的人都是在八年抗日期内，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基督徒，耶稣家庭实行自传、自养、自治，不接受国外的资助，与台、港、澳毫无瓜葛。耶稣家庭爱国守法，顺服世上执政的、掌权的，诚实正直，与世无争，广传福音，服务社会。对国家政坛的党派之争，更是敬而远之”。

    真金不怕火炼，这次极端严厉的审查证明，十大股耶稣家庭除了坚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都是清白无辜、无可指责的。

    首先，十大股耶稣家庭从来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没有见过什么鸦片，更没有见过电台为何物。说来可笑，工作团从库房里搜出一台小水泵，竟认为抓住了一件通敌的器具，他们大喜过望，急忙拿到县里检验，结果却闹了一场笑话。他们一无所获、大失所望。其次，十大股耶稣家庭从来与任何外国的、港台的团体或个人没有一丝联系。耶稣家庭不接受国外的资助和控制，实行自传、自养、自治，是土生土长的教会团体。其三，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财产来源：土地是由北京协和医院、济南亚东大药房和当地的主内弟兄王以汉、王银汉、孙大卫等人捐献的，没有白占过任何人的土地。财产是全家弟兄姐妹辛勤劳动，格外节省所得，耶稣家庭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全国基督教界一致公认的，他们没有剥削过任何人的劳动。其四，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组成人员，都是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都是一贫如洗的穷苦人。其五，论到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政治态度更是当之无愧。在历史上，1940年的五原战役中，付作义将军亲自授予十大股耶稣家庭“抗日支前模范”奖旗。在当前，1950年耶稣家庭身先士卒组成志愿赴朝医疗队，奔赴朝鲜战场救死扶伤。十大股耶稣家庭除家长朱邦仁出任医疗队大队长之外，又派出四名青年参加了医疗队。

    十大股耶稣家庭是由抗日难民组成的。这些人为了不当亡国奴，撇家舍业，从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区逃出来，来到中国政府和军队控制的河套地区。从一穷二白开始，重新安家立业，创造生活，为抗日战争增砖添瓦，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行为。例如：刘升汉的大哥早年就下了关东，多次来信要他去东北谋生，但刘升汉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他宁肯饿死也不当亡国奴，毅然谢绝大哥的帮助，1941年带着弟弟来到河套，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再如李桂升，他一个哥哥是大连机车厂的老师傅，在机车厂为他找好了工作，要他去大连；另一个哥哥是天津两家制药厂的药剂师（齐鲁大学毕业），在天津为他租下住房，找了工作，但他考虑到大连、天津虽好，却都在沦陷区日寇占领下，他立志决不当亡国奴，决不为日本鬼子效力。谢绝二位兄长的帮助，1942年来到了人地两生的河套，1945年进入十大股耶稣家庭。又如梁兴周毕业于烟台医专，他在日照城开医院，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日寇占领日照后，得知他医术精湛，强逼他为日军服务，他立马撇弃了医院和家产，只身逃出虎口，又把妻儿接出来，辗转逃到河套，连在青岛银行的一笔可观的存款也丢失了。1945年进入耶稣家庭。像这种故事，十大股耶稣家庭的这群难民，几乎人人能讲出一两个来。

    从3月7日开始，经过15天的武装封锁、隔离审查，到3月22日军队撤走，封锁解除，十大股耶稣家庭重新获得自由。家庭的人天真地认为一场误会就此消除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土改工作团非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一不做二不休。一场更大的灾祸，又降临到他们头上，3月28日天一亮，周围各村群众络绎不绝地往耶稣家庭的禾场上集中，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由民兵值勤，耶稣家庭二百多男女老幼被包围在禾场中央。上午十点钟，工作团张副团长气势汹汹地宣布：千人减租反霸斗争大会开始，主持人一声断喝：“把恶霸地主耶稣家庭家长朱邦仁带上来！”因为朱邦仁早已于1950年11月到北京就任志愿赴朝医疗队大队长之职，土改工作团决定由新任家长王桂森代替朱邦仁接受批斗。正在此时，耶稣家庭学校教师付祥臻走到台上，要求代替新任家长王桂森接受批斗，被土改工作团轰了下来。同时被批斗的还有绥远省卫生厅设在芦柜圪坝村的农场场长侯玉山（他属于九·一九起义人员），锦绣堂村曾经当过伪保长的乔旺两个人。

  批斗大会上，“打倒恶霸地主朱邦仁！”“解放‘二台湾’十大股耶稣家庭”等口号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土改工作团公布了朱邦仁的三大罪状：第一、追随蒋介石反党反人民。实际情况是：早在十八年前的1933年朱邦仁应聘担任过宋美玲的家庭医生，1936年因加入耶稣家庭，全时间奉献为神做工，而向宋美玲辞职了。第二、霸占水渠，欺压百姓。实际情况是：十大股一带原来使用旧沙河渠，浇水非常困难，1947年请黄河测量队从复兴渠四闸开口，测定了一条三十里的支渠，由耶稣家庭独自出钱、出力用两年时间，挖成了这条支渠。让上游的黑老虎圪旦、刘召圪旦、三义泉圪旦、下游的吕二圪旦、于希朋圪旦、芦柜圪坝，六个村，没有出钱出力，白白受益。支渠通水之日，各村农民兴高采烈地给这条支渠起名为“耶稣渠”。如今却把一件自己出钱出力，大众受益的好事，说成是“霸占水渠，欺压百姓”的坏事，真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啊！第三、霸占农民的一头耕牛。这个农民名叫李登成，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第二任家长李登峰的胞弟。这头耕牛是他哥哥李登峰的财产（他弟兄二人早已分家过日子），1937年李登峰入家庭时带来的，事实清楚，尽管李登峰亲自证明此事，但工作团仍然支持了李登成，斗争大会一结束，就纵容李登成当场从耶稣家庭的牛圈里牵走一头大耕牛。据工作团的干部说：这是为了造声势，长农民的志气，灭地主的威风。

批斗大会结束后，有三件事发生了：吕二圪旦村的李登成从耶稣家庭的牛圈里挑拣了一头最大的耕牛，扬眉吐气地牵回了家。村南边“砰、砰！”响起了两声枪响，陪斗的侯玉山、乔旺倒在血泊之中。顶替朱邦仁挨批斗的王桂森被押到区公所关押。十大股耶稣家庭学校的老师付祥臻，河北省行唐县人，第二天又到区公所要求代替王桂森坐牢，结果被工作人员轰了出来。

用当年共产党的政策来衡量，枪杀候玉山、乔旺二人属于违反政策草菅人命的行为。

第一：候玉山是原绥远省卫生厅所属芦柜圪坝农场的场长，他是绥远省“九一九”起义人员，他既不是地主，又没有血债。据说候玉山讲过一句话：“狼碰开门，狗也跟着进来了。”仅凭一句话再反动也够不上判死刑啊！

第二：乔旺是当过伪保长，却没有查出他有反动言论，更没有血债，仅凭当过伪保长就判了死刑，全中国凡当过伪保长的人都得处死，共产党有这种政策吗？

第三：候玉山、乔旺仅经过在千人大会上被批斗，而且他们是陪斗，并没有人公布和控诉他们的罪行，更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上级审判机关核准等程序，仅凭土地工作团的点头，批斗大会一开完，马上拉出去枪决，这不是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又能作何解释？

    在十大股耶稣家庭被查剿、遭批斗的那些日子，副家长潘懿清先后到五原县城耶稣家庭和安北县扒子补隆耶稣家庭参加两处的二月大聚会。大会后又帮助扒子补隆耶稣家庭打场。三月二十九日他返回五原耶稣家庭，才听到十大股耶稣家庭遭难的消息。当他得知新任家长王桂森被批斗、遭关押的情况，他非常不安，晚间祷告时，一首经文诗歌涌现在他口中反复吟唱，《使徒行传》第20章22至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夜间又梦见自己中了头名状元。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三十日，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和合元村第二区公所，声明自己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副家长潘懿清，原来的家长朱邦仁因参加抗美援朝已离任，新任家长王桂森上任只有两三个月，一切问题由我承担。要求释放王桂森。董区长对潘说：政府是把朱邦仁定为恶霸地主，并没有追查你潘懿清的打算，你的责任是把朱邦仁抓回来交给政府，就与你无关了。潘懿清回答说：“朱邦仁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抗美援朝，抓不抓是政府的事，我无能为力。董区长说：“这就只好委屈你，姑且代替朱邦仁坐几天牢吧。”于是，释放了王桂森，把潘懿清关进了五原监狱。

这期间，付祥臻又到五原监狱，恳切要求代替潘懿清坐牢，仍是无结果而返。

三月批斗大会结束后，工作团对十大股耶稣家庭实施了三条严酷的处置：

第一：关押副家长潘懿清，如前所述。

第二：没收耶稣家庭医院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用以充实部队医院。至此，在河套地区属第一流的乡村医院，曾经对无数病人救死扶伤的医院从此消失了。

没收耶稣家庭南树园子归吕二圪旦行政村。这片树林面积五十亩，成材树木约一万株，一片郁郁葱葱，周围一二十里都可望见。耶稣家庭在四周圈起围墙，林中盖了房看守。苦心经营了七年。树林被行政村没收之后大车小辆年年往外运木材，用于行政村、区公所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大兴土木。随着区、乡、村（公社、大队）政权房屋的日渐增多，这片树林日渐减少。经过五年乱砍滥伐，到1958年这片树林就被夷为平地。至此，十大股土地上的一片绿色永远消失了。

第三：瓜分耶稣家庭的土地财产，拿出一半分给周围各村农民。耕地2600亩分出1300亩；耕牛16头，分出去8头；骡马8匹，分出去6匹；母牛（包括小牛）17头，分出去9头；绵羊、山羊214只，分出去100只。车辆、农具把唯一的一辆胶轮大车分出去，下余的车辆、农具按分一半，留一半的标准处理。瓜分的时候把好地分出去，留下次地；把好畜壮畜分出去，留下老弱病残；把适用的车辆、农具分出去，留下破烂不堪不好使用的；把好房屋分出去，留下破旧不好住人的。耶稣家庭被瓜分之后，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掠夺，现场凌乱破败，一片狼藉。

唯独对粮食一项，工作团格外开恩，张副团长亲自出面，下令不准动用耶稣家庭的一颗粮食。他说：“我给大家交个底，耶稣家庭现有粮食是糜子6000斤，黑豆1200斤。他们现有人口二百多人，每人平均36斤，还不给牲口留饲料，到下来新粮食还有四个月，一百二十天，每人每天三两粮食。共产党的政策是不饿死一个人。如果你们分了家庭的粮食，政府还要救济他们”。

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些胼手胝足的庄稼汉，这些在日寇刺刀下虎口余生的一群难民，这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苦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白手起家，开垦出来的土地，他们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财产，被别人白白地拿走了。他们想不通：都说共产党喜爱劳动人民，为什么耶稣家庭的劳动人民，反遭到打击和掠夺？为什么人民政府支持发动一部分劳动人民，剥夺另一部分劳动人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耶稣家庭的人信耶稣。他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路21：17）。他们心里就平衡了，坦然面对这场苦难。

十大股耶稣家庭被瓜分剥夺后，顿时陷入一贫如洗的地步，好地被划出去了，耕牛留下老弱病残，车辆农具破烂不堪，又面临空前严重的春荒，每人每天三两粗粮。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满地的苦菜和三个树园子里的柳树叶子，成了他们的主食。他们靠着父神的保守，凭着吃粗、穿破，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接连闯过了1951年和1952年两个春荒关。没有饿死一个人，没有撂荒一亩地。四周各村的人都用惊奇的目光，观察耶稣家庭，他们说：想不到耶稣家庭的人还能活过来了。

    一九五一年五原县发生了一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副家长潘懿清——一个清白无辜的正直人，被判处了死刑。

前面提到副家长潘懿清于三月三十日主动到五原县二区区公所，要求代替被定为“恶霸地主”的前任家长朱邦仁坐牢，释放已被囚禁的现任家长王桂森，从此，潘懿清被关进五原县监狱。从开始头两次的审讯中，潘懿清已经看出，五原县当局已经定了调子，必须判处耶稣家庭的领导人有重罪，不然他们已经按“恶霸地主”查抄、斗争、瓜分了耶稣家庭土地、财产这件事，不好下台。所以他立下心志，紧跟主耶稣，背起十字架，坦然面对一切逼迫患难，至死不渝。每次提审前，他心里默默地唱《马可福音》第8章24至38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每次审讯中，对公安人员提出的问题，不论对错，一概承认下来，决不反驳。问到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共产党要实现无剥削压迫的社会，耶稣家庭的目标是普世一家，人类平等。这就是殊途同归呀！”审讯人员也曾给潘懿清一个立功的条件：要他写信劝朱邦仁投案，只要朱邦仁到五原，就立即释放他。潘懿清说：“朱邦仁已经率领医疗队抗美援朝，政府要抓住他易如反掌，何必利用我绕圈子呢？我不作犹大，我不出卖弟兄。”审讯人员曾多次对他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无奈潘懿清逆来顺受，始终不渝，办案人员束手无策。在潘懿清坐牢的那些日子里，监狱不允许耶稣家庭的人探监。五原城里一位信耶稣的张大娘听见这事，就主动承担起探望潘懿清的任务。这位张大娘是个穷寡妇，又是五原县里头一个送独生儿子参军的军属。好个张大娘，坚持每十天探监一次，风雨无阻，每次都送去换洗的衣服，使潘懿清在牢狱中，免受虱子叮咬之苦，并且屡次用圣经上神的话安慰、鼓励他。潘懿清在末后的日子里，通过张大娘的安慰、体恤，领受主的慈爱，倍感温暖。

1951年12月27日，五原全城处在紧张的气氛中，这是处决恶霸地主的一天。数九寒天，滴水成冰，乌云欲泪，北风哀鸣，在戒备森严的大街上，公安人员押解着一队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死囚犯，在“打到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分子”！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们踉踉跄跄地穿行在人墙中间，艰难地由西向东，往东门外刑场行进。在这队死囚犯中，有五原县头号地主王乐愚，恶霸地主黄营付等。令人震惊的是，潘懿清也被列在死囚犯中，别看他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但他神态自若，表情坚定，既没有畏惧，也没有哀怨，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蹒跚复蹒跚，行行重行行，艰难的又是泰然的，用尽最后的气力，勇敢地向人生的终点挺进。“砰！砰！”刑场上一阵枪响，潘懿清倒在血泊之中。五原县一桩惊天动地的大冤案，就在这一刻，用鲜血铸成了。柳以信、李登峰、崔延生、井元魁等主内弟兄，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悲惨事件的全过程。他们含着眼泪把潘懿清的遗体埋葬了。回到五原耶稣家庭的灵修室，痛哭流涕向神倾诉。

当他们节制悲痛擦干眼泪，清醒过来的时候，才想起当务之急是赶快给十大股耶稣家庭报丧。崔延生弟兄年轻力壮，他自告奋勇担任报丧人。这时太阳已经平西，他们一天没有吃饭。崔延生端起铜瓢，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了一瓢冷水，怀揣两个窝窝头就匆匆上路了。他两脚生风，一路小跑，夜色朦胧中到达十大股耶稣家庭。刚巧赶上晚间查经会结束，正在念公祷文。崔延生报告潘懿清无辜被杀的凶讯一出口，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全场呆若木鸡，整夜无人入眠，齐集在礼拜堂祷告痛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在这极度悲痛的时刻，是主耶稣的话安慰鼓励了大家。李新年弟兄擦干眼泪，站起来大声朗读《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又带领大家唱《罗马书》第14章8－9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家长王桂森把眼泪擦干，坚强地说：“弟兄姐妹们，大难不过死，穷不过讨吃，为耶稣的名牺牲是荣耀的事。彼得、保罗等使徒都是为福音前赴后继，潘懿清弟兄在前头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让我们擦干眼泪，踏着他的血迹，背起十字架跟着主耶稣前进吧”！

郭允喜弟兄站起来指挥大家高唱《提摩太后书》第4章7－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王桂森当场决定：举行三天禁食祷告会，悼念潘懿清弟兄。大家擦干眼泪，坚定信心，以潘懿清弟兄为楷模，勇敢地面对一切逼迫患难。

潘懿清山东省齐河县华店乡韩辛村人。家境贫寒，1931年被抓壮丁辗转来到河套，曾任屯垦队的副官。1939年在十大股耶稣家庭受洗归主后，就加入了耶稣家庭，1944年担任副家长。1949年他回山东马庄老家，出席六月大聚会之后，回程的路上顺便回家探亲。他回家的时候，已经离家整整二十个年头了，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回到家中，老父早已过世，老母白发苍苍，妻子憔悴不堪，儿女不认识他。全家老小团团围住他，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了。但是，潘懿清的态度是先爱耶稣，后爱家人；先顾大家，后顾小家。他应许老母亲和妻子、儿女，等过几年交通便利了，就接全家到河套团圆。他在家里仅住了半个月，就依依不舍地与老母、家人泪别了。谁料这一去变成了永别。当噩耗传到他家，老母亲当场昏倒在地，就此撒手人寰；老妻欲哭无泪，精神失常；儿女们横七竖八地滚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亲人无辜被杀，老母闻讯惨死，丧事中又遇丧事，悲痛中更加悲痛。亲戚朋友闻讯赶来，大放悲声，满院子的人哭得昏天黑地。老母亲的丧事，只好由左邻右舍帮忙料理。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此景惨不忍睹，铁石人看了也伤情啊！

潘懿清，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一个清白无辜的“死刑犯”，他是全国二百七十个耶稣家庭中，为耶稣的名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一 九 五 二 年

1952年对十大股耶稣家庭来说，仍然是风雷激荡的年份，这一年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有三件：

第一大事件：家长易人。原任家长王桂森因被斗关押，积劳成疾于二月大聚会后提出辞职。经全体祷告，推选出侯振清，山西省河曲县人，出任第六任家长，也是最后一任家长。

第二大事件：十大股耶稣家庭被解散。五原县派出工作团——基本上仍是土地改革工作团的原班人马，主持解散和改组耶稣家庭。工作团采取四个步骤：

第一步：以春荒为借口，动员疏散。由于上一年对耶稣家庭的斗争、清算，耶稣家庭的土地财产被剥夺了一半，粮食收成大减，继1951年大春荒之后，1952年又是一个饥荒年，春节一过，口粮所剩无几，全家面临断炊的危机，工作团乘机号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自找生路，各奔前程。于是陆陆续续有27户60人离开了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些离开家庭的户主姓名如下：李连升、张继宣、王桂森、马清洁、包荣光、万云亭、刘春泽、李光、于慈山、于洪道、李心田、柳登贞、丁圣民、郑希圣、李文玉、李令林、桃花、改生子、郭允喜、杨树根、王文选、高文翰、杨重生、杜作舟、柳以信、宋敬勤、魏金君。

第二步：关闭伙房，分户自炊，改变耶稣家庭的生活方式。耶稣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各户聚集一堂吃饭，一口锅里摸勺子。有事齐做，凡物公用。工作团考虑到要解散耶稣家庭，必须从关闭伙房入手，于是逐户动员分户自炊，并针对严重的饥荒，出台一项政策，凡分户自炊的家庭，口粮不足的政府可以借给口粮，但坚持吃大锅饭的户，政府不予借贷。这样一来，大伙房被迫关闭了。耶稣家庭的集体生活解体了。

第三步：组建互助组，改变耶稣家庭的生产方式。工作团提出分家方案：每人分给7亩耕地，每两个人分给一间住房，每人分到一只羊，因为耕牛太缺少，每27个人180多亩耕地，才摊到一犋耕牛。工作团决定建立互助组，以一犋耕牛为一个互助组，25户人家分成4个互助组。互助组内统一耕种，分户管理和收获。这是河套地区最先出现的互助合作组织，成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路先锋。

第四步：“粘土里面掺沙子”。为了改变十大股耶稣家庭清一色的基督徒的现状，工作团处心积虑、费尽心机，采取从外村迁入不信耶稣的农民，淡化这村浓厚的基督教气氛，进而分化瓦解，清除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从外村迁来12户38人，其户主名单如下：王从虎、张大肚、王二狗、二不浪、范四虎、史二羊、史三羊、史有亮、丁伟、白二小、王二明、王亮明。

工作团把最好的住房和土地分给他们，让他们在十大股处于优越地位。村里的居民组长，民兵小组长都由这些人担任。但他们总觉得这里的生活不如原先居住的村子。所以除了丁伟等少数几户，信了耶稣，乐意与这里的基督徒一起生活，多数迁来的农户，不到三、四年内，又从这里迁走了。工作团企图分化瓦解十大股基督教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十大股耶稣家庭，这是内蒙古地区成立最早的耶稣家庭，在这里生存了二十年，到一九五二年，是土地改革工作团亲手把她拆散了。

一九五二年是中国的耶稣家庭遭难的年月，这一年不光十大股耶稣家庭被拆散了。在山东省众多的耶稣家庭都遭到取缔。中国第一处耶稣家庭，就是被称为老家的山东省泰安县马庄耶稣家庭，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席邓裕志女士，率领的工作组，与山东省人民政府派出的工作组配合，坐阵泰安马庄主持和实施了取缔马庄耶稣家庭的事宜。马庄耶稣家庭第一任家长敬奠瀛等四位中国耶稣家庭创始人，因为坚决反对解散耶稣家庭被关进了监狱，因牢狱折磨，1958年敬奠赢出狱不久就去世了。

吴耀宗先生担任主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急急忙忙地拆散了中国的耶稣家庭，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其一、“三自”是吴耀宗先生的旗帜。但是，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耶稣家庭就率先举起了这面旗帜，他们谢绝一切外国的资助，以吃苦舍己的精神，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办教会，实行了最彻底的自传、自养、自治。耶稣家庭是中国实行“三自”的先行者，这比吴耀宗先生提倡的“三自”足足提前了三十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起“三自”的吴耀宗先生，却执意要取缔在中国率先实行“三自”的先行者？不给耶稣家庭一点生存的空间呢？

其二、吴耀宗先生提倡教会要爱国，这口号当然是响亮的。但是，口号要与行动相一致，才是无可指责的，那种一面高喊爱国口号，一面却执意无视、抹煞比自己走在前头的爱国行动，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请问：在抗日战争中，十大股耶稣家庭全力支援1940年的五原战役，付作义将军亲授“五原战役支前模范”的奖旗，这是不是爱国行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50年耶稣家庭集中全国各个家庭的医护人员六十名。组成志愿赴朝医疗大队，开赴前线救死扶伤，这算不算爱国行动？标榜“三自爱国”的领袖，为什么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耶稣家庭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中国政府当初提出取缔耶稣家庭的决策违反了《共同纲领》。中国的耶稣家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诞生以来，率先实行自传、自养、自治，是中国“三自”的先行者，比吴耀宗先生提倡的“三自”要早三十多年。并且，耶稣家庭没有私有财产，实行集体生产，共同生活，有事齐做，凡物公用，比吴耀宗先生的三自更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耶稣家庭在爱国主义方面都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奇怪的是政府为什么单单欣赏吴耀宗先生的“三自”旗号，反而对耶稣家庭这个中国基督教实行“三自”的先行者和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典范，却视而不见，非要把她置于死地呢？按中国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衡量，耶稣家庭是朋友呢？还是敌人呢？

其三，为什么吴耀宗先生的“三自”对待耶稣家庭的“三自”竟如此水火不相容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因为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内地与沿海交通断绝，信息不通，十大股耶稣家庭深居西部内陆，对沿海地区各教会中现代新神学不信派与坚持纯正信仰的基要派之间，已经如火如荼的争论不甚了解，对吴耀宗的“三自”成立伊始，就急急忙忙地取缔中国“三自”运动的先驱——耶稣家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机会拜读了吴耀宗先生四十年代发表的《黑暗与光明》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委员会的缔造者，竟然是中国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祖师爷。

吴耀宗毕业于美国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他是美国现代新神学不信派（以下简称现代不信派）的主将富思迪教授的忠实追随者。

现代不信派植根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于十九世纪发源于德国，二十世纪泛滥于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吴耀宗等人引入中国。现代不信派以批评圣经起家，它不承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否定圣经无误论。否定圣经中记载的一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用所谓合乎自然规律的观点解释圣经。现代不信派是破坏基督教信仰根基的异端思潮。

那么，现代不信派在中国是如何败坏基督教信仰根基的呢？读一读吴耀宗先生的大作《黑暗与光明》一书就明白了。

对待圣经，吴耀宗否定圣经无误论，他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教科书，而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看！他把圣经贬低到还不如一本科学历史课本。

对于人类起源，吴耀宗反对《创世纪》记载的神创论，赞成猴子变人。他说：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他与无神论者用一个腔调说话。

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作了挽回祭，为世人代死赎罪，吴耀宗说：“十字架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我们因这爱。就与上帝成为一体，不必相信一个愤怒的上帝，要求一个救赎的代价。”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赎罪，还算是基督徒吗？

对于耶稣复活，吴耀宗否认耶稣是身体复活，主张耶稣是“灵性复活”。他说：“是否相信肉体复活，与整个基督教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吴耀宗就把基督福音的核心内容篡改了。

对于耶稣再来，吴耀宗说：“这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象征着正义征服邪恶。”他又说：“世界的进步由于逐渐的演变，而不一定由于剧烈的突变，象希伯来民族‘弥赛亚’的历史观所要求的。”看！吴耀宗在传社会福音。

     （以上内容转引自《王明道文库》909-911页：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

什么是福音？圣经上讲的明明白白，请看林前15：1/4：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会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受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

对照圣经，吴耀宗明显地在传别的福音，在传与圣经记载不同的另一个福音。

《加拉太书》1：6/9节宣布了传别的福音的人当受咒诅：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对照圣经，不难发现，以吴耀宗为代表的现代不信派，正是那传别的福音，而应当被咒诅的那类人。

看看吴耀宗现代不信派的自白，对照圣经真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们终于明白了吴耀宗的“三自”为何要仇视耶稣家庭，取缔耶稣家庭的原因了。

因为黑暗必然恨恶光明。“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

因为假的必然排斥真的，吴耀宗的现代不信派的“三自”与耶稣家庭持守圣经纯正信仰的三自，是水火不相容的啊。

说到这里，又出现了问题：为什么1950年吴耀宗的“三自”刚一出世，政府当局就一屁股坐到吴耀宗现代不信派的“三自”一边，毫不含糊地支持“三自”。急急忙忙地帮助“三自”取缔了早已高举三自爱国旗帜的中国的二百七十个耶稣家庭。又马不停蹄地动用专政机关逮捕、镇压全国反对吴耀宗现代不信派“三自”的众多教会领袖，一时间在全国持守纯正信仰的传道人如王明道、倪柝声、敬奠赢、袁相臣、林献羔、李幕圣、谢模善、以巴弗等人被关进监狱，倪柝声、敬奠赢等人惨死在狱中。

原来吴耀宗的现代不信派与中国的当权者属于同一个世界观，中国当权者高举无神论，吴耀宗就相信猴子变人。中国当权者以消灭宗教为己任，但是考虑到世界文明的大趋势——尊重人权，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敢直率地把消灭宗教的宗旨摆在桌面上，只好违心地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写进《共同纲领》和《宪法》中在明处高喊“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在暗处却实施消灭宗教的实际步骤，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假，推广无神论消灭宗教是真，真假两面人不好当。正在两难之间，吴耀宗现代不信派“三自”应运而生，中国当权者终于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利用吴耀宗现代不信派“三自”从教会内部瓦解基督教岂不得心应手。利用吴耀宗现代不信派的“三自”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基督教，把中国的基督教改造成不信耶稣的福音，而信猴子变人的假基督教，这样一来，不必用专政的强制手段来消灭教会，十字架仍旧高悬在教堂上空。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高举“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招牌。实际上经过吴耀宗现代不信派对中国教会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纯正信仰的真教会，摇身一变变成不信派的假教会，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就是吴耀宗现代不信派“三自”与政府合作，里应外合，改造消灭基督教的如意算盘。这就是中国当局支持“三自”，打击迫害坚持纯正信仰的教会的真正目的。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古话说的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主耶稣早已说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16：17）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3）基督是教会的头（弗5：23）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可以容忍撒但迫害祂的儿女（伯1：12），但是诀不允许撒但消灭教会（伯2：6）。

翻开教会历史来看，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要把基督教扼杀在摇篮里，先后十代皇帝连续二百多年迫害基督教，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人头落地，结果怎么样？这些凶狠的帝王一个个都化成了泥土，基督教照常生存，而且更加发展壮大。

撒但不甘心失败，又采用特伊洛木马战术，实行政教合一，把教会演变成崇拜偶像，热衷权力，贪爱金钱，腐化变质的教会，教皇代替了耶稣，把持教会一千多年，史称“黑暗时代”。这样撒但的阴谋得逞了吧？但是“神看千年如一日”（彼后3：8），不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兴起宗教改革运动；英国兴起了清教徒，从美国开始，兴起了教会大复兴运动。教会从教皇的桎梏中被释放出来了。如今基督教会遍布全球，基督教文明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成为带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如今到了末世，中国要担当消灭基督教的旗手，十九世纪末叶，义和团对基督教斩尽杀绝，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取谛基督教。结果中国的基督教更加发展壮大了，这就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件大事、土地改革中划定阶级成分。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中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要给每一家农户划定阶级成分。1950年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规定的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后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农又分为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贫农、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划成贫农、下中农全家光荣，扬眉吐气；划成地主、富农，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划阶级成分，就是决定农村中每户每人前途命运的一个关口，是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而决定阶级成分的大权，操在土地改革工作团手里。

1950年中央颁行的《土地改革法》是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法律依据。该法规定划定阶级成分的时间界限是，从当地解放之日起，往后推三年。根据这三年内各户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生产经营方式，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靠雇工剥削或出租土地的，定为地主。凡自己参加部分劳动，又雇工剥削，自己劳动所得部分低于全部所得百分之二十五的，定为富农。

毛泽东一再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可是五原县土地改革工作团的作法，完全违背了《土地改革法》。

首先，在工作程序上颠倒了。按《土地改革法》规定，应当先划定阶级成分，然后根据各户所处的经济地位，再决定土地、财产的处置。但土地改革工作团却反其道而行之。1951年下车伊始，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对十大股耶稣家庭，按恶霸地主实行了斗争、清算，并剥夺了其一半以上的土地、财产，给一个教会团体的负责人，扣上“恶霸地主分子”的帽子，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悍然枪杀了作为“替身”的清白无辜的副家长潘懿清。这就在程序上违反了国家法律。

其次，按《土地改革法》的时限规定，从当地解放的1949年9月19日算起，往后推三年是1946年9月19日。在这段时间里，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从山东、河北、山西、东北各地日寇占领的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他们都背井离乡、穷困潦倒。地无一垄，瓦无一片。来到十大股耶稣家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是北京协和医院、济南亚东大药房和本地的基督徒孙大卫、王以汉、王银汉等人奉献的。并没有白占过任何人的土地财产。他们自己盖房屋，自己修水渠，自己栽植树木，自己种田、自己纺织，并没有剥削过任何人的劳动。他们的生活是吃粗、穿破，努力生产，格外节省，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农民的水平。他们自力更生挖渠引水，让上、下游的农民白白受益；他们热情为周围农民送医送药，救死扶伤；他们响应政府号召，抗日战争中支援五原战役，1950年率先成立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他们支援军队挖渠不遗余力；他们积极交粮纳税，遵纪守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大股耶稣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坚持有神论，笃信耶稣，矢志不移。

其三、拖到1952年年终，土改工作团无奈公布了划定阶级成分的结果是：1、划定前任家长朱邦仁为“恶霸地主”；2、宣布其他全体耶稣家庭的人“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两项宣布都违反了《土地改革法》。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朱邦仁这个“恶霸地主”：朱邦仁山东省高密县朱家沙窝村人。在他的儿童时代，父母离异，他随母亲生活，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成为山东齐鲁大学毕业，留日医学博士。朱邦仁曾应聘担任宋美玲的家庭医生，1935年他向宋美玲辞职后，进入耶稣家庭，走撇弃破产、吃苦舍己的道路。1937年开始先后在山西省侯马、甘肃天水创建耶稣家庭。1942年奉调来到十大股耶稣家庭当第四任家长。他放弃了一切属世的名利富贵，生活在劳苦大众的最低层，吃粗，穿破，与耶稣家庭的难民出身的劳苦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奋力开拓，创造未来。同时应付作义将军的请求，为发展绥远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出力不少。这些都为董其武、安春山等人熟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响应政府抗美援朝的号召，挺身而出，担任了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队大队长，率领六十人的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

根据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1951年解放军战士和十几万民工战斗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千里治淮工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上报到卫生部。当时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队，正在北京集训，准备开赴朝鲜前线。卫生部李德全部长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改派这一支由基督徒组成的医疗大队，立即开往治淮工程前线，以应急需。李部长亲临这支医疗队的集训地——中国红十字会，召集全队医护人员发表动员讲话。她说：“淮河是中国水患最多的一条大河，几乎年年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人，使沿淮劳动人民政治上得解放。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根除淮河水患，可以让沿淮劳动人民经济上得翻身。现在十几万劳动大军，战斗在治淮工地上，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你们到治淮前线救死扶伤,就是雪中送炭。这跟抗美援朝同样重要，同样光荣。”最后她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一定要谨记主耶稣的教诲，不求名利，发光作盐！”

这支医疗队一直活跃在治淮工程前线，并有两位医护人员因公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直到1954年第一期治淮工程竣工。这时候朝鲜停战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从以上简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朱邦仁不是地主。难道有地无一垄、瓦无一片，没有一点个人财产的地主吗？难道有不出租土地，不雇工剥削，全凭自己劳动生产的地主吗？难道有淡泊名利、吃苦舍己，不图自己享受的地主吗？

2、朱邦仁的行事为人与“恶霸”的帽子风马牛不相及：难道兴修水利惠及四方是恶霸的所作所为吗？难道开办医院，救死扶伤是恶霸的所作所为吗？难道支援前线、奋勇抗日是恶霸的所作所为吗？难道组织流离失所的难民，生产自救安定社会，加强抗战力量是恶霸的所作所为吗？难道身先士卒、抗美援朝、勇赴国难是恶霸的所作所为吗？

3、退一步来讲，就算朱邦仁真是个“恶霸地主”，就算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房屋、财产都是朱邦仁一个人独自剥削得来的，那也应当按照《土地改革法》的程序。首先查清朱邦仁土地财产的来源，他“剥削”哪些人？土地斗争清算的成果应当赔偿给哪些人？朱邦仁这个大家庭当时有74户，215口人，除朱邦仁一家七口之外，还有73户208人。这些人都是抗日战争中从沦陷压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地无一垅，瓦无一片、身无分文。他们加入耶稣家庭的时候把所有的钱物，除了随身穿的衣服和被褥外，全部交给了耶稣家庭，在这里一个锅里摸勺子，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有事齐做，凡物公用，过着吃粗穿破的日子，从1935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挂牌成立算起已经有十七年了。十大股耶稣家庭2600亩土地的来源：1933年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四姐妹捐献700亩，1935年王以汉入家庭带来200亩，1938年王银汉入家庭带来100亩；1943年福音村的孙大卫、孙万树两兄弟捐献200亩；1945年山东济南亚东大药房捐献700亩。家庭人自己动手从无主荒地开垦600亩。这2600亩土地中有耕地1600亩，盐碱荒地1000亩。由此观之耶稣家庭的人都是比贫农还贫的赤贫，如果说朱邦仁是个“地主”，那他剥削了谁呢？他没有剥削和亏欠四邻村庄的任何人，在减租反霸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四周邻村竞无一人站出来控诉朱邦仁的“剥削”。十大股耶稣家庭的财产，都是耶稣家庭的73户208个贫苦劳动农民，出大力，流大汗，辛勤创造的。如果要分配，应当全部归给这些贫苦劳动农民。土改工作团剥夺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一半土地，财产分给四周的农村，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土地改革法》，剥夺了十大股耶稣家庭73户208个贫苦劳动农民的合法权益。是错误地把这73户208个人贫苦劳动农民，全部按“恶霸地主”进行了斗争清算。

4、在处置朱邦仁的问题上，五原土改工作团迭出奇招，因为不可能把朱邦仁按“恶霸地主”抓捕归案，他们竟张冠李戴，把清白无辜的副家长潘懿清抓住，作为替罪羊，按“恶霸地主”的罪名处死。制造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冤案。这种只有在奴隶社会中才存在的代人受死的事，竟然出现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二）、五原县土改工作团对208名十大股耶稣家庭的贫苦劳动农民不给划定阶级成分，决定给予“暂不划定阶级成分”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犯了四大错误。

1、越权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查1950年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内，并没有“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项条款。一个县的土改工作团怎能有权对国家法律任意修定篡改呢？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吗？

2、明知故犯的失职行为。在土改运动中，依法为农村居民划定阶级成分，是土改工作团责无旁贷的基本任务。五原县土改工作团故意把十大股耶稣家庭的73户208个贫苦劳动农民挂起来，拒绝为他们划定名副其实的阶级成分，是一种故意不作为，是故意扼杀73户208个贫苦劳动农民的政治生命的犯罪行为。

3、违反程序，颠倒黑白。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在土改运动中，首先第一步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所有的农村人口划定阶级成分，下一步再对已经明确定为地主。富农的户，进行斗争清算，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毛泽东告诫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五原县土改工作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下车伊始，不分青红皂白，就三下五除二，先把耶稣家庭当恶霸地主查剿了、批斗了，把土地，财产分光了，把付家长潘懿清当作“替罪羊”处死了。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土改工作团，第二次进驻十大股耶稣家庭，才想起来，划定阶级成分，分清敌我友。违反程序，乱了章程，造成颠倒黑白的后果，就不足为怪了、

4、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五原县土地工作团匆匆忙忙抓住十大股耶稣家庭，当作恶霸地主斗了个够，分了个光，把人杀了个痛快之后，才想起来还要为耶稣家庭七十多户，二百多人划定阶级成分。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对照，才发现这一群抗日战争中的难民，这些年年吃粗穿破，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辛勤劳动的贫苦人，不但够不上地主、富农，；连中农也够不上，最高划个贫农成分。再说：十大股耶稣家庭是个抗日爱国的基督教团体，按恶霸地主来打击毁灭，违反了《共同纲领》。可是已经查剿了，批斗了、瓜分了、镇压了，生米做成熟饭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中央有明确指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是要纠正错误就得作到：剿错斗错了，要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瓜分错了要退赔，物归原主；杀错了要平反昭雪。这才符合中央政策。然而这样一来，土改工作团岂不要威信扫地？不，决不能！宁可掩饰错误，玩弄法律，屈枉正直，草菅人命，使冤案石沉大海，也不能让当官的名利受一点损失。照这条思路发展下去，就出台“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一高招。

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一高招，高就高在一个“暂”字上。它是一面欺上瞒下的“挡箭牌”假如上级追查为什么不给这些农民划定阶级成分，土改工作团可以拿“暂”字来搪塞，就说不是不给他们划阶级成分，而是“暂时”不划，以后终久要划的，如果耶稣家庭这二百多贫苦劳动农民找上门来，讨个说法，他们会说：不是不给你们划定阶级成分，而是“暂时”不定，以后终久会给你们划定阶级成分的，你们耐心等待吧，这真是左右逢源的妙计啊！

或许，五原县土改工作团会引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为自己的“暂不划定阶级成分”找借口。因为内蒙古对牧区的“三不”政策，稳定了牧区的生产秩序，维护了牧区安定团结，受到中央的肯定和赞许。但是内蒙古牧区的“三不”与五原县对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一不”却是有天壤之别，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牧区的“三不”是以不斗不分为前提，五原县的“一不”是先斗了、先分了、先人头落地了，最后，玩弄花招，出台一个“暂”不划定阶级成分，用以玩弄法律，欺上瞒下。

5、玩弄权术，欺压贫苦农民

第一、以“十大股耶稣家庭有电台、有枪炮、有鸦片,”十大股耶稣家庭是“二台湾”的恶毒谣言为依据出动部队，对其进行包围、封锁、查剿长达半月之久的大搜查、大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证明耶稣家庭是清白无辜的，十大股74户215人是爱国守法的贫苦农民。这时候，土改工作团按政策应当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给予恢复名誉。

第二、可是土改工作团不但不“有错必纠”，而是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一意孤行，接着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对耶稣家庭按“恶霸地主”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斗大会上仍然喊出“打倒耶稣家庭，解放二台湾”的口号。可见在错误的大搜查、大审讯之后，土改工作团仍然明知故犯，顽固地把耶稣家庭当作“二台湾”进行批斗。

第三、千人批斗大会之后，土改工作团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耶稣家庭74户215人，当作恶霸地主，“打土豪，分田地”把一半土地、牲畜、财产没收、瓜分了。

第四、土改工作团对十大股耶稣家庭进行彻底查剿后，又斗了个痛快，分了个精光之后才想起为这里的73户208人划定阶级成分。土改工作团手里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明知道这74户215口人，既不是地主富农，连中农也够不上，只符合贫农成分。土改工作团既不敢明目张胆地把这些贫苦农民打成“地主、富农”，又不甘心还他们贫农成分的本来面貌，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一“高招”把十大股耶稣家庭73户208个贫苦劳动农民“挂起来”了。

“暂不划定阶级成分”高就高在这个“暂”字上；

    其一、它是一个骗术，可以哄骗上级，规避法律的审查。

    其二、它是一剂“麻醉药”。让73户208贫苦劳动农民被蒙骗在“暂”字中他们等待着、盼望着，幻想将来政府会公平执法，给一个合理的阶级成分，这一等就等到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来了更大的灾难。

    其三、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暂不划定阶级成分”在实质上已经把这73户208个贫苦农民按地主、富农打入另册，这些人是不戴地主、富农帽子的地主、富农。从1951年减租、土改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落实政策之前，十大股村的人们一直被当作专政对象。

    其四、它是一颗“定时炸弹”。从1952年土改工作团埋下这颗“定时炸弹”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它把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基督徒陷入令人谈虎色变的大灾难中。这个村成了十年浩劫中全国最重的重灾区。

㈥五原县土改工作团如此仇视、如此残酷地迫害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全体贫苦劳动农民，唯一的愿因，就是因为他们笃信耶稣，而故意迫害他们、欺压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信耶稣就遭虐待，又公然违反了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我们在此郑重申明，本文是严格站在《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的立场上作以上分析评论的。

十大股耶稣家庭被人民政府无情地解散了，但耶稣家庭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却是无可指责的。他们始终不渝地遵行《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的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无论是“九·一九”前在付作义政权的领导下，或是在解放后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做到“出夫不怕死，纳税不怠慢”，都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国家的公粮税收。无论在抗日战争中支援五原战役，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医疗队救死扶伤，十大股耶稣家庭都堪称全国宗教界爱国主义的典范。奇怪的是，新中国竟然不容如此奉公守法的耶稣家庭存在，实在不可理解！

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历史上遭遇到两次患难和危险：一次是1939年为救助抗日军队的伤兵，受到日本鬼子和蒙古汉奸队的搜查、审讯，日本兵的刺刀指在家长李登峰和段伟德的胸膛上。另一次是1951年无缘无故地受到解放军的包围、封锁、搜查、审讯。第一次是为了抗日爱国，他们无怨无悔。第二次却是一场不白之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想不通。

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历史上，遭遇到两次大饥荒：一次是1945年，靠吃苦菜、土豆艰难的度过。另一次是1951年至1953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人们把苦菜、树叶都吃光了。第一次是在创业中遇到的困难，人们意志坚、心劲足，不知不觉就奇迹般地胜过了。第二次是一场冤假错案，人们心里受到的创伤比忍饥受饿还要难以承受。感谢神的保佑，人们咬紧牙关，勒紧裤带，靠着神的安慰、鼓励，竟然挺过来了。

                               一九五三年

进入1953年，五原县人民政府宣布：取消耶稣家庭名号，将十大股耶稣家庭更名为十大股基督教会。十大股耶稣家庭从1934年成立到1953年结束，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

在二月大聚会上，经过禁食祷告，推选出教会的负责人，选出长老三人，他们是：

梁兴周，山东省寿光县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十万华工，开赴欧洲，支援英法协约国方面作战，在英国信了耶稣。欧战结束后，因挂念国内年迈的双亲，谢绝了英国政府的挽留。回国后，在烟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日照县石臼所开医院，成为当地有名气的医生。“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逼他为日军方面服务。为了逃避日方的逼迫，他毅然撇弃了自己的医院，只身带着妻子儿女逃到付作义军队控制下的河套，在五原县艰难谋生，1945年入家庭。

刘升汉，山东省安丘县人。他十七岁悔改信耶稣，十九岁被按立为家乡教会的长老。“七·七”事变，日军侵占了山东，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他的大哥早年下了关东，这时写信来要他去东北，他考虑到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伪满洲国，他立志坚决不当亡国奴。于1940年逃荒来到河套，在狼山县份子地建立了一所教会，1943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

张启祥，山东省安丘县人，同样由于受日本鬼子的欺压，生活过不下去，逃荒来到河套陕坝镇，被按立为蛮会教会的长老。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

选出执事七人，他们是：刘长吉，山东省昌乐县人；左振吉，山东省寿光县人；武生达，河北省怀来县人；刘增和，山东省安丘县人；林来恩（女），山东省安丘县人；于锦文（女），山东省泰安县人；李依静（女），山东省济南市人。十大股基督教会报呈五原县人民政府，得到批准成立。

十大股基督教会仍然实行原来耶稣家庭的聚会敬拜制度，即：每天早上的晨更祷告会，每天晚上的查经会，雷打不动。又坚持每年的冬令聚会（春节开始），夏令聚会及每年的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的聚会，每次聚会的天数是冬令会、夏令会各聚七天，其他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各聚三天。

十大股耶稣家庭虽然被勒令解散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名号虽然改成了十大股基督教会，但是耶稣家庭吃苦舍己，走十字架道路的传统没有变。在十大股全体信徒的心中，这仍然是没有耶稣家庭名号的耶稣家庭。

                               一九五四年

国家号召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十大股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团勒令解散耶稣家庭时就成立了四个互助组，这是河套地区农村最早出现的互助合作组织。到1954年已经有三个年头了。耶稣家庭有集体生产的传统，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非常地同心协力，他们克服了缺耕畜，少农具，以及因为上下游农村抢先用水，十大股人被排挤不能适时浇水，以及连续三年的缺粮饥荒。到1954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终于告别了一连三年吃糠咽菜，半饥饿的日子。人们天天存着感恩的心用饭，周围农村的人们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们说：“这群耶稣迷真耐折磨，大难不死，他们又顽强地站起来了”。

                                一九五五年

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礼拜堂是1941年建成的，在当时的河套农村，这是最高大的建筑物。从五原县城往十大股走，一过和合元村，相隔十五华里就远远暸见这座巍峨的礼拜堂。由于河套地区地下水位高，地基软，且碱蚀严重，房屋又是平地垒起，没有砖石作根基，因此，在1955年春倒塌了。

怎么办？教会做出了决定：虽然各家生活非常艰难，但再苦再难也必须有敬拜神的场所。立即动工，在原来礼拜堂的旧址上，重建新的礼拜堂。正在繁忙的春季生产中，重建工程开工了，全村各户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例如年近六旬的老信徒李桂升身体不好，老伴常年卧病在床，儿子抗美援朝不在家。但他尽自己的力量，在工地上搬坯和泥，又把自己最大的一棵树，也是全村最高的一棵树，捐给教会，用于建堂。全村四个互助组，适当分工，做到建堂、生产两不误。到了夏天，人们又在三间新礼拜堂里聚会了。

年近七旬的梁兴周长老，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天天在礼拜堂里用工整规范的大字把诗歌抄写在白纸上，挂起来供人学唱。他三年如一日地写，共抄写圣诗三百多首。

贾书泰老人，义务为教会打钟，生火炉，天天如此，坚持不缀。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件事，记在下面：刘佐汉，山东省安丘县人，1942年逃荒来到河套，1944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从1948年到1952年担任农工部主任，带领大家搞农业生产，由于他反对解散耶稣家庭，土改工作团拿反对土改运动的大帽子压制他。1954年他把自己喂养的一头有病的母牛宰杀了，县里抓住这件事，以私自宰杀耕牛的罪名，把他抓进监狱（说明：在当时河套地区农村只用犍牛做耕畜，母牛只用于繁殖，不作耕牛使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1955年病死在狱中，年仅四十二岁。

刘佐汉去世后，他妻子郑兰英带着四个不大不小的孩子艰难度日。可是祸不单行，郑兰英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她的脚跟生了漏管，流血流脓不止，行动非常困难。好容易借到几块钱，由儿子用牛车把她拉到五原县医院诊治，医生说县医院治不了，要她转院到内蒙古医院去。她一个穷寡妇哪有转院的条件啊！只好回到家里，她是主要劳动力，不能行动，真把人急死了。在急难中她和孩子跪下向神哭诉，求神怜悯。神果然听了她的祷告，就在夜间的异梦中，她看见三个医生打扮的人，穿着白衣，端着手术盘子，来到她的炕前，说要为她的脚动手术。早上醒来，她脚上的伤口痊愈了，下地走路一点疼痛也没有了，神的恩典真奇妙！

                              一九五六年

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向高级社发展。区政府决定耶稣堂村与北面的辛家圪旦村合并，组成红丰农业生产合作社，下设两个生产队，辛家圪旦村为红丰一队，阎二小出任生产队长，耶稣堂村为红丰二队，梁茂义出任生产队长。

从1953年十大股基督教会成立到1956年，在这四年里，教会生活几乎无人干涉，可以说是风平浪静，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穷，但灵命生活得到饱足，倒也安贫乐道。然而好景不长，1956年冬，河套行署宗教科通知十大股教会的梁兴周、刘升汉、张启祥三位长老到陕坝镇出席宗教会议。统战部的张副部长在会上讲话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共产党与宗教没有共同语言，宗教最终要趋于消亡”。这个讲话就如一颗宣战的信号弹升上天空，它预示着一段坎坷的岁月，又要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这是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的政治舵轮进一步向左偏打。十大股基督教会地处农村，这里的基督徒都是一些庄稼汉，所以反右也没有反着他们。可是在五原县城却是“风乍起，吹皱了一池春水”，这要从基督徒荣敦仁的遭遇说起。

荣敦仁，山东省昌乐县人，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因他自学成才，有深厚的中文功底，是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担任十大股耶稣家庭学校的校长，成绩显著。1948年应五原县长的请求调到五原县教育科任职。1949年参加“九·一九”起义。他热心爱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并以自己优良的行为品德荣耀耶稣基督的名。领导方面对他的道德品质和工作态度非常赞赏，但对他的信仰却很反感。尤其对他坚持礼拜天到教堂聚会和对人传福音，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右派斗争提供了一个冲击荣敦仁的机会。1957年冬，河套地委统战部在陕坝镇召开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大会，对荣敦仁动了真格的。交心会组织了三班人员，对荣敦仁展开了攻心战，实行车轮战术、疲劳“轰炸”一连三天三夜，只要他不放弃信耶稣，就不准吃饭，不准睡觉。危难时刻，圣灵特别加力量，他觉得浑身有劲，非常平安，出奇地冷静，终于得胜了。他写的“交心书”竟是一首灵歌。现抄录如下：《主是至亲人》

1、主啊！ 唯你是我至亲人，因你为我钉在十架流血舍了身。唯有你的大爱，能得我全人，我今听见你的声音，就敞开心门。求你来占据我的心，你我成一人。

2、主啊！你爱越久越高深，因你验中了我选我做你知心人，使我学你样式，与你苦有份，一体之爱如死坚强，苦中爱更深，遭逼迫患难临我身，你我更相亲。

3、主啊！唯你知道我的心，这世上的名利富贵，于我如浮云，只求蒙你眷爱，赐我同心人，在这奔赴峋山路上，携手往前进。凭主爱联络成一体，胜过骨肉亲。

4、主啊！愿你洗净我的心，在我里面启示光照，使我成新人，脱离败坏辖制，不沾染灰尘，天天背起自己十架，努力向前奔。为父神做贵重器皿，合乎主使用。

这样一份“交心书”送到行署统战部领导手上，引起的风暴可想而知，一位付部长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这不是交心书，这简直是挑战书，荣敦仁顽固透顶，不可救药。走着瞧，你信靠耶稣，看看你的耶稣能不能救你……”荣敦仁的命运，不堪设想了。

                              一九五八年

五原县人民政府开除了荣敦仁的公职，注销了他的城镇户口，全家被赶到胜丰乡西圪梁村监督劳动。几个月后又抓住他参加异地（十大股教会）教会的聚会，及向十八岁以下青少年传福音，被判有期徒刑六年。1964年刑满出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把他关进牛棚，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被解放。他的妻子和唯一女儿，被赶到人地两生的农村，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女儿不到十七岁就被迫早早嫁人了。1979年荣敦仁被解放时，贫病交加的老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女儿因操劳过度，得了癌症，撇下刚刚团圆不久的老父亲，撒手去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翁，得到人身自由之后，只过了几年孤苦伶仃的日子。但这位坚强的老人出狱后，抓紧末后的年日，为神做工，到处栽培同工，牧养教会，受到各地弟兄姐妹的欢迎。

一九五八年是人民公社化的一年，十大股耶稣家庭所在的白银刀亥乡改为白银刀亥人民公社。十大股耶稣堂村与辛家圪旦村组成的红丰高级生产合作社。与吕二圪旦村的红赛高级社及红柳圪旦高级社三社合并，称红赛生产大队，十大股耶稣堂村的梁茂义，出任生产大队会计。

巴盟土壤改良实验站，在这里搞建立排水系统的试验，一条排水渠从十大股耶稣堂生产队土地中穿过，把二百亩耕地隔在排水渠东边，吕二圪旦生产队抢种了这片土地。这个问题反映到红赛生产大队，大队认为这片土地被隔在排水渠东边，十大股耶稣堂生产队耕种不方便，但吕二圪旦生产队耕种方便，于是决定把排水渠东边二百亩地，无偿划给吕二圪旦生产队使用。

中央政策规定，土地改革运动宣告结束之后，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无偿占用别单位或个人的土地、房屋、财产。红赛大队违反中央政策，无偿剥夺了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二百亩耕地，一直不予退还。人们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又一次土地改革吗？”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是在这一年，引黄总干渠竣工了。总干渠在耶稣堂村南边通过，耶稣渠（土改后更名为人民渠）直接在总干渠上开口——这是河套地区直接在总干渠上开口的独一无二的一条支渠。由于水位提高，耶稣堂村西边的高地也能浇上水了。于是耶稣堂村又在村西高地上开垦荒地二百亩，弥补了队里失去的二百亩耕地的损失。

十大股耶稣家庭学校，创建于1945年，是一所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校。第一任校长荣敦仁，1948年荣敦仁调离后，先后由具有中专文凭的张济坤和李文郁两位女士出任校长。教学质量在五原县属一流水平。1952年土改工作团对学校进行调整，停办托儿所和幼儿园，停办高小五、六年级，学生转到区完小就读。学校只保留一至四年级，成为一所初级小学。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白银刀亥人民公社把这所小学从耶稣堂村迁到辛家圪旦村，目的是隔断基督教对小学生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的风浪，终于波及到十大股基督教会。1958年 5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全区基督教界向党交心大会，要十大股教会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刘升汉长老参加了这次大会。全自治区一百多名基督教界人士聚集在自治区政府招待所，大会内容是发动全区各教会人士给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还规定了任务定额。每个人向大会提交一百条意见。刘升汉是个庄稼汉，文化低，秘书长格外照顾，给他的定额降到八十条。大会开了五十天，逼得人走投无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恍惚，近乎崩溃。大会结束后，刘升汉心力交瘁，回到家里，大病一场。

自治区的交心大会刚结束，河套行政公署如法炮制，在陕坝镇召开宗教界向党交心大会。十大股教会的三位长老，梁兴周、刘升汉、张启祥全被赶进了会场。这次大会除发动到会人员给共产党提意见外，又加上了一条内容：动员宗教界人士，放弃宗教信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在讲话中说：“无神论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有神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宗教的结局就是消亡。现在是大跃进年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消除宗教迷信也应当加快步伐”。这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一九五八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五原县城内的耶稣家庭被县政府没收，划给文化局使用。这一处耶稣家庭占地五亩，是1941年屯垦队薛得恩副团长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十大股耶稣家庭的，作为十大股耶稣家庭五原县城的接待处。1945年后面的邻居王满召弟兄又把二亩五分宅基地捐献给耶稣家庭。1947年耶稣家庭又进行重建，建起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拜堂一座，又盖了十间住房、接待室和厨房。房产产权属于十大股耶稣家庭和她的继承者——十大股教会。当时这里的负责人是付祥臻夫妇，一对年逾古稀的老人。五原县政府把这二位老人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流落到城西福音村，衣食无着落，被村里爱主的弟兄姐妹收留了。不久老人就精神失常去世了。那座大礼拜堂在1966年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纵火焚毁了，这是后话。这又是一起五原县政府公然违反中央关于土改运动结束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无偿占用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土地、房屋、财产的政策，剥夺了十大股基督教会的土地、房屋所有权一直不予来退还。人们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对十大股耶稣家庭进行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啊！”

刘顺和，河北省唐山市人，1942年逃荒来到河套，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他热心爱主，为人耿直。1958年他离家十七年后，首次回故乡探亲。因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被以异地传福音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63年因病保外就医，这期间又因到乌拉特前旗新安镇探望多年不见的老父亲，顺便参加当地的教会聚会，被抓回监狱，并加判刑期五年。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

从1958年开始，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高速度，在几个月内全国完成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刮起了气势凶猛的虚夸风，一时间“过黄河”、“跨长江”捷报频传，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的喜讯层出不穷，“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牛皮越吹越离谱。大办食堂、大炼钢铁、放卫星、夺高产，造成惊人的浪费。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的高压政治态势，造成说假话，吹牛皮的人弹冠相庆；说实话、办实事的人退避三舍。如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千百万的生命死于饥饿，甚至发生母亲吃亲生儿子的惨剧。记得1964年四清运动中，驻村干部组织农民忆苦思甜，安排了一位老贫农上台诉苦，这位老贫农回忆说：“要说生活难哪，顶数六0年”。驻村干部一听马上制止他的诉苦：“叫你诉旧社会的苦，你反倒控诉新社会”，老贫农说：“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我是说的大实话”。于是老贫农被赶出了会场。

在这三年大饥荒中，十大股耶稣堂村却过得很平静，村村有饿殍，但他们没有饿死人；队队欠交国家粮税，但他们不拖欠国家的一粒公粮；很多村队吃国家的救济供应，但他们未曾享受过国家的救济。公社领导总结这个村的经验是：这里有办集体食堂的传统，别的村食堂吃饭不计量，不交钱，这里的食堂坚持定量供给，做到细水长流。别的生产队的菜园因社员偷盗成风，瓜菜没有收成。当地的顺口溜说：“低标准，瓜菜代，谁不偷，谁带害”。这里的集体菜园却秩序井然，瓜菜常年供应不断。别的村的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这里的干部却以身作则，炊管人员不搞特殊化。

十大股耶稣堂的人们自己也总结出办好集体食堂的三条经验：第一、忠诚老实，不图虚名。1958年秋收时节，公社搞大跃进，统一调动生产队的劳动力大炼钢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很多生产队顾不上秋收，把到手的粮食扔在地里。但十大股耶稣堂村组织社员抓住一早一晚尚未出工的时间，多辛劳一些，坚持作到颗粒归仓。这样，不仅完成了国家的统购任务，还为下一年办好食堂打下了物质基础。这里的干部不说谎，不虚报，因为产量不能“放卫星”，公社及生产大队的领导多次点名要“拔白旗”，但他们不为所动。

第二、听神的话，蒙神保守。例如，圣经上说：“不可偷盗”（太19：18），所以这里的菜园、庄稼秋毫无犯，社会风气良好，为食堂常年供应着丰盛的瓜菜、副食品打下了基础。圣经上说：“不可做假见证”（太19：18），所以这里的干部不吹牛，不说谎，诚实无伪。对领导，对社会有利，自己归根到底也吃不了亏。圣经上说：“当爱人如己”（太19：19），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群众彼此相爱，互相关心，物质虽贫乏，心灵却充实。

第三、最重要的一条：这里的人们信靠耶稣，有耶稣的帮助，漫长的三年灾荒，他们只觉得“弹指一挥间”，平安地度过去了。正如圣经上所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118：6）

本文在前面已经总结过，耶稣家庭成功的公式：基督精神＋集体组织，集体组织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基督精神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身体与灵魂相结合，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耶稣家庭的成功在于，身体与灵魂结合得好，一加一大于二。而人民公社却不然，它只有集体组织，没有基督精神，好比一个人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就是死的。所以人民公社注定走向失败。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回想当初政府支持“三自”取缔耶稣家庭这一成功的集体经济模式是不是一大失误呢？

                                一九六二年

经过三年的大跃进，吹牛皮虚夸风造成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数千万人口之后，1962年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准一平二调的方针，在农村由人民公社大一统，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白银刀亥人民公社按照中央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调整生产队的规模，将原红丰生产队的两个村分成两个生产队，辛家圪旦村称为红丰一队，耶稣堂村称为红丰二队。耶稣堂村的红丰二队由丁伟出任生产队长。就在这次分队中，由红赛生产大队主持，把属于耶稣堂红丰二队的在四六渠北与辛家圪旦村红丰一队搭界的二百多亩耕地，这是耶稣堂村最好的一片耕地，划给了辛家圪旦村。这样，经过1958年拨给吕二圪旦村二百亩耕地和这次又划给辛家圪旦村的二百亩，十大股耶稣堂村的耕地，由土改后的1300亩减少到900亩。（加上又开垦的三百亩高地，实有土地1200亩）这是又一起公社违反中央政策，平调耶稣堂村土地的事件。

人们无可奈何的说：“十大股经历了第四次土地改革啊!”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风声，又给十大股基督教会带来了麻烦，公安部门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十大股基督教会列入重点监控对象。他们隔三差五地光顾十大股耶稣堂村，敲山震虎，还煞有介事地为每一位长老、执事照了相片，按重点监控人物，归入公安部门的档案。公安人员常来常往，预示着又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

一九六三年

巴彦淖尔盟成立土壤改良实验站，站址就设在辛家圪旦村，为了便于开展土壤改良试验，经上级批准，将白银刀亥人民公社所属的红赛生产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辛家圪旦村的红丰一队，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红丰二队和吕二圪旦村的红赛生产队，划归巴盟土壤改良实验站领导，但所有制形式不变。在生产队改变领导关系的同时，原在红赛生产大队担任会计的梁茂义被解除大队会计的职务，下放到十大股耶稣堂村红丰二队担任队长。梁茂义是山东省寿光县人，他在1953年十大股耶稣家庭被解散后，出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村长，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出任十大股耶稣堂农业合作社的社长，1958年人民公社化，他出任红赛生产大队的会计。梁茂义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对他非常赏识，认为他人年轻，有文化。忠实正直，踏实肯干，领导放心，在大队干部中是数一数二的，很有发展前途。只可惜一条，他信耶稣，上级不许提拔，只好忍痛割爱，将他下放到生产队当队长。

                                一九六四年

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1964年一批天津市的知识青年下放到五原县，县委领导授意白银刀亥人民公社，将二十六名天津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插队劳动。这些知识青年的姓名如下：阮克扬、杨道明、孙加林、陈加林、常家齐、孙惠俊、李宪民、马金鳞、刘金良（女）、韩志兰（女）、徐亚敏（女）、范桂华、来福舟、高崇义、任照奇、王成敏、兰继敏、许树生、孟志侠（女）、刘桂英（女）、张润芝（女）、高崇平、高崇年等。

在这个耕地不过千亩，人口不过二百且是人多地少的弹丸之地，在这个最贫苦的穷生产队里，为什么一下子安置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公社社长在红丰二队欢迎知识青年的全村大会上讲话说：“这一大批有文化知识的城市青年来到这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为这个队增加了有生力量，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位领导的讲话未敢理直气壮引用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县和公社打了一个如意算盘，抓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利时机，改变十大股耶稣堂村的面貌。分化、瓦解、消灭这个顽固的基督教堡垒。这种分化、瓦解的战术，他们在1951年土改中已经实施过一次。那一次实行粘土里面掺沙子。把十二户农民迁入十大股耶稣堂村，但在二、三年内只有少数信了耶稣的农户留下来，多数农户又陆续从十大股耶稣堂村迁走了。那一次失败了，这一次又故伎重演。他们考虑到1951年土改中迁来的是本乡本土的农民，所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一次来插队的知识青年离家数千里，再想回城谈何容易，他们只能在这里扎下根。他们满怀信心觉得这一次有把握，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改造十大股的基督徒。

知识青年到农村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在十大股耶稣堂村，究竟谁教育谁？这里的农民，按《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划定阶级成分的标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贫农。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团却把他们全部悬挂在“暂不划定阶级成分”的半空中，故意不明确宣布他们的贫农成分。名义上没有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实际上却是按专政对象对待他们。他们是历史事实上的贫农，而政府却不承认他们的贫农资格。所以，来十大股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接受十大股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恰恰相反，按照上面不公开的部署，这些知识青年来到十大股村是要当这里贫下中农的“老师”，作为下一步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改造这个村的贫下中农。以后，十年动乱的历史事实，准确地证明了这个判断。

“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大批知识青年突然云集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没有给这个生产队带来什么利益，却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负担。在生活方面，当务之急是为他们安排好食宿问题。马上动手为这批知识青年盖住房十间，伙房两间，共300平方米。政府拨的建房补助款，只够买椽檩，做门窗用，下余的建筑材料，人工全从生产队里出，又赶上秋收大忙季节，必须做到盖房、秋收两不误。人们没白没黑地干，房屋按时竣工了，可村里的干部和苦力们却都瘦了一圈。

再说这批知识青年的吃饭问题，这二十六名青年如果分到各农户就餐，几乎每户都要分摊一个知青来搭伙。然而不是所有的农户都具备接受青年搭伙的条件。还有农户和知青的口粮标准不一样，农户是每人每月30斤原粮，知青头一年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45斤成品粮，一块就餐也不好掌握。再就是这个村各家各户生活都很清苦，一般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所以知青一致要求由他们自己单独起伙。这样一来，除了建伙房、买炊具等开火准备的一切用品不说，单说烧柴一项，就给生产队出了难题。因为在当年的河套，农村烧柴普遍不足，生产队千余亩庄稼的秸秆、柴草，除了留作耕畜饲草的大部分，剩下能充当烧柴的秸秆，就全部供应了知青食堂。另外还要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给知青们做饭。总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事事要生产队帮助解决，麻烦事一言难尽啊！

再说生产方面，知识青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什么农活都不会干，而且，他们既不会干，也不愿学。大城市的年轻人，哪知道农村的艰辛，一句话：他们都没有过劳动关。并且，越是知识青年成堆的地方，越没有人下地劳动，这是带规律性的经验之谈。再加上这批知青，未下乡之前，先到县里、公社里得到领导的面授机宜，他们来到十大股耶稣堂村，不是来接受再教育，而是要他们教育改造十大股的基督徒。所以，十大股的社员们要听从知青的指拔。生产队给知青分配的农活，他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生产队的干部只有忍气吞声。再说知青干的农活质量普遍不过关，他们锄地，锄一下盖一下；他们收割庄稼，收一半，撒一半。他们干过的活，生产队都要安排人返工。一句话：大批知青云集十大股耶稣堂村，是祸不是福，这就是给十大股基督教会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啊！

      

                       肆、大患难的日子

（1965年——1978年 ）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18/20）。      

1962年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一场让人们谈虎色变的四清运动开始席卷整个中国。到1965年这场风暴刮到了河套地区。上面仍嫌四清运动不够惨烈和彻底，所以仅仅过了一年，到1966年的“五·一六”，一场翻天覆地、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在河套地区四清纳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患难，骤然降落到十大股基督教会的头上，长期地、反复地折腾肆虐长达十五年之久。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派，在这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土地改革联合“三自”运动，取缔了三自的先行者耶稣家庭，由于《共同纲领》上有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所以十大股基督教会得以成立。可是不久反右派斗争，又加紧了对教会的控制，高举无神论，消灭有神论，向党交心的学习班，上级办了下级办，一期连着一期。对十大股教会采取了政治上仇视，经济上歧视，思想上敌视，社会上藐视等软硬兼施的压制手段。然而，十大股教会的基督徒们，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安之若素，视有若无。礼拜堂的钟声天天准时敲响，聚会、查经、祷告日日雷打不动。村子里感谢赞美神的歌声不绝于耳。十大股教会信徒的信心坚强，让逼迫者们难堪气恼，但又无可奈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风暴，带来了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的有利时机。在河套地区,四清运动已纳入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春节刚过，五原县成立了以公安局副局长李德元为队长，公安局治安股长张瑞任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气势汹汹地进驻十大股耶稣堂村，工作队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中国最高当局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利：盟、县、公社、土壤站各级领导一致心同此理，理同此志，下定了铲除十大股基督教会的决心。人和：他们未雨绸缪，事先安置在十大股耶稣堂村的插队落户的二十六名知青，是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的突击队、主力军；又有土壤站的造反派做后盾，公社造反派助威，五原县城里红卫兵突袭。四清工作队夸下海口，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埋葬十大股基督教会。至此，一场在河套地区手段最残暴，打击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久的，迫害十大股基督教会的惨剧开幕了。

从1966年4月，五原县四清工作队进驻十大股耶稣堂村开始，这里的基督徒被卷入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漩涡，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在长达十五年的时期里，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派迫害、折磨基督徒的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概括来说，大体上有十种迫害形式：

第一、明令关闭教堂，取缔基督教。1966年4月，四清工作队进村伊始，召开第一次村民大会，土壤站和另外两个生产队的干部前来助威。四清工作队队长李德元首先宣读五原县人民政府的文件：决定立即关闭十大股基督教会，禁止一切形式的教会活动。当场在礼拜堂的门窗上贴上封条。并严厉警告：不论任何人，再搞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一律严惩不贷。工作队还宣布：从即日起，十大股耶稣堂村，改名为“十大股反帝村”。从1935年十大股耶稣家庭建立，到1966年四清工作队宣布关闭教会为止，十大股教会连续三十年如一日的早晨更，晚查经，礼拜日聚会敬拜的制度被迫停止了。信徒们的宗教活动被迫转入了地下。他们只能秘密地联络自己的左邻右舍，悄悄地敬拜、祷告向神倾诉。神的儿女不拘形式，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与神交通，是任何权势都阻挡不了的。

第二、四清工作队夺权，生产队长靠边站。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宣布第二项决定：成立由四清工作队、土壤站、知青组成的三结合领导小组，由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担任组长。一切权力归三人小组，生产队长靠边站。原来的生产队长梁茂义，只保留安排农业生产劳动的职权（因三人小组不懂农业生产），别的事务一概不准过问。集中时间交待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四清工作队对梁茂义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发现梁茂义在经济上账目清楚，账物相符，没有多吃多占，没有搞特殊化；在分配方面，对规定上交公社、大队的粮食、金钱，一粒一分不欠。执行上级政策一丝不苟；公开、公平，群众拥护；在联系群众方面，一贯坚持与社员一样劳动，群众关系良好；在生产上指挥有方，各方面都无可指责。但后来抓住他的父亲是教会长老，硬说老子是长老，儿子是队长，就是“政教合一”。这顶大帽子一扣上，就撤销了他的队长职务。又从吕二圪旦村调来社员吴子荣（共产党员）担任生产队长。从外村、外队调社员来另一个生产队当队长，这在全国也是件希奇的事。由于吴子荣从来没有当过生产队长，缺少指挥生产的经验，又加上人生地不熟，领导无方，“三人小组”又不懂农业生产，从此，生产队的生产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

第三、层层举办学习班，强迫教牧人员放弃信仰。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五原县统战部开始举办基督教教牧人员学习班。指名要十大股教会的长老梁兴周、刘升汉、张启祥，执事刘长吉、武生达、左振吉、刘增和、林来恩（女）、于锦文（女）、李依静（女）共十人进学习班学习，并且不准请假，不准缺席。学习方式是封闭式的，不准与外人接触，也不准学员之间互相交谈。学习内容是学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发动人们检讨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鼓励大家互相揭发，最后要表态，放弃基督教信仰。并宣布：谁脱离了教会，谁的学习就毕业了。然而，参加学习班的人，像一个人一样，都保持沉默，持续学习了两个月，竟无一人表态要放弃信仰。学习班达不到目的，欲罢不能，五原县统战部只好向上级汇报请示。

当五原县的基督教教牧人员学习班以失败告终的信息报到上级——巴盟统战部之时，这里的领导非常恼火，他们说：共产党没有办不成的事，借助文化大革命这场熊熊烈火，十大股这群乡巴佬的脑袋，就是块钢铁，也得把他化成水。于是命令五原县统战部不准学员回家，立即派专车，把在五原县学习的全体人员直接送到巴盟设在巴彦高勒镇的政治学校，由巴盟统战部亲自抓，继续“学习”。巴盟学习班对学员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一要人人写出检讨书，交待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行；二要主动揭发别人，戴罪立功；三要人人必须表明立场，谁放弃信仰，就给谁自由，谁不放弃信仰，就要无限期地学下去。

学习班已经过去五十天了，学员们仍然沉默无声，上级天天督促。老师们气急败坏。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强迫梁兴周长老首先发言，对他说：“你的年纪最大，应当带个头，给年轻的作个榜样，你必须第一个发言”。梁兴周老人当即默默地祷告：求圣灵加力量，荣耀主的名。在众目睽睽下，他壮胆地说：：“叫我表态，我的态度就是：头可断，血可流，耶稣不能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石击破千重浪。学员们受到了鼓励，纷纷说：我们和梁长老是一样的态度。学习班的领导暴跳如雷，说：“你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着瞧，看你们的耶稣能不能救你们！”

正当学习班准备召开全体大会批斗梁兴周的时候，巴盟盟直机关的造反派突然冲击政治学校，把学习班的领导人抓走，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揪斗。学习班的头头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教牧人员学习班无人管理，一哄而散。如此，批斗梁兴周等教会带领人的任务，只好交由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四清工作队和知青造反战斗队去完成了。

第四、重划阶级成分，划出来一大批“阶级敌人”。本文前面曾记述过，在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五原县土改工作团在对十大股耶稣家庭斗了个够，分了个光之后，为了蒙骗十大股耶稣家庭二百多名穷苦的劳动人民，同时回避《土地改革法》对他们的审断，费尽心机使出一个绝招：对耶稣家庭二百多劳苦大众，宣布“暂不划定阶级成分”。就是这个骗局把耶稣家庭二百多庄稼汉，打进了社会的最低层。一切的好处没有这群人的份；一切的坏事都与这群人沾边。受尽了虐待，遭够了歧视。就是这个骗局，又把耶稣家庭人推进了“十年动乱”的漩涡中，使他们又受了第五次土改的苦难。这也算是五原县土改工作团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四清工作队进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村里的阶级敌人抓出来。所以四清工作队抓住土改中耶稣家庭阶级成分未定这个破口，大做文章，声称这个村阶级成分未定，阶级阵线不清，土改工作不彻底，工作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土改运动补课，划清阶级阵线。从1966年4月到8月，四清工作队利用盟县两级举办教会的教牧人员学习班的空隙，完成了划定阶级成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项“伟大创举”。

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毛泽东有明确的论述，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文规定了各种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这是土改中划定阶级成分的唯一法律依据，除此之外，中央并没有再颁布别的法律准则。1952年土改工作团对待十大股耶稣家庭是绕开《土地改革法》另搞一套。但他们还有些做贼心虚，千方百计回避法律的审断，遮遮掩掩地拿出了一个“暂不划定阶级成分”，作为挡箭牌。1966年的四清工作队更是无法无天，完全随心所欲，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抛到九霄云外。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在村民大会上的讲话，就为这次重划阶级成分画出了“蓝图”，他说：“小小的十大股耶稣堂村，庙小神神大，水浅王八多，在这里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叛徒、特务、资本家样样都有。”以这个讲话为框框，四清工作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挖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下面一一列举：

1、“恶霸地主”朱邦仁。1942年至1950年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第四任家长；1951年至1954年任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队大队长，1954年至1966年卫生部安排他在北京工作。耶稣家庭的家长属于教会的教牧人员，本人地无一垄，瓦无一片，没有任何个人财产。

2、“地主”高毓秀（女），留美硕士毕业，医生，朱邦仁的妻子。

3、“地主”郑兰英（女），1942年从山东沦陷区逃到河套的难民，地无一垄，瓦无一片，她的丈夫刘佐汉，1948年至1952年任耶稣家庭农工部主任，是个安排农活，带领人劳动的差事，本人是赤贫。

4、“地主”李登峰，“七·七”事变后，从山东逃难来到五原县，1938年至1939年出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第二任家长。以后担任建筑部主任，负责修建房屋。他于1949年脱离十大股耶稣家庭。1966年8月他回到阔别十七年的旧地，看望主内的弟兄姐妹，谁料竟被四清工作队扣押，划成“地主分子”，进行批斗。

5、“富农”刘升汉，1940年从山东沦陷区逃难来到河套，1943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1948年至1950年任五原耶稣家庭的家长。地无一垄，瓦无一片，没有任何个人财产。

6、“现行反革命分子”梁兴周，毕业于烟台医学专科学校的医生，曾在山东日照开办医院，因拒绝为日本鬼子看病，1942年逃难到河套，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当小学教师。他的罪状有两条：1、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十万华工，支援协约国欧洲战场，因此被定为帝国主义走狗；2、从1953年起任十大股基督教会的长老，在巴盟教牧人员学习班上说：“头可断，血可流，耶稣不能丢”。因此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7、“坏分子”丁伟，他是1951年土改中从十大股耶稣家庭分到土地、房屋，并被迁到这里的十二户贫农中的一户。他的罪状有两条：1、1951年上级安置他在十大股耶稣家庭落户的任务是，分化、瓦解、改造这里的基督徒，他却在这里投靠了耶稣，成了基督徒；2、1962年辛家圪旦村同十大股耶稣堂村由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生产队，丁伟出任十大股耶稣堂村——红丰二队生产队队长，分队的时候，十大股村分到的耕牛，全是老弱病残，为保住这些耕牛过冬度春，保证下一年春耕生产，秋收分配中，生产队留下1500斤稻稗子，作饲料，这件事说到底，顶重是个私留饲料的错误，况且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四清工作队却无限上纲，硬是将这件小事同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起来，给丁伟定了个“瞒产私分，藏粮迎蒋”的大罪，并且牛头不对马嘴地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8、“右派分子”刘新春，他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的干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因他的父母在十大股耶稣堂村，刘新春全家迁到这里生活。实话实说，这个右派分子不是四清工作队的创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在十大股刘新春是头一个被宣布平反，并由宁夏水利厅接回原单位复职，这是后话。

9、“官僚”陈书义（女），因为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当过中学校长（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丈夫已经去世，就把妻子定为“官僚”。

10、“资本家”崔延生，他在解放前是五原城里李鸿奎开办的土法纺织作坊的工人师傅。当四清工作队张榜公布崔延生的阶级成分是资本家的时候，人们吃惊不小，崔延生明明是工人，怎么变成了资本家？明明是无产阶级，怎么变成了资产阶级？

11、“叛徒”郭金山，他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是河套地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曾在王逸伦领导的地下支部工作。1937年送侄子到延安参加革命。1941年地下支部被敌人侦破，他在临河县城被捕，被捆上老虎凳，烙铁烙胸膛，眼睛被打坏。虽受到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已成残疾人，不能继续做地下工作，1945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王逸伦，曾委托与郭金山同时做地下工作的同事，哈腾套海林场场长李志远带着王逸伦的亲笔信来看望他，并为他的一个侄子郭清海安排了工作。四清工作队明明知道老人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却硬是把这位革命前辈打成“叛徒”。

12、“特务”于树仁，他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四清工作队给于树仁戴上“特务”帽子，但对其定罪的证据，却始终守口如瓶。人们始终也闹不明白，一个志愿军战士，怎么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一个最可爱的人，怎么不明不白地成了一个最可恨的“特务”？1973年于树仁回到山东老家，当选为生产队长。

13、“宗教职业者”丁锦文（女），毕业于济南市的教会学校，后来加入耶稣家庭，一直从事农业劳动。她是十大股教会的女执事。四清工作队给她戴上“宗教职业者”的帽子，并宣布按反革命分子对待。

14、“宗教职业者”李依静（女），毕业于济南护士学校，在耶稣家庭一直从事医护工作。1953年十大股耶稣家庭解散，十大股基督教成立后，她当选为教会的执事。因此被四清工作队定为“宗教职业者”，并宣布按反革命分子对待。

15、“教会接班人”刘增和，他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放羊娃。1953年十大股耶稣家庭被解散后，十大股基督教会成立，他当选为教会的执事。因为在七位教会执事中，他是最年轻的执事，所以四清工作队给他戴上“教会接班人”的帽子，并宣布按反革命分子对待。“教会接班人”这个罪名，是四清工作队的一项新的发明创造。

四清工作队在短短的四个月里，就从这个弹丸小村，挖出了十五名“阶级敌人”，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全村32户人家，每两户就有一个阶级敌人，又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阶级敌人中有恶霸地主一人，地主三人，富农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人，坏分子一人，右派分子一人，官僚一人，资本家一人，叛徒一人，特务分子一人，宗教职业者（按反革命分子对待）二人，教会接班人（按反革命分子对待）一人。全部并且超额地实现了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宣布的“庙小神神大，水浅王八多”的预言和关于“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叛徒、特务、资本家样样都有的计划。

第五、破四旧，砸教堂，烧圣经。1966年深秋季节，红卫兵造反打砸抢，破四旧，他们首先在五原城里开刀，纵火把五原县城的耶稣家庭的十字架形的大礼拜堂付之一炬，紧接着红卫兵马不停蹄赶到十大股基督教会。他们同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知青造反战斗队纠集一起，耀武扬威地直奔礼拜堂，一阵阵棍棒乒乓乱响，礼拜堂的门窗玻璃都被捣毁了。接着破门而入，把教堂里的全部设备：桌椅板凳，架子上的圣诗挂册，将墙壁上的经文摘抄，接待远来参加聚会人的被褥、草垫子等等，全部扔在院子里，堆成一大堆。并且把教会的长老、执事一行十人，全部押来，强迫他们跪在院子里，强制三位长老直直地跪在木制的十字架上面，眼睁睁地看着红卫兵把教会的全部家当烧成灰烬。只有那口大铁钟，暂时保留下来了，因为四清工作队另有妙用。正当红卫兵要纵火烧毁礼拜堂的时候，一位公社的干部站出来提出一条建议，保留礼拜堂改为加工厂如此可以废物利用，就这样，礼拜堂房屋幸免于难。

红卫兵伙同知青造反战斗队，捣毁了礼拜堂后，紧接着又开始查抄销毁圣经和一切属灵书籍，由三十人组成的搜查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凉房、猪圈、鸡窝、牛棚也仔细搜查，连每个人的人身也不放过。第一次就搜查出圣经诗歌本和其它属灵书籍四百多本，堆放在礼拜堂门前，强迫长老、执事们跪在跟前观看，然后，在一片“彻底消灭基督教”，“有神论必败”，“无神论必胜”的怒吼声中，由红卫兵往书堆上浇上柴油，一火焚之。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6月，这样的拉网式的查抄，反复进行了多次。

在这种地毯式的搜查中，蒙神保守居然有一本《圣经》被奇妙地保存下来。李玉芬姐妹急中生智，用蒸窝窝头的笼布把圣经包起来，放在刚烧过饭的铁锅里，造反派们一次又一次的搜查，竟无人想到刚煮过饭的热锅里，会有圣经放在里面。这本经过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圣经》，成了日后教会复兴的火种。

武生达一位年近古稀的孤苦老人，他只能粗识文字，当他得知李玉芬姐妹成功地保留下一本圣经时，欣喜若狂。他从李玉芬手中拿到这本宝贵的圣经，决心秘密地抄写一本圣经。他自己买下笔墨纸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门窗堵严，偷偷地抄写圣经。不论寒冬酷暑，坚持抄写不停，有时还通宵达旦地抄写。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69年到1971年，他坚持三年如一日，一本圣经手抄本，终于在这位半文盲的老农民手里写成了。

第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击打人的肉体，无情打击折磨人的精神，是文化大革命的拿手好戏，又是对土改中斗争地主的老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四清工作队所掌握的批斗大会，分为公社规模的，土壤站规模的和生产队（村）规模的。批斗会的形式，有斗争批判大会，有游街示众，有向毛主席请罪等等五花八门的类型。下面仅展示三次批斗大会的情景：

（一）、批斗教会的教牧人员大会。1966年8月，在巴盟举办的教会教牧分子学习班以失败而告终，学员返回的第二天，由四清工作队主持，召开十大股教会教牧分子斗争大会，这是盟、县、公社三级策划组织的。批斗大会招聚了土壤站所属三个生产队的全体社员五、六百人，白银刀亥人民公社集合公社机关和周围五个生产大队约五百人前来助威。大会规模超过了1951年土改中斗争耶稣家庭的千人大会。十大股教会的基督徒全部被包围在会场中央，大会由五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四清工作队队长李德元主持。大会在“造反有理”的歌声和震耳欲聋的“打倒十大股基督教会”、“彻底消灭有神论”等口号声中宣布开幕。知青战斗队把教堂的大铁钟抬在主席台前，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和知青战斗队队长任照奇抡起大铁锤，只听叮当一阵乱响，大钟顿时成了碎片。李德元庄严宣布：“教堂的大钟被砸烂了，标志着十大股基督教会被永远消灭了。”一阵欢庆胜利的喊叫声刚停下来，李德元气势汹汹地一声断喝：“把反动的教会头目押上来！”只见三个人被知青战斗队员拧着胳膊，连打带踢地推搡着，一瘸一拐地走进会场，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二尺多高的十字架形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头一个人的牌子上写着：“教会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梁兴周”；第二个人的牌子上写着：“教会头目，反动富农刘升汉”；第三个人的牌子上写着“教会接班人，反革命分子刘增和”。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主席台前，值勤人员一脚把他们踢倒，强迫他们直挺挺地跪在被砸烂的大钟碎片上。紧接着一群陪斗的人被推进会场，这些人都是教会的执事。值勤人员命令他们站在三个被斗的人背后，强迫他们随着知青造反队长任照奇的统一指挥，一会儿做“喷气式造型”，一会儿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动作造型变换不停。三个被斗的人像木桩一样直挺挺地跪在碎铁片上，听任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战斗队一会儿口诛笔伐，触及灵魂；一会儿拳打脚踢，触及皮肉。梁兴周长老已经七十二岁，又患高血压病，被打得昏死过去。刘升汉长老跪在碎铁尖子上，膝盖鲜血直流，刘增和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这急难的时刻，被批斗的这些人，都在不住的祷告求神帮助，加添力量，在场的基督徒都默默地仰望神，求神保守、看顾。圣灵在奇妙地保护他们，他们忽然觉得好像有棉垫子，铺在他们膝下，膝盖顿时轻松了许多，陪斗的人也顿觉力量倍增，低头弯腰，做“喷气式”的疼痛、疲劳消失了。平安坚强伴随着他们，三个小时的批斗大会一结束，饱受苦难折磨的九个人，努力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坦然地走回家。看到这些人的坚强表现，基督徒们信心倍增，造反派们感到很困惑。

（二）、游斗“恶霸地主”朱邦仁。朱邦仁的简历前面已经介绍过，他1951年奉调到北京担任中国耶稣家庭志愿赴朝医疗大队大队长，因治理淮河工程，急需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部急派这支医疗队赴治淮工程工地，到1954年治淮工程竣工，朱邦仁被中国红十字会安排在北京工作。1966年11月，四清工作队伙同五原县城的红卫兵，跑到北京争取到蒯大富一伙的支持帮助，把朱邦仁和妻子高毓秀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揪回了十大股耶稣堂村，接受批斗改造。一上火车，红卫兵就把高毓秀的头发剪成“牛鬼蛇神”发型。一路上罚他们跪在车厢里，火车到达五原车站，两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被五花大绑，跌跌撞撞地倒在站台上。早已守候在站台上的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知青造反战斗队和土壤站的造反派们，在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的指挥下，把两顶二尺多高的纸帽子分别戴在他们头上，把两块沉重的木牌子分别挂在二人的脖子上，大木牌上分别写着“十大股耶稣家庭家长恶霸地主朱邦仁”，“恶霸地主婆高毓秀”。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土壤站的全部干部、职工，公社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十大股耶稣堂村、辛家圪旦村、吕二圪旦村、红柳圪旦村，四个生产队的全体知青和贫下中农四、五百人，加上附近各村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近千人云集在广场和街道上，严阵以待。被押解前来陪斗的“阶级敌人”们一字排开，跪在广场中央。这群“阶级敌人”中有“地主”郑兰英（女）、“富农”刘升汉、“现行反革命分子”梁兴周、“坏分子”丁伟、“右派分子”刘新春、“叛徒”郭金山、“特务”于树仁、“官僚”陈书义（女）、“资本家”崔延生、“宗教职业者”于锦文（女）和李依静（女）、“教会接班人”刘增和。四清工作队，从十大股耶稣堂村挖出来的“阶级敌人”，共十五人中，有十四个“阶级敌人”在这次大会上亮相，这也是四清工作队自己的辉煌战绩的一次大检阅。

当红卫兵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地押解着朱邦仁和高毓秀（女）两个“战俘”，出现在车站广场的中央，全场沸腾了，“打倒耶稣家庭头目朱邦仁”！“打倒恶霸地主朱邦仁、高毓秀”！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两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被红卫兵牵着、驾着绕场一周亮相，然后红卫兵一脚把他们踢倒，被迫跪在十字架上。十二个陪斗的“阶级敌人”，随着红卫兵们的强制指挥，一会儿低头弯腰向造反派请罪，一会儿做一百二十度弯腰，双臂后剪，表演“喷气式”，一会儿立正站直，两臂平伸作十字架造型，无论谁人动作稍一迟慢或不到位，就遭到拳打脚踢。

如此折腾了两个小时，又开始了从火车站到土壤站，最后到达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十里长街游行批斗。土壤站的拖拉机上，载着公社的锣鼓队做前导，接下来是十大股村的知青战斗队在前面开路，然后是每个“阶级敌人”由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押解着。后面有公社造反派的武斗队督阵。两边人头攒动，搭成了流动的人墙，十四个筋疲力尽的“阶级敌人”被挟持在公路中央，不断地受着推搡踢打，他们跌倒了被打着爬起来，爬起来又被踢倒，一瘸一拐地艰难前行。从火车站游行到土壤站，开一次批斗会，又从土壤站游行到十大股耶稣堂村，再开一次批斗大会，太阳落山了，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派尽兴了，这场游行批斗大会才告结束。

被游斗的这群“阶级敌人”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扑通一声倒在炕上，浑身疼痛，像散了架，连翻身都异常困难，感觉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了。然而，四清工作队已经通知，明天在土壤站范围内，继续举行游斗大会。所以，这一群“阶级敌人”身体虽然极度疲乏、软弱，心灵却丝毫不敢懈怠，他们每个人都切切地祷告，求神担当他们的痛苦，加添他们力量，最要紧的是帮助他们沉沉地睡上一觉，恢复体力，以面对明天的游斗。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果然加添他们的体力和心力，从容忍受第二天的苦难。

第二天，土壤站又如法炮制，在土壤站所管辖的辛家圪旦、吕二圪旦、十大股耶稣堂村，三个生产队范围内，押解着前一天在公社举行的游斗大会上被游斗的十四个“阶级敌人”，逐村逐队轮流游行批斗。土壤站又施出一手新花招，勒令被游斗的十四个“阶级敌人”的亲属，全部参加陪斗，阶级斗争又进一步扩大化了。不过这样一来，反倒给被批斗的“阶级敌人”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有家属子女搀扶帮助，减轻了他们的疲劳痛苦。朱邦仁和高毓秀夫妇二人，因为儿子们都不在跟前，无人搀扶，但耶稣的大爱，感动贾书太和刘雅各两位贫农，自报奋勇搀扶着他们，熬过了又一整天的苦难。

1979年朱邦仁夫妇二人被彻底平反，回到北京。他向一位张济坤姊妹回顾这段苦难的经历时说：“那一年从北京一上火车，就被红卫兵捆着双手，罚跪十七个小时，下火车时两腿麻木站不起来，又被五花大绑、带着高帽、挂着木牌折腾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靠红卫兵挟持着前进，被打被踢，浑身伤痛，只觉得活不下去了。到了车站广场，放眼一看，竟有那么多阔别多年的熟悉的面孔，陪着我们一同跪在广场上，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眼泪汪汪地注视着我们。我一想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主的名和我同受苦难，又想到潘懿清弟兄早在十六年前就为主的名，并且替我流血牺牲了。我为主的家吃点苦又算什么？想到这里浑身有了力量，疼痛也减轻了，精神也来了。心里反复默念着《以赛亚书》第30章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感谢神！靠着耶稣加力量度过了这段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朱邦仁的妹妹，留美医学博士，解放后内蒙古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内蒙古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朱义达女士的命运就更悲惨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机关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就把朱义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分子。无休止地批判斗争，把朱义达整得心力憔悴，终于惨死在批斗现场，撇下两个可怜的孤儿，流浪在呼和浩特市街头。

（三）、批斗“漏网地主”李登峰大会。李登峰山东临朐县人，1936年逃荒来到河套五原，1937年加入十大股耶稣家庭，不久即被推选为耶稣家庭第二任家长。1942年朱邦仁接任第四任家长后，他即负责对外交际事务，1949年他脱离了十大股耶稣家庭。1968年李登峰回到十大股耶稣堂村，看望阔别多年的主内弟兄姐妹，被四清工作队抓住不放。这时，四清工作队为十大股重新划定阶级成分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仍然根据1937年到1938年，李登峰曾任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第二任家长这个事实，把他的阶级成分定为“地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得意地说：“抓住李登峰这个‘漏网地主’真是意外的收获，他撞到我的枪口上了”。于是生产队停工一天，召开批判“漏网地主”李登峰大会。早先已经挖出来的“阶级敌人”朱邦仁等十三人都被押到会场上陪斗。这个批斗大会实际上是四清工作队抓阶级斗争成果的一次展览会。什么给批斗对象戴纸帽、挂木牌，武斗触及皮肉，文斗触及灵魂，那一套批斗大会的程序照旧重演，造反队长任照奇又别出心裁，拿来一把驴粪蛋子，硬塞在李登峰嘴里，逼着他咽下去。真是惨无人道。引人注意的是四清工作队在主导批判发言中，把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说成是欺骗得来的，张瑞说：“十大股耶稣家庭的土地，据说是北京协和医院、济南亚东大药房等单位和个人捐款购置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们捐款是受了耶稣家庭的欺骗，人家捐款买地，你耶稣家庭不劳而获，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在这里四清工作队不顾历史事实，用信口胡说来为1951年五原土改工作团错斗、错分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的错误，做无力的辩护。

第七、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十年浩劫期间，进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四清工作队，依靠由知识青年组成的造反战斗队，矛头对准信耶稣的劳动农民，进行“阶级斗争”，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批斗大会。这种批斗会分为大型批斗会和小型批斗会两种。其区别是：

（一）、目的不同：大型批斗会是要发动群众，制造声势，震慑“阶级敌人”，造成所谓“红色恐怖”气氛。小型批斗会是审讯被批斗的对象，强迫他们交待问题，承认“罪行”，妄图为其残害无辜人民的暴行寻找合法的根据。

（二）、规模不同：大型批斗会规模大，参加的人多，一般有公社范围的，有土壤站范围的，最小的是一个村、一个生产队范围的。而小型批斗会，只在四清工作队和知青造反战斗队中的骨干分子参加的小范围内进行。

（三）、参加的人员不同：大型批斗会要充分发动组织一般老百姓参加，被批斗的人员，除本人必须到会上接受批斗外，还要强制其他的“阶级敌人”到会陪斗。而小型批斗会只安排少数必要的骨干分子来主持批斗会，而被批斗的一方，只要一个人前来受审。

（四）、场合不同：大型批斗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而小型批斗会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秘室中悄悄地操作。

（五）、批斗方式不同：大型批斗会一般由领导讲话，安排事先准备的发言人发言揭发批判，并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渲染气氛，有的批斗大会还安排游行示众。中间不允许被批斗的对象说话。而小型批斗会一般是一问一答的对话审讯方式，被批斗的对象必须开口交待问题。

（六）、动用的手段不同：大型批斗会着重的是渲染气氛的造型，如强迫被批斗的对象戴高帽、挂木牌、下跪、低头弯腰做“喷气式”造型或“十字架”造型、以展示“阶级敌人”的狼狈失败，造反派趾高气扬的“胜利”景象。而小型批斗会却是动真格的，如四清工作队所说“武斗触及皮肉，文斗触及灵魂”。残酷的体罚，无所不用其极。电影上所展示的旧中国的刑警人员，对付革命者的刑讯手段，他们几乎全用上了。一言以蔽之：小型批斗会，就是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被批斗过的人，一听小会批斗都谈虎色变。下面记下来的是几次小型批斗会纪实。

（一）、三审梁兴周，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梁兴周是十大股基督教会的长老，四清工作队多次对他刑讯逼供，这里记述其中三次审讯：

第一次审讯是1966年秋季，在巴盟举办的基督教会教牧人员学习班结束后不久，是上级领导授意，四清工作队主持进行的。因为梁兴周在学习班逼迫教牧人员声明脱离基督教的大会发言中，说过“头可断，血可流，耶稣不能丢”。四清工作队强迫他承认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论。梁兴周坚定地说：“我国宪法上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坚持信耶稣，这是国家法律给我的权利。我不明白，按宪法规定办事，怎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强词夺理地说：“宪法是保护革命人民的，不许你拿宪法为自己的反革命言论辩护。你坚持信耶稣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共产党！”梁兴周质问他说：“宋庆龄是信耶稣的，照你的说法，宋庆龄就是反对毛主席了，那为什么还选她当国家副主席？”张瑞大吼一声：“梁兴周你这个老顽固，看你顽抗到几时，给他点厉害尝尝！”于是刑讯人员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强迫他直挺挺地跪在碎砖头上。跪的姿势稍有不直，就受到一阵拳打脚踢。张瑞说：“你承认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言论？”梁兴周回答说：“我是信耶稣的一贯诚实，我没有反革命。”张瑞气急败坏地说：“好吧！你什么时候承认了反革命罪行，什么时候回家，你一直不承认就一直跪下去！”吩咐打手们“把他看紧”一挥手离开了刑讯室。在这危难时刻，梁兴周不住地祷告，求圣灵帮助赐他力量，好荣耀主的名。梁兴周勇气倍增，坚持跪到天亮，四清工作队对他无可奈何。第一次审讯，四清工作队以失败告终。

他们又策划第二次审讯，他们知道梁兴周是个有学问的人，于是从查抄到的他的藏书中找问题。果然他们找到一本名为《神的永远大计划》的属灵书籍。他们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审讯。这次他们选择在梁兴周患感冒体力衰弱时进行。一进门就是一个下马威：刑讯人员把一大壶水挂在他脖子上，强迫他作“喷气式”造型，命令他交待反革命计划。梁兴周说：“什么反革命计划，我从来没听说过呀”刑讯人员把一本厚书丢在他面前说：“你看看，这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梁一看，若无其事地说：“这本书是国外出版的，上海发行的，民国十七年我从青岛购买的。”刑讯人员拍案大喊：“不许狡辩，老老实实交待你的反革命计划。”梁兴周苦笑着说：“这本书是根据《圣经》编写的帮助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书，与政治经济都无关系。况且，它在民国初年就出版了，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呢，何谈反革命计划？”刑讯人员气恼地喊：“老顽固我警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老实交待，就坐喷气式上你的天堂吧！”于是命令四个知青造反派轮流扭着他的胳膊作喷气式造型。折磨一直到下半夜，梁兴周实在受不了了，他就趁外出“方便”的机会，要跳井自杀。他到了井台上，看到井里大放光明。他立时蒙圣灵光照，跪下向神认罪，顷刻间他感到浑身力量倍增。他返身回到审讯室，坚强地一直挺立到天亮。面对梁兴周的坚贞不屈，专案组一筹莫展，而弟兄姐妹的信心却更加坚固了。

第三次对梁兴周的审讯是在1967年春，这次专案组强迫他承认他讲道时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这句话。梁解释说：“《圣经》上记载着大龙就是魔鬼的一个名字（启12：9），这话早在两千年前就写出来了，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再说魔鬼是鬼，共产党是由人组成的，我虽老了也不至于糊涂到人鬼不分的地步”。专案组说“这是有人听到你讲过的”梁说：“那就请揭发的人出来对质吧。”专案组大吼一声：“铁证如山，你胆敢狡辩。”于是吩咐打手：“送他上十字架！”打手们强迫他靠墙站立，两臂伸直作十字架造型。如此受刑到半夜，他跌倒在地上睡着了。一会儿，他忽然警醒了，抬头一看，三个看守他的人一个个双臂伸直，作十字架状，靠墙直立。三人见老人醒来，就齐声央求：“梁大爷，求你祷告你的神放了我们吧。”老人惊奇地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们这样站着一动也动不了啦,救救我们吧”梁说：“只要你们相信耶稣是神，祂就能救你们，我就为你们祷告。”他们齐声说道：“我们相信。”于是梁兴周开口祷告，最后宣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三个无知的孩子得释放！”三人立时得自由。三人以感激的心情安排老人坐在凳子上伏桌休息。天亮了，专案组人员来查岗见此情景大发雷霆，飞起一脚就把梁兴周右腿胫骨踢断了，三青年被开除出造反队。

知识青年常家奇是三个看守梁兴周，且因善待梁兴周被开除出知青造反队的看守人员中的一个。他亲眼看到梁大爷被踢断了腿，心中气愤不平。因他的祖父是老中医，于是他偷偷地给家里写信，要来接骨的祖传秘方，跑到五原县城，自己花钱买回中药，趁夜晚悄悄地把药送到梁大爷家中。

最后专案组就根据查无实据的三条罪状：第一、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即头可断血可流耶稣不能丢）；第二、说共产党是大红龙；第三、家藏反革命计划（即《神的永远大计划》一书）。最后，由刑讯人员把梁兴周按倒在地，抓着他的手指在审讯记录上，进行了“杨白劳式”的按手印划押。梁兴周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根据其年事已高（73岁）的情况，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二）、对于树仁捆绑吊打，把他打成“特务分子”

于树仁，山东昌乐县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入朝作战，在战场上负过伤。1959年来到十大股耶稣堂村务农。在十年动乱中，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四清工作队觉得十大股村应该是地富反坏右个个都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样样俱全。在他们挖出的阶级敌人中，唯独缺少特务分子，他们认为不够完美。于是选中了“最可爱的人”——曾经是志愿军战士的于树仁来填补这个空白。1971年正值盛夏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专案组把于树仁扒光了衣服，吊在房梁上，任成群的蚊虫叮咬。于痒痛难忍，并且口渴得要命。正在这难熬的时刻，贾书太老人悄悄来到门外，隔着窗户送他一句话：“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太10：28）’”。一句话使于树仁的信心和力量倍增。在接连两天的酷刑中，他回答专案组的始终是：“我信耶稣，我就必须诚实，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能说谎。我当过志愿军，但决没有当过特务。”专案组黔驴技穷，骑虎难下。

专案组还是有绝招的，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有证据没证据，我认定你是特务，你就是特务。于树仁最终被打成特务，填补了阶级敌人名单上的空白。

（三）、病床前审讯郭金山，把他打成“叛徒”

郭金山，山东昌乐县人，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在王逸伦领导下，参加河套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自己的过继儿子（是他侄子）送到延安参加革命。1940年 河套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捕入狱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始终保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身体残废，一只眼睛失明，不能再继续干地下工作。他早年就信耶稣。1945年加入了十大股耶稣家庭。当文革期间，四清工作队进村时，他年事已高已经卧病在床。专案组的审讯室设在郭金山的病榻前，他们要他交待自己的历史。郭如实讲述。

专案组（以下简称专）说：“你早年参加革命，但后来脱离了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内蒙王逸伦副主席可以作证”。  

专：“哈哈，王逸伦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救不了你。”他们在继续加码：“你不但脱离了革命，后来又加入了耶稣家庭，信耶稣就是背叛革命。”

郭：“把干革命和信耶稣对立起来，这不是党的理论。干革命是解决今生的社会不公，信耶稣是解决来生的灵魂得救，二者不是对立的……”专案组打断郭的话，强词夺理地说：“共产党是无神论，基督教是有神论，二者誓不两立，你死我活。”郭：“年轻人，你太过分了，我国宪法你们看过了吗？既然二者对立，为什么宪法上写着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呢？”专案组又强词夺理：“宪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郭：“你们这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世界信耶稣的人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你们把这么多的劳动人民都打成反革命，这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专案组打断了郭金山的话，专横地下了结论：“你说什么也白费，叛徒的帽子你是戴定了。”               

    （四）、把“藏粮迎蒋”的大帽子，硬是戴在丁伟头上，把他打成“坏分子”

    丁伟原不是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成员，1951年土改时，土改工作团把十大股耶稣家庭按恶霸地主斗争剥夺瓜分。他和另外11户农民在耶稣家庭分到土地，从而迁来十大股居住。当初官方安排他们的任务是分化瓦解这里基督徒的信仰，但出人意料的是丁伟全家竟成了基督徒。官方对此非常恼火。十年动乱，红色风暴，是惩治这个“叛徒”的天赐良机，他们岂能放过。下面记录的是1966年秋专案组审问丁伟的对话。问：“丁伟，我们向你了解情况，你必须好好地配合。”答：“是的，我一定实话实说。”问：“你是哪一年当生产队长的？”答：“1961年秋后，我们耶稣堂村和辛家圪旦村分成两个生产队，那一年群众选我当了队长。’问：“1962年秋收分配中，你们队出过甚么问题？”答：“62年是分队的头一年，我们队底子薄基础差，社员口粮缺口大，队里生产非常困难。但我们队的人吃苦耐劳是出名的，并且大家齐心协力，一年下来如数完成了上交任务，社员口粮分到三百六。”问：“你们生产成绩不错，可以肯定。但我问的是你们分配中发生的问题，据反映你们队里瞒产私分。”答：“什么瞒产私分，我们信耶稣的最讲诚实，绝无此事。”问：“那么你们私自留下1500斤稻子是怎么回事？”答：“噢，你说的是牛饲料啊。是这样的， 58年两队合并时我们队带过去的耕牛都是壮牛好牛。61年分队时，分给我们的全是老弱病牛。耕牛是生产的本钱，62年秋季分配，为了保住这些耕牛，保证下一年生产，我们队留下1500斤稻稗子，作为耕牛饲料。这些是稻稗子，既不能交公粮也不能顶口粮，只能作饲料。”问:“这件事你们请示过公社吗?”答：“我们考虑到这些稻稗子不是合格的粮食,就没有向上级汇报。”问：“这就是瞒产私分！”答：“我们把这些稻稗子全部贴补了耕牛饲料，一点也没有分给个人。”问：“这件事发生在六二年，你知道那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吗？”答：“知道，毛主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准一平二调’”。问：“还有更大的事呢，蒋介石反攻大陆！”答：“噢，听说过，公社书记在三级干部会上讲的”。问：“六二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你们耶稣堂村瞒产私藏粮食，这一呼一应意味着什么？”答：“你这样上纲上线把我吓死了。我一个穷庄稼汉，连国民党的一个班长也不认识，你们让我高攀蒋介石，是不是高抬我了，是不是要往死里整我呀？”问：“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件事在客观上就是藏粮迎蒋。”于是吩咐看守人员：“把他关起来，让他彻底反省。”

    第二天晚上专案组把六二年当生产队保管员的刘得胜传唤到审讯室，动员刘得胜揭发丁伟。刘得胜说：“这件事是队里研究决定的，社员们都知道。幸亏有这一千五百斤稻稗子，才保住了那些瘦牛。”专案组说：“六二年蒋介石反攻大陆，丁伟瞒产私藏粮食，这件事性质严重。你大胆揭发就可以立功。”刘得胜说：“咱明人不做暗事，这件事是我的主意，又是我经手办的，不应推到丁队长一个人身上。”专案组说：“瞒产藏粮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就是反革命，你还往自己身上揽？”刘得胜说：“我是信耶稣的，必须说实话，不能做假证陷害别人。”专案人员破口大骂：“给脸不要的蠢货！”几个严阵以待的打手，一阵拳打脚踢把刘得胜打翻在地，拖出门外，只见刘得胜鼻口流血，脸色青肿，一只眼睛顿时失明。他拖着伤痛的身子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因伤卧床七、八天。

    就这样，丁伟被关押了两天两夜，始终是实话实说。然而，后来公布的“阶级敌人”排行榜中，赫然写着“坏分子”丁伟的名字。藏粮迎蒋这个罪状如果成立，罪名应当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什么给丁伟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呢？这是驴唇不对马嘴呀！原因就在于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瑞事先划定了“十大股村庙小神大，水浅王八多，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叛徒、特务、走资派样样都有，这张蓝图中，反革命分子已经超额完成，唯独没有“坏分子”。给丁伟戴上“坏分子”帽子。  这张“宏伟”的蓝图，就全部实现了。

    （五）、把工人崔延生打成资本家。

    崔延生山东省聊城县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逃荒到河套地区的难民，解放前曾在五原城里一个信耶稣的弟兄李鸿奎的土法纺织厂里当工人。四清工作队审查崔延生的历史，在讯问过程中，崔延生讲了这个厂组织工人入股的事。说：“厂长李鸿奎为了筹集资金，要求每个工人交十块钱作一股，股金参加分红。”专案人员问他：“你入了多少股？”崔延生说：“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家，负担不重，我就入了两股二十块钱。”专案人员说：“你既然是股东，也就是资本家了”。崔延生只当是句玩笑话。谁料想，当张瑞公布“阶级敌人”名单的时候，崔延生榜上有名，竟然是“资本家”的头衔。群众摇着头说：“二十块钱就能买一个资本家呀！照这样中国早八辈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六）、把于锦文（女）定为宗教职业者，按反革命分子论处。

    于锦文（女）是十大股教会的女执事。因为她曾经在山东济南的教会学校读过书，又曾在陕西眉县耶稣家庭当过女家长。四清工作队把她划成宗教职业者，并宣布按反革命分子对待。1966年秋天，五原城里的红卫兵到十大股基督教会搞打砸抢，抓住于锦文把她的头发剪成“十字架”形状，号称“牛鬼蛇神”发型。红卫兵把她押到专案组，一连三个晚上，强迫她声明放弃基督教信仰，强迫她直直地跪在地上。还揪着她作“喷气式”造型。于锦文有高血压症，受到这种非人的折磨，实在难以忍受。到第三天时近半夜才放她回家。但她没有回家，径直到村南边的海子边上，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打算了此一生。这个海子水深两米多，完全能淹死人的。谁料想于锦文竟然浮在水面上不下沉。与此同时，她丈夫裴炳成整个夜晚跪在炕上为她祷告。时近半夜于锦文仍没有回家，他放心不下，突然他听到海子的水哗啦、哗啦响个不停。这个海子离村二里多远，按说不会听到水声，而且当晚月明星稀，风平浪静，他甚觉稀奇，忽然一个声音临到他：“你赶快去南海子！”他以最快的速度向海子跑去，看到浮在水面上的妻子，立即把他搭救上岸。裴炳成搀扶着浑身湿透的妻子，伤心地说：“你怎么想到走绝路呢？自杀不得救啊！”于锦文懊悔地说：“是我一时软弱，胜不过苦难。然而神保守我，脱离死亡，我浮在水面上，已经向主耶稣认罪了。”从此，这位老人坚强地面对一切逼迫，在苦难中仍有平安喜乐。

    （七）、严刑逼供刘增和，罪名定为教会接班人，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

    刘增和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放羊娃，1952年耶稣家庭被迫解散成立十大股基督教会，他当选为教会的执事，是最年轻的执事。1966年他年仅三十四岁，四清工作队看他年轻力壮，可能容易改造，主要是能忍受严刑逼供，所以选中他作为征服十大股基督教会的突破口，在他身上软硬兼施，用尽了浑身解数。

    一开始，四清工作队先礼后兵，副队长张瑞找到刘增和谈话。对他说：“你们在中国信耶稣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何必自讨苦吃呢？”刘增和反问：“国家不是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张瑞回答说：“那一套已经过时了，现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害人虫，你没看见，我们四清工作队一进村，就庄严宣告，关闭教堂，取缔基督教吗？对以前的既往不咎，以后再信耶稣就是反革命。”刘增和说：“信耶稣的人灵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品德高尚、奉公守法、诚实无欺，信耶稣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好处。你们反对耶稣肯定是错了。”说着，说着就传起福音来了。第一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第二次谈话四清工作队运用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的计策。张瑞副队长对刘增和说：“你面前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你声明不信耶稣了，任命你当生产队长；你坚持信耶稣，就划你黑五类。你声明脱离教会，就给你划贫农成分。再执迷不悟就定你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增和坚定地说：“这世界上只有耶稣是至宝，名利富贵我不贪，我只要主耶稣。”张瑞强压住火气，一字一句地说：“年轻人，别太冲动了，我再给你一天时间，你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何去何从你要拿准了，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第三次谈话，张瑞把刘增和带进刑讯室。张瑞问：“年轻人考虑好了吗？今天晚上我希望听到你迷途知返的好消息。”这时候，刘增和既坚定又沉着，他平静地说：“我今天在不住地祷告，圣灵帮助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我跟着耶稣走到底，至死不动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张瑞的脸色涨得发紫，恶狠狠地说：“好你个刘增和，王八吃秤砣——你铁了心了。”他大吼一声“来人！”四个打手虎视眈眈地把刘增和包围在中间，张瑞喊着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于是连续五天的酷刑折磨开始了。

    专案组是白天把刘增和关押在牢房里隔离反省，不准亲属送饭，到了夜晚动真格的。第一个夜间的刑罚叫做“喷气式”，把两臂向后反剪，吊在房梁上，再把一壶水用一根电线挂在脖子上，腰向前弯曲一百二十度。第二个夜间的刑罚叫做“屁滚尿流”，捏住鼻子把两壶凉水灌进肚里，然后把人吊在房梁上，于是尿顺着裤腿往下流……第三个夜间的刑罚叫做“背十字架”，把两臂平伸直捆在一根木棍上，固定在墙上，人立正站直，做十字架造型。第四个夜间的刑罚叫做“透心凉”，强迫刘增和喝下一壶凉水，再扒光衣服，吊在房梁上，人冻得抖个不停。第五个夜间的刑罚叫做“发热心”，给人穿上皮袄皮裤，捆绑固定在火炉旁边，烤得人大汗淋漓，最后虚脱了。每次受刑的时候，专案组实施攻心战术，不断地说：“你只要说一声不信耶稣了，就立即解除你的痛苦。”还不断地亵渎耶稣的名，说：“你的耶稣如果是神，就求耶稣来救你吧！”

    在刘增和受刑的那些日子里，主内弟兄姐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祷告，求神坚固他的信心，加增他的力量，减轻他的痛苦，因他受苦，让神得荣耀。他自己不住地祷告，耶稣的话临到他：“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路21：17－18）。他心里口里反复吟唱《以赛亚书》第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圣经上的话，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使他坚贞不屈、忍耐到底。

    四清工作队没有达到迫使刘增和屈服的目的，无可奈何地给他戴上一顶教会接班人的帽子：教会接班人，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

    （八）、密谋用刑讯逼供手段，强迫教牧人员，供认一起莫须有的反革命“夺权”事件，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

    1972年4月30日夜间，土壤站的造反派与生产队长刘某某，秘密地绑架了教会的长老刘升汉，执事刘增和与被打成“特务分子”的于树仁。把他们劫持到土壤站，分别关押在三间房子里，开始了逼供。强迫他们承认在某月某日某人家里，教会的负责人和被四清工作队撤职的原生产队长梁茂义开黑会，秘密策划要把四清工作队任命的生产队长刘某某赶下台，扶持原队长梁茂义重新上台，土壤站已经对此定名为梁茂义反革命复辟事件。审讯人员和盘托出他们的谋划。三个受审的人听得一头雾水。他们闻所未闻的事，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于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开始了。先是把刘升汉扒光上衣吊在房梁上，由两个打手像荡秋千似的，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刘升汉长老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经不起折腾，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对于树仁刑罚更重，把他倒吊在房梁上，推过来，打过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于树仁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对刘增和更加惨无人道，扒光衣服吊起来，用柳树条子一顿猛打猛抽，直打得体无完肤。

    刑讯的刽子手一边打，一边说：“你们教会和梁茂义开黑会，阴谋夺权的内情我们全部掌握了，我们派人偷听了你们的谈话，这是一次反革命夺权事件。你们今夜主动坦白了，可以宽大，到了天明，再不交待就是死路一条”。

    在急难中圣灵与这三人同在，特别加添他们力量。他们看透了土壤站与刘某某的阴谋，他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决不因逃避苦难而陷害无辜的人。刘增和坚强地对刽子手们说：“你们的目的是企图用残暴的手段，借着我们的嘴，制造一起“反革命夺权”事件，借以陷害无辜的人，向明天的“五·一”节献礼，立个大功。我们信耶稣的人，诚实、正直、公义是我们的本质。就是死，我们也决不作假见证，陷害别人。”

    第二天黎明，四清工作队任命的生产队长刘某某来了（吴子荣已改任政治队长），他又亲手把这三个受刑的人分别捆在院子里的树上，一面殴打，一面逼供。这样一来，三个受刑的人更看透了他们的阴谋。尽管土壤站的造反派们大发淫威，用尽了各种刑讯手段，仍然无法从这三个忠实、正直的基督徒口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陷害梁茂义的伪证。他们黔驴技穷。在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他们只好故伎重演，把从耶稣堂村“挖”出来的十二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到会场上，每人“赏”一顶纸帽子，挂一个大木牌子，上书这个“阶级敌人”的姓名和罪名。游行的时候，强迫他们依次高呼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博得众人哈哈大笑，借以发泄土壤站的造反派和生产队长刘某某的阴谋没有得逞的愤怒情绪。

    第八、群众专政，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是中共“九大”之后，江青一伙推广的群众斗群众的新花样。1969年“九大”开过之后不久，驻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四清工作队撤出，由土壤改良站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并在各生产队下设群众专政小组，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群专小组自然仍以知识青年为骨干，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专政的形式有六种：

    1、向毛主席请罪：“九大”以后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凡是机关、工厂、农村的造反派于一早一晚面向北京，背诵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群专小组，在每天晚上收工以后，把专政对象，集合在生产队办公室门前，面向北京，跪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时间短则一刻钟，长则一小时，全由值班人的情绪而定。这种惩罚方式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只是加增被专政对象的疲劳。

    2、游街示众：每逢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县、公社、土壤站成立革命委员会，纪念知识青年下乡几周年等，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集会。这时候，都以生产队的群专小组为单位，把专政对象集合起来，在每个人脖子上挂上写明姓名、罪名的牌子，跟在庆祝队伍的后面，游行示众，在会场上还要由群专人员指挥，做各种侮辱人格的表演。对年老的专政对象，还强迫他们的子女亲属陪斗，目的是让这些人出丑，达到威信扫地。

    3、劳动改造：在农村本来人人都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对专政对象只有在工余的休息时间内，增加他们的劳动量。在劳动时间之外，每人每天上交四箩筐粪。这些专政对象多数是年老体衰多病的人，且在被审讯中受过酷刑，完成一天的劳动后，往往是精疲力竭，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了，哪有体力额外劳动。一般都由年轻的子女亲属去代替完成劳动定额。对此群专小组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朱邦仁夫妇子女远在北京，指望不上他们的帮助。然而有主的爱感动弟兄姐妹，在每天夜晚偷偷把粪倒在他二人的粪堆上，再由他们自己交上去。

    4、克扣口粮：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社员口粮分配办法是七、三开，即百分之七十的口粮为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百分之三十的口粮实行以工带粮，按实得工分分配。但是从四清工作队进村以后，就规定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不得享受以工带粮，只分给基本口粮。当年十大股耶稣堂村所达到的口粮分配水平是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但专政对象要减少百分之三十，每人每年只有二百五十二斤，每人每天只有七两原粮。

    长年累月的忍饥挨饿，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普遍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每人每天一斤粗粮已经是一个半饥饿的标准。对这些“专政对象”只拨给百分之七十的基本口粮，即每人每天只吃七两原粮，他们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专政对象”都是从耶稣家庭的艰苦生活中锻炼出来的。所谓“粗粗拉拉的吃点，破破烂烂的穿点，零零碎碎的睡点”既是耶稣家庭艰苦生活的纪实，也是这些“专政对象”在受管制的岁月里的生活写照。他们虽然被压制到了社会的最低层，每天的劳动时间要比一般农民延长三个小时，每天的口粮要比一般农民减少百分之三十，然而这些人靠着神加给力量，在长达十年的苦难岁月，充满喜乐、天天感恩，坚强地挺过来了。

    患难中更显示出主内肢体的彼此相爱。例如，孤苦伶仃的朱邦仁夫妇，他们每天四筐的积肥任务，都是由不知名的弟兄姐妹偷偷地完成的，还经常有人偷偷地给他们送柴送菜。一位家住临河县城的王全德弟兄，逢年过节都来给朱邦仁夫妇送过节的食品，坚持十年如一日。1968年圣诞节，包钢一位主内姐妹，下班回到家，在开门的时候，一个声音临到她：“十大股的朱邦仁弟兄急需一百元，你立刻邮去！”她想：朱邦仁弟兄我不认识呀！她又想到十大股耶稣家庭倒是听说过，马爱洁姊妹就是从十大股耶稣家庭来的。这位姊妹当晚就找到马爱洁，向她打听到朱邦仁的情况和住址，如数把钱寄出去。当时，朱邦仁正缺钱买煤，数九寒天度日如年，这一百块钱，正好是雪中送炭啊！

1972年秋天，朱邦仁曾对刘圣民说过下面一段话：“1967年当红卫兵把我们老两口押上火车的时候，我就想：自从1950年12月我奉调离开十大股耶稣家庭，已经十七年了。没想到我竟以‘罪犯’的身份旧地重游。我已经是近七旬老人了，儿女又不在身边，到了十大股靠谁呢？原来的故人也不清楚谁去谁留。想来想去，想到从前我最喜欢的左某某，这次回到十大股无依无靠，只有靠他照顾了。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在车站被批斗之后，红卫兵押着我们回十大股村，刚到十大股的地界，就见一群人站在路两边高喊：‘打倒恶霸地主朱邦仁’的口号，走到跟前抬头一看，让我大吃一惊，带领喊口号的竟然是左某某。谁曾料到，我想依靠作为靠山的人，竟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对头。可是大批与我关系一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从不认识的人，竟成了我患难中的帮助”！

1974年冬，从外地寄给朱邦仁一袋食品，朱邦仁把这些食品分给与他同受苦难的老弟兄们分享。他又想到梁茂俊姊妹家孩子多，领着三个，抱着一个，生活非常艰难。于是，他拿上两包饼干，趁天快黑了悄悄地给梁茂俊送去。一进门，正看到梁茂俊在炕上抱着一个孩子在哭。朱邦仁忙问缘由，梁茂俊说：“这孩子发高烧”。朱邦仁伸手一摸，觉得烫手，并且孩子呼吸急促。他诊断说：“这是急性肺炎啊！必须马上送医院”。梁茂俊说：“咱们离公社医院十多里远，天马上就黑了。怎么办呀”？朱邦仁说：“孩子病得厉害，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他问梁茂俊说：“你有信心吗？如果信心大，咱们就跪下祷告”。梁茂俊说：“只好求神医治了”！二人立即跪在炕上，按手在孩子身上，恳切地祷告。祷告完了，孩子突然说：“妈妈，我饿了”。一摸，孩子的高烧完全退了。归荣耀于神！哈利路亚！

    梁兴周在这批专政对象中，年纪最大，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经常收到不知名的弟兄姐妹寄来的食品和营养品。他回忆说：“这些邮包有来自兰州的、银川的、阿左旗的，还有山东的、北京的、大同的等等”。他就把这些食品、营养品分给和他一同受苦的、年老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别的被专政的对象，如刘升汉、郭金山、于锦文（女）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5、用地主、富农等大帽子威胁一般信徒。

    在1969年“九大”开过以后，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候，五原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张瑞，专门走访老贫农李桂升，对他说：“你是老贫农，我很关心你，告诉你一件事，现在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你要是仍然坚持信你的耶稣，就有可能从贫农队伍中被清除出去，戴上富农帽子，对你实行专政。可不要执迷不悟啊！”李桂升老人坚定地说：“别说是戴富农帽子，你就是把刀搁在我脖子上，也不能把我和耶稣分开。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张瑞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其他的穷苦人如李彼得、贾书太、裴炳成等，也先后受到过这类威胁，感谢神的保佑，竟无一人向强权屈服。

    6、严厉取缔一切形式的宗教活动。

    1966年4月，四清工作队进村，头一件事就是宣布关闭十大股基督教会，严厉取缔一切形式的宗教活动，一经查获严惩不贷。从此，教堂贴上封条，教会的桌椅板凳等全部设备被付之一炬，《圣经》、《诗歌本》及一切属灵书籍，经过多次查抄，全部被焚毁。查经聚会被迫停止，信徒的祷告由公开转入秘密、由聚集转入分散、由大声呼求转入默祷。聚会的形式被迫停止了，但与神亲近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在开始的头两年，四清工作队满以为他们逼迫教会的措施效果很大，宗教活动已经销声匿迹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清工作队以及后来的群众专政小组，逐渐觉察到信徒在各家中祷告的秘密，而且时间一长，信徒们祷告的形式也从一家一户各自祷告，发展到左邻右舍聚在一起祷告。终于让官方抓住了信徒们秘密聚会的真凭实据，一开始，群专小组采取警告、罚站亮相、扣工分等惩戒措施，但收效不大，于是动用了专政手段。196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侯摩西、李金芳（女）、侯全恩还有天津知青兰继敏四户人家，在侯摩西家中悄悄地举行祷告会，被四清工作队当场抓住，抓走大人、小孩共十二口人，押送到公社派出所，关押了七天。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公社群专指挥部又想在消灭基督教上露一手，他们指使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群专小组伺机抓人。阴历腊月二十五夜晚，刘增和、侯全恩、裴炳成、侯摩西、王爱萍、兰继敏六户人家聚集在侯全恩家中，举行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祷告会。群专小组掌握了情报，报告了土壤站，土壤站打电话向公社派出所报案。所长王照接到电话举报，亲自带领三名民警和群专共七人，飞奔到十大股耶稣堂村，抓走男女老幼二十三人，其中有三名妇女怀抱吃奶的婴儿。王照把他们男女分别关押在两间冷屋子里，一天发给两个冷窝窝头，喝的只有凉水，睡在麦草铺的凉土地上。在那些饥寒交迫的苦日子里，他们整天整夜地、同心合意地祷告，圣灵与他们同在，越祷告越有力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小声吟唱：“冲破前途的壁垒，踏平拦路的高山，挺身昂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看。世界上自有它苦中苦，在我们却都是甜中甜。人世间本有难上难，在我们只有干上干……真门徒，命早捐，锄地有力，讨饭不丢脸，衣衫褴褛当作礼服穿。冻死迎风站，屈死无怨言，只要把福音传遍，十架倒悬也心甘。真是个天路上的英雄汉……”！祷告和唱诗为他们驱散了寒冷和饥饿，为他们带来了平安和喜乐。不知不觉中就到了腊月三十。这一天是年除夕，派出所的干警都忙着回家过年，只留下两名群专人员（他们是从农村生产队抽调的农民）看管这些人。他们到公社去汇报说：派出所的人都回家了，伙房也撤了，春节过后正月十五前不开火，这些被关押的人中，还有吃奶的孩子，万一饿死、冻死人，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公社值班的干部想了想说：“就把那个刘增和留下，其余的人都放了吧。”大年三十时近午夜，二十二口人扶老携幼地回到家，全村的弟兄姐妹都拿上年夜饭来欢迎他们。看着他们大人、孩子都平安、健康的归来，大家欢喜快乐地过了一个春节。只有“教会接班人”刘增和是罪上加罪，春节后，第二次被关进五原监狱，再次坐牢八个月。

    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插队落户的二十六名天津知识青年当中，任照奇是迫害基督徒的急先锋，他被四清工作队任命为知识青年造反战斗队的队长。每次抓人打人他都跑在前头，在批斗大会上、小会上顶数他跳得欢。打砸教会他带头，焚烧圣经他点火，礼拜堂的那口大钟，就是他亲手砸碎的。1972年5月，他教唆已经投靠造反派的原教会执事左某某的儿子，本村青年左×，假冒刘升汉长老的儿子刘圣民，模仿刘圣民的笔迹，书写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标语”，落款写上“十字军刘圣民”。经驻队干部仔细侦察，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左×原形毕露，教唆犯任照奇被左×供出来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任照奇和左×陷害无辜的罪行，却被土壤站的领导包庇住了。

    然而，神是公义的。1973年秋天，有一天要出动马车拉草，队里分配任照奇跟着刘圣民的马车拉草。恰巧那天刘圣民因有事请假外出，队长分派知识青年阮克扬赶刘圣民的马车。当满载青草的马车在回村的路上，不幸翻了车，正巧把坐在车顶上的任照奇扣在一个半尺深的小水坑里，被水淹死了。就连他的知青同伴都说：“任照奇反对耶稣最起劲，亵渎上帝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报应啊”！刘圣民回忆这件事说：“感谢神的保佑！正巧那天不是我赶车，要不然咱这‘四类分子’的子女，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第九、送交监狱，关押监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十大股耶稣堂村，先后被送交五原监狱关押监禁的有八个人，他们是：

朱邦仁、高毓秀夫妇二人，罪名是“恶霸地主分子”。1967年由四清工作队伙同五原城里的红卫兵，从北京把他们“抓捕归案”，先后召开公社一级、土壤站一级、生产队一级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又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把他们送交五原监狱关押，到1971年五原城里两派武斗激烈，监狱无人负责，就把他们放回生产队，由群专监督劳动改造。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又二次进监狱，1974年因病重保外就医，先后被关押五年之久。

    刘增和罪名是“教会接班人”，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1969年“九大”前夕，与朱邦仁夫妇同时被捕入狱，1971年又与朱邦仁夫妇同时被放出监狱。1974年又因参加祷告会，被逮捕第二次关进五原监狱，到1974年9月被释放，先后两次入狱，坐牢两年零八个月。

    于树仁1968年四清工作队以“特务分子”的罪名，将他抓捕，送进五原监狱，关押六个月之久，终因没有证据，被放出来了。

    刘升汉罪名是“富农分子”、教会长老；武生达罪名是教会执事；林来恩（女）、于锦文（女）罪名是教会执事，宗教职业者，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这四个人，于1968年被抓进五原监狱，关押三个月。

    被宣布逮捕，因年老多病，监外执行，交群专监督劳动改造的有三人：梁兴周教会长老，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依静（女）教会执事，罪名是宗教职业者，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郭金山罪名是“叛徒”。

    被宣布不予逮捕，直接交群专监督劳动改造的有六人：“地主分子”郑兰英（女）、李登峰；“坏分子”丁伟；“右派分子”刘新春；“资本家”崔延生；“官僚分子”陈书义（女）。

    1974年批林批孔，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五原县公安局来人来车，硬是把梁兴周老人从病床上拖起来，要押到五原去坐牢，被驻队干部张留栓制止了。张留栓说：“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汉怎能承受牢狱之苦呢？”公安人员反问：“他是个反革命分子，不关起来，他再搞反革命活动你能负责吗？”张留栓回答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又病卧在床，能搞什么反革命活动？我是驻队干部，由我担保，出了问题我负责！”由于这位刚正不阿的干部据理力争，梁兴周老人才得以逃脱了这次牢狱之灾。

    第十、流放十大股人，铲除耶稣堂村。

    1975年，巴盟决定把土壤改良试验站，从辛家圪旦村迁走，因此，从前划归土壤站辛家圪旦、吕二圪旦、十大股耶稣堂村，三个生产队重新恢复红赛生产大队，回归白银刀亥人民公社建制。

    到1975年，四清加上文化大革命已经折腾了十年，而在十大股耶稣堂村，“四清”就是要清除十大股基督教会，“文革”就是要革十大股基督徒的命。十年浩劫，四清工作队，造反派及群众专政小组的暴行罄竹难书，全村信徒遭受的种种迫害惨不忍睹。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场重大灾难，那么，十大股耶稣堂村就是重中之重的重灾区。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基督徒靠着圣灵的帮助，是愈挫愈奋、愈磨愈坚、愈压愈强，他们坦然面对藐视、侮辱、贫穷、饥饿、批判、斗争、捆绑、吊打、私刑、监禁，以超人的忍耐，胜过了超人的苦难。他们衷心地感谢神，他们靠着主耶稣，已经得胜了。

    当土壤站把十大股耶稣堂村，回归白银刀亥公社建制之后，在一次生产队全体村民大会上，公社一位负责人，为要检验十年浩劫中，改造十大股基督教会的成果，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十大股人为着迷信耶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宣布：只要你们放弃信仰，就能和其他村的社员一视同仁，得到公平的待遇。谁响应号召，请举手！”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一只手臂举起来。就连已经投靠了造反派，做了四清工作队鹰犬的刘某某和左某某父子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始终没有把手举起来。这位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说：“这些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百折不挠的十大股基督教会的众信徒，成了各级领导的一块心病，搅得他们寝食不安，他们咬牙切齿：不拔除这座基督教堡垒，誓不罢休。1976年他们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这就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五原县的领导乘此强劲的东风，谋划了一个一劳永逸地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的高招，这就是：流放十大股人，铲除耶稣堂村。

    1976年秋季，正当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五原县革命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达了“关于遣散十大股耶稣堂村的通知”。通知责成白银刀亥和锦旗两个公社，落实通知内容。当秋收刚刚结束，公社的遣散工作组已经进驻十大股耶稣堂村，具体实施遣散事宜。他们做出四项决定：

（一）、十大股耶稣堂村共三十二户，一百八十三人，除留下贾书太、李彼得、武生达，三户五名孤寡老人之外，其余二十七户，一百七十二人，全部赶出村去。他们分别被流放到白银刀亥、锦旗、两个公社，遣散到十八个村庄。兹将这些户名、人口及被迁至的农村名单列出：刘升汉一户九人，迁至南圪梁村；梁茂礼一户六人、周敬田一户五人迁至南茅庵村；梁茂义一户十人迁至广和泉村；刘新春一户九人、张启祥一户二人迁至韩家梁村；刘长吉一户三人迁至和平三队；董洪礼一户八人迁至西圪堵村；王福增一户七人迁至北十大股村；庄天河一户九人迁至吕二圪旦村；刘增和一户七人、李桂升一户一人、刘得胜一户十人、崔延生一户五人、崔二一户四人、崔三一户五人迁至东圪堵村；刘雅各一户八人、曹润真一户六人迁至阿善村；侯全恩一户八人、侯四子一户五人迁至红旗一队；孟庆志一户五人迁至辛家圪旦村；丁伟一户三人迁至锦旗一队；丁石头一户八人迁至贾房刘店村；栾成增一户九人迁至杨盖补隆村；江东园一户五人迁至三义泉村；崔大一户六人迁至锦绣堂村；就连四清工作队提拔的生产队长刘恩义也未能幸免于难，一家八口人被迁到锦旗六队。合计27户，172人，18个村庄。

    唯有对已经投靠造反派的刘××和左××两家格外开恩，刘××被安置在五原县城。1987年刘的妻子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意外地被一块从房上落下来的砖头，砸在头上死去了。左××一家得到政府的帮助，迁到包头市居住。1986年秋天，刘增和在包头大街上遇见左××，刘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连声叫：“左大爷！”、“左大爷”！左××突然见到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熟人，就是曾被他出卖过的主内肢体，他非常尴尬，不敢照面，装作陌生人，羞羞惭惭地逃走了。

（二）、没收十大股耶稣堂村生产队的全部土地财产，计有：耕地1200亩，包括水利灌溉设施，树木3000株，耕牛22头，母牛9头，骡马16匹，毛驴14头，羊300多只，铁牛40拖拉机一台，还有全部配套农机具、胶轮车7辆、生产队公用房屋，包括办公室、库房、粮食加工厂、饲养房18间，约540平方米，牛棚、马厮、毛驴圈、羊圈约1500平方米，社员住房27户，135间，2700平方米，还有留足的籽种12000斤，牲畜饲料粮9800斤，饲草约25万斤。以上土地、牲畜、林木、粮草被全部没收，移交给公社开办的五业厂。被迫迁出的各家只带着当年分配的口粮及行李衣服、炊具等日常用品，限一个月时间内搬迁完毕。

（三）、成立公社五业厂,无偿接收十大股耶稣堂村生产队的土地、林木、房屋、牲畜、财产。五业厂主要由公社干部们的亲属组成，公社领导没收了十大股耶稣堂村生产队的土地、房屋、财产，交给他们的亲朋坐享其成。

（四）、原来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插队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由县人民政府以“病退”、“困退”的名义，联系帮助他们返城。结果除四名因已与当地人结婚的知识青年留下，安排在县城或公社工作之外，其余二十二名知识青年都陆陆续续地返回原籍天津市。

    公社的四项决定把十大股耶稣堂村三十户，一百七十多人置于十分悲惨的境地。霜降已过，寒风陡起，他们在干完了繁忙的三秋劳动之后，即刻被扫地出门，扶老携幼被迫撇弃了自己的一切，离别了多年劳动生活的家园，奔向陌生的村庄，迎接他们的是吆五喝六的队干部，冷眼相看的四邻。他们分别被安置在生产队闲置的旧房里，四壁透风的场面屋子里，或是牛棚、马厮里，还有的只剩下房框子，需要自己搭盖房顶的破屋子。家徒四壁，冷屋冷灶，很快寒冬到了，他们缺吃更缺烧，食不果腹，屋不保暖，饥寒交迫。一个冬季，姜保利及张启祥的老伴就被冻饿而死。在每个陌生的生产队里，这些新来乍到的耶稣迷，都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分配他们的农活是最重最苦的，工分报酬是最少最低的，他们的生活再苦再困难，国家的救济补助也没有他们的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员自留地对农民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民的瓜菜、副食品，全凭自留地生产，还补充大部分口粮。那时候，你到田间观看，哪一块地庄稼长得最好，不用问保证是社员的自留地。可是，这些分散到各村的十大股耶稣堂村人，他们经营多年的高产稳产的自留地被没收了，在被流放的生产队重新划给自留地，但是新分到的自留地大多是贫瘠的次地，甚至是兔子不拉屎的盐碱荒地。要下功夫改造这样的次地，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所以在十大股人流亡的三年里，原来赖以保命的自留地，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并没有起到保障生活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由于“四人帮”的苛政猛如虎，农民的生活降到了最低水平，而这一群被流放的十大股耶稣堂村的穷庄稼汉，他们的生活降到最低水平的最低层。回想世纪之初罗马皇帝把犹太人赶散到世界各地，时间过去了二千年。到二十世纪之末，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基督徒，又被“四人帮”的追随者扫地出门，流浪在各乡各村。历史的发展何其相似乃尔！

                               小    结

    综上所述，从1951年开始一部十大股耶稣家庭历史，就是一部受逼迫，遭陷害，被打击，被毁灭的苦难史。

    1951年土地改革，耶稣家庭按“恶霸地主”被斗争，被掠夺，有一半土地、财产被瓜分掉。为改变耶稣家庭纯粹是基督徒的人口结构，从周围农村迁入十二户农民。副家长潘懿清无缘无故地被判处死刑，成为河套地区一大冤案。潘懿清成为耶稣家庭系统中，为耶稣的名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1952年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耶稣家庭的全部户数、人口“暂不划定阶级成分”，这是一个诡诈的决定。既然已经按“恶霸地主”对耶稣家庭进行了斗争、剥夺，又不给划定阶级成分。好一个伤天害理的“暂不划定阶级成分”，实际上把十大股人打入另册，按专政对象来管制，是不戴帽子的地主富农。并且为十五年后，文革中的大迫害埋下了“导火索”。

    1953年五原县人民政府宣布解散十大股耶稣家庭，改建十大股基督教会。中国基督教会中率先实行“三自”坚持纯正信仰的耶稣家庭，被官方支持的现代新神学不信派“三自”除灭了。

    1958年荣敦仁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被五原县人民政府开除公职，并被判处六年徒刑。刘顺和老人因异地传教的罪名，先后两次共判刑十年。这一年，红赛大队把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二百亩耕地，无偿地划给吕二圪旦村，人称此为第二次土改。

    1958年五原县人民政府下令没收五原耶稣家庭的房屋600平方米，宅基地5亩，把负责人六十多岁的付祥臻夫妇，扫地出门，流落街头，冻饿而死。人称第三次土改。

    1962年土壤改良试验站把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二百亩耕地划归辛家圪旦村，人称此为第四次土改。必须指出以上三次被称为“土地改革”的事件，都发生在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宣布结束之后，中央明确宣布各级政府不准无偿侵占，划拨、平调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土地、房屋、财产的政策颁布之后，五原县政府、公社、大队公然违反中央政策，一而再，再而三地，非法掠夺。侵吞十大股耶稣堂村和十大股基督教会土地房屋的典型的违反中央政策的案例，是明目张胆地歧视，欺压十大股基督徒的露骨表现。

    1964年五原县把二十六名天津知识青年，安置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插队落户，目的是改造这个村的基督教徒。并为下一步大规模地迫害基督徒，建立了突击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以划定阶级成分为名，在十大股耶稣堂村挖出大批“阶级敌人”，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官僚、资本家、宗教职业者、教会接班人，共15名，在十大股大小三十二户人家中，几乎平均每两户，就挖出一个“阶级敌人”，创全国最高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四清工作队和群众专政小组，对群众实行的暴行，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罄竹难书，惨不忍睹。在文革之前，十大股耶稣家庭中被判处死刑的一人，因为笃信耶稣，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三人。在文革期间，十大股耶稣堂村，被关进五原县监狱坐牢的有八人；被宣布监外执行，交群专监督劳动改造的有三人；被宣布不予逮捕，教牧群专监督劳动改造的有六人；被公社群专指挥部抓起来，关禁闭七天以上的有三十五人。先后被关押的共有53人，占总人口183人的百分之二十九。

    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人们，从1951年到1978年，在这二十七年内，遭遇三次大饥荒：第一次是1951年至1953年的三年大饥荒；第二次是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第三次是1976年至1978年的三年大饥荒。三次大饥荒共经历九年时间，就是说在解放后的二十七年当中，十大股人就有九年时间在大饥荒中度过，大饥荒时间竟占到三分之一。

    这三次大饥荒，1960年至1962年那一次大饥荒是全国性的。其原因历史已有公论，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1951年至1953年和1976年至1978年，那两次大饥荒却只是十大股耶稣堂村所独有的。第一次即1951年至1953年，那一次大饥荒，是因土改工作团的掠夺瓜分，洗劫了耶稣家庭的一半土地、财产而造成的；第三次即1976年至1979年的大饥荒，是由五原县铲除了十大股村，把十大股人扫地出门，迫使他们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造成的。可是，这历史罪恶，似海沉冤，谁人敢于评说？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基督教是任何强权势力都禁止不了的。正如《使徒行传》所记，司提反被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然而门徒分散到各地，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埃提阿伯的大臣受了洗，在大马士革，在安提阿到处出现了教会。君不见，就在十大股的基督徒被流放，十大股基督教会被取缔，十大股耶稣堂村被铲除，“四人帮”的追随者们欢庆他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新胜利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数在悄悄地增加，在东圪堵村，在北圪堵村，在吕二圪旦村，在西圪堵村，甚至在公社所在地巴彦套海镇，都悄悄地出现了聚会点，冻土之下幼芽萌动，严冬过去，就是春天，风雨过后，晴空万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已经隐约地看到教会复兴的曙光。

                       伍、教会复苏的年代

                              （1979年——1993年）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5/6）。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罗13：12）。正当十大股耶稣村堂的基督徒们漂流四方、苦难深重，被人压迫和藐视已到极处的时候，人们终日盼望的教会大奋兴的时刻却出人意料地来临了。下面分五个专题记述这段教会复苏的历史。

（一）、难民回归，恢复十大股耶稣堂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11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邓小平复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从此，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扭转了停滞倒退的局面，进入快速前进的邓小平时代。

    然而，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往往夹杂着逆流漩涡。正当举国上下欢庆粉碎“四人帮”，迎接邓小平复出的日子里，五原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为了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献厚礼，正在1976年9月间，“四人帮”即将垮台之际，做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极左”壮举：取缔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名号，流放十大股耶稣堂村的全体村民，彻底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详情如前所述.对全村32户，183人，除刘××和左××两户六人，因投靠造反派并反戈一击，受到优待，迁居城市，并安排了工作。又留下孤寡五保户3户5人外，其余27户，172人全部扫地出门。限令在一个月内，分散到两个公社，十八个村庄。土地房屋财产被充公，172个劳动农民只允许带着自己的行李、衣服和口粮、炊具，扶老携幼被赶到指定的村庄。就是这些抗日战争中的难民，一群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单单因为信耶稣，土改中当作“恶霸地主”被斗被分，土改后长期受歧视虐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阶级敌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里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谁料想又被剥夺了一切所有的，扫地出门，流放到各乡各村，监督劳动改造。这等于二十七户人家，男女老幼172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肃清“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春风吹暖了中华大地，全国上下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在十大股耶稣堂村这一群被流放的人中，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右派分子”刘新春。1979年春，刘新春原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派出平反小组,亲赴刘新春被流放的韩家梁村，代表政府宣布为他平反，并赔礼道歉，随后把刘新春全家接到银川市，为刘新春恢复职务，并为他成年的子女安排了工作。紧接着又从北京传来为朱邦仁、高毓秀夫妇落实政策的喜讯。受到这两条喜讯的激励，十大股人觉醒了，他们自发地串连，酝酿上访。但多数爱神的弟兄姐妹却想到圣经上的话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9）。他们建议暂且不要上访，等候神的旨意。于是大家又耐心等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各种平反、落实政策的信息纷至沓来，唯独对十大股人被流放的冤案，没有任何动静。此时，有挂名的信徒庄天河和不信耶稣的刘恩义不耐烦了，他们跑到五原县信访局反映十大股耶稣堂村被遣散的冤案，要求落实政策。接待人员说：“解散十大股耶稣堂村是轰动全盟的大案，没有上级的明确指示，谁也不敢动”。他们要求面见书记、县长，等了几天，领导避而不见，结果无功而返。

    他们回到村里，又听到大队干部说：“公社领导讲过，当初上级决定把十大股耶稣堂村除名，就是为了消灭基督教。县里把这件事，当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成果。想要平反谈何容易！”庄天河、刘恩义终于认识到指望五原县解决这个问题，是太困难了。现在只有一条路：越级上访。于是他们走遍了十大股人散居的十八个村庄，向各家各户通报情况，动员大家支持他们上访。这时，有在当地落户的天津知青兰继敏站起来帮助他们。各家为他们三人凑了点路费，于是他们勇敢地踏上了东去的火车。

    1979年4月，庄天河、兰继敏、刘恩义一行三人，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接待了他们，当这里的工作人员听说巴彦淖尔盟五原县白银刀亥公社有个十大股耶稣堂村，只因为全村人坚信基督教，就在1976年10月，正当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村庄被除名，生产队被撤销，土地、房屋、财产全被没收。全村27户，172人被扫地出门，流放到两个公社、十八个村庄，监督劳动已达三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要求县政府落实政策，县里不予理睬。无可奈何只得向自治区领导倾诉冤情。工作人员听到这前所未闻的奇案，不敢怠慢立即向领导汇报。自治区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马上接见他们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陈述。感到问题严重,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是自治区一大奇案。于是迅速派出调查组，深入到这27户农民被流放的两个公社、十八个村庄，实地调查了解。当调查组在三义泉村亲眼看到姜彼得一家睡在羊圈里，铺的是麦秸，盖的是蒲草垫子，听到他老父亲姜保利冻死在讨饭的路上；在广和泉村看到八十五岁的教会长老梁兴周老人，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断了腿，已经十年卧床不起，还硬是把赶他出村子；在红旗一队听到侯摩西的老母亲哭诉说：“我儿子侯摩西是患肺结核的病人，三年前我们苦苦哀求工作组开恩可怜病重卧床的病人，可工作组塞住怜悯的心，硬是把俺们母子赶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第二年我儿子就病死了，他还不到四十岁呀！”老人泣不成声。调查组个个义愤填膺，他们说：“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做梦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下竟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调查组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连夜返回呼和浩特，急忙把调查报告送到自治区领导手里。自治区领导听了汇报，拍案而起，愤怒地说：“这种无法无天的惨案，竟发生在内蒙古境内，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年了，我作为自治区的领导，到今天才知道此事，真是官僚主义啊！”他立即拿起电话向五原县追查此事。马上组成了以农业厅徐副厅长为组长的专案工作组，坐阵五原县，督促该县立即纠正、平反这起罕见的冤错大案。

    说来可悲，当这一冤错大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其始作俑者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当自治区领导追查此案时，巴盟和五原县的领导层内，竟然敢做不敢当，无一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最后把责任推到一位公社副书记的头上。试问：十大股耶稣堂村被除名，全村27户，172人被强制流放到两个公社、十八个村庄，如果没有上级的决策，一个公社的副书记，有这么大的权力吗？再说，除灭十大股耶稣堂村，是五原县作为消灭基督教，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献礼的伟大成果，大张旗鼓进行的，难道巴盟领导一点也不知情吗？为了保住个人的“乌纱帽”而推卸责任，这与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是南辕北辙啊！

    幸亏有自治区落实政策工作组坐阵督促，五原县不敢怠慢，很快做出决定：撤消白银刀亥公社五业厂，为十大股耶稣堂村正名，恢复红丰大队第二生产队建制。被流放的27户社员，本着自愿原则，凡愿意回归的支持他们搬回十大股耶稣堂村。为支持重建生产队，恢复生产，县里拨给长春二十八轮式拖拉机一台，贷款三万元，用以添置耕畜、农具，购买籽种、草料。并且拨给每人三百斤购粮指标，以度过面临的春荒。

    必须说明的是五原县政府给予的补偿是非常吝啬的，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而已。相对于十大股耶稣堂村的集体和个人所受的实际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不信咱们就算一笔帐：

1、政府拨给三万元贷款，购买了一台长春二十八轮式拖拉机。但在1976年被没收的是一台铁牛四十轮式拖拉机，二者相比动力减少十二个马力，价格相差两万元，还不算原来还有配套农机具。

2、1976年没收了全队的牲畜，计有耕牛22头，骡马16匹，毛驴14头，繁殖用的场牛9头，羊300只，以及为这些牲畜留下的饲料9800斤，饲草25万斤。仅草料两项价值9000余元，这还未计算没收的是壮畜、肥畜，交回来的是老弱病畜所受的损失。

3、1976年没收生产队留下的籽种12000斤，折款1万5千元，但五业厂移交时并没有留下一斤籽种。

4、1976年没收的耕地1200亩，全部耕翻过，而1979年五业厂移交的是板茬地，仅机耕费一项就开支八千五百元。

5、1976年没收林木三千株，1979年移交时，大部分林木被砍光了，损失一万元以上。

6、1976年没收的土地上，田间水利工程完好无损，1979年收回的是渠道淤塞，闸口损坏，清淤和修闸口又花了六千元。

7、1976年没收生产队公用房屋18间，540平方米，没收社员个人住房135间2700平方米，当时都是完好合用的。1979年接受时，大部分房屋破烂不堪。人们回归后头一项任务就是维修和重建公私用房，这一笔工料费粗略估算在六万元以上。

8、1976年把二十七户社员流放到十八个村，他们被安置在牛棚、马厩、场面房、闲置的旧凉房，以及没有房顶的房框子里栖身。仅修补这些住处，花去工本费两万元以上。

9、被流放的社员自留地损失巨大。这27户人家原有自留地60亩，都是培育多年的高产田。若种小麦，亩产都在500斤以上，种别的瓜菜经济作物收入更多。可是他们作为专政对象被发配到十八个村，分给他们的自留地都是碱荒次地。改造低产田，至少要用三年时间。这样，他们的自留地三年没有什么收益。就按种小麦计算，亩产500斤，六十亩地种三年，总计损失9万斤小麦。按当年价格每斤两角钱计算，共损失18000元。

    以上九项有形的经济损失共166500元，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全部损失都由受害人自己承担。

我们可以另算一笔帐：1200亩耕地，以亩产400斤粮食计算，三年总产粮食144万斤。假如把土地出租，租金按25％计算，可以收入粮食36万斤，折款72000元，再加上被流放的人两边维修房屋的损失80000元，自留地损失18000元三项损失171000元。

还应该想到，这27户人家是以信耶稣的罪名，作为监督劳动的对象被流放到各村。他们在生产队里，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挣最低的工分，这笔损失如何算得清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受的名誉损失、人格损失、政治待遇损失、精神损失又如何补偿呢？如果再从1951年土改开始计算，当局对他们种种不公正、非人道的待遇，这笔政治、经济账，实在算不清了。  一句话，国家、社会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要论平反的形式，应当是在什么场合搞错了的，就在什么场合宣布平反。三年前，公社副书记亲率工作组大张旗鼓进驻耶稣堂村，大会宣布，小会布置，遣散十大股耶稣堂村一案，全公社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如今轮到政府平反纠错，只是由公社向几个上访的人员个别传达，并由他们分别告之各户。就连各被害户的代表会一次也未召开。他们是千方百计捂盖子、掩盖自己的错误，只怕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却不顾人民的死活。古人云：“君子之过，如日月只烛”，他们缺少这种坦荡正直，光明磊落的人民公仆气概。

    五原县官方是幸运的，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诚实正直，与世无争的上帝的子民。这些神的儿女遵循主的教导：“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7：12）“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林前13：5，7）数十年如一日，面对官方的迫害，保持忍耐，以善胜恶。他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体谅国家的难处，十年浩劫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大股人对于退赔补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只要为十大股耶稣堂村正名，允许他们回归，主内肢体重新欢聚一堂，尽心尽力爱神爱人，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从1979年秋天开始，十大股人踊跃地陆续回归。到冬天已有21户返回。未归的6户是：流放在东圪堵村的刘增和、刘得胜、李桂升三户18人；西圪堵村的董恒礼一户8人；阿善村的曹润真一户6人；他们分别在所在地建立了聚会点，需要留下来牧养。流放在韩家梁村的刘新春一户8人落实政策得到平反，被政府接回银川市。

    这些回归的人，立时投身于重建家园的劳动中，首先抓紧三件事:

    第一件事：恢复教会生活，这是盼望已久的，是当务之急。首先恢复早晨更、晚查经和主日敬拜。这时候教会尚未开禁，这些聚会就在各家各户秘密轮流举行。首次聚会是在老姊妹林来恩家中举行。大家不约而同开口唱的第一首诗歌是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弟兄姊妹喜极而泣，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唱着唱着喜乐的灵充满会体，唱诗又祷告，祷告又唱诗，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1979年的感恩节是十大股耶稣堂村恢复后第一次大聚会。原来的礼拜堂已经被五业厂改为粮食加工厂，里面安装了磨面机和辗米机。房子也透风漏气，破烂不堪。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将就着在里面聚会。这次聚会本来只通知了周围吕二圪旦、辛家圪旦、红柳圪旦、巴彦套海镇以及东圪堵、西圪堵、阿善村的弟兄姊妹。不料第二天远在四、五十里以外的福音村和五原县城的弟兄姊妹也闻讯赶来了。大会由荣敦仁主讲犹太人被掳回归的历史。他从《列王记下》犹太人因拜偶像离弃神，而被掳到巴比伦讲起，讲到《但以理书》但以理及其三友宁肯进烈火窑、狮子洞也坚信神的事迹。接着他又讲到文士以斯拉写了《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诗篇119》以及尼希米的《尼希米记》，教育以色列人离弃偶像归向神，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巴比伦，归回荣美之地的历史。他联系十大股教会的信徒被赶散又回归的历史，他说：“这是神对我们十大股教会弟兄姊妹的大爱，给我们这一段奇特的经历，好叫我们更坚定地信靠神，以我们的见证荣耀神。”接着全体唱诗《罗马书》8章35、37－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大家跪下祷告，痛哭流涕，承认个人的罪，会体又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贴得更近了。

    1979年圣诞节，林来恩姊妹被圣灵充满，从方言中翻出来教会就要大复兴的信息，会众为之兴奋不已。大家同心祷告禁食三天。神的信实垂及他的儿女。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了重新开放基督教会的文件。十大股教会列在首批名单中。从此十大股基督教会进入了一个大奋兴的时期。

    第二事件当务之急是各家维修房屋，安排住处。原来公社五业厂的人都是公社干部的家属，他们凭借权势无偿地使用这些被没收的房屋，不爱护、不维修。又加上人少房屋多，这一间坏了就住那一间。经过几年的风吹雨打，大部分房屋破烂不堪，有些已经倒塌了。回归的季节是秋季，面临紧张的秋耕、平地打堰、秋浇、筹备牲畜越冬度春的草料、购买籽种以备春耕等繁重的任务。又加上马上进入严冬，时间是相当紧迫的。再说，十大股人经过大流放、搬进搬出地折腾，各家已是一贫如洗，根本无力修盖房屋。他们只好因陋就简，草草维修一下，勉强栖身，等待恢复元气之后再作打算。

    第三项紧急任务是恢复生产。大家一致拥护文革前的老队长梁茂义再次出山，但他因为老父亲病卧在床，需要服侍，于是谢绝了大家的拥戴，转而推荐为上访出了力的庄天河出任生产队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恢复生产。他们决心在生产上打一个翻身仗，荣耀神的名。完成国家的公粮任务，不向国家伸手，使全队人能吃饱饭，在生活上翻身。大家起早贪黑，顺利完成了1200亩地的耕翻任务。接着，清淤修闸、平地打堰、浇足秋水、购买籽种饲料饲草，并且贷款买了一台拖拉机。天道筹勤，1980年，第一年成绩可观，不但超额完成了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的任务，而且社员口粮每人分到360斤。

（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从1951年3月减租反霸运动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止，在长达26年的历史长河中，五原县地方当局一直误把十大股耶稣家庭及后来的十大股基督教会当作阶级斗争的箭靶子，他们违反中央的政策法令，在这里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现在把这些事件分为应当落实政策的事件和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两方面予以列举：

第一、应当落实政策的事件：

1、1951年3月7日至22日，五原县以搜查电台、枪支和毒品为由，派军队围困十大股耶稣家庭，把全体人员集体拘禁三天，反复进行大搜查，个别审讯十五人，讯问多人，时间长达半个月，到22日解除审查。结果证明十大股耶稣家庭是清白无辜，诚实正直，爱国守法，信仰纯正的基督教团体。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2、1951年3月28日，五原县土地改革工作团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对十大股耶稣家庭这个完全由抗日战争时期，从沿海各省逃来的难民组成的爱国宗教团体，硬是强迫戴上“恶霸地主”的帽子，进行清算斗争。会后关押监禁无辜处决了副家长潘懿清，没收了耶稣家庭医院的全部药品和医疗设备，并没收了耶稣家庭一半土地1300亩，以及房屋、牲畜、树木等财产。政府应当道歉退赔并对处死潘懿情冤案公开平反昭雪。

3、1952年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土改工作团违反《土地改革法》，对他们已经斗争过，剥夺过的十大股耶稣家庭二百多贫苦劳动农民的阶级成分，定为“暂不划定阶级成分”。拿二百多劳动人民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对这一群穷苦勤劳的农民进行欺骗、羞辱。

4、1952年五原县土改工作团非法强制解散了一贯爱国守法的十大股耶稣家庭。除灭了耶稣家庭的名号。

5、1958年互助合作运动中，红赛大队因为开挖一条排水沟，竟把隔在排水沟东边的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二百亩耕地没收，以便于耕作为名无偿地划归吕二圪旦村，人称此事是第二次土改。

6、1958年五原县政府把十大股基督教会在五原县城南门里的五原县城耶稣家庭的房地产没收，无偿划归县文化馆使用。这座房地产有宅基地5亩，大礼拜堂300平方米，住房、伙房10间400平方米。人们无可奈何地说：“这是第三次土改啊”！

7、1962年贯彻中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把1958年由十大股耶稣堂村和辛家圪旦两个生产队合并的红丰二队，再次分成两个生产队，分队过程中，红赛大队又把原来属于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二百亩耕地无偿地划归辛家圪旦村。这是十大股耶稣堂村经历的第四次土改。

8、1965年4月五原县政府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悍然决定取缔十大股基督教会，并纵容红卫兵造反派捣毁教会、焚烧财物、查抄《圣经》、批斗并监禁教牧人员。致使十大股基督教会从1965年4月至1980年2月被迫关闭长达十五年之久。

9、就是1976年10月到1979年8月，那次骇人听闻的除灭十大股耶稣堂村，驱逐十大股全体村民，把全村27户，172人流放三年的违法犯罪案件。

    以上九次五原县在十大股耶稣家庭（包括后来的十大股基督教会）制造的违反中央政策和法律的事件，除第九项非法流放十大股全体村民长达三年的事件，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直接插手，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支持难民回归；第八项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亲自下达通知，开放十大股基督教会外，其余1至7项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法律的事件，五原县都装聋作哑，一项也不予落实政策，更拒绝承认错误。如果说对一至四项土改中的错误，上级有规定：土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无论对错一概不能更动。那么对五至七项在土改后，又多次非法没收、划出十大股耶稣家庭的房地产，又根据什么文件而拒不纠正拒不归还呢？

第二、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从1951年土改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五原县在十大股耶稣堂村共制造了十几起冤假错案。其中予以平反昭雪的只有三起，还不彻底：

1、“恶霸地主”朱邦仁和“地主婆”高毓秀，1974年保外就医，1979年在北京落实政策，重新安置。但这并不是五原县给予的平反。

2、“现行反革命分子”梁兴周，因其儿子在巴盟盟委工作，直接向巴盟领导申诉，巴盟责成五原县统战部给予平反。

3、1958年反右运动中，对坚持信耶稣的教育科干部荣敦仁（九·一九起义人员），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并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他牢记圣经真理：“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林前13：5）和“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12：19），并未主动要求平反，是他原来一块工作的同事，为此事打抱不平，主动替他申诉，才得以平反的。但五原县也没有恢复他的职务，也没有把他家从农村户恢复成城镇户。

    其余的冤假错案，如以宰杀耕牛的罪名，错判三年有期徒刑的刘佐汉；以参加异地教会活动的罪名，错判十年有期徒刑的刘顺和；在四清中错划成地主分子的郑兰英（女）、李登峰；错划成富农分子的刘升汉；错划成坏分子的丁伟；错划成官僚的陈书义（女）；错划成资本家的崔延生；错划成叛徒的郭金山；错打成特务的于树仁；错划成宗教职业者按现行犯革命分子对待的于锦文（女）、李依静（女）；错划成教会接班人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待的刘增和，等十三起错案。再如，五原县公安局在“文革”中错误地把刘增和两次关进监狱两年另八个月；于树仁关押六个月；对刘升汉、武生达、林来恩（女）、于锦文（女）关押三个月。白银刀亥公社派出所两次错误地把农民侯摩西、李金芳（女）、侯全恩、裴炳成、兰继敏、王爱萍（女）等共三十六人次非法关押，每次关押七天。还有屡次受到四清工作队严刑逼供，被打成重伤的梁兴周、刘升汉、刘增和、于树仁、刘得胜；被造反派侮辱的于锦文（女）、高毓秀（女）（被剪成牛鬼蛇神发型游街示众）等惨案，都没有得到平反，没有宣布恢复名誉，更没有赔礼道歉。

    综上所述，五原县对其在十大股耶稣堂村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是很不认真的，其态度是消极的、应付的、被动的。就连“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在十大股耶稣堂村制造这大批冤假错案，被十大股人称为“活阎王”的四清工作队正、副队长李德元、张瑞，都一直硬着颈项、拒不认错。所以五原县的拨乱反正很不彻底，“极左”路线的流毒，迄未肃清。

有一宗让十大股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大冤案，就是在土改运动中，1951年12月27日被五原县枪杀了的副家长潘懿清。五原县的杀人布告中，对潘懿清宣布了三大罪状，都是诬陷不实之词。潘懿清是耶稣家庭中为主的名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也是解放后河套地区发生的第一起大冤案。1979年潘懿清的侄女潘风云，曾向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申诉，强烈要求为其叔父平反昭雪。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面带难色地说：“潘懿清的冤案，五原县人都心知肚明。然而，上级有指示，凡涉及土改中的问题，不论对错，一律不能更动。”这无情地表明，潘懿清的冤案，在中国是千古沉冤，难有出头之日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错案，不予纠正，同样违反了中央“有错必纠”的政策。

落实政策，平反冤错假案，就是要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总结教训，引以为戒，防止今后重蹈覆辙，这不仅是恢复公平，正义，为蒙冤受害者抚平创伤，挽回损失、恢复名誉，更能使制造冤错假案的当权者吃一堑长一智，纠正错误，接受教训，提高政策水平，以利今后。还能抚平领导者与被害群众的鸿沟，改善关系，消除不和谐因素，所以认真彻底平反冤错假案是一件两利的重要政策，又是检验当权者的素质和领导水平的试金石。

以德日两国对待二战侵略罪行的态度为例：德国诚恳地承认其侵略罪行，向受害国赔礼道歉，严厉惩办战争罪犯，认真赔付战争赔款，较彻底肃清国内纳粹分子，从而取得了受害国的谅解，从根本上改善了与欧洲邻国的关系，融入了欧盟国际大家庭。反观日本，既不认真反省其侵略罪行。没有清除国内的军国主义社会基础，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总是蠢蠢欲动。又没有对受害国履行战争赔偿责任。日本首相还参拜供奉战争罪犯亡魂的靖国神社，妄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审判。所以日本与其受害国如中、朝、韩、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总是格格不入，经历了半个世纪，仍没有根本的改善，各受害国总是怀疑日本悔改的诚意，一直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将大比小，道理是一样的，五原县政府对其给十大股耶稣家庭包括后来的十大股基督教会造成的一连串的冤错假案，不认真地落实政策，不诚恳地改正错误，不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改正错误，只因大势所迫暂时收敛。十大股的老百姓担心，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他们的迫害，就要卷土重来。

（三）、废除禁令，十大股教会重新开放

    1980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文件：宣布废除1965年五原县人民政府关闭十大股基督教会的禁令，恢复基督教信仰自由，重新开放十大股基督教会。这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头一处被恢复的教会。神是信实的，这就应验了前不久林来恩老姊妹得到的教会复兴的启示。喜讯传来，东自呼、包，整个河套，西至乌海、石嘴山的基督教界沸腾了。1980年阴历正月初一到初七，是十大股教会重新开放后的头一次大聚会，各地前来聚会并看望十大股受苦受难的主内肢体的人川流不息。大家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双手紧握，久久不愿松开，彼此谈论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喜极而泣。聚会的时候，屋里塞满了人，晚到会的人就只能站在外边。大会头两天，应外来聚会的弟兄姐妹的要求，由刘升汉长老做见证，主讲1976年十大股耶稣堂村怎样被全部扫地出门、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全体被流放等经历。官方的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消灭十大股基督教会，但神的意思是借苦难炼净他的儿女，使我们专心靠神，并且利用这个机会把福音传开。现在，在我们被流放的十八个村都有信主的。在东圪堵村、西圪堵村、阿善村及巴彦套海镇都有了聚会点。他最后说：“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大家都流着泪唱起了《诗篇》126篇：“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又反复高唱荣敦仁老弟兄在逼迫患难中，创作的灵歌《主是至亲人》和《罗马书》8章35至39节。会众悲喜交加，感谢、赞美神的声音震动会场，大家又被圣灵充满。

    接下来一连几天，会众分散到各家各户，听取各个家庭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十五年中遭受的骇人听闻的种种逼迫患难以及蒙神搭救和保守的见证。大家感恩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一同哀哭，一同喜乐。从十大股的众肢体，无情地被赶散，又奇妙地被聚集归回，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大家信心更坚定，爱神的心和彼此相爱的心贴得更近了。

    大聚会的最后一天，林来恩老姊妹做见证，讲了她在刚过去的圣诞节聚会里得到的启示：教会复兴的时候到了（那时教会尚未开禁）。王福增弟兄的母亲在异梦中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复了，大家都进了圣城，唯独在“文革”中倒向造反派，迫害信徒的左XX、刘XX以及不信主的刘XX等少数几家人被关在门外。林来恩提议，最后一天开成教会复兴的专题祷告会。圣灵大做工，有任保罗、井博玲（女）、刘又红（女）、崔九红（女）、韩花花（女）五人被提。大家心情激动，在难舍难分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聚会。

    新正聚会结束后，接着禁食祷告，选举产生教会的带领人：长老一职仍然公推刘升汉担任。原来的梁兴周长老，因在文革中受重伤病卧在床，且年事已高，不能继续工作了。张启祥长老已随女儿迁居银川市。选出执事七人：王炳信、王福增、刘增和、刘雅各、董恒礼、刘爱兰（女）、刘正芳（女）。选出会计：梁茂义；出纳：王炳信（兼）。

    教会和生产队经过讨论，达成共识：用两年时间发展生产，恢复元气，支持各家各户修盖住房，发展家庭副业生产，休养生息。第三年重建礼拜堂。

（四）、重建礼拜堂，迎接教会大复兴

    自从1980年教会开禁以来，前来聚会的人一次比一次多，1982年新正大聚会有五、六百人到会。原来已经破烂不堪的礼拜堂，只能挤下三分之一，多数人只好在露天听道。重建礼拜堂已经刻不容缓，新正大聚会后，全体会众一致决定，马上开工重建礼拜堂。

    散会后趁春耕农忙尚未开始，大家齐动手，拆除旧礼拜堂，加高地基。当时没有财力购买石料、砖瓦。大礼拜堂的墙体基础是深挖1·5米，实行水焊砂。墙体材料是用粘土压实后，切割晒干的坷垃。屋架要用10米长的人子形钢梁4架，由教会的长老、执事们自愿出钱，每两户人家买一架。

    五月中旬破土动工，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又赶上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头一年，人们生产干劲十足。为了做到生产、建堂两不误，又采取互助组的形式，田间的农活由各户自愿组成互帮互助对子，腾出主要劳动力，集中在礼拜堂工地上。这样，以十大股耶稣堂村为主力，再加上周围农村的弟兄姐妹，每天在工地上劳动的有五、六十人，连上至八十岁的老翁，下至不满十岁的孩童，也参加了建堂劳动。又有远自包头、前旗、乌中旗、五原、临河、杭锦后旗和乌海市赶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带干粮，前来参加义务劳动，平均每天有三、四十人次。房顶上大泥封顶的那一天有一百三十八人忙碌在工地上。刘得胜弟兄担任工程总指挥，他家在二十多里外的东圪堵村，骑着破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来回跑五十多里路。在工程最繁忙的那些日子里，他一连二十多天吃住在工地上，家中的农活全撇给老婆、孩子干了。经过三个多月紧张施工，到了八月中旬，一座面积为400平方米的新礼拜堂，终于矗立在十大股耶稣堂村的中心地带。

    礼拜堂的门窗和桌椅板凳，是乌拉特中旗的杜作舟弟兄带着徒弟，住在礼拜堂里足足干了一年，才完成的。礼拜堂里的音响设备和电风扇，都是从包头、临河、乌海等城市来聚会的弟兄姊妹捐赠的。荣敦仁老弟兄毛笔字非常工整，他主动承当抄写诗歌的任务。姊妹们想得周到，用旧衣服、旧毛毡等缝成可坐可跪的祷告用的垫子。同时，还盖起宿舍五间150平方米。分上、下铺睡觉，下铺是火炕，上铺是木床。宿舍与礼拜堂连在一起，门开在礼拜堂之内，大聚会人多时宿舍也成了听道聚会的场所。加上原来的两间和后来购买的四间，教会共有宿舍十一间500平方米。教会又制作被褥五百多套，床铺上和礼拜堂的地上都准备了厚厚的蒲草垫子，既隔潮又保暖，可以接待八九百人的住宿。他们同时还建成了大伙房一间120平方米。年过七旬的孤寡老人武生达把自己的全部积蓄120元奉献出来，购买了炊具。

    1984年林来恩在老伴去世后，把自己的宅基地和住房全部捐给了教会，于是在此基础上又盖起了小礼拜堂兼灵修室三间120平方米。从此，平时的聚会就在小礼拜堂进行。每次大聚会时才启用大礼拜堂。由于1982年建堂时资金不足，屋架钢梁规格不够尺寸，到1996年屋架变形急需加固整修。十大股人又开始改造修理，把土坯墙外面加包砖墙号称里生外熟，钢梁从5×5加大到10×10，屋顶里面铺上木板，外面铺上瓦，窗户换上钢窗，里面墙面抹白灰。一座焕然一新的礼拜堂又呈现在人们面前。

    1982年感恩节，十大股教会举行献堂典礼，呼市、包头、巴盟各旗县、乌海、东胜以及银川和石嘴山各地的肢体都来了。七八百人济济一堂，刘升汉长老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的历史。弟兄姊妹对照历史和现实，聆听神的话，蒙圣灵光照，立志悔改、更加爱主、同心兴旺福音。众肢体彼此见证各地教会复兴的情况，满心欢喜，归荣耀与神。大家同声高唱《尼希米记》9：5－6节“神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荣敦仁被圣灵感动写出脍炙人口的灵歌《相爱合一》：

   1、弟兄姊妹们，活在神家里，蒙主洪恩相联络互作肢体。虽有时身体相隔离，灵里通信息，双膝跪在神前把名提，求主施恩眷顾祂身体，耳目手足健康无残疾。

   2、弟兄姊妹们，相爱要合一，相爱合一才满足主的心意。因为主正站在门口，要来又延迟，单等你我穿好细麻衣。眼中梁木去掉要彻底，个人成见不可留毫厘。

   3、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洪恩，把咱各家建造成伯大尼村。马利亚体会主的心，马大多殷勤，拉撒路因复活荣耀神。灵化之家使主心欢欣，枕首之处不用别处寻。

   4、弟兄姊妹们，殷勤作主工，神的群羊每时刻挂在心中。主耶稣为羊舍了命，要跟祂脚踪，晨更晚祷把羊数点清。圣洁谦卑领羊往前行。牧长显现同进荣耀中。

    又有为主名受过缧绁之苦的乌拉特前旗教会传道人刘鹤亭，受圣灵感动，为大卫的献殿诗《诗篇》三十篇谱写曲子，在教会中传唱不衰。

（五）、十大股基督教会的大奋兴

    以1982年感恩节新礼拜堂落成献堂礼大聚会为标志，十大股基督教会进入了一个大奋兴时期。教会大奋兴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大聚会人数场场爆满：

    十大股基督教会继承耶稣家庭的老传统，每年举行五次大聚会。新正会七天，复活节聚会三天，夏令大聚会五天，感恩节聚会三至五天，圣诞节聚会三天。

    十大股耶稣家庭从1934年建立，就有邀请外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聚会的传统。1945年抗战胜利后形成高潮。1952年耶稣家庭被迫解散，外地的弟兄姊妹就不能来参加聚会了。到了1980年教会重新开放，外地来聚会的传统开始恢复。从1982年感恩节聚会开始，外地前来参加聚会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开始有五、六百人，1985年之后增加到八百人，到1987年更增加到千人以上，1988年至1992年，每次大聚会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人，1989年人数最多达到1280人。聚会的时候是大、小礼拜堂塞满了人，院子里还有四、五百人，借助扩音喇叭听道。夜间住宿时，宿舍和大、小礼拜堂以及十大股各家各户都塞满了人，还要安排二、三百人到吕二圪旦、辛家圪旦以及十里外的红柳圪旦和巴彦套海镇借宿。到外村借宿的人非常辛苦，晚上十点钟散会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去睡觉，早晨四点钟又要赶来聚晨更祷告会。在礼拜堂睡觉也不轻松，两个人盖一床被子，夜里出去方便，回来就找不着睡觉的地方了。再说一千多人吃饭也不是件小事，每顿饭要消耗四五百斤面粉，开饭时要分成三次进餐。大聚会时所消费的米、面、油、肉、菜都是十大股耶稣堂村及附近农村的弟兄姐妹奉献的。1987年新正大聚会，刘雅各弟兄管理伙食，大会期间他计算粮食有缺口，他没有告诉别人，悄悄地从自己家里扛来三袋面粉。实际上他家口粮并没有富余，捐上三袋面粉他家就得缺粮三、四十天，他家春天还要盖房用人也得吃饭，这样粮食就更不够了。但是刘雅各凭着信心舍己爱人，神的祝福就临到他家，他一家八口人及盖房时每天用五、六人，到麦收时不仅没有断炊，还剩下三袋面粉。

    大聚会期间的饭菜非常简朴，就是馒头、咸菜、玉米面糊糊。但经过神的祝福，大家吃得非常香甜。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礼拜堂的饭比自己家里的饭可口。八十多岁的刘全老人，家住四十里外的福音村，每次聚会都步行赶来。他说：我耳朵背了，听道也听不清楚，但每次大聚会我都来。看见聚会的人多，我就高兴；在礼拜堂跪下一祷告，我就快乐；喝上一碗糊糊，我就得力量；和弟兄们挤在一起睡上一觉，我就得安慰。这些朴实的话，代表了前来聚会的老年肢体的心情。

    大聚会的后勤服务工作都是本村和附近的弟兄姊妹自愿参加的。厨房组负责煮饭烧水；住宿组负责安排休息，并负责保管被褥；勤杂组负责洗漱及送水送饭；卫生组负责打扫会场院落及厕所。厨房工作是最辛苦的，早起晚睡，冬天受冷夏天受热，干在前吃在后，还牺牲了敬拜和听道的机会。荣敦仁受感动写出《厨房歌》：我们下厨房，没有特长，求主赐力量，灵光常照亮。不用讲道不用唱，同心合意两手忙，做饭菜烧水汤。只求大家吃喝好，早起晚睡本应当。咸淡细心酌量，若有不周详，大家原谅。蒙恩全在吃灵粮。只希望灵吗哪从天降，磐石中活水旺，解渴充饥肠；灵健壮，舍己路上往前闯。等到末次号吹响，同赴婚筵席上。

第二、前来聚会的地区越来越广：

    从1982年感恩节开始，前来聚会的人逐年增多。开始是河套七个旗县，再加东到呼包二市西至乌海的内蒙西部地区。后来扩大到东至集宁大同张家口，西至银川、兰州、石嘴山、阿左旗，北至白云鄂博、达茂旗，南至东胜、榆林。再到后来，鲁、豫、晋、京、津、冀等地都有人慕名前来聚会。更为感人的是住在阴山以北草原牧区的少数民族中也有了信徒，他们是收听香港福音台的信息，从此信了耶稣，前来聚会并受洗，回去就建起了聚会点。

    1993年新正大聚会，有河南福音团契的肢体前来聚会，交通了福音宣教的信息，推动了内蒙西部的福音事工，总之，前来聚会的人就像种子，他们回到本地，就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三、一批年轻的讲道人茁壮成长

    五十年代，主要讲道人是梁兴周、张启祥、刘升汉三位长老。1980年教会开放，梁兴周卧病在床，张启祥家迁银川，刘升汉独撑局面。荣敦仁出狱后，成为主讲人，但他也已是七旬老人。在这种青黄不接情况下，荣敦仁建议培养年轻接班人，首先选拔了梁茂礼、王炳志。1986年又兴起马远利、赵明、王芳（女）、任淑萍（女）、李玉芳（女）。其中后三位姊妹到青岛教会接受过培训。1989年，老传道人马振国举办培训班，教会派出梁立国、刘继成、王宏光几人参加学习。再后来，又有杨灵恩、高福音、倪俊杰、李万梁等一批传道人兴起。至此，教会有了一批生力军。讲台上也不是山东口音独占了，内蒙口音多起来，普通话也登上讲台。

第四、得救人数天天加增

    教会复兴，恩门大开，受洗归主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每次都在百人以上，最多的达到一百七十多人。乌拉特中旗牧民尤弟兄，从收听福音台信主，1992年参加夏令聚会并受洗，遂成为热心基督徒，先后把两个女儿奉献给福音事工。乌拉特中旗乌梁素太乡的李所成，青年时期听到过福音。1989年因弟弟患癌症，遍求名医而无助时，弟兄二人来到教会，受到热情接待，二人都信了主并受洗。其弟后来蒙召归回天家，他自己却成了热心的基督徒，逢人就讲耶稣，并在家乡建立起四处规模较大的教会和许多聚会点。甘肃武威的周汝学在五原一弟兄家打工，因信主被抓进监狱，但他坚贞不屈，出狱后把福音传回了家乡。

    如今，在草原上有许多间由牧民组成的教会。蒙古同胞信主的也很多，且有献身为主的，福音事工上出现了蒙汉同工的局面。

第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1979年回归后的第一次圣诞节聚会，林来恩得到教会将要大复兴的启示，次年一月，政府下令，教会重新开放。

    1980年新正大聚会，有井博玲、刘玉红、崔九红、韩花花、任保罗五人被提。被提时间最长的四个小时，他们回来做见证，刘玉红看到她爷爷在阴间受苦的惨状。

    1981年新正聚会，王福增的母亲在异梦中看见圣城，弟兄姊妹争先恐后进城。

    1982年感恩献堂聚会，荣敦仁在异象中看见“以色列家”四个字悬挂于礼拜堂大门之上。

    1983年新正聚会，陈喜桂在晨更祷告时看见了大光。

    1985年新正聚会，有117人为会体禁食祷告，有三天的，最长的七天。这一次朱志明患精神病的内弟得了医治。

    1986年夏令会，齐愣的父亲拄着双拐来聚会，散会时丢掉双拐，步行回家。主奇妙的医治让齐家信心大增，他女儿患阑尾炎，全家禁食，孩子痊愈。

    1987年，二十六岁的张琴被鬼附着，大会为她禁食祷告，奉主的名把鬼赶了出去。她精神恢复正常，欢喜快乐地为主做见证。

    1989年夏令会，向阳乡的朱三三眼睛失明得了医治，重现光明。

    1990年新正会，乌中旗乌加河镇的潘三多年的气管炎得医治。

第六、教会和聚会点星罗棋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地区只在陕坝、临河、五原、狼山、安北五个县城里有教会。在河套农村也只在十大股、福音村、新华镇、蛮会镇有教会。1949年之后，政府推行强制宗教消亡的措施，教会被迫处于地下状态。十年浩劫，对教会更是沉重的打击。但是神奇妙地保守教会，他的儿女在重压下没有屈服，坚持自己的信仰，福音仍在悄悄地传播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80年教会得以重新开放，一个新的复苏时期来临了。福音迅速传播，教会及聚会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信主的人，每个乡镇都有聚会点。到十大股聚会的人超过了已往任何时候，盛况空前。

    1994年，教会发展再度出现令人欣喜的形势。一大批年轻的信徒站起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们全时间奉献，投入神家事工，要实现主耶稣的吩咐将福音传遍天下的大使命（太28：19－20）。他们组成团队，走城串乡，到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不但在当地走遍了各城各乡，他们的脚踪延伸到了内蒙其他盟市以及山西、河北、甘肃、宁夏、山东等临近省市，正如使徒行传1：8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以十大股基督教会所在地——五原县巴彦套海镇为例：解放前只有十大股耶稣家庭一处教会，有240人。解放后耶稣家庭被取缔，改为十大股基督教会，有183人。1965年——1978年，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十五年，教会被封门。如今在巴彦套海镇范围内，就有教会和聚会点十五处，除十大股基督教会外，还有聚会点十四处。她们是：巴彦套海镇两处，赛丰三队一处，阿善村一处，和平六队一处，南圪梁村一处，广和泉村一处，西圪堵村一处，东圪堵村一处，徐小圪坝村一处，北十大股村一处，吕二圪旦村一处，辛家圪旦村一处，韩家梁村一处。

    再以乌拉特中旗为例，以前没有教会，现在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有两座教堂和数个聚会点，前山农业区乌加河镇、宏 丰乡、乌梁素太乡、德龄山乡都有一至两所教堂，其他乡镇也都有聚会点。再说临河市解放前只有一处教会，如今仅大的教堂就有九座，家庭教会不计其数。有政府人士惊呼：基督教发展太快了。

                        陆、乍暖还寒时候

                        （1988年——2002年）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19－20）。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李清照《声声慢》）

    宗教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早已写进了《联合国宪章》、《普及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历届全国人大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写进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是，中国是无神论者主宰的国家，总是把有神论看作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把宗教看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敌对势力，当局尤其敌视基督教，把基督教看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宪法中写上保障公民信教自由的条款，只作为供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观赏的招牌，实践上却是用现代新神学不信派来强制改造纯正信仰的基督教，来一个偷梁换柱，让基督教名存实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基督教会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顽强地走过来的。本文所记述的事实只限于十大股耶稣家庭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会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窥一斑而识全豹，落一叶而知秋临，由此可略知全国基督教会的状况，它反映了官方不愿承认的家庭教会所受的逼迫患难。

              （一）改革开放前二十八年（1951－1979）遭受的迫害

    关于这方面，本文在第三、四部分已详述，此处只作归纳性的统计。

1、1951年无故包抄耶稣家庭、非法武装包围、查剿、批斗，并没收瓜分其土地财产，以莫须有罪名枪杀付家长潘懿清。制造了河套地区一大冤案。

2、1952年违反《土地改革法》，对十大股耶稣家庭按恶霸地主斗了分了之后，以“暂”不划定阶级成分的名义把耶稣教庭73户208个贫苦农民打入另册。

3、强行取缔中国实行三自的先行者——耶稣家庭。

4、1958年，对参加九·一九起义的干部，坚持纯正信仰的荣敦仁因坚持信耶稣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并长期按反革命分子管制劳动达十五年之久。

5、农民刘顺和因参加家乡聚会，两次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6、1959年非法没收十大股在五原的房地产，付祥臻夫妇被扫地出门，冻饿而死。

7、1959年剥夺十大股二百亩土地，划给吕二圪旦村。

8、1962年以并村分队为名，再次划出二百亩土地给临村辛家圪旦。

9、1964年安排26名天津知青对十大股基督徒进行强制改造。

10、1965年——1979年，在祸国殃民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十大股耶稣堂村就因为坚信耶稣，成了重中之重的重灾区。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派等“四人帮”的忠实追随者，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折腾，长达十五年之久。他们祸害十大股基督徒的罪行，罄竹难书。

    第一、公然宣布取缔基督教，强令关闭教会，焚烧教堂、销毁圣经迫害信教群众。其中关进监狱的8人、拘留35人、专政改造15人，总计58人因信耶稣受到刑事处分，占全村总人数的30％。

    第二、土改结束十四年后，又对十大股人重划阶级成分，无中生有地泡制出十五个阶级敌人，创造出“宗教职业者”、“教会接班人”等反革命头衔。全村32户，有17户是阶级敌人家庭，占53％；全村183人，有93人被划进阶级敌人阵营，占51％。

    第三、五原县当权者把一个先进生产队折腾成全公社最穷的生产队。

    第四、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竟把十大股耶稣堂村强行扫地出门，没收全部土地、房屋、生产资料，流放到两个公社十八个村，被监督劳动三年之久。他们迫害教会，践踏人权，无所不用其极。

（二）改革开放以后，对教会的压制和迫害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会得以重新开放。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俗称19号文件。宗教赢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政府当局对教会仅仅是稍微放松了一下“紧箍咒”，在教会重新开门之后，紧接着盟市旗县一级政府又出台了限制教会活动的“土政策”，严格限制教会活动的范围。不准出盟，不准出县，聚会要呈报公安部门审查，甚至限制聚会的人数等等，违者轻则行政拘留、罚款，重则劳动教养。就如一位县的公安人员说：“宗教自由还得有个框框呢。”这是关在鸟笼子里的自由。但这些限制都是违反宪法的。从1988年开始，截止2001年公安机关和统战部门逼迫十大股基督教会的事件就发生了十起：

    1、1988年夏令会，巴盟统战部在三自配合下，派工作组来十大股检查监督，借口来聚会的人太多、地区太广，勒令立即散会。聚会被迫中途停止。

    2、1988年11月十大股教会应邀派刘升汉、王炳信、任淑萍三人到包头市白云鄂博区参加那里的感恩节聚会，还有不满十六岁的女孩王红霞也跟随前往。巴盟公安处由科长杨守财带警车到白云鄂博，以跨盟市传教的罪名将四人带手铐押回巴盟公安处看守所，随即对四人的住所进行查抄。对刘升汉因年过八旬，拘留了十五天，罚款200元予以释放。对王炳信进行多次刑讯逼供，对任淑萍审讯九次，把他们关押了五个多月。连王红霞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女孩也审讯了两次，关押了五个月，到1989年4月30日才释放。还没收了查抄的圣经和属灵书籍，（任淑萍一人就被没收了42本），还按每人每天5元标准收伙食费，每人交罚款200元，放人时并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3、1989年5月，巴盟宗教局和三自在五原县办学习班，指名要刘增和、梁茂义、王炳信、王炳志、任淑萍、包香香、杜仙娥、马振国、马远利九人参加学习，内容是：第一、强迫十大股教会参加三自；第二、追查上海市教会的李天恩来五原的内情。当场拘留与李天恩有过接触的三个人，马振国拘留30天，马远利拘留20天，刘增和拘留15天，每人罚款200元。

    4、1990年4月，临河市新华镇的高福音、杨灵恩二人，送一批主内弟兄姊妹捐献的粮食到卓资县，支援那里因旱灾缺粮的主内弟兄姊妹度春荒，顺便参加了当地家庭教会的聚会。被公安机关以异地传教的罪名拘捕，并刑讯逼供，高福音被打得吐血。他们在卓资县看守所被关押60天，后移交临河市公安局关押10天才予以释放，释放时也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5、1994年5月24日，五原县公安局政保股张股长一行三人，到巴彦套海镇东圪堵村，其目的是要拘捕刘增和，恰逢他不在家。他们便盘查正在刘家干活的两个人，李荣魁是木匠，乌拉特中旗人，周汝学是甘肃武威县人，在刘家打工。开始因为他们没有办理暂住证（乌中旗与五原是邻县，也要暂住证吗？），每人罚款30元。接下来又非法搜查二人的卧室，发现有圣经和福音书二十本、赞美诗录音带十八盘、收录机一台。于是以私藏非法出版物为借口，将二人拘留，关押进看守所，先罚饿饭两天然后刑讯逼供，并纵容同室犯人殴打他们。提审李荣魁六次、周汝学九次，主要查问他们与刘增和的关系、在何时何地信的耶稣、书籍和磁带的来源。

    周汝学申辩说：我的圣经不是非法出版物。张说：只要不是三自两会出版发行的都是非法的。周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人对圣经拥有版权。张恼羞成怒地大喊:你竟敢强嘴。于是把他推进号子里，让犯人一顿猛揍，周汝学顿时鼻口流血。有一次审讯李荣魁，整个过程李没说一句话。结束时他们拿来写满字的四张纸要李按手印。李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你们咋写了那么多，不是我的话，我不按手印。”审讯人员不容分说，按着脖子揪着指头强行把李的手印按在纸上。重演了黄世仁逼杨白劳按手印的镜头。

    关押期间，他们取来李荣魁的木工工具箱，强迫他们为看守所做木工活。到7月14日因李荣魁生疮提前释放，被囚禁54天。周汝学是7月28日释放，被囚禁65天。关押期间未通知家属，不允许探监，释放时不出具法律文书，并不发还所没收的书籍，收录机等财物，每人每天交伙食费5元，每人罚款200元。

6、1995年春天，五原县公安局到十大股召集教会负责人刘升汉 、梁茂义、梁茂礼、王炳信、王炳志、董恒礼、刘雅各、刘爱兰共八人，强迫他们拍照存入公安局档案，这是把他们当作有前科的刑事惯犯对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肖像权，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7、1996年11月五原县的井博敏、赵明二人在乌海市乌达区付志尚家中，被当地公安分局以跨盟市参加宗教活动的罪名拘捕，同时还拘捕了当地信徒付志尚、陈建国。井、赵二人在被审讯过程中遭公安人员毒打，甚至用电警棍插入嘴中。被羁押48天，除交伙食费外，每人罚款3000元。连井博敏身上个人的存折现金都不予归还，也不出具法律文书。

    8、1997年3月，李万梁在乌中旗宏丰乡自己家中被捕，以参加宁蒙差会的事工为由，拘留15天，罚款3000元。

    与此同时，高福音、杨灵恩、倪俊杰、梁五等十几位同工受到传讯、罚款。

    9、1998年12月27日五原县公安局以组织宁蒙差会为由，在家中将马远利抓走，拘留15天罚款3000元。其实这宁蒙差会是在1995年，由一些基督徒自发组织的传福音组织，无任何政治色彩。1997年因圣灵感动，工作方向调整，该组织宣布解散。对已经自动解散的传福音的组织，事过一年之后，公安机关又追溯处理，再施行拘留、罚款，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0、2001年10月13日乌海市乌达公安分局趁马远利到乌达探亲之际，出动大批警力将马远利逮捕，捏造四条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现在以中国的法律为准则，衡量一下乌海公安局强加给马远利这四条“罪状”的违法性：

第一：跨盟市传福音。宪法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都没有限制基督教传福音的范围的条款。内蒙古自治区规定跨省传福音要履行报批手续。马远利是巴盟人，到乌海参加聚会并没有违反自治区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才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乌海市没有立法权。因此，这条罪状不能成立。

第二；曾当过宁蒙差会的会长。马远利是1995年至1997年当过会长，1997年自动辞去会长并解散宁蒙差会的。再说，政府也没有定性宁蒙差会是非法的，退一步讲，假如真是违法的，按立法原则对于自动中止违法行为的，应停止追究违法责任。再者，1998年12月27日，五原县对马远利拘留15天，罚款3000元，已属无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乌海市公安局又对同一件事实抓住不放，重复处理，并且加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的重刑，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利，严重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司法原则。

第三、从他家中搜出非法出版物。乌达公安分局在马远利家中翻箱倒柜搜出的是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圣经》，是其女儿在内蒙师大学习时，她的外籍英语老师赠送的。搜查人员拿到这本书和几本其它的基督教方面的书籍，都是个人藏书，据此定罪是毫无法律根据的。

1、国家查禁非法出版物的目的有二：打击盗版，保护版权和查禁黄色淫秽出版物。众所周知，没有人拥有圣经的版权，属灵书籍与色情出版物更是不沾边。

2、抄家的公安干警说：除了三自出版的圣经和书籍受国家保护外，其他都是违法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国际上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纸张和印刷设备，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并出售，这是无本经营的一种商业行为。政府支持三自垄断圣经经营权，违反中国的《 著作权法》，并且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与WTO精神不符。相反，按WTO规则，中国应当开放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中国发行圣经和基督教属灵书籍。

3、政府查禁非法出版物，是查禁出版源头和流通环节。在读者身上大做文章，甚至当作定罪判刑的证据，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要追究非法出版物读者的责任呀！

第四、与境外组织有联系。证据是1997年在宁蒙差会同工身上搜出美圆。天大的笑话！信息化的今天，世界小得如同一个村庄。中外交流如此频繁，身携美圆，结交外国人是何等正常的事。怎可再回到文革期间的左倾路线中看这个问题？退一步讲，即使真的与外国人有交往，也应该分清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是否妨碍了改革开放。否则，海外留学人员、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岂不都要被判劳教三年了？他们与境外组织的联系更密切呀！

                   （三）、公安机关迫害教会，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1、限制教会的活动范围，违反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条款。《宪法》只规定了保障公民信仰自由，并没有限制教会活动范围的条款。其他法律也没有这样的条文。1992年《巴盟宗教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禁止教职人员及信徒跨旗县、跨盟市进行宗教活动。”上述各案件中巴盟、乌海就是据此精神办理的。但是，中国法律对立法权限是有明确规定的。只有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宪法和基本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只有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条例；只有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据此，巴盟与乌海市没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只有执行上级机关制定的法规的权限，他们自行越权立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布的《宗教管理暂行规定》“跨自治区、省、直辖市进行宗教活动，要报请自治区审批。”也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国家法律又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对禁止性规范，上级没有规定禁止的，下级机关不得越权禁止。

    基督教是国际性的宗教，全世界基督徒近30亿。圣经规定：普世信徒不分国界、种族、地区都是一个身体。“要互相联络作肢体”(参考弗4：16)“福音传遍地极，对万民做见证”（太24：14），把基督教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让其不相往来、自生自灭，这是与圣经相违背，也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违背的，与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2、对家庭教会传福音的人实行收审是不合法的

    国务院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称为小刑法，规定违反本法的拘留期限是十五天。为了限制农民进城，对“盲流”可以实行收容审查，简称收审。现在收容站已经改为救助站，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遗憾的是又把收审用在惩罚家庭教会传道人身上。上述六起对十五人超期羁押就是在收容名义下进行的。

    公安机关收审家庭教会传道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3、对家庭教会传道人判处劳动教养，严重违反我国宪法和法律

    劳教本来是对未成年的刑事犯罪分子的一种惩罚。不满十八岁，达不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少年犯，按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但对其中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如：杀人、纵火、抢劫、强奸、团伙犯罪等必须实行劳动教养，以免再危害社会。如今把它扩大到家庭教会传道人身上，这种迫害教会的作法明显的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第一、它违反了我国宪法关于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和关于保护公民人权的规定。

    第二、它违反了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是刑事立法的根本原则。《刑法》和有关法律中并没有“异地传福音罪”，可见这个罪名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最轻的是六个月，既然劳教是比刑事处罚更轻的处罚，为何对所谓“异地传教”竟处三年劳教，这是最低刑事处罚的六倍呀！严重违反了我国刑法关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第三、它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该法规定审理公诉的刑事案件，要由公安机关侦查、报人民检察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公开审判。三大执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但是判处传道人劳教的权力却是公安机关独家说了算，在和平环境下，警察部门独揽刑事裁判权，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决不是一个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应有的现象。

对刑事案件公开审判，接受群众监督，也是刑事诉讼案件必经的程序。然而判处传道人劳教时，是公安部门秘密地暗箱操作，从来不向社会或媒体披露案情，不让请律师辩护，也不通知家属到场听讼，还不许当事人明了判罪的法律依据。这就彻底违反了依法、公开、公正、透明的执法原则。

第四、对家庭教会传道人判处劳动教养，剥夺人身自由，直接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件关于保障人权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4、对传道人处以高额罚款是不合法的。国家设立高额罚款所要惩罚的对象是经济犯罪，如贪污受贿、走私贩毒、偷税漏税等。但是那些吃苦舍己的传道人，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本来已经生活在社会的贫困线以下，公安机关再对这些人处以高额罚款，这就是断绝他们的生活，扼杀他们的生存权。如此落井下石，不仅违背了人道主义，违反了中国保障人权，要首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的主张，又是在制造一批新的贫困群体，与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背道而驰。

依法管理宗教是各级政府宗教部门的职权，然而在各地教会所遇到的干涉教会的人大多是公安干警。公安机关是专政的工具，不是管理宗教的职能机构。以公安机关为主，出面干涉教会事务，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当局仍然把基督教看作阶级敌人，当作专政对象。

   基督徒与世无争，不贪图世上的名利富贵，作光作盐、服务人群，将真理传扬。艰难困苦是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的（罗8：35－36），历史证明，基督徒不爱钱，不怕死，用经济压迫手段是压不垮神的儿女的。

（四）政府当局站在“三自”一方与家庭教会作对

1、中国的家庭教会为什么拒绝“三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由现代不信派把持的三自革新委员会（后更名为三自爱国委员会），这是个凌驾于地方教会之上的上层组织。众多坚持纯正信仰的教会，与现代不信派水火不相容，坚决拒绝加入“三自”。但是“三自”得到政府的支持，动用政府的专政手段，打击取缔那些拒不加入“三自”，迫害那些反对“三自”的教会带领人，迫使坚持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转入“地下”，逐渐形成了今天人数大大超过“三自”，但是不被政府承认的众多的家庭教会。那么，众多的家庭教会拒绝“三自”的理由是什么呢？

①“三自”由现代新神学不信派把持着，“三自”的第一、第二任主席都是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掌门人。他们否定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根基。否认圣经中记载的一切神迹奇事，对基督的福音，包括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进行全面的篡改。他们传的是另一个“福音”，他们否定因信称义，高举“因爱称义”，宣扬靠人力建立人间天堂的社会福音。“三自”推广这一套异端道理，妄图以假乱真，把中国的基督教改造成为不信耶稣的假基督教。

②“三自”的口号，“爱国爱教”把爱世上的国放在第一位，把爱天上的神放在次要的位置。公然违背了主耶稣的教训：“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太22：37/39）颠倒了神人关系的次序，这是异端的道理。

③“三自”党同罚异，排除异己。它借助政府的专政手段，取缔了中国率先举起三自旗帜。坚持纯正信仰的全国二百七十处耶稣家庭，又把大批坚持纯正信仰，反对“三自”教会带领人关进监狱。

④“三自”提倡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教合一，彻底背离了圣经的教训：“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扼……信主的与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林后6：14/16）。这是鬼魔的道理（提前4：1）。

2、政府偏袒“三自”的具体事例

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三自”刚成立，政府就一屁股坐在“三自”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三自”，打击压制反对“三自”的教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全国政协领导人仍屡次宣布支持“三自”。

②“三自”的代表当选政协委员，直到付主席，而家庭教会不得享受这项政治待遇。

③1952年“三自”成立伊始，政府就支持“三自”派出以付主席邓裕志女士率领的工作组，与山东省政府配合，强行解散了在中国率先高举“三自”大旗的马庄耶稣家庭，并把马庄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赢关进监狱。

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安机关出动警力，把反对吴耀宗的“三自”，坚持纯正信仰的大批教会带领人如王明道、倪柝声、敬奠赢、袁相臣、林献羔、 以巴弗、李慕圣、谢模善等人统统关进监狱，有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的死在牢狱中。

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以调整高等院校为名，把教会学校和神学院全部撤销，只留下由现代神学不信派掌门人丁光训担任院长的南京金陵神学院。

⑥政府支持“三自”垄断了圣经及属灵书籍刊物甚至月历的出版发行权。却不允许国外教会捐赠给中国的家庭教会圣经和属灵书籍，一旦发现立即没收销毁。

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单批准“三自”与外国教会现代神学不信派的教会，神学院校进行联络交流。却严格禁止”三自“以外的教会与外国教会接触。

⑧政府支持“三自”出台一项限制家庭教会传福音的规则，它规定没有神学毕业文凭的人，不能当专职传道人，没有政府颁发的“传道证”，不得传福音。这项规定违背了圣经真理。圣经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太28：19）。这就是主耶稣颁发的传道资格证书。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保罗虽是迦马列的高徒，但他传福音并不靠自己的学问，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林前2：14）。一个基督徒，委身于基督，有神的呼召，有圣灵能力的装备就是合格的神的工人（徒1：8）。

这项规定是要捆住家庭教会传福音的手脚，因为目前中国仅有的几所神学院校都是控制在“三自”手里，它教给学生的是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那一套，政府不允许坚持纯正信仰的广大家庭教会办神学，家庭教会没有神学毕业生，这就把广大家庭教会传福音的权柄剥夺了。

⑨“三自”本是一个宗教团体，一个群众组织，它不是一级政府。但是政府却授权“三自”管理教会，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1992年出台的文件，公然写着：政府委托“三自”管理全盟的教会。这样以来，“三自”就升格为一级政府机构了，“三自”拥有了行政权力，凭政治权势控制教会，这就是政教合一。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教会是神的家，不是政治组织，与世无争，纯正的教会反对政教合一。

政府高举“三自”这个宗教团体，授予它行政权力，让它凌驾于全国教会之上，使它有权管理教会又有权制定方便自己，限制别人的规则，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真是不伦不类，试想：这种裁判员，谈何公正啊！

3、政府对教会支 一派，压一派的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政策。

①基督教宗派林立，但在信仰根基上，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坚持高举圣经纯正信仰的基要派，另一派是否定圣经真理的现代新神学不信派。中国历届宪法都明文规定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解释道：国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保护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一个宗教内各种不同宗派，平等地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可是政府在保护基督教的信仰自由上，单单支持吴耀宗的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三自”，反对坚持纯正信仰的广大家庭教会，这就直接违反了宪法和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

②中国政府对中国境内的各种宗教团体，拥有依法管理的职权。但是各级政府的管理必须做到依法、公正，对基督教内的“三自”与家庭教会应当一视同仁。建国后政府一屁股坐到“三自”一边，偏袒“三自”压制广大的家庭教会，政府一边倒，站在“三自”的立场上，把自己降低为“三自”同盟军的位置上，这就丧失了公正执法，依法管理教会的资格。

③教会在世界上要顺从国家政府管理，这是基于罗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和彼前2：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政府对教会的管理只限于属世的，物质层面的管理，教会的教义、信仰等属灵层面的事，是教会内部的事，是属神的事，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干涉，常言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陈云前辈说得对：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政府硬要干涉教会内部属灵层面的事，就是瞎指挥。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政府一贯实行限制、迫害基督教，迫使其消亡的政策，一贯实行支持利用现代新神学不信派的“三自“来改造消灭纯正信仰的教会的策略，其效果如何呢？历史已经作出了答案。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从建国前的不足一百万人，发展到六千万人（这是最保守的数字）增加了六十倍，增加的势头还在加快，利用“三自”改造基督教，结果是家庭教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受“三自”控制的教会的人数。结论是：消灭基督教。反而发展了基督教。

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当局限制，改造、消灭基督教的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人算不如天算，神的教会是任何人消灭不了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五）、驳基督教是侵略工具的论调

    1998年，在一次宗教界座谈会上，一位官方高层领导人讲话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早已写入宪法，党和国家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经作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对基督教应有某些限制，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渗透破坏。这个“工具论”是解放以来政府的一贯论调，被写进官方的文件和中小学教科书里。也是官方逼迫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历史告诉我们：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历经百年沧桑。此间英帝国政府支持其东印度公司等垄断资本集团，大力向中国输出鸦片，掠夺中国财富，毒害中国人民。但是英国基督教界，却一贯反对英国垄断资本集团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例如：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护士，就是奔走呼召要求英国议会立法，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的的领军人物。由于英国教会的努力，英国政府终于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另一方面，教会积极派宣教士来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戒毒机构，帮助中国的烟民戒烟，教会又把福音传给中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医院、办学校、设立孤儿院，把一片爱心献给中国。以美国为例，在辛丑条约里规定清政府向美国的大量赔款，美国分文未带回本国，而是全都用在中国人民身上。今天令国人向往的清华大学，造福百姓的全国最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就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清末民初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把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的先锋队，我们纵观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侵略中国的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垄断资本集团，而不是基督教会。把基督教会给中国传福音造福人民，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侵略划等号，本身就犯了逻辑性的错误。现在分析一下“工具论”的错误：

    1、所谓工具就是被利用的器具，如刀枪用来杀人、火柴用来纵火。中国官方既然把基督教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那么使用这个工具的当然是帝国主义政府了。可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主要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同这些曾经是侵略中国的“元凶和主犯”打得火热，高层友好往来频繁，请进来走出去，又是合作合资，又是欢迎引进外资、技术，又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基督徒对这些坚决拥护支持）反过来，对这些元凶主犯曾经使用的工具——基督教（工具的罪名也是中国官方强加的），却揪住不放，没完没了地限制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岂不是本末倒置？

    2、退一步讲，如果说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那么对中国侵略最重的是东方帝国主义日本，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巴黎和会、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财物不计其数、杀我人民数以千万计。日本是古老的佛教国家，被称为军国主义军魂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从佛教孕育出来的。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忘记了东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不要一分钱的战争赔款，对佛教只字不提工具一词，媒体上常见庙会盛况的报道，不见有佛教徒因信教被抓。对基督教却耿耿于怀，严加限制，舆论宣传至家喻户晓，不说文革期间，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教堂被毁、传道人坐监的事仍是屡屡出现。这真是咄咄怪事！

    3、恐怖组织杀人如麻、恐怖活动祸及全世界甚至引起战争。“东突”已经在中国新疆杀人放火！这些恐怖组织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等都打着“圣战”的旗号，概出自一个宗教。如果按“工具论”的逻辑，这个宗教一定是恐怖组织的工具了。中国率先提出不要把恐怖组织活动与宗教挂钩的主张，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坚持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错误观点，对宗教厚此薄彼，有失公道。

4、政府对三大宗教不一视同仁。人们常从媒体上看到政府资助修建佛寺庙宇的报道，从不见政府资助修建基督教堂的报道。政府支持伊斯兰教人士参加每年一次的麦加朝圣盛大的国际交流活动，却严格限制基督徒在国内、甚至省内地区内的活动，更不允许家庭教会与外国教会联络交通。公民和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和公正是政府行政行为最起码的品格，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马迁语）。这不但指各级政府官员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也包括政府行政和司法的公道和公义。

5、以上列举的“帝国主义工具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论”等都是冷战时代的用语，冷战时代已经过去了，再念念不忘冷战时代的词语，已经落后于时代。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新的时代，应当放下历史包袱，与时俱进。用新时代的理念，推动历史前进。不应当仍抱着过时的陈腐的有害的东西不放，为前进的历史车轮，放置障碍。

                      （六）基督教在中国究竟有害还是有利？

    从1807年马礼逊来中国，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开始，基督教进中国已经满二百年了。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杀死外国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基督徒5万人。（见唐逸编《基督教史》463－464页）。这实际上是一次封建排外的历史事件，是中西文明碰撞的血的火花。庚子事变把中国的基督教几乎消灭净尽。然而，上帝奇妙的手在保守和引领着他的儿女，在艰苦患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基督教发展到70余万人。新中国成立后，虽屡遭逼迫，历经文革十年浩劫，基督教却在压力中发展壮大，据官方数字目前中国基督徒超过六千万。人们不禁要问：基督教到底对中国有害还是有利？为什么越逼迫越兴旺呢？

1、批驳基督教是鸦片论：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鸦片。这是个比喻，是说宗教给人们带来幻想的幸福，使他们不去为现实的幸福去斗争，这就有助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但由此不能引出反动、保守的结论。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当所维护的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维护就有它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基督教没有政治企图，基督徒遵纪守法、与世无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若是说真的鸦片对人民的毒害，那是英政府所为，怎能强加于基督教身上呢？英国国内是禁止人民吸食鸦片的，它保护本国人民不受毒害，却支持其垄断资本集团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他们是明知是毒，却为利所趋危害中国人民。然而基督教的传播，先是基督徒自己信了耶稣，得到了今生的福乐和来世的永生，再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别人。英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因此攫取了大量金银，而基督教传福音是分文不取，还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总之，英商贩鸦片是损人利己，基督教传福音是舍己爱人，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基督教是鸦片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记载了鸦片战争事件，却只字不提大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戒烟馆、宣传戒烟、办学校、建医院，号召妇女放足等造福百姓的事实。戴德生等英国传教士为中国的福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众多的传教士把西方的科学文明带到中国。让事实为历史说话，不要让偏见代替历史。

2、驳基督教违反科学论

    有人说基督教是有神论，是迷信，是违反科学的。你看过盖洛浦的统计吗？他调查了近三个世纪内全世界三百位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状况，其中信耶稣的242位，占81％；不信的20位，占7％；另外38位不详。科学泰斗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居里夫人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有人抓住伽利略、布鲁诺因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天主教迫害，作为基督教反科学的证据。地心说是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被天主教会误作真理而坚持。圣经早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赛亚书》就记载“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赛40：22）说明地球是球体。更古老的《约伯记》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伯26：7）“悬”字极其生动地说明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暗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运行在空中。天主教当时已经陷入异端、偏离圣经，教皇的所作所为不能代表基督的真理。

    有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科学，圣经的神创论不科学。但是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与进化论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地质学、考古学、生物考古学、遗传学越来越证明进化论不过是一种假说。科学的发展找不到进化的证据。连达尔文本人在晚年也悔改了，信了耶稣，他为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深感后悔。

3、孙中山号召国人信耶稣

    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爱戴和尊重的伟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博爱”、“天下为公”思想均缘于基督教的信仰。他临终的三份遗嘱，有一份是号召家人、国人信耶稣。此外，共产党的老朋友宋庆龄、冯玉祥、李德全、张学良等都是基督徒。毛泽东流落在上海的两个儿子，也是教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并送到国外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假如基督教不爱国，为什么这些彪炳千秋的爱国领袖都是基督徒呢？

第二、假如基督教对中国没有益处，为什么这些领袖不但自己信，还要号召国人信耶稣呢？

第三。假如基督教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这些虔诚的基督徒都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了呢？

4、基督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基督教自进入中国以来，兴学校、建医院、传播科学技术、举办慈善事业、改变妇女缠足等陋习，禁毒、禁赌、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卖淫嫖娼，反对抢劫偷盗、反对酗酒吸烟、反对虚谎欺诈，提倡诚实信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提倡婚事简办、夫妻恩爱、提倡家庭和睦、父慈子孝、邻里友善，反对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这些突出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

    前文所述，十大股耶稣家庭的爱国事迹和精神文明方面的表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全国农村都达到这种文明程度，中国的精神文明将更上一层楼。下面再从反面观察一下基督教是否危害了中国社会？

第一、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是危害国家和社会最严重的刑事犯罪，请政府调查公布真正的基督徒有参与黑社会犯罪的没有？

第二、恐怖组织犯罪是跨越国际危及全球的犯罪行为，已经蔓延到我国。请政府公布已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状况。

第三、贩毒吸毒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请公安机关调查在已侦破的贩毒案件和已经被强制戒毒的人员中，真正的基督徒有几人，占多大比例？

第四、贪污腐化、收受贿赂是腐蚀国家公务员的严重犯罪，请纪检部门统计公布在已立案的此类案件中，真正的基督徒有几人，占多大比例？据《环球报》披露，全国卷款外逃的贪官已经超过四千人，裹走国家财富超过五百亿美元。请检察机关公布这一群贪官的姓名职务、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查一查这里面有几个基督徒？

第五、卖淫嫖娼、贩卖黄色淫秽音像书刊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犯罪行为，请有关机关调查公布，在已查获的此类案件中，真正的基督徒有多少，占多大比例？

第六、杀人放火、抢劫偷盗、贩卖人口是多发性的刑事犯罪，请公安机关统计公布在已侦破的上述案件中，真正基督徒作案的有几人，比例多大？

第七、国家禁止赌博和博采欺诈，请问基督徒参与此事的有几人？原来的赌徒因信耶稣而戒赌了，有多少人？

第八、国家提倡戒烟、反对酗酒，基督徒不吸烟不酗酒是有目共睹的。有关部门可以调查，基督徒有多少吸烟酗酒的，占多大比例？

第九、提倡诚实信用，反对商业欺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的要件，国家在打击假冒伪劣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请有关方面统计公布在查获的此类犯罪中，基督徒犯罪的有多少人，占多大比例？

第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请有关部门调查公布在全国已发生的离婚、虐待老人、遗弃儿童的案件中，基督徒有多少人？

政府当局对基督教发展太快表示担心和忧虑，说穿了，无非是担心将来基督教壮大了，要起来争夺政权。这是杞人忧天，因为耶稣反复地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教会是神的家（提前3：19），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3），教会不是属世的政党。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顺服国家政权（罗13：1彼前12：13），与世无争，不图名，不图利，不爱钱，奉公守法、尽职尽责，诚实信用、爱神爱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力量。

                       

柒、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

（一）、面向世界：中国基督徒人数在六千万至八千万，在13亿人口中占少数，但放眼世界看一看。信基督教的11亿，信天主教的17亿，信东正教的4亿，合计32亿。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不能局限于本国的局部形势，应该看清全球的大趋势。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超过世界人口半数的人民的利益，能不考虑吗？

其次，回顾世界上逼迫基督教的历史：两千年前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为了消灭这个婴孩，把伯利恒及四周农村凡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尽了。接着是犹太教的首领们的迫害，必欲把基督教消灭在襁褓里。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先后有十个皇帝，连续三百多年的大逼迫。彼得、保罗等使徒们除约翰一人而外，全部为主的名牺牲了。然而奇妙的是到主后32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竟信了耶稣，基督教成了大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天主教背弃了圣经真理，走向异端腐败。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更正教实行教会革命，受到罗马教廷的大肆迫害，结果是基督新教诞生，福音传遍了各大洲，基督教成为全球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人类已经跨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最起码的人权保障。况且有联合国大家庭，有一系列国际公约的规范，有世界舆论的监督。逼迫和消灭基督教，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大国应有的形象，更不是一国一地所能办得到的。

再次，如果继续使用两面手法，一手高举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遮蔽国际社会的眼目；一手暗暗地打击迫害坚持纯正信仰的众多家庭教会，这叫自作聪明。二十一世纪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已成为“地球村”，信息瞬间尽人皆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企图永远暗箱操控，岂不是掩耳盗铃？再说：在国际大家庭中戴假面具，扮演两面人，不仅事倍功半，而且有损于一个现代民主文明大国应有的形象，岂不是得不偿失？或者有人说：我有“杀手锏”，谁要是揭露我迫害教会，践踏人权，我就拿反对干涉内政这面挡箭牌回敬他。但是，君不见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天赋人权，早已写进了中国都已签署承诺的《联合国宪章》，《普及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国际法文件，保障人权，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单单是一国的内政，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遵守的国际义务。那种在一国范围内关起门来，为所欲为违反国际法，随意践踏人权，迫害信教公民，而借口内政，不许国际大家庭过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是依法取得的，必须依法行政，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受宪法法律、法规的规范，必须公开、透明、公正，并且受国际法的制约。中国政府强调主权高于人权，但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不就是要保护本国所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吗？从强调以人为本的意义上讲，主权是为保护人权而设定的，主权属于国家公权，人权却要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权应当高于主权。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片面强调主权，贬低人权，有悖于《联合国宪章》。198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三部分第十八条写着：“人人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礼拜、戒律、实践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内法不能与国际法相抵触。在一国内，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对于禁止性的规范，宪法中没有写明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无权增添，宪法和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令不得擅自加增。再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任何国家都无权把消灭某种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内政。这些年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中国抗议某个国家或某个国际组织发表人权报告，干涉中国的内政。令人不解的是，在电视上只听到中国方面囫囵吞枣式的抗议，却听不到这些人权报告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事实内容，我们既然理直气壮，何不将这些人权报告的内容公布于众，让广大老百姓看清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真相，从而提高人民的爱国觉悟呢？

（二）、面向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的根本任务。世界不是封闭的，中国也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放眼看一看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想一想我们该向他们学习什么？

1、当今世界最现代化的国家当数西方七国：美、德、日、英、法、意、加。其中除日本之外都是基督教国家。日本在二战后实行民主，废除了天皇专制，废止了独尊佛教压制基督教的作法，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此后经济迅速发展，迎头赶上了西方六国。如果说这七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加拿大是英国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是靠掠夺殖民地和侵略战争发展起来的。那么再看看北欧四国：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还有瑞士，这些小国都是基督教国家，高度发达，被称为“人间天堂”。反观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信耶稣的很少，或者是敌基督国家，这是偶然的吗？以朝鲜半岛为例，二战前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建立了两个国家，半岛南部的韩国切实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大发展，成为亚洲信耶稣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之一。结果呢？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步步高升，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已经跻身于现代化发达国家之林。反观朝鲜，一贯敌视基督教，以消灭基督教为己任。结果呢？半个世纪过去了，经济停滞不前，国家贫穷落后、民生凋敝，与韩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人均GDP不及韩国的五分之一，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全国还闹饥荒，人民还饿肚子，还要向韩国，向联合国讨粮食，要救济。信耶稣国家就进步，敌基督国家就落后，这就是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历史结论。

说到这里，有人会站出来反驳：我们中国也是敌基督，这些年不照样发展得很快吗？告诉你：不要满足现状，不要坐井观天，不要夜郎自大，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假如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家，那将发展得更好更快。

    2、向现代化国家学习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习他们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技术、资金、设备、人才，这些都是很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仅此而已，就是抓住了表面现象，没有抓住实质。中国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你只要人家的物质文明，不要人家的精神文明，一条腿走路，难免摔跤。西方发达的精神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比方说困扰中国政界的贪污腐败问题是无法用引进技术设备解决的，必须学习基督教把爱神放在首位和舍己爱人的精神才能有效。要解决假冒伪劣，单靠引进外资学习管理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必须学习基督教的诚实信用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精神才能有效克服。再深一层讲，耶稣早就应许信他的人今世得百倍，来世承受永生（太19：29），这样的福气，不信耶稣是永远也得不到的。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理论，带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诡诈心理，单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要其基督教文明，学习老师为要打倒老师。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点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步履维艰。近百年来政坛领袖除孙中山先生外，都陷入了这个怪圈里。对基督教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义和团时代，在迷茫中徘徊。政府不是提倡与时俱进吗？现在该是站在与时俱进的高度，重新审视对基督教的政策的时候了 。

3、现代化文明国家的标准是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这当然是对的，但仅此还不够标准。不信你看西亚海湾和北非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很高，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国际上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家列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呢？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的素质不高，民主程度很低，人权保障不到位。尤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只准信一种宗教，严格禁止人民信仰别的宗教。此种情况，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应当引以为戒。

4、中国沿着敌基督的道路已经走了半个世纪，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历史是无情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反思和改革对基督教的政策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49年刚刚建国，中国就已经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共同纲领》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只要诚实坦白地，光明磊落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就会走上康庄大道。可惜中国对这个问题口是心非，仅拿《共同纲领》和历届宪法中规定的保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条款当幌子掩耳盗铃。实际执行相反的政策，从反右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消灭基督教走到了极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从极左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历史教训，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执行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解释得更加明确具体。19号文件指出：国家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保护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一个宗教内，各种不同宗派，平等地享受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说：对各种不同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对一个宗教内不同宗派，如基督教内的坚持纯正信仰的基要派，背弃纯正信仰的现代新神学不信派应当一视同仁，同样平等地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就回到了《共同纲领》和宪法的立场上，找到了正确执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政策与两千年前主耶稣的教训正相吻合。《马太福音》13章24-30节，37-42节记载了耶稣说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太13：37/39）仆人来请示主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稗子）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出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太13：28/30）请注意：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就是说世上有权柄的人，不要干涉教会内部真假良莠的争战，只要平等地保护，容两样一齐长。这是一个正确的宗教政策，建国后经过政府三十多年的曲折反复，终于找到这个法宝，太艰难太宝贵了。如果各级政府忠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1982年中央19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那么所有对待教会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就会理顺，曙光就在前面。可惜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那个妄图消灭基督教的极左路线的阴魂不散，那个迫害基督教的幽灵仍在中国徘徊，总有人处心积虑寻找机会迫害压制基督教。1982年中共19号文件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各地迫害基督教的事件时有发生，极左那一套，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要妄图卷土重来。这股逆流逆时代潮流而动，把奉公守法的信教群众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击，把基督教先进文明，当作西方敌对势力来对付，官逼民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一个死结。

吃一堑长一智，痛定思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而知返，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来去兮>）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望中华大国放下历史包袱，轻装奔向未来，接受上帝的祝福，迎接灿烂的明天。

4、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民主法制的大国，应当出台宗教法，依法管理教会事务。制定宗教法的依据是宪法，宗教法是具体实施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专门法律。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其宗教法的内容，必须与《联合国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普及人权宣言》以及其他中国签署的国际法中有关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一致，实施宗教法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它不单在于规范各个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的宗教行为，更主要的是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禁止各级政府在管理宗教事务中的随意性和违法行为，形成一种国家、民族、社会、公民和谐融洽相处的局面。

（三）、面向未来：回顾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轨迹，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四千年前，上帝验中了亚伯拉罕，领他从古巴比伦文明出来，到靠近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的迦南地。后来又借着约瑟把以色列民族带到埃及，四百年后，上帝借摩西之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个以色列民族形成了。于是一个融合了两河流域文化和尼罗河流域文化的犹太文化脱颖而出。犹太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圣言赐给了他们：“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罗9：4）。《圣经》——神的话语是犹太人得到和保存下来的，并通过他们传到全世界的。更重要的是两千年前，上帝为救赎世人，差祂的儿子耶稣降世并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而后升天，完成了救赎大功。至此基督教从犹太教那种狭隘的民族偏见中脱胎而出，并迅速传遍环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吸纳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明。经过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督教文明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成了世界文明的主流。不信你看，基督教在哪个国家占了主导地位，哪个国家就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现代化的步伐就加快。反之哪个国家拒绝基督教文明，哪个国家就贫穷落后，就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我们纵观历史，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需要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才能提高。基督教文明就是在融合了陆地的两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后，又融合了海洋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而形成的。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但是黄河文明属于典型的陆地文明，虽曾经与印度文明有过交流，出现过隋唐盛世，但中国和印度都属于陆地文明。陆地文明的特点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重官轻商、鄙薄技术。海洋文明的特点是开放进取、重科学技术、提倡民主自由平等。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才能形成更高的文明。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从面对陆地走向面对海洋。中国文化将能够与异质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在合理冲撞中获得一种新生。因为：黄＋兰＝绿。绿色，复活中的可爱的生命和青春！

    历史已经证明，基督教文明是推动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的先进文明。基督教一直向前发展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至宝”（腓3：8）。古老的黄河文明必须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怪圈，才能真正创造新的灿烂辉煌，中国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什么是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启19：13）。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道，“得着了基督就得到了至宝”（腓3：8），中国要想“得道多助”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得着。《圣经》向人类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祂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主耶稣应许我们：凡跟从祂的，今生得百倍，来世承受永生（太19：29）。这应许对凡接受的人都一样有效，且不分先后。祝愿我中华民族不再徘徊迟疑，勇敢的挣脱一切拦阻，快来领受造物主的祝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