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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登兴:理性是否需要救赎?——阿奎那与中世纪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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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6:28: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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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大家弗兰西斯·薛华追寻近现代思想史的源流时,以阿奎那为起点。他说:“论及现代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几个时期。但是我愿意以一个曾用真实的方法改变了世界的人的教训作为开始。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启开了通常所谓‘自然与恩典’的讨论。”

 

由阿奎那,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先河,他最重要的影响中包括为理性赢得了自主的地位和对自然的重视。阿奎那之后,由中世纪神本与人本混合的世界观分裂出人文主义的人本世界观和宗教改革的神本世界观。

 

西罗马帝国亡后,帝国教曾经给西欧带来的秩序,带来了光辉的文明,但是,大约在中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逐渐腐化,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人文主义、迷信对于基督教的渗透和基督教采用罗马帝国的专制体制。

 

新约曾宣告一个完全以上帝为本的基督教信仰,那就是人是全方位(包括理性)堕落的,而人的得救完全倚靠基督的恩典,人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罗马书911),坚持唯独因信称义的救恩观。因此,奠定了与一切人本主义哲学和人本宗教决然对立的神本信仰。

 

一、中世纪人文主义混入基督教

 

1、得救: 人得救在乎颂扬基督

 

罗马帝国末期,人文主义对于基督教的侵入,体现在救恩论上面。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的神本救恩论,也渐渐异化成了人本的或者人本神本相掺杂的救恩论。“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却渐渐被人曲解,加入了人文主义的成分;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愈来愈强调人得救在乎颂扬基督,而非倚赖基督的工作本身。这种人文主义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神的都归之于人。”(薛华《前车可鉴》,以下简称“《前车》”,第29页),“许多时候,基督教信仰的要理常给这些(外来)文化弄得模糊不清。”

 

2、格列高利:自由意志没有被摧毁

 

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重整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混乱的欧洲,提供了秩序与文明。格列高利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590年,瘟疫正在罗马肆虐,格列高利出任教皇,曾是罗马的市长的他献身于信仰,也是一个能干的教皇。然而,他神学思想中混杂了人本主义因素。

 

“在格列高利的人论中,他强调亚当的堕落影响了其后代,削弱但没有摧毁他们的自由意志。因此,一旦人因为恩典而受感动,他就会和恩典合作,凭借善功即神圣恩典和人类意志的接合物而为自由赢得美德。”(《基督教会史》,188页,布鲁斯·雪莱著,北大出版社出版。)

 

这是半恩典半善功的格列高利主义,是与圣经相冲突的,他的人观也与宗教改革所持守的人是全方位堕落的教义相冲突。恩典一定是完全的恩典。如果,救恩有一部分是可以由人靠自己的行为成就的,在这人类工作的范围内,教会就可能带进人的规条,就可能有少数神职人员在此宣称具有独特的地位,从而导致专制。而实际上,中世纪也确实发生了这样的结果。

 

3、生活:轻视今生

 

阿奎那之前,人们普遍轻视今世生活、轻视自然。

 

经院学者往往以“形式/物质”世界观思考问题。经院哲学是调和圣经、教父、新柏拉图哲学和结果。“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套逻辑的工具,这些逻辑上的东西阻止他们,不让圣经从根本上来改革他们的哲学与神学。”(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55-56页,北大出版社)。经院哲学从根本上受到了柏拉图的思想的影响,柏拉图重视抽象的理念而轻视现实。

 

“轻看现世的生活,而专注于属天的事情”。这也是人文主义对于教会侵入的结果,人以“形式/物质”观念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只重视被归入“形式”的神圣领域,而轻视世俗生活。这本身不是基督教的教导。这种最“基督教化”的生活形态,其实却是非基督教的。

 

“在托马斯·阿奎那前,人过分偏重于属天诸事,认为这是远不可及且万分神圣的事物,只能用象征来表现,对自然本身则绝少注目。随着阿奎那的来到,我们才有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真正诞生。”(薛华,《理性的规避》)

 

救恩问题上是否以神为本不仅关系到救恩,这个教义还将引出严重的社会后果,中世纪教会的所有腐败根源,在于违背圣经,宣告人在得救上面是可以靠自己的,然后又以中世纪的专制体制,宣告天主教会可以为这个人本善功提供援助,因此建立了天主教独断的权威,并用此权威对于金钱的兑换。

 

二、阿奎那:中世纪的集大成者

 

中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重新被发现,他对于感官经验或实验性的论据比对柏拉图的观念更有兴趣,由此对中世纪的以柏拉图模式为基础的神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由此“形式/物质”世界观发展成“自然/恩典”的世界观。这个挑战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来面对。由这个“自然/恩典”的世界观发展成新教的世界观和现代的“自然/自由”世界观。(参见《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薛华认为,阿奎那的思想是人本思想与基督教的嫁接,“13世纪的阿奎那便持着亚理士多德的学说首开先河,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理性置于相等地位。”(《前车》第37页)

 

阿尔伯特·甘霖的是这样分析阿奎那的:

 

首先,阿奎那对于人的生活进行圣俗两个层面的区分:较低的属自然,包括理性、思想和生活。较高的是超自然的属恩典的,包括灵魂、救恩、天堂与地狱、教会与圣礼、神迹与属灵生活。

 

其次,阿奎那沿续格列高利的不完全堕落观:“阿奎那也说当人被造时,即被赋予理性的自然之光,另外又赐给他恩典的‘超自然’恩赐,借此他可以顺服上帝。当人犯罪时,他丧失了恩典的超自然恩赐,但他属自然的理解力只是被削弱了而己,并没有被罪所败坏。” “理性只是被削弱,并非完全污染;自然的理性并不需要穿透人性的核心,因为罪只是剔除了特别的恩典,罪并没有败坏全人。”

 

第三、阿奎那的救恩观是人本与神本的嫁接,“得救是在人努力的顶点再加上神特别的帮助,而人的努力是靠理性来完成的。”

 

第四、阿奎那把教会置于中介者的地位:“救恩包括了人因堕落而丧失的超自然恩赐的恢复,而此恢复只有借着教会及其圣礼才行。

 

第五、阿奎那使理性在“自然”的领域里脱离恩典而自主,“人类理性在生活的范围中足以让人理解;只有在属‘恩典’的上层中,基督与他的救恩才是必要的,并由教会与圣礼作为中间的媒介。在下一层‘自然’中,人类的理性就足够了,在那里并不需要基督及其救赎。但这与基督为主,并为万物之救赎者的宣称完全冲突(《歌罗西书》120),这将人的理性变成了偶像,取代了神的地位(《歌罗西书》125)”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58-59页)

 

三、理性是否需要救赎?

 

我们承认人类在堕落之后,他理性的能力在被造界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甚至做出很大贡献。所以,一般非基督徒可能在学术领域里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改教家本着圣经认为理性在关于救恩的问题上,已经全然败坏,如圣经所说的:“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所以没有超自然的上帝恩典,理性是绝对无法在寻求和认识救恩上发挥作用的,在这样的理性指引下,人也绝对无法在世俗生活中行出合乎圣经的良善,“没有行善的,没有认识上帝的”。

 

我们说理性是堕落的,是因为单凭理性,在自然之光中人类无法寻找到救恩,也无法寻找到上帝,那是人类原本被造的目的。

 

不仅如此,即使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人类凭理性可以认识部分的善,但也还是无法行出至善,甚至人类的每一善行都被罪所污染。致命的是,阿奎那认为,理性不仅在世俗层面是自主的,而且堕落之人,可以在理性的指引下,完成寻求救恩的第一步,就是在“下层”,即一般的世俗生活的层面努力行善,这样行善的结果,上帝就能够在他行善的结果上加上属天的恩典,使他得救。所以,得救的起点是人的努力,这是与圣经的教导完全相背的。

 

关于阿奎那,笔者限于有限的阅读,难以做出更深和准确的评论。他努力在一个文明范式转换的时代(由柏拉图转向亚里士多德),捍卫神学的学术地位,并且做出了非凡的努力。然而,阿奎那在他的神学体系中,有两个过失:一、为理性留下了自主的地位。自主的理性,本是古典希腊罗马的非基督教人文思想,也是基督教面对希罗文明时曾经面对的挑战,基督教与这个世界的冲突,根本的问题是人本还是神本的冲突,在认识论上是理性自主,还是理性需要归回启示的冲突。当然,主张理性需要归回启示,并不是取消理性的地位,而是使理性归回正位——当人的理性宣认上帝的主权时,上帝也使被救赎的人,享受得救赎的自由,包括理性的自由。——这自由包括认识上帝、自身与世界的自由。

 

理性是否需要救赎,这是人本与神本的根本冲突。

 

阿奎那的过失之二,是在救赎中引入了人的工作,因此,容让了天主教的善功和律法主义,既然在通往救赎的道路上,人的努力是“天国预科班”,加再上当时天主教会垄断圣俗两界一切的权威,这就为教会的人本规条大开了方便之门,比如苦修、赎罪券等等。这些东西以最强的教会色彩出现,具有最强的“基督教会”性,在根本上却是人本的。这些人本的东西违反圣经,却使基督的教会历代备受诟病!

 

阿奎那又把人本的善功权威归给教会,这就形成了人间的独断性权威,这是中世纪教会腐败的神学根源,它应当一直被追问到对于阿奎那对于人性的认识,就是“人论”的部分。人本的观点,不是带来专制,就是带来无政府主义。而混乱的结局还是要以专制收场。所以,人本常常导致专制。

 

基督教作为一个完全建基于圣经之上的信仰,中世纪后期的罪恶,主要的责任不在于圣经,而在于教会偏离了圣经,教会容让了人文主义、世俗政治和迷信文化的侵入。

 

中世纪是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混杂。而中世纪以阿奎那为转折点,在他之后,这种混杂的世界观分裂成文艺复兴的人本世界观和宗教改革的神本世界观。从阿奎那“恩典/自然”的世界观中,分裂出了两种世界观:文艺复兴的世界观走向纯粹的以人为本,只要下半部分的自然;而宗教改革的世界观,则从反而走向以神为本,宗教改革以恩典主导神圣和世俗两界,正如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以自然为本主导一切一样。

 

以阿奎那为起点分裂出了两个完全纯粹的世界观。现代的早期,确实是一个精彩的时代。

 

完稿于ffice:smarttags" />2007-5-1

 

(《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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