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汤一介/周易/天人合一/解释学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下，深怀民族文化之自觉与自信，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发掘与反思，以涵容开放的心态积极推动儒释道、中西马的对话与互动，在此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思想见解，既代表了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高度，也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担当，世所敬仰。在易学研究上，汤先生虽未作专门系统之研究，但其关于中国哲学的诸多深刻认识，尤其是他提出的建立《周易》解释学的问题，对今后的易学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先生做了关于“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的专题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汤先生之问题意识在于，近代以来遭受西学猛烈冲击的儒家思想能否在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古今中西之间，思想文化虽有差异，但都不外是对真、善、美的表达与追求。因此，要回答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就要搞清楚儒家思想中有哪些关于真、善、美问题的表述。抓住了儒家思想中真、善、美的内涵，也就抓住了儒家思想在现时代得以发展的基点。对此，汤先生指出：“中国儒家哲学中关于真、善、美的观念就集中体现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长期讨论的三个命题之中，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是讨论‘真’的问题，‘知行合一’是讨论‘善’的问题，‘情景合一’是讨论‘美’的问题。”①三者之中，“天人合一”是根本，“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由之派生出来。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学说，是由《周易》开启的。
郭店楚简《语丛一》说：“《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者也。”这段话简要指明了六经的特性，《易》之独特处在于“会天道人道”。汤先生认为，这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他说：“为什么说《易》是一部会通‘天道’和‘人道’的书？这是因为《易经》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们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而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所以说《易经》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易传》特别是《系辞》对《易经》包含的‘会天道人道的思想作了哲学上的发挥，阐明‘天道’‘人道’会通之理。”②这里，汤先生指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易学的会通天人之道是根源于卜筮的，二是《易传》从哲学上阐明了《易经》的天人之道。
《易》本卜筮之书，这是现代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坚持《周易》的思想性，反对将其视为卜筮之书。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没有什么思想性，《易传》才是哲学性著作。总之，无论赞同《易》是卜筮之书与否，学者们多是将易学的卜筮和其哲学性相对立，认为既是卜筮之书就不具有思想，承认《易》是卜筮之书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哲学性。我们认为，将易学之卜筮与其思想性相割裂的观点是错误的。卜筮是易学的母体，没有卜筮就不会有《周易》这部书，更不会有独特的易学哲学。《易》哲学与卜筮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否定了卜筮与《易》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易学独特思想的所以然。与此相关，《周易》经传之间也是具有深刻思想关联的。直接将《易传》的思想与《易经》划等号，固然是不对的，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历史语境和理论演变的差异，但是将《易传》与《易经》在思想上完全分开也是行不通的，《易传》的诠释方式和思想内涵毫无疑问是取法于《易经》的，或者说《易传》在继承《易经》的基础上，对之做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哲学上看，卜筮活动是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感通的基础上的。卜筮工具不过是占问者得以实现与天地相感通的手段而已，失去了人与天地一体的感通性，卜筮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也可以说卜筮是要达到人与鬼神之间的感通。须知，中国文化中的鬼神也是归根于天地的，与鬼神相感通最终也都是与天地相感通。人与天地为一体，这也就是“天人合一”。卜筮活动既关涉到作为占问主体的人，也关涉到作为祈请对象的天，在人与天的一体感通之下，占问事项的吉凶祸福才得以显明。只是卜筮中的天人一体性是隐晦的混沌的，甚或是神秘的，及至《易传》那里“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才被鲜明地揭示出来。
《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易》中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就是对三才之道的效法。对此，《说卦传》有更详细的阐释，它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道体现为阴阳，地道体现为柔刚，人道体现为仁义。在形式上，易卦的六个爻画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象征；在内容上，易卦丰富多样的内涵是对天地阴阳刚柔相交错的模拟。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对天人之道的进一步表述。如从天统属一切而言，地也在天之中，天地人之道也就是天人之道；如从天地之道相对而言，则天道阴阳偏重于形上之道，地道之柔刚偏重于形下之器。可以说，天地人三才之道既有超越的形上层面，也有具体的形下层面，还有实践的主体。
天人之间的一体性，既体现为结构上的一致性，也体现为品性上的贯通性。在易学发展史上，汉代的易学家将《易》视为法天地以设政教的王者之书，王道政治秩序只有通过效法天道之秩序性才能建立和实现。如《易纬·乾凿度》说：“《易》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到了宋代，易学家开始突出《易》中穷理尽性的内涵，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充分揭示了天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对此，汤先生援引船山之说，云：“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正蒙注·乾称上》)汤先生说：“‘人道’本于‘天道’，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到‘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的道理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之秩序’。”(《论天人合一》)结合汉宋儒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天人合一’这一由《周易》所阐发的命题，无疑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论天人合一》)儒学中的心性问题、知行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本之于“天人合一”的语境而立论的，我们只有从《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入手才能真正契入到儒学思想中去，了解其精髓所在。
在天与人的一体性关系中，汤先生着重强调天与人之间既超越又内在的关系。天是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是宇宙万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源，同时它又是内在于人的。《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或者说天命是由性来成就和实现的。因此，“天道的超越性和人性的内在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开的”③。在易学看来，天或者说天地的最大德性是生化万物，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系辞传》)。天道展现为生生不息的创化过程，这种生生不息性就是天道之“仁”。汤先生说：“‘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地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也应效法天，要爱护一切。这是因为‘天人合一’，‘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当在实现‘天’之‘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论天人合一》)天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有机生命体。基于这种有机生命体的天人观，针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汤先生特别重视易学的“太和”思想，认为“太和”体现了普遍和谐的观念。
《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汤先生指出，易学亦即儒学的这种“太和”观念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了“普遍和谐”的观念。④天道变化，万物禀受天地之命而有其性，禀受天地之气而有其形。有其形则有其现实之生存，有其性则有其生存之意义。也就是说，万物都自天地而获得了现实生存的具体物质条件，并且自然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周流运转；与此同时，万物也都获得了其生存的内在价值，各自有各自的禀性，在天地之间其禀性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展现，亦即能够“各正性命”。《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易学“太和”观念的最好的诠释。不难看出，易学“太和”的观念，包含形下与形上两个层面。就形下层面而言，万物具体的生命存在是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在大自然中万物都得以生息繁衍；就形上层面而言，万物都有其禀受于天的本性，其本性也都可以在天地间得以实现和展现。由此，我们可以说，汤先生所指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也都包含了形下和形上两个层面。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例，人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不能浪费自然资源，更不能破坏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应当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形下层面。人作为天地间的具有创造性的独特存在，对天地万物的存在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彖传》解泰卦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天地的通泰和谐，是需要人去裁度和辅助的，以助于实现天地万物之价值。天地之意义是要通过人的活动和创造来彰显的，汤先生将此称之为“人对天的内在责任”(《论天人合一》)。如果人不能践行这种内在责任，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终将成为空谈。这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形上层面。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⑤。
对于儒家通过易学所表达的普遍和谐观念，汤先生说：“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己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⑥儒家重视个体道德的修养，尤其重视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对于个体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所在。但是如果企图依靠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无疑会走上泛道德主义的歧途。汤先生说：“如果仅仅把和谐社会的建设寄托在‘人治’上，而无政治法律制度的保证，‘和谐社会’将会落空。”⑦汤先生对儒家将“普遍和谐”建立于个体道德之上，既充分肯认了其积极意义，又指出了其严重的不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汤先生是立足现代文明社会之发展而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刻省察与反思的，其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天人合一亦即三才之道，为《易传》解读《易经》打开了宏大的理论视野。天地的种种物事、情态成了易学丰富性的源泉，天地成了《易》的终极意义来源。这其中，《系辞传》的理论意义尤为重要。汤先生在《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撰文提出了建立《周易》解释学的问题，文中把《系辞传》对《易经》的解释，称之为“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也就是说，《系辞传》把《易经》看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对它做了整体性的哲学解释。⑧
《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就告诉我们，《周易》文本的最大特征就是以“象”言“意”，就是说它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意义，而不是以直接陈述的方式。卦爻符号是象，卦爻辞也是象，都是一种象征而非实指。乾卦讲龙，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等，并不是要讲龙本身如何如何，龙在这里不过是个“表象”而已，它可以指代任何人，上到君王，下到庶民，士农工商都可以。《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象”，或者是物象，或者是事象，它并不是直接叙述道理或者事情，而是以“象”的语言来呈现某种情境。《周易》这种以“象”言“意”的方式是其他经典所没有的，为什么《周易》这么难理解，原因也就在这里。其他经典皆是实有其事，然后写作成书。诸如《诗》《书》《礼》《春秋》，这些典籍固然也要表现宇宙人生之理，但都是因实事、实情而发。但《周易》不是在说实事实情，也不是在论说道理，而是以其“象”语言来构建某种情境，这种情境不是现实但是“现实之象”，其中包含了动态的趋向，由对此趋向的选择而产生相应的吉凶祸福，从而使人趋吉避凶。譬如鼎卦 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它只是描述了一个鼎足折断，鼎中王公的菜粥被倾倒出来的情境。《系辞传》将之解释为：“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在它看来，“鼎折足，覆公餗”象征了自身德行、智慧、能力与外在的职位、目标、任务不相应，不能胜任。这就对卦爻辞所象征的意义做了具体的解读，揭示了“象”所蕴含的“理”。
更为重要的是，《系辞传》对《易经》从天地人三才的宏大视野进行了整体性的解读。《系辞传》将《易经》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宇宙架构模式。汤先生说：“这个整体性的宇宙架构模式是一生生不息的有机架构模式，故曰：‘生生之谓易。’世界上存在着的事事物物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中找到它一一相当的位置。”(《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
《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提出八卦是圣人在观察天地万物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是对天地万物的象征。我们认为，这种对圣人如何作《易》的追诉，其实也是在为整个的易学系统寻找理论基础和意义来源。《系辞传》又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而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对此，古代就有学者指出《系辞传》对圣人如何作《易》的问题表述前后不一。其实，无论是说圣人观察天地而画八卦，还是说效法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它们的理论目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意在说明八卦与《易》不是无端构造的，而是自天地而来的，是对三才之道的效法与符示。《系辞传》正是通过对圣人如何作《易》问题的阐释，将《易》从占筮语境中超拔出来，赋予其一个宏大的天地视域，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模式”(《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所以它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天地的种种物事、情态成了易学丰富性的源泉，天地成了《易》的终极意义来源。所以，汤先生指出：“圣人之所以能得到《易》这个宇宙架构的模式，是由于他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并能由表及里，由对有形无形之象以及存在和尚未存在的事物的探讨而得到的。”⑨
汤先生认为，《系辞传》对《易经》的解释包括两个系统，一个是本体论的解释系统，一个是宇宙生成论的解释系统，并且这两大解释系统在实际上又是互相交叉的。《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汤先生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形而上”的是“真际”，“形而下”的是“实际”，“实际”是指实际存在的事物，而“真际”是实际存在事物之所以存在之“道理”。形而上的“真际”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形而下的“实际”则是有其方其体的。但是此形上之道并不是永不可及的理念世界，它就落实和体现在形下之中，是“显诸仁，藏诸用”的。《系辞传》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划分，揭示了易学的本体论内涵，并且这种本体论的解释模式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影响非常大，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都以此本体论模式为立论基础。汤先生指出，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使《易经》所表现的架构模式可以成为天地万物相应的准则，它既包含着实际存在的天地万物的道理，也包含着尚未实际存在而可能显现成为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的道理。(《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易”本体论的架构模式，不仅能够解释现实存在的所以然，而且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许不是现实的但却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也决定了“易”哲学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
除本体论的解释系统之外，《系辞传》还有关于《易经》的宇宙生成论的解释系统。《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宇宙由浑然之太极分化出阴阳，再由阴阳分化成四象，又由四象分化出八卦。八卦为天地万物之符示，“但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周易正义》孔疏)。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以表现宇宙万物的变通与交互关系。汤先生认为，六十四卦构建起了一个“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宇宙生化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易》六十四卦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就是说事物(不是指任何一种具体事物，但又可以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最后必然有一个终结，但此一终结又是一个另一新的开始”(《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在汤先生看来，《系辞传》对《易经》的宇宙生成论的解释，与《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的宇宙生成论有所不同。前者是宇宙生化符号系统，后者则是对实际宇宙生化过程的描述。汤先生说：“宇宙实际生化过程的描述往往是依据生活经验而提出的具体形态的事物发展过程，而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虽也可能是依据生活经验，但其表述的宇宙生成过程并不是具体形态的事物，而是象征性的符号，这种符号或者有名称，但它并不限定于表示某种事物及其性质。因此，这种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就像代数学一样，它可以代入任何具体形态的事物及其性质。”(《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宇宙生成符号系统的提出，为我们从哲学上把握易学的独特观念和象数学的内涵指出了一种致思方向。
《易》之为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一方面它包含了对宇宙变化的规律性秩序性的探索，这是可以言说的，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对宇宙变化中难以规律化的微妙情态的探索，这是不可言说的。《系辞传》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易学对宇宙变化可言说和不可言说内容的探索，都是通过“立象”的方式来进行的。汤先生所指出的宇宙生成符号系统，也正是看到了在解释活动中“立象”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即倡导开展传统象数易学研究，对传统象数易学之内容和演变进行系统的梳理。我们始终认为，象数是易学根基之所在，也是易学最为独特之处，其义理是通过象数而得以构建的，只有从象数入手才能真正契入易道之精髓。汤先生所提出的宇宙生化符号系统，在传统象数易学研究的基础上增进一层，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语境下，为现代易学象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为今后易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为此，2000年初，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曾就汤先生提示的“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的倡议”展开专门讨论，并为此制定了有关研究课题。
通过对汤一介先生著作的阅读与学习，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汤先生作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的思想魅力和学术精神。汤先生的所思所想，无不放眼东西文明，深入中国哲学传统，紧扣时代脉搏，每每转旧识为新知，在理智与开放的研究中，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堪称当代学者的典范。拙文仅就汤先生哲学思想中与易学相关的问题略加阐述，挂一漏万，难免有疏失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我想，关于汤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探讨，将是今后学术界一个长期的学术课题，而这种研究本身亦是对他高尚人格的最好追思与纪念。
注释：
①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②汤一介：《论天人合一》，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下引该文，仅随文标注论文题目。
③汤一介：《论内在超越》，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第73页。
④汤一介：《论普遍和谐》，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第63页。
⑤汤一介：《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⑥汤一介：《论普遍和谐》，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第67页。
⑦汤一介：《论内圣外王》，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第90页。
⑧汤一介：《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下引该文，仅随文标注论文题目。
⑨汤一介：《论周易哲学》，载所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第119页。
On Tang Yijie's Philosophical Idea and Hermeneutics Related to the Zhou Yi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10ZD&060)。
作者简介：刘大钧，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刘大钧(1943-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原发信息：《周易研究》第20175期
发表于 2024-6-28 10: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