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克文笔优雅，但他与 19、20 世纪欧洲学者的互动讨论却鲜为人知。他使用的神学术语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此外，他写了大量的作品，仅仅是数量就令人艳羡。许多读者想读他的书，但是这么多的鸿篇巨著让人有点望洋兴叹，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
巴文克对 21 世纪的读者尤为重要，因为面对现代主义快速演变和发展，巴文克做出了实时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以基督教大公信仰为目标的正统改革宗基础上这样做的，所以他与神学对手切磋时，态度很友善。巴文克会引用现代思想家的观点，但几页之后又会在另一个领域对他们进行批判。他努力从最好的角度呈现他们的论点，因此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弄清楚巴文克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巴文克的著作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他结合了某些通常不会同时出现的优点：（1）致力于严谨、符合圣经的改革宗正统思想，并有能力证明，而不仅仅是给出断言，这种正统思想解决了现代人所关注的问题；（2）在善意解读与他对话的学者同时，有能力对对方观点做出批判性评价；（3）有远见，能够看到重大问题的正反两面，同时力争超越正反两面的局限，走向更大的统一；（4）注重圣经权威性，同时正确看待教会历史上教义的发展。
读懂巴文克，既有这些挑战，又有许多潜在的益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阅读他的作品呢？以下是我们应该牢记的五项原则，它们可以帮助读者避免常见的误区。
第一，确定背景。
与阅读任何作家的作品一样，读巴文克时，你要先确定这部特定的作品在巴文克全部作品中的背景和位置。他的著作可分为两大类：(1) 在坎彭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 at Kampe）任职前和任职期间（1883-1902 年）的著作；(2) 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任职期间（1902-21 年）的著作。他早期的著作包括各种神学主题的短篇论文，最后都收录到《改革宗教义学》第一版里。[2] 在阿姆斯特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主要致力于将改革宗神学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例如，《基督教与世界观》（Christian Worldview，1904 年）考虑了改革宗神学对哲学三大领域的影响：形而上学（对存在的研究）、认识论（对知识的研究）、伦理学（对道德生活的研究）。[3]《基督教与科学》于同年出版，它不仅是其世界观小册子的姐妹篇，也类同于一所基督教大学的宣言。该书考虑了基督教信仰对历史、自然科学、宗教和一般人文学科的益处。最后，巴文克认为启示是所有人类存在的“秘密”，他在 1908 年的斯通讲座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该讲座集结成册，以《启示的哲学》为名出版。
在此期间，巴文克不断尝试更新并修订他的思考。《改革宗教义学》无疑是他的巨著，然而他没有止步不前，在 1906 年至 1911 年期间他又推出了第二版增订本，增加了心理学和宗教科学等章节。1921 年去世前，他还在继续打磨，计划进一步修订扩充文本（不过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
第二，遵循归正及大公信仰的传统。
巴文克在进行建设性神学写作时，自觉地采用了改革宗大公传统的方法。例如，他有个习惯，在引用某个人物时，巴文克会在前一段话里毫不留情地批判这人的某些神学观点，下一段话中又利用同一人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正如沃尔特·胡廷加（Wolter Huttinga）所指出的：
[巴文克]表述他人观点的方式非常客气，即使对那些他明显不同意的观点，也总是深怀敬意，这可能会让读者怀疑巴文克究竟有多同意这位他明显反对的作者。在阅读巴文克的作品时，人们常常会问：“这到底是谁在说话？”在巴文克的口中，即使是最明显的异端邪说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他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因为他经常承认，在这种或那种观点中，也“蕴含着伟大而深刻的真理”——即使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巴文克思想这种“博取众家之长”，使我们很难确定哪些属于他的神学主线，哪些不属于他的神学主线。[4]
巴文克认为，即使是错得离谱的作家，也总会有一些好的、真实的思想（因为神的普遍恩典）。我在爱丁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位同事告诉我，巴文克的书让他抓狂，因为巴文克是个“贪心的真空”（greedy vacuum）——他竭尽全力要发掘出每个人的优点，即使来自观点互相冲突的不同思想家。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让巴文克变得前后不一致，他耐心地引用不同的思想家，是因为他坚信基督教改革宗确实具有大公性。
改革宗神学包罗万象，这意味着，每个时代的哲学和价值观都不可避免地——尽管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与改革宗神学的某些方面产生共鸣。这是因为改革宗神学是真正的大公神学。因此，科里·布洛克（Cory Brock）认为巴文克既正统而又现代。[5] 例如，巴文克在谈到他所处世纪的“哲学体系”时，认为“加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体现在“康德的道德原则”、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以及19世纪“几乎所有否认‘意志的不确定性’的体系”中。[6] 这并不是说改革宗神学应该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相反，他认为加尔文主义非常适合与 19 世纪的哲学相提并论，这正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可以容纳并吸收任何时代的哲学。尽管早期基督教倾向于使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哲学助手，但巴文克认为：
神学并不需要某种特定的哲学。神学并不敌视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不会对柏拉图或康德的哲学毫无批判地全盘接收，或者全盘否定。基督教神学有自己的标准，它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所有哲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7]
基督教不需要依附任何一种永恒或自然哲学。基督教可以将任何哲学拿来为之所用。 [8]
因此，当巴文克偏离一个资料来源而使用另一个看似矛盾的资料来源时，不要惊讶，也不必惊慌：他采用某个思想家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可这位思想家的所有观点。我们不用指责巴文克前后矛盾。记住，采用某人的某个观点并不代表认可他的所有观点。
第三，在最后部分找巴文克思想。
巴文克通常以一种特殊的三层递进法来解释主题：（1）圣经注释；（2）从教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3）以推陈出新、合乎规范的方式表达当今的教义。请看巴文克对自己所属的改革宗之伦理的描述：
- 我们需要收集圣经中的材料，整理圣经中关于罪、重生、成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 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基督教会，尤其是改革宗教会处理这一材料的方式......
- 最后，我们需要以规范的方式进一步发展这一教导，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指出我们如何可以做到。[9]
这种三层递进的方式不仅是《改革宗伦理学》和《改革宗教义学》的特点，巴文克其他作品也深受这种写作方式的影响。牢记这一点，读者就可以见木又见林。他对圣经材料的考察，以及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运动的评价都很有帮助，但我们通常要一直读到该部分的结尾，才能看到他对该主题的建设性陈述。
这是因为巴文克相信，一个负责任的神学家不应该只是重复旧的东西，还应该向新一代传达新的信息。
例如，在 1895 年《改革宗教义学》前言中，他认为，改革宗的大公性意味着其目标是通过与当代人对话来推动教义学发展。他写道：“教义学著作不仅要描述过去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还要解释今天仍然真实有效的东西。虽然教理学植根于历史教义，但它也应该解决当前的问题。” [10] 因此，他希望根据教义的发展和当代背景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第四，关注“有机”理念。
从前面的原则出发，我们应该从巴文克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有机主义”思想入手。“有机主义”思想来自这样的观察：有机生物是由一个“中心”或“统一体”驱动，该“中心”或“统一体”使各个部分具有活力（例如，心血管系统是以心脏为中心的系统，因为心脏赋予整个身体充满活力）。
巴文克将这一思想作为一种结构化的隐喻来描述受造物中的“合一性与多样性”（unity-in-diversity）。从严格的三位一体论出发，他认为，受造物通过在其各个领域中表现出多样性中的合一性，反映了神的三一性。当然，神的合一性与多样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祂的神性是纯粹的，不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然而，受造物是类比的复制品，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存在，但我们被各种统一性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巴文克反复将宇宙的各方面描述为“有机体”。例如，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体，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知识是科学的有机体，等等。巴文克在描述人类时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有机体的基调（motif），因为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带有上帝形象的。正如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是绝对的“合一性与多样性”；人类也不是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聚集在唯一的元首之下。巴文克写道：
只有人类的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聚集在唯一的元首之下，遍布全地，像先知那样传扬上帝的真理，像祭司那样将整体献给上帝，像君王那样管理全地以及所有的受造物——只有这个整体才是最终完整的形像，也才是最显著、最令人瞩目的上帝的样式。[11]
除了用“有机”来描述人性之外，巴文克还将这一手法运用在许多其他神学主题，包括启示、圣经及其灵感、圣约、伦理、罪的寄生性以及教会。读巴文克作品时，请留意有机主义基调：看到这个基调，你很可能就找到了巴文克建设性的观点。
第五，追求整全性思考。
与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一样，巴文克认为整齐划一、片面性或错误的二元对立是思想史中经常出现的错误。[12] 为追求一致性，人会将受造物的各种现象归结为单一的观念或事物。例如，自然主义试图把一切都简化为纯粹的物质，泛神论则把一切都简化为神性，但基督教却同时包含了物质和神性，而且正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
片面性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历史主义将某个时代或某个族群视为最好的年代、最好的族类，而没有意识到其他时代，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发达的文明和思想生活；自由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邻里之爱和伦理生活放在首位，而忽视了宗教生活；而宗教狂热主义则奉行严格的个人虔诚，却忽视了对邻里、对社会的爱。这种片面性导致了第三个错误：它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二元对立，让人必须非此即彼，其实，“此”与“彼”是可以同时成立的。相比之下，基督教公正地考虑到被造秩序的丰富性，基督徒可以博采众家之长。
巴文克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中，就这个问题对科学主义、激进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简而言之，科学主义完全是片面的，它假设人可以像机器一样，不带个人情绪、客观地看待数据。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家也是人，他们说对“事实”保持“中立”，其实往往是将他们的个人假设偷换成“事实”。因为“生活处处先于哲学”。[13] 在所谓“中立”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人类片面、不切实际的看法，这种片面的人类学也因此催生了一种看法：人类，不过是他们通过感官可感知的物质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论断本身无法仅通过经验数据来证明）。
巴文克经常批评某种立场不够整全，或者是“二元论”。他鼓励读者不要立即拒绝某种推理或观察模式，而是要看看是否能将其见解纳入整体的基督教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非但不会让我们变得狭隘，反而会帮助我们在思考和生活中变得更加全面——事实上，正确的基督教世界观会培养基督徒的智慧，让智慧加增。一旦我们意识到巴文克的目标往往是一种更全面的方法，我们就能更好地预测和理解他讨论的方向。
拿起来读
学习巴文克的作品，会让我们变得更有耐心、更宽容；也让我们阅读范围更广泛，避免两极分化：既有原则，又能收放自如，在不妥协信念的情况下，善意对待任何思想。这些原则应能帮助并鼓励读者为自己选择这位首屈一指的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
虽然巴文克的书依然有点难读，但读者应该会发现读他的书获益良多。赶紧读起来吧。
注：
[1] 赫尔曼·巴文克著《基督教与科学》（Christianity and Science）,由廖绍良（N. Gray Sutanto）,詹姆斯·埃格林顿（James Eglinton）,科里·布洛克（Cory Brock）编译(十架路出版社 [Crossway],2023);科里·布洛克与廖绍良合著之《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导论》（Neo-Calvinism: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莱克斯汉姆出版社 Lexham Press,2023).
[2] 其中一些早期论文收录在赫尔曼·巴文克的《宗教、科学和社会文集》（Essays on Religion,Science,and Society）中，此书由哈里·布恩斯特拉（Harry Boonstra）和格里特·谢雷斯（Gerrit Sheeres）翻译,约翰·博尔特（John Bolt）编辑 (贝克学术出版社 [Baker Academic]，2013 年)。其中比较重要的两部作品是赫尔曼·巴文克的《基督教和教会的大公性》（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约翰·博尔特译，发表在 1992 年 27 期的加尔文神学期刊（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上，220-252 页；另一篇名为《普遍恩典》（Common Grace），雷蒙德·范·利文（Raymond C.Van Leeuwen）译，发表在 1989 年 24 期的加尔文神学期刊上，35-65 页。
[3] 关于巴文克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进一步介绍，请参阅我在华盛顿特区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里的阐述：Youtube视频 2:33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VZKgOxQTBE&t=153s;以及文章“巴文克的基督教世界观、背景、经典轮廓和意义”（Bavinck’s Christian Worldview,Context, Classical Contours,and Significance），载于《改革信仰与实践》（Reformed Faith and Practice）第 5 期（2020 年），28-39 页。
[4] 沃尔特·胡廷加（Wolter Huttinga），《参与性和可交流性：赫尔曼·巴文克和约翰·米尔班克论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bility: Herman Bavinck and John Milbank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阿姆斯特丹：布伊滕＆施普海恩莫提夫出版社[Buijten & Schipperheijn Motief]，2014 年），第 78 页。
[5] 科里·布洛克：《正统与现代：赫尔曼·巴文克对施莱尔马赫的运用》(Orthodox Yet Modern: Herman Bavinck’s Use of Schleiermacher)（莱克斯汉姆出版社，2020 年）。
[6] 巴文克，“加尔文主义的未来”（Future of Calvinism），载于《长老会和宗教评论》（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Review）17期，格哈德斯·福斯（Geerhardus Vos）译（1894 年）：22 页。
[7] 巴文克，《改革宗教义学》（Reformed Dogmatics），第一卷（Prolegomena）之序言，约翰·博尔特编，约翰·弗兰德（John Vriend ）译，贝克学术出版社 [Baker Academic]，609 页。
[8] 有关巴文克的大公性，请参阅《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导论》（Neo-Calvinism: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第 3 章：“赫尔曼·巴文克的改革宗折衷主义：关于大公性、意识和神学认识论”（Herman Bavinck’s Reformed Eclecticism: On Catholicity,Consciousness,and Theological Epistemology），科里·布洛克和廖绍良合著，载于《苏格兰神学期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70期（2017年）：310–332 页。
[9] 赫尔曼·巴文克《改革宗伦理学，第1卷，被造、堕落和归信的人性》（Reformed Ethics,vol.1,Created,Fallen,and Converted Humanity），约翰·博尔特编辑（贝克学术出版社，2019 年），29-30 页。
[10] 赫尔曼·巴文克，“《改革宗教义学》 第一版（第一卷）前言”（Foreword to the First Edition (volume 1) of the Gereformeerde Dogmatie），载于《加尔文神学期刊》第 45 期，译者：约翰·博尔特（2010 年），10 页。
[11] 巴文克,《改革宗教义学，第二卷，三一真神和祂的创造》（Reformed Dogmatics,vol.2,God and Creation），576 页。
[12] 特别参见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整齐划一：现代生活的诅咒》（Uniformity:The Curse of Modern Life），收录于《亚伯拉罕·凯波尔：百年读本》（Abraham Kuyper:A Centennial Reader），詹姆斯·布拉特（James Bratt）编辑，（厄德曼斯出版社，2008），19-44 页。
[13] 巴文克：《基督教与科学》，108 页。
发表于 2024-7-7 1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