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易中范式不断转变，但研究的典范永远可以启发后来者，其虑深远，其文彧彧。“典范”栏目选取老一辈学人的经典研究“示来者以轨则”。1987年，考古学家童恩正（1935-1977）先生发表《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篇论文是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他提出，在我国的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从新石器后期到青铜时代，活跃在这个地区的众多民族留下若干共同的物质文化。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启发了后来无数的历史考古学者。论文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我们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童恩正先生在四川甘孜考古调查期间
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因此，我们如果能从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中分析出这些共同之点，并且进而探讨产生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当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增加我们对于古代边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
东北亚的三个生态圈
▴图片采自文研院邀访学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玉器、青铜器与丝绸之路：发现古代中国”讲座纪要（北京大学，2019年）。在研究中西交通时，罗森受到了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地带”的深刻影响，她相信对于这个区域的关注是理解中西交流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她在文研论坛“古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也提及。
所谓考古学文化，是需要通过一定数量并具有一定特征的物质遗留来体现的。它既包括了人类制造的器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建筑(房屋、墓葬、宗教设施等)或其他遗迹(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动植物遗留)，同时也包括了这些遗物或遗迹上的某些特质，如制造技术、装饰风格、原材料选择、习惯措施等。此种构成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因素”(Culture Element)[1]。不论每一文化因素的性质如何，但均有一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通过物质来显示的。我们一般对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实质上乃是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对比研究。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似性愈多，则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个别的或少数的文化因素的相似，可以用不同地区在相似环境下独立发明来解释，但是如果相似的因素比较多，并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考察其原因了。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即是从文化因素的对比入手，探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及其产生的规律。
一 细石器
我国细石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北、西两线。北线起自东北，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而西。佟柱臣先生曾将北方和东北的细石器分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河套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地区、浑善达克沙漠地区、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松嫩平原地区[2]。西线见于黄河上游兰州雁儿湾马家窑文化遗址[3]、景泰张家台半山类型文化墓地[4]、酒泉下河清马厂类型文化遗址和永昌鸳鸯池墓地[5]以及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6]。由此而南，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有着广泛的分布。见于报道的地点有黑河、托托河沿(海拔4300米)[7]聂拉木县亚里村(海拔4300米)、羊圈(海拔4900米)[8]，双湖县玛尼、绥绍拉西侧、绥绍拉西北、色乌岗东北，申扎县珠洛勒、卢令、罗马松、加吓日阿嘎、捧康、改扎、雄梅、不金雄、亚司、查勒多、洛扎、巴家、东乡、尼隆(以上地点海拔为4500—5200米)[9]，普兰县马法木湖东北岸(海拔4630米)，日土县帕也曲真沟北岸(海拔5200米)，吉隆县戳错龙湖西北岸(海拔4620米)[10]。经过科学发掘的含细石器的遗址则有四川鑪霍甲洛呷妥(海拔3800米)[11]，以及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海拔3100米)[12]。在西南地区发现细石器的最南地点，是云南的元谋盆地[13](图1)。
▴北线和西线的细石器具有若干共同之点，如均不见几何形细石器，均有楔形石核、船底形石核、锥状石核和柱形石核，有相应的从上述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石片和细石叶，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刃片、箭镞等，这些均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14]。不过西藏的细石器，仍然带有某些地方特点，如其中所出的带侧翼的圆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半圆锥形石核和柱状石核、漏斗形石核刮器、弧底三角形圆刮器、隆脊宽刃短刮器、利用细石片制的长刮器等，这些均少见于其他的地区。但是这些变异(variety)，主要应视为时代的差异，而非系统的不同。就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讲，细石器都应该是用间接打击法产生的，但我国的细石器中亦包括了部分用锤击法或砸击法产生的石片石器或石核石器，仅仅由于其体积细小，故一般研究者仍将它归纳入细石器之中。
佟柱臣先生指出：“在我国这样实际情况下，细石器到底代表个什么概念呢?我以为它是在我国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及与其邻接的地带，在有石英、玛瑙、石髓、燧石等石材的条件下，一定技法一定形式，而反映在工具上的一种含义。”[15]这种将细石器的产生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南方的细石器，主要集中于西藏，发现细石器的地点海拔均在三千米以上，多属高山灌丛草原区，其自然环境接近北方草原沙漠地区；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引起的高原的隆起，河流的下切侵蚀，冰川的搬运，使本地区基岩大面积裸露，石英、玛瑙、石髓、燧石等石材易得，故而具备产生细石器的条件。
▴细石器是经常作为一种复合工具而使用的，所以镶嵌石刃的骨刀梗，亦见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地带之内，如黑龙江昂昂溪遗址[16]、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17]以及甘肃永昌鸳鸯池[18]、景泰张家台[19]、青海西宁朱家寨[20]等地。它们与细石器一起，构成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重要的共同因素。
二 石棺葬
石棺是我国古代边地民族常见的一种葬具，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延续至铁器时代；但其鼎盛时期，却在铜器时代。此种文化因素，虽然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所共有，不能用“石棺葬文化”来概括，但其形制的演变和分布的规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就形制而言，石棺葬又可分为石盖土坑墓、石盖积石墓、石盖石棺墓三类，但由于其文化内涵相同，且有时在同一墓地出现，所以我们仍以石棺葬统名之(图2)。
茂汶营盘山石棺葬
中国有关石棺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
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
但考古学上石棺葬最初出现的雏形，可能是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458号墓，该墓“穴底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21]。其次是属于陕西龙山文化的神木县石峁墓地，其结构“是在坑底和四壁衬铺石板，上面再盖上石板成棺材状(石板是根据石头的自然层理，经敲砸而得)”[22]。在西北地区，则见于景泰张家台墓地，在清理的二十二座墓葬中，有石棺墓十一座，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制固定，已经是长方形有底有盖的规整石棺了[23]。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石棺葬发展成为我国北部和西部边地民族普遍的葬式。其分布仍然是从东北开始，沿华北的北部边缘(大致以长城为界)向西，在甘青地区折向西南，经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而大致与前一历史时期细石器的分布地带相重合。
在此广袤的地域之内，石棺葬又有地区的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葬均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
在东北地区，石棺葬的分布可以分为四个亚区。
第一个亚区在吉林省境内，从威虎岭以西至东辽河流域。见于报道的墓葬地点有吉林西团山[24]、骚达沟[25]、小团山、东梁岗[26]，永吉旺起屯[27]，江北土城子[28]，蛟河山头屯、小南沟[29]，永吉星星哨水库[30]，吉林长蛇山[31]、猴石山[32]等，均属于西团山文化，其时代约从西周到战国，一般学者均认为这是古代肃慎族的遗留[33]。
第二个亚区在辽宁省西部，即辽河以西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诸流域。见于报道的石棺葬有赤峰红山[34]、宁城南山根[35]、喀左南洞沟[36]以及朝阳十二台营子[37]等地。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范畴，其时代约为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可能是属于古代东胡族的遗留[38]。
第三个亚区在河北省北部，从七老图山至云雾山一线，包括燕山山地及滦河流域在内。发现石棺葬的地点有丰宁皮匠沟[39]、围场东家营子[40]、平泉东南沟[41]、唐山[42]等地。其时代约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有人推测这是周代山戎的文化[43]。
第四个亚区在辽宁省辽河以东的区域，向南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发现地点有抚顺大伙房[44]，辽阳二道河子[45]，清原县门脸[46]、土口子中学[47]，辽阳市接官厅[48]以及新金县安波公社[49]等地。这类石棺葬随葬器物有方銎扇形铜斧(或斧范)、凿、小刀、横耳圆腹陶罐等，而以一种有圆柱状的茎与脊、刃成曲线的青铜短剑为其特征，时代约在春秋，论者以为属东夷族系[50]。
在黄河上游，属于铜器时代的石棺葬发现较少，但近年来在青海民和县簸箕掌、山城台、瓦窑台、郭家台、原土台等地发现了一批石棺葬[51]，属于辛店文化甲组遗存，其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估计今后在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部还会有类似的发现。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首次证明了在黄河上游的古代民族中，有一支是有采用石棺葬的习惯的，这就提供了解决南方西藏、四川石棺葬的来龙去脉的线索。关于这批石棺葬的族属，俞伟超教授曾经指出：“根据卡约、寺洼及辛店的分布区域，就知道它们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遗存。”[52]俞伟超教授谈道“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而不肯定他们全部是羌人，这是十分审慎而正确的。因为在甘肃中南部地区后代泛称的羌族中，有一支实即从战国到西汉见于历史的氐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追述氐族的历史时说：“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按汉之街泉在今甘肃秦安县，冀县在今甘谷县，豲道在今陇西县，均在泾渭二水上游之间。《后汉书·西羌传》载：“景帝时，(羌)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徏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有蛮夷曰道”，此处之氐道，当指先秦时氐人聚居的地区，其地在今甘肃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足见氐人虽然长期与羌人杂居，在西周时同以“西戎”一名而见于历史，但是他们自有其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在汉世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关于甘肃南部之氐，西汉前期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还能确凿的辨明：“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但到五百余年后南朝宋范晔写《后汉书·西羌传》时，记载这一支氐族，就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又将之混入了羌的系统。考虑到西北能明确定为羌族文化者均不见石棺葬(如东部的齐家文化，西部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则留下石棺葬的民族是属于氐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青海境内，石棺葬的分布折向南方，而盛行于青藏高原之东部，包括了四川的川西高原、西藏的藏东高山峡谷区和云南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在此区域之内，亦可分为四个亚区。
第一个亚区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岷江上游，发现地点有汶川县萝葡寨、大布瓦寨，理县于达寨、龙袍寨[53]、佳山寨[54]，茂汶城关[55]、营盘山[56]、撮箕山，桌子坝，西清地、上南庄[57]等地。这批墓葬的时代早者为春秋，晚者可达西汉末年，其族属据我管见，当为冉駹夷中，“六夷、七羌、九氐”中之氐族[58]。
第二个亚区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发现的地点有宝兴瓦西沟口[59]、陇东老场桥头[60]、汉源大窑[61]等地。大窑石棺葬不出双耳罐，但出一种单口双联罐，形制古朴，陶质疏松，原报告定在秦汉之际，实际上恐不会晚于战国。陇东石棺葬有用东汉砖砌棺壁之现象，又出土了货泉，其为东汉遗留无疑。
在西汉时，今宝兴为青衣县。《水经注》卷三六：“青衣水出青水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注曰：“县，故青衣羌国也。”可见其主要居民为羌族。汉源县为旄牛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此处之徼外夷，无疑应包括《后汉书·西羌传》中列举之“或为氂牛种，越嶲羌是也”之羌族，按旄、氂同字异写，旄牛县之得名，当由于该地之氂牛种羌人，足证这一带的居民主要为羌族。直至唐代，这里的居民成分变化仍然不大。《旧唐书·地理志》记“雅州”：“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可见羌族仍为主要居民集团之一。所以我们推测，这一亚区的石棺葬可能与传说中的青衣羌、氂牛羌有关。
第三个亚区在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发现的地点有炉霍甲洛呷妥[62]，雅江呷拉[63]，木里麦地隆公社[64]，盐边渔门、永兴、惠民等区[65]，巴塘扎金顶[66]等地。其中扎金顶M4木棺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285年(经树轮校正)[67]，约当商代后期。甲洛呷妥石棺葬出大量细石器、骨器，不见川滇地区石棺葬的典型器物——双大耳罐和缠缑状柄山字格铜剑，这可能是其时代较早的一种表现，估计其时代亦可能在商周之际。呷拉的石棺葬则可能在战国晚期。至于木里和盐边的石棺葬，由于目前资料太少，还难以断定。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在汉代仍被称为“徼外蛮夷”，所谓“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68]。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张王种陈列传》所载即有筰都、白狼、槃木、唐菆、楼薄、汙衍等“百余国”。“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6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是将这些民族均附于筰都夷一节中叙述的，足见其大的族系相同。目前我们仅能推测康定以西的雅江、巴塘一线的石棺葬可能和白狼有关[70]；而雅砻江下游木里、盐边一带的石棺葬则可能和筰都夷有关[71]。不过他们都是属于大的氐羌族系，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个亚区在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这里的石棺葬可视为金沙江——雅砻江亚区石棺葬文化向南的延续，故二者的关系相当紧密。目前发现的地点有德钦永芝[72]、纳古[73]，丽江大具、金江、石鼓、巨甸、桃花、红岩、格子、古渡、马鞍山[74]，永仁菜园子[75]、维的[76]，祥云检村[77]，元谋大墩子、下棋柳[78]，姚安黄牛山[79]等地。这批墓葬的时代，早者如永仁菜园子、维的、元谋大墩子，可达商代(本地可能还是新石器时代)；晚者如祥云检村的石棺墓，则可以到西汉前期。关于此亚区石棺葬的族属，可能仍然是筰系民族，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嶲、昆明[80]，魏晋时的摩沙夷[81]，唐代的施蛮、顺蛮、磨蛮、磨些蛮[82]，以及徙莫祇蛮和俭望蛮[83]之属。
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氐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
三 大石墓——石棚
大石墓或称石棚，其基本结构是以巨石树立做四壁，顶部再覆以大石，构成方形或长方形墓穴。这类墓葬多半是一种氏族的丛葬墓，且常与二次葬相联系，如待死者肌肉腐朽后拾骨入葬，或者火化后将骨灰放入。另有一种则以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四壁，以石板盖顶，且有分隔为数室者。此种墓之规模较石棺葬为大，有人称之为积石墓，故亦列入本节讨论。
大石墓——石棚在我国之分布，恰与石棺葬一样，仍然是集中在两大地区，即东北与西南。在东北，大石墓——石棚比较集中发现于辽宁省之东部，在盖县、复县[84]、旅大市、金县、庄河县、岫岩县、营口县、海城县、清原县、新宾县[85]、开原县[86]等地均有分布。积石墓则见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87]、旅顺老铁山、营城子公社、双岛公社、长海县蛤仙岛[88]以及大连于家村砣头[89]等地。
关于此类墓葬之时代，积石墓出土遗物呈现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风貌，约当中原之商末周初；而大石墓——石棚则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存。一般论者认为其创造的民族可能和大肃慎族系有关。
在西南，类似之墓葬主要集中于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之安宁河流域以及与之毗邻的云南省金沙江以南之地，在安宁河流域，先后在越西、冕宁、喜德、普格、西昌、德昌、米易等县发现了大石墓——石棚近百座[90]，经正式发掘的地点有：西昌坝河堡子[91]、河西公社[92]、西郊公社[93]、礼州公社[94]，冕宁三块石[95]，德昌五一公社[96]，喜德拉克公社[97]，米易挂榜公社[98]等地。这批大石墓的时代，其上限可达春秋，下限至于东汉，笔者认为是古代邛都夷的遗存。
在云南境内金沙江以南的地区，大石墓——石棚有确切材料报道者有两处，其中弥渡县苴力清理的十座属于大石墓[99]，而祥云县检村M1为多室积石墓[100]。两处墓葬的时代均为战国。其族属笔者认为可能属于洱海地区与滇族关系密切的一种农业民族，或与楪榆、靡非之属有关[101]。
在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迄今并未发现大石墓——石棚，这也就是说，缺乏传播的中间环节，所以其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目前不能加以附会。但是两地之间在墓葬结构和葬式方面的这种相似，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在此还想附带讨论一下火葬的问题。此种葬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它普遍发现于辽宁南部的石棚和石棺墓中，在内蒙古昭乌达盟石棚山氏族墓地、甘肃寺洼文化墓葬中亦有发现[102]，而在西南地区四川岷江上游石棺葬中，火化骨殖再用石棺埋藏的现象也是常见的。此种葬俗曾被内地民族视为怪异，认为不合“仁义之道”[103]，但在本文所讨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它的分布却是相当广泛的。
四 石头建筑遗迹
古代某些民族之所以兴建石棺葬，大石墓——石棚这一形式的墓葬，其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于石质建筑有所熟悉，有所应用，最后才能产生宗教信仰上的观念。根据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惯，为死者兴建的幽宅，往往模仿生前的住宅，所以石质坟墓的出现，亦与其地的实用建筑有关。
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住习惯，从最早的属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莪沟遗址的房屋开始，就是一种半地穴式房屋，而且以后历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而无变化[104]，在长江流域，人们则习惯居住干栏式建筑，从最早的河姆渡文化即是如此[105]，其后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虽发展了一种地面竹木结构的房屋，但与此同时仍保由了干栏式房屋的传统[106]。唯有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存在着一种石头建筑的遗存。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带文化因素的某些共同性。
在青藏高原东部盛行石棺葬的区域之中，石建筑具有古老的传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隋书·附国传》记附国人：“……垒石为而居，……其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此种建筑，唐代称之为“雕”或“舍”，遗风至今犹存。现在西藏东部、四川甘孜、阿坝两藏族自治州的藏、羌、嘉戎诸族人民的房屋，仍然保存了石砌的传统。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其晚期建筑全部是半地穴式石墙房屋[107]，类似的用石块砌墙的半地穴住屋遗迹还见于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蜘蛛山遗址F4和F5[108]、药王庙遗址F1[109]，属于西团山文化的吉林泡子沿前山遗址房屋F1—F4[110]、长蛇山遗址房屋[111]及猴石山遗址房屋[112]等(图3)。
除此以外，卡若遗址还发现了石墙基、圆石台、石围圈[113]等建筑遗迹。其中圆石台、石围圈等可能和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在全国其他原始文化中并不多见。但在属于红山文化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却发现了与之类似的石墙基、石圈形台址、多圆形石基址等遗迹[114]。在阜新县胡头沟，也发现了石围圈遗迹[115]。这种通过类似的建筑遗存而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一致性，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五 其他文化遗物
在东北和西南之间，除了建筑、葬式和墓葬结构等方面的相似以外，两地遗址及墓葬中所出文化遗物，也存在着若干联系。由于这些联系往往是以个别因素出现，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查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国边地文化的全部内容，则我们可以发现此种联系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
在我国的东北和西南地区，均出一种两面有凹窝的球状石器和圆形穿孔石器，尽管各地命名不同，但其大小形状则相去不远。如卡若遗址所出Ⅲ型研磨器[116]及Ⅲ型重石[117]实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球形石器[118](图4)；卡若遗址之Ⅰ型重石[119]即夏家店下层文化之穿孔石器[120]，上层文化之环形器[121](图5)。类似的器物还见于内蒙古林西[122]、吉林永吉杨屯[123]及舒兰黄鱼圈珠山[124]等处。所谓球形石器，可能是用作投掷的工具；而穿孔石器，则可能安装短柄用以砍砸[125]，这二者都是与狩措的经济活动有关的。
在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就是一种单孔或双孔的半月形石刀，刃开在弯曲的弓背的一侧。1939年，考古界前辈吴金鼎、曾昭燏等人在云南大理发掘时，即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此次在苍洱境发现之史前文化，其本质颇异于华北之仰韶龙山两文化。虽与华北文化不无关系，而地方色彩甚重。最显著之特点，即断线压文与半月形石刀。断线压文陶在华北少见，今日所知者，只甘肃及热河有之，而在苍洱境则极为发达，占饰文陶之一重要部分。半月形石刀开刃法，苍洱与华北不同。以弓为喻，华北刀刃开于弓弦，苍洱境所出者刃开于弓背。
在应用上，华北式适于割，苍洱式适于切[126]。此处吴、曾两氏虽未明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问题，但却意识到了边地文化与华北文化之间的两项区别，这无疑是正确的。此类石刀以后在四川西昌礼州遗址[127]、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128]、宾川白羊村遗址[129]、昌都卡若遗址[130]等地均有发现，但它同时又是东北西团山文化石棺葬中出土的典型器物之一，见于吉林西团山[131]、小团山、东梁岗[132]，长蛇山[133]，永吉星星哨[134]、杨屯[135]，舒兰黄鱼圈珠山[136]等地(图6)。就其时代来看，是西南早而东北迟，其间自不能排斥由南到北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另一特征器物就是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条形石斧或石锛，它见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137]，四川汶川、理县[138]，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139]等地。而在黄河上游，则见于甘肃兰州西坡[140]和东乡[141]马家窑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142]，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143]。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它又常见于西团山文化之中，如吉林长蛇山石棺葬[144]、泡子沿前山石棺葬[145]，珲春——松亭遗址[146]等，此外在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亦有出土[147]。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这一地带之间相同的文化因素更加显著。即以铸铜技术而言，在我国中原地区，铜器时代的早期虽曾使用过石范，但至少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约公元前1900—公元前1600年)，其青铜铸造业主要就是使用陶范[148]。以后历商周而下，直至铸铁业开始，情况仍是如此。但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铸造技术似乎是循着另外一种传统发展，这就是铸造简单的工具或兵器时用石范，而铸造较复杂的容器或装饰品时用失蜡铸造法。
在亚洲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石范，是泰国东北能诺他遗址第四层出土之两对砂石斧范，其时代约在公元前2100年[149]。以后较多的发现于中南半岛其他较迟的青铜时代遗址中[150]。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曾发现过片麻岩制成的斧范[151](14C测定时代距今3115±90年)，剑川沙溪墓葬中出土过钺范[152]，四川会理瓦石田遗址曾出土红砂石戈范，其时代约在战国[153]。而在东北及其邻近地区，石范却是石棺葬中常见的随葬物。在唐山雹神庙，曾发现过五件，计斧范一，刀范二，矛范三，均用辉长岩制成。赤峰红山后也发现过斧范[154]。在辽阳二道河子[155]、新金县安波公社[156]的石棺葬以及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157]中，均曾出土过滑石斧范。因此，石范的长期而普遍的使用，也应该视为这些边地民族的青铜文化特征之一。
在青铜器的器形方面，东北地区，华北长城沿线与西南地区之间的相似更加引人注意。其中国内外学者讨论得最多的，首推青铜动物形纹饰。
在我国辽宁西邮、冀北、内蒙古、宁夏沿长城一带，曾经出土过许多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饰物或纹饰，被学术界公认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158]。但在西南一角，动物形纹饰亦颇盛行。如四川理县龙袍寨石棺葬中，即曾出土过鸟形饰[159]，其形状与宁城南山根石椁墓所出十分接近[160]。在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文化中，各种动物形饰物或纹饰更是以其生动多彩而闻名于世。特别是豹、虎等猛兽咬噬鹿、野猪的图像，野兽捕食牛、猪等家畜的图像，动物互相扭结格斗的图像，骑士战争或狩猎的图像等，均是北方草原文化常见的题材。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滇文化的遗物多立体铸品，表现细腻，比例匀称，形象逼真，显示了更加娴熟的冶铸能力和更高的艺术水平。其中如晋宁石寨山所出之“四牛骑士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豹狼争鹿镂花铜饰物”、“二虎噬猪镂花铜饰物”、“虎牛搏斗镂花铜饰物”、“二豹噬猪镂花铜饰物”、“二虎噬牛镂花铜饰物”、“二兽噬鹿镂花铜饰物”、“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一虎捕鹿镂花铜饰物”、“一虎背牛镂花铜饰物”、“三虎背牛镂花铜饰物”、“骑士猎猪镂花铜饰物”、“骑士猎鹿镂花铜饰物”、“一人三犬猎鹿镂花铜饰物”、“骑士镂花铜饰物”[161]等，均是典型的产品,更不用说大量的单独铸造的牛头、孔雀、枭头，带有兔、鹿、鹰、鱼、蛇、凤的杖头饰，以及戈、矛、斧、钺、啄等兵器上的立雕动物装饰了。又如江川李家山墓地所出铜臂甲上线刻虎、豹、猪、鱼、蜂的图像，立鹿针线筒、立牛针线盒、立牛壶、双牛枕、虎牛案、二人猎鹿饰物、二人猎野猪饰物、一虎噬猪饰物、三狼噬羊饰物、鹿形扣饰、伏牛杖头饰[162]等。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者，即滇文化中出土相当数量的长方形透雕铜饰物，其中或铸有动物，或铸有祀典场景，或有几何形花纹，其风格完全同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透雕带饰[163]，不同之处仅在于滇文化的饰物多镶嵌绿松石、玛瑙或玉石，因而更加华丽而已。
除了动物纹饰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滇文化中观察到与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特别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有联系的另外一些因素。如滇文化中常见的一种曲刃剑[164]，在全国非常罕见，但在辽西、沈阳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棺葬、辽东地区于家上层文化的石棺墓、大石墓——石棚中，以及吉长地区的西团山文化的石棺葬中，均是常见之物[165。东北和西南所出曲刃剑其茎、格部分虽不相同，但其弯曲的刃部特征却相一致。滇文化中另有一种茎作人形的青铜剑，如石寨山之Ⅻ式剑[166]及李家山之Ⅱ型三式剑[167]、Ⅲ型一式剑[168]，其作风亦不见于中原地区，而在宁城南山根东区石椁墓中则有出土[169](图7)。
滇文化中还有一种长骹曲刃矛，横剖面呈圆形的筩直贯前锋，在滇池类型[170]及洱海类型[171]墓葬中均有出土。但此类型的矛却见于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172]，被称为“葫芦形矛”(图8)。其余在吉林长蛇山遗址[173]、辽宁清原县石棺墓[174]亦有出土，唯形式略有发展。
关于滇文化中存在以动物纹饰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因素，这一点早为国外学者所注意。如最早研究滇文化的美国学者哈斯金斯(J.F.Haskins)[175]、西德学者德麦玲(Magdalene von Dewall) [176]、日本学者白鸟芳郎[177]等均曾论及此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一边地文化传播带的存在，所以难于正确解释其来源。如奥地利学者海因·革尔登(R.von Heine Geldern)认为这种文化因素是从西方传来的，则是缺乏根据的假定[178]。
从川西高原至滇西北横断山区，石棺葬的内涵与西北、内蒙古、东北的青铜文化相似之处更加显著。西南所出的双大耳罐与西北辛店、寺洼系统文化的双大耳罐形制相近，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图9)。最足异者，甘肃玉门“马”类型文化出土一种双耳罐，在与双耳成直角之颈肩之间有銴状乳钉，形制很奇特[179]，但同类器物亦见于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群[180](图10)。德钦纳古所出茎首作双饼形的短剑[181]，是长城以北战国时代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高浜秀《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型式分类》一文中FI式、FⅡ式、GⅡ式、GⅢ式均属此类[182](图11)。另一柄青铜短剑茎部弯曲成两段，前段扁平，后段中空，断面呈枣形，上有线条形镂孔[183]。这种形制奇特的剑绝不见于其他地区，仅河北昌平西周墓所出曲柄青铜匕首与之相似，唯后者中空之茎柄端为铜铃而已(图12)[184]。类似的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藏有一柄，高浜秀也是将它列入“鄂尔多斯”青铜剑范畴的[185]。
宁蒗大兴墓葬中所出铜柄铁剑，剑首亦作双饼形，茎为镂孔纽辫状[185]，其形制同于宁城南山根石椁墓Ⅱ式刀[187](图13)。此地所出之Ⅰ式斧[188]，则同于南山根一式E形斧[189]。更令人寻味的是，四川茂汶营盘山石棺葬曾出土两柄青铜剑，茎、刃间一侧有扁平钩形格，剑首向两侧横出[190]。此种剑在其他地区绝无渊源，但与南山根所出Ⅲ式C形剑则有类似之处[191]，所不同的是南山根的剑两侧均有钩形格，而营盘山的剑仅一侧有格。除此之外，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棺葬[192]及北方草原文化常见之联珠纽饰，亦见于汶川萝葡寨[193]、茂汶城关[194]之石棺葬中。
就是在仿造中原铜器方面，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在个别器物上呈现出的相似性也是令人吃惊的。如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曾出土两；罍，盖顶盘一立体蜥蜴状龙，肩部两耳之间饰象纹二，象纹之间饰牛首纹，腹部饰饕餮纹，圈足上饰夔纹一周[195]，其作风与中原传统之罍有别。冯汉骥先生认为：这两件罍“形状和花纹虽大体上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皿，但骤视之则颇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所以可以视为蜀土本地所铸。其样式和花纹虽取诸于当时的中原铜器，但组合意趣不同，故而显出地方的色彩”[196]。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器物，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也曾发现，原报告定名为“龙凤纹罍”。编者认为：“此罍与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初年窖藏坑所出罍酷似”[197](图14)。此种地方产的器物，居然从形状到装饰细部都能一致，当然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当我们探讨古代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时，除了从器物类型(type)上加以观察以外，还可以从风格(style)上予以比较。这也就是说，两地同类器物虽然在形制上存在差异，但均具有某种共同的独特的作风。如陶器或铜器两体相连的风格，少见于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的古文明传统中，但在本文所讨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却是比较常见的。如昌都卡若遗址所出双体兽形罐[198]、汉源大窑石棺葬所出单口双联罐[199]，其作风即近似于辽宁敖汉旗新惠镇石羊石虎山墓葬所出双耳双口壶[200]，类似的器物亦见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石棚山墓地[201](图15)，均属辽西小河沿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西昌礼州遗址出土一种双联罐[202]，实际上是用两个双耳罐用泥条并联在一起，此种作风亦见于甘肃临夏齐家文化的一种双联罐，唯后者是用两个敞口罐并联，高颈无耳[203]。宝鸡竹园沟一号西周墓所出单銴双联罐，其构思亦与此相同[204](图16)。又如川西地区战国时代蜀文化的墓中常见一种铜双剑鞘，两剑室相连，可以并排插两柄青铜短剑[205]，而此种双联剑鞘又仅见于南山根石椁墓[206]。两地遗物形制虽不相同，但双剑并列之风格却相一致。
六 结论
在以上的各节里，我们从出土器物的类型风格、建筑遗迹、葬具、葬俗等各个方面的考古学因素，探讨了从东北到西南这一半月形地带之内古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并不想简单地将这些联系全部归结为民族间直接迁徙或交往的结果。因为在这纵横数千里的空间、上下几千年的时间之中，单纯依据这些薄弱的材料，是难以勾画出一幅边地民族移动的全景的。我们的初步看法是：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其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斥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但是不论直接传播也好，间接传播也好，都必须具备某些客观条件。只有当传播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存在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物质环境时，此种传播才会产生。即使以两地的独立发明而言，类似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仍然是刺激这种发明的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东北与华北边地出现的某些文化因素，没有影响到与之毗邻的中原地区，反而影响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与此相反，西南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没有影响到与之山水相连的江汉平原，而在西北或东北反而出现了其相似物。
决定每一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性质的最本质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07]但是人类的生产，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如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太阳辐射、气温、雨量、土壤、动植物和矿物资源等条件，又制约着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所以恩格斯曾经写道：“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208]还应当指出的是，越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当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还相对的处于低下的阶段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就越大，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烙印就越深。这样，当我们探讨这一边地半月形地带内呈现某种文化同一性的原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其生态环境。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在此范围之内，生态环境呈现出很多的相似之点，其主要表现如下：
1、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3500米。大致而言，从大兴安岭南段及西辽河平原，经锡林郭勒高原至鄂尔多斯一线，即北纬40度附近，海拔为1000-1500米；在六盘山以西，黄河上游河湟一带，即北纬37度附近，黄土高原的高度在2000米左右；而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北纬26度至北纬33度之间，平均高度在3000米以上。这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地带的高度呈阶梯状递增，呈现出一种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这就使本地区的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2、我国各地太阳辐射年总数大致在80千卡/ c㎡—200千卡/ c㎡之间，其中140千卡/ c㎡等值线约从大兴安岭西麓向西南至云南和西藏交界处，该线西部的年辐射总量高于东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位于该等值线以西，其年辐射总数大致相近。
3、我国的气温冬季(以1月为标准)可以用0℃作为标准，而夏季(以7月为标准)则在20℃—28℃之间。但东北、内蒙古一带，由于纬度较高，气温偏低，一般冬季温度在-22℃— -10℃之间。而青藏高原因地形的影响超过了纬度的影响，所以除少数谷地外，其冬季温度亦在-20℃— -1O℃之间。至于夏季温度，则从东北、内蒙古至青藏高原均低于20℃。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将全年平均气温8℃的等值线画出，则可发现它东起辽宁，越过河北大部，经内蒙古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而达西藏南部，基本上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内侧边沿相重合。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此地带的年平均温度相当接近。
4、我国主要农作物及大多数木本植物的生长期(日平均气温在5℃以上的持续时间)在东北北部最短，是一百三十天；在北纬25度以南则是全年。不过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从北到南生长期均相近，同为二百天上下。
5、我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的基本趋势，一是从南到北递减，一是从东到西递减，这样，等雨量线就呈东北——西南走向。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位于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两条等雨量线之间，其降水量也是相差不大的。
6、由于太阳辐射总和及降水量的相近，就决定了这一地区湿润程度的相近。所谓湿润度，是指降水量与可能蒸发量的比值，其倒数称干燥度指数。我国干燥度指数的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均小于1.0，属湿润气候类型。东北、华北在1.0—1.5之间，属半湿润气候类型。贺兰山以西均超过4.0，属荒漠气候类型。而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部分位于1.5—2.0两条干燥度等值线之间，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
7、我国植被与土壤的水平分布，因受季风和地形的影响，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出现森林、草原、荒漠三大基本区域。大致从大兴安岭经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到横断山脉，迄于藏南，此线以东为森林区域；从内蒙古中部向西南到青藏高原西部，此线以西为荒漠区域。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恰好位于这两线之间，同属于草原和高山灌丛、草甸区域[209]。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所列举的各项资料，全是当代的记录，因此它与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的条件，是有一定的出入的。但是考虑到最近5000年以来，我国气温的波动并不是很激烈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210]。以后虽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但范围均在1℃—2℃之内。所以这些条件虽然不能与古代全部重合，但是还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这一从东北绵延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其自然景观十分相近。它既非干旱的大漠荒原，又非湿润的丘陵盆地，而是一种基本上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这种相似在古代的记载中，反映得也十分清楚。如华北沿长城一线，自古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界之所。东汉末年，蔡邕即曾说过：“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211]在中原以西，所谓华戎的分界大约在渭水上游之天水一带。汉张衡《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即是指的当时华夏族活动的西界。在更南的川西高原，“汉区”与“徼外”的界线就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岷山。明代王元正咏岷山诗：“百灵擘断昆仑山，移来坤维参井间。内作金城障三蜀，外列碉硐居百蛮。”[212]其概念完全是一样的。至于这一地带的自然风光，唐王之涣《凉州词》形容西北景象时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而杜甫《西山三首》描述岷山的情景却是“夷界荒山顶，番州积雪边”。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记塞北气候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而清代陈克绳记松州(今四川松潘)却是：“六月飞霜五月裘，墨云恶浪古松州”[213]。足见这一半月形地带留给诗人文士的印象全是相似的。
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这半月形的地带之内，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就与前文所述考古学文化有关系的民族而言，即有肃慎、东胡、山戎、匈奴、氐、羌、冉駹、笮嶲、昆明等。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相近，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和风俗习惯的相似。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东北民族的情况是：“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史记·匈奴列传》记内蒙古阴山南北的民族情况是：“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周书·异域上》记甘肃南部之宕昌羌：“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皆衣裘褐，牧养犛牛、羊、豕以供其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川西高原之民族情况是：“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而宜畜牧。”直至清代，陈克绳《薛城杂咏》形容当地的风俗仍然是：“最怜氐羌俗，终古限华夷。毡帐牛羊乳，穹庐虎豹皮。”[214]均是写实之作。再往南，在云南洱海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当地民族云：“……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新唐书·南蛮传》更明确说昆明蛮“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可见完全是北方民族南下的结果。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居住于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民族，其风俗习惯保持了何等紧密的联系，由于这些联系的存在，在正常的情况下，就使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而当这些古代民族因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需要迁徙时，往往也是选择与自己习惯的环境相似、居住着与自己经济活动相同的民族的地区，从而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文化的共同性。考古学文化作为古代人们各项物质遗物的抽象和概括，是必然要反映出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受其制约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特点的。我们在以上各节列举的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这一半月形地带之内物质文化的相似，最终还是由这些基本的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除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亦即人对自然的适应关系以外，这一地带之内文化面貌的相似，还需要从社会方面的原因，亦即不同的人类集团互相适应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从考古学资料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经济类型、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由于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农业民族在文化上高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形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也由于游牧民族一般而言在经济上需要依赖于农业民族并有时通过掠夺来达到目的，彼此斗争，造成华夏族的敌忾心理。此种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双方统治阶级的利用而更趋尖锐，最终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这就从行动上阻止了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当北方或西南边陲的民族需要迁徙时，由于这种人为的压力，往往只能顺长城线及青藏高原东部移动，这就是形成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另一原因。
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从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如长城以北的细石器文化虽然延续的时间很长，西北地区的马家窑系统的文化虽然发展的水平很高，但其主流始终不能进入中原地区。在历史传说中，还有黄帝“北逐荤粥”[215]的记载，可见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中原王朝对边地民族的征战可谓史不绝书。如殷代后期卜辞中的北伐鬼方，西伐羌方[216]周代虢季子白盘、兮甲盘，不簋之伐俨狁，小盂鼎之伐鬼方[217]。《史记·匈奴列传》曾总结春秋时代从西面至北面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是：“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到了战国，以上诸戎除被秦、晋、燕等国同化者外，开始合并成几个大的族系，头绪更加清楚。概括而言，西部为氐羌族系的聚居地，以大荔、义渠，白马等为代表[218]；北部有匈奴、林胡、楼烦；东北有东胡、山戎、肃慎[219]。而中原各国与他们的关系史，基本上是以“寇边”和“攘夷”的交错史而见于记载的。范晔曾经总结为“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220]，虽是站在中原正统的立场上说话的，但也反映出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之间因经济类型不同而引起的矛盾。
至迟到了春秋时代，中原民族在长期与边地民族发生矛盾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指内地各国)与“徼外”、“夏”与“夷”对立，一方为正统、一方为异端的思想。所谓“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的观点，构成了新兴儒家的思想基础。在行动上，排斥边地民族深入内地，所谓“夷狄不入中国”[221]；在文化上，只允许边地民族被内地文化所同化，而拒绝内地民族吸收边地文化，恰如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22]这种传统的偏见，在战国时代赵公子成反对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一段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23]而对于边地民族，则认为：“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224]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25]的思想，在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中，曾经打下过深深的烙印，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和悲剧。正是由于华夏族这种源远流长的心理上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排他性，就促使北方和西方的边地民族的文化传播，始终不能纵贯中华大地，而只能围绕其边缘进行。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北方边地民族按由东而西而南的模式进行迁徙的文字记载虽告阙如，但从四川汶川姜维城遗址和建山寨遗址发现的彩陶来看，可见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四川，这可以作为氐羌民族早期南迁之证据[226]。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当北部或西部的民族因故需要迁徙时，循着这一路线游动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其最我，如“周贞王八年(前461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陇”[227]。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228]。按越嶲羌在汉代居住在今四川汉源、天全、荥经诸县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之东部；白马羌居住在今四川绵阳地区北部及甘肃武都地区之南部；参狼羌分布在今武都地区白龙江一带，构成了西南诸羌主要的组成部分。又如魏晋时，辽东鲜卑族之吐谷浑因与弟若洛廆发生矛盾，乃率部而西，先附阴山，占上陇，出罕开(甘肃夏河)、西零(青海西宁)，“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青海东南部)，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骆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虜’”[229]。当谯纵乱蜀时，吐谷浑部最后向南拓土至龙涸、平康(今松潘一带)，深入到了岷江上游。《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记“龙涸故城，俗名防浑城，在(卫山)县(今茂汶县)北十一里。县之北境旧是吐谷浑所居；故曰防浑城”。这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沿边地半月形地带的迁徙。其时代虽然较后，但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方面的参考。
在前面诸节的讨论中，我们首先是从中国由东北至西南边地文化因素的相似，假设这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接着又从生态环境的相似以及不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文化传播带产生的原因。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以增进我们对古代社会现象的全面了解。这种尝试是否恰当，我并无把握。聊以此文作为引玉之砖，愿意听取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
注释：
[1]这里我们是借用了文化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但其解释则与文化人类学习惯的解释有别。参考Clark Wissler，Man and Culture，New York，1923，p.51。
[2]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3]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载《考古》1976年第3期。
[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载《考古》1974年第5期。
[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1960年第2期。
[7]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Vertebrata palasiatica，vol.2.no.2-3，pp.157-163。
[8]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载《考古》1972年第1期。
[9]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10]刘泽钝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
[11]陈明芳：“鑪霍石棺葬族属刍议——兼论鑪霍石棺葬与草原细石器的关系”，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1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周国兴等：“云南元谋盘地的细石器遗存”，载《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第5期，1980年。
[14]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载《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第16卷第2期，1978年。
[15]同[2]。
[16]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19。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4年第1期，图3：19，图版1：8。
[18]同[5]图版5：1上，图9：9、10，图1O。
[19]同[4]图6。
[20]Anderson，J.G.1945：“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BMFEA，no.17。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2]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年第3期。
[23]同[4]。
[24]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25]段一平等：“对吉林骚达沟石棺墓的认识与说明”，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
[26]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口前蓝旗小团山、红旗东梁岗石棺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9期。
[27]刘法祥：“吉林省永吉县旺起屯新石器时代石棺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7期。
[28]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9]匡瑜：“吉林蛟河县石棺墓清理”，载《考古》1964年第2期。
[30]吉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载《考古》1978年第3期。
[31]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0年第2期。
[32]吉林地区考古陪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2期。
[33]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下)”，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4]吕遵谔：“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35]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36]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载《考古》1977年第6期。
[37]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38]同[33]。
[39][40]郑绍宗：“中国长城地带石棺墓之研究”，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41]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载《考古》1977年第1期。
[42]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载《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43]同[33]。
[44]孙守道等：“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载《考古》1964年第6期。
[45]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载《考古》1977年第5期。
[46]清原县文化局：“辽宁清原县门脸石棺墓”，载《考古》1981年第2期。
[47]清原县文化局等：“辽宁清原县近年发现一批石棺墓”，载《考古》1982年第2期。
[48]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市接官厅石棺墓群”，载《考古》1983年第1期。
[49]许玉林等：“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载《文物资料丛刊》第7期，1983年。
[50]同[33]。
[51]高东陆等：“青海民和境内发现的石棺葬”，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52]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载《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53]Graham，D.C.1944：“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JWCBRS)，vol.15，set.A，pp.34-37.Liu，En-Lan，1944：“Tribes of Li-Fan County in Northwest Szechwan”，JWCBRS，vol.15，ser.A，pp.1-10.
Cheng，Te-kun，1946：“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June，pp.63-80.
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工商导报》1951年4月20日(成都)。
李绍明：“四川理县发现很多石棺葬”。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54]凌曼立：“四川理番县佳山寨史前拾遗”，载《考古人类学刊》第21-22期合刊，1963年(台湾)。
[55]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1983年。
[56]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汉营盘山的石棺葬”，载《考古》1981年第5期。
[57]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58]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59]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载《考古》1982年第4期；杨文成：“四川宝兴的石棺墓”，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60]杨文成《关于陇东石棺墓群的几个问题》，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61]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62]陈显双：“鑪霍县发现‘石棺葬’墓群”，载《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63]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等：“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64]黄承忠：“木里县发现石棺葬”，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1期。
[65]二滩水电站渡口段联合考古调查组：“二滩水电站淹没区渡口段考古调查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年第1期。
[66]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载《考古》1981年第3期。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七)”，载《考古》1980年第4期。
[68][69]《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70][清]李元《蜀水经》卷八：“打箭炉(今康定)，汉旄牛缴外白狼王地也。”
[71]西汉时越嶲郡以“笮”命名之县有三，即定笮(今盐源县)、笮秦(今盐源县)、大笮(今盐边县)，均在雅砻江下游。
[7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载《考古》1975年第4期。
[7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载《考古》1983年第3期。
[74]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75]马长舟：“永仁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板墓”，载《云南文物》第13期，1983年。
[76]阚勇《滇西石棺葬文化初论》，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
[77]何超雄：“祥云检村发掘三座石棺墓”，载《云南文物》第8期，1979年。大理文管所：“祥云县禾甸公社再次发现石棺墓”，载《云南文物》第13期，1983年。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载《考古》1984年第12期。
[78]同[76]。
[79]姚安县文化馆：“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载《考古》1984年第7期。
[80]《史记·西南夷列传》：“(邛都)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
[81]《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
[82]《蛮书》卷四：“施蛮，本乌蛮种类也。铁桥(今丽江巨甸)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今丽江县一带)、昆池(今盐源县)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磨些蛮，在施蛮外”。
[83]《新唐书·南蛮传下》：“爨蛮之西，有徒莫祇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在今楚雄，牟定、广通、禄丰、易门一带)。”
[84]符松子：“辽宁省新发现两座石棚”，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85]许玉林等：“辽东半岛石棚综述”，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86]辽宁省博物馆：“辽东半岛石棚的新发现”，载《考古》1985年第2期。
[87]方殿春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载《文物》1984年第6期。
[88]旅大市文物管理组：“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载《考古》1978年第2期。
[89]旅顺市博物馆等：“大连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载《文物》1983年第9期。
[90]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载《考古》1985年第6期。
[91]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76年第5期。
[92]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载《考古》1978年第2期。
[93]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西郊公社一大队第一号墓清理发掘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94]同[90]。
[95]西昌地区博物馆等：“冕宁县三块石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96]西昌地区博物馆等：“德昌县五一公社果园大队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97]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载《考古》1978年第2期。
[98]席克定等：“米易考古调查记”，“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编印，1983年。
[9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载《云南文物势第12期，1982年。
[100]同[77]。
[101]《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注“靡莫之属”：“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又注“楪榆”：“汉楪榆县在泽西益都。靡非，本楪榆王属国也。”
[102]李恭笃：“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载《考古》1985年第6期。
[103]参见《墨子·节葬》。
[104]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5期。
[10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80年第5期。
[106]安志敏：“‘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107]同[12]，第31页。
[1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1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10]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载《考古》1985年第6期。
[111]同[31]。
[112]同[32]。
[113]同[12]，第45页。
[114]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115]同[87]。
[116]同[12]，图62：12。
[117]同[12]，图62：1。
[118]同[109]，图18：5，图版8：7。
[119]同[12]，图62：3，11。
[120]同[109]，图18：7。
[121]同[109]，图24：10，图版1、图版2：3。
[122]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图2：11。
吕遵谔：“内蒙古林西考古调查”，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图7：2。
[123]刘振华：“永吉杨屯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8期，图7：15。
[124]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载《考古》1985年第4期，图12：4。
[125]王培新：“吉林延边出土的环状石器及其用途”，载《文物分1985年4期。
[126]吴金鼎等：“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年，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
[127]礼州遗址联台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28]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图11：13，图版5：5。
[12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图13：22。
[130]同[12]，图61：2、8，图版43：6、1。
[131]同[24]，图8：1，图11：1。
[132]同[26]，图5、图6。
[133]同[31]，图7：18，19。
[134]同[30]，图7：7。
[135]同[123]，图7：10。
[136]同[124]，图11：1、2。
[137]同[12]，图59：5、9，图版41：2，图版42：1。
[138]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12期，图3：1、2、3、4。
[139]同[129]，图13：20，图版13：1。
[140]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西坡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9期，图2：1。
[141]资料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142]同[6]，图5：1、9，图7。
[143]资料现存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144]同[31]，图7：3。
[145]同[110]，图10：7。
[146]李云锋：“吉林珲春南团山一松亭遗址调查”，载《文物》1973年第8期，图8：13，图版9：4。
[147]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5年第6期，图5：9，图10：3。
[1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面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5期。
[149]Bayard，D.T.1969：“Excavation at Non Nok Tha，Northeastern Thai land，1968”，Asian Perspectives，vol.13.pp.109-143.
[150]Davidsion，J.H.C.S.1979：“Archaeology in Northern Viet-Nam since 1954”，Early South East Asia，edited by R.B.Smith and W.wat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98-124.
[151]曹献民：“云南青铜器铸造技术”，载《云南青铜器论丛》第203—20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2]王大道：“曲靖珠街石范铸造的调查及云南青铜器铸造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3年第11期。
[153]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图7。
[154]同[42]，图3—图6。
[155]同[45]，图2：1。
[156]同[49]，图7：3。
[157]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载《考古》1985年第2期。
[158]Bunker，E.C. and others，1970：“Animal style”An from East to West，Asia House Grallery Publication，pp.105-113.
乌恩：“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15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图版6：8，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60]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图1：29，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16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58，图版59，图版74：1、2，图版75：1、2，图版76：1、2，图版77：1、2，图版78：1、2，图版79：1、2，图版80：1、2。
[16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图25，图版10：1，图33：4、5、6，图版15：3，图34：4、5、6，图36，图版13：2，图版14：3，图版18：1，图版19：1，图版20：4，图52：4、7、10。
[163]乌恩：“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164]同[161]，图9：8、9、10、11、15、16。
[165]同[100]。
[166]同[161]，图版28：1、2、3，图9：13。
[167]同[162]，图18：2。
[168]同[162]，图52：1。
[169]同[50]，图18：1。
[170]同[161]，图版23：5。
[171]云南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12期，图7：8。
大理县文化馆：“云南大理收集到一批汉代铜器”，载《考古》1966年第4期，图3：11。
[172]同[30]，图6：5。
[173]同[31]，图版6：3，图11：1。
[174]同[47]，图2：8。
[175]Haskins，J.F.1963：“Cache at stone-Fortress-Hill ”，National History，vol.72，no.2，pp.30-39.
[176]Dewall.M.1967：“The Tien Culture of South-West China”，Antiquity，vol.41，no.161，pp.8-21.
[177]白鸟芳郎：“从石寨山文化看斯基泰系统文化的影响”，载《云南文物》第10期，1980年。
[178]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民族研究译丛》第1辑，1982年。
[17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图9：2。
[18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载《考古》1983年第3期，图6：2。
[181]同[73]，图7：2，图8：左。
[182]高浜秀《オルドス青铜短剑の形式分类》，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十八号，1983年，图57—66，图70—73。
[183]同[73]，图7：3，图8：中。
[184]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一一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载奄考古》1976年第4期，图版3：2，图8：4。
[185]同[182]，图9。
[186]同[180]，图5：4。
[187]同[35]，图版9：5。
[188]同[180]，图5：5。
[189]同[35]，图版8：1。
[190]同[56]，图14。
[191]同[35]，图版6：4。
[19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l期，图19：12。
[193]同[159]，图13，图版6：9。
[194]同[55]，图12：11、12。
[195]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61年第11期，封二图2。
[196]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2期。
[197]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载《考古》1974年第6期，图版1：1，图4，图5：1。
[198]同[13]，图66：6，图版54：1。
[199]同[61]，图2：1。
[200]郭大顺等《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图6：2。
[201]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202]同[127]，图10：10，图版4：1。
[203]资料现存甘肃博物馆。
[204]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竹园沟等地的西周墓”，载《考古》1978年第5期，图8。
[205]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载《考古》1983年第7期．图版3：1，图4：11。
[206]同[35]，图版7：4、6。
[20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20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8页。
[209]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
[21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11]《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212][213][214]同治《理番厅志》，卷五。
[215]《史记·五帝本纪》。
[216]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217]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册。
[218]《后汉书·西羌传》。
[219]《后汉书·东夷列传》，同[218]。
[220]同[218]。
[221]《春秋谷梁传·襄公三十年》。
[222]《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23]《战国策·赵策二》。
[224]《国语·周语中》。
[225]《左传·成公四年》。
[226]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载《考古》1972年第6期。
[227][228]同[218]。
[229]《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发表于 2024-8-3 08: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