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基督教信仰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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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华  宋钦年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人口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显著增长，因此探讨城市化进程对于我国宗教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基督教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变迁，探讨城市化进程对于基督教的影响。我们认为，其影响主要有：（1）城市化进程使得基督教的信徒结构发生了变化，（2）促进了教会社会服务的开展，（3）教会的资金来源也趋于多样化，（4）城市非正式聚会点增加等四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对城市宗教管理的一些设想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基督教 宗教经济世俗化 社会变迁 宗教调查


    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聚焦和转移，从而使城市人口比重加大，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并最终达到“城市一体化”的目标和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扩散的社会发展过程。” [1]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成果显著，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不断增多。1997年我国城市数量增加到 668个，非农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81个；城镇人口占总人口30%；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1%提高到 18%。 [2] 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3]建设部指出“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8.5亿”。[4]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我国宗教信仰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上海社科院调查认为城市中人们文化需求多元选择集中反映是在宗教信仰领域，五大宗教在上述地区都有所发展。[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 -2006年根据30个城市对4567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认为中国宗教信仰人数达3亿人[6]。在各个宗教中，我国基督教信仰人数增加很快，从建国初期大约100万人增加到2305万人[7]。对城市化的研究是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早期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乡土-城市研究提出的“原生文明”与“次生文明”（primary and secondary civilizations）的讨论，马里奥特(Marriott)对加希村的宗教研究认为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化与转换的中，文化模式向上与向下传播，“通过普遍化过程，地方的习俗与模式纳入宗教经典，而后经由大传统传到更广的地区；通过地方化过程，饱学的宗教鸿儒精心研究的宗教模式下到地方层次就遭到修正。不论向上或向下，这些宗教要素都不免会被做些改变。”[8]基辛指出，“都市是决策的所在地，在第三世界和工业国家都是如此。”他同时认为，人类学家关注都市，关注都市如何创造人类的新经验。[9]在我国，高师宁[10]、段琦[11]、涂勇[12]等学者对于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城市中宗教信仰人数情况进行探讨，发表相关调查和研究报告。本文试从基督教的信仰状况出发，探讨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基督教发展变迁的影响。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


    城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政治、经济和人民文化生活的中心。大量的城市人口也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在我国，城市也是制度创新的主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一直都是改革和开放的主战场，以点带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因此改革的推进和我国城市化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城市化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口增加，非农人口比例不断扩大，城市数量不断增长，城镇区域不断扩大，城镇功能日益完善等几个方面。

    （一）我国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形态向高层次发展的客观表现，它首先表现在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

    统计表明，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城镇人口比例也不断增长。1954年全国市镇人口9252万人，其中市区人口5767.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266万人的15.4%；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人口98705万人，市镇人口19140万人，占19.3%。到1985年，全国人口104532万人，市镇人口38244万人，占总人口35.6%，其中非农业人口17970万人，占总人口17.2%。[13]此后我国城镇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更多的大型和特大型城市。1997年，我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2.14亿人，比1949年的2740.6万人增加到增长了 7.8倍。其中 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增长最快，增长10 倍；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增长5.5倍；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增长 4.8倍。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在50年里仍增长了6.4倍。[14]而2009年6月社科院《城市蓝皮书》指出，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1.48亿，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9.46%。 [15]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16]2012年1月，统计表明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占总人口51.27%。[17]

     （二）就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农业人口比重下降。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形象化的描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镇就业人口比例增加，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减少。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我国非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增加。不仅新的一代直接从事农业和其他种植业等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减少，而且不少原来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开始“洗脚上田”从事非农工作，向其他产业转移。

    城镇化水平一般有两个衡量指标，一个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个是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建国初期，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有5.1%。至改革前，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8--10%之间徘徊，城市人口总数也仅占 12%左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迎来了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外出就业每年以5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仅2003年统计，到乡以外的外出务工人员超过9800万人，比1990年增加6倍以上。[18]到1997年末，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而2009年人口调查表明，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31120万人，占就业人口的39.9%.占总人口比重增加到23.3%。

    （三）城市规模扩大，城市面积扩展，社会服务需求多样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不断增大，面积扩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北上广”人口突破千万，小城镇和中小型城市数量也不断增长，城区面积不断扩大。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不断增长。[19]2009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38107.26平方公里，比1990年12856平方公里增长近三倍，城市建设用地面积38726.92平方公里，比1990年11608平方公里增长近3.3倍。[20]

    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在城市规模和城市化各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如江苏苏常地区，据数据显示，综合实力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的城市——昆山2009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0％，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体相当；全国文明城市——张家港城市化率已达到60．5％，常熟市，城市化率已达到65％。[21]下表比较了我国城市规模的变化情况。

表1  各规模等级的城市数量、人口及所占比重

年份	合计		100万人口及以上				50—100万人口				20—50万人口				20万人口以下
	数量	人口	数量	比重	人口	比重	数量	比重	人口	比重	数量	比重	人口	比重	数量	比重	人口	比重
1978	192	7898	13	6．8	2995	37．9	27	14．1	1997	25．3	60	31．2	182l	23．1	92	47．9	1085	13．7
1980	223	9022	15	6．7	3509	38．9	30	13．5	2220	24．6	70	3l，4	2121	23．5	108	48．4	ll72	13．0
1985	324	ll825	2l	6．5	4650	39．3	3l	9。6	229I	19。4	94	29．0	2897	24．5	178	54．9	1987	16．8
1990	467	15037	3l	6．6	6258	41．6	28	6．0	1899	12．6	117	25．1	3644	24．3	29l	62．3	3236	21．5
1995	640	20016	32	5．0	6996	35．O	43	6．7	2970	14．8	19l	29．9	5764	28．8	374	58．4	4286	21．4
2000	663	20953	40	6．0	7355	35．1	53	8．0	3504	16．7	218	32．9	4861	23．2	352	53．1	4231	20．2
2005	661	23652	54	8．2	10075	42．6	85	12．9	4707	19．9	225	34．0	4940	20．9	297	44．9	3929	16．6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7-190页；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一108页；以及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新中国城市统计五十年》、《中圈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2]

    二、基督教在城市化中的变迁

    城市具有集聚效应。一般来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流动，资源和社会资本向城市集中，商品和信息通过城市集中再向周边辐射和扩散。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也产生了变化。80年代农村基督教的复兴转向城市发展，城市家庭教会迅速发展，城市教会影响力不断加大。由于城市发展需要社会服务，基督教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与外界的交流也日趋频繁。具体而言，日新月异的城市化下，我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信徒向城市迁移，基督教人口的城乡结构发生变化。

    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移居城市的信徒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城市信徒的增长是城市化的最显著且必然的结果。

    我国的城市化以城市面积扩大和城市人口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增加为标志，因此，我国基督教发展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城市基督教徒数量增长、从农村移居城市和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信徒日益增加等。
笔者曾对北京、南宁等地的城市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聚会人数进行调查。调查表明，在以上城市聚会中，本市籍贯者最高为30%，最低者为18%，说明这些城市的基督教徒大都是从外地迁入城市后参加城市聚会的。以我国城市人口增加比例来看，从1980年1914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66557万人，相当于71.2%的人口是从80年代以后进入城市的，这与笔者对教会人员构成的初步调查吻合，说明了我国城市基督教人口结构的城市化倾向。

    信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向城市流动，相应的宗教活动也在城市进行，因此城市基督教教堂不足与信徒的礼拜需求形成了矛盾。以上海为例，建国初期上海基督教徒4.5万人，教堂280座，1990年上海有受洗入教信徒10万人，教堂为23座， [23]数据显示教徒增加，礼拜堂点相对不足的问题。2005年，上海基督教徒18.26万人，占总人口1700万人的1.07%。[24]2009年底，上海信徒20.8万人，基督教堂点168处，[25]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城市信徒人数近年即已出现大规模的增长，但2009年每万人聚会教堂只有8所，虽然比05年有较快的恢复增长，但是仍然与建国初期每万人62所的比例相去甚远。[26] 聚会难，教堂不足成为城市宗教现状的突出现象。以北京海淀区教堂为例，该教堂每礼拜日均举办多场礼拜，但是每次礼拜仍然人满为患，信徒排队等候时间长，等候的队列常常延伸到教堂外面马路上。教堂人满为患，逢圣诞节等节日教堂聚会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乡村教会和小城镇的教会人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些乡村仅有老年人和留守儿童，农村人口减少，一些乡村教堂门可罗雀。基督教刊物《天风》指出，“城市教会的复兴，农村教会……人数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27]

    2. 教会资金来源多样化，宗教资产利用率提高；教堂从宗教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社会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功能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服务需求多元化，特别是城市化带来第二产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兴起，城市教会也向综合服务转变。

    早期城市教会教堂人数不足，教堂一般仅仅作为礼拜场所，供教徒礼拜日聚会礼拜之用。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教会发展曾长期曾主要依靠外国资金，形成对外国差会（母会）的依赖，民国时期兴起了教会本色化运动，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信徒经济相对贫困，教会自养自立能力一直不足，教会受到国外势力的极大影响。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调查就教会对外国捐款的依赖曾说，“基督教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它的组织工作及领导权都属于外国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28]“教会工作的基金有2/3仍须仰给外人。” [29]“……（外国）差会基本上控制着局势，教会工作主要由传教士创立并推动。” [30]“想就如何使用国外捐款方面制订管理原则借以保证它们可以更快地建立起一批坚强的本地自传教会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31]建国初期，教会随着抗美援朝兴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其目的之一主要也是为了增强教会的自治自传自养能力，并通过政府进行财政支持，弥补了由于外国教会资金来源断绝给部分教会自立带来的困难。财政支持占了教会收入的大部分，政府对教会的参与程度不断增加，负担也越来越重，教牧人员不得不转而从事生产，教堂挪作他用。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80年代乡村的教会兴起，当时教堂教会资金来源主要为信徒捐献，资金来源单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不断扩张使得教堂往往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信徒人数的增长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也促使教会和教堂扩大礼拜场所，增加宗教与社会服务内容。教堂用于其他社会服务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增加。从最初的售卖宗教书籍，到宗教纪念品和饰品，不仅仅商业种类和内容增加，还开办主日学、幼儿园、养老院，举办婚庆服务、探访老人、开展临终关怀等活动。教堂也从过去单一礼拜场所向礼拜和综合服务转变，城市信徒人数增加，教会的资金来源渠道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不仅仅社会捐献增多，一些教会开展经营项目，开展社会服务和第三产业取得了丰富收入。一些教会参与经济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开办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如餐厅、酒店旅馆和商业贸易、工业加工企业占较大比重，并成为教堂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超过了信徒奉献的收入。教堂的不再有闲置资产，资产利用率提高。教会资金充足，很多教会不仅不再需要政府投入，而且在自养能力提高的同时，教会对社会福利和慈善项目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力。教会对社会的参与度增加，从事慈善捐助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意识与能力增强，为促进城市发展、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做出了贡献。如仅仅在2008 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和教会捐款累计超过人民币1.5 亿多元，各种物资难以计数。”[32]在社会服务中，基督教也改变了单一的社会形象，人们对基督教也不再仅仅从宗教仪式和宗教教义来认识，而是多方位多层次地接触了解基督教，使基督教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随着教会商业活动的兴起，一些教会并有逐步世俗化的趋势。

    3.城市宗教教牧人员严重不足，非正式聚会场所和人数增加。

    我国基督教信徒对参与宗教活动比较积极，据统计，全国基督教徒有96%经常参加宗教活动，[33]而城市教堂不足，因此很多教徒选择在非正式聚会场所聚会。宗教研究学者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看，经审批的教堂数量与日益增长的信徒数量并不成正比，如目前在北京市拥有7 座城区教堂及约10 座郊区教堂，但北京市的信徒数量却超过5 万人，按照这个统计来算，在北京市平均近3000 名信徒才拥有一座教堂；江苏扬州市，共有基督徒3 万人，但在市区也只有一座翠园路教堂；贵州省贵阳市共有信徒1.5 万人，但主要的教堂只有黔灵西路一座。“主日礼拜要分早堂、二堂、三堂、四堂等多次进行，共达数千人之多，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教堂教会中十分普遍。”[34]

    据统计，大部分基督教徒信教是由于亲属或朋友传教而信仰，占96%，只有4%是由于受到教牧人员传教而信教，因此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并不在教堂参加宗教聚会，有20.2%的基督徒在“未登记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在“朋友家”进行宗教活动的基督徒有26.7%，在“自己家”进行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占22.4%。[35]以信徒人数2305万人计，则一半以上的信徒没有在登记的宗教场所聚会。

    教堂数量不足，非正式聚会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宗教教牧人员不足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例，1949年沪北区有17座教堂，牧师传道人合计23人，全市有390人，[36]而到20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宗教职业人员仅有105人，其中男性49人，女性56人，[37]这说明，与建国初期相比，仅仅上海一个城区，宗教教牧人员减少了一半有余，而宗教信仰人数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突出表明了我国基督教信仰人数和教牧人员的不协调状况，因此缺乏教牧人员成为城市教会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三、应对城市化进程中基督教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不足，工业化进程仍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如果在本世纪中叶我国可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那么我国仍然至少需要近半个世纪时间不断发展和深化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5%。”[38]可以断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将会不断发展，因此，基督教仍然会不断沿续上述发展趋势。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做好宗教管理，我们必须重视城市化进程对宗教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传播的变迁的影响。正确认识城市化中的宗教问题，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是需要我们深入研讨的一个问题。针对城市化对基督教的发展影响，我们认为当前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和重视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研究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一般教会伴随着宗教的复兴，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量从边陲地区或乡村涌入中心城市的人口往往会以更为积极地参加宗教性的组织和活动这一方式，来寻求对认同感的满足，在国际上，美国一些大都市如旧金山等地也曾出现这种情况。[39]斯梅尔塞指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是“充满紊乱的现代化”，它会形成失范型劳动分工，原因在于新旧社会安排存在种种矛盾，“宗教性质或民族主义性质的社会运动的涌现便是一种典型的反应”，其目的在于复归和重建传统价值。[40]我国基督教信徒结构变化，基督教在城市活动增多，影响力增强也说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对宗教发展的影响。因此，借鉴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我们应当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促进人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促进社会整合，为城市的发展服务。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增加人们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促进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归属感缺失、社会认同不足和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足等原因容易造成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伴随进入城市人员的再社会化，即从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基督教信徒和在城市工作的人员信仰基督教，参与教会活动，是增加归属感和认同城市社区文化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全国2亿5000万农民工，他们中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需要获得归属感。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每人8万元计，每年需要投入万亿元。[41]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乡土文化的社会。[42]从传统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人们的社会关系也需要从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参与宗教活动，对于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以宗教身份获得社会认同和团体社会归属感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面对困难时获得心灵抚慰、提高心理承受力、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西方宗教理论认为，在多数文化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宗教认同与其说是一种获得，不如说是一种归属，即人们的宗教认定不是一个学习与选择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定位。[43]因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重视宗教的社会认同和团结功能，把宗教看作人们寻求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为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服务，建设和谐城市、和谐社区，从而减少城市暴力与犯罪。

    2．创新城市宗教管理，解决当前“聚会难”问题。

    《中国宗教报告2010（蓝皮书）》指出，我国基督教徒参加宗教活动比较积极，96%的信徒会参加宗教活动，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仅仅占3.9%。[44]基督教徒对于宗教活动的高度参与，使得城市教会“聚会难”成为突出的问题，《宗教蓝皮书》指出“不少城市教会已经人满为患，给教会提出了不少新问题。”[45]由于正式聚会场所不足，信徒参与正式聚会困难，因此基督教在城市发展出众多非正式聚会，有20.2%的信徒在非正式登记场所聚会。以信徒2305万人计，约有500万人参加非正式场所礼拜聚会，以每个非登记场所50人计，这种场所需要10万个以上。以上海沪北区为例，沪北区1950年代教徒2000人，有牧师12人，传道11人，教堂17座，平均每所教堂容纳120人，[46]以此计算也需要约4万个教堂。因此，如何扩大教堂的网点布局，提高现有教堂的使用率，是宗教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需要我们创新城市宗教管理，适当引导更多信徒参与和使用现有场所，提高其利用率；也要加大投入，利用社会资金，改变资金投入渠道单一，不能适应信徒迅速增加的情况，对教堂进行规范管理，进行合法登记，使大部分信徒能有渠道参与正式场所聚会。

     3.重视城市教牧人员的培养，提高教牧人员牧养教会的水平。

     城市人员组成复杂，社会层次多样，教育程度有别，社会流动性大，地域范围广，要求各地教会牧养方式多样化，因而给教牧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信徒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农村教会老人多、病人多、文盲多的“老三多”特点，向“新三多”即年轻人多、知识分子多、老板多转变。[47]适应这一转变，不仅仅要求我们重视教牧人员的培养，对于一般信徒的培训和教育的要求也不能忽视。韦伯曾指出，“城市被视为现代理性主义的体现者。”[48]就是说，城市信徒相对比较理性，因此，他们对于文化知识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在信仰宗教上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适应这一变化，我们的宗教教育培训工作也需要突破和创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不仅仅教堂、神学院在培训上要有发展，神学院还应当放开办学，接受愿意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员的学习培训，各高校的宗教学科开设、宗教研究也应当得到加强。这也可以使教会的教牧人员得到正统的神学训练，对促进我国基督教管理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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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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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宏刚，《上海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宗教问题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6]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8）》（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3页。
[7]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页。
[8] [美]R·M·基辛著，甘华鸣，陈芳，甘黎明译，《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第552页。
[9]  同上。第553-554页。
[10]高师宁，《城市化与宗教》，《中国宗教》，2010年第4期。
[11] 段琦《2009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动态》，载于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第1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所作学术报告中就其城市基督教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城市基督教人数增加，信仰人员年轻化和知识化是当前基督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
[12]涂勇《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宗教工作的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13] 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公安部三局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8-1，第2页，第164页。
[14] 国家统计局，《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三》1999-09-17 。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 ... t20020605_21420.htm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
[16]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年4月28日
[17] 法新社《中国城市居民超过了农村人口》，《参考消息》2012年1月18日第15版。
[18]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2004年4月
[19]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06
[20]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出版。

[21]丁圣荣，《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公共财政效率的实证分析——以苏南六市(区)财政收支结构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22] 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论文，2008-06。
[23]孙立，《从青年基督徒看中国基督教现状—以上海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01期。
[24]华桦，《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状况调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为例》一文附注[1]所引上海市民宗委对教堂登记的人数。载于《青年研究》2008 年第1期。
[25] 上海市民宗委，《上海基督教概况》，网址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jdj/index.html。
[26]参考黄海波，《制度变迁与认同模式转换：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上海北堂》，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网》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1。关于教堂与人数的情况，文中的上海北堂属于上海沪北城区，1996年信徒为7000人，有教堂两座（北堂与泉堂），数据可资佐证。
[27] 张远来，《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教会牧养》，《天风》，2010年2期
[28]中华全国续行委员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0一-一九二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1985-2，第86页。
[29]同上，第94页。
[30]同上，第9页。
[31]同上，第7页。

[32]段琦、唐晓峰，《2008 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见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11-144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第190页
[34] 段琦，《2008 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载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9年)》（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11页。
[35] 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普世社会科学网，网址：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22。说明：段琦该文提供了2008-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进行的全国31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信徒在“三自”教会与未登记场所的聚会人数比例进行了探讨。文中提到，进登记场所的人数占67.9%，在未登记场所活动的为20.2%，朋友家26.7%，自己家22.4%，其他1.8%。据此，参加登记场所聚会的占67.9%，参加家庭教会的占71.1%。该调查是把登记场所、未登记场所、朋友家、自己家并列，似乎在调查中可以多选，因此各项之间并不排斥。以此推之，似乎在67.9%参加登记场所聚会的信徒仍有相当部分又参与非登记场所的聚会。
[36]黄海波，《制度变迁与认同模式转换：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上海北堂》，普世社会科学网，网址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1。
[37] 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表4—2a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性别、按各职业大、中类分的人口(城市)》，国家统计局。
[38]法新社报道，《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带来新挑战》，载《参考消息》2012年1月18日，第15版。
[39]孙尚扬著，《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73页。
[40] 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李康、汪洪波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华夏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325-326页。
[41]于泽远，《将成当代中国工人主体 农民工“转市”再成热点》，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01-05。
[4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6。
[43]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4]《中国宗教报告2010（蓝皮书）》，第192页。
[45]同上，第8页。
[46]黄海波，《制度变迁与认同模式转换：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上海北堂》，普世社会科学网，网址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1

[47]《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从整体上说，中国教会的“老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化程度低者多）现象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从趋势上说，中国信徒的整体结构是向“新三多”（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方向发展，性别比例亦趋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徒的年龄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农村基督教徒的职业已经多元化，城市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老板教会的独立发展引人注目。”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001-019页。

[48] 韦伯著、林远荣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一版，2004年7月第三次印刷，第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