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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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外的研究机构
有关当下中国教会的研究信息之所以广受海内外教会关注，不仅在于中国教会本身之发展状况颇受关注，同时也在于当下中国教会信息超乎异常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政教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同时也在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长期对峙给研究机构所带来之研究进路的困惑。正因为这种客观的因素，便使得很多的研究机构都不易轻易做出学术的结论，因此就中国建国后的教会发展状况来讲，尤其是自改革开发后的局面来说，学术研究的空缺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空缺现象国内比海外更严重，因为国内的学者置身在政治氛围之内，更不便于“单刀直入”地进行教会史的研究。
至于海外的研究机构来说，尽管他们涉及中国教会的研究时也会有种种的顾虑，但是总的来说要比国内的研究机构方便的多， 不过，具体的情况要视该机构的事工定位和学术进路，比如说看该机构究竟是与中国哪些背景教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以及这些研究机构之学术项目侧重点，如果说研究的重点在神学和文化层面可能顾虑会少一些，而如果要涉及政教关系以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处境方面，那么研究的顾虑就会多一些。
就目前海外研究中国基督教机构的研究进路来讲，基本上是以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在华的历史以及神学与汉学的思想交流为多，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教会建制问题的为数不多。首先笔者大体罗列一下目前海外涉及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中国福音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加拿大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就学术定位来讲，如上几大基督教研究机构里，中国福音会的研究进路是以关怀教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宣教事业为主，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中原大学、卑诗大学、天普大学等则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导向，而建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则介于二者之间。
而在涉及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福音会和建道神学院侧重于当代中国教会发展历程的研究，其中尤其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重大的教义和人物考究，而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其它大学院校则偏向于神学、文化、社会及建国前宣教历史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在这么多机构里，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教会层面研究的机构只是极少数，而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等敏感话题的更是少数。以下笔者重点分析一下几大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
   a 、 中国福音会
毫无疑问，就当代中国政教关系的研究成果来讲，中国福音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些年随着其创始人赵天恩牧师的过世，中国福音会的运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其在当代中国教会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尤其是在赵天恩牧师主持的数十年里。
就中国福音会的研究特点来讲，中国宣道神学院的麦炳坤博士指出，早期中国福音会的研究重点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当代教会的发展（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以及基督教在华史，后来也积极关注过中国教会神学、文化方面的议题。麦博士还就中国福音会研究中国教会的方法论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对中国教会研究的进路有多种，比如：一、“差会史”角度——西差会主导的中国教会史和宣教史角度；二、“基督教贡献”角度——华人教会学者乐于采用；三、“西力冲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下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角度──哈佛汉学家经常采用；四、中国国内学者的「马列主义批判」角度等等。而以赵天恩牧师为主导的中国福音会的研究方法则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基督教会发展史。在赵牧师看来，他认为中国教会不是独立存在的，研究中国教会史必须要先讲中国历史，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清流，它与长河中的很多事物都是息息相关的，彼此之间或融合，或区分，或吸收，或排斥。 [1]   
尽管中国福音会的立场是偏向于中国的家庭教会，不过，中国福音会的研究进路却是非常严谨的，为了使当代中国教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更具客观的视角，他们积极剪报，收藏各类书籍和文献收，分析新闻信息等，比如举剪报来说，其创始人赵天恩牧师从1980年代开始便每年专门制作剪报分类表，分别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宗教、省份等分类，然后把剪报的资料储存起来，便于专题研究，由于中国局势的快速发展，这些表格每年都会修正，从早期研究中国的同类机构中，中国福音会的剪报资料库是非常完备的。
为了给海内外教会及时提供中国教会的消息，他们于1978年中国福音会刚建立时就创办了《中国与教会》杂志（后于1997年迁台时改名为《中国与福音》）。谈起这份杂志，无疑是需要多说几句，因为这乃是自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报道中国教会的专门杂志，鉴于当时咨讯信息的稀缺以及该杂志对中国政教关系的深入剖析，这份杂志曾在海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连一些关注中国基督教的大学学者都时常留意它，乃至后来中国基督教两会《天风》复刊后，这两者竟分别成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机关杂志”。尽管随着1990年代港台一些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的纷纷建立，从而使得中国福音会以及《中国与福音》杂志的稀缺性逐渐减弱，但是其在这几十年的中国教会研究和报道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机构和海外媒体无法替代的。鉴于对建国后中国政教关系的深入研究，中国福音会先后于1983年出版了《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1993年出版了《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论评》以及《灵火淬炼：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秘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1997年出版了《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一书，由于考虑到政治的敏感度，很少有机构能专注于建国后中国教会史的撰写，因此该书的出版等于是填补了史学界的一个真空。
进入2000年后，《中国与福音》杂志便每年都出版有关中国福音会研讨会的文集，以供应海内外关心中国教会的牧者信徒阅读。如2001年的《中国教会转型面临的挑战》、2002年的《中国教会的人观》、2002年的《西差会来台宣教五十周年》、2003年的《第四代接班后的中国》、2003年的《中国教会的末世观》、2003年的《今日中国社会的伦理探讨》、2004年的《城市化的中国教会》、2004年的《灵命、灵恩与属灵争战》、2005年的《两岸企业的社会责任》、2005年的《如何面对女多男少的教会》、2006年的《面对社会变迁的中国教会》、2007年的《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2008年的《基督教出版事业在中国》等。
而自2004年起，中国福音会第二任会长李锦纶博士更陆续出版了系列系统神学著作：2004年《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2006年《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2010年《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
就研究中国教会的学术机构来说，中国福音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便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更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命见证。比如在赵牧师主政中国福音会时，为了使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能领受更系统的神学装备，他们采用了多种方式来推动培训事工，比如他们于1983年开始在香港通过广播平台作空中遥距的神学训练；还有，他们也深入到中国各地偏僻乡村作系统的神学培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出版了系统的《教会工人培训手册》教材供各地中国牧者修读，这些做法使得中国牧者往常零散的信仰知识开始注入了系统性的神学体系。[2]
总之，对当代中国教会发展史来，中国福音会曾经所做的研究和报道工作是可以在中国教会史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b 、 建道神学院
毫无疑问，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继中国福音会后又一个研究中国教会的重要学术机构。由于其依托建道神学院的强大背景资源，因此使得其自成立起便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教会人士的极大关注。
我们来看看该机构自1993年2月成立迄今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就可大体获悉他们在研究中国基督教方面的实力：1996年《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吴耀宗三论》，1997年《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1998年《华人宣道会百年史》，199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教会研究》、《当代中国政教关系》、《建道神学院百年史》，2001年《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局——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2002年《中国祭祖问题》、《王阳明研究》，2003年《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2004年《倪柝声的荣辱升黜》。

毫无疑问，建道神学院这十多年来有关中国教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可以这么说，任何希望深入了解当代中国教会史的人是无论如何都饶不开建道神学院所出的中国教会系列著作。时至今日尽管有众多港台神学院已相继设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不过，就研究中国教会的成果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方面，无疑建道神学院是走在整个华人神学院最前列的。尽管前些年其院长梁家麟因为涉及倪柝声研究的话题激起了国内聚会处背景牧者和信徒的纷纷抗议，但是这一切仍然没削弱建道神学院在当代中国教会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事实上这恰恰说明建道神学院已涉及到研究中国教会状况更深入的领域。

如果单单拿学术的成果来讲，建道神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比起中国福音会来说，建道神学院似乎走过了青出于蓝而甚于蓝的一个过程。不过，目前摆在建道神学院面前一个很现实的处境是，她究竟已什么样的立场和进路继续研究当代中国教会的发展史。在这一方面，象鼎盛时期的中国福音会就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她的立场很明确，就是走同情家庭教会的路线。可是建道神学院不同，随着香港教会与中国基督教两会交流的日益密切，她能否不顾外来政治因素的干扰仍然持守以学术的客观性作为研究进路的指向标的确值得关注。事实上，建道神学院历来所持守的研究进路是非常合理的，即她没有明确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大陆教会背景为前提来进行研究，她所依据的是史料和文献本身。在早期，尽管这种进路无法博得家庭教会众多牧者的好感，同时也没有受到国内政治部门的强大干扰。不过，随着研究的逐步进入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这种寻求客观事实的研究进路是否还能坚持得住的确值得海内外人士关注，未来的一切就需要建道神学院的高层好好去协调理想和现实的张力。



[1]麦炳坤，‘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对中国研究的贡献’，《时代论坛》 ，第912期，（2005年2月20日）。

[2]何杰，‘从华人教会历史看赵天恩’，《时代论坛》 ，第905期，（2005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