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牧师谈中国家庭教会现状（四）：圣局中的温州、北京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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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这一“三化异象”是很多中国教会同工、弟兄姐妹所不断致力的远景和目标，而同时这更是神的手在一直所引领扶持和忙碌作工的，整个中国仿佛神一直在俯瞰和投入其中的“圣局”，每个城市也都仿佛“圣局中的棋子”一般。 在从宏观层次上介绍了过去十年中国福音运动显著特点之一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及未来的趋势即是福音会藉着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和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民工家庭教会三个进路配搭，使福音普传神州、并且分析了当下家庭教会所面临的三大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之后，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开始进入到微观层次，聚焦到具体的一个个城市中家庭教会目前的现状。 他将整个中国比喻成神手中的一个“圣局”，温州、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厦门、无锡等不同等级的城市都如同这一个“圣剧”中的“棋子”，在神的大计划中各有位置、各有特色、各有优势，棋子间又互相配搭共同走向神所应许的未来。 温州：处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和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转折期 “温州教会其实处在一个过渡期，是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和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转折期。”刘牧师首先以一句简单扼要的话总结了温州现在的情况。他进一步说：“温州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农村的传统家庭教会，它也把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达到了最高峰。温州家庭教会也是最新的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它已经开始从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向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转化。” 刘牧师提起，神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兴起温州家庭教会，并且在之后的80年代成为了中国的福音中心，现在教会在当地也仍旧十分兴旺，看温州的教会话会发现，它的背后有经济的繁荣，特别是之前更加明显，因为之前温州教会的主导力量是很多的个体户、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经济繁荣主要依靠两个力量，一个是个体经济，一个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主流文化兴旺的因素，而“恰好福音就是在这两方面发达的地方传播的”，刘牧师提到温州和北京的教会作为佐证，“温州就是个体经营者的教会，北京就是知识分子的教会。可见，这也是福音运动会影响到主流社会的标志，因为主流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恰恰是最兴旺的接受主的这两个群体。” 而温州教会也在多年的教会持续兴旺中积累了整个温州地区的丰富的灵命资源，这在中国各地也是不多见的，比如温州弟兄姐妹在祷告方面的传统，他曾在2006年温州之行中最震撼的场面就是参加当地大学生同工培训营中，每天早上五点钟所有的学生都自发的来到大堂一起祷告，这在他参加过很多世界营会中都很少遇到。而且，温州整体有着相对完整的教会结构的地区，在国内都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这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温州主流社会对教会的承认也非常明显，比如一些山区每个村子里面都有家庭教会所建造的优美教堂，而在城区几乎所有的家庭教会拥有自己的堂会，不少家庭教会所拥有的教堂内部装修的精美程度可以令很多美国的教会都感到自愧不如，教会和信徒也坦然的贴着有“基督”、“拯救”等字句的对联等。 但是，刘牧师也坦率指出，温州教会在拥有这些优势的同时仍旧存在不可忽视的明显的局限，其中包括文化方面，也包括灵命方面。 看文化方面的话，过去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县，过去的文化底蕴是比较低的，这也使得教会所采取的文化形式也比较低。刘牧师举出自己去年10月份去温州的时候，他看到温州到处是西餐店和化妆品店。虽然现在温州文化上也有些改造，但是仍旧没有“底气”，“什么都是照搬，有点‘暴发户’的味道。”他 还举出最近他听说温州正在投资六十亿人民币建设温州第一个百货商场，经济发达的温州今年才开始建设第一个其它大城市比较普遍的百货商场，他在当地看到年轻人几乎个个抽烟，而且做去北京的飞机，发现满机的人几乎都是直接在北京转机去欧洲做生意的，他观察到他们坐飞机的“做派”跟坐公共汽车是一样的，使用飞机上的厕所一路下来也是跟使用农村的厕所一样。这些都看到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形式都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现在温州正在脱离个人经济，文化上也在改变，但这个改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的。” 在灵命方面，刘牧师介绍说，温州在农村传统家庭教会阶段所使用的点片制的教会结构很难影响到人的生命的深层，特别是很难影响到年轻人的生命。点片制是“业余的传道人带业余的教会，最后带出来的是业余的基督徒。”因为点片制主要是依靠主日，强调让信徒在主日分别分圣，好好做礼拜，这是好的，但是却忽视了一周中其他六天的日常生活，“这造就的基督徒的灵命的形式是只是口号喊的很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活不出美好的见证。 他举例比如说温州虽然福音兴旺，温州的商人也是很爱主，但是在经商中却并没有很好的名声。他还举到他参加温州的大学生同工营会时遇到从未经历过的状况，就是上面讲道，底下如同菜市场般得嘈杂。“在世界各地的营会里，从没有遇到这样多信主如此长久的大学生；可是这些在教会里面生活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怎么在教会生活的基本规矩方面，连信主几个月或一二年的人都不如呢？回到市区讲道和培训，才发现敬拜和同工培训时，人们也是出出进进，甚至私下讲话。” 刘牧师说，温州教会“好像是口号喊的很响、很基要，但是却不能影响温州的文化，温州的文化是非常丑陋的。这说明这样的牧养模式是有问题的。” 刘同苏牧师指出，堂会制和生命对生命的牧养对于温州教会的转变非常重要。他也介绍说，温州教会也有教牧同工看到这点，努力寻求突破。“现在是有突破，我们在那里做了两场讲座，把年轻人叫来了，这些年轻人他们自己有激烈的争论，一部分是传统的想法，一部分说一定要改变现在的牧养方式。” 也有不少牧者跟刘牧师提过，现在温州的教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教会。“已经突破了点片制，开始了堂会制。”他把当地新型的教会分成三种类型，也可以说是三批， 第一批是几年前有些牧者从三自教会中脱离出来自己做教会，当地的家庭教会也不承认他们，所以他们自己学习北京模式开始了教会。然后2、3年后第二批又出来了，他们是家庭教会的牧者但是要求独立登记，这和当地传统的家庭教会想法不同，被认为是“背叛”。第三批即去年他看到有2家当地的家庭教会，他们不脱离家庭教会，牧者是从家庭教会出来的，他们也采用堂会制。“我仍然是家庭教会，但是我采用堂会制，我看到他们使用的堂会制跟北京是一样的。”刘牧师说，这三个类型都可以看到或多或少受到北京模式的影响，对于第三种类型，他本人认为“这是当地教会真正未来的希望”。 因为时代在呼唤着温州出现这样的教会，第一是因为当地年轻人已经出现对这种教会的需要，第二个是已经学习北京来满足这样的需要，再加上其他很多附带的需要， 都使得温州教会需要转型。刘牧师接着说到，他看到温州教会很多不管是在出版、还是在青少年辅导或者在婚恋辅导方面等等，“他们所学习的经验和模式都是从北京来的，可见他们的领先地位已经被北京取代了，因为他们都在学习北京了。这说明他们过去的形式已经被突破了。这是神在新的时代中出现新的形式来回应。” 同时，刘牧师还坦率谈到在转型中温州教会中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传统的教会结构上，主导地位一般是老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基本对新兴的东西采取抵制的态度，刘牧师两次去温州时都看到这个问题，“这使得他们的受到限制，老一代的限制和阻挠教会采取比较活泼的形式。” 北京：2008年经历了很大突破 但仍旧有一些瓶颈和要突破的地方 刘同苏牧师再次说到，如果说安徽和河南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是中国的安提阿，那么北京就是中国的罗马。“北京是中国的罗马，是整个文化的最高点，当福音传到罗马时，意味着整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现在中国文化也是如此。” 他介绍说北京家庭教会近年来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一个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中所出现的“福音热”，也可以说是“基督教热”。那个时候“是以刘小枫翻译的书开始，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开始做一些沙龙、刘小枫也做一些基督教的介绍。”这跟像他当年那批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来到西方，西方有教会所以我们到教会了。”而中国当时没有教会，所以他们在文化层次出现“基督教热”，刘牧师说：“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文化基督徒，我在北美也是先是文化基督徒。” 第二个是90年代中期，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在文化界特别是校园谈基督教，慢慢也成为“福音热”、“基督教热“，这个时候福音组织在校园也做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校园的团契热，校园的福音热——校园里面实际里面去教会的人开始出现了，不仅仅是沙龙了，但基本是沙龙里面的团契。 第三个是90年代末期，很多曾经参加团契的人毕业了从校园里面出来了，成为白领，并且自己开始做教会“这些白领出来，慢慢基督徒出来了，慢慢出来教会了。” “基督教文化热——校园福音热——最终慢慢出来知识分子的家庭教会，所以2000年以后北京出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爆发期，当时出现建教会热。接着现在慢慢出来了大型教会的出现、联祷会。”这些新兴的教会在牧养方式上也对全国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最近也有很大的变化。”刘牧师介绍最近2年的情况。“北京从2008年之后出现很大的变化，2008年是标志性的突破。” 他回忆说，大约5、6年北京开始出现写字楼聚会，这就是北京守望教会，现在至少有20，30间是租用这样的教会聚会。“这个标志是恢复了教会的公共生活形式，其实教会是一种社会公共生活，以前是在公共生活中不允许你信仰生活，所以不得已在私人生活里面保留了信仰生活，这非常宝贵，保存了福音之火。” “以前的是把教会限制在家庭里面，但是这个会限制家庭教会的发展，2008年有个很大的突破。”刘牧师介绍说，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当地政府冲击了60多个聚会点，其中包括很多著名和重要的家庭有教会。面对冲击，“多数教会是回避了，你冲击我、我就走，但是两间教会没有这样做，一个是北京锡安教会，他们说坚决不退，退的话这个事工会垮掉，而且这是我的权利，还有一个是北京守望教会，也没有退让。”上海的万邦教会也是如此， “没有退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们坚守住了公共场所没有退，对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让更多人看到教会要自动走到公共领域，到了2009年很多教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从2008年开始，北京教会又一次领导了把教会生活带回了我们以前丧失的公共空间，这是北京教会的发展趋势。” 不过，刘同苏牧师坦言，北京新兴的城市教会仍然有一些瓶颈要突破的地方。“第一是圈子要打开，如果只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那么发展会衰落，而且是会偏差的，如果仅仅是知识分子热，那不会持续的。”刘牧师举出数据说，他调查过北京的本土教会，差不多80%至90%的都聚集在海淀和朝阳区，一个是学校聚集的地方，一个是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北京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南城没有多少教会，而南城那里是比较低收入、低教育、低科技的群体。” “北京教会一定要突破这个，否则的话也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局限。所以不仅要走出来，而且要让很多群体走进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生命深厚的教会。” “除了知识分子的局限外，北京另外一个问题是还是有点骄傲。领先了嘛，所以骄傲，可是要知道的是这都是恩典。”刘牧师强调说，北京教会很多的先行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并非自己的功劳。 他还站在一个海外教会的态度进一步说到，北京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成型的时候也学到很多反面的东西，比如说在学习海外教会时也学到了“类似我们中产阶级俱乐部的那个态度，还有只学神学、忽视生命的消息面。我们坏的东西他们都学过去了。” “北京很多教会觉得我们很成型了。的确，北京教会在全国来看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现在教会发展的才多一点啊，只是刚刚的开始，所以这种骄傲的情绪要重视。”刘牧师还提醒说，北京教会在对内和对外的关系上有很多的优势，但“一固步自封，就会像温州一样”。 上海：典型的市民文化和市民型教会 很多年轻很有水平的人为主献身 谈到上海教会，刘同苏牧师说到自己对上海教会看法的改变。“作为北京人，不免对上海有些文化偏见；加上一直在北京家庭教会服侍，也就沾染上一点北京教会的‘骄傲’。”但在2006年《福音》首映式在上海举行时几天的接触令他改变了“对上海教会的不正确看法。” “上海文化是市民文化，上海教会也是市民型教会。”刘牧师介绍说，上海一方面还有不少传统的家庭教会，“信徒的年龄也和北京不一样，比北京的都高出一代，基本都是50、60岁的人，或者更老一些。”另外就是近年来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出现。 “以前我是完全在北京，现在比较多接触上海事工。现在看到是在上海教会，年轻人开始增多。很多的年轻专业人士来教会，还有专业人士的团契、校园团契，像10年前的北京教会，而且出现了很多牧者和同工，这些牧者和同工非常像我在大约八年、九年前在北京遇到的人：什么都不懂，但是就是为主献身，就像北京那个时候所有的初期的热情。北京现在是懂了一点，但是这样的热情少了。我在上海遇到了很多年轻的很有水平的人出现，他们为主献身。”他提到他在上海看到有博士生毕业之后完全可以有高薪工作，但是放弃、来到教会服事。上海也出现了家庭教会的联祷会等等。 刘牧师说起上海市民型教会的特点和对未来的影响力。“市民的特点就是务实，不想什么大事，实实际际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北京人鄙夷这类实惠或庸俗；即使北京的教会，多少也有点看不上上海教会的小气与胆怯。然而，无限的上帝在所有的文化中作工，他可以把‘小气’与‘胆怯’的实惠文化点化为建造中国教会大厦的梁木。” “市民的意义是具有大众性。北京和温州教会都带有开拓性，经济精英或者知识精英的味道，上海是比较务实性的，稳定的。大众都是这样的，是活出来的、不是开拓型的。但是它活出来对于全国教会很有影响。” 刘牧师进一步说到，“市民的教会不会成为先锋，但却是教会实际占据城市文化的力量所在。市民教会的低调有利于大众的进入，而最终成为福音进入主流文化的主要通道。”而且，上海教会的实惠和低调也会让信徒更加在生命中活出实际的见证，这“正是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说一句不太情愿的话，在这一方面，北京教会还真得向上海教会学习。”“只要上海教会坚持在实际生命上下功夫的务实传统，他们目前的‘在后’会成为未来的‘在先’。” 不过，刘牧师也提醒说上海教会要注意到自己的局限所在，“不声不响地在实处下功夫的低调和不争一日之先的谨慎是上海教会的优点，但是，过于谨慎且完全没有声响却与中国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步调不符。”如果上海教会只是一味的谨慎，并没有对主流社会的很多话题进行回应，没有跟上中国教会迅速的步伐，那么上海教会将会让机会溜走，未来“在先”的就会是别人。 对于上海各家庭教会的具体情况，刘牧师介绍说，尽管上海出现了中国最大的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即上海万邦教会，大约有1800名的会友，但是只是“一枝独放”的局面，其他的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都比较小。“北京则是彼此依托的。所以上海比北京还差一步。”他接着谈到上海万邦教会的特点，“一个是北京教会不发展的话他们也得不到很多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牧者是朝鲜族”。 刘牧师赞扬说：“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中，朝鲜族的牧师为主做了很好的见证。没有他们，我们现在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他提到北京守望教会的天明牧师、上海万邦教会的崔权牧师等几位朝鲜族的本土牧师，心中都是有着完全为主摆上的心志和行为。而上海万邦的崔权牧师每天早上都会带领教会的早祷会，而且他在如何传福音、如何配搭合作上面也有很多经验，“这也是他们很快发展的原因。”不过，刘牧师也表示，万邦教会同时还需要在内在的牧养上加强，“这并不仅仅是万邦教会自己面临的教会，其实各个教会都遇到这个挑战和局限。” “其实要做成一个标杆性的教会，那么要突破，不仅在人数上，还有要在人的生命上有翻转。”刘牧师介绍说最近他听说万邦教会虽然可以公开聚会了，但在人数上有明显的降低，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迅速扩张的时候内在的生命没有进深”，所以一些人在面临转变时就流失掉了，这需要更加深入的牧养，让会友有真正生命的转变。他说，这一次人数的下降并非是坏事，而是包裹着的祝福。“这一次神的祝福是经过这一次沉稳下来，如果沉稳下来坚守住了，就是万邦未来发展的力量。前面的人数都不作数，而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是真正的种子。” 刘牧师再次提醒说，现在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背景的挑战、新的阶段的挑战，即如果在一个教会和社会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中、外在生活一样的情况下如何坚守住基督的生命，即像他在分析家庭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时代所凸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相对平和的、跟世界没有直接明显冲突的环境中，如何保守自己的基督生命。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这一点上，“北京和温州的教会都在开始做尝试，有的回应好一点、有的一般，但是都是刚刚开始，教会的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深层次的，是跟着教会发展的实际的运作开始的，这个需要时间，即使北京现在回应的比较好，也是一个初期。”中国的家庭教会需要更多认识到时代北京的转换，透过堂会制、牧养制等来培训和教导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