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发展与韩国民主化

杨宁

一、民主化的潮流：亚洲大拼盘   
　　如果要比较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可比性，倒是他们历史上的仇恨至今依然很深，以致于在达不成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只能同意两国共同承办２００２年世界杯足球赛这样一个奇怪的方案。但是，当人们把目光拉回到二战后初期，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吸引：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朝鲜半岛３８度以南和日本全岛都被美国占领；美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日本作为战败国，除了考虑到民族感情而保留了天皇之外，美国对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西化的修改，而南朝鲜作为一个战场和与苏联对抗的未来筹码，美国则空降李承晚，企图以保护国的身份捞尽最大的好处。 

　　这两个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尽管其儒家传统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影响。然而，日本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冲击和入侵之后，便用跟古代吸收儒家文明时同样的方式，即以“和魂”消解“洋才”，来接受有利于其现代化的那一整套体制乃至观念。这种消解在日本被美国全面占领之后，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成功地将美国为其设计的民主体制充分解构、吸收。所以，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政局非常稳定，即使到了自民党失势后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内阁的不断变更也是在框架之内进行的。很明显的，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民主的制度都没有危及到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强大的消解功能使儒家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并最终导致日本和魂伦理体系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即政治为伦理服务，而非伦理为政治服务，这一点跟儒教伦理的母国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民主的体制被日本文化消解之后，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它能够很好地承载民族的理念，包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以及继续消解他者文化的弹性生命力。所以，在日本，私域意识里并不具有儒家传统伦理所包含的等级集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起步似乎要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但其过程却出乎寻常地顺利。我们清醒地看到，台独势力的膨胀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这里，我们撇开台独运动的其他政治后果，单纯看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实际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后，所依赖的合法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儒家私域意识，即强调权威、忠孝和“家”的伦理道德。所以，蒋经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自开放党禁以来，民进党势力凭借其富有诱惑力的台湾本土意识概念的提出，逐渐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套本土意识的提出，本质上是针对儒家私域意识的，这在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策略性手段，但随着其力量的壮大，本土意识成了一项反对儒家传统道德、推进民主在台湾的合法性地位的战略工具。民进党能够做大并且最终登上执政党的宝座，确实标志着民主在台湾的真正确立。 
　　韩国的民主化的背景实际上是介于日本和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它没有日本文化的消解特性，也没有台湾独特的他者借代优势，而在私域意识层面它更加接近中国原生型的儒家传统。它的民主化道路，是在逐渐消除这种私域意识中的传统儒家观念之后，走上康庄大道的。本文将就这一点深入展开论述。 

　　在总体上，这一系列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民主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民主化进程情况的各不相同，则使东亚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民主大拼盘。这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民主以及有关的古老命题。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个问题不仅在非西方国家存在，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绝对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在罗伯斯庇尔在他走向末日的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对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使用“民主”一词后，民主的恶名（至少在欧洲）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①人们更加喜欢用共和(republica)来取代民主(Demokratia)，因为后者在当时等同于“雅各宾民主”。而只有具有战略眼光的托克维尔才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为民主正名，提出民主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并且预言民主化浪潮必将势不可挡。他的学生约瑟夫·熊彼特定义了程序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了激烈的论争之后，他的定义才被普遍接受。② 

　　要给出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事实上作为字典定义，民主是被最广泛定义的一个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外延正在被不断地进行着分类。因此不妨换个角度，尝试问一下“民主不是什么”，也许会更准确些，也更有意义些。按照乔·萨托利的解释，民主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③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推行，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等级集权观念的取消、平等自由意识的建立。这对于强调三纲五常的儒教传统伦理而言，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是只有在私域意识里进行了这样的变革，民主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牢固地建构起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韩国民主化更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极强代表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私域意识的转变对于民主的必不可少。 

二、民主化的理由：历史与合法性 

　　韩国的民主化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因素。历史上韩国曾经是一个李朝大一统的王国，到近代１９１０年的甲午更张，日本开始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直到美苏共同接管朝鲜半岛，以３８度为分界，北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南方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的改造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李承晚不久就顽固地要求连任总统，这导致了４·１９学生运动，李承晚被迫下台。这一事件的意义重大，在下文我们将要谈到。张勉内阁只存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朴正熙就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在其将近二十年的统治中，尽管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他的政治容忍性是极差的。为了排挤竞争对手金大中，他甚至不惜使用再一次地更改国号来维持其政权的权威。他调侃韩国企图移植美国民主制度的做法时说：“这就像一个１００磅重的人借了一件２５０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１９４８年是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速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个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④而事实上，他和同样经过政变而上台的继任全斗焕确实处在一个民主的妊娠期之中。 

　　不妨罗列一下韩国各位总统的结局：李承晚、张勉被迫下台，朴正熙被自己的部下枪杀，全斗焕和卢泰愚在１９９６年的“世纪审判”中分别被判以无期徒刑、２２０５亿韩元的罚款和１７年徒刑、２８２６亿韩元的罚款。金泳三的命运比他们好多了，但还是在韩宝丑闻中狼狈而下。这些都是妊娠中的剧烈阵痛。 

　　在民主的妊娠期，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⑤尽管如此，从李承晚组建第一共和国开始，民主至少是作为一种形式，已经逐渐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衣，全民公选在不停地进行着，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浪接一浪，党禁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民主的种子已经被播种下去。建国初期的民主宪法使民主价值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着民主的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 

　　一九八七年，卢泰愚接受反对党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这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它至少宣告了“民主妊娠”的结束。这八项主张是：（１）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２）实施公正选举法（３）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４）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５）保证新闻自由（６）实施地方自治（７）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８）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 

　　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它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在这部宪法中规定：任何国民有凭良心处事的自由。１９８９年，执政党没有赢得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的合并。这一事件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的顺利产生。金泳三随后的改革是大胆而具有风险的。人们从中也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困难。金泳三在清算权威主义、巩固民主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１）匡正历史谬误（２）惩治政治腐败（３）推行军队改革，使军队中立化（４）实行地方自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泳三的作用甚于接生婆。 

　　从现实合法性来分析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１）民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中的社会化；（２）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３）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的代价；（４）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５）韩国为自身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⑥ 

　　在一定时期，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要求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确实，在初始阶段，即使在热烈拥护民主的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文化也只有肤浅表面的认识，缺乏本质上的理解，在他们那里，对民主的追求只是表面的狂热，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气质，民主只是流行于口号，而不是自然需求。⑦但是我们不难从几代人的不同经历中找到答案。在韩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学生开始占多数，而在经济腾飞和民主起步后的韩国，依然以去西方的留学生占多数，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很显然地在西方的国度中受到更多的欢迎，也因此而对西方的民主理念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在精英阶层的转变。 

三、民主化的推动力：经济发展与宗教精神 

     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⑧经济发展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合法性基础民众化，即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民的承认，而不再是向来就有的权威的延伸。没有这个前提，在权威主义盛行的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只能巩固和增强高度集权政府的合法性。在韩国这个条件是具备的。 

　　在现实中，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朴正熙推动强有力的权威统治的时期。朴正熙推行“经济第一主义”，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军人政府通过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⑨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之下高速发展着。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1976年竟达到15.1%，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80的1510美元，被称为“汉江奇迹”。 

　　经济发展导致了韩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使城市人口剧增，中产阶级力量壮大，产生了多元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批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开始要求重新检验现政府的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言：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愿望和期待得不到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⑩。 

　　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一个并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事实上，由于军队介入经济生活，这些现象在韩国相当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底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多和尖锐化，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也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我们看到的，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后，不得不允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且声称要致力于下届政府的和平过度。卢泰愚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反对党的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是通过新的利益聚合来完成的。在新的利益聚合中，原有的民主构架成为了过渡的平台。这使得一个民主的政府最终和平地产生。 

　　对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推动问题，除了合法性基础民众化这个前提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能看到它的重要性，而且并不随着金融危机而去否定由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宗教因素，人们却极易忽视，尤其在亚洲学者那里，这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宗教因素对非宗教国家而言，正如民主对于非民主国家一样，具有极大的整合力。相对于民主对政治精英的极大诱惑力，宗教对于知识精英的诱惑力也是极大的。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中，政治精英往往来自知识精英。所以宗教对于民主的作用，在逻辑上就已经显出重要性了。这种对知识精英诱惑力极大的宗教在这里专指基督教，相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它更具有普世的意义，事实上，最初的民主观念就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带到亚洲来的。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存在。至于儒教，它是否在韩国能被视为一种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儒教更多的是一套伦理体系。但即使因为在韩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集体祭拜孔子像而把它作为一种宗教，经历了朝鲜王朝，它也已经蜕化为党争和贵贱等级差别的实用思想了。而佛教则因统治者崇儒抑佛政策而趋于衰败。道教蜕变为流行于风水占卜先生、衙门文书之辈的民间土俗信仰。而且称得上传统宗教的这几种宗教在朝鲜近代史的动荡时期，对民众的不安全感都未能开出有效的药方⑾。 

　　相反，基督教却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韩国人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⑿在被日本统治的时期，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十万人次。⒀ 

　　战后基督徒的人数更是迅速增加，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１１０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增加到９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２４％，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⒁基督教在韩国如此迅猛地发展，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的崩溃。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在于它具有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⒂基督教反对把个人溶入集体，它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因此主张人人平等，主张不能把个人撇开，而个人则应当为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基督教在现代的目标有了双重重点，即解救个人和集体。正如金大中所言“信仰基督教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意味着自救，而意味着献身救世，救所有的人，决不仅仅是自己。”⒃ 

     新教历来被视为与民主平等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但天主教却以宗教裁判所在人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在历史上，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到了２０世纪，这种情况随着天主教本身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按照亨廷顿第三波理论，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主教内部的变化。两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为天主教的改革作出了最终也是最重要的贡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强调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⒄而随着约翰·保罗二世在１９７９年就任教皇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权威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指出“自由是人类真正的尊严的条件和基础”。 

　　然而教派的差别在衍生型基督教国家从来都没有达到纷争的地步，相反，在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天主教和新教徒甚至在一起共同做礼拜，共同翻译圣经。⒅宗教精神成为一种反传统、反权威主义的旗帜，反对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金泳三、金大中都是基督教徒，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 

　　经济发展也促进基督教在韩国的扩张。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与基督教的上升势头几乎是同步和成正比例的。原因大概有：（１）社会结构不稳定与不安意识加剧，为宗教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土壤和良机；（２）由于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了社会上被剥夺意识的日益增长，而需求水平的提高一旦与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作用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宗教动机和宗教冲动；（３）现存价值观、权势极其共同体崩溃，而强调兄弟友爱气氛的宗教团体便可能成为恢复业已丧失的权威集团的重要途径。⒆ 

　　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朝鲜人自豪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完整。⒇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 

四、民主的可能性：私域意识的转变 

　　私域意识指的是一种日常伦理态度，包括个人道德标准、个人价值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相对的公域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期待并认可的一种标准。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的内涵是有限的，笔者提出这样的两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论证人们观念的变化对于民主化的作用。首先，私域意识涵盖了文化伦理、家庭伦理和道德伦理，简单说来，它最大的载体是家庭，而不是社会或者国家。其次，私域意识表明的是一种道德体制中最安全的意识，即一旦采用这套态度对己对人，作为个人就绝对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良心上的自责。再次，私域意识与公域意识是相剥离的，只要采纳足够合法的私域意识，个体完全可以只有淡泊的公域意识甚至没有公域意识。也就是说，私域意识的规范性要强得多，个体绝对不可以没有私域意识而存在。第四，由于私域意识的强规范性，它的稳定性极高，一般不易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化。第五，私域意识影响甚至决定公域意识。 　　 　　 

     儒家私域意识本质上是崇尚权威的，它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只是建立了一套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但是作为观念的民主却从此开始在各个方面冲击传统儒家私域意识。最先接受民主理念的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向独裁和不公平挑战。４·１９学生运动把大韩民国的第一位总统推下台，这件事情足以成为反权威主义的民主运动中的里程碑。一开始受学生阵营影响巨大，后来依然为平等和自由而锲而不舍奋斗的反对派政治精英，在经历了专制政府的多次打压之后，则成了民主的旗手。他们的崛起，同时也为民主政府培养了潜在的代言人。金大中曾数度入狱，并曾被判死刑，他最终能够作为反对党的候选人登上韩国总统的宝座，这确实象征着一种民主的胜利。 

　　知识精英能够很快接受民主的理念，并且自动地放弃与此相悖的传统观念，这一过程并不困难。其中，高等教育起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它给予了受教育者理论上的民主洗礼，另一方面，它也给予机会让新生一代通过留学等方式直接接触西方社会，而这种接触所产生的震荡主要是在伦理观念上，在私域意识里。 

　　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接触民主理论，也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私域意识也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化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事实上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过度依赖权威的传统观念。而基督教徒在韩国的兴起在更大程度上对传统私域意识进行了强有力的瓦解。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教徒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严格秩序的蔑视。例如，儒家传统观念中的“孝”的观念，在基督徒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消释为一种“回报”（reward）。 

私域意识的转变在军政权统治者那里的转变最为缓慢，它们是既有制度的最大获益者，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转变永远不会自动发生。美国作为它一开始的保护国，把民主的体制强加给了这个刚刚从殖民统治和战祸中走出的国家。但是，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的某些行为却纵容了韩国的军人政府。在越战期间，作为对朴正熙派军参战的一种回报，美国没有反对使朴正熙得以三次连任总统的１９６８宪法修正案。全斗焕发动政变，实施高集权统治后，依然赢得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竟邀请全斗焕作为里根总统１９８１年上台后白宫的第一位外国宾客。 

　 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只有私域意识中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地褪去，民主才会真正地扎根。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所以李承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最终却自己背叛了民主的诺言，朴正熙、全斗焕也因此而得以用暴力的方式获得统治权。而只有到了卢泰愚时期，经过私域意识的跌荡变更，一部民主的宪法才真正得以产生。 

注释： 
①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二版，内部发行，第３２４页。 ②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２７～３５页。 ③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二版，内部发行，第２３３页。 ④玄雄《朴正熙》，潘屹译，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６页。 ⑤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１０页。 ⑥［韩］韩升洲《转型中的韩国政治》，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１７页。 ⑦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版，第１２７页。 ⑧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３１６页。 ⑨赵炜《韩国现代政治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１６页。 ⑩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４４页。 ⑾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６页。 ⑿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页。 ⒀⒁《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１５５页。 ⒂克里斯托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页。 ⒃《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内部发行，第１６９页。 ⒄转引自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89页。 ⒅金文等编《大韩民国——中国的新视眼》，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⒆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 

原题为：《韩国民主化：私域意识的转变》 
作者不详，摘自《来学习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