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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與憲政——2007年5月21日晚在河海大學學術報告廳的演講（輯要）
劉大生
一、五四人物
（一）愛國學生也害國
當時的學生無疑是具有愛國情懷的，但是愛國情懷僅僅是主觀的東西，具有愛國情懷不等於實際行動都維護了國家。事實上，五四學生的有些行為對國家的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說火燒趙家樓就是對國家的極大危害，為什麼？趙家樓是民用建築，燒毀民用建築是歷史上的流寇們最愛幹的事，歷史上的請願者是不幹這種事的。東漢的大學生劉陶、北宋的大學生陳東、晚清的大學生康有為都領導過請願，都沒有幹過打人放火一類的事情。即便是革命，即便是造反奪權，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會放火燒毀民用建築。周武王燒過民用建築嗎？李世民燒過民用建築嗎？華盛頓幹過這種事嗎？托洛斯基幹過嗎？當然，像項羽那樣的偽革命家就喜歡火燒民用建築，認為那樣很過癮，但是，動不動就放火的革命家是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因為住房一類的建築不僅是房主人的財富，更是社會財富，國家的財富。不管打著什麼旗號，故意燒毀就是浪費資源，就是反社會，就是危害國家。
所以，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的行為是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五四時期的學生還燒過商店、商鋪，也是危害社會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五四學生的暴力行為不僅在物質層面上危害了國家，更在精神層面危害了國家。請願者放火是對政治道德的顛覆，是對法治精神的破壞，是對政治科學的破壞，是對民主原理的破壞。
所以說，愛國學生也害國。
（二）賣國政府未賣國
都說五四請願是因政府賣國引起的，都說當時的政府是賣國政府。然而在事實上，五四時期的中國政府並沒有賣國。不僅如此，整個北洋政府其實都沒有賣過國。臺灣是清政府賣掉的，蒙古是蔣介石賣掉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國土是毛澤東扔掉的，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是周恩來做人情拒絕掉的。請問，北洋政府有這樣的賣國行為嗎？
五四時期的政府不僅沒有賣國，而且很愛國，不僅愛國，還愛出了成就。政府愛國有兩個表現：一是愛國土，二是愛國民。
因為愛國土，而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條約面前拒絕簽字，是因為政府願意依靠民眾，至少是願意聽取民眾的呼聲。在是否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與民眾合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電各省：“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熟權利害，再四思維，如竟不簽字，則嗣後挽救惟難。”①真是難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6月28日，晚8點左右，徐世昌請請願代表進總統府對話。面對代表們的堅定和激情，徐世昌說：“政府當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立即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萬分無奈，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署巴黎和約。”②徐世昌總統在為難之中，與請願民眾零距離接觸，傾聽請願民眾的意見，痛下決心答應“不簽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反動軍警不反動
許多文獻將五四時期的軍警稱為反動軍警。果真反動嗎？請看事實。
許德珩回憶說：“隊伍到達趙家樓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進去。我們於是變計，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裏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③你們說，如此善良的、好說話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再看發生在武漢的故事：“聞文華于戳傷學生時，當場將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縛校內，經許家棚署長再四要求服禮，始行釋放。文華學生被捕二人，致激動學生公憤，全體將四署圍繞，勒令放回，許署長見勢趕緊釋放，一再賠禮，各生始散。”④這樣的軍警反動嗎？
還是在武漢，“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營中，後旋由該七團三營營長賈萬興（河南人）出為接洽。略謂：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弊營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實非敢擅於逮捕。今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當呈報團長，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演講之要義，逐一詳告，飯後複令於樓上安置鋪蓋，請事憩息。各學員又複逢人隨時演講，各軍士多被感動，均各摒息傾聽。”⑤這樣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當時拘禁在裏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衙門裏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⑥世界上有這樣的反動軍警嗎？
再看看山東，12月，濟南軍警打傷學生，教師宣佈將要罷教，“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⑦快達到現在美國的水準了，也能叫反動當局？
再看天津：“在端午節的下午，她們兩人（郭隆真、張若名）到監禁男代表的那邊，一同舉行娛樂和會餐。會餐前，一個代表提出要買酒，看守所長答復說這裏嚴禁任何人飲酒。他們發覺看守正在飲酒，就提出質問：‘不許任何人飲酒，為何允許看守犯所規？’弄得這個所長沒辦法，不一會兒，送來了他們要買的酒。”⑧這樣講道理、通人情的員警也能叫反動員警嗎？
（四）帝國主義有仁義
“你一拳，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在打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拼死命地保護著他。你打章的頭，他用身體遮蓋著章的頭；你打章的腳，他用身體遮蓋章的腳，這樣拼命保護章伲瑓s一言不發。”⑨
“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員警的衣服混在員警堆裏，從後牆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卻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伲?煸谌罕娧Y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卻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裏，群眾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著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⑩
以上兩份資料講的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保護其“走狗”——中國“賣國外交官”章宗祥的細節。中國有好多主子，身邊總有好多走狗，但是從未見過主子如此捨命保護走狗的事情。在中國，只有走狗捨命保護主子的道義，而沒有相反的道義。從利益上考慮，這個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必要捨命保護章宗祥，走狗被打死再買一條也就是了，何必拼命保護呢？只有從仁義的角度看問題，才能解釋清楚他為何捨命保護章宗祥。
再看上海，有一本書上這樣說：“6月8日，罷工邉永^續高漲。這一天，日商內外棉五廠的工人，衝破日本領事館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包圍，把罷工浪潮很快地擴大到內外棉其他各廠，實現了內外棉各廠一萬五千人的總罷工。他們在罷工的時候，還舉行了示威。”11
如果帝國主義者真的實施了武裝包圍，罷工工人能夠沖出去嗎？如果工人真是沖出去的，他們能一個傷亡也沒有嗎？合理的解釋是，無論是日本領事館的武裝人員還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人員，都是在站崗執勤，都沒有包圍罷工工人，都沒有向罷工工人開槍。他們是仁義之師，而不是專制工具。
所以說，五四時期，帝國主義有仁義。
（五）大學校長不負責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遞交辭呈。教育部尚未來得及研究， 5月9日晨，他便離京出走。給北大師生留了個便條，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於是五四邉佑种匦戮o張起來了。”12
在蔡元培的影響下，大概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未獲批准辭職離崗。13日，大學校長聯名遞交辭呈。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熔，未獲批准，在遞交辭呈的當天，即5月13日，正式離京赴津。
大學校長當然有權辭職，但是，辭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離校出走，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見先例。孔子、秦檜、朱熹都當過大學校長，他們幹過這種事情嗎？
未經批准就辭職，這是不負責任，這是擅離職守。這樣的大學校長能教出好學生來嗎？五四之後，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六）文學巨頭少文采
五四時期，文學家佔領了政治舞臺，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領導邉拥奈膶W家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文采。
胡適的《文學改良之芻議》，實在乾癟的利害，一點文采也沒有。胡適後來發表的《四十自述》更是乏味。鄙人，當代中國的劉大生，文筆很一般，但是，如果與胡適的《四十自述》相比，你會覺得，劉大生的自傳《不惑的代價》（發表於《當代法學》，網上也能找到）簡直是美不勝收。
魯迅的文章更是病句多多。舉兩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橫眉冷對千夫指”，這是魯迅的名言，其實是病句。男人的眉毛本來就是橫著的，高興與不高興都是橫著的，不橫著又能咋樣？“橫眉冷對”還不如“閉目冷對”呢。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這也是魯迅的名言，很流行，聽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也是病句，也沒有多少道理。這句話需要改一個字，才不是病句，將“成”改為“有”，即：“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修改過了，不是病句了，仍然不精彩，為什麼？因為，靠眾人走出來的路，僅僅是荒野小路。驛道、馬路、鐵路，還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是走不出來的，是要精心設計、精心施工才能搞出來的。
文采過多當然也不好，但是一點文采不要，恐怕也不是好事。不講文采的民族必然走向庸俗和墮落。
（七）思想領袖少思想
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號，什麼“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什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麼“打倒舊文化”，什麼“勞工神聖”，等等，沒有什麼思想，沒有多少理論深度。他們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根本沒有做認真思考，僅僅從外國人那裏引進一些時髦的口號，就企圖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
袁偉時說得好：“新文化邉拥念I袖大都是人文學者，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瞭解，亦缺駕馭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因此，在他們的‘共同意見’中，把‘民眾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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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7 19: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