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看教会增长运动 文/曾锡华

杨宁

20世纪见证了西方基督教会的衰退及非西方教会的兴起。因受自然主义、物质主义及世俗主义的冲击及教会的妥协，今天欧洲已成后基督教地区。北美洲因着复兴运动、基要派及福音派教会的兴起，教会在生命及见证活力上仍能维持。在20世纪，北美洲接替了日薄西山的欧洲成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大本营。 在20世纪中，北美教会带动了三个普世运动，首先是最终发展成普世教会中最大运动的灵恩运动（简称为第一波至第三波等），但此运动却非所有教会都能领受。其次是普世宣教运动，例如“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宣教风潮等，但这些只是单向的宣教运动。 至于影响最广，引起各地响应的要算是由马盖文（Donald McGavran）所引发的“教会增长运动”了。此运动起源于印度宣教工场，后回流至北美教会，最后被推广至全球。本文的目的是要从教会增长运动的起源及发展来认识此运动的特质，期望能帮助读者掌握此运动的精神及善用坊间有关教会增长的材料及理论，最后亦会提出一些个人的分析及意见。 教会增长运动历史简介 一、孕育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跨文化宣教的挑战 在这段时期，宣教世界发生了两方面变化。首先是差者，欧、美等地因受自然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及世俗主义的影响，主流教会逐渐被自由派神学所控制，结果是主流教会的人数和社会影响力的逐渐衰退及基要信仰教会的兴起。在本土教会发生的事情必然对宣教工场带来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宣教事工的重点，简而言之，当时主流的西方差会比较偏重文化使命，比较着重于社会建设及文化改造——西方化，假设是先改造属灵土壤，福音才能扎根。而基要派及福音派则注重福音使命，着重直接布道、领人归主及建立教会，社会关怀及服务也只是传福音的手段，假设人重生得救后便会改变，进而改变社会及文化。 其次是宣教事工正面临挑战及进行反思，特别是西方差会在普世宣教事工上已工作超过一世纪，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但果效却是不彰，在不少地区更引来反对与抗拒，中国工场就是一个好例子。从宏观来看，西方国家在军事及政治上已主导全世界，但西方的基督教除了在一些社会组织简单的部落民族及海岛社会以外，在其它主要的族群中，例如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及华人社群中仍未被接受，甚至被视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而本土信徒及教会往往都被敌视及边缘化。 那时新兴信心差会的成功及发展，例如中国内地会等，也带给主流差会的领袖及宣教士不少的冲击，引起宣教策略的反省及广泛讨论。因此产生了不少新的宣教理论及策略，例如：亨利·维恩（Henry Venn）及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倡议的“三自理论”：差会应尽快让本土教会自立、自养及自传；成功应用于韩国的内维厄斯（Nevius）计划；罗兰·艾伦（Rollan Allen）建议在圣灵带领下的使徒宣教模式等。 在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仿效自然科学发展可验证及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不单在理论及实用上有空前的发展，更因学术成就而主导了西方的大学教育及主流文化。当时宣教领袖的问题是，社会科学能否帮助宣教事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增长运动的原始理论就借着马盖文在印度的宣教发展出来。 二、理论创始及宣教应用期：20及40年代 被誉为教会增长运动之父的马盖文是美国一名宣教士的儿子，他生于印度，长大后回美念书，1923年毕业后追随乃父脚步回到印度宣教，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3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社会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在印度事奉12年后，马盖文便开始探讨教会增长的课题，就是为什么差会在一些地方投放了大量资源，但工作却没有果效；相反地，在另一个地方，虽然资源短缺，但教会却大有进步。传统是用圣灵随己意工作来解释这差别，但马盖文的研究发现，文化及社会因素才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宣教策略的重要突破。他发现福音对象若不需要跨越种族、阶级、言语等社会文化的障碍，而能听见福音及参与教会生活的话，教会就有更大的增长，这就是著名的“单纯群体原则”（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他刻意为他的理论取了一个新名词：“教会增长”，这名词对当时欧、美教会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国教及基督教社会中假设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分子（有没有重生却是另一回事），教会也许需要复兴，个别信徒需要属灵的经历，但教会是没有必要追求增长的。他选用此名字是要指出，自由派的宣教神学忽视了传福音的优先地位，因此许多差会虽然耗费庞大资源，但宣教成果却是寥寥可数，他认为宣教成果应以得救灵魂的多寡来评定，宣教就是要拯救失丧的灵魂，而“教会增长”就是“有效布道”的结果。 三、回归北美及预备期：1950至1965年 马盖文回到美国后发觉本土教会的情况每况愈下，决意将其理论介绍给美国教会。他分别在1955年及1959年分别出版了《神的桥梁》（The Bridges of God）及《教会怎样增长》（How Churches Grow）两书介绍他的理论，更于1961年成立了“教会增长中心”，推动教会增长运动。 他在1965年受邀加入富勒神学院，就任“普世宣教学院及教会增长中心”（School of World Mission and Institute of Church Growth）的创院教务长。从学院的正式名称中，我们看到宣教事工和教会增长是连在一起的。“教会增长”就是有效地执行“使万民作主门徒”的大使命（参太28:18-20），在本地是“有效的布道”，在外地便是普世差传，两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马盖文理论的基础。 马盖文认为宣教事工及教会增长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工作。从他在该学院创始期所邀请的教授团中，我们可以看到马盖文对宣教及教会增长发展的思维。教授团中有宣教文化人类学者艾伦·蒂友特（Alan R. Tippett）、宣教历史学者拉尔夫·温特（Ralph D. Winter）、宣教圣经神学家阿瑟·格拉泽（Arthur Glasser）、另有一位是带领教会复兴及祷告事工的教授。这些教授也有另一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有丰富的宣教工场的事奉经验。 马盖文的教会增长策略有五个重点： 1) 重视借领人归主带来的数字增长：认为教会常重视牧养、造就信徒而忽略布道，所以要强调归主的人数。 2) 将力量集中投放在对福音积极响应的群体中：教会的领袖要观察不同群体对福音接受的态度，从而了解谁是神已预备好的人群。 3) 辨认单纯群体（homogeneous group）及推动“群体归主”运动：“群体归主”是指在同一单纯群体中的个体互相影响而归主，与“集体归主”有别，在社会学理论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神学上却有争议。 4) 在教会增长的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5) 运用属灵的恩赐及能力：无论在理论及实践上，圣灵的工作都是重要的。 四、1965至1980年中期：起飞及大发展期 在这段时间，马盖文专注教学，为教会增长运动预备了大量人材，如彼得·韦拿（Peter Wagner）、埃迪·吉布斯（Eddie Gibbs）、怀·阿恩（Win Arn）、莱尔·沙勒（Lyle Schaller）、埃尔默·汤斯（Elmer Towns）等人。这些人及他们的学生帮助将教会增长运动的影响力延续至今天。 假如说马盖文是教会增长运动的开山祖师的话，他的入室弟子及接棒人韦拿便是教会增长运动最重要的推销员，前者为教会增长运动打下地基，后者是在上建造的人。马盖文提供理论及观念，韦拿推广异象及落实设计教会增长方案，使教会增长运动成为一个影响全球教会的运动。无独有偶，韦拿除了是资深的宣教士外，他的博士学位也是专攻社会学的。 教会增长运动能在美国开展，除了马盖文及韦拿的贡献以外，时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那时正当美国越战以后，美国年轻人对教会缺乏兴趣，教会人数不断减少，教牧同工一筹莫展。马盖文及韦拿的教会增长学说不单提供了盼望，更有切实可行的方案。韦拿自称设计了一台完美的教会增长引擎，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及计划便能达到增长的目的。故此教会增长运动虽然没有大宗派的支持，起初也没有太多成功的实例，但仍能成为盛极一时的运动。事实上，教会增长运动为那时的北美教会提供了一方及时的良药。 五、百花齐放期：1980年中期至今天 1980年初开始，教会增长运动出现分流的现象。首先是马盖文及韦拿的学生，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或实际应用方面都人材辈出。自然地，成功带领教会增长的人各自分享他们的增长方法，亦根据具体的经验提出新理论及模式；而在落实理论及方案时遇到困难的人也会提出修正方案或新理论。教会增长运动进入了百花齐放期。个人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及模式都各有贡献，是互补不足，而非对立或是矛盾。我们要明白教会增长理论原是宣教理论及跨文化事工的方案，在落实应用在不同处境及堂会中，需要作适当的修改是自然的事。 教会增长运动的各主要流派及模式 一、权能增长模式（Spiritual Power Model） 此模式强调属灵能力及属灵恩赐的彰显与运用，是要响应教会增长运动重视人文科学研究，而忽略了属灵能力的缺失。有趣的是，最大力支持这修正方向的人竟是韦拿本人。他认识不少人确实按照教会增长的原理及他的方案推动事工，但教会还是不能增长，这叫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发现，自己虽然设计了一台完美的引擎，但若欠缺燃料，也是徒然。由于个人的经历及美国葡萄园教会的约翰·温伯（John Wimber） 的帮助，他发现了圣灵的恩赐及能力的彰显是布道及教会增长的动力。因此，从1980年代中期，他便转而推动“神医及权能布道”运动及第三波灵恩运动，将注意力转到圣灵恩赐方面。 原则上，这模式强调圣灵的工作，包括追求圣灵的恩赐、神迹奇事、敬拜更新、属灵争战等。代表人有“葡萄园运动”的约翰·温伯、强调敬拜赞美的杰克·海福德（Jack Hayford）、强调属灵争战的韦拿及内在医病、赶鬼的查尔斯·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等人。 二、巨型教会（Mega-Church Model） 韦拿的新发展偏离了马盖文以社会学研究为主调的传统教会增长学，在北美洲继承这方向发展的人也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新兴以教会增长顾问为主的，例如：卡尔·乔治（Carl George）及鲍勃·洛根（Bob Logan）等；另一个便是实际带领教会增长的牧师及同工。基本上他们是在传统教会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借研究或实践，发展出更适切社会处境的理论及方法，特别是因教会增长成大教会，甚至是巨型教会后所面对的问题。 巨型教会是指有超过一万名会友的教会，这是教会史无前例的现象，1970年代才开始，起初分别在南美及南韩教会，随后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例如新加坡坚信浸信会，菲律宾的Jesus is Lord Church，英国Kensington Temple等。对华人教会而言，最闻名的相信就是赵镛基的纯福音中央教会（会友达七十五万人），美国柳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和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了。简单来说，巨型教会都有一位强而有力的领袖，这人往往也是创会的传道人。巨型教会的特点是重视领袖的属灵权柄、有效的行政系统、配合简单的属灵观及现代科技的运用。 因为巨型教会被人批评忽略群体生活及为增长而增长，所以卡尔·乔治提议注重有效小组生活及小区服务的巨型教会。因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变迁及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也开始思想如何建立适合后现代社会的教会，简称为“正显露的教会”（Emergent Church Model），虽然这类教会的结果不一定是巨型教会，但在重视社会及文化因素上是同一路的。 增长顾问及学者方面有卡尔·乔治及鲍勃·洛根等人，模式方面则有快速应变的教会模式（Meta-church Model）及水性教会（Aqua-Church Model）等。他们基本是从改善教会的管理组织、更新牧养架构（小组化）及提供多元化的优质牧养入手。除了教会顾问型的理论家外，这一模式亦包括以实务成功的牧师提出教会增长的理论，出名的包括华理克（Rick Warren）的“目标导向模式”（马鞍峰教会）及比尔·海贝（Bill Hybel）的“对慕道友友善的模式”（Seeker Friendly Church Model）。 在短短20年之间，此运动的主要领袖从宣教学者／社会学家（宣教理论家）转变成北美教会增长顾问（教会研究者），再发展至堂会牧者（基层实践者），教会增长的观念也成为北美教会基础事工了。 三、倍增植堂模式（Mulitiplication Model） 教会增长学者都同意，植堂是教会增长最有效的模式之一。过去不少宗派都成功地利用植堂的方法来达致增长的目的，一些超巨型教会也使用植堂的方法，例如韩国的纯福音中央教会就曾经在南韩植堂250家，海外植堂更多达650家。台北灵粮堂及美国的台语福音教会都成功地使用植堂令教会快速增长。 一些宣教学者留意到，超巨型教会模式只在一些有宗教自由的大城市及世俗化的社会中才出现，但在创启地区，例如“10／40之窗”[1]内的地区，却未能有效建立本土教会，所以倡议根据使徒行传中的家庭教会：带职传道为主，在信徒家中聚会的模式，进行倍增式植堂，这模式也被称为使徒式植堂（Apostolic Church Planting Model）。这本是在宣教工场使用的模式，近年在美国也有一些宗派尝试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使用该模式植堂，例如美南浸信会。 四、细胞小组教会模式（Cell Church Model） 小组教会观念起源于南美洲天主教的平信徒复兴运动，后被南美的基督教宣教士成功仿效。其基本概念为“小组便是教会”，小组教会在教会观和教会体制及架构上有别于“有小组的教会”，重视平信徒的参与，在教会架构及运作上做出改变，让平信徒能全面参与。 无论超巨型教会或倍增式植堂模式，细胞小组都是增长的重要因素。南韩的赵镛基早在七十年代便首先使用家庭细胞小组（home-cell group）这名词，但“细胞小组教会”作为一个增长模式，却要到1990年才被拉尔夫·奈戈博（Ralph Neighbour）及新加坡坚信浸信会的邝健雄牧师等人推广发展为一个新模式。 “细胞小组教会”模仿初代教会及家庭教会，其支持者强调，现代以节目为中心的传统教会模式已不能配合要来的世代，细胞小组教会是未来的增长模式。超巨型教会及细胞小组教会都重视细胞小组的重要性，但小组在教会架构上的地位却有分别。在细胞小组教会的模式中，细胞小组就是教会。教会所有的功能，例如敬拜、团契生活、关顾牧养及领袖训练都整合在小组生活中，同时小组要以福音见证为使命来避免小组陷入内向的危险。 南美波格大（Bogota）的国际灵恩中心教会推行的G-12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以耶稣训练十二门徒为借镜，每小组有组员十二人，每组都以产生另一个G-12小组为使命，无论是领人归主、吸纳新人、门训、领袖训练及差派都以小组为中心。每一个小组都应在十二至十八个月之间达致倍增分裂的目的，否则便是不健全。[2] 五、教会更新的增长模式：启发模式（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是一个有效吸纳非信徒参与教会群体生活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借着家庭小组来接触非信徒的布道模式。基本理想是：（一）借教会进行的布道事工是最有效的；（二）传福音是一个过程；（三）布道及见证需要全人的参与：理智、良知、心灵及意志等；（四）新约的布道事工包括话语、善行及大能布道；（五）有效的布道工作需要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充满；（六）靠着圣灵而作的布道事工不单有能力，更是有效的。 启发模式的五个英文字母（Alpha）代表五个基本要点，A：任何人（Anyone）；L：学习与欢笑（Learning and Laughing）；P：膳食，一同用饭（Pasta）；H：互相帮助（Helping）；最后的A 代表可以在小组中询问任何与生活及基督信仰有关的问题（Ask Anything）。 启发模式的优点是让圣灵在小组中彰显他的作为及让参与者经验神的同在。有效的行政管理、善用五要点及有圣灵同工的个人见证都是启发模式能散播全球的原因。这模式在有长久历史的教会中特别有效，因为此模式只改变一件事，就是从信徒及教会本位转至以非信徒为本位，在众多模式中改变及要求是最少的，但也能带来增长的果效。[3] 六、健康堂会模式：自然教会发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自然教会发展”是德国施瓦茨（Christian Schwarz）借社会学研究所搜集的数据，经综合分析后发展出来的增长理论。此模式假设教会的生长就好像有机体（如植物）按着生命的原则生长一样，因此教会增长也是按属灵生命的原则。 他首先作了一个超过一千家教会的全球性验证普查，当中包括不同大小、增长中及衰落中的教会等。在收集数据以后，用比较及分析的方法考查数字增长和教会特质的关系。他发觉教会的特质确会影响教会的增长，但数字上的增长却不一定与特质有关。他指出有八个教会优良特质是会影响增长的。 这八个优良特质就是：（一）加权的领导方式；（二）恩赐为本的事奉；（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四）功能健全的架构；（五）激励人心的敬拜；（六）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七）以对象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八）相亲相爱的肢体关系。这模式认为增长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乃改进堂会在八个优良特质中的最弱一项（瓶颈因素），这与传统增长学的发挥所长理论互相补足。 “自然教会发展”最大的贡献乃是：（一）提醒堂会领袖要注意堂会的质量增长；（二）建议的八个堂会增长不可缺少的优良素质；（三）可行的方案。注重堂会健康的确可平衡教会只追求数目增长的偏差，但此模式并非反对教会增长，而是指出健康的堂会自然会增长，所以不要舍本逐末单追求增长。个人同意教会健康及教会增长确是相辅相成的，教会健康自然会增长，但增长往往带来不健康的因素，所以教会就停止增长了；假如能按实际情况解决引致不健康的因素，堂会便能持续增长。 亦有学者批评自然教会发展模式过分简单，往往忽略了超巨型教会的功能及作用，同时也未有把宣教及社会服务列入教会不可或缺的优良素质中。事实上，自然教会发展不认为巨型教会是理想的教会模式，这看法却与一些地方的实况不符，例如在南美及南韩并没有对巨型教会出现普遍的反感，相对地，北美及欧洲对巨型教会现象却普遍持有负面看法。[4] 七、南韩的ICGK（Institute for Church Growth in Korea） 此模式是赵镛基纯福音中央教会属下的教会增长学院发展出来的，又称为“多变量模式”（Multi-Variance Model）。这模式认为大小不同堂会的增长受不同变量所影响，此学院在1993至2002年间研究了175家健康而增长的堂会，包括不同的会众人数、神学立场、宗派及处境等，提出了增长的教会10项指标： 1. 优秀的教牧领导：任何教会增长的首要因素。 2. 平信徒的动员：对中型及大型教会是重要因素，但小型则否。 3. 有效的教会组织系统：对二百人以上的教会来说是主要的增长因素。 4. 有系统的布道事工：对一千人以下的教会而言是重要的。 5. 有活力的培育系统：对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的教会来说是主要的增长因素。 6. 专门事工：无论堂会的大小，这都是增长的重要因素。 7. 经历神：祷告及灵里的经验对超过五千人的大教会的增长有重要的影响。 8. 小区服务：无论堂会的大小，这都是增长的重要因素。 9. 以宣教为导向：对中型及大型堂会而言，这是一个主要因素。 10. 使用植堂作为教会倍增的方法：对大型及超大型堂会而言，这是有效的方法。 此模式让我们看见，不同因素对教会增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教牧领导及主日讲道是任何大小堂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堂会的增长反映出教牧在灵性及领导上的增长；其次便是布道及小区服务。 不同的因素对不同大小的堂会也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对三百至五百人的教会而言，布道事工是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五百至七百人的教会而言，崇拜是增长重要的因素；对七百至一千人的教会而言，教会的组织系统及关心新来宾是非常重要的；对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的教会而言，强而有效的属灵喂养系统对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对超过一万人的超大型堂会而言，强而有力的祷告事工是非常重要的。 此模式仍在发展阶段，研究亦以韩国人的教会为主，所以有其一定的限制，但此模式将专注于本堂事工的教会增长观念再次与普世宣教事工连结一起思考，接受不同文化因素确对教会增长有影响及不同大小的教会需要面对不同的增长挑战。[5] 结论及建议 教会增长所引发对传福音及教会事工的反思及研究，为我们带来众多的参考材料及有用的模式，但个人认为在使用这些理论及方案时，我们需要先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对症下药，得到实际的帮助。根据马盖文建立初期教会增长学的理念，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意见及分析： 一、必须以大使命为教会增长的目标 在本地是有效的布道植堂，在海外是差传宣教。堂会增长与宣教事工是相辅相成的。堂会的经验可以帮助宣教工场，宣教工场的研究也可以帮助堂会，差者与传者是互相帮助，缺一不可的。 二、跨科制的整合( Integration ) 例如神学、社会科学、历史、属灵更新等，这是马盖文的原意，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教会增长运动”起初的跨科制、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的整合精神已经失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所以今天华人教牧必须多了解不同的学说及其方案，再按本地实况配合使用才能得到最大的益处。 三、避免直接套用不同模式 教会增长运动本质就是一门实用科目，对重视实时果效及轻看学术研究的华人教牧来说，最大的危险乃是不经消化便照单全收，结果可能得不到益处反而有害。 四、小心“同工业余化的后遗症”( Amateurization ) 教会增长学为教会提供了很多简单易用的材料，制订了适合当地及当时的策略方案及理论，所以往往教会可以借此快速地培训同工。这样不但价廉物美，更是量身订造，难怪今天在美国最年轻的两万五千家教会中，大部份是由没有经过传统神学训练的同工所负责。 这情况不单发生在堂会，也发生在宣教工场上。正如拉尔夫·温特所指出，这现象在“学生志愿运动”中曾经发生，为宣教事工及宣教士本身带来长久的困难，所以他认为这是将来宣教事业要面对的最大限制及困难。[6] 个人认为，这对华人教牧的影响会更为深远及严重，因为社会文化及处境会改变，假若牧者欠缺整全的训练，未能具有深入思考及独立学习的能力，教会将难于响应将来的改变。当然持续的在职培训或能协助解决一些问题，但最大的损害将会日渐减少兼具学问与经验的牧者、有广阔视野及远大眼光的领袖、有反思能力的学者，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培养出来的人材，但失去这样的人材将会是华人教会莫大的损失。 [1] 10/40之窗是1989年第二届洛桑会议提出的宣教用语，指北纬10至40度，东从日本及菲律宾，西至西班牙及非洲的长方形地区，被视为未得之民最集中，宣教和属灵征战最关键的地区。——编者注 [2] Ralph W. Neighbour, Jn.,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A guide for the Cell Group Church (Houston, TX: Touch Publication, 1990). [3] Nicky Gumbel, The Alpha Team Training Manual (Paladin Press, 1993). [4] Christian A. Schwarz, 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Church Smart Resources, 1986). [5]Hong, Young-gi,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urch Growth, a paper presented at Asian Mission Confernence held by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Singapore, 6-10, Dec 2003. [6]"Editorial Comment", Mission Frontiers, March-April 2004, USCWM, Pasadena, CA.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