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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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赞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时，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厶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厶要批判宗教？
　　随着进一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一点一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一∶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赞，希望渺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世人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对象却大有区别。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间有一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丌物，是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人则有局限、有罪性，必须向上帝悔改。
　　而无神论者，似乎有着不敬也不惧天地鬼神的豪气。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会信世上的东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领袖”，就是一例。不畏惧神，却畏惧骑在自己头上的“伟人”。“伟人”一挥手，就乖乖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成了一只虫豸或一颗螺丝钉。集千丌人的崇拜为一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人间之“神”就这样造出来了！
　　这样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人的灵魂、侵占人民的权益，挟制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将国家、民族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结果便是“　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厶作家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厶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
　　经《创世记》里，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这里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代替了神，替我们分辨善恶，这就是人间灾难的开始。何时人能醒悟，认识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
　　方面二：理想与天堂
　　经中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在世上传大爱的福音。他特别体恤、怜悯弱势群体，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地谴责。例如，他多次指责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太福音》23：14）。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在福音书里随处可见。　经中斥责“富足人┅┅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书》5：1-4）。
　　与此相似的是，共产主义亦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不同的是，共产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等价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暴力斗争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牺牲千丌人的生命，推翻一个专制、残酷的旧制度，建立另一个专制、残酷的新制度，正义、光明在哪里呢？但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它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们可看出，　经里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是以人性有“罪”这一点为基础的，并不以富人、穷人或阶级来判别。在上帝的标准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爱家人、邻居，甚至要“爱敌人”。这体现出神的无限慈爱。爱敌人，虽然是极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人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稣斥责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扬仇恨、不倡导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仁慈和爱、博大和宽恕，一点一滴地改变人心、社会。
　　有人说，　经里的信徒，也实践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传》:“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
　　这的确与共产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以信仰和爱为基点的，是自愿的，并不是制度性的强迫。而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制剥夺，是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制度。
　　对于这一点，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于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　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证明这个公式”，然而“┅┅即使　经里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　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的天堂，是　洁、快乐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上帝的子民在那里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
　　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是人间天堂。
　　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一旦将其擢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　讶了。道理很简单，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一星期的事情，都没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的事？这人间天堂的依?何在呢？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有一著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丌人告终。60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一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的太阳，又大、又鲜艳、又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众多唯物主义们却拜倒在飘渺的人间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时人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12）。
　　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一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因而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
　　上帝怜悯世人，派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灵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为基督里的新人。这是人自觉、自愿的，是在灵魂里改恶向善，是以永恒的真理、公义为标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里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一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恩共产理论著作中，并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　”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应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地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一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人，同样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长期改造。
　　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整治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因阶级划分而有“原罪”的，被强制改造的人，属于可被随意剥夺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的改造是强制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一条。
　　而少数接受改造后被认可的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一切服从党和领袖，彻底否定自己个人的利益，成为顺服的工具。
　　这样的理论体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里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与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里重生得救后，价值观改变，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和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　经《哥林多后书》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这是明确地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志和精神，且这种委身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激励。
　　在共产理论体系里，是强制性地对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所谓的“兴无灭资”，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　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
　　《纪念白求恩》一文，更表达出对这种“忘我精神”的赞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这种“无我论”的关键点，是以所谓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意志，个人完全委身于集体，且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着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多厶容易被喊着这样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的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牺牲个人的，服从“极权主义”的人格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宣传，是假“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人服从统治者的需要。
　　可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是凡人献给凡人，最后堕入灾难深渊。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甘愿跟随公义无私、　洁无罪的上帝，进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并非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已。然而20世纪初，自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东欧、亚洲相继建立共产国家，始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实践的过程，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罗素就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他在《西方哲学史》里，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
　　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共产领袖搞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这些领袖，最后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丌愚众来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疯狂地崇拜过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所以，如今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
　　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和共产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厶，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
　　我理解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而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几名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名人∶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
　　毛泽东左手所指的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看着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灵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苍天已死，‘红’天当立——这些“人神”，正同襄共举，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这100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血海尸山，祸害连连┅┅
　　结语：为什厶共产主义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些话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既如此，为什厶共产主义又有如此强烈的宗教色彩？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篇小文能说清楚的。马克思本人出身于犹太教家庭，6岁受洗，16岁行坚信礼，全家都是新教徒（注），基督教理念对他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应该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基督教有几千年的历史，共产意识有100多年时间。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世界历史》2004年6期张倩红的〈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祖父马克思·利维是该城有名的拉比，祖母爱·里沃夫更是出身于拉比世家。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格也出身于荷兰的一个拉比家庭。父亲原名希尔舍·马克思。1817年，35岁的希尔舍·马克思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并把自己的犹太名字“希尔舍”改为基督徒常用的“亨利希”。1824年，亨利希·马克思让他的6个儿子都接受了洗礼，时年马克思年仅6岁。马克思的母亲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没有立即改宗，但在其父母过世后，也接受了洗礼。”
　　（本文原载《海外校园》2011年第8期，转自共识网（2011-09-26）。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1092646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