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纠错机制的失灵

杨宁

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方，真假的判断，归根结底几乎完全取决于权力意志，在政府的金口玉言之外已经无理可言。如此条件、如此背景，哪怕纠正一桩很小的错误，也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得不等待某位上峰的拍板决断。只要组织的内部手续不启动，无论多么正确的主张也难以成立

　　“华南虎照片”这样一起稚拙的诈骗案，居然能拖延八个多月，真可以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众所周知，几乎在陕西省林业厅公布镇坪县“华南虎”照片、颁发周正龙奖金的同时，就有很多网民质疑其真实性，并指出了破绽所在。2007年底的舆论调查，提前半年就得出了与姗姗来迟的官方处理报告相吻合的结论。因此，如果有关机构打算要查明真相、纠正错误，本来是易如反掌的。
　　但“纸老虎”却反咬一口，居然还能吓退很多有责任、也有能力追究真相的人们。以致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傅德志这样的身在象牙塔里的专家也悻悻然，不得不与那个图利造假的刁民同样打赌发誓，以自己的脑袋来担保实话实说的可信度。
　　可以说，那台佳能相机拍摄出来的，远不只是一种与《战国策》里庞恭对魏国君主讲述的“三人成虎”寓言相类似的社会怪象。那几十张“华南虎”照片还定格了一系列盛世危言：掌权的各级官员依然可以像秦代权臣赵高那样指鹿为马、指年画为大虫。
　　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方，通过专业机构和技术手段识别真伪、校对正斜的机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真假的判断，归根结底几乎完全取决于权力意志，在政府的金口玉言之外已经无理可言。如此条件、如此背景，哪怕纠正一桩很小的错误，也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得不等待某位上峰的拍板决断。只要组织的内部手续不启动，无论多么正确的主张也难以成立。
　　在虎照疑点暴露后，国家林业局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调查处理的责任，相反，还与陕西林业局合伙把更大的财力和物力投入更不着边际的寻找真老虎的方面，寄希望于弄假成真的奇迹，试图靠侥幸来掩饰假老虎的真面目。最近宣布的对13名当地涉案干部的行政处分，不仅制裁很轻微，其理由也很奇妙。例如前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免职的原因居然不是“护假”，而是所谓“违反组织纪律，开设个人博客，参与争论”，简直匪夷所思。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部门监督、内部问责机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
　　“打虎”派法律学者郝劲松接二连三启动外部问责程序，要求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指陈当地公安部门以其他名义拘留周正龙的根据和期间存在正当性瑕疵，直至提起公益诉讼，但都被置之不理或拒之门外。即使在按照组织手续宣告处理结果的6月29日，警方发言人也特意强调：“虎照造假事件系周一人所为，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和其他村民参与造假的事实”，竭力把追究法律责任的范围仅仅限定在周正龙一个人身上。由此可见，自下而上寻求司法救济的诉讼机制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
　　当各种制度化纠错的可能性都被大打折扣的时候，理应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威就会分崩离析，因而社会的诚信度也会大幅度下降，风险则会大幅度增加。在这样的境况里，抵抗无序化的力量只能到制度之外去寻找、到人民当中去寻找。这次“虎照事件”表明，网民的相互作用和集体作用构成了发现和追踪违法行径的主要动力，网络舆论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至关重要的民主监督机制。该事件的处理尽管已经延宕大半年，但并没有不了了之，应该归功于互联网政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可以反过来看清楚对关克给予免职处分的那个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了。把开设个人博客参与争论界定为“违反组织纪律”并给予免职处分，其实或多或少也流露出些许对网络舆论的报复心理，或有意或无意为将来压缩电子言论空间预留了一道伏笔。
　　但是，倘若“虎照门”这样丑陋的闹剧，最后居然还能进一步演变成这样的结局，那就不难想像，所有的纠错机制很可能都将在中国毁于一旦。于是乎，“权力定真假”的流弊势必愈演愈烈，直到引起诚信危机总爆发；于是乎，政治体制的转型只能“硬着陆”。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打虎”派的胜利已经向整个社会昭显这样的道理：自由的、公开的信息流通可以减少个人诈骗以及有组织的操纵等不正当行为的成功概率。网络空间里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陪审团”，可以极大地减少事实认定方面的误差和法律推理方面的盲点。在网络舆论与法律程序之间进行持续性互动的场合，滥用裁量权的机会势必短缺，已经失灵的纠错机制比较容易复原，再颟顸而蛮横的强权也将逐步现出纸老虎的原形。
　　另外，围绕“三人成虎”的大辩论其实在不经意间打造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虚拟公共领域，也树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新型自由言论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打虎”派的胜利已经证实了这样的事实：理性的网络舆论如果善用，可以帮规章制度长出牙齿来，可以通过监督和表达这两种方式去影响决策，可以采取众志成城的方式防止社会诚信度的下降，可以加强秩序赖以维持的问责系统。固然，这只是一种随机化的直接民主的雏形，但却指出了一条与政党政治不同的民主化路径的可能性，并为创新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线索和经验素材。
　　在制度创新的层面观察和思考虎照事件演变的全过程，一定会注意到，数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透明度的增大、关系距离的缩短使得各级政府都具有了可问责性，并且明显地提高了沟通和协作的效率以及确定性。这样设定的情境能够充分限制欺骗和武断的余地，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阻遏结构性腐败的蔓延，还有利于克服猜忌、犬儒主义以及逆反心理，促进人与人之间达成互信和共识。
　　只有当自发的诚信和制度化的信赖恢复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法必依”和“有错必纠”才会成为天经地义，赵高指鹿为马的陈年旧事和庞恭“三人成虎”的规讽寓言才会逐步淡出视听，不再构成现实中的近忧、远虑以及荒诞剧。■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财经网法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