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诗人普罗登提乌斯和他的《灵魂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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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正如蒂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一书作者）在评价《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一书时所言，“罗伯特·威尔肯在本书中按照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早期教会的神学家、主教、诗人和赞美诗作者所目睹的样式，对基督教信仰做了丰富详实的解释。本书以其清晰和确信的笔触写成，实乃一扇可窥见基督教精神概貌的视窗。” 《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如一卷色彩斑斓的万花筒般，将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呈献在读者面前。

此书不仅探讨了基督教的根基性问题（比如上帝如何被人所认识、基督教的崇拜和圣礼、圣经），也探讨了诸多教义问题（比如三一论、基督的作为、创世、人类的受造等），还探讨了信徒问题（比如信心与认识神的关系、信徒之间的团契关系以及教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还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的问题（比如基督教的诗歌、圣像），最后还讨论了基督徒的生活问题（包括道德生活和灵修生活两个方面）。

对于喜欢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第九章（集中讨论基督教文化问题）大家不能不读。而下面的这篇文章就是节选自此章节。在这篇文字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早期基督教著名诗人普罗登提乌斯的长篇叙事诗《灵魂之战》。

　　国内很多信徒喜爱文学，而也有一些基督徒作家开始尝试基督教文学创作。但是基督教文学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原本很优秀的作家，在驾驭基督教这一题材时，往往给人一种很生硬的感觉，很难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他们所写的作品也总会给人一种浓浓的说教味。

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评价普罗登提乌斯的一段话，则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启迪：

“与哲罗姆不同的是，普罗登提乌斯并没有放弃缪斯。他认为，基督徒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回避文学；他通过采用这种‘便捷的长短格诗’和‘迅速的抑扬格’，使基督徒既能在诗歌中找到乐趣，也能从中得到教育。对于他来说，诗歌既不单纯是工具，即一种用于教导的快乐工具，也不纯粹是美学性的，即空洞无物的歌唱。在所有为人们称颂的诗歌当中，格式和内容乃是互补的；普罗登提乌斯谨慎地处理神学观念的表述和圣经故事的叙述，也同样关注遣词和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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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登提乌斯最受人欢迎而且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他的长篇叙事诗Psychomachia（灵魂之战）。这首诗与他创作的任何其他诗歌相比，都更好地展现了普罗登提乌斯的原创性，因为灵魂之战并不是普罗登提乌斯自己创作的基督教故事的一种韵律版，它既有来自圣经的灵感，也有对古典作品的影射。与早期的基督教诗人不同，他并没有采用古典的诗句来重写圣经中的故事。他希望进行一项新的事业，他创作的内容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即一种用寓言形式来讲述灵魂生活的诗歌。《灵魂之战》受欢迎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中世纪时期它的抄本可以与圣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相抗衡。这首诗在国人中间同样为人们珍视，正如古英语的抄本所表明的那样。诗歌中对美德与邪恶之间激烈斗争描绘，同样也启发艺术家们通过将核心人物绘成栩栩如生的图画来对诗歌的抄本进行描绘。

在古代世界中，寓言曾被广泛地用作解释文本的一种工具。因为它一直以来都被用于解释荷马的诗歌；所以当基督教开始解释圣经时，特别是在解释旧约圣经时，他们就采纳了其中的某些技巧。但是，从普罗登提乌斯的《灵魂之战》中，人们看到的却是谋篇上的寓言体，即一种用来表达观念、或态度或情感的充满想象力的崭新叙事创作。解经性的寓言体则会采用一段经文中的细节，不管这些细节是不是虚构的，并努力从其语言和形象中发现象征哲学、神学或道德原则的东西。谋篇上的寓言体以道德原则和属灵真理开始，创作一个虚构的故事，并用叙事方式将其表现出来。虽然其他作家也曾创作过寓言体作品，如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维吉尔在《田园诗》（Georgics），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丘比特和普赛涅的的故事中，都曾用过这种文体；但是，普罗登提乌斯却是将整首诗构思为寓言体作品的第一人。此后，会有很多人仿效他的做法，其中最卓越的出现在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与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

普罗登提乌斯以亚伯拉罕，“第一位信徒”开篇。在圣经中，亚伯拉罕当然是第一位信仰的榜样，而普罗登提乌斯让自己的读者来回顾献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因为顺服上帝的命令之故，动身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即由亚伯拉罕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就是在她生育年龄已经过去很久之后出生的儿子，作为向上帝献上的祭物。然而，普罗登提乌斯在诗歌中所强调的却并不是信心，而是爱和情感。亚伯拉罕所献的是“他心中宝贵的”。灵魂之战是一篇关于内在生活的诗歌，论及让我们里面“受奴役的心”获得自由而发动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决定由谁来统治我们的生命而发动的战争。普罗登提乌斯用一句带有明显奥古斯丁语调的句子说：“人的本质是分裂的”。灵魂之战乃是一首关于如何使我们摆脱三心二意达致内心清洁的诗歌。

为了给这一故事布置场景，普罗登提乌斯选择了一个亚伯拉罕生命中显然并不重要的事件，即《创世记》第14章中作为战斗英雄的事迹。当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地区定居之后不久，他就被迫奔赴战场来迎战那攻击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四王联军，他们掠走了城中要得的财物，并将当时住在蛾摩拉（本书中如此，但圣经中作所多玛——译者）的罗得当作俘虏带走了。当时，亚伯兰（他当时还没有蒙上帝赐名亚伯拉罕）听说罗得被掳走了，便组织了一支由318位壮丁组成的军队，去营救自己的侄子。他在以色列北部，靠近但的地方追上了他们，并在靠近大马士革的地方打败了他们：“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创世记14:16）。

普罗登提乌斯认为，应该把掳走罗得的故事作为ad figuram，即作为寓言来解释。亚伯拉罕“为上帝之爱所激励，拔剑出鞘，让骄傲的王逃遁”的故事，正是人灵魂中善恶两股势力争战的寓言。这个故事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我们必须为保持自己的心不受放纵的欲望控制而战。正如亚伯兰能从掳走他的人那里解救出来一样，照样因有基督的帮助，基督徒能让自己脱离那辖制他的邪情私欲。唯有当灵魂被“基督的火炬所照亮时”，它才能胜过自己的敌人。

一俟普罗登提乌斯确立了贯穿亚伯拉罕的故事的主题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诗歌。现在，他没有对圣经中的叙述做出一种寓意解释，而是开始讲述一个他自己发明的故事。诗歌中的主角不再是亚伯拉罕，而是一系列由普罗登提乌斯杜撰出来代表美德和邪恶的人物。第一位进入战场的是“信心”，“她衣裙粗朴凌乱，肩膀裸露，头发也未修剪，两臂奋起。”她迎战的是“崇拜昔日众神”，亦即偶像崇拜。一霎时，“崇拜昔日众神”照着“信心”举剑杀来，但“信心”熟练地避开剑锋，一剑击中敌人要害。当“崇拜昔日众神”倒地之时，“被自己的女王信心聚集起来的千万殉道者得胜的军团就欢喜雀跃，受到激励要面对自己的仇敌。”

虽然普罗登提乌斯的语言或许会显得粗糙，但是却使人联想起他写作的那个时代。他的读者长久以来都听过殉道者的故事；在故事中，战斗总是以殉道者的死亡而告终。听到一首诗以“崇拜昔日众神”的死亡，战败扑倒，“信心”得胜凯旋，是何等令人心满意足。辩护总是甜蜜的，而普罗登提乌斯无疑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情感。但是，这里包含的还并不仅仅是一吐为快。在普罗登提乌斯的寓言之下，跃动的是一个重要的圣经暗喻，圣保罗将信徒描绘成“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3），以及《诗篇》中的战争形象（“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争战”诗篇144:1）。基督徒不是与外面的敌人争战，而是与“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或者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为了在这一战场上取得胜利，人们就要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披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12-13）。

在《灵魂之战》一书中，普罗登提乌斯将属灵争战置于基督徒生活的和核心地位。最大的仇敌是罪，其中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若没有罪的话，就不可能有美德可言；若没有战胜罪的话，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诗歌史上一个经常为人们想起的主题。在斯宾塞所著的《仙后》一书中，“红十字骑士”就是普罗登提乌斯著作中“信心”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敌人“错谬”，让人想起“崇拜古老众神”。实际上，约翰·弥尔顿谈到《仙后》一书中的众位骑士时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普罗登提乌斯著作中的英雄：“我无法赞美一种遁世的、修院中养成的美德，它未经过磨练，也毫无生命气息，它从未杀出来与自己敌人战斗，而是从比赛中隐遁；这样的比赛若不经过仆仆风尘，若不经历寒暑，就不能得到那不朽的桂冠”。

　　紧随“信心”之后出场的是“节制”，她在战场上迎战的是“贪欲”。“节制”与双肩裸露的“信心”有所不同，她并不是在没有披戴铠甲的情况下奔赴战场的，而是身披闪亮的铠甲。虽然“贪欲”用蘸有沥青和硫磺的燃烧着的松明火把向“节制”迎面掷来，但“节制”却用石头击中了“贪欲”的手，并挥剑刺来，正刺入她的喉咙。当“腐臭的血块”从“贪欲”颈项中流出来时，“节制”认识到自己已经彻底得胜了，便欢呼说：

 

你的末日已然来到

你必要轰然扑倒

再不敢向上帝仆人

抛掷你致命的火药

唯有清心的人

就是基督之火永远照耀。

 

随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是其他的美德和邪恶。在“崇拜古老众神”和“贪欲”之后出现的是“愤怒”、“骄傲”、“放纵”、“贪婪”、“混乱”，迎战她们的依次是“忍耐”、“谦卑之心”、“清醒”、“正直”、“单纯”、“希望”、“理性”、“和谐”。总的来说，共有“七宗罪”（美德的数目要超过邪恶），但她们却与人们熟悉的中世纪七宗罪没有对应。

普罗登提乌斯努力要找出一种方法从而将每种美德都置于一个战斗形象中。例如，人们何以能描绘“忍耐”冲向一位仇敌的形象，或是“谦卑之心”欣喜若狂地盯着倒在地上的仇敌的形象呢？普罗登提乌斯似乎认识到了自己计划中的局限之处，在“放纵”和“清醒”之间的战斗中，他将“放纵”描绘成了一个随心所欲的敌人，一个既狡猾又妖艳的女人，坐在一驾辉煌的战车上向自己敌人投掷紫着罗兰和玫瑰叶子。因为受了一位“醉醺醺的舞娘”引诱，美德们起初将自己的武器放在了她脚下。“贪婪”通过化妆成“节俭”来欺骗敬虔的基督徒，诡计多端地骗取了她那些轻信、毫无戒心的朋友。正如文艺批评家C·S·刘易斯所看到的那样，在古典文学中“有对自欺这一重大事实任何认识”，这就是凡例之一。

普罗登提乌斯认识到，人情欲肆虐得如此之烈，以致要与它斗争可以形象地比作战场上的战斗。虽然维吉尔谈到了民族之间的“野蛮战争”，但普罗登提乌斯却谈到了在“人的骨髓中肆虐”的“野蛮战争”，因为人“分裂的本质”在咆哮着进行反叛。尽管他的写作没有奥古斯丁的心灵深度，但他却从圣保罗和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其原因在于“那住在我里头的罪”（罗马书7:15-17）。

《灵魂之战》是一个关于每个人的故事，涉及到发生在每个人灵魂中的故事。但是，这首诗却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它加更壮观，场面更加宏大：就是爱寻找人类的故事。交织在普罗登提乌斯诗歌中的是一个叙事；在这一叙事中，是上帝，而不是人的灵魂，才是演员。这一故事从创造开始，从人类的堕落中汲取了自己的情节，从亚伯拉罕所受的呼召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众先知和以色列男女圣徒的应许中赐下了希望，并在基督和生命和差下圣灵和聚集教会中得到了应验。这首诗不仅是关于道德生活的寓言，也是对在基督里对上帝的称颂，他在人毫无设防的地方取得了胜利。在“节制”战胜“贪欲”之后，她说道：

 

童贞女生下一个孩童，

如今，你的能力何在？

在那位童贞母亲身上

人性失去了原初的污秽

从天降下的能力使肉身更新

未婚的女仆竟生下了神，就是基督

因母亲之故，而成为人

因天父之故，而成为神

从那天起，一切肉体都成为神圣

借肉体以降生，并借这联合

分享了神的性情

纵然道成肉身，与肉体相联

也未停止他从前的身份，

更未因与肉体交易而位份稍减

他的威荣让不幸者雀跃。

他过去所是的，如今仍是

他过去不是的，如今已成就

所以，我们不复是昔日样式

而是重生成为更美之物

他虽赐给我，但仍是他自己

神虽成为我们的样式，却又毫无二致

他将一切赐给我们，抬举我承受上天的恩赐。

 

这里澄清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基督荣耀的行迹，而另一个故事则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请注意，普罗登提乌斯在其对道成肉身的故事所作的描述中，引入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代词：“他虽赐给我，但仍是他自己”。普罗登提乌斯通过将这两个故事交织起来的方式，赋予了基督教诗歌以一种迥然不同的形式。在《灵魂之战》一开始，普罗登提乌斯就向读者说话，邀请他们成为这一叙事中的一部分。在普罗登提乌斯的诗歌中，读者并不是一位旁观者，而是一位参与者。任何一个人愿意“献上蒙上帝悦纳”的祭物时，都必须献上“他的心看为最宝贵之物”。他必须驱除掉自己胸膛中蓄积已久的混乱，镇压其中的“悖逆”，好使自己的心意为基督所赢回。正如弥尔顿的《失落园》一样，《灵魂之战》并不是“表达卓越观念的一种工具”；这首诗循循善诱地劝读者要注意自己，并通过接纳基督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人只有心灵清洁，才能迎接基督，并有权“作为接待三一上帝的人”。

哲罗姆，这位四世纪拉丁派最有学问的基督徒，谈到自己在闲暇时刻会转向西塞罗和普劳图斯（Plautus）这位喜剧作家来消遣一下。因为圣经语言既直白，也不典雅；使他困扰的是，他发现自己在阅读罗马古代伟大拉丁派作家的作品，要比阅读圣经中的经卷更让他感到心满意足。有一次，他在发烧时，梦见自己被带法庭中的一位审判官面前。当被问及他是谁时，哲罗姆回答说：“我是一位基督徒。”但是，审判官却说：“你在撒谎，你是西塞罗的门徒，而不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审判官命令人鞭打他，哲罗姆请求怜悯。从那一天起，哲罗姆宣称说，未必如此，他用以前给予文学作品的热情和来阅读圣经。

与哲罗姆不同的是，普罗登提乌斯并没有放弃缪斯。他认为，基督徒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回避文学；他通过采用这种“便捷的长短格诗”和“迅速的抑扬格”，使基督徒既能在诗歌中找到乐趣，也能从中得到教育。对于他来说，诗歌既不单纯是工具，即一种用于教导的快乐工具，也不纯粹是美学性的，即空洞无物的歌唱。在所有为人们称颂的诗歌当中，格式和内容乃是互补的；普罗登提乌斯谨慎地处理神学观念的表述和圣经故事的叙述，也同样关注遣词和节律。他也没有忽略整首诗的格式。自从贺拉斯以降，没有任何诗人曾创作过像《一日四时歌》和《殉道者的冠冕》这样的回环诗。普罗登提乌斯希望基督教的诗歌不仅在教会崇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达到了一种早期基督教作者未知的丰富，和拉丁诗歌中久已缺失的那种清新气息。他的全部作品既带有深刻的基督教内涵，也是不容置疑的文学作品；而且，它使基督教理性传统走上了为各样的诗人，如但丁，威廉·朗兰德，埃德蒙·斯宾塞，约翰·弥尔顿、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T·S·艾略特，和乔弗利希尔都留下一席之地的轨道。

 

《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威尔肯著，陈知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3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