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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以及《信仰与生活》发行廿五周年纪念佳期，本人特表祝贺之忱。感谢神过去祝福了贵社在许多年间对改革宗信仰能够作有力而忠实的见证。本人对《信仰与生活》的编辑赵中辉牧师与包义森牧师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刊物撰稿人的支持者表示贺意。本人也对十四个不同国家《信仰与生活》的读者特中贺忱，因为没有忠诚的读者，一个刊物是不能存在的。愿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借着各位的努力得以兴旺！
自从《信仰与生活》开始它的见证以来迄今已经廿五年了。差不多每十年都表现它的特殊性格。本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以后所谓“沉默之年”开始的。这种沉默可以说是由“铁幕”与“竹幕”那个十年期间所造成的，一九六零那一个十年也可以说是沉默的；那个期间是“不安的年代”背叛、骚扰、与亵渎。一九七零年代已经浮出了“纷乱之年”。在神学界的倾向多半也是仿效这个模型。过去廿五年乃有迅速惊人的发展；那是一个喷射机的时代与太空探险的时代。那是一个太空卫星传播的时期——多半是彩色的传播。神学的发展也随着喷射机时代速度前进。古老的自由派在过去占优势差不多已经有二百年了。在过去廿五年比较过去的两个世纪已经看到更多神学上的变迁，更多的倾向。
本文笔者被邀请对过去廿五年神学的倾向在这个复杂的期间当中作一简短的报告。我要从系统神学方面来开始这一篇论文。当然我要尽量、尽可能地给予简单的陈述并且是选择性的叙述。 本时期的简述 在过去廿五年来。最显著的就是在神学倾向上的迅速的变迁。古老的自由派（Old Liberalism）自从十八世纪初叶的开明主义（The Enlightenment）以来,差不多有两世纪所有的变迁是属于内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危机，把神学家们从自由主义乐观的美梦中惊醒。正如一般人所说的，巴特在一九一九年所出版的《罗马人书注释》便开始了新正统派的神学。巴特的新正统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占优势，虽然巴特差不多在整个廿世纪当中仍然是极有势力的神学家。在一九五零年巴特的声望（尤其是在欧洲）已经让给布特曼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了。等到一九五四年布特曼的学生在他们的老师立场当中发现了《显著的矛盾》，并由考斯叟（Ernst Kasemann）的演讲开始了历史耶稣的新探求。这个新探求与爱布龄（Gerhard Ebling）和福旭（Klaus Fuchs）的“新神学”与“新解经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倾向与当时不同的势力继往开来。
在一九五九年潘恩波（Wolfhart Panneberg）出版了他的一篇论文名为《救赎的事件与历史》成为最有意义的新的神学倾向，为历史的神学已被发展为巴特与布尔曼的神学的代替物，这就是在一九五零年代在海得堡大学为一台具有不同的神学训练的毕业生所作成的。他们开始出版一些东西,特别是在一九六零年代，而且他们的势力在一九七零年代大为增加。同时一九六零年代发现了迅速的神学倾向，这种神学的倾向是属于过激派的，有世俗化的性质在内。由于以上所提人名表示，德国乃是继续称为神学界的主要倾向发源地。古老的自由派、新正统派、新自由主义，“历史的神学”这一些主要都是德国的产物。最不幸的由于开明运动与现代哲学这一方面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些现代的神学，而并没有服从圣经为神不可错谬的话语。
在没有详细述说这些新的倾向之前，本人愿意就改革宗与天主教神学的发展作一个概略的观察。当新神学倾向来去不定的时候，坚固的圣经神学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改革宗神学，仍然在世界各处与历史当中继续进行，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四年的改革宗神学
改革宗教会与改革宗神学并非末受到廿世纪各种神学倾向的影响。在保守派，纯正信仰的抗罗宗主义阵营之内，曾经有过教义上的争论与严重的危机。在美国来说，密苏里总会的信义宗教会或者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在改革宗教会里，就是荷兰教会最严重的危机。虽然如此坚固的改革宗神学，也就是《信仰与生活》所标榜的神学，仍然在世界各处有深刻的影响力。
在改革宗神学中，在全世界有最大影响力的或者就是美国加尔文神学院伯克富的《系统神学》了。伯克富教授（Prof. L. Berkhof）在一九五七年逝世，但是他的《系统神学》仍然被各方面所采用，同样也翻成别国的文字。韦敏斯德神学院的护教学与伦理学的教授范泰尔博士（DrC.Van Til），在过去廿五年当中也其有普性的感力。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当中，他能够出版许多课堂用的讲义并以前没有出版的资料，现在也广被多方使用。在过去廿五年间最负盛名的就是阿母斯特丹的伯高尔教授（Prof. C.C. Berkouwer），他所计划要出版的神学研究十九卷现在已经用荷兰文出版，其中大部份已经翻译成英文。他最近的作品就是《五十年来的神学》从现在一直追溯到一九二零年神学的发展过程，现正在荷兰出版中。
在本时期当中加尔文借着他的《基督教要义》以及圣经诠释和加尔文神学的研究的新翻译继续影响教会。一九五九年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版四百周年纪念，一九六四年又是加尔文逝世的四百周年纪念。由于这两个特殊的时期而开始了不同的会议，庆祝与出版以资记念。日本的加尔文翻译协会报告显示一般日本社会对加尔文的注意。我们盼望并祈祷加尔文重要注释的感化力，在末年的日子当中，在全世界能够增加。在我们今天思想纷乱时代。加尔文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合乎圣经的方向。
改革宗信仰在全世界经由发展的国外宣道活动逐渐进步。改革宗的宣教师在神学院以及其他教育机关当中继续不断地转向神学教导。在未来的年日当中，我们盼望能够看到借着坚固的改革宗本地传道人的训练能够显著的进步。一九四六年所组成的改革宗联谊会（RES）已经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二年召开了七次的联合大会。在这个时期当中，这个主旨已经在数目上增加，而且在主旨上面强固起来，对全世界改革宗教会乃是一大祝福。若为改革宗教会彼此合作，改革宗联会的各会员教会，面临现代神学的倾向曾经阐述了圣经的立场，即如有关圣经、创造、种族、职务以及其他提出了有关圣经的立场。在第三世界中新生较小的改革宗教会由于改革宗联会对忠实的改革宗见证所有的贡献，曾经给予意义深远的影响。这改革宗的见证，就是在近年来所发生的危机与纷乱当中所作的见证。我们盼望并祈祷在改革宗教会中借着改革宗联会所给予更有力的见证上能够合作无间，这个见证就是《信仰与生活》的见证。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天主教神学
在过去廿五年间罗马天主教会曾经过了巨大的骚动。一九五零年就是一个神圣年，教皇庇乌利用这个时期宣告马利亚代替升天的教义，自从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一八七零年）以来， 头一次教皇利用他不可错谬的权威宣布新的教义。在一九六零年代教皇无谬就受到龚汉斯（Hans Kung）以及他人的挑战，在一九六八年教皇反对人工节制生育对于教皇的权威在一般信徒当中受了相当的影响。
比较不太出名的主教，本来是想不过当一个临时教皇的约翰廿三世，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三年充当了教皇的职位，就在那一个短短的期间之内，他把目前一些现代化的事来应付目前的需要的事情开始了行动。由于戏剧性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在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召开四次的教会联合会议起了很大的作用，令人有了盼望。由于此次会议教皇的势力发动，一时似乎不可阻止威胁天主教会的存立。除了天主教在礼拜仪式以及其他事务变迁之外，内部也起了所谓革命性的改变，而保守派抗罗宗却稍有改变，以致成为回到真正圣经的基督教。所说的这些改变，都是天主教有感力的神学家说明了不是转向新正统派或新自由主义派，就是属于当代的抗罗宗神学那一方面的。在改革宗神学家这方面感觉到欢喜的，就是巴特与布尔曼的神学思想影响了一些新的天主教神学。然而天主教失去了他的总体性与大部份的分歧性这是显然的。米兰的枢机
主教蒙提尼在一九六三年成为教皇保罗六世，在以下的十年当中他曾经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个势力就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所发动的过激势利，重置天主教于泰山之安。
天主教继续地关心到圣经权威，神父独身，节制生育与婚姻法的种种问题。神父变节与脱离圣职的人数日增而使情形愈益恶化。虽然一九六八年在乌普沙拉（Uppsala）以为天主教不久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虽然经过十五年不断地努力与世基协会的接触,但参加协会的事现在终于胎死腹中。在梵蒂冈第二时期多马阿奎那的声势锐减。但在一九七四年天主教举行阿奎那逝世七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的那颗明星又在闪闪发光。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们打算把阿奎那巨篇《神学总论》从新加以翻译。虽然如此，现代天主教与主要神学家 例如拉加尔——（Karl Rahner）,龚汉诗（Hans Kung），康维思（Yevs Congar），麦约翰（Johan Metz）,谢必克（Ed. Schillebeeck）－ 都更反映出来存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抗罗宗神学的影响。
一九五零年布尔曼压倒巴特
在过去廿五年间在现代抗罗宗主义中间发生了迅速与奇异的变革。在一九五零年中世纪神学界四大巨头仍然健在：巴特、布伦诺、布尔曼与田立克，在第一次欧战后，巴特、布伦讲、布尔曼、田立克等人组织联合阵线，共同反抗自由派拥护并发展正统派神学。在一九五零年代布尔曼的影响逐渐压倒了巴特的影响，时至今日只有布尔曼仍然活着，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已经取代了新正统派的神学。
巴特（1886 ～ 1968）在新正统派神学中是最显著而有力的人物，而他在廿世纪的影响是无出其右的。巴特在二次大战中的影响是非常有力的。到一九五零年布尔曼的影响就压倒了巴特，尤其是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的地方。巴特在一九三二年开始写著他的《教会教义学》并于一九五零年用德文出版了他这部巨著的一半。在一九五零年期间又出版了六卷,最后一部分在一九五七年问世。《教会教义学》的英文翻译除了一卷第一部分之外，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年之间，以最快的速度出版问世，最后的一部在一九六九年出版。巴特的影响力虽然在德国以及欧洲开始衰弱，可是在一九五零与一九六零的年代当中，英文翻译所付出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处仍在进行中。巴特所出版的《教会教义学》的规模庞大，以及他对新正统派显著的影响，可以说确保了巴特神学方面长期的重要性。
布伦诺（1880－1966）的势力为巴特所锐减。由于布氏在一九三八年在普林斯敦的讲座以及他早期著述翻译英文的结果，于是新正统派神学在说英语的世界中广泛为人所知。但是一旦巴特的主要的著述的英文翻译出版以后，布伦诺这颗明星就从天上坠落。布伦诺在日本旅居了两年任教于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1953－1959）。布伦诺的《教义学》（Dodmatics）的第三卷与终卷在一九六二年问世。
布尔曼在一九四一年在德国所召开的牧师讲席会中就解除神话为题发表了他的讲座。在此次演讲以后他出版了《新约与神话学》是在一九四八年所出版的集体论文《信息与神话》中发表的。布尔曼得到了显著的地位。《信息与神话》在一九五三年翻译成英文版，此后布尔曼开始取代了巴特在神学界的影响力。布尔爱虽然是一位新约学者，他主要的追求是形式批判与存在主义，但是他在神学方面的影响，逐渐影响到所有神学的训练，包括系统神学在内。不但对布尔曼，就是对巴特来说，信息这件事情并非确实是在历史上有根据的。巴特与布尔曼的神学，在历史方面来说，是属乎幻影的。尤其是对布尔曼他所了解的道成肉身与复活只不过是《末世论》方面的事件，以及历史与超历史之间的区分，被用为避免古老的探求与自由主义的历史的相对论。但其结果对于圣经基督教来说是毁灭性的。
康滋曼在他一九五三年的讲演中（这次讲演在一九五四年出版）唤起一般人对布尔曼神学的注意，康滋曼说在布尔曼神学中有“一种显著的矛盾。”耶稣存在与十架的事实对于信息来说是重要的，但对其他的布尔曼（与巴特）并不注意历史耶稣的探求。于是在一九五四年布尔曼以前的学生就开始了历史耶稣的探求。这些人包括包堪恩（Bornkamm）；康滋曼（Conzelmann），福旭与爱布龄以及其他数人在德国。福旭与爱布龄（是系统神学家），把“历史耶稣的新探求”与“新神学”以及“新解经学”合一炉而治之这件事，在一九六零年与七零年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位美国神学家罗宾逊（James M.Robinsom）代表了新探求的运动，在一九五零年以文献作根据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耶稣的新探求》但是这个新探求在耶稣的复活上绊倒了，使他们信不下去。他们分享了布尔曼的神学思想的前提说复活是不可能的，形式批判的一般舆论的发表承认复活对于古代教会所传的信息是其要的。但是对于新探求的代表者们为他们自己的神学不能够接受这一种结论。因此我们今天说到，“形式批判的一般舆论的笑柄”。潘恩波在他的新的历史神学中曾经开始了他的神学，他所根据的正好就是他个人所说严重的一个观点。潘恩波在一九五九年所发表一篇题为《救赎事件与历史》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神学的纲要，就是关于复活在历史中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乃是他神学的唯一根基。关于此点容后详述。
在此我们也必须要提一提田立克保罗（Paul Tillich 1996－1965）因为他的比较更为稳进派的哲学化的神学，与布尔曼的关系胜过了他与巴特的关系。田立克的影响实际上说来是在一九五零年代逐渐成长的，而在一九六零年代产生出激进性的果实。当他在一九五四年从协合神学院退休以后，田立克继续在芝加哥大学，以后又在哈佛大学从事他执教的生涯。在一九六四年他终于出版了他的《系统神学》的第一二卷与最后一卷。田立克的治学方针在最初是以哲学指导为方向的，比巴特与布伦诺更为激进，从田立克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来说，是比较更为激进的，而且也是先知先觉的。
吉特尔（Kitte）庞大的《新约神学辞典》也是新正统派的神学兴起的作品。撰稿人大部份是从巴特与布尔曼的神学展望而来的。这个计划是吉特尔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他以为这部辞典在三年内可以完成，实际上用去了四十五年；在九卷中头一卷在一九三二年出版，最后一卷在四十年后出版。在一九四八年吉特尔逝世，工作由佛莱德里继续领导，这个计划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光阴。英文的翻译由爱德门出版公司出版并且在十年之内（1964－1974）完成。这是一本“神学的”辞典，差不多的写稿人都反应了巴特与布尔曼的神学思想。不拘这一部辞典如何地有用。对于目前的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使用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关于重要神学思想方面的题稿。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CC）是在一九四八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的，在一九五零年代开始发展。最初巴特派的影响在运动的领导阶层里是非常显著的。一九六三年在蒙特立奥所举行的信仰与教职会议中布尔曼派的影响开始锋芒外露；康滋曼的影响在蒙特立奥特别强大。世界教联在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有一百四十七个教会参加，来自四十八个国家，到一九七四年发展到会员教会有二百六十三个来自九十三个国家。来至第三世界的会员教会差不多构成了大会的会员半数。一九六八年在乌普沙拉世界教联大会上所有对社会的关心差不多已经压倒了教会对传福音的兴趣。等到一九七零年的迷悯已经使着教会联合运动进入严重的阶段。天主教教会参加世界教联为会员的希望是很遥远的。大部分金钱上的奉献给解放运动来反抗种族歧视与殖民地主义，已经表显出来世界教联的优先注意与不断增进的抵抗。保守派的福音派的教会多半没有参加世界教联，而且由于这些的发展情形看来似乎要继续地反对参加。
激动的六十年代 —— 激进派神学
一九五零年代的“沉默世纪”被一九六零年代的不安世纪所取代。那就好像沉默的春天突然被龙卷风所突破。正在此时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处学生的暴动，往往与解放大学或反对保守派的政权有关。“情境伦理学”或称“新道德”（Joseph Fletcher）已似乎正适合青年人的新生活方式。新式的服装，广泛的使用迷幻药与性放纵乃是这一年代的特色。
六十年代乃是神学的不安与纷乱的一代。基督教信仰的基要部份曾广泛地被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神学家挑战并予以基本上的再解释。“基督教无神主义”被宣传为今日的福音——解放的福音。在希特勒时代殉道者潘霍华成为“无宗教的基督教”的与“神死”神学的目标。潘霍华大部分是属于巴特派的主流，但是位作品的性质以及他自己勇敢的生活在很多地方对他的作品有些误用。在这一个十年之内实在有一些荒谬的事情发生。在这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繁荣的时代当中发现了贫困、饥饿与社会的不公平。虽然美国人登陆月球，但是地上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能解决：如人民的贫困，腐烂的城市与黑人区。种族的暴动与世界各地方的革命风潮到处皆是，犹如野火燎原。
六十年代的神学反应了这一代文化上的特质要求性解放，粗暴的反抗与混乱。最初激进派的调子在一九六二年在威德尔所编辑的《音响》（Sounding）出版而来的。此后在一九六三年英国的罗宾逊主教出版了《对神诚实》，在其中他把潘霍华、布尔曼与田立克的神学予以普遍化。本书出版后可以说不胫而走，引起广泛的讨论。这里所说的就是流行的神学正配合流行艺术的新花样。罗宾逊主教出版的书籍在神学方面的贡献不拘怎样的微小，但最低限度开启了许多人的眼睛，叫人看出这些当代的神学是无神主义，虽然在所用的名词里面都是用有神主义的名词。
一九六五年的“神死神学”在，《时代》杂志与《新闻周刊》中得到了头条新闻的地位，并且在世界各处类似的出版物出现。奥提哲、韩密敦与范必伦是美国神死神学的主要代表人，以前都是属于巴特派的并且声称虽然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是从巴特的思想有所学习，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想不要神而自己生活。他们宣布说这是“基督教”无神主义的真正自由与特性。在德国有布诺恩和稣里代表了同样的思想倾向。但是“神死”神学的时间很快地就濒于死亡，美国的代表者们都已经销声匿迹。
在神学方面来讲六十年代是光明的。世俗神学，激进派神学乃是人本主义的新方式；激进派的新自由主义大部份是文化的现象。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问题上：各种的社会病已被承认。但是很难得到解决而且神学上的分析也是肤浅的。许多福音派人士被迫面临福音的社会涵义以及加尔文主义世界人生观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但是最不幸的改革宗还没有把自己装备起来面临这项挑战。
从德国又有新的思想倾向发展开来。服装的新样式都是从巴黎出来的，但是德国始终是在把握着神学的倾向。一九六五年慕特曼（Jurgen Moltmanm）出版了他的《希望神学》并英文翻译在一九六七年出版。抱着对将来与历史的兴趣，与慕特曼相平行的从潘恩波以及潘恩波集团发生出来一种主要的、新的神学倾向。潘恩波在一九五九年发表了他以《救赎事件与历史》为题的论文。在一九六一年潘恩波编辑了集体论文题目为《启示与历史》英文版在一九六八年问世。潘恩波的主要作品就是《耶稣--——神与人》，在一九六四年以德文在德国出版，英文版于一九六八年问世。在这些作品当中，历史被认为是福音信息的主要与基本的部份，与巴特、布尔曼的神学正相反。潘恩波认为耶稣基督复活乃是他的神学中心。这一个新神学是在一九五零年为海德堡大学一群毕业生所发展开来，在一九六零年代开始并以出版书刊出现，而且在一九七零年代对世界有很大的冲力。
潘恩波看重历史为福音的基本被巴特与布尔曼幻影神学所欢迎。而潘恩波看重复活乃是一切神学的中心，也是对耶稣新探求的形式批判标准的这一群人所欢迎的。最不幸的，潘恩波与他同事的神学并没有真正回到圣经学里面。虽然如此，慕特曼与潘恩波的出版物比较六十年代的大多数出版物有更坚实的神学贡献。虽然在这一个十年之内所发展出来这些东西似乎是很适应时代，但是在标准方面是很少有成就。
一九七零年代——意外的反应
据说没有人能知道一九五零年能够遇见到一九六零年的骚扰。同样地，在一九六九年也没有人能预期到一九七零年意外的反应。越南战争来到一个很困难的结束。不拘怎样靠不住，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终于缓和下来。不安与暴动在大学校园中曾经为悲惨与毫不发生兴趣的心情所代替，新派信仰的神学院经历着学生注册的锐减，而福音派神学院在学生注册上的剧增。而且来的学生都是属保守派的，保守派教会处处正在方兴未艾。
谁能告诉我们有什么新的运动能给一九七零年代一个新的冲力呢?数世纪来布尔曼一直反对圣经中的神话；廿世纪科学与技术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属于神话的那些东西九他曾经装腔作势地这样说。可是，受迷惑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以及多少他们实在是渴望这新的经验的时候，七十年代的人对于旁门左道，神奇鬼魔等都表示相当的注意。甚至于撒但教也出现。剩着人们对于这些旁门左道发生新兴趣的时候。有关这一类的书刊充斥坊间。在世俗主义的年代以后一个最新奇的方法被人引用，追求所谓属神圣的事情。以宗教运动为方向的经验，即如新灵恩运动，就是在一九六零年代所发起的，在一九七零年代仍然在各大宗派里面继续进行。新灵恩运动特别在天主教里面占有势力，在面临强烈的组织主义之下，在天主教里面，往往对个人的宗教信念有相当贡献。
将来的一个时代的情形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可以说没有人能以预告。可是在这十年的头几年当中表示出来人们对个人宗教经验的渴望，人有了个人宗教经验就以为信了主了。可是他们往往转向新的代替，就是他们只是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在这些新的奇异的事情之外，大多数神学的方向，如以上所描述的，在一九七零年代仍然被许多人支持。巴特对于神学的影响仍在继续。在欧洲以及北美洲有加尔巴特学会的组织。布尔曼的神话解除仍在继续为当代神学最显著、最流行的一种形式。历史耶稣的新探求，“新神学”，“新解经学”的代表者们进入一九七零年代还是大有人在。潘恩波集团的“历史神学”继续发展并且其声势在本世代中或许有增无减。可是纷乱与空虚代替了人的最深的需求，已经代表了本世代的开头几年。
结论
在过去廿五年间神学变革的速度有惊人的显著。神学倾向的起伏是相当地迅速。我们本世纪的特性和标记就是不安与变迁。人们既然拒绝了神的话，就寻求其他的代替，结果在将来证明出来这一切都是不能满足人的心愿。这个世纪最急需的，就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正如在有权威的圣经中所启示的。改革宗教会与改革宗神学家的挑战是其有相当重大性的。加尔文的世界人生观需要传遍全世界并应仔细地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唯有忠实地信服神的道以及神恩典的丰富的祝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才能够在今天兴旺，并扩展神的国，叫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得到荣耀。愿《信仰与生活》在未来的时日当中，为这伟大的目的更加倍得到神的祝福！
（原载《信徒与生活》1974年10-12月，总第100期。） | 
发表于 2020-6-18 00: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