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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4 16:21:12)
转载自作者新浪博客 ▼ 标签： 杂谈
再思抉择 我对守望现今的局面，深感忧伤！这个简单的说明，不是为了“抒情”，更不是“煽情”，而是一份尽量基于圣经和教会历史传统的严肃反思。我请求读者同样存严肃的心阅读、理解与判断，一同查考这道理“是与不是”。 我曾经说过，出不出去对我而言都不是教会的最大问题，我更关切的是教会内在的建造。目前教会的建造也不是只有透过出去或不出去的途径，在这个相对性的问题上，我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信仰有更大的原则可以超越。无论在教义层面，还是伦理层面，甚至策略上也能有可为之处。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上帝有特殊的召命或奥秘。非此即彼的一分为二，显出我们处理手法过于简便的同时，也闪现了出（属灵、终极）“二元论”思维的狰狞面貌。因此我认为，无论对于出去的人，还是不出去的人，都需要保持足够的自我反思。互相指责与彼此歇斯底里的辩护，暴露出人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教会教导的严重缺失。我尤其不满的是，两边牧者都任凭自己的支持者彼此攻击甚至恶言相向。即使很多的语言到了越过基督徒体统的地步。而这些人就是嚷嚷着什么真理、爱之类的“超级属灵人”，多么令人痛心啊！更糟糕的是，真理和爱心似乎都应该由他们来定义。谁能告诉我，这些人是羊还是狼？很多人，常常以良心自由（平安）来定夺自己的选择，我要在此特别指出，良心平安具有欺骗性，和外在的处境一样有假象。如耶利米的痛切直言：“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最平常的例子就是，很多人虽然了解罪被赦免的允许，但自己良心却仍然被搅扰、控告不得平安，但其实应该平安；另一些人，宣告预言时说自己内心充满平安，但最终却证明是虚假的，事实上应该感到不平安。无论书里还是现实中，我都看见这样自我感觉“平安”的人。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慎思明辨。我相信灵里的感觉，但那个感觉需要察验。我们最好重温一个经典的思想：圣灵与圣道并行（Calvin）。 显而易见，中国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是历史的老问题，或者说是“新中国”的新问题。但我还是老调重弹：上帝为何兴起这个政权？尤其是当这个政权击败了一个基督徒颇占比例的国民党政府。即使加上了倪柝声发动的大规模祷告，希望上帝出手阻击解放军（《难泯岁月》）。但上帝没有听祷告！深思啊...!如果我们接受上帝在历史计划里的焦点是救恩的完满，就如巴比伦的兴起以及以色列的连续被虏，为了成全福音的计划一样，那么，对中国教会而言，我们应当怎样预备自己接受上帝的洁净去迎接更大的复兴？2007年以来，我越来越被这个问题吸引。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目前而言，尽管我知道很浅薄，但也有一些探索的收获。 以色列被虏的时期，是一个有妥协也有抗争的时代。针对现实的处境，我们最乐道的是以斯帖的故事。但以斯帖嫁入皇宫就是以色列传统信念的妥协――与外邦人结婚。在所有的抗争中，焦点只有一个――拜偶像。无论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是末底改都不例外。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敬拜别的偶像，是十诫的教导，也就是说这是关乎信仰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另一个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这些进入朝廷的圣徒，他们也要行日常的君臣之礼（如俯伏）。换句话说，只有暴君、恶人自我神化要求他们敬拜时，他们才会冒性命去持守信仰。他们没有抗议要建造圣殿，以保证信仰的正常自由的进行。相反，在这方面，他们做出巨大让步，即使在平安的时候，甚至是有圣徒权倾朝野的时候，也安于在很简陋的会堂敬拜上帝（十个犹太成年男丁，就可成立一间会堂）。敬拜空间的不稳定和不自由，在那时候的先知看来，并无损于他们的信仰。相反，以西结以属灵的圣殿[1] ，成为他们的盼望、满足、安慰。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宗教是依靠很多礼仪才能得到表达的，但他们却愿意放弃了。一个建筑物圣殿对犹太人信仰生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新约教会。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圣殿时期的以色列信仰，比任何时期都纯粹！[2] 这和教会大小规模的讨论无关，只是说明他们的抗争是为了什么。所罗巴伯和尼希米更没有抗争可言。尽管知道耶利米的预言时间已到，他们仍然去取得皇帝的允准。因此，在抗争的意义上，我认为少数在日侵时期不拜天皇的韩国教派，及不加入“三自”的中国家庭教会，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倪柝声要求弟兄姐妹签字声援向政府抗议保留鼓岭教产的性质就不可相提并论。[3] 守望的性质下文讨论。 另一个典范是摩西，他要求法老让百姓走。凭什么？一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400年的确切应许，二是上帝赐予的权能之杖。摩西在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前，就以手中之杖迫使法老同意。我必须承认，过去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受到好莱坞电影《十诫》和黑人灵歌《去吧，摩西》的影响，把它和自由的诉求联系起来。但现在想起来，这里面有过于浓厚的“解放神学”（ Theology of Liberation）的色彩。我诚恳地向弟兄姐妹尤其是当年诗班的弟兄姐妹道歉，请求原谅我在指挥这首作品时的“过度诠释”。有几点很明显。首先，“出埃及”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虽然它有带来实际的自由――离开为奴之地。这只是副产品不是目的。因为如果上帝只是要以色列人自由，400年之久就难以解释，在约瑟时期或在逼迫前以色列人完全可以自由离开。诚然，400年的寄居大大发展了以色列的数目，但上帝使以色列人自由和人数众多无关。在神的百姓获得自由离开埃及的过程中，以色列的12支派压根儿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上帝只是藉着摩西对抗法老。其次，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的转折点，上帝要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承受应许之地。这就需要足够人数，尤其是需要军队行军打仗。上帝在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最残酷的时候，甚至使法老的心刚硬来显明他的作为，不仅是为了鼓励以色列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因为“羔羊的血”得以活着出埃及，而引出“救赎的故事”。因此，“出埃及”的本质，是一个救恩的预表。从这个角度而言，新约的信徒已经“出埃及”，保罗就把“过红海”解释为“受洗”（林前10：1－2）。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出埃及”的终极应验――新出埃及（Neo-Exudos）。这不是说，我反对自由诉求，而是我们需要认真探求这段经文的原意。 新约中，就更加难以找到支持为信仰/聚会自由抗议的依据。但自从甘地以来，马太5－7章的“登山宝训”就成为“非暴力不合作”抗议的典型教导。首先，撇开解释的理路不讲，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能不能接受一个印度教徒对这段经文的“重大发现”，尤其当这个发现有别于整个教会历史的主流传统时。另一个鼓吹“唯爱”思想的重要人物是列夫·托尔斯泰，他虽认为自己是教徒，他的解释却不被俄国教会所接受。斯托得在解释罗马书时断言，他不能同意托尔斯泰。而向甘地请教并试图加入“唯爱社”（未遂）的中国“三自运动”领导人，他们所鼓吹的“唯爱”思想，同样不被家庭教会所接受。“登山宝训”最基本的解释之一是，它通常被视为是基督徒的个体伦理规则，而不是群体性的运动指南。伟大的传道人钟马田博士认为，这些经文的道德是叫人绝望的，因此需要救恩（《活像基督》）。如果我们尝试在政治上的运用，更是如此：甘心“走两里路”。这是指部分地区罗马兵可以强迫人代挑行李一里路，基督要求我们不仅不抗议这条“地方恶法”，还要把加倍的善堆在他们头上。非常清楚地，我们一直所说的“山上的城”，在上下文中没有任何“冲破环境”的意味，只是指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好行为”。信徒要有好行为，不能根据有没有“异象”，而是硬性要求。 而在历史里面，如果说有抗争的典范，两约中间的马克比起义是一个，近代马丁路德·金也可以算一个。但前者组织军队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后者则是为人权示威最终取得胜利。两者的政治诉求都很明确。而且，无论是林肯还是马丁路德金的主要神学依据是创造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我相信，这些对于我们目前都没有多少可参照性。因为我们只是“属灵战争”，也不是为了中国的人权（例如为受压群体），而是宣称为了信仰（更准确应该是信仰自由）。我在这里，要请大家留意，信仰自由和信仰是不一样。信仰是绝对的，信仰自由是相对的；信仰是指灵性，信仰自由则是政治（πολις，politics）；信仰是指我们所皈依的真理，信仰自由则是指宗教生活的环境。真理不可以妥协，环境却可以将就。那么，守望教会的“户外聚会”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我们的两项要求已经说明了一切。一是为教产（钥匙），二是为信仰自由（政府许可字据）。如果此举是为了信仰，那教产和公文就变成了信仰的内容。因为诉求（为了），就是出发点。我断不能接受！“钥匙”的诉求只是教产，因为给钥匙可以只是履行商业合同而不等同于聚会的自由，如果那地方用来聚会，有关部门同样随时可以找借口查封；第二才是“自由”的条件，政府不干涉限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我说过，我并不认为信仰自由不重要，但是有几点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反省。
[1] 内在建造、教会及指向《启示录》的终极属天圣殿 [2] 与此形成剧烈对比的是大希律的巨型圣殿对以色列的败坏，比被巴比伦掳掠前更坏，几乎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其最重要的体现是竟然杀了上帝的儿子。 [3] 后来这些签名被用于支持“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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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8 09: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