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王怡弟兄ffice ffice" />
（根据ffice:smarttags" />2008年5月26日下午.在“福州改革宗教牧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根据2008年7月11日在加州湾区“第二届基督徒与社会参与”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充修订。特别感谢福州改革宗教会的文字事工小组，提供录音整理稿。）
感谢神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其实我在主里的时间不长，而且非常抱歉晚来了，错过了很多从大家领受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在接受改革宗信仰的过程中，家庭教会在神学传统上带来的争战比较少一点。我和我的同工，在慢慢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感谢神在这些年间，在城市里大大做工。秋雨之福是在这一波城市福音浪潮里，主把我们慢慢召聚起来的，一间典型的城市教会，以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居多。我自己除在教会讲台服侍，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和主赐的异象，是从改革宗神学所传承和表达的那个基督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宇宙中的真信仰，一定是在宇宙中的任何领域都能够透出上帝大能的信仰。因此用一个扎根于圣经上的，和委身在归正传统中的整全的世界观，在这个汉语的世代中，在主为我预备的那些文化领域去阐释和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是我所领受的呼召，就是作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使徒。其中一点，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所以特别在这个专业上，我的负担，是以改革宗神学的眼光，来观察家庭教会跟政府的关系。我对近代以来的一种启蒙式的或自由主义式的政教关系，特别有反思和重新阐释的负担。
我今天的分享是试图从改革宗神学来观察教会在灾后的参与及当前政教关系的走向，我想提到三个重要的主题。
第一是国度的眼光。其实“政教关系”并不是圣经或者基督教的概念，而是一个世俗的政治学概念。当然基督徒几乎都会说我同意“政教分离”，我们没有意见。但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当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时，他一定是在一个国度的眼光中的。换言之，他不是在国家的内部，去看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如何。而是从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与这个世界，这个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去看的。政教关系，是从世俗的政治学角度，对罗马书第5章所说的“亚当”和“基督”两个国度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如果末日之前，在属灵的意义上宇宙中只有一个国度，就没有什么政教关系之说。在伊甸园，是“政教合一”的；在新天新地，也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反过来，当天使堕落，人犯了罪，在宇宙中自以为建立起一个自立为王的国度时，这个世界就被迫“政教分离”了。再反过来，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在上帝没有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在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中作王之前，这个世界就一定而且必须是“政教分离”的。任何意义上的政教合一，都是对上帝的叛乱。但改革宗的主流传统，相信上帝的确以眼睛看不见的方式，至始至终在世界中作王，不是到千禧年才作王，今天就在作王，不但在我们这个会场，今天下午，同时也在中南海作王。
世俗国家的权柄，是上帝设立的。正如教会的权柄、天国的钥匙是上帝设立的一样，唯独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才能理解政教关系的实质。它的实质就是两个国度的停火线，在哪里停火，就在哪里等候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平之">和平之ersonName>君。国家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能干预教会事务，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权闯入人的良心自由。因为国家的疆域，原本就跟灵魂的国度没有关系。所以从路德到加尔文，到诺克斯，都坚持这个不可妥协的圣经原则，就是地上有两个国度，我们同时活在两个国度当中。这两个国度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是重叠的。所以基督徒看政教关系是以国度的眼光，绝不是从国家内部去看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所以，这是处理政教关系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教会及其同工，圣经说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是神话语的一个托付者，我们所传讲的，我们祷告里被成全的，我们生命里活出来的，都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呈现。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有一个委员去国会发表演讲，说，你们这些贪婪的人啊，你们拥有了刀剑和军队还不满足，还妄想得到天国的钥匙。今天，我们要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勇气，总要站在这个贪婪的世代和国家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
5月12号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我在家里，我们家是16楼的层高，摇得特别厉害，那个时候，人们全都跑下来了，市民恐慌了，成都几百万人呆在大街上。差不多两点半地震，我上街之后三点钟，开始给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发短消息。因为宗教局到我们教会冲击过两次，所以我手机里差不多有四个宗教局干部的号码，我给他们也发了消息，祝福他们。当时大家心里还很惶恐，后来有一个干部回了短消息，说感谢我对他的鼓励。我这么做，不是从世俗的角度去讨好他，或者说趁机可以拉好关系。我们会说，这是出于基督里的爱。这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眼光，是说这是天父的世界，是我天父的世界。这世界发生一切事，包括地震了，我们基督徒都是管家，都是领受了修理看守的职分的。尽管看上去，好像是政府在“修理”我们。在身体的层面上说，也是的。但当一个公务员的灵魂受到惊吓的时候，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当仁不让的管家，当仁不让的治理者。安慰他们，不但是福音使命里面的一个行动，也是文化使命里面的一个本分。就像医生照顾病人，是他的本分一样。在灵魂的国度里，照顾一个地震后的世界，这是教会的本分，而且除了教会，谁都没有这个本分，这个托付唯独在我们身上。所以我那天一下楼，看见满街的人，就在心里叫一声，主啊，我们要怎么交账？
所以你是用一个国度的眼光，不但去看抽象的政教关系，也因此去看你和一个宗教局干部之间具体的关系。
第二是管家的职分。林刚长老说，我们要去思想，神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复兴和使用改革宗神学？我的粗浅看法是，当我们看见教会总要慢慢浮出水面，基督徒开始影响这个世界，参与和更新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圣言的托付者，有一个管家的职分。教会的参与，给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你有没有一个整全的基督信仰，一个天父世界的眼光，决定着你到底要如何去行。尤其这两周多，成都的各教会在赈灾救灾的事上，我们也会有一些看见。在第一周的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乱。有一些弟兄姐妹先去灾区，当他们回来分享时，他们主要的感受就是心很乱，不平安。他们要做事情，也在做事情。但老实说，还不是在一个天父的世界中做事情。一个同工在医院服侍，问一个相处几天的义工，你有信仰吗。他说我是基督徒。又问他，你为什么来医院呢。他说，我是中国人，这是什么时候啊，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来的。这位同工的心一下就痛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只是肉身的反应。无论是否基督徒，都被灾难震惊了，再刚硬的罪人，也有恻隐之心被有限地激发出来。无数人是凭着残存的良心的一个回应，去参与救灾的。然后社会舆论把这种道德性拔高到一个偶像的地步，大肆渲染中国人的良心，中国人的打不垮。一场灾难带来的最主要的社会效果，并不是人的悔恨，反而是一场偶像崇拜。
所以我慢慢看见，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做的，是作为管家去做事情。管家第一要尽自己的本分，第二要把这个天父的世界交托给天父。不然你开车去送东西，第一种情况，是一路上看见满目疮痍，如果你不能交托，你一辈子都走不拢目的地。第二种情况，是你送东西去了，你心里就平安了，你不去，心里就不平安。可是你的平安不是建立在基督里面的，是你的行为带给你的，你假设你的行动可以带给你的。你做事情是为了安慰你残存的良心。换言之，就是在苦难面前，你回到了以行为称义的自我成全的企图。
所以这时候我看见的，其实不是救灾，反而是教会牧者的负担。成都的教会在未来几年里，需要几倍于地震之前的牧养、教导和关怀的服事，成都和四川的基督徒才能真正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去做事，去交帐。当我们被给予一个机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参与面，去浮出水面，以比以前更公开的方式在人群中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也因此与政府和主流社会的关系得到了一个更新的可能性。这首先是对家庭教会的治理、牧养，和家庭教会在真道上的认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基督徒在某一个时刻，差不多都想去赈灾，想去帮助灾民。但原来每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需要被提升的人。他到前线去了，回来马上需要在神面前的祷告等候，然后他需要协谈，需要被牧养，需要从新得力。教会和团队之间，以前同工较少，连接较少，现在一下付出水面了，更加需要合一。不然闹得不可开交，都是主内的志愿者，甚至到了要去报警的地步，把弟兄告在不信的人面前。我们看到地震后的中国，上帝对基督徒，对家庭教会提出如此的要求，就是当教会真的开始浮出水面，去参与一个时代从建筑到灵魂的重建时，我们到底在天父的世界里，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眼光。
如果没有这种管家的眼光，做事情只是一个“好人”心态，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看见大灾难临到，觉得一定要做点事，不做就心不安。好人的心态，就是通过做好事去自我安慰，自我安慰的意思就是抗拒恩典。你觉得基督徒以前做得太少了，并没有为这个世界付出更多的爱。其实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好像平常走在马路上，开车撞到人他就会跑，或者红灯亮了他还要闯过去，可是这个时候，他也载着一车物资跑到前线去赈灾了。因为他心不安，他的灵魂被灾难冲击了。那么这时候，基督徒要随时提醒自己，我是以一个好人心态去做事情呢？还是怀着管家的职分去交账呢。我是追随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去做事呢，还是追随我的良心的控诉去做事情呢。箴言书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容我说一句，没有异象的慈善，没有异象的关怀，一样也是放肆。
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是管家，教会是管家，我永远带着管家的职分去参与治理这个世界。我在亚当里是乞丐，在基督里是王子。这就是改革宗的文化使命，就是治理这地的使命。我们跟政府是两个国度，教会是眼睛看不见的国度，是一个真实的、大能的国度，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我们凭着神的话语的权柄，我们不像政府有很实际的、本质上是强制性的权柄。但我们仍然真真实实、的的确确地，是以传讲神的道、活出神的道的方式，治理着这个世界。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应该、而且我就在参与和治理这个世界，我凭着神的话语治理这个世界。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影子政府，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影子政府。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大有能力的王权就来了。但是当基督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地上的影子政府，我们惟一所有的，是凭着神的话语，凭着在基督里的爱去做，而不像政府那样下命令。如果用世界的观点来说呢？你这个根本不叫治理，因为治理就是说话要上算，你这个叫秀才遇到兵。但基督徒却有一个信心，唯有耶和华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不徒然返回的。所以爱才比恨更有力量，教会比政府说话更算话。政府说，中国要崛起，中国就地震了。但教会说，天国近了，天国就真的近了。我们的信仰是，教会在管理这个地球，教会在管理全地。没有这个信心，谈政教关系怎么谈都是错的。没有这个信心，谈救灾，或是参与灾区重建，都没有办法得胜有余。
第三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我接触一些基督徒，包括部分教会同工，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谈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们让我非常尊敬，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也清楚基本的要道，也有活出来的生命。可当我们谈世界上其它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真道，在他里面没有变成一个好像会随时更新的windows软件。我每次上网，发现微软的操作平台每天都在更新。我就着急得不得了，心想我在基督里的更新速度，怎么就没有这么快呢。
我们因着信仰，就当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分别为圣的看法。我不知道前些日子，围攻家乐福有没有基督徒参加；反美游行，西藏骚乱，台湾局势，腐败，人权问题，没有人可以离开上帝所许可和给定的这些历史处境，而去信仰上帝。CS路易斯说，我们要有两重倾听，一重是倾听圣经中神的话语，一重是倾听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处境中，去应用、持守和回应上帝不变的道。不是说一定要关心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说，任何人对这些问题都一定有自己的观点，既然有观点，这观点要么是基督化的，要么不是。
包括一些传道人，一说到台湾，他跟很多非基督徒的“爱国愤青”的可能反应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应该打台湾啊”，“怎么能够容许台湾独立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这些观点是谁告诉你的，是基督呢，还是政府呢。是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呢，还是一个被神的道所更新的文化呢。甚至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时，说中国是福音的最后一棒时，有没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也在里面呢。我们的异象的形成，是不是其实和政府宣称中国崛起，和儒家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有某种相似性，也和GDP的增长率有关系呢？
当信徒缺乏一个整全的信仰，缺乏对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有一套全备教导的信心时，信仰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它不能来每日更新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你的看法，就是你的世界观，仍然是受制于你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受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甚至包括在骨子里受共产党几十年教育影响的。虽然信徒已经摆脱了无神论的影响，但还有很多很深的影响，包括基本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等。
所以，一切反神学的倾向，都是在为我们脑海里的旧思想体系，充当魔鬼的辩护士。因为只有一套基于圣经的神学框架，才能拆毁你脑海里那个比你想象的更顽固的思想框架。所谓改革宗神学，就是对圣经中有一套完备的教义体系的信心和传承。所谓加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有神论。意思是说，在每一秒钟都是有神论，在每一种处境下都是有神论。在每一个人类社会的领域中都是有神论。换言之，就是坚决信靠上帝至高的主权，指望他的恩典和无比的荣耀。
改革宗的传统，是以圣约神学来观看一个完整的世界。以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在圣约中的生命关系，来建立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立场。并且在圣约中领受管家的职分和神的托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就发展为一种世界观神学。
基督徒的心里，多少都有一些意识形态，就像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样。家庭教会里，也会有一套意识形态。但这些意识形态却不一定都是从圣经教导来的。当我们说到教会浮出水面的时代异象时，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圣经教导之上的，一个长期的清理，一个杀毒软件的更新。以前，当教会被四面墙堵起来，跟这个社会没有太大交流，我们比较封闭，与这个世界比较分离的时候，这个分歧显得不是那么严重。当基督徒开始在社会上做光作盐，我们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能够进入主流社会，希望凭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改变，从而影响这个世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没预备好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就没有能力进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些基要派的肢体，他不太认同或不了解改革宗信仰的时候呢，可能说你们讲的文化使命、社会参与，是不是一种“社会福音”？我们当然不是，我们是以福音为根基，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然后在敬畏上帝的主权，归荣耀给父神的虔敬之下，去看待教会的管家职分和给予社会的祝福。但“社会福音”仍然永远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一次，成都、四川和全国的很多家庭教会，大家都动了起来。大家觉得发生这样的灾难，教会一定要做事的。这些天来自各地甚至海外的基督徒团队，每天都会来很多波，到成都来，到各个灾区去。光我们一个小教会，在接待上都已非常疲惫。大家有感动要做事，拼命想做事。但最近一周，我在思想，如果神真给我们开道路，可以更多地进入社会，祝福社会。甚至在未来，我不知道多长，五年，也许十年，二十年，家庭教会可以公开地建教堂，敬拜神，影响社会文化。那么这个过程中，教会本身在治理上，在教义的传承上，包括圣职的按立上，教会在这一切的预备上，最迫切的是领受一个完整的信仰，在大公教会的传承中，建造一个认信的教会，成熟的教会。这个预备如果不够，好像一个机会来到我们面前了，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方向。
这次救灾和灾后重建，其实基督徒做得并不是很好，至少成都的教会做得并不好，因为我们太弱小。但以家庭教会为主体、以城市教会为主体，的确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夜之间浮出水面的规模。最近，社会学家于建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他看到灾区的基督徒志愿者，他要告诉人们，中国的基督徒是合格的公民。感谢神，开始使用我们卑微的见证。这一次的见证，和以前不同，就是唯有在社会化、公开化的存在中，教会才可能在公众中形成“群体性见证”。而不是个人见证的简单汇合。譬如在以前，我们都知道小敏的见证，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小敏的教会。我们知道吕丽萍是基督徒，但我们不知道她委身的教会，甚至她是否委身教会。
这一周多，我看到很多教会同工都很积极，今天有一个团队来，或者有什么需求很紧迫，马上就组织物资运过去，然后这样到处跑。我们走出来了，但我们也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教牧的危机。教牧有教牧的职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教会不是福利机构，不是慈善机构，我不是说教会不做这些事，而是说，越是有事要做、有事可做的时候，教会越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以怎样的方式去推动、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在他自己的职分上去参与那些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给教会的建造带来很多挑战的，就是社会参与、文化使命跟教会本身的建造与治理的关系。在我看来可能非常复杂，因为我还不能想太清楚。尤其是在这一两周，一些成都的教会，有11间教会一起组建了“彩虹重建行动”这么一个平台，来推动本地包括外地来的教会团队，参与赈灾的一些事工。这11间教会中，多半可以说是有改革宗神学的色彩。无论是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你领受的异象，你有更大的机会开始落实，你一开始有机会，就会看到自己的缺乏，和家庭教会潜在的危机。
这次赈灾当中，也确实看见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整体局面，就是民间社会的参与面非常大。因为以前你只看见解放军在那里，可这一次你却看见，十万多军队在那里，一百多万民间志愿者也在那里。合法或不合法的NGO，注册或没注册的网站，登记或不登记的教会，有执照或没执照的和尚，偷税的和没偷税的企业，都来了。志愿者里也出现基督徒的身影，在成都的街上，灾区的路上也常常会看见贴着有基督教赈灾车，或类似字样的车队。我个人估计，在四川的基督徒志愿者，可能达到十万人次。但有一个重要的分享，就是当基督徒投身社会参与时，需要一个专业性的、社会化的和非营利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机构。新教跟天主教在慈善和社会福利上，有一个区别，就是天主教会和他的圣职人员，通常会自己去做，结果教会或修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慈善系统。但新教很少是教会自己来做的。家庭教会的途径，也是如此，是透过大量的基督徒机构，去做光做盐。教会呢，用奉献去支持机构，用神的话语去喂养和鼓励信徒的参与。但是教会本身，我的意思是教会里做神话语执事的同工，不要越过圣言托付者的角色。因为无论任何时候，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将神的话语带给世界，和将世界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其实这是政教关系的一个内涵， 就是福音跟文化的一个关系。尤其是接受改革宗神学的教会或基督徒，特别会强调文化使命和社会的参与，既然神已经开始慢慢在中国预备福音的社会参与之路，我们也要特别反思这些问题，准确地说，是在这些问题上反思自己的动机、敬虔、呼召和根基。我们会不会希望或真的走得太急，把教会变成失去了教会本身的那个位分。未来中国教会的复兴，最大的果效在这里；但今天，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试探也在这里。
我印象很深的，是以前在美国南部的长老会，里面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问会众：“如果下一周主日是世界末日，你们还会不会到教会来？”然后他说：“不管你们来不来，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我是牧师，我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准时到这个地方来讲道，即使下面只来了一个人，我也要像对着全世界讲道一样”。这就是位分，有人出去救人，这是好的，有人不管天崩地裂，永远站在那里讲道，这是更好的。
在目前，家庭教会其实也没有合法的身份去做更多事情。但在成都参与赈灾呢？教会其实是在后台，各种正式的或临时的基督徒机构，是志愿者团队的主要平台。这些机构多是海外的基督徒机构，有些在本地已经很久了，比如“心连心”机构，像台湾的“慈福”，台湾的基督徒救助协会，宇宙光等，还有“世博恩”。本地的像“圣爱基金会”，早期本地的家庭教会，通常是透过这些机构平台去参与的。因为他们在红十字会那里可以拿到通行证，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可以在车上打上“基督教赈灾车”，或者打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把后面的“上帝”省略了就行。然后是“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香柏领导力”等机构。“彩虹重建”也想成为这样一个机构的雏形。基督徒个人的公民身份，在目前，尤其是在城市，还是没问题的。城市的教会，可以支持基督徒机构的存在。用奉献去支持非营利的机构。这是家庭教会“借壳上市”、在城市中拓展基督徒社会参与和合法存在的主要途径。
对城市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目前在大城市，已有一些基督徒机构。成都不算多，也有至少10多家。但目前，第一，这些机构大多是基督徒个人的集合，教会的背景很淡，甚至是反教会的。意思就是就是一些没有委身教会的或缺乏教会观的，就聚在一起搞个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团契。第二，因为和教会的关系没有成型，差不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营利性的。虽然说我做这个是为主做工，不为赚钱，但始终要收费，赚钱，才能维持。这就不是NPO和NGO。一种是得到海外教会和机构支持的，可以非营利。第三种是基督徒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如律师）团契，有自我支持的资源，虽然非营利，却处在营利背景的试探之中。后两者都不依靠信徒们在教会中的奉献，换言之，就是不依靠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命成长。一个人拿10万元出来，这和几百个弟兄姊妹的奉献汇聚，在生命的沉淀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机构与基督徒社会参与、或机构与赈灾的议题上，第一，是我们需要机构，成为福音改变生命的果效，能够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同时也使教会及其同工在一个大时代中免于更深的试探。第二，就是在家庭教会的公开存在尚且艰难的时候，如何避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一条分离的、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相反的道路。
另一方面，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事工，而不是自己举办社会事工，这种观念也几乎还未成型。有评论从宏观的民间参与上说，2008年是中国的NPO（非政府组织）元年。灾难带来的一个局面，是显然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成长。而我渴望分享的异象，渴望在更多圣徒和教会同工中得到印证的，就是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NPO（非政府组织）元年”。
基督徒个人，目前多数只能透过工商注册，去参与社会慈善、教育援助、文化、心理辅导等各样事工。只有极少数背靠官方机构的，才能拿到社团注册。这和民间NGO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没有结社自由，民间只能以高成本的慈善，去打破官方垄断的慈善。教会以议会（长老会或同工会）的决议，支持信徒以异象拓展机构，教会以奉献去支持。然后教会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集中焦点，来建造一个认信的、大公的教会，在牧养、教义和治理上来扎根。我想这也许是受改革宗神学影响的城市教会，在未来社会参与的一个方向。
我们教会的异象，一是在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性的存在方面，服侍于神在本地的教会，所以教会虽然很小，灵里面也单薄，但我们聚会是很公开的。不注册，不意味着我们是地下教会，是业余教会，是非法教会。我们是合符宪法的、公开的和神所设立的教会。政府承不承认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基督徒是以一个国度的眼光、管家的眼光，在这里存在，在这里努力祝福我所在的社区。这是教会的负担。所以我们求主使用，能在这个方面，服侍和祝福成都的众教会。第二是文化使命的负担。我们追随的异象，是透过文化性的福音预工，促进成都的主流知识界和主流社会，增强对教会的了解和接纳。我们希望与本地的主流社会保持关联，希望他们都来教会看看，知道基督的教会就在他们隔壁。跟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了解基督教，形成对自我世界观的挑战和冲击，更广泛地预备福音的土壤。我们希望这一班基督的儿女，成为本地家庭教会跟本地主流社会之间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沟通磨合的一个管道。在这样的负担下，我们求主预备自己，来背自己的十字架。但福音预工性质的工作，不应该都由教会自己来完成。你做得太多呢，你就失去了你是神的道的管家的清楚位分。所以教会的方向，始终是鼓励基督徒机构的产生，鼓励信徒在教会外的更广泛的服事，然后将福音预工性质的工作，从教会剥离出来，用奉献去支持它。
当前政教关系的走向，我也有一些简单的观察。从94年至97年，中国政府大概有第一轮的宗教立法调整，以前根本说不上法律，只有党的政策。94年开始，出现宗教立法的第一轮调整了。那么到了04年至07年，我称为第二轮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立法调整。04年的宗教事务条例刚出来的时候，各地方的执法部门，实在还不太清楚中央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到底是想更松呢，还是更严呢？所以地方的执法尺度出现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比以前宽松得多，有些地方却刚好相反。那么到了07年底，这一轮立法调整基本上就结束了。
结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共产党的17大，在党章里把宗教工作写进了党的任务。这是中共当政史上的第一次，以前党章中从来没有“宗教”二字。不是说它以前不管宗教，而是说，它反而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公开宣扬管理宗教是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另一个是去年12月底，中共政治局的宗教问题学习，之后胡锦涛作了宗教问题的讲话。这也是他当政后的第一次，党的头号人物为宗教政策发表定调子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为04年以来的一些混乱和暧昧，在内部统一了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一轮调整的结束。
我对这一轮调整尘埃落定的看法，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就是法律上开始被迫和适当地承认家庭（住宅）内信徒聚会的合法性。05年后，政府的打击重点已不再是家庭住宅里的聚会，他即使找你麻烦，也是说你扰民了，声音太大了。但他打击的重点是教会的拓展和社会性的存在。商业场所的聚会、外出的培灵、神学教育、教会间的会议、联络，跟海外机构、教会和牧者的联系，以及教会领袖等。以及从住宅向着非住宅的场所拓展的趋势。就是城市教会逐渐从住宅走向写字楼的变化局面。他们制约的重点在这几个方面。
所以胡锦涛的讲话，一个方面是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共产党90年代中期以后一贯的提法，也是三自最近10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核心口号。第二是很微妙的提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所以5月初成都宗教局到我们教会冲击的时候，一个副局长带队，我跟他交流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家庭教会的信徒是否属于你们要团结的“广大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我再说，今天在场的基督徒，是不是胡锦涛讲话里面提到的“信教群众”。他说，当然是要团结的信教群众。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软硬两个方面的结合。最近几年，政府在海外对三自会和圣经事工的大肆宣传，效果上很成功；兴办三自主控的形象开明的基督教资讯网站；在各地兴建大教堂；在一些三自的著名堂点作“改革开放的特区”，广邀海内外知名讲员来，这些都是软硬结合的一面。
这些对家庭教会的成长是好还是坏呢？对教会在灾后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利是弊呢。上帝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只是我的看见不够完全。但至少有三点简单的看法，第一，是2008年的共产党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宗教问题，政府从来没有把宗教的影响力看得像今天这么显赫过。所以感谢神，49年以后，经过50年的冲突，中国的家庭教会至少在一件事上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宗教真的很重要。第二，是政府对宗教的重新调整，帮助了宗教局从政府的边缘地带向着中间地带移动，经费也会增加。譬如叶小文的出镜率最近几年明显增加了。这对整个宗教部门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地位的提升带来专业性的变化，然后带来观念的更新。主给我一个信心，就是今天的宗教部门，可能在未来成为信主比例最高的政府部门。甚至逐渐成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争取宗教自由的支持者。其实在一些大城市，这个变化已经很明显了，打压家庭教会的主要势力是公安和国安，而不是宗教局。宗教局屈服在秘密警察的势力下扮演配角，他们和大多数政府部门一样，也和我们一样，都在等待一个既不受制于秘密警察，也不受制于政治局的那一天。
第三，是目前软硬结合的统战局面，带来一个效果，就是对当前宗教政策局面的凝固化作用。换言之，随着回归统战局面和三自内宗教特区（如北京海淀堂、杭州崇一堂）的形成，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既不可能突然更加开明，但也不可能全面倒退。因为这些年间，大把的钱、大把的资源已经花进去了，甚至较成功地改变了海外某些教会、机构和舆论对中国宗教问题、对三自与家庭问题的看法。因此任何倒退都意味着前功尽弃，在宗教和统战部门内也会引起极大分歧。
所以家庭教会的成长面临新的挑战，就是当你必然慢慢走向社会、参与社会，慢慢浮出水面的时候，家庭教会一旦可能在未来去掉“家庭”的前缀时，你自己的牧养、治理，你的教义、圣职、教产，你对着全社会的一个整全的、认信的告白，换言之，当“家庭”的光环逐渐淡去，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在以前，逼迫是很大的试探，今天已进入了尾声。而开放，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要面对的更大试探。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神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复兴和使用改革宗神学，因为只有改革宗神学，可以将我们装备起来，有一个整全的信仰，去面对神透过时代给我们的呼召。之前的几十年，家庭教会的圣徒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怎么为主去死。但到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这一代的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从此怎样为主去活。而且真正活在天使跟世人的面前，成为一台戏，把这台戏，更深地扎根在中国这个族群的文化、社会、政治和一切的灵魂之中。当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一一在地上倒毙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子孙的子孙，成为耶和华的儿女，中华归主，进入迦南美地。
求主成全，求主为此使用我们。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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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8 19: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