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中国进入了反改革时代

杨宁

 

 

作者：吴国光  出处：动向  时间：2008-10-17 12:35:51

编辑者言

　　以讨论中国农村问题为主题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以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策略回避、拖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它只是中国官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个「仪式」，也是对国人的再一次忽悠。改革已经死亡，「中国进入了反改革时代」早已是民间共识。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专家吴国光教授在本期刊发的特稿，对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作了精到的评述，相信读者一定不会错过。

　　

　　近来国内外频发重大事件，本期版面临时变动，一些佳作不能如期刊发，特向作者们致歉。

「两个不惜代价」的中国向何处去？ （加拿大）

吴国光

　　作者按：今年夏天在北京，一位新闻工作者找我聊了一个很长的下午，基本上围绕改革三十年这样一个话题展开。最近他送来了谈话的整理稿。我问他是否准备在大陆找地方发表，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在海外发表，他也有些担心，嘱我隐去他的名字。我于是拣了一个笔画极简单的姓氏（「丁」）作为他的代号，而「吴」当然是我本人。现在把这篇拉拉杂杂的谈话公开，期为国人思考民族命运提供一点可供批评的线索。

　　谈话很长。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在校订的时候加了小标题。另外，这里并试图作一个简单的撮要：毛之后的中国，经过了两场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场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场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其特点是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化、常规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价推进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改革之后的中国，是社会矛盾普遍、持续紧张的中国。社会矛盾的高涨，促使「两个不惜代价」相互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即经济发展的代价转过来影响政治稳定。当局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在维持政治稳定的目标下实行的，也就是在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展开的，而不是着力于变革这种「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决定于民众对于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个「不惜代价」是否出现，即民众会不会「不惜代价」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

　　下面是谈话记录的全文。

　　二○○一，中国改革的终结

　　丁：到今年年底，中国改革就进行了三十年了。您作为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有些什么看法？

　　吴：说改革三十年，这其实是个大概的说法。过去三十年，是不是一直在搞改革，这三十年是不是都属于所谓改革年代，我认为是必须讨论和推敲的。我觉得，很难说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丁：您的意思是不是，改革的定义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改革，也需要重新界定？

　　吴：应该说不是一个定义问题。中国改革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它自己已经定义了自己。我们不能设想一个理想的「改革」概念，来把中国改革的现实套进去。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国改革的历史实践出发来讨论改革。自从毛后时代中国开始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某种程度上也在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少数的一些人，一直都有那么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觉得现实的改革有其缺失，或者不足，希望现实的改革能够发展为符合他们那种理念的比较全面、完美的改革。这种态度不是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对于这种态度，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种一厢情愿的所谓「理想主义」改革观应该清醒一下了。中国的改革已经是一个完成时的历史事件。按照黑格尔喜欢的说法，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才会起飞。就是说，人们的智慧，是在历史实践已经完成之后经过反省而得到的。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对于改革的认识，应该比较实际、比较有智慧，而不单单是那种有理想、乃至乌托邦的看法了。

　　丁：你不会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吧？

　　吴：您的质疑很对。我们的语言中有很多陷阱，我要小心一点儿才能真正厘清我的意思。这么说吧：第一，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早就终结了。这个结论，我在二○○二年夏天就公开提了出来，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第二，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在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了，毛后时代的那种特定意义上的「改革」早就寿终正寝。不能说改革已经完成，我是说改革已经结束；不能说改革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我是说改革已经走入历史。简单地说，这就是我的「改革终结论」。

　　丁：六年前你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为什么是在六年前呢？

　　吴：我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改革终结的标志性事件的。中国是二○○一年十二月正式加入世贸的。为什么以这个来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呢？这就要看中国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九七零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基本内容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我看来，这场规模巨大的转轨，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是市场化（marketization），主要体现为以价格改革为代表的改革内容，把以前国家管起来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来决定。这个方面的内容，大体上在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一九七九年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七的产品，它们的价格是国家计划来确定的；到一九九三年、九四年，就正好打了一个颠倒，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剩下的百分之三呢，直到今天，也还是由国家控制。那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在九十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已经结束了，市场已经代替国家计划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机制。

　　第二呢，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准确地说是所有权的改革。改革之前，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样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占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后期，这个比重降到了不到百分之三十。重要的是，在那之后，这个比例就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了。也就是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中所有权改革的这一块，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大体比例基本稳固了下来，下一步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所有权改革了。

　　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个方面，我认为，可以用权力下放或者「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来概括。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权力下放首先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管理的权限往地方转移；同时也涉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国有企业都是占据经济活动的重心的。就前一个侧面而言，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可以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下放已经结束，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而从国家到企业的权力下放，随着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等措施，也基本定型。当然，这里我指的是国有企业，非国有、非公有的企业本质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方面，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这可以说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后来更成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是中国原来那样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融入的过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这一融入基本完成。上面说了，其它方面的经济改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都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了，达到了转型之后的新的稳定态；等这个融入一旦正式实现，我就判断，中国的改革结束了。

　　中国进入社会改革的时代了吗？

　　丁：您讲的这些都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在经济改革之外，或之后，是不是也有其它内容的改革呢？有人讲，现在进行的是社会改革，而社会改革再进行三十年之后，就将迎来政治改革的时代了。

　　吴：这里有概念问题，也有方法论问题。我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要从现实出发来讨论改革，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仅仅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界定改革。我刚刚提出「改革终结论」的时候，就有人写文章商榷，说你把中国的改革单纯界定为经济改革，问题是，我们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呢！在政治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怎么能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完蛋了呢？这个说法，和那种「九十年改革论」，也就是前三十年经济改革、中三十年社会改革、后三十年政治改革的说法，其实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改革，就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经济改革。已经发生的中国改革等于经济改革，这是历史事实；我是在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讨论改革的。换句话说，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已经清楚地界定了它自己，我是根据这个历史界定来讨论问题的。

　　当然，离开历史事实，你也可以自行界定一个「改革」概念。这样做的问题是，第一，你可以这样自行界定一个「改革」概念，说改革应该是经济改革加政治改革，他也可以这样自行界定一个「改革」概念，说改革将会是经济改革加社会改革再加政治改革。当然很可能还有第三位、第四位、第N位讨论者，也有自己的独特「改革」概念，甚至认为回到毛泽东才是完成了改革，云云。这样呢，还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通乱讲、东拉西扯，大家用的是同一个词汇，但说的不是一回事情，指的不是同样的内容。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讨论问题。这叫鸡同鸭讲。

　　第二个问题呢，是个方法论问题。我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讨论问题，这叫实证主义的方法。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把自己的愿望放进来，或者是根据他对未来的前瞻来讨论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越讨论越不明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没有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不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而是根据愿望、预见、偏好，还不要说什么政治、利益等等的非思维层面的考虑，那样去使用概念，那样去讨论问题。我喜欢引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研究原始思维的观察，他发现，原始民族的思维，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去、或者不能够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愿望。比如巫术吧，它的逻辑就是，你希望什么事情出现，你就多多念叨，就能帮助你实现目的。你说中国改革应该包括政治改革，好像政治改革就会出现。我呢，不是这样的方法论，不是在「应然」的层面上讨论问题，不是问「应该不应该」。我是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个层面来使用概念和讨论问题，就是「实然」的层面。至于未来，我没有那个本领，可以预知将来六十年的事情。六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丁：先不说政治改革，过会儿我想和您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沿着您这个实证主义方法论，别人也可以说，社会改革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也做了好几年了，也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按您的二○○一年经济改革终结的说法，别人是不是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中国就进入了社会改革为主的时代？

　　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改革终结之后，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向你学习，留着后面找个机会集中讨论。其次，社会改革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在做了呢？咱们先来研究这个问题。

　　不错，正是在中国改革终结之后的这几年里，也就是胡、温上台之后的这几年里，中国政府确实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不是没有采取措施，试图解决社会问题。可是，有没有改革的气象呢？这个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以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开始搞改革来计算吧，谁都知道，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实行大包干，官话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全国八、九亿农民，只有百分之一的农户，脱离了集体生产，实行了大包干。五年之内，也就是到了一九八四年，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户都进入了大包干。也就是说，在五年的时间里，农村改革就完成了。这可是涉及八、九亿人的工程，规模极大；而且，政治上的风险、阻力，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干扰，也都非常大。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制度的变革轨迹非常清楚，那叫「改革」。而且，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农民的生活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得到显著改善。

　　现在的所谓社会改革呢？胡、温上台已经将近六年了，除了口号和一些财政政策措施，提出了什么有关社会层面的制度变革思路呢？取得了哪些成就呢？中国的社会问题，较之五、六年之前，是大大好转了呢，还是更加严重了呢？举个例子来说，一般民众看不起病的问题，比五年前有明显的改善吗？我不好说完全没有改善，我也不是说现领导层没有重视这些问题。但是，重视这个问题，并不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实行了改革；出台了一些措施，试图缓解问题，可以说是有政策调整，那也并不等于改革。至少不等于中国经济改革那样的改革。退一步说，就算那些动作等于改革，从成效看，也不能说这些改革得到了实施，顶多是口头上宣布了那些所谓的改革。退到底，就算他们是在实施改革，那么，从成效上看，很明显，也只能说，这场所谓社会改革迄今为止还是失败的，至少是没有取得成功。如果是这样，恐怕就不能说现在的中国是社会改革的时代，而应该说是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

　　丁：可能因为阻力太大，要推进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而且，中国的改革是以渐进为特点的，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见出成效。

　　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阻力的问题，我刚才谈到了，当年农村改革的阻力，就是很大的。当年高层有分歧，基层干部的抵触更强烈。《人民日报》甚至在一版注销来信，质疑所谓「分田单干」是搞资本主义。现在，以我不多的了解，感觉绝大多数人都强烈意识到了中国目前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希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也是胡、温推行所谓「新政」的社会基础。他们虽然做得不多，做得也不怎么成功，但是得到的欢呼不少，我看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看到了社会问题是个症结，一般民众因此感觉他们与民众的看法很接近。就此而言，我不认为今天中国实行社会改革的阻力比七十年代末实行农村改革的阻力更大。

　　丁：但是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啊。

　　吴：所有的改革，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说，都是要摧毁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成利益分配格局，都会遇到这些集团的强烈抵抗和这种格局的刚性制约。只有摧毁了这种抵抗，超越了这样的制约，改变了旧有的格局，那才叫实行了改革。你这个说法，其实正好印证了这五、六年中国并没有实行所谓社会改革，因为造成社会问题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成利益格局并没有改变。

　　当然，你还可以说，这需要时间。你也提到，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渐进的改革。这一点上，我也想提点不同看法，也许有点儿较真啊，反正咱们讨论问题，你别在意。我说较真，就是要推敲一下「渐进改革」这个说法。改革当然可以是渐进的，但是渐进并不就等于改革。否则的话，一个词就够了，或者叫「渐进」，或者叫「改革」，也不用再拿「渐进」来界定「改革」了。语义学上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也就是说呢，当人们强调「渐进」这个特点的时候，很可能，实际上把「改革」给忘掉了，以为所有的「慢慢来」都可以是改革。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革新、改变，没有像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所发生的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那样的重大改变，但也有政策的调整，措施的出台，等等，那恐怕都只能说是常规，英文的routine，不能说是改革。你就是不讲任何改革，治理一个国家，总是要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政策的嘛。至少要调整一些旧有的政策吧？可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只有渐进，没有改革──我认为这其实是改革终结之后中国局势的一个特点。

　　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要明确的是，我们是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这个意义上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而现在那些讲所谓社会改革的人，又在把他们的子虚乌有的社会改革，和这样的深刻经济改革相提并论。这就不能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改革」这个概念了。我的结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和实行。恰恰相反，中国现在是社会矛盾重重的时代，可以说是社会危机的时代。

　　两次改革与社会危机

　　丁：按照您的看法，是不是因为改革的终结，或者是因为没有实行社会改革，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社会危机呢？

　　吴：这需要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单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我们把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改革看作一个整体，因为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连续过程。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不单纯是经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两场改革。这个观点，我是在二○○四年提出来的，作为「改革终结论」的进一步探讨。当然，也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发表。其实，更早的时候，大约在一九九三年、九四年的样子，我已经有这个想法。当时我把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经济改革称为「第二波改革」，这样可以把它与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改革有所区分。我最近看到，有内地朋友，今年开始，也在讲「两次改革论」了。比较起来，我觉得我二○○四年的时候讲得是比较清楚的。后来的一些说法，也许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吧，好像反而没有把事情说透。

　　这个「两次改革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一九八零年代与一九九零年代有两场可以区分开来的改革，中间当然是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为分界线。我二○○四年的那篇文章里，是从两场改革的不同起源方式、农民的角色和农村情况的不同，或者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官僚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知识分子在改革中与国家关系的变化、新生企业家阶层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概括地说，也就是起源、农民、官僚、知识者、资本、以及国际等六个方面，比较了八十年代的改革与九十年代的改革之间的差别，得出了「两次改革」的结论。这个我就不去重复了吧。我想，应该强调的是，这个区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就是说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但是，由于一九八九年的事变，这个过程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经济来讲，都是实行市场化；就政治来讲，都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进行。这都是没有重大不同的。但是，市场化与一党专制之间他们那个关系，改变了。在一九八九年之前，是市场化借助一党专制的国家力量来推进经济自由化；在这之后呢，是一党专制借助市场化的力量来支撑政治权威主义。

　　这个当然要细讲的话，有很多内容要展开。这么粗粗的讲一讲，感觉不太严谨。这里有一些问题，也涉及到开始的时候我们关于改革三十年的说法。按照我这个想法，中国改革是二十年，分作两场。上半场是大约十年吧，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八九年，下半场也是十年，从一九九二年算起，就是邓小平的「南巡」了，到二○○一年。中间有大约三年的时间，就是紧接着天安门之后的那段时间，是完全没有什么改革的，经济改革都没有。这也是我对「改革三十年」这个说法很有保留的一个原因。中国改革总共进行了二十年嘛，哪儿来的「改革三十年」？当然，你要说，从中国开始改革，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三十周年了，这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丁：这种划分，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有什么关联呢？

　　吴：对，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谈到的那六个因素，其中四个是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关系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改革早期得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上的一定利益的中国农民，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改革中成为牺牲品；而官僚、商人、知识分子，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对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则是赢家。我四年前的文章中，没有讨论工人和军人这样两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或团体，这是一个缺陷。那么，他们与国家、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在八九年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我的看法是，工人一直都是牺牲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是一样的；而军人的情况，和官僚的情况差不多。总结起来，就社会阶层来分析，可以说，两次改革的阶级基础非常不同，两场改革的受益者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九九二年之后的这十年改革，形成了官僚、商人或资本、以及知识分子的利益联盟，社会的绝大多数民众则成为所谓弱势群体。强者通吃，弱者愈弱，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社会分化越来越大，但却没有有力的调节手段。

　　进一步说，原因在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到中期之后，也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有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天安门运动的实质，是要求当局进行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就是民众要求增加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权。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于是要求通过增加对于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来校正这个社会对于经济利益的分配。可是，天安门镇压，以不惜流血的方式，残酷、粗暴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呢，邓小平还是要继续他的经济改革。在一九九二年春，他能够不惜老命地「南巡」，就是去发动经济改革。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拒绝政治改革，一个是不惜代价推动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是为了垄断权力，所以这也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专制。按他们那个好听的说法，是维持政治稳定。而经济改革呢，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所以，也就是不惜代价促进经济发展。这两个「不惜代价」放到一起，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但是也制造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不错，通过经济改革，解决了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这就繁荣了。而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结果呢，创造财富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变得富有了，但分配财富的问题则把门关得死死的，不惜铁血来回答那种改变这方面规则的要求。那个结果，很自然地，就是高度的贫富不均，就是有权、有钱、有势、有关系的那些人可以为所欲为。这次回国，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代表中国的富有的那些东西，大饭店了，奢侈品了，高级的东西，和全世界什么地方相比都不逊色，确实「与国际接轨」了；与此同时呢，穷的那一端，落后的那一端，也是世界水平的穷和落后。一个中国，两个世界；同是中国人，冰火两重天。

　　丁：这个样子，结果是财富越多，贫富悬殊越大，社会矛盾越深刻、越激烈。

　　吴：说得很好。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可能不矛盾重重、危机重重呢。如你所说，危机首先来自于贫富的极度悬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比较多地注意到了。我的观察呢，另外两个层面上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也是在不断制造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危机的。一个层面呢，是制度运作上的。中国的社会分化，不光是物质上的贫与富的巨大差别。更重要的是，富人同时也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是规则的制定者；反过来，当然贫穷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权力、地位、影响的人。进一步说呢，这些权势者、富有者，内部好像还很团结，没有什么相互的制衡。他们可以说是「一心一意求发展」，不惜代价；他们不在乎那些哪怕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不按规矩办事，在中国，是有权有势的最好的表现，规矩都是整老百姓的。这个建基于权力和财富为一边、贫穷和无力为另一边的制度运作特点，害处极大，因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可以不守规矩。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规矩，尤其是他们的发财过程、行使权力的过程，都可以不守规矩，为了财富和权力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强制拆迁，等等等等，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分化，不是那种比如说一个法治社会也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而是一个与对于法律、规则乃至道德等种种社会规范的践踏、破坏相共生的那么一种贫富分化。这个制度上的负面效果，是很可怕的。

　　另一个层面，可以说是心理上的。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自我感觉极度良好，极度自我膨胀，骄奢不说，还特别霸道，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他们，不管是法律的力量、现实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财富、权力、地位、名声、机会、资源，所有的东西吧，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些人在这些方面，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当然会这么感觉、这么作为。他们不仅掌握自己所拥有的那些东西，而且决定着整个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从上学、就医的服务，到各种各样的机会。一个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今天摇身一变可以成为银行家，这固然是权钱一家的例子；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天他还可以成为作曲家，虽然自己都承认连音乐简谱也不认识。当然，不用说，他一定也是最受欢迎的情人，可以让那些电影明星、歌剧大腕等等什么人都来当他的「二奶」、「三奶」。这就是典型的韦小宝现象了，就是金庸在《鹿鼎记》里描写、欣赏的那个无赖韦小宝呀。这个无赖后来封了「通吃侯」嘛。一切好处通吃。我过去认识的人里面，很多人现在都属于这个顶尖的人群。和这些人已经很难认真地讨论点什么问题了。说实话，我为他们感到担心。我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是感到胆颤心惊的，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为老百姓的困苦，也为这些权势者们的将来下场。当然，我这个人一向悲观，可能完全感觉错了。他们那样不惜整个社会的代价来为自己集中各种好处，这个社会也许就认他们，就服他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就甘愿自己可怜地生活着，让这些人来气昂昂地站在全世界面前，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经济建设成就？谁知道啊？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贫苦的母亲卖血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出人头地？

　　我承认我看不懂。如果按照学理来分析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了，这是严重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危机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平衡经济机制。政治和经济应该是相互有矛盾、有制衡才对，这样的社会会比较均衡、平稳。经济上，用老邓的话说吧，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得流油，那政治上就应该让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没有富起来的那些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八九年的事件之后，中国改革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恰恰和这个是相反的。他这个政治经济学是，经济上让一部分人极端富，政治上也让这部分人极端有权力。「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那一套，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总结。这样的社会还能够稳定、和谐，从历史经验看也好，从学理上讲也好，那都是讲不通的。

　　（三之一，未完待续）

　　注：作者为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