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刘军宁、冼岩、秋风、王达三等）

杨宁

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刘军宁、冼岩、秋风、王达三等）

◆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作者：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而是看成一个民族、种族、阶级、国民、政党、家庭和公司中的一员。他被要求为他所属于的那个抽象的集体活着，却不能为自己活着；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才”！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磐，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疑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中国不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复兴，至少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确立起来过。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达成了这一目标吗？

　　 没有人认为意大利今天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来伸张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未竞的事业必须要完成。所以，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

　　 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为了抓紧赶超，何不妨跳过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如何。在中国谈启蒙运动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

　　 事实上，近三十年，或者说，近一百年，中国的启蒙者们试图绕开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只面向精英不面向民众，只面向学术不借助艺术，以至于启蒙对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中国人一直看到了自己需要一场启蒙运动，而没有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文艺复兴，或者说一场新人文（复兴）运动，不论你叫它什么。

　　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观念是有后果的。宪政革命，正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观念的后果。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使人的思想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柱础。如果建设宪政的大厦材料现在还没有备齐，我们是否可以先在每个人的心中筑起信仰的大厦？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宪政革命。个人的觉醒必然导致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文艺复兴是一连串事件的第一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宪政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自由的观念与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链条中，观念不能决定一切，只是起点，是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制度更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前提的结果，一系列事件的终点。没有起点，哪来终点？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濡。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有可能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其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是构成文艺复兴的必要社会背景。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了政权与教权的双重阻力。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伪崇高氛围中。正是价值的亏空和信仰的迷失提供了思想升级与观念脱茧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已经熄火很久了。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我们”将变成小写，“我”将变成大写！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五百年，还能更晚码？

（原文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B15版，此处为全文）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 ... ID=20802&page=1



“文艺复兴”没自由派的事（冼岩）


“文艺复兴”没自由派的事

作者：冼岩（闲言）

上月《南方周末》刊发了国内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在网络舆论和思想界引发热烈回应。其实，自由派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不管他们嘴里说的是什么，心中想要的东西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制度转型。刘军宁呼吁文艺复兴，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再怎么宛转迂回，锋刃所指，始终还是“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由主义本有多种源流，但在国内语境下，都成了制度论者，将变革制度视为最迫切的需要，最核心的诉求。这不奇怪，按照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在秩序完备的条件下，自由的最大敌人是政府权力。何况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个人自由在其面前不但渺小，而且赤裸，不能不瑟瑟发抖。

自由派的诉求可以理解，关键是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自由派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力量对比太悬殊。一方拥有强大的政权机器，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保守制度现状的意志坚定；另一方有的只是思想与话语，或许还获得一些经济上隐隐约约的支持。思想的尴尬在于，当传播被严格控制时，批判的武器就成了精致玩具，只能摆在书斋里供少数人赏玩。这就是自由派出手迂回的原因，但再怎么迂回，也难以撼动体制的核心，因为他们的对手不但强大，意志坚定，而且经验丰富。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曾猜测17大有可能启动有限的政治改革。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上述判断似乎过于“乐观”，因为笔者找不出执政集团需要在近期内启动政治改革的理由。对当政者来说，当前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经济虽有隐忧，但高速增长的势头一直不退；被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对当局来说其实只是藓疥小疾，不可能撼动其执政地位；虽然腐败一直在蔓延、在扩张，但反腐工作也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至少说明执政集团还具有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能力。总而言之，今日中国只有远忧，尚无近患。在这种“盛世繁华”尚可维持，甚至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下，任期不过区区几年的执政集团，又有什么必要启动前景莫测的政治改革呢？——虽然在执政集团之外，海内外确实都有不少人在等着米下锅。温家宝在早几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答问很能说明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劝大家不要纠缠于那些可能引发纷争的历史问题，称现在是中国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全国上下应该埋头工作，聚精会神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温并且深情展望道：只要中国能够再这样发展个10年、20年，国家会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温总理的这番话并非作秀，而是真实想法，而且也代表了执政集团内的主流意见：与其把未来交给对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前途难料的政改，不如相信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财富效应；毕竟，这种效应是近30年社会能够稳定的主要支撑力量，而政治转型却导致了令执政集团和大多数国人都难以接受的苏联剧变。

制度转型没戏，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在中国就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征服人心”。迄今为止，自由主义主导中国知识界已有十多年之久，不认同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知识分子已十分罕见。这既得力于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批判性、针对性及其解释力，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成功示范。正因为如此，对自由派来说，不但“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越过，“启蒙运动”也已大功告成，现在是时候该把思想舞台让出来一点给别的参演者了。

抽象地说“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没有人会不赞成。大家都是中国人，无不乐见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大。问题在于具体是什么样的“崛起”，什么东西的“复兴”？这才是分歧所在，不同的答案，将导致不同的内部分配格局与力量对比。关于“大国崛起”，笔者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中谈了7个要素，在此且不赘述，只说“文艺复兴”。笔者认为，新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精神价值上应该是兼容多元的，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还包括传统文化。只有兼容，才可能孕育繁荣。为了兼容，每一种文化要素都只能取其温和，取其能够与其它要素相容的部分，自觉远离极端。因为极端必然排斥异己，堵塞兼容，扼杀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真正只是倡导“文艺复兴”、“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那么对象就不可能是自由主义。你已经是知识界主流了，还要“复兴”到什么程度？难道真的想复制到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影响所及主要也是知识界，何况历来有着言论控制传统的中国？自由派的设想很美妙，如果自由主义对人心的“征服”能够由知识精英扩大到民众，全社会的力量对比立马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算盘虽好，却难以付诸实施，因为执政党的天下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它不可能不防着被人“取而代之”。近期中国政府禁止了8本书的出版发行，或许就是一个明确信号。何况，自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在中国只赢得知识精英而未赢得民众，其原因也不只是它仅仅诉诸学术而不借助艺术、只面向精英而不面向民众，而是它与需求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民众的切身洞察及其需要有着一定距离。

刘军宁在文中大谈特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并将此作为“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不客气说，这是典型的食书不化、食古不化；或者说这是为了洋为中用而生搬硬套。中国改革30年所遵循的，正是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逻辑，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在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中已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中国已经历了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洗涤，与刚走出中世纪时的欧洲不可同日而语。要使个人沦为某种集体的附属品，仅靠政治强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观念施以镣铐，即主要依靠御用宗教或意识形态理论对人心的控制。欧洲的“复兴”之所以从“文艺”开始，就是需要打破这种观念的镣铐。但中国人的观念镣铐早已被市场化改革打破，早在邓小平时代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即已被束之高阁，其效应比之当年欧洲的神权落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文艺复兴？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会主动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果不是从上到下的强制性规范，还有多少人的行为会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因此，今日在中国还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无异于火上浇油。就精神价值的目标定位而言，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也应与人均资源丰裕的欧美有所不同。在人口、资源等刚性约束下，中国不得不相对较多地强调集体主义，较少放任个人主义。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资源条件具有可比性的日本看齐，而不是盲目与欧美攀比。以此为标准，今日中国在精神价值上应该“复兴”的，恰恰是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

所以，“文艺复兴”没自由派什么事，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搬个椅子坐在旁边看看。自由主义需要“复兴”的，是政治而非“文艺”，即如何以其思想优势来影响政治运作。思想界的另一主角新左派也处境尴尬，改革的逻辑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逻辑，30年反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使社会主义的命题在中国成了真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了迫切需要，于是新左派乃于近期声势大张。问题是新左派与老左派在思想脉络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老左派的理论资源由于与现实进程南辕北辙，不但在知识界，即使在民间也早已经信用扫地。如果新左派不能与老左派划清界限，不能将自己改造成一种对新左派、对社会现状具有批判力的理论，它就难以在当代中国发展、壮大；而一旦它试图这么做，又可能遭到当局比对自由派更严苛的打压。因为自由派想改变的，只是制度，当面对压力时，他们可以迂回、等待；而社会主义的批判直指现行政策，与官方的冲突更无回旋余地。不破解这一精神与现实的两难，新左派就走不出困境，只能止于边缘。

剩下来真正能够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唱主角的，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也符合对“文艺复兴”一词的正解。既然是“复兴”，对象当然是古已有之，不可能是西方舶来。至于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还是要回归古之正统，或诠释新义，只要言之成理，笔者认为都可以并行不悖。作为“文艺复兴”的主角，传统文化本身就应该有海纳百川之度量。

这种传统文化，百年来历经摧残，已经所剩无多，急须涵养、培植。幸运的是，传统文化在“与国际接轨”多年的知识界虽势力微薄，但在民间却因血脉相连的关系还有着广泛、深厚的认同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是要让传统文化一强独大、君临天下，而是要扶弱衡强，使曾经有过数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能够再次壮大，与自由派、新左派鼎足而三，共铸新世纪中华文明之辉煌。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2108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秋风）


秋风：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8日15:05 南方周末


　　作者：秋风

　　编者按：秋风先生针对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疾呼提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人的解放”、启蒙的再造，而是道德与社会的重建。虽然两者的共识都是恢复和复兴社会、文化的传统，催生和呼唤中国精神的变革，但所论相异，正构成了“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这一论题。本期特刊发秋风先生另一篇深入阐明其观点的文章，相当精彩，予人启迪。敬请读者垂注。

　　崔卫平先生的《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引入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阐发军宁先生提出的“个体至尊”命题。她恰当地指出：“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她的文章几乎很少关注到社会，而几乎完全在论述个体。她呼吁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而据她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每个人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她也呼吁人性的锻造与刷新，当然，锻造的主体仍然是理性的、自足的个体。

　　这是一套标准的现代性论辩，是在中国盛行了近百年的启蒙话语。但对这套话语在当下中国的相关性，我始终持有一种质疑，这也正是我质疑“中国文艺复兴”命题、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的依据所在。当然，要支持这样的判断，需要探讨文艺复兴及其精神的直接继承人———启蒙运动，究竟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理性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存在及其尊严的含义等等最为深刻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启蒙的迷信

　　文艺复兴致力于发现人，继之而起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其主要手段都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即，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因而，18世纪这个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

　　但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家认识到，从11世纪算起的中世纪，同样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是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严肃的历史学家，其中以阿克顿爵士为代表，已经不再谈论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精神，它复兴了古典哲学。美国法律史大家伯尔曼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的法律传统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近代宪政主义则形成于英格兰中世纪历史过程中。也就是说，构成现代性之核心因素的思考方式、法律与政体，都扎根于中世纪，而不是近代启蒙哲学从理性的天堂扔给人间的一块大馅饼。

　　诚然，中世纪有黑暗的一面；但这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中世纪的另一面，则对于自负的现代性，对于夸张的启蒙话语，我们或许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欧陆启蒙主义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是自负的、夸张的：它把它之前的中世纪描述为黑暗的，但它在带来了个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黑暗或黑暗的可能性。

　　启蒙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是唯理主义的。古典与中世纪哲学认为，人存在于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整体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人的目的是真理、善及美。到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个体具有双重属性：他的驱动力是无穷尽的物质性欲望，比如自我保存、或征服他人，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人又具有无限完美的理性，能够洞见实现上述欲望的手段。因而，近代以来，人普遍地成为一种精于理性的利益计算的“经济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代一代近代哲学家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共同体形态。古典及中世纪哲学则认为，家庭、职业团体、城邦等等自小到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都是人为了实现其目的而自然地生成的，使人趋向于圆满。到启蒙哲学那里，这些东西都成为个体意志的产物，甚至家庭也是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动物欲望而构造出来的。在康德那里，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婚姻家庭没有社会或者文化价值。今天的经济学家用市场交换原理来分析爱情婚姻，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恰当地称为“建构论唯理主义”。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统制、计划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至于一切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制度，也都是人通过契约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既有的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传统制度，必须到启蒙哲学家所组成的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最严厉的审判，若不能通过理性检验，就应予以摧毁。启蒙哲学家进而承诺，在此废墟之上，可以依据理性塑造出新人，并经由这些新人的有意识构造，形成新道德、新文化、新信仰、新社会组织形态。这样的信念从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路传递到中国，形成新文化运动，并一直绵延至今，改造人性成为无数志士的理想。

　　可以说，启蒙哲学为了让人摆脱所谓“不成熟状态”而毫不犹豫地驱逐了上帝，但人自己却成了上帝。而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惟一资格是他具有天生的自然理性。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一元的、单薄的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是十分珍贵的；但人的自然理性须以经验为依托。另一方面，理性是有限度的，启示和习惯对于人的存在同样重要。启蒙哲学却只承认个体的自然理性，而抛弃了经验，真理和智慧只需通过个体秉具的自然理性即可获得。

　　人成为上帝，及理性面前人人平等，为大众民主制度开辟了道路，以智慧的名义进行少数人统治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这种论证却也为绝对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当年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论证说，既然人人都只有自然理性，那国王就可以跟法官一样亲自审理案件，也不需经国会同意即可随意变更法律。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可怕政治后果，恐怕只存在于后启蒙时代。因为，假如人的理性是平等的，则意志就从后门潜入，意志强大的个体或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改造世界和人性，法律也不过就是强者的意志而已，这强者可能是独裁的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群体或大众。启蒙之后似乎人人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然而，若统治、法律只是意志———不论其为善恶———之事，则法治、宪政丧失了根基。

　　当然，我并不准备像启蒙者形容中世纪那样形容启蒙。启蒙确实让人摆脱了束缚，释放出了人的创造性。但这不是启蒙的惟一后果。启蒙也用一种偏见替代了另一种偏见：它创造了一种理性的迷信，及对个人欲望的随意承认。当国人呼唤文艺复兴、呼唤启蒙的时候，确实需要深思启蒙的这另一面后果。


个体尊严不在个体身上

　　从胡适到傅斯年再到殷海光，一直到今天，这种激进的启蒙传统在中国代有传承。因为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所遭受的压抑及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本能的反应就是解放个人。当然，他们并未否定道德、信仰、社会的价值，但其论述中隐含了一个奇特的两阶段解决方案：先摧毁旧的政治、道德、信仰、传统，把个人从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新人，享有纯粹自由和无上尊严的个人；再由新人自由地制定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产生新权威，享受新生活。

　　但是，已故美国学者爱德华•席尔斯曾精辟指出，任何把传统推倒重来的努力，最终得到的后果都只有废墟，而不可能成功重来。近百年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全盘推倒的工作，每遭遇一次重大政治、社会、文化挫折，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就是更激进地解放个体。然后，中国文化、道德、社会诸领域进入被启蒙得七零八落但新道德又无法重来的困境中。正是这种状态，让很多中国人毋须犹豫即成为物质与权力拜物教的信徒，而不再承认世间还有对与错、是与非。尽管中国还远没有现代化，但社会上显然已充斥着现代性的两种典型精神症状：物质主义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

　　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不过，继续解放个体，让每个人更绝对地自己为自己立法，似乎是南辕北辙。因为，在没有“元规则”的前提下，每个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结果必然是个体的动物欲望更猛烈地释放。

　　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将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也就无所谓尊严。人的尊严必然体现于与他人、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中。

　　由于把人还原为欲望的实体，所以霍布斯说，人的尊严和自由只存在于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因而，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只存在于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这样的尊严和自由是狼的自由，对于人来说当然毫无意义。这一霍布斯式的尊严悖论表明了，鲁宾逊的状态与人的尊严根本是不相干的。

　　因此，重申人的价值的尊严的希望，不是继续解放那孤立的个体，让其欲望更加不受阻碍地放纵，而是通过某种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即个人积极参与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道德、社会。在此过程中，个人将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价值与尊严。

　　为此，就需要存在一套让个体有尊严地合作的规则，也即让个体保持尊严的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商业惯例、文化习俗等等。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变革，就是让每个人具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生成此类规则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空荡荡的个体身上是无从发现的，因为，这个自认为享有主权的个体排除了他人的存在；因为，形成规则所需要的理性远远超出了个体自然理性之潜能；因为，就像博弈论所揭示的，单纯自利的理性算计，形成不了合作性规则。自由人只能在元规则之下的互动中，才能生成趋向于自由和尊严的规则。

　　对此，另一个启蒙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启发。

　　另一个启蒙传统

　　一说到启蒙运动，人们立刻联想到巴黎的“启蒙哲学家”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欧陆唯理主义传统。然而，启蒙运动真正的发源地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是一个“后进”国家知识分子对前者的成功作出的一种激进解读———这样的解读一直以来对同样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从1990年代始，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传统，即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为经验基础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这一启蒙传统强调了个体自然理性的有限性。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爵士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反对詹姆斯国王之君主专制的理据是，普通法乃是无数代法官之司法的“技艺理性”的完美成就，它高于任何单个人的理智，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普通法———哪怕是国王或者国会。由此他得出了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国王必须服从法律。依此类推，国王或者国会无权改变道德，插手文化，干预社会，控制市场。因为，所有这些制度所蕴涵的智慧，都是国王或者国会议员们的理性不可能全面理解的，它们属于并且只属于相应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员。英国启蒙运动———其集中表现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承续了这一普通法理性传统，诚如哈耶克所说，英国式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人。

　　个体之存在有赖于诸多个人所不能理解、但最终有利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的正当行为规则，人首先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因为这些正当行为规则蕴涵了无数人的智慧。当然，规则不是神圣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持续的互动创造出新的正当行为规则。但这种创新只是在传统的边缘上进行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状态，但借助于人在其中的努力，可以从坏的趋向于较好，而这同时也是个体之自由扩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是在既有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边际上的创新寻求自由的，而不可能划分为先解放、后再造这两个阶段。获得自由与人的自我驯化、相互驯化是同步的。

　　在此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元规则”。没有元规则，人们的互动就无从展开。它们为人的行为确定了客观的规则，它可能表现为律法，可能表现为既有的伦理规范，或者习俗惯例，以及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依循这些规则，却可以与他人合作，并借助每个人的创造性，生成扩展自己自由的新规则。正是那些元规则，把超越个体之短浅目光的持久性价值，比如善，传达给个体，这些超越性价值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意义——意义不是个体能够自我生成的。

　　因而，个体的自由、尊严不是逃避他人，把他人当作丛林中的敌人，把文化、道德、社会看作实现自利的纯粹工具。社会性是人之存在的构成性特征。道德、文化、社会是人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具体的道德、文化、社会中，人才有谈论自由及尊严的资格和必要。自由不意味着解放，只是意味着人在规则之下但又可以不断创新规则，人生活于社会中但又可以改进社会。自由呈现为一个渐进扩展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人的尊严正体现于对自由的这种明智追求过程中。

　　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进一步说，复兴乃是为了超越现实：只有超越了物质主义，个人才会渴望尊严；只有通过自我治理，个人才能享有尊严。



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一


你就是大树，你就是大师

文 / 刘军宁


    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种艰难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人心中的魔障。不破除这样的魔障，个人就无法挣脱自我生成的茧衣的束缚。用来质疑中国文艺复兴最常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大师难题”。其大意是，中国需要文艺复兴，道理没错，可是中国有思想巨人文化大师吗？你看看人家意大利的、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师在那里撑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不胜枚举。每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你再看看中国，文人被圈养，学者忙着职称、课题、职务，艺术家忙着去挣钱，创作不再是基于痛苦的思索和咆哮，而是拜金的奴隶。中国的文艺复兴能指望这样的人？文艺复兴需要天才，中国有吗？文艺复兴需要大师去来指引方向，中国有吗？其结论是，没有大师，就没有文艺复兴。还是等一批大师出来，再谈复兴吧。


    但是，我认为，中国没有大师，更需要文艺复兴。中国现在只是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当然大师短缺。如果大师如云，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如火如荼了。文艺复兴正在到来，思想文化的巨人们也正在到来。


    再看看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上面提到的大师都是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当然没有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的大师。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被册封的大师，往往是文艺复兴的掣肘。所以，我坚信，在中国，只有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后，才会有文艺复兴所造就的大师。例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运动过程中才成为主将的。再说，大师从来不是被体制培养出来的，从来都是自我成就的。


    还有一种看法，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制造大师。似乎只要造就了几个大师，文艺复兴就完成其历史使命了。然而，这种看法颠倒了主次。大师只是文艺复兴的助推器之一，不是文复兴的目的。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确立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思想的自由与解放。只要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纵然没有制造出大师那又何妨？个体尊严与大师有何干系呢？没有大师就不需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吗？况且，文艺复兴不是学术界的事，不是几个大师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


    以大师为启动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以制造大师为文艺复兴的标志，以大师的思想来替代自己思维，我认为，这种观念反应了盛行于中国已经数千年的那种小草思维，或者说“草民人格”。就像那首著名的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持这种观念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小草，充满自卑，缺乏自信，淡漠尊严，随时准备被权力之风任意摆布。更有害的是，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小草，而且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小草。若有人不甘心作小草，这些人首先不乐意。


    但是我要说，你就是大师，就是大树！也许别人在专业成就上堪称大树、大师，但是，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大树。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所要告诉世人的，其使命也正是要在观念把每个人从小草变成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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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二

制度决定，还是观念先行？

刘军宁

    中国是需要一场作为新人文运动的文艺复兴，还是需要宪政民主？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文化观念问题。提出文艺复兴作为解决方案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我的看法则是，中国既需要作为新人文运动的、中国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也需要由自由的个体构成的宪政民主。两者之间，不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不仅如此，没有借助于文艺形式的新人文运动的先导，没有精神上挺立起来的个人，宪政民主就无法在中国扎根，而不论中国人多么需要它。

    有不少朋友说，在今天的中国提倡文艺复兴，是在重复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犯的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嫌疑。而我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正是吸取了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教训。我不是文化观念决定论者，因为文化观念只是民主宪政大厦的基础，而不是一切。我更不是制度决定论者，这总使人联想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分析框架。再说，若是把制度剖开来看，其关键部分，还是价值观念。所谓制度是包涵某些特定价值观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比如说，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制之间，表面上是两个制度的区别，背后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的分野。在流行三权分立制的地方，没有引入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基础。因而在那里就不可能全盘引入民主集中制，除非用民主集中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取代三权分立背后的价值系统。反之亦然。所以，没有任何制度能够离开特定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为后来所有西方的宪政民主初步铺平了文化观念的道路，为宪政民主制度提供了初步的观念基础。

    没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制度的转型。看看人类历史上重大宪政制度的确立，无一不是以观念变革为先导的。各种颜色的政权也都是靠观念先行来确立的。文化不决定制度，但是先行于制度。文化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新政体的先行者。宪政的基础是觉醒的个人。宪政制度是宪政民主大厦在地面以上的部分，突出而醒目；自由观念是宪政民主大厦在地面以下的部分，隐蔽而无形。没有这个隐蔽的基础，就没有宪政民主的大厦。这个地下部分的结实程度决定了大厦的高度和牢固程度。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地下部分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眼帘里，就不承认其存在，就无视其重要性。

    有人可能会诘问，你是否要绕道文艺复兴来推动宪政民主，把观念变革当作宪政转型的工具？表面上看，有这样的嫌疑，实则不是。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发现个人，归还本来属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确立个人在社会中的本体地位。追求宪政民主的目的也是为了给自由的、挺立的个人提供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所以，文艺复兴与宪政民主异曲而同工。它们拥有同一个目标，它们服务同一个宗旨，互为工具。奴性与宪政是不兼容的。在奴性成为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的地方是不会有宪政民主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就是要除去历史上一直挥之不去的奴性，就是要使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人，充分享有人的尊严。没有觉醒的个人，就不会觉醒的制度要求。你不能指望缺钙的、匍匐的、含羞草一样的个人自由自尊能担负起驯化统治者的这样的宪政重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不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就没有自立的个人，也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只有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精神支柱。





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三

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

刘军宁

    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许多朋友不以为然，他们举出许多实实在在的例证：有大师吗？有制度保障吗？有舆论环境吗？有进取向上的道德风尚吗？有充分发育的市场吗？有像美第奇家族那样慷慨赞助艺术家的银行家吗？有懂得艺术包容艺术家的教皇吗？有像教堂墙壁那样供施展才华的现场吗？
    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答案肯定也是：没有。都没有。至少很不够！但是，没有文艺复兴，没有个人的觉醒，上面的条件能充分的具备吗？不。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如果中国尽善尽美了，个人充分觉醒了，个人的尊严得到了认可，个人的自由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文艺复兴，或者说文艺复兴，已经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绝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尽善尽美，而是因为太多的地方还不善不美。所以，能举出的中国不善不美之处越多，越证明中国更迫切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而不是相反。
    那么，面对种种的困难，这场文艺复兴从哪儿开始呢？其实，这场文艺复兴已经在互联网上拉开了序幕，在博客上吹响了号角。而其中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以近亿记的博客、播客、访客！为什么这样说？不信，请看：

   “博客提供了畅谈人性的场所，提供了传播艺术的场所，提供了激情辩论的场所，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现‘小我’的场所，提供了‘个体对个体’交流的平台，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提供了‘平等、自信、独立’的舞台。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虚伪的掩饰和矫揉造作，没有上下尊卑，正是个性张扬的理想平台。”

    “这里有人谈文学，有人书野史，有人话两性，有人论政经，有人论美学，有人宣扬行为艺术。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今天这样自由而畅快的交流平台。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

    “每一个上网的你，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避免恶意、更没有一成不变客观的是非；每一个你各说各话，每一个你各执己见，每一个你各有分辨；每一个你看到的花儿都有各人眼里的美，每一个你感受的冷暖都有各自的差异，每一个你对身外的鉴别都有特殊的见地，这，才是个人主角的珍贵。惟有这珍贵，你才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命运的主人、机遇的主人、幸福的主人。惟有你是主人，你才有别于机器、有别于动物、有别于植物、有别于空有人身而无人格的奴隶。
　　每一个上网的你，也许恶搞、也许杜撰、也许悲情、也许倦厌、也许怨毒、也许……；每一个上网的你，也许开怀、也许清闲、也许逗趣、也许明快、也许憨厚……。输入的信息一般是海洋里悠忽不见的滴水，总在海里；键入的字码偶尔激起一朵绽放七彩的阳光浪花，终会消弭；录进的符号或成飓风肆虐喧嚣，还将无息。悄悄进来又无声无息退出、抑或把地球抡翻了一回身。做自己的主人别希冀是别人的主人，改变自己的一切不期待改变别的主人，踏实了的你永远是时空一瞬。做细微之主始能为自己生存之主，吸附于时代之主始能立足自己之主；小自我始能成众大，视自悠忽始能成众之永恒。吃饭睡觉有次数，思维发散无止境；细微处个人得见民众明天久远，悠远广阔里公众视野显微私自存高绝；小独立于大小始成大，忽离别于悠忽始聚悠。”

    “网民在网上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人生’。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第一人生’，但却可以在网上掌握自己的‘第二人生’。他们不满‘第一人生’中的信息被阻塞、言论自由被压制、个人权利常被剥夺、经济权益被剥削；但在网络这个‘第二人’中，他们发现了新的快感与满足感，弥补现实生活的苦楚。也恰恰是这种快感与满足，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他们与全球的普世价值接轨，不断推动‘第二人生’与‘第一人生’融合。让颠覆主流的权力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和语境，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让‘第二人生’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第一人生’的生活方式。”

    中国文艺复兴的“主体是上千万在读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先锋队是80后社会活跃分子，包括作家、娱乐明星、记者、商人和信息产业从业者等等，社会基础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力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信息传递方式。”

    “没有每一个上网的你，就没有信息的海洋汇聚；没有每一个上网的你，就没有传媒的进入大众主体。你活跃了思想，思想活跃了你；你交互了信息，信息交互了你；你造就了时代，时代造就了你。益害有论，益害无定，益害从眼前长远，益害在时空更替。有心无心，在你，你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巨人。”

    “感谢科技，让国人与时俱进；感谢网络，让《皇帝的新衣》里说真话的孩子有说话的地方；感谢网络文学，作为海量、即时、互动、自由、时兴的载体，她承担了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光荣和梦想。如果会产生文艺复兴，也许是从博客开始，因为这里是没有经过过滤的思想交汇的大海，孕育着巨大的能量，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出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信息闭塞的时代过去，你可以控制传统的传媒，但是你无法控制网络。网络也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有了表达的可能。”
    “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文化艺术的希望，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这些不是我的论证，而是我辑录的博客共和国公民们的心声。那些通过网络否认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人，不也是再努力去表达一种自我的见解，努力自发说出自己的声音吗？
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码？




没有人能挡得住：从三本书看中国文艺复兴

刘军宁


　　一、《人的本性与命运》，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著，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2006
    作者在该书中对文艺复兴的一些论述，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中，文艺复兴一直被看作是对上帝的反叛，是对上帝的否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作者所说，文艺复兴是对个人自主的强调，是对天主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作者进而断言，文艺复兴所鼓吹的古人自主的观念也是自基督教的土壤上结出的花朵。这一点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映证。文艺复兴的大师都信上帝，像但丁、布鲁诺这样的人还是极其虔诚的信徒。他们的经典作品大部分都有宗教背景，只是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一种个人主义的眼光来重新理解圣经，重新审视教义。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一个主要兴趣，就是要证明神的先知并不否定人的行动自由，也不取消人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皮科这样描述道，上帝对人说，“只有你不受任何自由约束，除非你用我赐给你的意志来自我约束。我将你放在世界的中心，好使你更容易地观察到世界中的一切。你作为受造之物，既非属世，也非属天，既非必死，也非永生，好教你做自己的创造者，并选择你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从新的解读中油然而生。至于文艺复兴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中世纪的教会不能正确处理人的自由与命运这个难题。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神，还是在人，在那些不能正视个人要求自由与自主的强大冲突的人及体制。欧洲文艺复兴表明，一旦个人醒来，没有人与体制能够阻挡得了。
　　二、《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当代》，陈鼓应主编，三联书店，2003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复兴什么？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吗？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有个人自由思想吗？有值得复兴的人文主义资源吗？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阵营都以否定传统著称，难道他们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了吗？本书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答案。那些现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体西用论者、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到了长期被忽略的宝贵思想资源。他们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视《道德经》为“救世之书”，曾国藩甚至提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王国维说，《老子》……以为专制君主之戒。然则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学哉！严复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号称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视老庄为反专制的消极革命派。胡适则特别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发掘老子思想中被尘封的自由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谋而合。陈寅恪先生既钟情于中国传统又执著于自由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以后若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老子，转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书问世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与道家思想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断然否认。这也说明，中国有自由传统，但这个微弱的自由传统，不仅很少被正视，得不到发扬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国在古典时代有自由的思想资源，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有了复兴的对象。
　　三、《德胜员工守则》，周志友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这本书不是一本著作，因为它没有明确的作者；也不是一本文集，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汇编和文章节录。一些从事企业管理的实务或研究的人士从中看到的是德胜公司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独特贡献。而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企业在塑造公民意识和锻造个人的自主自尊人格方面的独特作用。个人的觉醒，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是已经开始有人说了，而是已经有人有机构开始做了。该书向我们表明，一个成功的公司不仅是一部高效能的赚钱机器，而且是一个牢固的、高效的道德共同体，是公民人格的天然养成所。德胜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滋润员工的正义感、责任感、荣誉感，让每个员工充满自信和自尊。这样的公司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而且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自治体。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社会的福祉服务，并且为自由社会的其他活动提供物质的和道德的支持。德胜的成就意味着，自由企业的作用，不仅在创造财富中不可替代，而且在推动个人的觉醒、人文精神的确立、道德的重建、公民的诞生等方面，更是“关键先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不能只寄希望于政治家，不能只指望道德宗师，而是要立足于日常的社会生活，立足于貌似普通的众生(员工与企业家)和貌似商业的机构(企业与公司)。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从最不显眼的地方开始了！

载于《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