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自由的宿命——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

杨宁

自由的宿命
-------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
Fate of Liberty
St. Augustin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吕超
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他其它著作所体现的神学思想，试图分析属人和属神的自由，这两种历史中相互交缠的力量，并通过对“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不变的全知的上帝”这些概念的重新解读，发掘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对现代人认识自我，认识历史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自由，原罪，恩典，命运，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永恒


Learning comes through suffering.（真知来自苦难）
---Arnold Joseph Toynbee: My View of History（汤因比：《我的历史观》）

一， 人的自由和神的自由：历史的两种基础

《上帝之城》中的尘世历史，源于在超历史的伊甸园中由人类自由意志开启的悲剧性事件，即亚当夏娃犯下原罪背离上帝。尘世历史以这种可能作恶的自由为前提，也以这种自由犯下的一桩实际罪行作为自身的起点，并且因为这桩罪行，所有尘世历史便都具有了罪恶与死亡的特点。
亚当夏娃不是必然堕入罪恶与死亡的，面对上帝“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实”的命令，他们可以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服从，使人类将走向更好的命运。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人类原先仅靠生命树上的果实而维持不朽的属土的肉体，会因为得到上帝的奖赏而被改造为属灵的肉体，获得真正的永生 。这是完美自然秩序中人按照神所喜悦的天性生存的状态，虽然仍处于时间之中，却绝非充满悲剧性冲突的尘世历史。
奥古斯丁描绘的这副可能的图画表明，人类尘世历史的开启是意志事件，并非必然发生，而奠定在一种可能作恶也可能向善的自由之上。因此，研究这种自由，也就是深入到前历史的环境中，探索所有人类历史的基础。
那么，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所拥有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
首先，这种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它和上帝的无限自由相比有巨大的缺陷。上帝的存在和自由，和善，和智慧是完全统一的：他从绝对虚无中创造出时间和世界，制订宇宙的等级秩序和自然法则，他知晓时间中的所有事件，并且他的预知并不取消人类的自由意志 。
然而，上帝所造的，万物各居天位展现其本性的宇宙，只是一个被赋予了必然规律的自然世界，它只展现造物主的善而不存在恶，也没有新鲜的事件发生，因为万物都不可能主动偏离自己的天性而堕向虚无。
这个自然界要发生真正新鲜的事件，必须以上帝创造的另一重不同于自身的自由为基础。如果说上帝的无限自由和至善，和绝对存在完全统一，那么人类的有限自由则具有向存在的敌人，即绝对虚无堕落的可能性 ，这种堕落就是罪。这种堕落既体现为伦理上的恶（因为上帝是至善），又体现为存在论上的自我消灭（因为万物都必须守于绝对存在者赋予的天位，依托他而获得自身的存在）。原罪败坏了人类的本性，原先可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意志沉溺于主动作恶而无法向善，尘世历史以人类陷入无法自救的悲剧命运作为开端，而历史中的所有罪恶都是原罪的种种表象，都是由有限的自由意志开启的悲剧的一个侧面 。
除了有限性，亚当夏娃所获得的自由还从属于个体。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造亚当时没有让他像其他生灵那样“各从其类”，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从这最初的一个人繁衍而来，使人类种族因为血缘联系而在团体中互相关爱。然而笔者认为，上帝最初只造了一个人或许另有含义。在宇宙的等级秩序中，其他生灵都只是守于天位而展现其“类本性”，而亚当作为个体存在者却并非受制于“类本性”之下，因为人类的本性是一种特殊的本性，人所处的天位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生灵的天位，即自由的天位 。自由作为人类的本性必须为每个个体独立拥有，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个体存在者，拥有的是无限自由，所以模拟上帝形象的人所拥有的有限自由也必然从属于每个个体。自由使个体的人获得超越自然世界必然法则的无穷可能性，每个人都可通过行使自己的自由而成为和别人截然不同的存在者。当人类在自然界，社会领域和思想王国自由的运用自己的智慧时，就创造出科学，艺术，哲学，宗教，以及世俗政权。人有限的创造活动是对造物主无限创造的模拟，即使堕落之后，这种创造依旧在尘世历史中生机勃勃的展开。
进一步地，个体自由赋予了每个人绝对尊严。
因为每个人不论属于哪个性别 ，民族，国家，阶层或任何世俗共同体，都被按照神的形象赋予了自由，个体自由将人和任何只能展现其类本性的自然存在者划分开来，赐予了人最崇高的神性。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被当成没有生命的工具，或者拥有生命但缺乏自由意志的动物那样使用。奥古斯丁批判了一匹骡马的价值被看得比一个女奴更高的现象―――这是堕落后的人只追求自身利益，无视上帝绝对价值秩序的表现 。
同时，个体自由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被按他在自然等级中具有的天位来尊重。
每个人都被上帝赋予了自由存在的权利，因此个人除了应当听从上帝，从根本上没有义务受制于其他权威，他自由自愿决定自身的存在方式，仅仅以自身意志为行动的最终根据，因此，每个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自身，以自身为终极目的。而历史中所有人类共同体都是由最初的人类个体聚积形成的，和先天被上帝赋予了自由，因而先天有权为自存在的个体相比，任何人类共同体的目的和使命都是后天的，它们并不拥有来自上帝的永恒权利。因此，以民族，国家，家族，阶级或任何后天人类共同体的名义，压制个体的先天自由，贬低个体为自存在的尊严和价值，仅仅将个体当成工具使用，甚至消灭个体的自由存在，都是对人类尊严和上帝永恒秩序的践踏。
还有，个体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类个体的平等。
所有人都来自第一个人亚当，从这个终极意义上人和人没有差别。上帝赋予亚当的自由也赋予所有人类个体，或者说，古往今来所有个体在创世之初都和亚当一起获得了上帝一次性赋予的自由。由于所有个体这种超越时间空间，在上帝面前的绝对平等，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没有压迫和统治，在爱中互相服侍的关系，因此，政治体系中人的高低等次之分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根本冲突的。和将国家看作自然秩序一部分的古典政治学不同，在奥古斯丁眼中国家的权力本性既是原罪在尘世中的体现，国家本身又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和救治。虽然不仅奴隶制，任何尘世统治都偏离了人类平等互爱的天位，但国家带来的尘世和平却可防止人类因自相残杀而陷入毁灭 。
最后，个体自由暗示着个体的绝对责任。
由于个体灵魂的不朽性，个体既要承担一切自由行为的直接后果和上帝在尘世中的赏罚，更要承担末日审判时的终极赏罚。这种责任必须且只能由个体而不是任何人类集体来承担，因为自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个体而非集体的。进一步地，不像不朽的个体灵魂，任何尘世共同体在末日时都将消失，所以不可能接受上帝的终极审判，而和永恒相联的两个共同体（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只是从古到今所有分散个人的集合，故上帝对这两座城的终极审判只是对两种个体的区分。
总之，《上帝之城》描绘了一幅迥异于现代历史观的奇妙图景，从永恒的维度俯瞰历史时，承载着伟大精神和崇高使命的国家民族以及任何人类集体都被彻底打碎，剩下的仅有无数个体，唯有他们承受着自由的重担，承受着由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象征的救赎和堕落的双重命运。而伟大的征战，帝国的扩张，民族的变迁，文明的兴衰，所有伟大事件或历史进程，都将如过眼烟云般失去价值，真正生死攸关的仅是个人自由行动的道德意义 （不论这种行动多么不起眼），因为只有它们才决定着永恒的个体灵魂的命运。在《上帝之城》中，宏大事件的意义被削弱了，而每个人的生存，因为个体灵魂的不朽，因为和末日审判相关而获得了绝对的意义。也就是说，超历史的，永恒的个体的真实，掩盖了随历史逝去的人类集体的短暂荣耀 。
如上所述，人类自由的有限性奠定了尘世历史的开端，同时它的个体性又赋予了历史中个体生存以绝对的意义。然而，第一亚当属人的自由仅能开启苦难的历史 ，却无法指明历史的出路，给历史带来希望和出路的唯有第二亚当耶稣基督属神的自由，它体现了神意对历史的参与，其目标是人类的救赎。
早在创世之初，上帝就已预见亚当的背叛，但他并未放弃创造，或剥夺人可能犯罪的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赋予了造物这种有限自由的上帝，又以自身无限自由参与历史，以造物之形象诞生，背负起他们的罪恶与苦难。
然而，神的自由对人类历史的参与，既表现在耶稣之爱对世界的拯救，也体现在末日审判对罪人的惩罚。在奥古斯丁笔下，因为原罪整个人类种族都该下地狱，然而上帝出于仁慈拣选了一部分人，他们的自由意志因基督而得以修复，但他们获救全靠恩典而不靠善功。甚至对上帝恩典的相信本身，也是在神意推动下才产生的 。
许多人看来这种不靠善功仅凭恩典的拣选极其不公正，而且用神的自由抹煞了人的自由：不论因彻底堕落而无法自救的弃民，还是被恩典强行“洗脑”的选民，他们的个人抉择在拯救这个终极命题上苍白无力，神意统辖了一切，这可能导致个人道德的懒惰和松懈。
对于第一个指责，我们可以在奥古斯丁396年致辛普里西安 的信中，从以债主和负债人的关系比喻上帝和人的关系，以及上帝超越人类理智的隐秘公正中找到一部分答案，此处不再赘述。对于第二个指责，周伟驰老师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对“自愿即自由”的阐明，以及恋爱中女子自愿以爱人意志为转移的比喻，为此问题提供了温和的答案。至于道德松懈，继承了预定论的加尔文神学并未给新教徒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使许多人因为坚信自己注定是选民而在道德领域获得了荣耀上帝的责任感。而且奥古斯丁一再强调神的拣选对于当下人类理性的隐秘性，因此大公教会应当将所有人当成潜在选民而为其祈祷。本文无意重复前代大师已经作出的诠释，而仅仅希望对《上帝之城》中某些词句作象征性的解读，在承认奥氏“恩典是得救基础”的前提下，调节神恩与自由的关系，向很难接受预定论的现代读者阐释奥氏历史神学对个体生存和重新认识历史的积极意义。
为此，笔者希望从《上帝之城》中历史的开启者，人类始祖亚当那里寻找答案。


二， 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蕴藏在个体生存中的历史的二重命运

“在这个最先被造出来的人身上……就已经有了人类所属的两个社会或两座城。因为从这第一个人那里衍生出来的所有人，有些受到奖赏而与善良的天使联合在一起，有些受到惩罚而与邪恶的天使联合在一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已经包含着两个社会或两座城？如果按照“所有人的灵魂都已被包含在亚当的存在之内，有些被预定得救有些被预定受罚”的解释，那还是无法脱离预定论。但是，如果仅仅从象征意味上，将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理解为存在于同一个体身上的两种可能性，两种命运，那么就可为突破预定论寻得一条出路。
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在人类中的最初分离，并非以亚伯和该隐这两个在现实中截然对立的个体形式出现，而是隐秘的发生在他们的父亲亚当身上，既然这种命运的分化是包含在一个人身上，而非一开始就从属于无法互相替代的两个个体，或者壁垒森严的两个阵营，那么立于自身之内的这个十字路口上，个人在理论上便拥有了两种选择的可能性，尽管这两种可能性不一定同样明显，或者具有相同的发生几率。具体来讲，亚当的罪性表现在外，堕落的可能性已经变成事实，但新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而是隐含在深层，并在他的儿子亚伯身上显明出来。该隐和亚伯将父亲亚当身上的两种可能性分别变为现实，最终走向两种命运，但作为亚当的后代，这两兄弟各自在自身之内也会拥有两重可能。如果这样说，该隐和亚伯，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既象征着两种对立的可能性在历史中的实现，又象征着亚当所有子孙在生存中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以上仅是两种命运的可能和现实，如果承认正统教义，那么必须接受，仅凭自己，新生的可能性必然为零，而永远沉溺于堕落几乎百分之百的肯定。故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承认恩典必要性的前提下，在拯救中仍保留自由意志的作用，从而避免现代人难以接受的彻底的预定论？以下是笔者的粗浅分析：
纵观人类历史，即使最邪恶的人也不可能只有恶的意愿而完全没有善的意愿。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有两种解释。
其一，自由意志在原罪中尚未彻底败坏，还有产生善的意愿的能力，只是善的意愿通常比较薄弱而恶的意愿比较强大，基督的恩典扶助善的意愿使之更加坚强有力，使自由意志获得修复和改善，最终达到神恩中不再向恶的自由。在此又包含两种可能：一是恩典的赐予完全基于创世之初的预定，二是恩典和自由意志合作。因为不管人类自身产生的善的意愿多么薄弱，只要他不过分自傲，清楚自己的软弱而主动求告神，那么就能因自由意志的主动转向而获得基督的恩典，来修复他的自由意志。就如耶稣所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其二，自由意志在原罪中已彻底败坏，那么恶人的善念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是神的恩典。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一切善不论多么微小都来自上帝，从恶人的善念可以看出神恩无处不在。如果上帝将恩典划出不同等级并在创世之初预定好不同人接受不同恩典，那么我们将滑入奥古斯丁晚年的预定论。但这里还存在一种可能：既然所有人都接受了基本恩典而能够拥有善的意愿，那么同上节所述，自由意志便可在此基础上主动转向神，为人带来更大的恩典进而修复意志本身。
以上四种解释的最后一种接受了奥古斯丁“自由意志在原罪后完全败坏”“一切善都来自神”的前提，以普遍恩典赐予人类产生善的意愿的能力，又在自由意志转向神时赐予更多的恩典。于是，选民弃民的区分将不在创世之初预定，此世的我们总是站在自身之内的两重可能性之间，即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的分界线上，面临着两重命运的前景，既怀抱自身软弱的意志，又不断从祈求中获得力量，艰难的走在拯救之路上。而耶稣的宝血不仅为选民而流，而是潜在的救赎所有人，但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可得救，因为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不会强迫人转向自己。
在此，笔者希望能更明确的指出恩典和自由的辨正关系。
从人类有限的视角，恩典是与自由相对的另一重力量。然而若从上帝的视角，恩典并非与自由对立，而是源自另一重更高自由的伟大赐予，人类的一切无一不源自神恩，它赐予人存在和自由，并且维护和拯救人的存在和自由。历史表面上体现了神恩与自由两重力量，但若将上帝也当作自由个体，神恩便也可以被归入自由。历史的希望和出路固然是神的自由的胜利，但神的自由不是以操纵，控制或消灭自然物那样的方式对待人，进而攫取胜利，而是通过爱，通过拯救人的自由来实现。所以神和人的关系是爱与扶助的关系，而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如果用托马斯.阿奎那的名言来总结，那就是：“恩典并不消灭自然，而是成全自然。”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由。
就如每个信徒走过的拯救之路是从第一亚当堕落的本性到第二亚当纯洁的本性，整个人类种族从亚当肉身的后裔中孕育出属灵的耶稣，也是在堕落的旧人内部诞生出纯洁的新人，但就如个人的重生仅凭神恩，整个人类种族的重生也不靠自然生殖：耶稣从肉身来说没有父亲，从灵性来说没有母亲，他的降生是双重的奇迹。第一亚当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却并不完美，有限的自由意志将他引向堕落，而作为新人的第二亚当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人，因此，神所希望人成为的样子，就是神自身的样子。
于此我们得到了救赎史的真正目标，也能够重新理解作为救赎史开端的原罪的深层含义。当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时，就创造了亚当夏娃，但当这对夫妇听了蛇的话“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就能像上帝一样”而犯下原罪时，就坠离自己的天位而堕落了，由于处于天位的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坠离天位的人也必然偏离了神的形象。但妄图“像上帝一样”的人，怎么会反而因此偏离了神的形象呢？答案就在于当人渴望成为上帝时，仅仅贪图神性表面的权柄和荣耀，却背离了神性中更深刻的一面：神性中更深刻的一面显现在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温和软弱，从不抗拒暴力，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拉比身上。神性中更深刻的一面就是爱，是耶稣教导的“爱上帝，爱人如己，爱自己的邻人，爱自己的敌人”的普世的爱。奥古斯丁说世界和人类的创造对上帝来说不是必须的，上帝既不想要使用我们以达到某种目的，也不是享受我们从而获得幸福，上帝的爱只是为我们自身的益处 。这种没有任何自私的功利目的，而只追求爱的对象的益处的爱，充溢在上帝创世的自由行动中，将万物在伟大的宇宙秩序中各归其位。每一种造物不管以人类按照私己的尺度或对自己的有用性来看有多么丑陋无用，在上帝眼中都是美的，都是为他所喜悦的，因为上帝和人类不同，他只为每一种造物自身的价值而爱它。这就是耶稣展现的神性中更深层的一面。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不可能获得神的权能，但在依照耶稣生活的这一层，人可以拥有真正的神性，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含意，也是作为上帝的耶稣基督从人类中诞生，在历史中完成新人的创造的含义。
人类的救赎史以灰暗的尘世变迁为背景，从有罪的人类种族内部孕育出神性的希望。不仅每个人都因堕落的本性和救赎的恩典而总是站在两种命运，两座城的交界处，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一样，属神和属人的两种自由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尘世历史成为个体命运的放大图景，总是面对着摇摆不定的前景，在艰难中一步步前进。


三，神的救赎和人的创造：人类历史的内外两层意义

到此为止本文已经分析了历史的救赎意义，笔者还希望探讨如何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宏大历史事件的问题。因为宏大事件本身往往体现着人类的伟大创造和他们获得的荣耀。而伟大的尘世兴衰和来自天国的救恩计划，悲剧的人的荣耀和全能的神的救赎，属人的和属神的意义，正好构成了历史之流的外内两层，而同时承认上帝和人――推进历史的这两重自由主体，我们就可以获得历史的完整意义。所以，以下的工作，就是要凭借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一些要素，在明确历史属神的救赎意义的同时，重新恢复历史属人的创造意义。
神的救恩计划在奥古斯丁对《旧约》历史记载的解读中呈现出来，属天之城的人名和事件被赋予了字面和象征的双重含义，既指向过去的神迹又指向未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既是《圣经》展现的救赎史的显明和完成，又是人类历史进入最后一个时期的标志 。奥古斯丁说就像一个受病痛所苦的老人一般，人类社会在末世时会灾祸不断 ，他拒绝以人类贫乏的理性僭越圣父的权威，猜测末日审判何时降临。在奥古斯丁笔下，由于末日审判这个历史终结时刻的不可预测性，它可能摇摇无期，也可能随时都会降临，于是基督之后的所有时代，从某种意义都获得了和它相等的距离，所有时代不仅全都承受着历史终结与末日审判的重负，而且也全都拥有永恒天国突然降临的希望。末日审判终结了历史，但从另一重意义上也赋予了历史超越自身的意义，各个时代因为都处于它所开启的永恒天国的光照之下，便都能够超越自身的罪恶和绝望，在内部孕育出神圣的希望。
尘世历史从永恒光照中获得意义不仅发生在末日审判这个例子上，耶稣的短暂一生也是一个例子。
耶稣诞生前希腊和印度的雅利安人中流行的是消灭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灵魂在永恒王国的幸福和尘世的痛苦中不断轮回，永远得不到解脱。许多哲学家信仰自然循环永恒复归的时间，同一件事无限的重复发生，于是所有事件都失去了意义。奥古斯丁批判这些异教哲学家说“恶人在圆圈中不得解脱”，而基督徒信奉的耶稣的死亡和重生却是时间之流中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事件，他在十字架上死去，三天后又复活，既然复活，便不再死。于是，历史被神一次性的死亡和复活从无限循环的自然时间中解救出来，成为不可重复的直线进程，所有事件的价值因为事件本身独一无二因而不会堕入虚无。
进一步地，如果承认耶稣的宝血潜在的为所有人而流，那么从古到今的任何时代，无论被后世历史学家斥为多么黑暗罪恶毫无希望，都是为耶稣的爱所眷顾的。
依据前文的分析，历史上最恶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善念，因此上帝基本的恩典无处不在，不遗漏任何时代。进一步地，在自由意志主动求告时将人们引向重生的，更为重要的恩典，也不仅仅赐予那些拥有律法的犹太人，或者听过福音的耶稣同时代或后来的人。就如使徒保罗所言，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能凭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那么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奥古斯丁也明确承认，在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民族中也有属天之城的公民 。因此，如果承认耶稣的宝血是将所有人从罪与死中解放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必须接受这一恩典并不仅仅眷顾拥有律法或听过福音的人。律法和福音只是拯救的具体历史形式，内心天然的是非感却是上帝赐予各个民族，超越犹太律法的普遍律法，而作为圣子的基督，更超越了拿撒勒人耶稣这一具体历史形象，而永恒临在于各个时代。神拯救的大能超出人类有限的认识，不应当被人类理性所看到的形式限定。
最后，若从一个更深的意义上“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4：7，8，12） ，那么神对人来说并不遥远，他就在人的心里。所以任何时代的人，只要拥有这样的爱就是拥有基督，只要转向心中的这种爱就是转向基督，转向重生。求告主的名不是空洞的形式，不是只有拥有律法或听过福音的人才能做到，而是以诚心融入神所宣扬的爱。所以，在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拥有这种爱的角度上，所有时代都因和基督相联而获得平等的地位。
至此，本文已经讨论了历史中属神的救赎意义。末日审判和基督之爱，都从永恒维度赋予了历史中不同时代以同样的价值。
可是，依旧有人会说逝去的东西就是逝去了，从存在上来讲现在总会优于过去，即使不同时代在救赎的价值上平等，它们在存在上却不可能平等。实际上，这个问题关涉着历史属人的意义，即人的创造和荣耀在时间之流中如何得到保全。笔者将暂时离开《上帝之城》，从奥古斯丁的另一部著作《忏悔录》中，需求初步的解决办法。
在奥古斯丁哲学中，上帝在时间之上的永恒中不会改变 ，他同时知晓历史中的一切时刻和事件，而且呈现在他眼中的时刻和事件哪个也并不比另一个更真实。因为，如果上帝也服从人类的时间尺度，服从只有人类的现在存在，而过去和未来不存在的法则，那么在上帝眼中总会有一个时刻比其他时刻更真实，这个时刻（即人类的现在）像一个光点一样在时间轴上移动，而没有被光点照亮的部分都是黑暗的非存在。但这将违背奥古斯丁上帝不会变化的观点：上帝永恒不变，所以他所知所看的图景也不会变化，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轴上“移动”的光点。
因此，时间和历史中的所有时刻在上帝眼中都拥有同等程度的存在。而且因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者永远都不会看错，所以历史上的每一时刻确实如上帝所知的那样，拥有相同的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将现在贬为虚无，那么时间和人类历史将统统堕入非存在；而如果尊重现在确实存在，那么时间和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瞬间必然和我们的现在同样真实。
至此，我们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帮助下，恢复了时间之流和人类历史上所有时刻存在上的平等。不可能有一事物在上帝目光之外，而所有事物因为被上帝所知，所以不论它在人类看来处于历史的过去现在或将来，它都永恒的和人类的“现在”一样真实。反之，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就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时间将分裂成无数瞬间，现在不断吞噬过去，又被未来推入虚无。人的一切创造行动，甚至他自身的存在，都将在克洛诺斯的死亡镰刀下灰飞烟灭。但全知全能的上帝战胜了死亡的时间之流。他创造了时间，允许人以自由意志开启历史，又永远临在于时间和历史，并且战胜它们自我分裂自我吞噬的属性而赋予它们永恒不朽。因此，上帝是时间和历史之主――赋予它们存在，一刻不停的守护它们的存在，并拯救它们的存在。
进一步地，进入天国的人类也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上帝对时间和历史的“知”，因而重新拥有时间和历史。
我们能够在《忏悔录》中找到天国中的人类处于永恒中的证据。在第12章对《创世纪》的解释中奥古斯丁认为“起初，神创造天地”中的 “天”指天外之天，神圣的天使，或者有福圣城（也就是上帝之城）的理性。天使和圣城虽然本身并不永恒，却因为依附于上帝而脱离变化可以被称为永恒 。因此可以推测，人类最终进入上帝之城，也就是进入超时间的永恒，虽然它只能在依附上帝的意义上才能赢得这个称号。
还可进一步推测，人类分享上帝的永恒除了获得不朽的生命，也包含分享上帝永恒的“知”，就如那些善良的天使一样。圣徒们在上帝之城获得的幸福应当不少于天使，所以如果分享上帝的智慧给天使带来幸福，选民们也不应当因为远离这些智慧而亏欠了幸福。可以推测，处于永恒中的人可能得以依附于上帝，同时面对时间和历史中的一切时刻，因此，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像上帝那样拥有历史，这种“拥有”不再是对过去的“非存在”的苍白回忆，而是切实的“面对”着“存在”的拥有。
然而，若能永恒的知晓和拥有历史中的一切，对上帝和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笔者的回答是，永恒的拥有历史首先意味着每个人真正实现基督爱的诫命。
因为“爱他人”的诫命在空间上可以理解为爱此世所有活着的人，在时间上则可以理解为爱古往今来各个时代的人。如果说“爱所有人”这一标准对尘世中的人很难达到，那么在天国重生的新人则应该达到这一标准。这一标准既是历史中的耶稣，也是超历史的圣子对人类怀有的永恒的爱。因为圣子临在于每个时代，与所有人紧密相联，分享着所有人的幸福和苦难，所以作为每一个在基督中重生的人，也应当承担起整个人类历史。这不是在天国享福之余淡淡回忆起早已不存在的时刻，而是以类似基督的方式，以“知”的形式，以充满爱的心，关注和感受每一个时代的幸福和不幸，所有个体的快乐和悲伤。
进一步的，永恒的知晓和拥有历史也是每一个自由存在者必须承担的天命。
在奥古斯丁思想中，人的存在对上帝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上帝仅仅因为自由而选择创造人，赋予人类似于他的有限自由。这种源于虚无的有限自由虽然潜藏着重新堕入虚无的可能性，但却是超越一切服从必然规律的自然造物的，上帝最伟大的作品。虽然任何有限存在者都不可能成为无限存在者，但“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自由的人，却是最接近于无限存在者的被造物，并拥有分享无限存在者神性的可能，上帝通过历史将人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使这种有限存在者最终切实的分享了属神的自由和永恒。这是上帝最辉煌的创造，它通过自我吞噬的死亡时间，通过罪恶的历史而实现，它不仅从虚无中依照神的形象创造了自由――这一神的本真形象，而且将这种自由从堕入虚无的悬崖边拯救出来，使这种自由获得真正的神性。
但在自由的完成这最辉煌的创造的同时，上帝也选择了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命运，这就是：承受起自由创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这种承受不仅仅表现在时间和历史之中：上帝选择化身为软弱的人，分担被造物的痛苦，受尽折磨与凌辱，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死亡赎清人类的罪；也表现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层面：上帝永远临在于所有时代，分享着每一个人的幸福和不幸。和处于时间中的人不同，在永恒的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是逝去的。因此，一旦上帝在超越时间的永恒中开启了创造行动，也就同时意味着他选择了永恒的拥有这种创造，承受这种创造，他不仅没有抛弃任何一个造物，而且永远的背负起了毁灭造物的时间和罪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战胜了时间和历史，但从另一重意义上说，上帝又永恒地承受和背负着时间和历史，如果说全知全能的上帝拥有什么命运的话，那么这就是他的命运，这不是由外在必然性所强加的命运，而是自由存在者在自身之内创造和开启，并且主动承担的命运。
同样地，与无限的自由存在者类似，作为有限自由存在者的人，也必须承受起自由的天命。
在历史中人凭着天赋的自由而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不可见的思维和可见的行为），不论表面看来性质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不论在尘世的价值和结果如何不同，都会因为人的自由本性而不仅仅展现必然性，而会带来新鲜的改变，或是改变世界，或是改变人自身所处的状态。因此，虽然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样从虚无中造出某物，但人源自自由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对上帝无限创造行动的模拟。这些行动按照各类标准，自然会有善和恶，好和坏，重大和微小之分。但因为所有这些行动都源于人的自由，那么人也应该像他的造物主那样，勇敢的拥有和承受这些行动，而不论它们的价值和结果如何。
实际上，若能真的像上帝那样拥有历史，那么对于进入天国的人来说，他作为自由存在者的命运就和上帝是相似的。天国中的人在拥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最伟大的创造的同时，也会永恒的背负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面：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圣巴托罗缪之夜的血光，南京大屠杀的惨剧，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时刻不可能被时间淡化，不可能被记忆掩埋，它们将永远以“知”的形式被面对，被感知，被反思，被痛悔，它们将作为一种不可消除的伤痕，烙印在人类种族身上。因此，被时间之流所吞噬的一切事件和行动，由于和永恒的维度相连，便拥有了无法被消解的意义。不论对于人类集体，或者任何个体而言，他们所有的自由行动，不仅因为和永恒维度相联而获得绝对的价值，也因为关涉着个体末日审判时的最终命运，因为将被整个人类种族永远的拥有，而必须承受起最沉重的责任。
至此，本文依据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在永恒的维度下，初步发掘出人类历史的完整意义。
历史的完整意义分为两重，它们和历史中的两种力量（神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密切相关。
第一重意义埋藏在喧嚣的尘世兴衰之下，埋藏在历史的深层，它是神的自由对人的自由的拯救，神的善战胜人的罪，永恒的东西战胜时间的东西，这是历史超越自身的，救赎的意义，它指向历史的终结，指向历史之外的永恒天国。
第二重意义体现在各个时代所有人的自由行动中，对于总有一天会进入天国的人来说，若他能在永恒中重新拥有时间和历史，那么他就应当实现上帝“爱他人”的诫命，以“知”的形式分担古往今来所有个体的幸福和苦难，并且像上帝那样，永恒的承受起一切时代的重负，承受起所有个体和人类集体的创造行动。历史由于本身体现着自由存在者的行动，从而拥有了救赎之外的意义。这是历史在自身之内的，绝对的意义。而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所有历史哲学所要探讨的终极命题。“learning comes through suffering（真知来自苦难）”，奥古斯丁死后一千多年，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引用埃斯库罗斯的名言，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认识。笔者在书写这篇论文时不断在心中品味着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笔者看来，或许所有深刻的历史哲学，都是在展现和实践这句话――人类通过体验和探索充满着罪恶，苦难和黑暗的历史，重新获得对自由的认识，重新发现并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命运，这种命运不是希腊人看到的外在必然性，而是每一个自由存在者在自身之内所开启的命运。这就是自由的宿命，自由的重负：进行不朽的创造行动，并永远的拥有和承受自身的创造。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1)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下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7月第一版，1997年2月北京第11次印刷
(4) [古罗马]奥古斯丁：《独语录》（内含《论意志的自由选择》），成官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灵魂及其起源》（内含《基督教教义》），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6)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驳佩拉纠派》，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初版
(7) 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 黄裕生：《原罪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浙江学刊，2003年第二期
(9)黄裕生：《爱与自由》，浙江学刊，2007第四期
(10)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1)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2) [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论文集》，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3) 叶秀山 王树人（总主编），黄裕生（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三卷：中世纪哲学，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4) 张文杰：《从奥古斯丁到汤因比：略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http://www.cnki.net
(15)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英文部分：
(1) Augustin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Henry Bettenson (1972) and introduction by John O’ Meara (1984),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Penguin Books Ltd. 1984
(2) Augustine, On Trinity (Books 8-15), edited by Gareth B. Matthew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cKen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2
(3)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F. J. Sheed introduced by Peter Brown,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1993,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4) Augustine, On Genesis: On Genesis: A Refutation of Manichees / Unfinished Literal Commentary on Genesis /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translated and notes by Edmund Hill, O. P.,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other introductions by M. Fiedrowicz, and translated by Matthew O’ Connell,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O. S. A., New City Press, N. Y. ,1999
(5) August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E. M. Atkins and R. J. Dodar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1
(6) Augustine, Earlier Writing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John H. S. Burleigh, the Westminster Press, Philadelphia,
(7) Augustine, 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translated by Thomas William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Cambridge, 1993
(8) Augustine, Saint Augustine: Four Anti-Pelagian Writings, translated by John A. Mourant and William J. Colling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am J. Collinge
(9)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by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London, Re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Whitstable Litho Ltd, Whitstable, Kent, 1975
(10) Dennis R. Creswell, St. Augustine’s Dilemma: Grace and Eternal Law in the Major Works of Augustine of Hippo,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7
(11) Herbert A. 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63
(12) Edited by Robert Dodaro and George Lawless, Augustine and his Critics, Routledge, New York, 2000
(13) Edited by John Dunn and Ian Harris (edit), Augustine (two volum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1997
(14) R. W. Dyson, The Pilgrim C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the Writings of St. Augustine of Hippo, the Boydell Press, Woodbridge, 2001
(15) W. H. C. Frend, Donatist Church: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51, reprinted 2003
(16) R. A. Markus, Saeculum: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7) Edited by Gareth B. Matthews,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 1999
(18) Johannes Van Oort, Jerusalem and Babylon: A Study into Augustine’s City of God and the Sources of his Doctrine of the Two Cities, E. J. Brill Leiden. New York. København. Köln 1991
(19) Edited by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Gene Fendt, ‘Between a Pelagian Book and a Hard Predestinarianism: The Currents of Controversy in City of God 11 and 12’, 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2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A Selection with Introduction, Reprinted from English Edition b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