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摩西！
去到埃及地，
告诉法老：
让我的百姓走！
——黑人灵歌
引言
任何在时空中生存的人都不能与政治彻底分离。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的天国子民，也不例外。因此，妥善解决与政治－政府的关系，乃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指责海德格尔所言：“那些逃避（政治）伦理问题的人，最终将在伦理的礁石上跌倒。”
通常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时，要么妥协，要么对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妥协或对抗的方式很多，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招安或是武装革命。基督教会则应该有更卓越的追求，因为我们在肯定自身信仰超越（普遍文化）的同时，也必然相信在政治上拥有与众不同的属天智慧，因为“上帝的真理使人成圣”（约17:17）。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过去中国教会的经验昭示：对待政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发展甚或存亡。民国之初，基督徒临时总统孙中山的出现，带给许多基督徒对“人间天国”的幻想。但到了1949年，他们的梦想被彻底辗碎。梦碎时分，梦醒时分！之后，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的教会，就必然要认定：“这事乃出于上帝”（代下10:15）。因此，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上帝在中国的历史作为，以及向中国教会所怀的意念。或者说，上帝究竟要我们建立何种政治神学。由于近几十年教会的特殊遭遇，这类问题鲜有机会得到研究与讨论，因此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2007年，基督教在华的又一个两百周年（第四次）！它应该带我们进入痛切省察、努力寻求逾越政教关系难关的新阶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度降临神州！
一、政教关系在中国教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唐、元两朝的基督教（景教）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于中土，其原因几乎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基督教人士不惜笔墨的章节。因为之前景教十分兴盛。唐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元时不仅有克烈部和汪古部几乎全民皆信，且远播至中国南方。在江苏镇江有七所修道院，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多处建有教堂。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它会在中土销声匿迹！无论是唐朝还是元朝，基督教都未给中国留下明显的影响，以至当耶稣会士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竟然看不出基督教曾有两度踏足中华的迹象。赖德烈（K.S.Latourette）断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有基督教传入，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不可思议的转变！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禁“心焦问”：为什么？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确切记载，在唐朝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跟保罗以对簿公堂的方式进入罗马不同，迎接景教宣教士阿罗本的却是恭候在长安西郊外的当朝宰相房玄龄。在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梦幻般的宣教开局，但不久后却是梦魇般的收场。这国宾级待遇的背后承载了过多的政治色彩。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对政权的依附十分严重。碑文在简单的介绍教义后，便从唐太宗接待阿罗本入长安起，历述各朝皇帝对景教是如何地恩宠。到了最后，还不忘称颂他们在位时又是如何地英明。其中说到在唐明皇年间，玄宗命他的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建立神坛；不仅命高力士带来了厚礼，还有“五圣写真”悬于寺中。“天颜咫尺”，使景教士们“望日朝尊”。简直匪夷所思！而碑文的作者景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充满无尽的自豪感！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竟是完全的认同与歌颂！“凯撒与上帝”不分，他们政治神学的如此偏差，暴露了在上帝论方面的严重贫乏。莫菲特竭力反驳理雅各（J.Legge）所认为景教消亡乃信仰扭曲的原因，但我们能认同一个在教堂挂着五位皇帝像，并对之“朝尊”的教会是忠于（圣经）福音的教会吗?一个教会对皇权的叩拜，是一个无视上主诫命的背道行为，也是对早期建立教会的殉道士的嘲讽。政教关系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也是神学问题。这一切的肇因，是景教在宣教中奉行“道非圣不弘”的政治取向。但他们也许忘记了，初期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凯撒的支持。相反，由于基督徒坚决不拜凯撒，教会是在重重的逼迫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岂可忘记：必须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参路14:27）。否则，我们断不能侍奉钉十字架的那位。
若干年后，与政权关系更为密切的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元之景教）再次来到中原，但福音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样，约在二百年后它再次从神州消失。它从雄赳赳的元军铁蹄驾临，又灰溜溜地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扬长而去。与阿罗本入长安所受的礼遇不同，这次基督教则是直接随托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军队入侵华夏。忽必烈虽然不信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十分友善，甚至致函罗马教廷要求差派100位教士到中国。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基督徒母亲——唆鲁禾帖尼（极具政治智慧，堪称蒙古的“孝庄”）。她家三姐妹都嫁入大汗家族，她的四个儿子与无数孙子都是蒙古国的显赫人物。长子蒙哥日后成为第四位大汗（他的妻子古古泰在1253年也接受景教的洗礼）。由于蒙古的强大，亚洲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其版图。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影响，很多国王、王后都信仰基督教或亲基督教。1251-1256年间，是基督教君主（汗、伊尔汗）最多的时候，依人看来“亚洲似乎要在瞬间转向基督教”。但恰恰在往后的年间，基督教在亚洲逐渐式微。1252年唆鲁禾帖尼逝世，而在蒙哥于1259年去世后，帝国开始解体。随着托雷与唆鲁禾帖尼的四子阿里不哥的“基督教党派”反抗忽必烈的惨败，基督教的生存雪上加霜。虽然有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修士（Franciscans）进入中国，但仍然无济于事，因为局势已不可逆转。
基督教与当局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元亡教亦亡。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们在同样强大的罗马政体里，尤其在对基督教加以逼迫的背景下，建立了坚强的罗马教会。这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使徒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以克烈部族为代表的蒙古教会依赖的却是政治的势力。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团体也往往被充当为政治党派的筹码。
基督教终究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兢兢业业栽种的结果。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适应”的宣教策略。但在不到百年之际，就遭遇了长达百年的曲折——礼仪之争。争论的爆发，使“几乎成了基督徒”的康熙竟下达了驱逐宣教士的决定。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明相遇（第一次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对此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在正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同时，也留意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于政治。
谢和耐（JacquesGernet）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最大张力之一，便是“上帝与皇帝”的主权问题。从康熙扮演着核心的地位就可看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或宗教对话，而是政教冲突。当教廷特使多罗（CarloTommaso）于1705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传达教皇禁止中国基督徒祭孔等活动的谕令时，康熙大怒，不仅视之为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俗，更视其为对他本人的干犯和挑战，因为一个远邦的小教主，如何能僭越中国皇帝的地位，代为决定中华臣民的社教礼节。在中国，皇帝不仅决定臣民的社教礼节，还决定着臣民生死，更垄断了宗教的权利：祭天。但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人人可“祭天”（敬拜上帝），人人是“天子”（上帝的子民）。如果没有“祀有等，不容越”的天子特权作怪，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教难惨案了。邓恩神父（G．H．Dunne）的杰出研究显明，除了皇帝的霸权外，礼仪还牵涉了很深的厉害关系。“禁令使得学者、官员们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而教徒因而不能入学者行列”。可以这么说，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远不如政教冲突来得直接和深刻。我们必须留意到，过去中国教会所遭受的灾难主要是源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因为统治者认为教会的发展会威胁到其时体制下的社会秩序。文革疯狂摧残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容不得基督教，其中政治的因素显而易见。
如果说，耶稣会士入华与景教僧入华相似（文化适应），那么新教入华与也里可温入华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强权入侵）。不过耶稣会士与新教徒都有根本性的超越。前者体现在漫长的争论中，因为这显示了他们植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有别的信仰内容，也与当局有了适当的距离；后者则体现在对强权的谴责与脱离政治的保护。尽管只有部分人士，但它的意义非凡。因为是传福音方式的本真性回归：不是借着枪炮，而是十字架；不是仅增加异邦文化的多元性（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而是更新。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本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否则，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子，为何还要信仰基督教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回答，基督教超越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何在。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不以福音为耻；但任何一个稍微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耻于与借枪杆子为福音开路的暴徒为伍！中国新教徒必须承认，清末来华的某些西方宣教士的不良行径背离了真正的福音精神。他们不仅保持了与西方侵略者的密切关系（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接受鸦片商的赞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福音事业有所促进，但“行事为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和早期蒙古人一样，仗着军队的力量为非作歹，导致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假洋鬼子）深恶痛绝。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还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谴责了自己国家的恶劣行径，果断地与虚假政客划清界限，甘与中国百姓同受苦难。让福音归于福音，让政治归于政治。戴德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07年百年福音大会提出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的决议，可视为这种精神的延伸（即最早的“三自”）。民国时期教会迎来的大复兴，与政教关系的分离不无相关。我们不能否认总统府里的甚多官员入教的重要作用，但在信仰上真正有影响的人还是一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牧者，如宋尚节等。十多年前，笔者曾亲闻原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说到贾玉铭牧师一则小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大将军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他想对福音有所表示，就送给华北神学院一块亲笔匾额。但时为院长的贾玉铭牧师收了以后，直接放进了仓库，从未挂过！有学生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才渐渐摆脱了政治的纠缠。这是蒙古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二、1949年后中国教会的政治立场
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教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帝的福音固然亘古不易，但世局难料。基督教在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黄金时期（1922-1940），却很快波澜再起。凭着吴耀宗等人士之敏锐的政治觉悟，三自运动应运而生。1950年8月，一些教派正准备开全国大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欲探讨教会的应对之道，但他们早已错失了时机。除非签名支持“三自”，否则便难以获得合法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教会进入史无前例的以政治立场为分界线的“三自”与“家庭”一分为二的局面。再一次，中国教会不得不承受政治之重。
谁也不能否认，“自立”是中国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任何地区、民族都不会例外。尽管很多人不能认同三自运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触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积极对待政治问题的现实意义。因为教会面对世局变幻，必须做出回应。我们可以不同意“三自”的回应方式，但等待、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只会带来更加消极的结果。其次，努力“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影响的污毒”的紧迫（也许家庭教会认为所采取的手段有欠妥当，但终究清除了）。连带解决的还有严重的“吃教”问题。脱离许多与西方列强有着微妙关系的国外差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同样转向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方向：教会本土化。虽然怎样本土化是有待探究的问题，但本土化是必然的抉择。不过，三自运动在政治的问题上，只处理了一半。因为，他们全力脱离西方关系的同时，却攀附着本国的新政。作为基督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官府的权柄（彼前2:13-14）。但我们要清楚圣经所指是在哪些范畴内，在何事上“应当惧怕”。是在公共领域中（如户籍、卫生、营业等等），而不是无限度的。三自运动的错误信念之一，就在于连教义也必须合乎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神学立场决定了“相适应”的迂回模式。当然，也有不少加入“三自”的人士，在表面妥协的同时，始终持守纯正的信仰。半个世纪过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们侍奉的果效：使很多“三自”系统中的教会保持圣经的信仰。但他们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少有重要建树。更多的是委曲求全。由此观之，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整全的政治神学，寻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未了的使命。而已经颇具规模的家庭教会应该勇于承担这一使命。
面对新局势，与三自运动的积极不同，家庭教会对政治的态度十分消极，基本处于观望态度。规避或妖魔化政党是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哪一种，都是缺乏信心与智慧的明证。不是惧怕人，就是过于长魔鬼的威风。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王明道、林献羔等前辈们的忠勇见证。但大多数教会普遍忌讳政治话题。而某些人仍不死心，仍然寄希望于有基督教背景的国际社会的力量。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斩断了任何的侥幸期待，迫使教会转向仰望那独一的圣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期间教会却空前复兴，在福建、广东、河南都有明显的发展，尤其以被作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浙江温州最为突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文革”相比）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稍为宽松。而教会的政治观念虽然也相对开放，但非此即彼的模式没有改变：疏离或对抗。我们可以认为疏离的做法不够勇敢，但不得不佩服对抗者的勇气（只是不要过分宣扬受苦的经历就好了）。这背后不仅有信心的问题，也与那时代的神学背景息息相关。
清末传入中国的新教宗派众多，神学源流也很多样。经过西方宣教士和本土牧者发起的“自立”运动的努力，许多宗派联合成为新教派（如中华基督教会）。经过解放后三自运动的改革之后，加入三自系统的许多教会逐渐淡忘了原先的神学观念。而家庭教会主要是敬虔传统（如以倪柝声思想为代表的聚会处）。宋尚节的影响，加上在文革时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毫无疑问是神的作为），使得许多教会都较倾向于追求灵恩。但这两种属灵传统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太注重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相应的，也普遍不具有文化使命的异象。另外，在末世方面持清一色的时代论前千禧年观念，因此，对世代的看法十分消极。约在七八年前，笔者曾听过有人（录音）直接把红色政权对应启示录中的大红龙（启12:3-4），把毛泽东看成是终极的“敌基督”者（帖后2:2-4）。由于这些信念留给“二元论”（dualism）巨大的空间，使得大部分中国教会都忽视政治神学的建造。在公共领域中的事务，拱手让给“不信派”（接受自由派神学）之徒。直到90年后，许多知识分子受洗入教，在政治方面才开始有了新视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透过对话，促进政教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因为对于多数“初入教”者，福音的热心常伴随着英雄主义。由于信仰的根基较薄弱，对圣经的研究也尚属粗浅，很多的观念都“未受割礼”。这也可能造成世俗人文主义在教会中的泛滥。另外，对话的时机并不是单在教会的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诚意。最后我们还要强调，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时代的限制。我们需要时时谨记这一点。
三、重建政治神学的依据与可能的途径
1. 单拜他
“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一切的偶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我们不否认，基督的福音会遍及万国万民，神的教会也将超过万有（弗1:18-23）。这是那独一的上帝所定的目标，完成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根据上帝所定的原则。基督为我们作了榜样：拒绝向撒旦屈服，而单要敬拜他（太4:9），即使魔鬼以万国作为交易。最终魔鬼唆使犹大出卖耶稣，更鼓动犹太人杀死他，以为可以给耶稣以致命一击，但上帝的工作却成就了。历史显明，教会越受逼迫就越兴旺，而且，信仰也越纯洁。因此，基督徒无论面对亲基督教的君王，还是反基督教的政府，都应当站立得稳。法老的残暴不会消灭真以色列人的敬拜。
综观全球教会扎根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不遭遇逼迫的经验。在耶路撒冷的伊始阶段是如此，进入欧洲的经过更是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公民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罗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反，相信无神论被看成是可耻的行为。但为什么基督教却遭遇疯狂的压迫？
因为基督徒们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的立场，不肯称凯撒为主，也不跪拜皇帝像。自尼禄（Nero）之后，罗马的十个皇帝不断加大对教会的打击。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能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暴君们的毒手。而今，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瓦解，但基督十架却巍然矗立于其曾经的版图上。
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性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上帝在旧约所记的真理：顺从神，必然蒙福；背叛神，必然遭殃。（申28:1-45）因为除了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2. 双城记
基督徒不拜皇帝，除了惹怒皇帝外，被怀疑有政治野心也是遭遇严重逼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群不服皇权的玩命分子很可能是国家未来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但定时聚众（礼拜天），还不时宣传一个新国度即将降临（天国）。而且其发展极快，执政者岂能掉以轻心呢？事实证明，后来的梵蒂冈让不少欧洲君主吃尽苦头。如此基督教怎不叫人担心？！
我们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也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交托人类管理全地的使命。但上帝是否把世界的任何事务都交给教会呢？上帝拣选教会是不是成为世界的新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成为执政党呢？入教意味着参军吗？亦或世上的事务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教会则另有所托呢？即使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使命的交叉，但作为基督徒在天国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二元冲突是约翰福音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在历史之中，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俗之城终究要成为过去，但神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约一2:17）罗马可以灭亡，但主的国不朽。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召出来，不是为了建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的帝国，而是赐予天上的一座城。（来11:9-10）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就不难看出，把信仰与政治混为一谈是混乱天国福音的本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半点要颠覆罗马的意思。
他也未曾交给门徒这样的使命（起先门徒却误以为有此使命）。在福音书中他明确地告诉人们：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18:36-37）今天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业的教会，应该好好领会基督的深意。尽管一千多年过去了，梵蒂冈对这一段经文却仍然留下一知半解的迹象：教会拥有军队。我们看不出这与基督的事业有什么联系。“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应该把基督对彼得毛糙行为的这句责备“烙在心上”。我们不能忘记，犹太人的巨大悲剧恰恰就在于把基督的事业理解为可见的军事行动。一句“天国近了”，吸引了成千上万期待弥赛亚国度的以色列民，但几乎无人明白基督要建立怎样的国度。甚至连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也浑然不知。基督再一次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因为“天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里”。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在刀剑里，却在“为义受逼迫的人”的生命里。（太5:3，10）当我们与世俗有别，不被世上的事缠累，思念属天的事，爱逼迫我们的仇敌时，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被上帝呼召，借着基督的救恩“脱离世上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继而不断成长，直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完全掌权；最终成为“圣洁的国度”。（彼前2:9；彼后1:4）这就是上帝召我们的目的。教会为此而存在，基督徒为此而活着。（太6:33）教会要依靠基督的权柄与圣灵的同在，战胜魔鬼的残余势力，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成为世界的光，引领众人面向属天的事；使世上那些可怜的灵魂，因基督的福音大得安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的含义即在于此。
因此，基督徒在世上无意建造帝国大厦，乃是过寄居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积囤财物的无知财主，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但这不是说基督徒认同遁世的人生观，相反我们需要格外地殷勤，因为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又是天国的子民。作为个体基督徒，我们在国家有从事任何正当行业的自由，但基督的教会被选召，却是为了更加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见证，我们是专心致志于属灵国度的群体。透过此，点燃上帝子民的盼望的同时，也显明那些举着基督教旗号却“以地上的事为念”之辈的虚假。使所有上帝的子民戒除重建巴别塔的野心，活出天国子民的卓越品质。
3.三重天
鉴于中国教会的特殊处境，我们尤其需要敬虔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查考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神学，对我们别具意义。上帝的旨意不在民族主义那里，也不在祭司群体那里，却是在令人反感的先知那里。以色列的被掳，对成就上帝的福音以及使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中国教会也有某种类似的经验！愿主赏给我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弗1：17-21）
被掳期间如何对待不敬畏上帝的异邦政府？先知的第一个呼吁是——认同。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犹大举国上下磨刀霍霍，准备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决一死战。无数祭司祈祷着，乘机而起的“先知们”也发表激动人心的乐观“预言”。可在这时候，有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向巴比伦投降！他的信息激起了更大的民族愤慨，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清醒地认识到，巴比伦乃神所兴起的国家。他的信息伴随着涌流不止的眼泪，哭求犹大人能认同尼布甲尼撒的权柄。以色列的亡国是命定的，绝无幸免的可能。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去联合国际社会，只会更加激怒迦勒底的官兵。埃及不是救命稻草，没有人能救选民脱离上帝借尼布甲尼撒之手所施行的审判。犹大诸支派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为什么会遭遇灾祸？究竟在何事上得罪神？但犹大君王和百姓却置若罔闻。不仅不思忏悔，反而到处寻求“政治的智慧”，企图从他处蒙拯救。如耶利米所言，他们只会加深自己和民族的灾难。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仿佛看见这位落寞憔悴的先知在废墟上泣不成声，为自己的家、为这个愚顽的民族吟唱着令人断肠的诗篇！除了难以言喻的悲痛，先知也心存盼望（哀2:11；3:19，21）。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年轻先知（41岁）即告别人世……
短暂的中国新教历史，却经历了无尽的长夜。缅怀至此，无数人常常以泪洗面。多少痛切祈祷之声，如入深渊。因为迟迟不见上帝的安慰。（哀3:8）我们也曾经象愚蠢的以色列人一样，多方寻求别国的救援。如同他们的遭遇一样，没有任何的拯救来到。只是到如今我们尚未谱写出忏悔的哀歌。度过特别岁月的一些人，却把受苦的经验当作属灵地位的资本。基督徒的生活中，犯罪不是受苦的唯一原因，但我们需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哀3:40）。据宋尚节《灵历集光》，当时中国教会罪行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牧师领着外国差会的工资，形同雇工；淫乱成风（所谓基督徒总统也概莫能外），甚至连牧师都纳妾！当宋尚节到北京布道时，由于严责教会同工罪恶，引起不少人的仇恨。其中有一个长老甚至在聚会中携带手枪，准备伺机暗杀宋尚节。简直是黑社会长老！宋尚节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最难悔改的是牧师、长老，其次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如果是个别人很正常，但不幸的是很普遍。据40年代的一位神学生回忆，他们全校师生根本不谈圣经，也不祷告。他常常祷告，却成为全校嘲笑的对象，有时候还会被偷袭。这是上帝的家吗？教会表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殿。如同希律所建的圣殿一样，上帝要借罗马人之手拆毁——直拆到根基！教会的另一个重大的罪，就是不传福音。如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忘记“使万民得福的使命”。上帝用极端的方式，使门徒四散到各族各方。许多惊惶失措的基督徒，如被捅了窝的蜂群一样涌向他乡。不过，这却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输出——大量的输出！不然，就不会有今日海外华人教会的局面。我们可说什么呢？不如只夸自己的软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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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是被掳先知在异教国家的积极榜样。
通常当一个统治者用军事征服一个群体后，接下来往往就是文化征服。透过教育，同化他们的习俗，进而归化非己族类的异心。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了无新意。成功殖民犹大国后，他迅速成立“党校”，将聪慧的犹太少年招入其中而加以“熏陶”。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巴比伦名字，教他们巴比伦文字，期望他们能真心拥护他的政权。犹大族中有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1:1-7）这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机会。无疑，他们乐于接受这个面对挑战的机会。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犹太少年们的前途可谓凶险。入校之初，就要和巴比伦的偶像打交道。面对不洁食物，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但他们凭着信心选择了拒绝。感谢上帝他们得以平安逃过一劫！尝过第一回合较量的得胜，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长。不久，他们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朝廷。成绩反映了他们对参政态度之积极。
令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异教徒在巴比伦的朝纲中成为政治明星。尤其但以理，更是如日中天。历经几个不同国家和朝代，都被委以重任——首相。一般的印象中，如此老辣的政客必是奸邪之流，但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有过人的智慧，为人却十分光明磊落。从他被扔狮子坑一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和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不拜皇帝像一样，但以理也愿以性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来不想含糊自己的信仰，哪怕与皇权对抗时。正是他们向上帝的赤诚之心，产生了众多神迹。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者也必须臣服在至高者面前。除了他们怀着殉道士之心参与异教徒的政治外，他们的智慧也是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智慧是源于他们美好的灵性。上帝的同在，使他们超过所有的同事。他们的荣耀见证，使犹太信仰得到异邦的尊重。此外，他们的品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忠诚、谦卑、廉洁、正直，是获得君主信任的关键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促进国家的福祉。后来巴比伦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是巴比伦王犯罪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呼唤真正的爱国者。基督徒们，现今是你们应该效力的机会。首先，必须牢记仕途的凶险，但也要相信上帝保护的奇迹。奇迹来自信心。正是愿意为信仰摆上的勇气，使不敬畏神的君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国家，干部中也不是全无基督教代表，但少有人愿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至今仍是使命未了。其次，为国为民常存忧患之心。我们社会的腐败现象，描述显得多余。除了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去有效地改变。这就是你政治智慧的考验。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性，一生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异教国家。
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外，末底改和后来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都曾为波斯政要。更加极端的是以斯帖，她竟成为波斯王后。因为她深刻地理解上帝的安排，知道皇后的地位，是为了民族的危难时候，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重建，是被掳时期最后一批先知的异象。
按照上帝的预言，70年后必回归。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36年的先知们，回归并重建便成了他们侍奉的重点。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再到尼希米，约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方告完成。
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工作重点是建造圣殿和圣城。拥有圣殿虽不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却是健全的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礼仪的恢复（对犹太教至关重要），更在于信仰自由的见证。因此，建造圣殿或圣城的成败，是政教关系的最直接体现。起初，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波斯王古列下支持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在亚达薛西年间被责令停止，直到大流士（Darius）之时才恢复（拉4:5）。这期间，他们与政府的对话从未停止。在许多先知的激励下，以色列的几代领袖几经艰辛建成“新耶路撒冷”。除了圣城、圣殿，更重要的是圣道——重建以色列人的内心圣殿。这是文士以斯拉的主要工作。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7:10）。以悲戚的心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透过旧约圣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拾祖宗的守节传统。（尼希米记8章）节日的恢复，不只是崇拜生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犹太传统（圣经）信仰的传承。根据律法，以斯拉毫不犹豫地驱逐那些闲杂人，保持犹太血统的纯洁（以斯拉记2章、10章）。我们也许很难接受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怀有弥赛亚盼望的犹太人绝不会手软。因为弥赛亚必须出自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
中国教会的重建势在必行。上帝把我们放在如此戏剧性的21世纪，如果你能领受，就把它当成中国教会重建的世纪。不过，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重建？重建什么？
犹太人被殖民不到十年，（在无数假先知的鼓动下）约雅敬和后来的西底家就寻求独立。那是犹太被彻底掳掠的祸端，因为不是上帝允许的时机。我们务要防备那些好说预言的人，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装成光明的天使”。请特别倾心（五旬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要格外留意。以色列的回归，不是因为某个“先知”在异国他乡大声疾呼的结果，而是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如同以色列人的回归一样，我们要留心政局的变化，清楚上帝的引领。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以我们的信心、行为、智慧，在君王臣宰面前荣耀上帝的名，无疑是最重要的使命。使无论“巴比伦”还是“波斯”都知道上帝的荣耀。然后建造圣殿的时机才会到来。上帝的时间固然是绝对因素，但在这之前，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预备等候。我们觉得预备好了吗？也许各人的回答很不一样，这与如何理解第二个问题的逻辑有关。
上帝虽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但他却晓谕摩西、大卫建造会幕、圣殿。说明圣殿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教堂，我们很难有庄严恢宏的崇拜，也很成为“城造在山上”的见证。因此，对于经历了许多年“神的殿荒凉”的家庭教会，建造圣殿是迫切的任务。从目前看，许多地方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对成熟，因为为数不少的信徒都住在“天花板的屋”（该1:4）里。是否能成，一是看地方政府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二是看教会领袖的成熟程度（无论在属灵方面，还是公共领域）。但这只是中国教会现阶段的初步目标，尽管其中可能会费尽周折而拖延时日。“尔当以真道自建”，才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拥有自己的教堂或单次聚会人数增加，都要求我们对崇拜有全面的调整。崇拜不仅仅是程序或方式。崇拜的调整意味着，要求我们对上帝、基督的救恩、圣灵的作为有严谨的认识。否则，我们很容易失衡。当犹太人经过70年的洗礼后，所有杂七杂八的其他宗教才从他们中间彻底弃绝。上帝透过“不法之人”的手，摧毁了过去教会的无数“成果”，但也留下“余民”回归重建，成就他的旨意。而重建的主题永恒不变——在上帝的律法中归正。同理，圣经信仰的传统，应该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不仅仅相信圣经的权威，必须立志研究到“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以教导百姓。否则，我们若对真理的认识只是一鳞半爪，灵性上也必然破碎不堪！许多年来，我们遭受的痛苦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以现在中国教会大多数牧者的水平，恐怕多多操练爱心更加明智，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不仅中国教会的许多牧者普遍忽视神学建造，就是很多以学术为业的文士也缺乏承担。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神学大师，但我们必须有扎实的神学素养，尤其在中国教会面临转型的时候。没有神学传统，我们的敬拜、灵修、治理、事工都会混乱不堪，不是墨守成规，就是见机行事。在这方面，我们可说很不成熟，但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最后是圣洁生活的建造。拥有华丽的教堂、丰富的典籍，若没有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讨神喜悦的可能。长久如此，再次遭殃只是时间问题。“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
愿上帝保佑中国！阿们！
发表于 2020-6-20 1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