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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召会不是邪教—— 我为地方召会做辩护
非著名律师
非常偶然的，在网络上得到一个消息，说是2008年十一国庆前后，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地方召会的聚会被有关机关查处，主要涉案人员是大学生，相关人员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学校开除，有的被处以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由于时间、地点、人员、案号等言之凿凿，所以本非著名律师姑且认为该消息是准确的。出于律师辩护的本能和基督信徒的关切，我打算主要从法律方面，为他们做无罪、合法的辩护。（严格来说，政府也没有定他们的罪，因为没有走刑事程序；政府只是认为他们违法，但情节相对轻微。）考虑到召会普遍不受欢迎，我的辩护可能会给我带来些麻烦，所以首先声明：我不是召会的信徒，也未曾受到任何召会成员的委托，因此，此篇辩护词对于案件来说只能算是旁观者言，但是有耳愿听的，就听听吧！
一、邪教不是以名号而定的；实施邪教行为的才是邪教
政府在本次处理北京和杭州两地召会的过程中，认定他们是邪教的依据，似乎主要是其“地方召会的名号”。既然国家已经认定“地方召会”是邪教，你们还要以“地方召会”的名义来聚会；国家已经认定《圣经恢复本》是邪教书籍，你们还要读《圣经恢复本》，还要读《晨兴圣言》，那么你们就是邪教。
但是，政府认为李*洪*志是邪教头子，难道任何名字叫做“李*洪*志”的人都是邪教头子？显然不是。当政府说“李*洪*志”是邪教头子时，是在说“宣扬法轮大法”的那个李*洪*志；而只要宣扬“法轮大法”，就是邪教行为，而不论是否叫做李*洪*志。所以，认定邪教不是依据“名字、名号”，而是依据行为。同样的，不能仅仅从召会的“名号”上来认定是否是邪教；一个召会，只要实施了邪教行为，那么她就是邪教，无论她叫什么；而一个召会，只要没有实施邪教行为，就不是邪教，也无论她叫什么。实施邪教行为的，才是邪教。
根据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凡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应当认定为邪教组织：
﹙一﹚冒用宗教、气功等名义，建立非法组织；
﹙二﹚神化首要分子；
﹙三﹚制造、散布迷信邪说；
﹙四﹚利用制造、散布的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
﹙五﹚有组织地从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活动。
本案中，如果北京杭州两地的召会符合上面的五项特征，才可以定他们是邪教；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以“地方召会”的名义聚会，就以邪教来对待处理。就是说，如果地方召会有符合上述邪教特征的教导，如果《圣经恢复本》和《晨兴圣言》有符合上述邪教特征的教导，才可以认定他们是邪教和邪教书籍。
二、呼喊派、地方召会最初被定为邪教是因为“反革命”的言论，而本案的地方召会没有。
很明显，本次案件中两地的召会受到了“呼喊派”的牵连。下面是关于早期打击呼喊派时的说明文件。
从上面引述的这段材料可以了解到，最早将呼喊派定性为邪教，是因为当时政府认为其接受“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利用宗教形式渗透到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冲击和抢占教堂，冲击党政机 关和公安部门，叫嚷要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抗到底。”这是典型的“反动、反党、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行为。
1987年政府又一次打击呼喊派。原谅我搜集不到这次打击呼喊派所依据的文件和理由。
如果打击呼喊派的理由，就是政府所陈明的“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下，利用宗教形式渗透到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冲击和抢占教堂，冲击党政机 关和公安部门，叫嚷要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抗到底”，那么很显然，本案地方召会并没有类似行为。
在上述官方打击“呼喊派”的早期文件中，看不到对“呼喊派”的另一项重要的指控，就是“常受主”，似乎这个罪名是在打击“呼喊派”之后才有的，而且似乎也没有公开文件。倒是在中国南方家庭教会影响巨大的领袖“林献羔”所写的一本“中国的异端”的小册子中，明确指控“以李常受为头子的呼喊派，高举李常受，敬拜李常受”，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但是这个小册子以讹传讹，又没有版权而广泛流通，对打击呼喊派应该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舆论作用。如果“呼喊派”果然将李常受这个人尊为“神”，尊为“主”，那么根据法律，“呼喊派“的确有邪教的嫌疑。但是，李常受曾多次声明这是错误的教导，并禁止这种说法，同时发表声明与持这种说法的划清界限。所以，如果有的地方召会神化首要分子，具有邪教的嫌疑，那么反对这种说法的其他地方召会并没有神化首要分子，就不应当有邪教的嫌疑。
神化首要分子是邪教的重要特征，而本案的地方召会显然也不具备这个构成要件。
三、召会是一个“笼统的叫法”，此召会不是彼召会。
政府文件以为“呼喊派又名地方召会”（厅字[1995]50号），这是对“地方召会”的巨大误解。地方召会没有名称，或者说"地方召会"不是一个名称，这是描述召会的地方性和显出，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召会。因此，各地方都有各地方的召会，而各地的召会是属于各自地方的。每一个地方召会在行政上是独立的，所以没有中央总部。不该以为有哪一个特定的召会是带头的召会；所有的地方召会在上帝面前都有同等的地位。
其实，所谓的召会，是对希腊文“ekklesia”（希腊字母不是这样，在下不懂输入希腊文，也找不到黏贴，就以英文字母充数，见谅，下logos同）的另一种翻译。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如聚集、会和、会众等，当然会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华人教会比较熟悉的翻译是“教会”。但是任何翻译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似乎每一种翻译都可能有所偏重又有所遗漏。“召会”这种翻译强调了“会众”是“蒙受呼召”而形成的，而“教会”这种翻译倾向于强调“以上帝的话语教导”，两种翻译各有千秋，但不能断然说哪一种翻译是错的，不好的，更不能单单从这个翻译的不同上来断定谁是异端邪说，谁是邪教。比如希腊文“logos”，和合本翻译为“道”，恢复本翻译成“话”，学者刘小枫翻译为“言”，怎么好单单从翻译上来断定是非？
因此，召会只是教会的另一种说法，不能泛泛的认为：凡是以“地方召会”的名义聚会的，都是邪教。邪教的定性应该是针对个案的，而不是普遍的；在认定邪教时，只能认定这个“召会”是邪教，那个召会是“邪教”，而不能说凡是“召会”都是邪教；此召会不是彼召会，此召会是邪教不代表其他召会也是邪教。只有奉行邪教教导、邪教行为的，才是邪教。
四、本案北京杭州两地召会的聚会，没有邪教的教导，也没有邪教的行为。
传说中的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杭劳教字（2008）第1442号 《劳动教养决定书 》写到：
【杭州市公安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指控：自2007年11月以来，叶希楼在本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榭里小区3幢2单元602室其暂住处多次租住褚某某、郑某某等多名学生学习《晨兴圣经》、《旧约圣经恢复本》等邪教类书籍，从事"呼喊派"邪教活动。
本委经审理查明：自2007年11月以来，叶希楼在本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榭里小区3幢2单元602室其暂住处多次参加邪教聚会活动，组织褚某某、郑某某、曹某某等多人学习《晨兴圣经》、《旧约圣经恢复本》等宣扬邪教的书籍，灌输邪教思想，组织参加邪教活动。2008年9月2日9时许，叶希楼在本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榭里小区3幢2单元602室非法聚会时被公安机关查获。”】
简单的说，本案认定当事人从事邪教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阅读了《晨兴圣经》，《旧约圣经恢复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所谓《晨兴圣经》，实际是《晨兴圣言》。
如果这个召会聚会时像当年的呼喊派一样，“接受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利用宗教形式渗透到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冲击和抢占教堂，冲击党政机 关和公安部门，叫嚷要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抗到底”，那么我无话可说；
如果这个召会聚会时宣扬法律规定的邪教思想，神化首要分子啦、制造、有组织地从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活动啦，那么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他们并没有政府文件规定的呼喊派的反革命行径，也没有法律规定的邪教行为，那么，又凭什么认定是邪教呢？只因读了两本书？
只因为读了两本书就被认定是邪教活动？这是两本什么样的邪教书籍？这两本书在哪里、那段话宣扬了何等的邪教思想？是反党反政府的反革命，还是神话首要分子？是违反了那份政府文件还是违反了那部法律的那条那款？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说清楚吧！
答案是:没有！
《晨兴圣言》不过是信徒经常阅读的灵修书籍，和众多教会使用的灵修书籍一样，顶多是教义不同；而《恢复本圣经旧约》不过是圣经的一种翻译版本加上翻译者自己的注释。如果说引起争议，《恢复本圣经新约》争议应该更大！比如关于启示录的寓意解经，指责天主教、更正教、基要派都错了。但这是神学上见解的不同，和邪教、和国家法律无关。
五、地方召会和其他教会之间的分歧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只有在触犯人身、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法律才可以干涉，这就是政教分离原则。
一方面，地方召会的确有自己的独特说法和教义，比如召会、恢复、那灵等，但更多的是众教会误解了地方召会。中国南方家庭教会影响很大的林献羔（人尊称其为“林伯”）写的小册子“中国的异端”，其中将“呼喊派”称为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异端。其中不乏误解。该小册子还称“天主教”是异端，或者不足为训。但是影响不容忽视，似乎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视“地方召会”为毒蛇猛兽，一听“那灵”就马上警觉。
使徒信经往往被视为鉴别教会正统与否的试金石。地方召会不仅认同使徒信经，而且认同尼西亚信经。当然，并非认同两个信经的都算正统，即使认同两个信经，仍然可能被指认为“异端”，如形态论的撒伯里乌主义和次子论的阿里乌主义。但是无论怎样，这只是教会信仰上的事情，是神学见解上的事情，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而不是关于邪教的法律问题。法律无法断定教义是否正确。只有当教会的教义和作为，侵犯或者煽动侵犯人民的健康和财产，威胁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法律才有干涉的必要和可能。教会内部的争端，只要不涉及这些，法律和政府就不应当干涉，这就是几百年来的政教分离。法律的归法律，信仰的归信仰。
六、邪教的法律处分原则：对邪教的定性与处罚应当由司法机关主管，不应由行政机关或者宗教管理部门来认定
我国颁布了不少关于邪教的法律、司法解释。邪教的处理问题应该纳入法律的程序。是否是邪教应当由法庭来裁决；如果要定罪量刑、剥夺自由，更应当由法庭依据法律裁决。但是本案的处理方法完全游离于法律、法庭之外：行政机关自己做主认定谁是邪教，自己做主对邪教进行处罚，自己做主剥脱相关人员的自由进行劳动教养——这无论如何都是违反法律的。立法法更有规定，剥夺自由的事情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且不能授权立法！通过劳动教养来处理宗教问题，规避司法审查，不利于澄清事实，不利于教育群众，还会造成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总之，本案中仅仅依据两本根本没有邪教教导的书籍来认定邪教，是错误的。邪教应有邪教的教导和行为。本案当事人没有法律和政府文件所列明的邪教行为或者邪教教导，因而不是邪教。本案仅仅通过劳动教养程序，涉嫌程序不公和程序违法。在政教分离的时代，法律不应当处理教义的分歧，只有当教会侵犯人身健康和财产、威胁社会和国家安全时，政府才有干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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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11: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