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复活主题

杨宁

梁 坤*
[论文概要] 在启示录精神的感召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将重寻上帝、复活耶稣基督的本原精神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耶稣基督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此多样而强烈的基督学倾向似乎是从文化内部克服19世纪以来俄罗斯宗教危机的一种表现。它将俄罗斯文化转向自己原初的理念和渊源，倾注着最后的希望。
[关键词] 20世纪 俄罗斯文学 基督复活

在形而上的层面，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同样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终极性与末世论的特征。在无神论时代，在听不到教会声音的地方，在全球性的自然与人的灾难性的、启示录的背景下，文学“先知们”借用福音书的叙事又不拘泥于传统，融入“基督教的革新者”的“新基督教意识”和对时代的思考，纷纷撰写自己的“福音书”，创造新的“伪经”，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耶稣基督的复活，呼唤仁慈和悔罪，进而将人们汇聚到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由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道的独特景观——耶稣基督成为20世纪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一

从思想渊源上看，俄罗斯人观念中弥赛亚主义这一历史的基本主题直接导源于对耶稣基督复活理念的执著。俄罗斯东正教是民族文化和基督教教义共生的一个范例。基督教从988年被引入罗斯，其洗礼、教理、礼仪和圣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农民基督教的倾向是将福音书作为日常导师。无论是从接受史还是从精神气质的认同方面，强调复活的约翰福音在斯拉夫东正教传统中不是“第四”、而是“第一”福音。根据圣基里尔的冗长的传记，斯拉夫的启蒙者正是从约翰福音开始将福音书译成斯拉夫语，从而开启了在俄罗斯极其普及的福音书原型，复活因而成为东正教的基本主题。
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最受重视的是基督的受难、复活和与之相连的复活节这一“节日中的节日”。不仅在信仰中，而且在社会文化层面，庆祝复活都成为重要节日。这一点与重视基督的诞生以及圣诞节的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版本形成鲜明对比。圣诞节与复活节的区别在于，它不与不可取消的地上的死亡直接相连。基督降临尘世唤起的是更新和启蒙的希望，作为复活的拯救则直接指向天上的报偿。东正教传统源于承认基督的神人性质，更接近他天上的属性（神的说情者），天主教和新教则更切近这一属性地上的一面（即救主是人子）。
与此相应，德国哲学家瓦尔特•休巴特（Walter Schubart, 1897-1941）把人划分为两种互相对立的类型：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主义的人和约翰的、弥赛亚的人。英雄的人把世界视为混沌，他能够形成自己有机的力量；它充满了权力欲；他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深地走向物质世界。世俗化是他的命运，英雄主义是他的生活感觉，悲剧是他的终结。现代性的日耳曼人就是如此。”约翰的、“弥赛亚的人感觉到在地上创造崇高的天上秩序的意向。……他想要恢复周围的和谐，这种和谐他在自身感觉到的。最初的基督徒和多数斯拉夫人都有那样的体验。”[1]使弥赛亚的人变得高尚的不是对权力的渴求，而是和解和爱的倾向。对于俄罗斯文化与文学而言，从宗教道德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牺牲和拯救世界的愿望是最重要的。“‘约翰的基督教’这一名称常用来指俄罗斯的精神性，表示圣言在人的灵魂中的寓居，以及一种婚姻般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上帝从来不是争议或者权力的原则，而是流出‘新造物’的根源。”[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亦可作为佐证：“拯救世界就是消除基督和世界——上帝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对立，就是基督渗透到世界的各个细胞中去，就是世界各个部分自由地接受基督。”[3]别尔嘉耶夫如此阐释这种普世拯救的激情：“俄罗斯人的整个精神能量都被集中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对民族的拯救，对世界的拯救上。其实，这个有关全体拯救的思想是典型的俄罗斯思维。”[4]
这种“弥赛亚人”的启示录情结和复活节意识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殊途同归。在古代记录圣徒生平的文学中，有很多东正教圣徒、苦修者和遵守教规的大公的形象，基督形象却是缺项。因为在虔诚的教徒那里，上帝需要的是无声的崇拜，任何以卑微的人言进行的再创作都难免会有亵渎圣言之嫌。而绘画和雕塑则由于是另一种语言——可见的形式（线条、结构和色彩）来翻译圣言而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世界文化史上，基督的形象从来都是最富有吸引力的题材，几个世纪的绘画连成了对基督的尘世道路的解释，这在拥有拜占庭传统的俄罗斯东正教艺术中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即使是在宗教创作中制定了表现圣容与圣事的严格规范，艺术探索的空间也还相当广阔。俄罗斯传统的圣像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宗教绘画有着深刻区别：其色彩不是尘世的可爱，而是超越尘世的精神性。其中，耶稣基督是作为为拯救世人而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精神范型而同圣母一起受到敬拜；在克拉姆斯柯依 (И.Н. Крамской, 1837-1887)、格 (Н.Н. Ге, 1831-1894)、安托科利斯基（М.М.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1842-1902）[5]等19世纪俄罗斯的世俗绘画和雕塑中，基督更多的是被表现为道德楷模，是那些由于环境因循守旧、不被理解和遭受不公正迫害的饱受磨难的好人的最高理想。阿•安•伊凡诺夫(А.А. Иванов, 1806-1858)的巨幅油画《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准确地表达出人们对基督的期待和俄罗斯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拯救的思想。画家涅斯捷罗夫（М.В. Нестеров, 1862-1942）作于20世纪初的《神圣罗斯》、《在罗斯》（民族魂）、《通向基督之路》的油画都继承了这一主题。富有意味的是，《在罗斯》（民族魂）一幅把基督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俄罗斯僧侣”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列夫•托尔斯泰（Л.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以及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Вл.С. Соловьев, 1853-1900)放置在人民的朝圣队伍中，跟在耶稣基督的圣像画后面。这三位先驱正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基督教的代表。这一画面因而成为俄罗斯民族魂的形象解说。
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自己对福音书的读解艺术地表现俄罗斯的世俗生活，创作出体现基督精神的形象。所有这些新基督教的艺术阐释都同以波别多诺斯采夫（К.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1827-1907）为代表的官方东正教的危机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也许，俄罗斯人唯一爱的是基督”（作家日记，1873年，第五卷）。他认为，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心里是以独特的方式，作为理想的人来接受基督的。因为“基督自古以来便是一种永恒的理想，人向往着这一理想，按照自然规律人也应当向往他”，“是人的理想的实现” [6]。在他笔下出现了梅思金公爵、佐西马长老、阿辽沙、马卡尔等形象，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叙事诗中，基督只是默默地吻不幸的篡位者。索洛维约夫提出神人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精神中找到了俄罗斯人所有善的特征的综合与完成。托尔斯泰为自己的福音书脱离了教会，在他笔下有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那样的民间的、农民信仰的体现者以及一系列后来小说的主人公。总之，基督作为最高理想的原型不是为悲剧性的、而是弥撒的处世态度所驱使，是拯救和改变人与世界的思想。

二

十月革命以后，反宗教的无神论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对基督的期待并没有因为社会历史变迁和虚无主义的影响而改变。天国的、真理王国的弥赛亚思想、对普遍拯救和普遍幸福的渴求已经溶入俄国人的精神血液，他们时刻期盼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等待着公正审判之日，并在终结里等待弥赛亚的胜利和弥赛亚千年王国。”[7]倡导无神论的结果反而导致了宗教仪式的神话化，文学遂成为一种更深沉、更迫切的表达渠道。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被改写的耶稣基督形象主要有勃洛克（А. Блок, 1880-1921）的长诗《十二个》（1918），布尔加科夫(М.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大师和玛格丽特》（1928-1940）中的伽－诺茨里，帕斯捷尔纳克(Б.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日瓦戈医生》（1945-1955）中的耶稣，顿博罗夫斯基（Ю. Домбровский, 1909-1978）的《乌有之物系》（第1部—1964; 第2部—1975）的“基督审判”手稿的主人公，艾特玛托夫(Ч. Айтматов, 1928-2008)《断头台》（1986）中地上正义王国的热情传道者拿撒勒的耶稣等等。总括而言，对基督复活主题的表现主要有两种类型：
其一，基督作为一种理想的精神范型在作品中出现，启示着这个革命与混乱中等待新生的世界。
勃洛克的《十二个》确立了这一新传统的开端。《使徒行传》中记载，在五旬节（也是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这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听了使徒彼得的受了神的默示的讲话以后，“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兄弟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8]在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暴风雪中，耶稣基督谜一般地出现在由十二个红军士兵组成的巡逻队伍前面，默默地引导着他们前行的方向。这一队没有十字架、不具圣名、但能够悔过和净化的士兵与圣经中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一连诗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结尾，恰恰反映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对革命的理解和内心的期待。对勃洛克而言，基督是人们正在建设的新世界的象征，尽管是在血腥的道路上，他们仍在创造纯洁、正义与不流血的世界。基督的幻象把局部语境引向基督教的历史语境。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诞生于卫国战争刚一结束所出现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中，作家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对悲剧性的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福音书解读，小说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预言，它首先预言了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中的新基督主题和象征主义传统的复活。耶稣受难与复活的意象在主人公的命运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奏。日瓦戈医生的名字就象征着复活。福音书中写道，在耶稣受难后第七日，几个妇女来到他的墓前，这时有两个天使前来：“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Что ищете Живаго съ мертвыми）”[9]。这一形象被基督的主题“照亮”。在《客西马尼林园》一诗中，诗人以福音书文本的精神重塑了基督的形象，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

我虽死去，
但三日后就要复活。
……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从日瓦戈的诗中可以找到“神秘的受难结构”，同情与共同感受基督的激情，直达的象征意义、最终，是小说的一个关键思想的实现，即“人”只有从基督的现身“开始”，使这一体系具有了牢不可破的价值。
其二，是以《福音书》为原型重塑耶稣基督的形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顿博罗夫斯基的《乌有之物系》和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
在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建构未来小说的大厦并发表了散文片断时（后来在修改稿中加了进去），他的同时代人布尔加科夫已经接近完成《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最后一稿了。两部小说构思迥异，却都贯穿着一个相似的与基督相关和共同参与基督教创造历史的历史哲学思想。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艺术家和大师，思想及创作倾向聚焦于福音书故事，各自都在小说里创造了新的伪经文本。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日瓦戈医生》中的基督复活主题是以隐性形式表达出来的，而《大师和玛格丽特》则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借用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传统，把基督的生平传记引入小说叙事的尝试。
布尔加科夫以伦理学家的价值判断和唯美的笔法重叙福音书的故事。大师所创作的约书亚的故事作为小说中的小说经由魔王沃兰德的讲述、伊万的梦和玛格丽特的阅读呈现出来。作家对《福音书》中耶稣受难前同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的对话进行了改造，着力描绘那一永恒情节的画面：在“无情的耶路撒冷的夕阳”中，在宫廷的玫瑰色柱廊下，约书亚无罪受审，在十字架上痛苦扭曲的身体、客西马尼林园夜莺的引吭高歌。耶路撒冷的章节穿插于现实世界与魔幻世界之间，相隔两千年的不同时空通过融合变成了共在（со-бытия）。俄罗斯的历史被从犹太历史的角度加以评价，以期以历史的追光映照现实。流浪哲学家约书亚－迦－诺茨里宣讲对人世间“真理的王国一定会到来”信心；他不仅被写成布道者，而且体现了超越世俗权威的自由精神，反衬出人类最可怕的缺陷——“怯懦”；他坚信人心向善的本性：“一切人都是善人，恶人在世上是没有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王国”的追求和对善的信仰正是他永恒的精神力量所在。约书亚所代表的逻各斯为彼拉多提出“真理是什么？”这一永恒的追问提供了契机。这一形象在这里是完全人化的基督，作为人的正面理想的化身，成为小说另外两个层面主人公——现实世界的大师和魔幻世界的沃兰德的精神归宿。
尤里•顿博洛夫斯基的小说《乌有之物系》可以同步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相提并论。同样是一个曾经被禁止发表的文本（西方于1978年出版，苏联杂志发表于1988年），其影响进入俄罗斯文学的基督教传统。小说从1964年9月10日写到1975年3月5日。“这所有不愉快的故事都发生在距离人民领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降生58年，距离基督降生1937年的恶劣、炎热、孕育着可怕未来的一年的夏天。”五部小说的核心第三部是关于基督十字架受难的叙事，这些叙事章节既是基督教复活节前一周的布道，又是神学预言同勒南的历史学传统的争论。同《日瓦戈医生》一样，俄罗斯的历史在此成为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作品首先指向耶稣同彼拉多的冲突。基督形象的出现拓宽了特定的活动场地：阿拉木图、博物馆、发掘、考古学、渔民等等——这是某种全世界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舞台。布道者安德烈神甫没有屈服于压力，他的形象在小说中成为俄罗斯神甫们受难道路的象征。作家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深度，不是救世主带给世界的“福音”的本质，而是20世纪艺术创造的心理；在专制主义迫害的世纪，个人同粗暴地侵犯他的事业和生活的权力的痛苦关系。在小说的核心冲突中，在那些关于人的本性、关于恶的本质，在关于特殊年代里人们体验最深刻的迫害、背叛、受审、救赎与牺牲等永恒问题上，清晰地透射出福音书的超越历史之光。在尤里•奥西波维奇为补充小说第三部分所选择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梅列日科夫斯基著作[10]的引文。
1986-1987 年《新世界》杂志发表的三部作品——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田德里亚科夫（В. Тендряков, 1923-1984）的《谋求幻影》、卡列吉娜的《宁静的墓地》以特别聚焦的形式表现出文学中的基督教主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艾特玛托夫的力作。为救赎危机中的人类，作者着力塑造了新基督阿夫季的形象，并让他从各个层面同耶稣基督建立起对应关系。他的名字“阿夫季”为《圣经•历代志》中的希伯来先知俄巴底亚的俄语音译，希伯来文意为“耶和华的仆人”。当年的“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今天的阿夫季如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对世界满怀悲悯的青年从神学院走向中亚草原的步履简直就是对耶稣基督步入苦难尘世的重复。在充满战争，暴行，杀戮，驱逐，不义和屈辱的危机时代，他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拯救人们的灵魂，将他们引上真理之路。他直接站到贩毒者、围猎者面前进行劝善弃恶的宣传。阿夫季和贩毒团伙头子格里申的对话与一千九百五十年前耶稣和犹太总督彼拉多在客西马尼的对话遥相呼应。后者出现在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的梦幻里。对话的总主题可概括为：什么是人类的最高真理？对话双方尖锐对立：彼拉多认为权力就是上帝和良心，世界秩序靠强权维持。人是卑微的，只追随帝王、服从权力和财富。耶稣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性发扬光大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在人世间尚未开始。人类的确崇拜权力，这正是人类的不幸。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起，人类经历了无数的罪恶和劫难，生活对于人类已经成了最后的审判，而导致世界末日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仇视。获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即忏悔罪恶，实现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就是上帝之子的复活。他要引领人们走向“没有凯撒政权”的正义与平等的王国，作家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阿夫季最终被围猎者吊死在盐木上，形似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耶稣曾经预言：“今后世世代代的人永远朝我走来。这就是我的再次降临人世。”阿夫季的精神探索便是危机时代上帝之子的所谓“复活”。

大致划分的这两种类型的作品都是建构在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很多研究者论及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布尔加科夫小说的呼唤关系，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的线索、其构思同契诃夫的某些小说（包括《大学生》和《大主教》）的共鸣关系等等。俄罗斯文学对这一恒久不变的主题的追索在思想家和诗人郭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тинович Горский, 1886－1943）[11]那里得到很好的阐释：“谁都不能也不会否定基督作为艺术形象的意义。即是说，考虑到现在每一个艺术家都必然会跟他迎头相遇，在艺术中追求某些重大使命。二者之一：或者这不是一个完人的形象，当艺术家面临重大使命——描写‘另一个’‘更完善’、我们更满意的形象（但是任何那样的尝试都通过特定的形象简化为‘描写野兽’、猿人）；或者这个人的生命是真正人生的理想形象，通常称为‘众多形象的形象’。在那种情况下每一条艺术道路都会与他相遇。人在临死前用来自我衡量的是这个也只是这个形象。这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产生每个艺术家都要说出自己关于基督的话语的必要性，用自己的故事补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福音书叙述的由来。这个故事是关于与那个向自己走来的人相遇，即使自己的他并不为人所了解。每一位艺术家都需要尽力通过作品成为福音书的编撰者。”[12]
在讨论基督复活主题的时候，还需要虑及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特殊的历史境遇，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在60－70年代写出的、直到后来才发表的作品也许并非全部，可能还会有同类主题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游离于公众的视野之外。然而，如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顿博洛夫斯基、艾特玛托夫的这些作品终于得以进入俄罗斯文学的全景图：他们所提升的主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艺术风格也还在被接受。如此密集而强烈的基督学倾向似乎是从文化内部克服19世纪以来俄罗斯宗教危机的一种表现。它将俄罗斯文化转向自己原初的理念和渊源，并倾注着最后的希望。虽然得不到正统教会的认同，却焕发出精神创造的辉煌气息。诚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主人公所言：“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真正伟大的艺术是约翰启示录，能作为它的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